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译这与此次情况相同；而王俭的《七志》，将《孝经》列为首位。推究其先后次序，意义各有侧重，现在打算根据著作时间的早晚、经义内容的总括与分列，来制定编排顺序，具体如下。

译“时势有浇薄与淳厚之分，应随病症施以药石”，这两句话非常精妙。可惜他（元朗）不遵循《经解》中的次序，反而被刘歆所迷惑，曲意附从罢了。然而阮孝绪先前就追随刘歆，怎么能责备元朗呢！

周易

虽然《周易》的文字兴起于周代，但卦象发端于伏羲，既然处于名教的初始阶段，所以《易》成为“七经”之首。《周礼》中有三部《易》，《连山》早已失传，《归藏》不在世间流行，所以不详细记载。

《史记·儒林传》以及西汉以前的经书、子书和传记，没有说“《易》有三种”的，直到刘歆伪造《周官》，才开始记载三部《易》，然而他在撰写《艺文志》时，却不敢记载。《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中说：“《周礼·太卜》中关于三部《易》说：‘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所作，《归藏》是黄帝所作。’郑玄在《易赞》和《易论》中说：‘夏代称为《连山》，殷代称为《归藏》，周代称为《周易》。’郑玄又解释说：‘《连山》，是取象于山间云气连绵不绝；《归藏》，是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周易》，是说《易》的道理周遍普遍，无所不备。’郑玄虽然有这些解释，却没有任何依据的文字。查考：《世谱》等群书记载‘神农又称连山氏，也称列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以上《正义》中的说法都是古文学派牵强附会的言辞。这里说“《连山》早已失传，《归藏》不在世间流传。”《隋书·经籍志》说：“《归藏》十三卷，由晋太尉参军薛真撰写。”又说：“《归藏》在汉初已经失传，查考晋代《中经》中却有它。”那么这无疑是东汉人叙述古学时所做的伪托。《隋志》又说：“只记载占卜之事，不像圣人的旨意，因为原本的卦象尚存，所以把它放在《周易》的开头，以弥补《殷易》的缺失。”那么《隋志》已经明白它是伪书，只是没有决断，相比陆德明似乎稍有些见识。

古文尚书

既然兴起于五帝之末，治理后三皇的经典，所以排在《易》之后。伏生所诵读的，称为“今文”，缺失和谬误的地方很多，所以不另外记载。马融、郑玄所有的同异之处，现在也附在音义之后。

直接说“伏生缺失谬误”，可以说是无知而凶悍了。然而古文学盛行，在这五百多年间，积非成是，盗贼憎恨主人，哪里值得记载呢？只是说“不另外记载”，于是今文就失传了，陆德明不能没有罪责。

毛诗

既然兴起于周文王时期，又兼有《商颂》，所以在尧、舜之后，排在《易》《书》之后。《诗》虽然有四家，齐、鲁、韩三家世人不用，现在也□□不取。

三礼

《周礼》《仪礼》这两部礼都是周公所制定，应当排在文王之后。《礼记》虽然有戴圣所记录，但遗忘名字已久，又记载这两部礼的缺失遗漏，□□相从，排在《诗》之后。“三礼”的次序，《周礼》为本，《仪礼》为末，先后次序可见。然而古代有《乐经》，称为六籍，灭亡已久，现在也缺失了。

“三礼”的谬误，辨析见于《汉书·艺文志》篇。只是说“《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是依据《中庸》中“《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牵强附会的。于是尊崇刘歆伪造的《周官》，而压抑孔子的《仪礼》，这就是公孙禄所说的“颠倒五经，毁坏师法”。

春秋

既然是孔子所作，理当在周公之后，所以排在《礼》之后。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公羊高从子夏那里受经，谷梁赤则是后代传闻。“三传”的次序自然显现。

查考六经的次序，从《礼记·王制》《经解》、《论语》、《庄子·徐无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书·农战》、《史记·儒林传》，都说《诗》《书》《礼》《乐》《周易》《春秋》，没有不以《诗》为首的。《诗》《书》并称，不胜枚举，辨析见于卷二，无疑义了。自从刘歆确定《七略》，改变先圣六经的次序，后世都依此为法，就是没有见识。元朗大概被刘歆所迷惑，所以他的次序如此。说伏羲“既然处于名教的初始，所以《易》为‘七经’之首”，《书》“既然兴起于五帝之末，治理后三皇的经典,所以排在《易》之后”，《诗》“既然兴起于周文王时期，又兼有《商》，所以在尧、舜之后，排在《易》《书之后”“《周礼》《仪礼》这两部礼都是周公主制，应当排在文王之后。”附会推测似乎有序。不知道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而兴起必定以《诗》为先，教导小子先以《诗》。六经以《诗》为先，是圣教的次序，刘歆务求变乱，陆德明妄立次序，失之矣。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称王天下，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近取于自身，远取于万物，开始画八卦。有人说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卦，成为六十四卦。

查考：《史记·周本纪》“西伯大概即位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大概将《易》的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

译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说：「《易经》始于八卦，文王发展为六十四卦，其增益之处可以知晓。」《汉书·杨雄传》说：「因此伏羲氏创作《易经》时，联络天地，以八卦为经，文王附加六爻，孔子错综其象并撰写彖辞。」《汉书·艺文志》说：「《易经》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通晓神明的德行，以类比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际，纣王在位，违背天意，残暴对待万物，文王作为诸侯顺从天命而行道，天人的占卜可以效法，于是将《易经》重为六爻。」《论衡·对作篇》说：「《易经》说‘伏羲创作八卦’，在此之前没有八卦，是伏羲创造的，所以说‘创作’；文王图示八卦，自己推演为六十四卦，所以说‘推演’。」《正说篇》说：「伏羲得到八卦，并非创作，文王完成六十四卦，并非推演。」从《系辞》到汉代人的说法，没有不把重卦归于文王的，即使是刘歆也不敢提出不同的议论。自从商瞿传授以来，未经秦火焚毁，西汉以前更没有不同的说法，足以作为依据。东汉以后，不同的议论纷纷兴起，郑康成认为神农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这些说法如同对着墙壁凭空捏造，不知从何而来？大概自从刘歆多造伪说，惑乱正经，使学者耳目纷乱，无从跟随，无可相信，于是马融、郑玄之徒敢于凭疑似杜撰，从此经学中异端蜂起。追溯其来源，也是刘歆作俑的罪过。《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说：「那些说夏禹及文王重卦的，查考《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推论，不攻自破。那些说神农重卦的，也未为得当。现在用各种文献验证：查《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时，幽深地赞颂神明而产生蓍草。’凡是说‘创作’的，是创造的意思。神农以后，便是继承修治，不可称为‘创作’；那么‘幽赞用蓍’，说的是伏羲。所以《乾凿度》说‘垂示皇策的是伏羲。’《上系》论用蓍说：‘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经》，十八变成卦，明显用蓍在六爻之后，不是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经重卦了。《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时，将要顺从性命之理，所以确立天的道叫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仁与义，兼有三才而两两相配，所以《易经》六画而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经》‘兼有三才而两两相配’，又不是神农开始重卦了。又《上系》说：‘《易经》有圣人之道四样，以言语者崇尚其辞，以行动者崇尚其变，以制器者崇尚其象，以卜筮者崇尚其占。’这四件事，都在六爻之后。为什么？三画之时，没有彖辞，不能有‘崇尚其辞’。因而重卦，才有变动；三画不动，不能有‘崇尚其变’。揲蓍布爻，才用于卜筮。蓍草起于六爻之后，三画不能有‘崇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崇尚其象’，也不是三画之时。现在‘伏羲结绳而为网罟’，就是制器，明显伏羲已经重卦了。又《周礼》小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明显三皇已有书了。《下系》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改为书契，大概取象于《夬》卦。’既然取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書契，就有《夬》卦了。所以孔安国《书序》说：‘古时伏羲氏统治天下，开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替结绳的政治。’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是正确的。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三重成六，能事毕矣。如果说重卦起自神农，其功劳，岂止《系辞》而已！为什么《易纬》等数所历三圣，只说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显神农只有‘盖取诸《益》’，没有重卦了。所以现在依从王辅嗣，认为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是符合实际的。其重卦的意思，备在《说卦》，这里不详细叙述。」按：孔冲远引《说卦》、伪托的《周官》、伪托的《孔序》都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作为伏羲重卦的证据，这并不确切。《朱子语类》说：「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是说结绳而为网罟有《离》的象，并非观察《离》卦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说：「不是先有见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也只是见鱼鳖之类，想要有所获取，于是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想要耕种，见地土硬，于是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乎《离》之象、合乎《益》之意。」卷七十五 沈寓

译山《寓简》说：“《大传》中说‘大概取法于《益》卦’、‘取法于《睽》卦’等共十三卦，大概是圣人认为耒耜取法于《益》卦、弧矢取法于《睽》卦罢了，并不是说先有了卦名才制作某种器物。”番禺陈澧说：“《系辞》中所说的‘取法于’，与《考工记·轮人》中‘取法于圆’、‘取法于平直’、‘取法于急’的文意完全相同。《轮人》的意思是取法于圆的特性，并非因为见到圆的物体才去取法它；取法于平直与急的特性，也并非因为见到平直与急的物体才去取法它。”这种对“取”字的解释最为通达。又说：“这里将伏羲创始八卦牵连到使用蓍草，又将使用蓍草附会到六画卦上，已经迂曲牵强了。况且三画卦并非创始，难道六爻卦才是创始吗？六爻卦确实使用了蓍草，凭什么知道三画卦不能使用蓍草呢？《周礼·龟人》郑玄注引用《世本》说‘巫咸发明筮法’，贾公彦《疏》说‘伏羲时代还没有揲蓍的方法，到了巫咸才教人这样做。’那么‘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并不是指伏羲。说‘作’也不一定是指创始。‘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孔颖达疏》本来就认为是文王、周公了。”按：历来没有说伏羲创造文字契约的，伪《孔序》、伪《周官》不足以作为依据，冲远加以附会，更加荒谬了。

译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创作了《卦辞》，周公创作了《爻辞》，孔子创作了《彖辞》《象辞》《文言》《彖辞》《说卦》《序卦》《杂卦》篇，这合称为《十翼》。班固说：“孔子晚年喜爱《周易》，研读它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绝，并为此作了传注。”这里的“传”指的就是“《十翼》”。前代儒者关于重卦及《爻辞》是否属于《十翼》的说法各不相同，解释详见我所撰写的□□。

根据《史记·周本纪》《日者列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的记载，都认为是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没有认为他创作了《卦辞》的。只有王弼认为六十四卦是伏羲自己所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中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卦辞》和《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查《系辞》说：‘《周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周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又说：‘《周易》的兴起，大概正值殷商的末世、周朝盛德之时吧？正值周文王与商纣王的事情吧？’郑玄学派的弟子都依据这种说法。”这显然是牵强附会，妄自改变《杨何传》和司马迁的真实说法，难道可信吗？至于周公创作《爻辞》的说法，西汉以前是没有的。《汉书·艺文志》说：“人更三圣。”韦昭注解说：“伏羲、文王、孔子。”也就是《周易正义》所引用的《乾凿度》所说：“垂示皇极策略的是伏羲，推演卦道彰显德行的是文王，完成天命的是孔子。”《通卦验》又说：“苍牙通灵，昌之成，孔子演述天命，阐明道经。”晋代纪瞻说：“昔日庖牺画八卦，阴阳的道理已经穷尽了。文王、仲尼继承其遗业，三圣相继传承，共同一致，称《周易》以天为标准，没有其余的了。”《晋书·纪瞻传》也没有提及周公。只有《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来聘问，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这里涉及周公，这大概是刘歆窜乱《左传》的条目，与今文经学家不同。刘歆在《周官》《尔雅》《月令》中无事不托名于周公，《易·爻辞》托名于周公也属于此类。只有马融、陆绩与他相同。他们的学问出自刘歆，所以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者认为《爻辞》都是文王所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说：“第二种观点认为验证《爻辞》多是文王之后的事情。《升卦》六四‘王在岐山举行亨祭。’武王攻克殷商之后，才开始追尊文王为‘王’，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不应该说‘王在岐山举行亨祭’。又《明夷卦》六五‘箕子遭遇明夷之难。’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开始被囚禁为奴，文王不应当预先说出箕子遭遇明夷之难。又《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祭祀，不如西邻的薄祭。’解说者都说：‘西邻指文王，东邻指商纣。’文王之时，商纣尚且面南称王，怎么容许文王自称自己的德行，受福胜过殷商，又想对抗君主的国家，于是只说东西相邻罢了？”如果像《正义》所说，《爻辞》又不能认为是文王所作，那么《艺文志》说“文王作上、下篇”就是错误的了。三圣中没有周公，那么除了孔子还有谁创作的呢！所以《周易》的卦、爻最初由伏羲、文王画定，《周易》的辞全部出自孔子。

“《十翼》”这个名称，司马迁的父亲从杨何那里学习《周易》，未曾听说过，大概出自刘歆的说法。查：《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没有《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也没有《杂卦》。《论衡·正说》说：“到了汉宣帝时期，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逸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上奏，宣帝拿给博士看，然后《易》《礼》《尚书》各自增加了一篇。”这里说“《易》增加一篇”，大概是《说卦》。《隋书·经籍志》说：“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用于卜筮得以保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了它。”《周易》既然因为卜筮得以保存，从商瞿传授给杨何再到司马迁，未曾说过亡失，又未曾有《序卦》《杂卦》。《论衡认为《说卦》出自宣帝时期，那么是司马迁未曾见过的，它是后出的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说“增加《易》一篇”，《隋书·经籍志》说“丢失三篇”，因为河内后来得到的事情而附会《序卦》《杂卦》，可见《序卦》《杂卦》是刘歆伪作，三篇不是孔子所作是明显的了。《系辞》，欧阳修、叶适认为不是孔子所作，考察其文辞频繁称“子曰”，大概是孔子弟子所推演补充的，所以司马迁认为它是“《大传》”。《彖》《象》与《卦辞》《彖辞》相连接，分为上、下两篇，是孔子所作的原本。刘歆将上、下两篇归属于演爻的文王，既然不通，于是将自己伪作的《序卦》《杂卦》附会到河内女子所得的事情上，而认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取孔子所作的而给予文王、周公，将自己所作的冒充为孔子所作，诳骗世人，可笑可骇。然而孔子作传而非经，《易》

译如果《十翼》并非仅止于上、下两篇，那么两千年来沿袭相传，就没有人能稍微窥见其作伪的痕迹了。

译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县令传授《周易》，他教授郎邪人王璜，王璜字平仲，又传授《古文尚书》，形成费氏之学。费氏之学本以古字编定《古文易》，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文言来解说《上经》和《下经》。《七录》说：“费直的《易章句》四卷，残缺不全。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籍，考察《易》的学说，认为各家《易》说都祖述田何，杨叔元、丁将军的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刘向又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之《易》，经文有的脱去了‘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经文与古文相同。”范晔《后汉书》说：“京兆人陈元，字长孙，官至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人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官至南郡太守、议郎，作《易传》，又注释《尚书》《毛诗》《礼记》《论�。河南人郑众，字仲师，官至大司农，兼传《毛诗》《周官》《左氏春秋》。北海人郑玄，字康成，高密人，拜马融为师，大司农征召他，他不赴任，回到家中。凡是他所注释的《易》《尚书》《三礼》《论�》《尚书大传》《五经中候，为《毛诗》作笺，作《毛诗谱》，驳斥许慎《五经异议》，针砭何休《左氏膏肓》，去掉《公羊墨守》，兴起《谷梁废疾》，何休见了非常惭愧。颍川人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作《易言》，并传授费氏《易》。沛人高相研究《易》，与费直同时，他的《易》也没有章句，专门解说阴阳灾异，自称出自丁将军。传到高相，高相传授给儿子高康，高康因精通《易》被任命为郎官，以及兰陵人母将永，官至豫章都尉，形成高氏之学。汉初，设立杨氏《易》博士，宣帝又设立施氏、孟氏、梁丘氏之《易》博士，元帝又设立京氏《易》博士。费氏、高氏两家不得设立博士，只在民间传授。东汉时费氏兴起，而高氏于是衰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之《易》失传，孟氏、京氏、费氏之《易》，没有人传授，只有郑康成、王辅嗣所注释的《易》流行于世。江左中兴，《易》只设立王氏博士，太常荀崧上奏请求设立郑氏《易》博士，诏书允许，正值王敦作乱，未能实现，而王氏《易》被世人重视。现在以王氏为主，其《系辞》以下，王弼没有注释，沿袭用韩康伯的《注》来接续，现在也采用韩康伯的本子。

刘歆伪造的经书散布于朝廷内外，保存在朝廷内的称为‘中古文’，假托在民间的，如《尚书》，《移太常书》说‘询问民间，则有胶东庸生的遗学与这相同，只是被压制而未施行。’现在混乱的《易》也是这样。《易》中费氏与古文相同，不知道都是刘歆所假托的。‘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之《易失传，孟氏、京氏、费氏之《无人传授’。按郑康成、王辅嗣的本子，就是费氏学的本子，怎么能说没有传授呢？又《汉书·艺文志》说‘费氏没有章句’，现在却说‘费直《章句》四卷’，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子夏不曾传授《易》，这里说‘《子夏易传》三卷’，伪托显然。其余辨析见前文。

《尚书》是周王的号令，由右史记录。孔子删选录，上起唐尧、虞舜，下至秦穆公，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章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

《书序》另有专篇在下文辨析。

等到秦朝禁绝学术，孔子的末代子孙孔惠将《尚书》藏在墙壁中。《家语》说：“孔腾，字子襄。畏惧秦法严酷，将《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夫子旧堂的墙壁中。”《汉纪·尹敏传》认为是孔鲋藏起来的。汉朝兴起，想设立《尚书》博士，没有人能通晓。听说济南人伏生，名胜，是秦朝博士，传授《尚书》，文帝想征召他。当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行走，于是诏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受业。《古文官书》说‘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语不可理解，让他的女儿传言教导晁错。’伏生失去了原本经文，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汉书》说：“伏生因为秦朝禁书，将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平定，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用来教导齐、鲁之间的人。”因为它是上古之书，称为《尚书》。郑玄认为孔子编纂《书》，尊崇而命名为《尚书》，尚，就是上的意思，大概说是像天书一样。王肃说：“上面所说的，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尚书》。”

秦朝虽然禁书，但博士的职位不禁，孔氏家传的世代不绝，《尚书》不等到壁藏才出现，也没有丢失。汉朝兴起，并非没有书本，口诵的乃是其传义，辨析见前文。

汉宣帝本始年间，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去，与伏生所诵的合并为三十篇，在汉朝流行。

《史记》《汉书·儒林传》，都说“伏生得到二十九篇”，不加以辨别，其实伏生只得到二十八篇，《泰誓》后来得到而附在现在通行的文本中，成为二十九篇，因此一并误认为是伏生所传授的。《论衡·正说篇》：“孝景皇帝时，才开始保存《尚书》，伏生已经出山，景帝派遣晁错去跟随

译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去世，《尚书》残缺未能完成。晁错将学问传给儿宽，到汉宣帝时，河内一位女子在拆除旧屋时发现了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上奏朝廷，宣帝将其出示给博士们，此后《易》《礼》《尚书》各自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这才最终确定。」又说「有人解释《尚书》二十九篇，是说它对应北斗七星与二十八宿，四七为二十八篇，其中一篇对应北斗，所以是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都是把后来河内女子所得的《泰誓》计算在内的，因为它是后来才得到的，所以附会成北斗之数。《隋书·经籍志》说「到了汉代只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来。」对于《史记》《汉书》中二十九篇的说法最为通达，只是「口传」二字有误。这里说「合三十篇」，那就错误得很严重了。

译然而《泰誓》的年月与《书序》不相符合，又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不同，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对此表示怀疑。

《经典释文》与《隋书·经籍志》引用宣帝时期河内女子所得《泰誓》的说法，出自王充《论衡·正说篇》，房宏的说法与之相同。这在《尚书正义》中有记载。另外，刘向《别录》记载：“武帝末年，百姓有人在墙壁内得到《泰誓》一书并献上去，交给博士们让他们解说，过了几个月大家都站起来，传授给他人。”《尚书正义》也引用了这段记载。然而《尚书大传》引用了它，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终军、《汉书·终军传》、《史记·周本纪》都引用了它，那么王充、刘向的传闻稍微有些误差了。或许董仲舒、终军、《史记》所引用的是孔子未修订之前的《书》，就像《史记》引用《汤诰》那样，那么《论衡》及刘向《别录》的说法就没有误差了。龚自珍在《泰誓答问》中认为，《史记》《汉书》记载伏生得到二十九篇，不应该有后来出现的《泰誓》，依据《书序》将《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两篇，足以凑足二十九篇之数。按：关于《康王之诰》，马融认为欧阳、大小夏侯都将其归入《顾命》，见《经典释文》。马融当时欧阳、大小夏侯的经书尚存，马融亲眼见过其原本，如果《康王之诰》与《顾命》分为两篇，那么马融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如今《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小夏侯的《经》《章句》《解故》各自都是二十九篇，刘歆说“《泰誓》是后来得到的，博士们汇集诵读它。”见《移太常书》。那么伏生最初是二十八篇，武帝、宣帝之后增加了《泰誓》，博士诵读后成为二十九篇是无疑的了。王充说“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上奏，宣帝下达给博士，于是《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说法最明确。汉代儒者以二十八篇增加《泰誓》来比喻北斗七星，足以作为确凿的证据。《尚书大传》说“‘五诰’可以观察仁德。”二十八篇之中包括《大诰》《康诰》《酒诿》《召诰》《雒诰》。如果《尚书》原本《康王之诰》是单独的一篇，《传》中应该有“六诰”的文字，汉代儒者也就没有二十八宿的比喻了。只是由于《史记》省略文字，于是增加了不同的说法罢了。至于马融等人怀疑的“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众书所引用的不相符合”，确实如此。除此之外，还有《管子》《墨子》所引用的也都没有。大体上其文辞怪异，与《汤诰》《武成》一样，同为孔子删削后的剩余部分，赵岐在《孟子注》中认为是古百二十篇中的《泰誓》，那就错了。本朝刘逢禄看到龚氏《泰誓答问》，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泰誓》，或许是这样吧？

《汉书·儒林传》说：“《百两篇》出自东莱张霸，他将二十九篇分析合并为数十篇，又采录《左传》《书序》作为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每篇有的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校订认为不对，后来就废黜了他的书。”《古文尚书》是孔安国所收藏的，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汉景帝程姬的儿子，名叫余，封于鲁，谥号共王，在墙壁中得到了它，连同《礼》《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

卫恒《四体书势》说：“当时的人不再知道有古文，称之为‘科斗书’。”见《晋书·卫恒传》。这实际上是刘歆的伪说。

博士孔安国，字子国，鲁国人，孔子十二世孙，向鲁申公学习《诗》，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用来校勘伏生所诵读的，用隶书抄写古文，增加了伏生二十五篇。《艺文志》说：“多十六篇。”另外，伏生误将五篇合并，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国又奉诏撰写《古文尚书传》，正值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发生，经籍之道中断，未能奏上，藏在私家。安国还撰写了《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传。《艺文书志》说：“安国献《尚书传》，遭遇巫蛊事件，未列入学官。”

晚出的《古文尚书》，自梅鷟、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等各家详细辨析，但没有人确切找到其作者姓名。考察《家语》《孔丛》，是魏国王肃所作以诘难郑玄的。而孔安国作《传》的事，《家语后序》《孔丛·论书篇》都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出自王肃又是谁呢？又伪《孔传》与王肃诸经注没有不符合的，也如同刘歆所造古文，伪窜诸经，内应外合的老套路。所以晋武帝设置博士十九人，孔氏《书》已经厕身其中。见《晋书·荀崧传》。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尊崇王肃之学，本来就是这样。有人怀疑《晋书·荀崧传》中“当时正在修葺学校，精简博士，设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孔氏、《毛诗》郑氏、《周礼》《礼记》郑氏、《春秋左氏传》杜氏、服氏、《论语》《孝》郑氏博士各一人，共九人”，

译实际人数得到十人，怀疑《古文尚书》中的“孔氏”二字是衍文，那么崧疏中所称汉武帝设置孔氏《尚书》博士，或许也不可信。查考：两处都有“孔氏”，怎么能说彼此都是衍文呢？所谓“总共九人”，大概是因为《论语》和《孝经》的郑氏注被合算为一人。考证《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经》《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总共十经。”也是将《论语》《孝经》合为一经，所以十一经对应十人，与晋代十经对应九人的情况相同。大概是因为《论语》《孝经》文字不多，属于六艺的附庸，所以博士设置从简。晋、宋两代相承，沿革多因袭前代，《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认为“孔氏”二字是衍文，那么孔冲远《尚书正义》中也说“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这句话现在的《晋书》中没有，唐初各家《晋书》尚存，孔冲远采录并使用了它。那么各家《晋书》都有西晋设立孔氏《尚书》博士的事，不独唐代官修的本子如此，难道一部史书衍文而其他史书都衍文吗？必定不是这样。伪《孔传》在西晋已经设立，而且与王肃所著书籍的征引印证都相符合，其为王肃所撰是无可逃避的了。本朝惠栋、江声、王鸣盛、李惇、刘端临、丁晏，都有伪古文出自王肃的说法。

译将其传授给都尉朝。司马迁也跟随安国请教《古文尚书》，司马迁的著作中多采用古文的说法。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文，发现脱漏和错误非常多。《汉书·艺文志》说：“《酒诰》脱漏一简，《召诰》脱漏两简，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漏的字有几十个。”都尉朝将学问传授给胶东的庸生，名叫谭，他也传授《论语》。庸生将学问传授给清河的胡常，字少子，胡常因为精通《谷梁春秋》而成为博士，官至部刺史，他又传授《左氏春秋》。胡常将学问传授给虢国的徐敖，徐敖担任右扶风掾，又传授《毛诗》。徐敖将学问传授给琅琊的王璜以及平陵的涂恽，字子真。涂恽将学问传授给河南的乘钦，字君长，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桑钦。王莽时期，各种学术都设立了官职，涂恽、王璜等人地位显贵。

以上记载都见于《汉书·儒林传》及辨伪部分。

范晔《后汉书》说：“东汉中兴时期，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担任左中郎将、侍中，为《古文尚书》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从此《古文尚书》在世上显扬。”按：现在马融、郑玄所注的，都是伏生所诵读的今文，并非古文。

杜林所传授的，马融、郑玄所注解的，就是刘歆伪造的古文《尚书》。《后汉书》认为这是“古文复兴”，是与伏生的今文相对而言；陆德明认为“都是伏生所诵读的，并非古文”，这是与王肃伪造的古文相对而言，陆德明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

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所以马融、郑玄、杜预等人称其为“《逸书》”。王肃也注解今文，但他的解释大多与古文相似，或许王肃私下见过《孔传》而秘而不宣？东晋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缺失《舜典》一篇，悬赏也未能得到，于是取王肃注解的《尧典》中从“慎徽五典”以下的部分分为《舜典篇》来接续。孔安国的《书序》说伏生将《舜典》合并于《尧典》，《孔传》的《尧典》止于“帝曰往钦哉”，而马融、郑玄、王肃的版本都同为《尧典》，所以取来作为《舜典》。从此学徒兴盛。后来范宁，字武子，顺阳人，担任东晋豫章太守，兼注《谷梁传》，变为今文集注，民间有时取《舜典篇》来接续孔氏本。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采集马融、王肃的注解，伪造《孔传舜典》一篇，声称“在大舟头买得”，呈献给朝廷。梁武帝时担任博士，议论说：“孔序称伏生误将五篇合并，都是文意相承接，所以导致错误。《舜典》开头有‘曰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老，怎么可能会合并它？”于是没有采用。

《尚书》没有《舜典》，辨析已见前文。梁武帝的说法，即使是苏秦、张仪也无法辩驳，只是因为《书序》所记载的，刘歆的古文十六篇本来就有，那么王肃的书自然容易行世了。

汉朝起初设立欧阳《尚书》博士，宣帝又设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设立《古文尚书》博士。永嘉之乱，各家的《尚书》都灭亡了，而《古文孔传》开始兴起，设立博士。《郑氏注》也设立博士一人。近来只推崇《古文尚书》，马融、郑玄、王肃的注解于是被废弃。现在以孔氏本为正统，其《舜典》一篇仍然使用王肃的本子。

哀帝、平帝末年，刘歆提倡伪经，经学发生一次变化；永嘉之乱，今文学派消亡，经学几乎灭绝。“平帝立《古文》”，指的是刘歆的《古文尚书》；“近来只推崇《古文》”，指的是王肃的《古文尚书》；“马融、郑玄、王肃的注解于是废弃”，那么刘歆的古文伪《尚书》也灭亡了。譬如曹操、曹丕篡夺汉朝，而司马懿篡夺曹操、曹丕的统绪，“君以此始亦以此终”啊。

《诗》是用来表达志向，吟咏性情，来讽谏君上的。古代有采诗的官员，君王巡守时，就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了解得失，自我考察纠正。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敦厚人伦，美化教化，移风易俗，没有比《诗》更近的了。所以孔子最先删定收录，既选取《周诗》，上兼《商颂》，共三百一十一篇。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所以说‘《关雎》之乱以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三百五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乐。”王式说：“臣用三百五篇来进谏。”《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共三百五篇。”西汉以前，未曾听说三百一十一篇的说法，这是刘歆《毛诗》伪经流行之后的说法。《毛诗》多《笙诗》六篇，加上三百五篇，所以是三百一十一篇，篇数与三家诗不同，更加显示其作伪。

将学问传授给子夏，子夏于是作《诗序》。

按：刘歆伪造《毛诗》，他的《七略》只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已，并不认为子夏作了《诗序》。《后汉书·儒林传》

译认为卫宏师从谢曼卿，「撰写《毛诗序》」，这尚且符合事实。自从郑玄在《诗谱》中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与毛公合作而成」，《经典释文》引用王肃《家语注》认为「子夏所作的《序》就是现在的《毛诗序》」。对照两《汉书》的志和传，这些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事，这大概是沿袭了他们的谬误。考察《毛诗大序》将《风》《大雅》《小雅》《颂»称为「四始」，这与三家《诗》的说法不合。《唐书·艺文志》记载有「《韩诗卜商序》」，如果《毛诗》也出自子夏，怎么会如此截然不同呢？况且《风》《雅》《颂》本是「六诗」中的三类，将其称为「四始」，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三颂」不知依据鲁、新周、故宋的含义。至于《小序》，《大雅》的正篇无法详细说明乐章的使用情况，《小雅》自《节南山》以下的四十四篇，都认为是讽刺周幽王的诗，而杂见于传记者的则是周昭王、周懿王、周厉王、周宣王、周平王等时期的诗；《楚茨》等诗，也不认为是乐章。十三国没有正风，燕、蔡、莒、许、杞、薛等国并没有变风，既然因为《序》不明确而舍弃了它们，那么保留下来的各国《序》，应当可以作为诗歌的历史。然而《国风小序》对于《史记》中有《世家》记载的国家，都附会了恶谥，至于魏、桧等在《史记》中没有《世家》记载的国家，则只说是「讽刺其君主」、「讽刺其大夫」，而没有可以附会的谥号和世次。又如《汉广》解释为「德行广博所及」、《白华》解释为「孝子的洁白」、《崇丘》解释为「万物得以达到其高大」、《雨无正》解释为「众多如雨却不是用来匡正」之类，都是望文生义，一味空泛推衍，不像鲁诗、韩诗的逸说那样，认为《芣苢》是「蔡人妻子所作」、《行露》是「召南申女所作」、《柏舟》是「卫宣公夫人所作」、《燕燕》是「定姜送归妇所作」、《式微》是「黎庄夫人及傅母所作」、《硕人》是「庄姜的傅母所作」那样都有具体的人和事。如果是子夏所作，距离那个时代不远，怎么会荒谬到这种地步呢？那么《大序》及《小序》，开头的句子是刘歆伪造的，其余部分是卫宏润饰的，不仅不是子夏所作，甚至也不是刘歆所作。汉代、魏晋以后《毛诗》独盛，而辨析《序》的说法纷繁复杂。韩愈认为子夏没有作《诗序》。成伯玙认为子夏只裁定了开头一句，以下出自毛公。王安石认为是诗人自己制作的。甚至程明道认为《大序》是孔子所作，《小序》是国史的旧文。王得臣认为首句是孔子所题。曹粹中认为《毛传》初行时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自记录老师的说法。列举这些都不足以辨析，只有郑樵、王质、朱熹抨击其荒谬，见识最高了。遗憾的是没能探究其根本原因，让后人再来反唇相讥。《诗经》到现在才拨开迷雾啊。

译口耳相传，没有固定的章节句读。战国时期，专门倚仗武力，《雅》《颂》的正声被《郑》《卫》的淫声所扰乱，其衰废断绝也就可想而知了。遭遇秦朝焚书而得以保全的，是因为人们讽诵记忆，不仅仅依赖竹简帛书，所以如此。

秦朝焚书，《诗经》原本仍然存在，不仅仅依赖讽诵记忆。辨析见前文。

《毛诗》，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喜好它。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国太常卿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毛亨（大毛公）。毛公在家撰写《诗故训传》，传授给赵人毛苌（小毛公），小毛公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朝廷，所以不列入官方学官。”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授给曾申，字子西，鲁国人，是曾参的儿子；曾申传授给魏国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国人孟仲子，郑玄《诗谱》说他是子思的弟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国人孙卿子（荀子），孙卿子传授给鲁国人毛亨（大毛公）。”《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国人，研究《诗经》，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传授给同国的贯长卿，徐整写作‘长公’；贯长卿传授给解延年，解延年担任阿武县令，《诗谱》说他是齐国人；解延年传授给虢徐敖，虢徐敖传授给九江人陈侠。”王莽时期的讲学大夫有人说：“陈侠传授给谢曼卿，元始五年，朝廷公车征召他讲解《诗经》。”

《毛诗》的源流都是伪托，辨析见前文。像陈侠、谢曼卿这些人，难道是刘歆传授的人吗！公车征召，是刘歆授意的，用来推广他的伪学罢了。

东汉郑众、贾逵传授《毛诗》，马融撰写《毛诗注》，郑玄撰写《毛诗笺》，阐明《毛传》的意义，驳难三家诗，于是三家诗就衰废了。

三家诗的衰废，是由于马融、郑玄。由此推论，马融、郑玄偏袒伪说破坏经典，罪责难以宽减。如果一定要定罪，应该和刘歆的首犯、从犯一起诛杀。从此以后，王肃、王基这类人，孙毓、陈统这类英才，互相申辩驳难，都只是在《毛诗》的框架下盘旋。如同穴中斗蚁，角里争蛮，只供人嘲笑，不足以树立威望。而《齐诗》《鲁诗》早早消亡，《韩诗》仅仅留存，难道不是因为郑玄曾经采用过《韩诗》，学者因而保存它吗？从此《毛诗》独尊。遍览所收录的书籍，没有一部是三家诗的，刘歆遮蔽真相的力量也达到极点了。

景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古学，得到《古礼》献给朝廷。郑玄《六艺论》说：“后来得到孔氏壁中和河间献王的《古文礼》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但文字多有不同。”刘向《别录》说：“《古文记》二百四篇。”《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篇，出自鲁国淹中。”苏林说：“淹中，是里名。”有人说：“河间献王开辟献书之路，当时有李氏献上《周官》五篇，缺失《事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也没得到，取《考工记》来补全它。”王莽时，刘歆担任国师，开始建立《周官经》，把它称为《周礼》。河南缑氏人杜子春师从刘歆，回家后教导门徒，好学的士人郑兴父子（郑兴，字少赣，河南人，东汉大中大夫；儿子郑众，已见前文）都撰写《周礼解诂》等，多前往拜师他。贾景伯也撰写《周礼解诂》。

河间献王没有得到《古经》的事，《逸礼》《周官》是刘歆伪撰的，辨析见前文。

《礼记》，本来是孔子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内容作为这些《记》，后来的通儒各有增删。所以《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倪子所制。郑玄说《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字子干，涿郡人，东汉北中郎将、九江太守，说：“《王制》是汉朝博士所作。”

《礼记》说是后人增补，确实如此。所以《保傅》《礼察》，是贾谊的书得以附入，不只是《中庸》《缁衣》采自《子思子》《公孙尼子》。《月令》也是刘歆伪撰，辨析见《王莽传》。如果卢植认为《王制》是汉朝博士所作，那就大错特错了。考察《史记·封禅书》索隐，文帝所造的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不是现在的《王制》。郑康成认为《王制》的制度与《孟子》相同，所以回答临硕说：“孟子处于周赧王时期，《王制》的作成又在其后。”现在验证《王制》与《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相同，句容陈立、德清俞樾认为它体大物博，本末兼该，大概是孔氏的遗书。刘歆作伪，盗憎主人，所以排挤它，而卢植误述了它。

陈邵，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汉代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它的篇次与现在《礼记》同名，是被其他家书拾取编撰所采用，不能称为《小戴礼》。东汉马融、卢植考校诸家同异，附会戴圣的篇章，去除其繁重以及

译所叙述的大略内容流传于世，就是现在的《礼记》。

译《隋书·经籍志》说：“戴圣删减《大戴礼记》为四十六篇，马融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成为四十九篇。”《别录》、《后汉书》中桥玄、曹褒两人的传记以及元朗的说法，都不足以作为依据。

郑玄也依照卢植、马融的本子来作注。范晔《后汉书》说：“东汉中兴时期，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郑注引用了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的义理。郑玄《三礼目录》说‘两位郑氏确实是同宗的大儒，现在加以赞颂并辨析他们。’郑玄原本研习《小戴礼》，后来用古文经校勘，选取其中义理深长且顺理成章的部分，所以形成了郑氏之学。郑玄又注释了小戴所传的《礼记》四十九篇，连同《周礼》《仪礼》合称为‘三礼’。”汉初，设立高堂生《礼》博士，后来又设立大戴、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设立《周礼》。东汉时，“三礼”都设立了博士。如今庆氏、《曲台礼》早已失传，《大戴礼记》没有传授的学者，只有郑玄注释的《周礼》《仪礼》《礼记并列于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在世间单独流传。如今“三礼”都以郑玄的学说为主。

关于“三礼”的辨析详见《艺文志》。然而从此古文经学大行其道，庆氏《曲台礼》失传，如今的学说从此衰微，那么郑玄既是刘歆功臣中的首位，也是孔学罪人的魁首，确实不能稍加宽减。说“郑玄原本研习《小戴礼》，后来用古经校勘，选取其中义理深长且顺当的部分”，那么现在的《仪礼》也被郑玄扰乱，虽然注释中还分别称呼今文和古文，但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已经失传了。

古代的君王必定有史官，君王的举动就记录下来，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诸侯也有国史，《春秋》就是鲁国的史记。孔子应聘未被接纳，从卫国回来，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哀伤其徒有虚名，于是与鲁国君子左丘明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史书，依据鲁国史记而作《春秋》，上遵从周公遗留的制度，下阐明未来的法则，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编成十二位国君的经文，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说法各异，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本来的事迹而作传，表明夫子不是凭空说经。《春秋》所贬损的人，是当时的君臣，他们的事实都体现在传中，所以隐去书名而不宣扬，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到了末世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高，齐国人，子夏的弟子，从子夏那里受经；谷梁赤，鲁国人。糜信说：“与秦孝公同时。”《七录》说：“名淑，字元始。”《风俗通》说“是子夏的门人。”邹氏、王吉擅长《邹氏春秋》，夹氏的《传》。邹氏没有书，夹氏有目录没有书，所以在世间不显赫。桓谭《新论》说：“《左氏传》遭遇战国时期逐渐被藏匿。后来一百多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缺简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依据《经》文作《传》，更加失去本来的事迹。”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卫人吴起，魏文侯的相国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人铎椒，楚太傅铎椒传授给赵人虞卿，赵相虞卿传授给同郡的荀卿名况，荀况传授给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张苍传授给洛阳贾谊，长沙梁王太傅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赵人贯公，《汉书》说“贾谊传授给贯公，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贯公传授给他的幼子贯长卿，荡阴令贯长卿传授给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县人，迁徙到杜陵，以及侍御史张禹。字长子，清河人，张禹多次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讲述《左氏》，萧望之认为很好，推荐张禹，征召待诏，还没来得及问话，恰逢病死。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期待诏担任郎官，贾护传授给苍梧陈钦。字子佚，用《左氏》传授给王莽，直到将军

按：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国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传授给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张苍。”按刘向研习《公羊》，后来奉诏研习《谷梁》，他的书原本依据《公羊》的占十分之九，依据《谷梁》的占十分之一，从未提及《左氏》。《说苑》记载“魏武侯向吴起询问元年，吴起回答说‘谈论国君必须谨慎开始。’‘谨慎开始怎么做？’回答说‘端正它。’‘端正它怎么做？’回答说‘明智。’”按“谨慎开始”的说法，源自《公羊》《谷梁》的绪论，“明智”的说法，是兵家的要旨，都不是《左氏》的说法。《十二诸侯年表》说“铎椒担任楚威王的太傅，因为君王不能尽览《春秋》，选取成败事例，最终编成四十章，称为《铎氏微》。”这《春秋》应当是指《梼杌》，就像《晋语》中“羊舌肸熟习《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说“教导他《春秋》”那样，必定不是左氏的书。《史记》说“四十章”，《艺文志》说“三篇”，这里又说“《抄撮》八卷”，名称不雅驯，是刘歆所托伪的。《虞卿传》说“上采《春秋》，下

译考察近世，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等八篇，用以讥刺国家的得失，世人传称为《虞氏春秋》。《史记·年表》记载相同。大概虞氏的书虽然已经亡佚，但其体例大致与《吕氏春秋》相同，并不是传述《左传》的书。《史记》说“八篇”，《汉书·艺文志》在“儒家”类中说“十五篇”，在“《春秋》家”类中说“《虞氏微传》二篇”，这里又说“《抄撮》九卷”，这也是刘歆假托的。荀子的书多本于《谷梁传》，也不是传述《左传》的。《经典释文》兼采伪《别录》和《汉书·儒林传》的内容来撰写。然而《左传》的传授情况不见于《太史公书》，班固的别传也没有证据。在东汉初年，范升在朝廷上争论，认为“师徒相传，又没有其人”，如果真出于《别录》，刘歆的门徒以及郑兴父子、贾逵、陈元、郑玄等人，想要申述《左传》的人很多，为什么没有一人提及？曾申就是曾西，是曾子的儿子，以称道管仲为羞耻，必定不是学习《左传》的人。吴起曾侍奉子夏，或许《左传》多采录了他的文章。姚鼐认为“《左传》中记载魏国的事，虚构粉饰尤其严重，大概是吴起所为，以讨好魏国君主的内容尤多”，总之不是《左传》的再传弟子。张苍不是荀子的弟子，贾谊也不是张苍的弟子。贯公研究《毛诗》，也不是贾嘉的弟子。贾嘉如果真以《左传》作为《春秋》的传注，传授如此详明，为什么不在朝廷上请求设立博士？这又是从《贾谊传》中增设的。贾嘉与司马迁交好，是在汉武帝时；贯公是在河间献王时，必定不是贾嘉的弟子。《史记》《汉书》都在，而刘歆的门徒广泛采录名儒之说，牵强附会散佚的书，妄造此文。元朗、冲远因为江左以后的文人独尊《左传》，不加深察，叙录如此，不能作为典要了。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

译《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北平侯张苍、梁国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公子刘，都研习《春秋左氏传》。起初，刘歆字子骏，是刘向的儿子，王莽时任国师，跟随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氏传》。哀帝时期，刘歆与房凤、王龚想要确立《左氏传》的官学地位，被师丹上奏反对而没有成功，直到平帝时期才得以确立。因此，谈论《左氏传》的人，其本源都出自贾护和刘歆。”刘歆传授给扶风人贾徽，字元伯，后汉任颍阴令，撰写了《春秋条例》二十一卷。贾徽传给儿子贾逵，贾逵奉诏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传》的四十件事奏报朝廷，名为《左氏长义》，章帝认为很好。贾逵又撰写《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素撰写《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撰写《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撰写《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字叔坚，南阳人，从贾逵的孙子贾伯升那里学习《左氏传》，并为之作注。汝南人彭汪，字仲博，记录先师的奇特说法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风人；魏国司徒王朗，字景兴，王肃的父亲；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敦煌人周生烈，都注解《左氏传》。梓潼人李仲钦著《左氏指归》，陈郡人颍容，字子严，后汉被公车征召而不就任，撰写《春秋条例》。还有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后汉任谏大夫，撰写《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对《膏肓》进行驳斥，攻破《墨守》，救治《废疾》，从此《左氏传》大为兴盛。

贾逵的《左氏长义》，陈元的《左氏异同》，郑众的《左氏条例章句》，马融的《三家同异》，李仲钦的《左氏指归》，颍容的《春秋条例》，著作纷繁众多，都宣扬《左氏传》的长处，于是《左氏传》大为兴盛。即使有范升的诘难，何休的《膏肓》，也都只是在《左氏传》的书法义例上衡量得失，既然已经落入《左氏传》的框架之中，难怪反而助长了它的声势更加炽盛。如果知道是刘歆引用传文解释经文，伪造书法义例，依据《史记》来诘难《汉书》，那么《左氏传》就只是记事之书，与《春秋》的微言大义无关，即使有上百个贾逵之类的人，又能说什么呢？《左氏传》的书法义例与《公羊》《谷梁》相抗衡，这本来就是刘歆目睹《公羊》《谷梁》之争，只要有所长处，就可以自立门户，所以伪造书法义例，诸如“书”、“故书”、“不书”等，时常借用《公羊》《谷梁》的日月例来制定，又伪造《毛诗》《周官》作为证据，这就是遮蔽了两千年而无人知晓的原因。从此《左氏传》大为兴盛，“二传”逐渐衰微，后汉攻击《左氏传》的人被称为“蔽固”，东晋压制《谷梁传》的人被称为“肤浅”。到了德明之世，甚至说“二传近代没有讲授的人，恐怕其学问就要断绝了。”唉，先圣微言大义所寄托的经典，以至于濒临断绝，这是谁的罪过呢！所以自魏晋之后，邪说泛滥兴起，经学已不可再谈了。

汉朝初年，设立《公羊》博士，宣帝又设立《谷梁》博士，平帝才开始设立《左氏》博士。后汉建武年间，任命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中固执己见的人多次在朝廷争辩。等到李封去世，就不再补任。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传》，于是立于学官，仍然在世间流传。至今于是盛行，“二传”逐渐衰微。江左中兴时期，设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数荀崧奏请设立“二传”博士，诏书允许设立《公羊》博士，说“《谷梁》肤浅不足以设立博士。”王敦作乱，最终没有成功设立《左氏》博士。现在使用杜预注《左氏传》，《公羊传》使用何休注，《谷梁传》使用范宁注。“二传”近代没有讲授的人，恐怕其学问就要断绝，所以作音注以昭示将来。

叙述《左氏传》大为兴盛的原因，“二传”衰微的缘故，最为明白了。试着查阅《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来看，传授《公羊》《谷梁》的有几家呢！晋朝诏书已经说“《谷梁》肤浅不足以设立博士”；《公羊》也正值王敦作乱，于是最终没有设立。元朗说：“二传近代没有讲授的人，恐怕其学问就要断绝，所以为音注以昭示将来。”孔子改制之学，流传在《公羊》《谷梁》中，汉朝四百年政事都本于此。自从刘氏伪经出现，《左传》文采兴盛，到了元朗时代，恐怕其学问几乎断绝。末法千年，圣制竟然坠落，也足以哀叹了！刘歆的罪过固然不可诛杀，而沉埋冥暗两千年无人阐发，直到近代刘逢禄、陈立、钟文烝才开始有所发明，孔子的学问或许渐渐赖以显明，这难道是所谓的循环运数吗！

《孝经》是孔子为弟子曾参讲述孝道，因而阐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侍奉双亲的方法。也遭受焚毁。河间人颜芝因秦朝禁令，将其藏匿。汉朝尊崇学问，颜芝的儿子颜贞将其拿出，这就是今文《孝经》。

按：《汉书》没有颜芝、颜贞传授《孝经》的事迹。自从刘向、刘歆、扬雄、班固博览群书，都不能知晓，不知后人怎么知道这件事？东京以后

译经学荒废衰微，伪造典故，说《易经》有子夏所作的传，说《左传》有曾申所作的传，这些说法荒诞虚妄、支离破碎，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孝经》，各自成为一家，共有十八章。又有古文《孝经》出自孔氏壁中，另有一篇《闺门》，其余分析十八章，总共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刘向校订书籍，定为十八章。后汉马融也作了《古文孝经传》，但世间没有流传。世间通行的郑玄注，相承认为是郑玄所作。查考《郑志》及《中经簿》都没有记载，只有中朝穆帝召集讲解《孝经》，说以郑玄为主。检阅《孝经注》与郑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究是非。江左中兴，《孝经》《论语共立郑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经》世间既然不行，现在随俗使用郑注十八章本。

《孝经》郑注，诸书所引用的虽然很多，然而没有能够确定为郑康成注的。只有《郊特牲》正义引用王肃诘难郑玄说：“《孝经注》说‘社，后土也。’‘句龙为后士’。郑玄既然说‘社，后土’，那就是句龙。这是郑玄自己相互违背。”这王肃所诘难的是郑康成注，很明显了。刘光伯说王肃没有攻击《孝经》郑注的，大概没有详细考证吧？陈澧说

《古论语》，出自孔氏壁中，共有二十一篇，有两篇《子张》，如淳说“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從政’以下分为一篇，名叫《从政》。”篇次不与齐、鲁《论语》相同。《新论》说“文字不同的有四百多字。”

刘歆遍乱群经，都有古文。以《论语》来考察，《汉书·艺文志》说：“《论语》古二十一篇，出自孔子壁中，有两篇《子张》，孔安国为之作传。”现在看到何晏《集解》所引用的，也是伪托，与《古文书》《古文孝经相同。因为假托出自孔氏壁中，舍弃孔安国不足以昭示世人相信。

孔安国为之作传，后汉马融也注释它。安昌侯张禹从夏侯建受《鲁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选择好的而跟随，号称《张侯论》，最后在汉世流行。张禹将《论语》传授给成帝。后汉包咸，字子长，吴人，大鸿胪周氏不知何人，一起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依据《鲁论》包咸、周氏的篇章，考订《齐论》《古论》，为之作注。魏吏部尚书何晏汇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鄭玄、陈群，字长文，颍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炖煌人。《七录》说“字文进，本姓唐，魏博士、侍中。”的说法，并加上自己的意见作《集解》。正始年间上呈，盛行于世，现在以它为主。

张禹既然受《鲁论》，又受《齐论》，选择好的而跟随，号称《張侯论》，扰乱了鲁、齐的家法了。郑康成依据《鲁论》考订《齐论》《古论》，为之作注，又扰乱了今文、古文的家法了。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大都是伪古学说，而何晏《集解》以它为主。那么现在版本的《论语》都是伪古学罢了。自从宋代以后，尊崇《论语》的人已经到了极点，近儒攻击朱熹，辩论非常多，哪里知道它被刘歆窜乱呢！现在《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怀疑也是刘歆加入的，以证实鲁君子左丘明亲承孔子，来抑制公羊、谷梁口传的说法。《朱子语类》说“要知道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的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说道祸福利害的话，在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如记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看这些地方，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齊以后的书。”卷一百二十二按：《史记·仲尼弟子传》、文翁《孔庙图都没有左丘明，大概不是孔门弟子，更加可见刘歆依托的伪妄。然而迷惑世间千年，也可见读书考古之难找合适的人了。自从郑康成、何晏以后，今文齐、鲁二家无可再考，魏、晋以后注家都用郑、何二本，大概不值得再说了。

《尔雅》，是用来训释“五经”，辨别章句同异，实在是九流的通路，百家的指南，多识鸟兽草木的名字，博览而不迷惑的。尔，近也；雅，正也。说可以接近而取正。《释诂》一篇，大概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有人说仲尼所增，子夏所补，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張揖论述得很详细了。前汉终军开始受到豹鼠的赏赐，从此至今，这种文风很盛了。先儒多为臆测必定的说法，违背盖阙的原则。只有郭景纯博闻强记，详悉古今，作《尔雅注》，被世人所重视，现在依据郭本为正。

《尔雅》是刘歆伪学训诂的祖源，辨析见《汉书·艺文志》。张揖认为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然错误，即使认为“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也不对。豹鼠之辨，是后汉世祖时窦攸的事，见《文选注》三十八引用《三辅决录注》，郭璞误引为终军，德明采用它，怀疑

译误导了千百年。大概自从刘歆征召通晓《尔雅》的一百多人到公车府，《尔雅》于是流行起来，到了光武帝建武年间，于是有了征用。如果武帝以前，没有涉及《尔雅》的，这是可以共同明了的。注释《尔雅》的人，犍为文学和刘歆是先行者，而犍为文学的《注》也是刘歆伪造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孝文皇帝想要拓宽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儒雅》都设置了博士。”查考《史记》和《汉书·儒林传》，都认为“文帝喜好刑名之学，博士只是备位充数，没有受到进用”，这说明文帝并不是崇尚文治的君主，怎么会有拓宽游学之事呢？博士当时只是徒具形式，又怎么会有增设《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的事情呢？等到公孙弘哀叹道术的郁结滞塞，才开始请求为各经设立学官。如果孝文帝时《论语》等书已经增设了博士，公孙弘何必再有郁滞的感叹呢？如果文帝只是表彰《论语》等书而忽略“五经”，既然想要拓宽游学却舍弃经典而任用传注，这是不合情理的。孝文帝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设置博士，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刘歆的《移太常书》中有“孝文帝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的话，那么赵岐的说法就出自刘歆，用来证实他伪造《尔雅》的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