学蔀通辨卷之二
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子静和云：「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卷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朱子续和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相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陆年谱]
译陆九渊说：“幼儿知道爱，长大知道敬，古代圣贤相传的只是这颗心。大概有了基础才能建造房屋，没听说过没有地基忽然成就高山。执着于传注反而使道路阻塞，刻意追求精微反而导致沉沦。珍重朋友间的切磋琢磨，要知道至高的快乐就在当下。”陆九渊和诗说：“墟墓的兴衰让人对宗庙产生敬意，这种心千古以来不可磨灭。细流汇聚成为沧海之水，卷石累积成就太华高山。简易的工夫终究长久宏大，支离的事业终究浮沉不定。想要知道从低处升到高处的道理，真伪首先要在当今辨明。”朱熹续和诗说：“德行义理的风流向来令人钦敬，离别三年更加挂怀。偶然扶着藜杖走出寒谷，又劳驾轿子翻越远山。旧有的学问相互衡量更加邃密，新的知识培养反而更加深沉。只担心说到无言的境界，不相信人间还有古今之别。”
朱子年谱谓其后子寿颇悔其非，而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是以子寿后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从善”之许，而于子静日益冰炭云[子寿名九龄]
十二月，朱子答张敬夫书云：「熹于文字之间，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为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真是意味深长也[王阳明采入定论止此]大学》《中庸》章句，缘此略修一过，再录上呈。然觉其间更有合删处，《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脱橐。《孟子》则方欲为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朱子文集]
王阳明节录此书入《晚年定论》，其欺弊有三。此书在既会象山之后，论《孟》集注未成之时，何得为晚？其欺弊一也。删去《学》《庸》“缘此修过以下”者，盖《定论》序文以为“中年未定”之说，思改正而未及，故于此删去“修过”之由，以弥缝其说也。谩人以为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删去“子寿兄弟以下”者，以讥陆之故，而特为讳避也。考《定论》一编，凡讥及陆学处皆删去，惟一二稍称陆学处则不删，其欺弊三也。只看阳明录此一书，便有许多弊。篁墩阳明专挟朱子手书，驱率后学，致后学亦以为彼据朱子手书，不疑也。此权诈阴谋，不合用之于讲学。
又按，张敬夫卒于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载。
朱子答吕子约书云：「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耶[朱子文集]
按文集，此书全文，乃有为之言，因人而发者。道一编，乃节录以证朱陆晚同王阳明，因取为《晚年定论》，亦是谩人全书。云：“向来疾证来书，以为劳耗心力所致；而诸朋友书，亦云读书过苦使然。不知是读何书？若是圣贤之遗言，无非存心养性之事，决不应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学问之道，至何益于吾事耶？况以子约平日气体不甚壮实，岂可直以耽书之故，遂忘饥渴寒暑，使外邪客气得以乘吾之隙？是岂圣人谨疾、孝子守身之意哉？”其全书首尾如此，盖为子约耽书成病而发，而因戒其读史之癖耳，非以读圣贤之书为无益也。今篁墩阳明删去首尾，欲使学者不知其为有为之言，而槩以读书为无益者，不亦诬哉？朱子答汪尚书，谓“上蔡所云止观之说，本不与克己同涂并辙，后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为己援道一定论”。二编之弊，大率类此，故类着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岁，论、孟集注成[朱子年谱]
年谱云：此书虽成于是年，其后删改日益精密。至《学》《庸》章句，则成于淳熙己酉时，朱子年六十矣。行状亦云：先生著述虽多，于《语》《孟》《大学》《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学》《论语》，则更定数四，以至垂没焉。兹言尤明白可按。王阳明固不可诋为早岁所著之书[传习录]为中年未定之说[定论序]欲尽废之而行己说矣。
或曰：阳明作《定论》序，谓朱子晚岁大悟旧说之非，育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集注诸书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阳明所据信然耶？曰：此阳明捕风捉影，诬前诳后之深也。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即朱子早年答何叔京书语也。旧本之误，朱子初无是语也。朱子《续文集》答黄直卿有“向来定本之误”之语，阳明编《置定论》首篇为序文张本，然此语非为著书发也。按答黄
译朱子年谱说，后来陆九龄颇为后悔自己之前的错误，而陆九龄终身坚守自己的学说不变，因此陆九龄在朱子之后五年去世。朱子写祭文祭奠他，有“道合志同，降心从善”的赞许，而对于陆九渊则日益如同冰炭不相容[陆九龄名九龄]。
十二月，朱子回复张敬夫的信中说：“我在文字之间，发觉向来有不少弊病。大概平日解释经典，最为恪守章句的人，然而也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章。不仅是屋上架屋，说得意味淡薄，而且是让阅读的人把注释和经文当作两项工夫来做。下笔稍显支离，至于根本宗旨完全不相互照应。因此才知道汉儒可以说是善于解说经典的人，不过只说训诂，让人用这些训诂来理解经文，不相分离，只做一道工夫来看，真是意味深长啊[王阳明采入《晚年定论》止于此]。《大学》《中庸》章句，因此略微修订了一遍，再抄录呈上。然而觉得其间还有应当删减的地方，《论语》也是如此，草定了一本书，还没来得及誊写。《孟子》则正想要为之，但精力未能顾及。陆九龄兄弟气象很好，他们的弊病却是完全废弃讲学而专门致力于践行，却在践行之中要求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这是最大的弊病。要论他们操持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惜他们自信太过，格局狭隘，不再采纳别人的优点，将要流于异学而不自知啊[朱子文集]。
王阳明节录这封信收入《晚年定论》，他的欺骗弊病有三点。这封信是在与陆象山相会后，论述《孟子》集注尚未完成之时写的，怎么能说是晚年？这是欺骗弊病之一。删去《大学》《中庸》“缘此修过以下”的内容，大概《定论》序文认为这是“中年未定”的说法，想要改正而未及，所以在此删去“修过”的原因，以弥缝他的说法。欺骗人说是来不及改正，这是欺骗弊病之二。也删去“陆九龄兄弟以下”的内容，因为讥讽陆学的缘故，而特别为之讳避。考察《定论》这一编，凡是讥讽陆学的地方都删去，只有一两处稍微称赞陆学的地方则不删，这是欺骗弊病之三。只看王阳明摘录这一封信，便有许多弊病。王阳明专门挟持朱子的手书，驱使率领后学，致使后学也认为他依据朱子手书，不怀疑他。这种权诈阴谋，不应用于讲学。
又查考，张敬夫死于淳熙庚子年，比朱子去世早二十年。
朱子回复吕子约的信中说：“孟子说学问之道，只在于求其放心；而程子也说心要在腔子里。现在一向沉迷于文字，让这颗心的全体都奔在书本上，更不知道有自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的人。虽然读得书，又对我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呢[朱子文集]。
查考文集，这封信的全文，乃是有为之言，因人而发的。《定论》这一编，乃是节录以证明朱陆晚年相同，王阳明因此取为《晚年定论》，也是欺骗人的全书。说：“向来疾证来书，以为劳耗心力所致；而其他朋友的信，也说读书过苦使然。不知道是读什么书？如果是圣贤的遗言，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决不应该反而导致生病。恐怕又只是太史公作祟罢了。孟子说学问之道，至何益于吾事耶？况且以子约平日身体不甚壮实，岂可直以沉迷读书的缘故，就忘记饥渴寒暑，使外邪客气得以乘虚而入？这难道是圣人谨慎防病、孝子守护身体的意思吗？”其全书首尾如此，大概是为子约沉迷读书成病而发，而因此戒除他读史的癖好罢了，并非以读圣贤之书为无益。现在王阳明删去首尾，想要使学者不知道这是有为之言，而一概以读书为无益，不也是诬蔑吗？朱子回复汪尚书，说“上蔡所说的止观之说，本来不与克己同途并辙，后喜好佛的人于是摘去首尾孤行此句，作为自己的援引《定论》”。两编的弊病，大体类似，所以归类记载。
丁酉年，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岁，《论语》《孟子》集注完成[朱子年谱]。
年谱说：这本书虽然在这一年完成，其后删改日益精密。至于《大学》《中庸》章句，则完成于淳熙己酉时，朱子六十岁了。行状也说：先生著述虽然很多，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尤其加以注意。至于《大学》《论语》，则更定数次，直到临终。这话尤其明白可查。王阳明固然不可诋毁为早年所著之书[《传习录》]为中年未定之说[《定论序》]，想要尽废之而行己说矣。
有人说：王阳明作《定论》序，说朱子晚年大悟旧说之非，悔恨极深，以至于认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集注等书乃是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为旧本之错，想要改正而未及。王阳明所据信然吗？回答说：这是王阳明捕风捉影，诬前诳后的深刻之处。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即是朱子早年回复何叔京信中的话。旧本之错，朱子初无此语。朱子《续文集》回复黄直卿有“向来定本之错”的话，王阳明编《定论》首篇为序文张本，然而这话并非为著书而发。查考回复黄
直卿书云：“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此是向来定本之误，今幸见得，却烦勇革，不可苟避讥笑，却误人也。详此书，盖论教人之事，说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尝云“圣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谓“教人须先立定本”，正同此]阳明何得矫假以为悔集注诸书之证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载此书，但此句止云“此是向来差误”，无“定本”二字，其非为著述尤明。阳明编《定论》不采正集而采续集，亦乖。
译直卿来信说：“做学问首先应当确立文本的本义，然后才可以暂且把正确的意旨说出来，让人放宽心去细细体味，不可以立刻让人去考校同异、钻研细微之处，恐怕这样会让人心意急促紧迫，难以获得长进。”这是过去确立定本的错误，现在幸好发现了，却麻烦你勇于改正，不可因为害怕遭受讥笑而苟且回避，反而误导他人。仔细考察这封信，大概是讨论教育他人的事情，说教育他人确立文本意旨非常明确[朱子曾说“圣人教育人有定本”，下文又说“教育人必须先确立定本”，正与此相同]，阳明怎么能矫揉造作地把它当作后悔编集注解诸书的证据呢？又查朱子《正文集》也收录了这封信，但这句只说“这是向来差误”，没有“定本”二字，它并非为了著述而说的更加明显。阳明编《定论》不采用正集而采用续集，也是违背常理的。
近日常州秦尚书作《廖太宰中庸管窥序》谓尝闻朱子晚年颇病章句支离，自谓向来定本之误，方欲改而未及其见诸黄直卿、张敬夫问答等书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阳明之欺，遂遽信以实，然而疑朱子者类如此。近时学者意见与朱子不合者，必诋为早年之说、未定之谕，其俑皆作于此。此蔀不辩，诬前惑后之祸，不知何时而已。愚为此究心痛辩，为考亭讼寃。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岁。是岁，陆子寿卒[象山年谱]
按朱子先答林择之书，有“陆子寿兄弟近日却肯向讲学上理会”之语，王阳明采为《晚年定论》。朱子祭陆子寿文有“道合志同，降心从善”之语，“道一”编序首以证朱陆晚同，其弊不独以早为晚，尤假子寿以遮盖象山也。蔀障多端，辩不能尽。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岁，陆子四十三岁。
二月，陆子访朱子于南康。朱子帅僚友、诸生与俱至白鹿洞书堂，请升讲席。陆子为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明义利之辨。朱子请书于简，自为之跋，称其发明恳到，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云[朱子年谱]
吕伯恭与朱子帖云：「子静留得几日？鹅湖气象已全转否？」朱子答书云：「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故为学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过分了，须是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会，朱子于象山取其讲义，而终讥其禅，会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尝答吕伯恭谓：“子静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辞说。”此语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岁，陆子四十五岁。
朱子答项平父书云：「所喻曲折，及陆国正语，三复爽然，所警于昏惰者为厚矣。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某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谱》去年秋除国子监正，是年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据此，书在《辩无极》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际。后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编乃指此书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辅车相倚，误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颖悟，长知自刻厉。闻张敬夫讲道湖湘，欲往见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随程氏学古行高者，即往从之，得其指归。既又闻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字言语之所及者，则又往受其业。久而若有得焉。子寿盖深许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则又寓书以讲于张氏。然敬夫寻没，立之竟不得见。后得其遗文，考其为学始终之致，于是乃有定论，不疑。其告朋友书有曰：『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功，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闲，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秆度也[朱子文集]
前书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诸葛诚之书云：「示喻竞辩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来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
译近来，常州秦尚书撰写《廖太宰中庸管窥序》，说曾听说朱子晚年颇为章句支离所苦，自认为向来定本有误，正想改正却未能完成，这在黄直卿、张敬夫的问答等书中可以考证。我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阳明之欺，便遽然信以为真，然而怀疑朱子的人大多如此。近来学者意见与朱子不合的，必定诋毁为早年之说、未定之谕，这种风气都由此而起。此蔽不辩，诬前惑后的祸患，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我因此究心痛辩，为考亭（朱子）讼冤。
庚子年，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岁。这一年，陆子寿去世[象山年谱]。
按：朱子先前回复林择之的信中，有“陆子寿兄弟近日却肯在讲学上理会”的话，王阳明将其采入《晚年定论》。朱子祭陆子寿文中也有“道合志同，降心从善”的话，《道一》编序首先以此证明朱陆晚年观点相同，其弊端不仅在于以早为晚，更是假借子寿来遮盖象山。蔽障多端，辩说不能穷尽。
辛丑年，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岁，陆子（象山）四十三岁。
二月，陆子到南康拜访朱子。朱子率领僚友、诸生一同前往白鹿洞书堂，请陆子升座讲学。陆子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刻阐明义利之辨。朱子请陆子写在简册上，自己为之作跋，称赞其发明恳切周到，切中学者隐微深锢的弊病[朱子年谱]。
吕伯恭给朱子的信中说：“子静能留几天？鹅湖的气象是否已完全转变？”朱子回信说：“子静旧日的规模终究在他的言论中。为学的弊病大多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是定本。我因此对他说：既是思索，就不容没有意见；既是讲学，就不容没有议论。统论为学的规模，又岂容没有定本？只是随人材质病痛而施以救药，便不可有定本罢了。他却说：正因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所以成为为学者的弊病。我说：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也过分了，必须加上‘邪’字、‘闲’字才始分明，不教人当作禅学看待罢了。又教人恐怕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才始说得无定本的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其不成为禅学者的很少了[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会，朱子对象山取其讲义，而终究讥讽其为禅，会中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曾回复吕伯恭说：“子静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辞说。此语尤深中其弊病。
癸卯年，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岁，陆子（象山）四十五岁。
朱子回复项平父的信中说：“所喻曲折，及陆国正的话，反复诵读令人爽然，对昏惰者的警示甚厚。大抵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为用力的关键。如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的事，而我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彼方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然不仔细，又别造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我自觉虽在义理上不敢乱说，却在紧要的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取长补短，庶几不堕一边[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谱》去年秋除国子监正官，是年冬迁敕令所删定官官。据此，此信在《辩无极》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未定之际。此后所以排击象山的过失才日渐加深，《道一》编乃指此书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相辅相成，错了。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说：“立之幼年颖悟，长大知道自我刻厉。听说张敬夫在湖湘讲道，想前往拜见，未能成行。有人告知沙随程氏学古行高，即前往追随，得其指归。后又听说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非文字言语所能达，则又前往受其业。久而若有得焉。子寿大概深许之，而立之未敢自足。则又寄书向张氏请教。然而敬夫不久去世，立之终究未能见面。后得其遗文，考其为学始终之旨，于是乃有定论，不疑。其告知朋友的信中有说：‘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窮理之功，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秆度也[朱子前书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未定如此。
朱子回复诸葛诚之的信中说：“示喻竞辩之端，反复诵读惘然。愚意近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易互相诋毁。就有未合之处，也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之事。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发，如来信所说。不敏之故，深以自咎。
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少长之序、礼逊之容，至今怀不满[朱子文集]
译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人欲掺杂其中，恐怕就绝不会达到贤者所怀疑的那种境界了。义理是天下人所共有的，而人们的见解往往不能完全相同，这时正应当虚心平和气，互相深入探讨并慢慢探究，以归于正确，这才是我们同道的责任。然而从前在讲论的时候，看到各位贤者往往都有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念头，面色严厉、言辞愤怒，就像面对仇敌一样，不再有长幼有序的礼节和谦逊的态度，至今我心中仍感到不满。
朱子因门人竞辩之过，故作此书以解之。平日自任之云，盖如象山之意而言，犹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说也。或乃指此为朱子晚年尊陆之证，误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岁，陆子四十七岁。
朱子贻陆子书云：「奏篇垂寄，得闻至论，慰沃良深。语圆意活，浑浩流转，有以见所养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岭带来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谱》去年冬上轮对五剳，因录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葱岭在西域。
朱子与刘子证书云：「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学老，又为此说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门人傅子渊，盖子渊，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称者，而亦朱子所深辟者，二家冰炭自此始。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岁，陆子四十八岁。
五月，朱子答陆子书云：「昨闻尝有匄外之请，而复未遂，今定何如？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但其偏处亦甚害事。虽尝苦口，恐未必以为然。道理虽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日相见复有异同否耳[朱子文集·象山年谱]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还家，此时犹在朝，而尝有匄外之请也。象山年谱载是书于是年，信矣。子静偏处甚害事，即前与刘子证书所称是也。
按道一编采此书为朱陆晚同，又自注云：或疑书尾尚持异同之说，然观朱子于此既自以支离为病，而陆子与傅子渊书亦复以过高为忧，则二先生胥会必无异同可知，惜其未及胥会而陆已下世矣。窃按此书乃朱陆异同之始，后此方冰炭日深，二家谱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为此捕风捉影，空虚亿度，牵合欺人也。赵东山论朱陆亦云：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抑朱子后来德盛仁熟，使子静见之，又当以为何如也？即同此一种儿识，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后乃臆料其后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据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宣公谓其愚弄朝廷，其罪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后学，使遇君子，当如何议罪？
朱子答程正思书云：「所论皆正当确实，而卫道之意又甚严深，慰深慰。」祝汀州见责之意，敢不敬承？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虽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杨墨，但能知其为我兼爱，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虽知其无父无君，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很，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呜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呵矣。朱子答刘公度书云：「建昌士子过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异端误人不少。向见贤者亦颇好之，近亦觉其非否？」
朱子答赵几道书云：「所论时学之弊甚善，但所谓冷淡生活者，亦恐反迟而祸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为此也。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亦厌缴纷竞辩，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会，略见天理发髴，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渠辈家计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说既明，庶几
译朱熹因为门人争辩的过错，特意撰写此书来解释。他平日自称的那些话，大概是顺着陆九渊的意思说的，还属于中年时期怀疑与相信各半的说法。有人竟把这作为朱熹晚年尊崇陆九渊的证据，这是错误的。
乙巳年，即淳熙十二年，朱熹五十六岁，陆九渊四十七岁。
朱熹给陆九渊的信中说：“奏章垂寄，得以听闻高论，欣慰滋润之深。语言圆融，意旨活泼，浑然浩大，流转自如，足以看出修养之深，积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之处，未免使人疑惑，恐怕是葱岭带来的吧。”
查《象山年谱》，去年冬天陆九渊上轮对五篇，因抄录寄给朱熹，而朱熹答复他，也是疑信参半。像这样，葱岭在西域。
朱熹给刘子澄的信中说：“子静寄来对语，语意圆转浑浩，没有凝滞之处，这也是他所得的效验。但不免有些禅宗的意思。昨天回信戏弄他说：‘这点东西恐怕是葱岭带来的，他一定不服。’然而确实如此，无法讳言。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努眼，各种怪状都出来了，非常令人担忧恐惧。他本是好意，但不该只以私意为主，不再讲学涵养，竟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向于学问的人，又被这种说法引去，真是我们道统的不幸啊。”
建昌，指陆九渊的门人傅子渊，因为子渊是江西建昌人，是陆九渊极力称赞的人，也是朱熹极力驳斥的人，两家如冰炭不相容从此开始。
丙午年，即淳熙十三年，朱熹五十七岁，陆九渊四十八岁。
五月，朱熹答复陆九渊的信中说：“昨天听说曾有请求外放的申请，而又未能实现，现在确定如何？子渊去年冬天相见，气质刚毅，极不容易得到，但他的偏颇之处也很害事。虽然曾苦口婆心劝告，恐怕未必认为正确。道理虽然极其精微，然而最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是非黑白就在面前。这却不察，却想要在意虑之外另求玄妙，也已经是错误了。”熹衰老疾病日益侵扰，所幸近来日常功夫颇觉有力，不再有向来支离的毛病，很遗憾未能从容当面讨论，不知道日后相见是否还有异同罢了。
查陆九渊这一年冬天才开始奉祠还家，此时还在朝廷，而曾有请求外放的申请。《象山年谱》记载这封信在当年，可信。子静偏颇之处很害事，就是前面给刘子澄信中所称的。
查《道一编》采纳这封信作为朱陆晚年相同的证据，又自注说：有人怀疑信尾还持有异同的说法，然而看朱熹在这里既自认为支离是毛病，而陆九渊给傅子渊的信也又以过高为忧虑，那么两位先生相会必定没有异同可知，可惜来不及相会而陆九渊已经去世。我查这封信是朱陆异同的开始，此后才冰炭日渐加深，两家谱集斑斑可考，篁墩何得为此捕风捉影、空虚臆测、牵强附会欺骗人呢。赵东山论朱陆也说：假使他们晚年合并，那么他们的微言精义必定有契合，而子静则已去世。况且朱熹后来德盛仁熟，假使子静见到，又当认为如何呢？即使同此一种见识，大概是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死后却臆料其后会之必同，本想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如此，岂不正好彰显朱陆平生未曾相同，正好自彰其牵强附会欺骗人的弊端？奈何近世都加以据信而不能察觉，可惜啊！从前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来欺骗君主，陆宣公说他愚弄朝廷，其罪甚于赵高指鹿为馬。现在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来欺骗后学，假使遇到君子，应当如何议罪？
朱熹答复程正思的信中说：“所论都正当确实，而卫道的意思又非常严深，欣慰深慰。”祝汀州责备的意思，岂敢不恭敬接受？大概因为旧日曾学过禅宗，所以对于那种说法虽然知道不对，而未免有私嗜的意思，也是被他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扬墨，只能知道他们为我兼爱，而不知道他们至于无父无君；虽然知道他们无父无君，也不知道他们就是禽兽。去年冬天因为他的徒弟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从此才开始显然鸣鼓攻击他，不再像前日那样唯唯诺诺了。朱熹答复刘公度的信中说：“建昌士子经过这里的，多方究得他们那里的道理，端的是异端误人不少。从前见贤者也很喜好它，近来也觉察其非否？”
朱熹答复赵几道的信中说：“所论时学的弊端很好，但所谓冷淡生活的，也恐怕反而迟缓而祸大。孟子所以舍弃申商而抵拒杨墨，就是因为这个。向来正因为我们党孤弱，不想在中间自相矛盾，也厌恶纷争争辩，若可羞者，所以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来才深深觉察其弊端，全然不会，略见天理发髴，一味只用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圣贤，蔑弃礼法，只这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所以不免直截与他说明。他们家计已成，决不肯舍弃。然而此说既明，庶几
按，答程正思谓“去冬其徒来此”等语，正与前答陆子所谓“子渊去冬相见”与刘子澄所谓“建昌说得动地”语同；答刘公度、赵几道书语意皆同。二家冰炭，实始于此。所谓“未尽见底蕴，未免私嗜”，唯呵，如前答项平父书是也。厌缴纷竞辩，容忍不能极论，如答诸葛诚之书是也。冷淡生活观，后编所载“象山此道甚淡”等语可见。
通按：朱子于象山，自甲辰、乙巳岁以前，每去短集长，时称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岁以后，则于象山鲜复称其善，而专斥其非，绝口不复为集长之说。其先后予夺，分明两截，此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也。至此答程正思诸书，则其早同晚异之故也。盖朱子初年，因尝参究禅学，与象山所见亦同，以故私嗜唯呵，时称其善也。迨中年以后，朱子见道益亲，始大悟禅学近理乱真之非；晚年益觉象山改换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说破，显然攻之矣。此朱陆始同终异之关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时，已究禅学，驰心空妙者二十余年，而后始觉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时，方识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余年，而后深觉其弊。呜呼！甚矣，此学之能蔀惑高明而难于辩察也，而况后世之士乎？朱子于禅学，谓其始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谓近方觉其非，而亦未能尽革；于陆氏，谓被渠说得遮前掩后，谓虽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呜呼！甚矣，此学之蔀惑高明而难于舍弃也，而况后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而其为非为弊，谁则明之？朱子尝谓：“某讲学，幸而天假之年。”又谓：“吕与叔，惜乎寿不永。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见到此田地。”观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学，有二关焉，有三节焉，有三实焉。上卷答薛士龙诸书，为朱子逃禅返正关；此卷答程正思诸书，为朱陆始同终异关。此二关也。朱子早年驰心于禅，学中年私嗜于象山，晚年并排禅陆，而一意正学。此编三卷，乃三节也。后三编则朱子晚年排禅、排陆，明正学之实。此三实也。学者察此二关、三节、三实，无丰蔀之患矣。
学蔀通辨卷之三
前编下
此卷所载，着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殁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岁，陆子四十九岁。
五月，朱子答陆子书云：「税驾已久，诸况益佳。学徒四来，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区区所忧，一种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此其为说乖戾很悖，大为吾道之害，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寻常小小文义异同，恨相去远，无由面论，徒增耿耿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谱》自去年冬得旨奉祠还家，学者辏集，故此书有“税驾已久，学徒四来”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陆切要之言，道一编乃列为早年冰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岁，陆子五十岁。
正月，陆子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略云：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塞于冰霜，公之质也。埽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断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当分之矣。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郡侯钱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时祠焉。余窃所敬叹[象山文集年谱]
译考察一下，答复程正思所说的“去年冬天他的门徒来到此地”等话语，与先前答复陆九渊所说的“子渊去年冬天与我相见”以及刘子澄所说的“建昌的学说震动大地”的话语相同；答复刘公度、赵几道的书信，语意也都相同。两家如同冰炭般不相容，实际上就始于此处。所谓“没有完全见到底蕴，难免有私下的偏好”，只是呵斥，就像先前答复项平父的书信一样。厌恶纠缠纷杂的争辩，容忍而不能彻底论辩，就像答复诸葛诚之的书信一样。冷淡的生活态度，后编所载的“象山此道甚淡”等话语可以看见。
总按：朱熹对于陆九渊，从甲辰、乙巳年以前，每每去除短处、聚集长处，时常称赞他的优点，怀疑与信任各占一半；从丙午、丁未年以后，则对于陆九渊很少再称赞他的优点，而专门斥责他的错误，绝口不再说聚集长处的话。他前后给予和剥夺的态度，分明截然两截，这是朱陆早年相同、晚年不同的实情啊。至于这答复程正思等人的书信，就是他们早年相同、晚年不同的缘故。大概朱熹早年，因为曾经参究禅学，与陆九渊所见相同，因此私下偏好又加以呵斥，时常称赞他的优点。等到中年以后，朱熹对道的体认更加亲近，才大大觉悟到禅学似是而非、混淆真假的错误；晚年更加觉察到陆九渊改换遮掩的弊端，从此才开始直截了当地说破，明显地攻击他了。这是朱陆开始相同、最终不同的关键，我所以把它表露出来。
总按：朱熹十五六岁时，已经研究禅学，心神驰骋于空灵玄妙之境二十多年，之后才觉悟到它的错误。朱熹四十五六岁时，才认识陆九渊，怀疑与信任各占一半也有十多年，之后才深深觉察到他的弊端。唉！这种学说迷惑高明之人、难以辨别察知的程度，竟然如此严重啊，何况后世之士呢？朱熹对于禅学，说它起初没有一天不在心中往来，说近来才觉悟到它的错误，但也未能完全革除；对于陆氏，说被他说得遮前掩后，说虽然知道他的错误，但难免有私下偏好的意思。唉！这种学说迷惑高明之人、难以舍弃的程度，竟然如此严重啊，何况后世之士呢？如果不是朱熹能够长寿，那么最终就会被它所迷惑，而它的错误和弊端，谁又能阐明呢？朱熹曾经说：“我讲学，幸好上天借给我年寿。”又说：“吕与叔，可惜寿命不长久。我如果只像吕与叔那样年寿，也看不到这样的境地。”观察这些，确实如此。
总按朱熹的学问，有两个关键，有三个阶段，有三个实质。上卷答复薛士龙等人的书信，是朱熹逃避禅学、回归正道的关键；此卷答复程正思等人的书信，是朱陆开始相同、最终不同的关键。这是两个关键。朱熹早年心神驰骋于禅学，中年私下偏好陆九渊，晚年一并排斥禅学和陆九渊，而一心致力于正道。这一编的三卷，就是三个阶段。后三编则是朱熹晚年排斥禅学、排斥陆九渊，阐明正道学说的实质。这是三个实质。学者考察这两个关键、三个阶段、三个实质，就没有被遮蔽的祸患了。
学蔀通辨卷之三
前编下
此卷所载，着重显示朱陆晚年如同冰炭般不相容的严重程度，而陆九渊去世之后，朱熹之所以排斥他的原因尤其明显。
丁未年，淳熙十四年，朱熹五十八岁，陆九渊四十九岁。
五月，朱熹答复陆九渊的书信说：“停息奔波已久，各种状况更加安好。门徒从四方前来，所以能够惠及他人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那里了。我小小的忧虑，是一种轻率地发表高论，妄自产生内外精粗的区别，把良心和日常用度分为两截，说圣贤的话不必完全相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入考察的人，这种说法乖张悖逆，大大危害我们的道，不必等到后来末流的弊端出现了。这件事不比寻常小小的文义异同，遗憾相距遥远，没有机会当面讨论，徒增心中的不安罢了。”
按《象山年谱》，自从去年冬天陆九渊得到旨意奉祠还家，学者聚集，所以这封信有“停息奔波已久，门徒从四方前来”的话。这是朱熹晚年攻击陆九渊的关键言论，《道一编》却把它列为早年冰炭不相容，错了。
戊申年，淳熙十五年，朱熹五十九岁，陆九渊五十岁。
正月，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大略说：“王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的习气，坚定而没有丝毫杂念能进入他的内心，洁白的操守充满于冰霜之中，这是王公的资质。扫除俗学的凡陋，振作弊法的因循，道术必定效法孔孟，勋绩必定效法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公的志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而声光烨奕，一时的巨公名贤都为之退让。王公得到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因为遇到了那个时代，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出现的。君主或许产生疑虑，他就称病请求离去；君主责备自己，他才重新处理政事。王公得到君主的信任，可以说是专一了。新法的议论，满朝喧哗，实行不久天下惊恐不安。王公正秉持《周礼》，精白地陈述，自信所学，断然不疑。君子力争，接着就离去；小人投机，秘密赞助他的决断。忠朴的人屏退伏藏，奸狡的人得志，竟然不能觉悟，这是王公的蒙蔽。熙宁年间排斥王公的人，大体上极力诋毁，而不用至理来折服他。持平的人没有十分之一二，而激切的人占十分之八九。上不足以取得裕陵的信任，下不足以解除王公的蒙蔽，反而巩固了他的意思，成就了他的事情。新法的罪过，各位君子本来应当分担的。王公以盖世的英杰，绝俗的操守，山川炳灵，几乎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他的庙貌不庄严，邦人没有致敬的地方。郡侯钱公慨然拆除并新建它，按时祭祀。我私下敬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