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译《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隋书·经籍志》与《经典释文》都出自隋、唐时期，当时伪托的古学已经统一很久了。如今真正的古学已经断绝，唯独尊崇伪古学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其中纷乱错谬，大概已经很多了。况且自从《汉书·艺文志》之后，其他史书都没有经籍志，凭借它来考证经籍的源流，除了它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唐、宋以来，学者钻研仰慕没有穷尽，担心它迷惑扰乱学者的耳目，于是一并加以纠正。然而《隋志》将《说卦》《序卦》《杂卦》列为河内后来发现的，叙述《月令》《明堂》《乐记》是马融增加的，因此可以得知《易经》中的伪书，《礼记》中的窜乱内容，那么《隋志》的功过还是相当的呢。

秦始皇怀着豺狼般的愤恨之心，铲除了前代的遗迹，焚烧《诗经》《尚书》，坑杀儒生，以刀笔吏为师，制定了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学者为了逃避灾难，逃匿在山林中，有的失去了原本的经典，只能口头传授解说。汉朝诛灭了秦朝和项羽，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先命令叔孙通草拟朝仪，以补救撞柱的弊端。后来张苍治理律历，陆贾撰写《新语》，曹参推荐盖公讲授黄老之学，汉惠帝废除了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儒者才开始在民间推行他们的学业。

查考：《史记·李斯列传》说：“如果有想学习的人，以官吏为师。”《秦始皇本纪》写作：“如果想学习法令，以官吏为师。”徐广说：“一个版本没有‘法令’二字。”这说明徐广看到的是刘歆未改动前的本子，正好与《李斯列传》相同。况且博士的职责，秦朝既然没有焚毁，博士有七十人，如果不用来教导士人，设置他们做什么呢？“法令”二字是刘歆窜入的，《隋志》被它所迷惑。查考高祖进入函谷关，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定了三章法律，萧何制定了九章律，禁止私藏书籍的苛法早在进入函谷关时就已废除，哪里等到惠帝才废除呢？《汉书》是刘歆所作，应当有窜入的内容。《史记·儒林列传》称：“所以汉朝兴起后，儒者才开始修习他们的经艺，讲习大射、乡饮酒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此担任太常，参与制定的儒生弟子都成为选拔的首选，于是感叹兴起于学业。”即使《汉书·艺文志》也说：“汉朝兴起，改正秦朝的败坏，大量收集篇籍。”哪里说过等到惠帝才开始推行他们的学业呢？况且博士具备官职，六经完整无缺，即使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没有废除，博士的传授依然如故。两汉的人没有不去长安向博士受业的，这仍然是秦朝的旧制。这《隋志》自己不知道这些，所以多有错误的依据。

从前伏羲氏开始画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行，用来分类万物的性情，大概因此重叠它们，成为六十四卦。到了夏、商、周三代，实际上有三种《易》，夏朝叫《连山》，殷朝叫《归藏》，周文王作《卦辞》，称为《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子夏为之作传。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卜筮得以保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了它们。

伏羲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作《十翼》，都是伪说，辨析见前文。至于《子夏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况且《易》不传于子夏，汉朝人没有这种说法，大概是六朝时期的伪书。至于说“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卜筮得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內女子得到了它们”，查考《法言·问神篇》说：“《易》损失了一部分，即使愚笨的人也知道缺失了。”《论衡·正说篇》说：“到了孝宣皇帝的时候，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逸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上奏，宣帝下达给博士看，然后《易》《礼》《尚书》各自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查考：这个说法河内女子只得到了《易》一篇，就是《说卦》。《说卦》解说《震》《离》《兑》《坎》四个卦的方位及各种象征，与京房、焦延寿的《易卦气图》相同，它是京房、焦延寿学派的人伪造的无疑。孔子传授《易》，从商瞿到杨何，太史谈接受它并传给司马迁，没听说有缺失，却忽然说“有所亡失”，它的伪作容易看见。《论衡》只说“河内女子得到《易》一篇”，而这里却说“丢失《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它们”，因为河内的事而又附会这种说法，它的伪作尤其容易看见。大概《说卦》与《泰誓》同时出现，是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的人伪造的；《序卦》《杂卦》开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凑足十篇成为《十翼》，大概是刘歆伪造的。《杂卦》的训诂与《尔雅》相同，一并附在河内所得之中，以尊崇它而泯灭它的痕迹。幸好依靠这《隋志》的文字，还让后人有所考证。

汉朝初年，传授《易》的有田何，田何传授给丁宽，丁宽传授给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由此有了施、孟、梁丘的学派。又有东郡京房，自称从梁国焦延寿那里学习《易》，另外成为京氏学，曾经设立官学，后来罢免。东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并立，而传授的人很多。汉朝初年，又有东莱费直传授《易》，他的本子都是古字，号称《古文易》，传授给琅琊王璜，王璜传授给沛人高相，高相传授给儿子康以及兰

译班固将费直。因此费氏的易学在世间流传，却未能被确立为官方经学。东汉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学，马融又为它作《传》，用来教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也都为它作注。从此《费氏》易学大盛，《高氏》易学于是衰落，《梁丘》《施氏》《高氏》易学在西晋时失传，《孟氏》《京氏》易学有书籍却没有师承。梁、陈时期，郑玄、王弼两家注本列于国学，南齐只传授郑玄的义理，到了隋朝，王弼的注本盛行，郑玄的学问逐渐衰微，现在几乎断绝了。《归藏》在汉初已经失传。按：《晋中经簿》里有记载，但只载有卜筮内容，不像圣人的旨意。因为原本卦象尚存，所以把它放在《周易》篇首，以弥补《殷易》的缺失。

译《费氏易》的辨正已见于前文。《归藏》这个名称是刘歆伪造的，《周官》中所称的“三《易》”倒是确实存在的，但编造出一部书来，又是六朝时期的伪妄之作，这与王肃伪造《古文尚书》的情况相同，也就无需再作辨析了。

《尚书》的兴起，大概与文字的产生同时。孔子在周王室查阅《书》，获得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删选其中好的部分，上起虞代，下至周代，编成百篇，并为之作序。遭遇秦朝毁灭学术，到了汉代，只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来。

《书序》是刘歆伪造的，另有一篇予以辨正。伏生所传的仅有二十八篇，当时人们将其比作二十八宿，加上后来得到的《泰誓》，才成为二十九篇，《史记》和《汉书·儒林传》都没有说清楚，只有这篇记载最符合事实。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没有考证伏生所传的篇数，误解了班固、司马迁，从而把后来得到的篇目也算进去，认为有三十篇，真是可笑极了。

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的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时，称为《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向张生学习，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族子夏侯胜，成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给堂弟夏侯建，另立为小夏侯之学。所以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并立，直到东汉末年，相传不绝，其中欧阳学最兴盛。起初，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孔子末代孙子孔惠所藏的书，字都是古文。孔安国用今文校对，得到二十五篇。其中的《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的不同。又与济南伏生所诵的有五篇相合。孔安国并依据古文划分篇第，用隶书抄写，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无法再读，一并送交官府。孔安国又为这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之祸发生，未能奏上，私下将学业传授给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的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但未能立于学官。后汉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也为之作注。然而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混杂了今文，并非孔安国的旧本，其余绝无师承之说。

辨正都已见于前文。

晋代秘府所存的，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的《尚书》都亡失了。

各种经书大多亡失于永嘉之乱，然而自从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亡失后，古文十六篇也不传了，那么《尚书》的真伪都亡失了。《晋书》中荀崧的奏疏说：“自从丧乱以来，儒学尤其稀少，现在在学宫任职则缺少朝廷的俊才，在朝廷做官则废弃了儒学的英才。”然而晋代人遭受戎狄扰乱华夏的情况还比较少，老庄之学毁灭学术最深，所以暴秦焚书坑儒，还有伏生、申公、辕固、韩婴、高堂生、胡毋生、董仲舒等师承；西晋沦亡，就连韦逞的母亲这样的人物，也难得多得了。士人不喜好学习的祸患，其危害竟然超过了帝王焚书，难道不猛烈吗！刘歆的古文《尚书》亡失于哪一天，实在无法考证。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据此认为亡失于永嘉之世，于是梅赜得以趁此空隙献上伪书。然而《晋书·荀崧传》中，荀崧的奏疏称武帝时设置博士已有孔氏，那么伪《孔传》已经在西晋流行。大概王肃伪造《古文书》以夺取郑学的地位，因为外祖父的缘故，武帝尊崇他，为他设立博士，这篇文章足以作为证据。直到永嘉之乱后，梅赜再次献上，并非始于梅赜。刘歆的古文《尚书》亡失于永嘉，怀疑可能是这样。

济南伏生的传授，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根本方法，而又多有乖违悖乱之处。

刘向遵循伏生之学，刘歆则相反，《五行传》还在，现在可以复查。“乖戾”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撰写史志的人自己不知道罢了。

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奏呈上去，当时又缺少《舜典》一篇。齐建武年间，吴地的姚兴方在大船市上得到这本书，奏呈上去，与马融、郑玄所注的多出二十八字，于是开始在国学中设立。梁、陈所讲授的有孔、郑两家，齐代只传授郑学的义理。到了隋代，孔、郑并行，而郑学很微弱。其余所存的，不再有师承之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证其篇目似乎像孔壁中《书》的残缺部分，所以附在《尚书》的末尾。

梅赜所献的伪古文，本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攻击驳难毫不留情。然而伪古文实际出自王肃，只有王肃的学问才能做到这一点。王肃既伪造《书》，又伪造《家语》来证明它，与刘歆同一心法。武帝时设立学官，梅赜不过是再次献上，如同陈元、韩歆请求设立《左氏》之类。这篇史志说东晋“梅赜始得”，“齐建武中列国学”，大概不太准确。唯独晋代秘府既有古文，郑注又再次流行，逸篇尚见于齐、梁间，篇目与十六篇的旧本相同，那么真伪容易辨别，为何没有人依据《汉书·艺文志》十六篇的说法来驳斥它？这也是奇怪的事。然而古文也是伪作，那么王肃

译那本书是伪书中之伪书。如今梅、阎、惠、江、王、孙这几家的著作显著流行，连儿童学子都知道，这里就不再提及了。

译《诗》是用来引导抒发心灵、歌咏情志的。所以说“在心中为志，表达出来为诗”。上古时代民风淳朴，情志没有迷惑。后来君主在上尊贵，臣子在下卑微，当面称颂被视为谄媚，当面规劝被视为诽谤，所以通过歌颂美善、讥刺邪恶来进行讽刺。起初只是歌咏罢了，后来的君子于是配上管弦乐器，以保存劝善戒恶的作用。夏、商以前，诗歌大多没有留存。周朝从后稷开始，公刘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太王开创王业的基业，文王光大前人的事业，武王平定殷商的祸乱，成王和周公教化达到太平盛世，歌颂盛德，相继继承。周幽王、周厉王时政局动荡，怨恨讽刺的诗篇纷纷兴起。后来王室的恩泽枯竭而《诗》亡佚，鲁国的太师挚编次并记录了下来。

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读到周厉王时，没有不放下书感叹说：‘唉，师挚看到了啊！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就叹息，周道衰缺，‘周’字应当是‘商’字的错误，诗人从床席间的事本原开始，《关雎》于是创作；仁义衰败，《鹿鸣》于是讽刺。’”《韩诗外传》记载：“有瞽有瞽，在周朝的庭院，是纣王的遗民。”卷三《汉书·古今人表》把太师挚等人排在第三等，在祖伊之后，虢仲、虢叔之前，与微子、箕子、比千、胶鬲、微中、商容、师�、梅伯、邢侯、鬼侯并列。师古注说：“从师挚以下八人，都是纣王时奔走分散离去的人，郑玄认为是周平王时的人，不对。”《史记·周本纪》记载：“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奔周朝。”“疵”与“挚”、“强”与“阳”读音相近。《论语》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结束。”大概《关雎》的乐章是由师挚创作的。《汝坟》说“王室像毁弃一样”，《文王》说“天命没有恒定”，那些充满耳目的时候，正是靡靡之音沉溺的日子。西汉今文经家的说法没有不认同的。这里说“后来王室的恩泽枯竭而《诗》亡佚，魯太师挚编次并记录了下来”，大概是郑学盛行，隋、唐人都采用他的说法，不足以依据。然而《史记·礼书》说“孔子死后，受业的弟子沉沦不被举用，有的到齐、楚，有的进入河海。”这是指弟子，不是指疵、强这些人，注家的错误，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孔子删定《诗》，上取商朝，下取鲁国，共三百篇。

《史记》《汉书》都作“三百五篇”，这里说“三百篇”，可能是脱漏文字。

到秦朝，唯独认为讽诵不灭。汉朝初年，有鲁国人申公从浮丘伯那里学习《诗》，作诂训，这就是《鲁诗》；齐国人辕固生也传授《诗》，这就是《齐诗》；燕国人韩婴也传授《诗》，这就是《韩诗》。直到东汉末年，三家并立。汉朝初年又有赵国人毛苌擅长《诗》，自称是子夏所传，作《训诂传》，这就是“《毛诗》古学”，但没有得以立学。东汉有九江人谢曼卿，擅长《毛诗》，又为之作训，东海人卫敬仲从曼卿那里学习。先儒相承，称为《毛诗序》，由子夏创立，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增益。郑众、贾逵、马融，都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授的人。只有《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存在。又有《业诗》，是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论多与其他不同，世间不通行。

《毛诗序》的辨正见《经典释文》。《毛诗》在东汉很孤立，自从《郑笺》大行，三家就亡佚了。至于业注，难道是朱熹传的先声吗？

自从大道隐没，天下成为私产，先王制定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的礼节。到了三代，损益不同。周朝衰微，诸侯僭越违礼，厌恶他们危害自己，大多被焚毁削除。从孔子时已经不能完备，到秦朝就完全灭绝。汉朝初年，有高堂生传授十七篇，又有《古经》从淹中出土，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残余，得到并献上去，合共五十六篇，包括威仪之事。又得到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和《明堂阴阳》的记载，都没有敢传授的人。只有《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没有不同，但文字多有差异。从高堂生到宣帝时，后仓最精通其学业，于是作《曲台记》。后仓传授给梁国人戴德以及戴德的堂侄戴圣、沛国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列。东汉只有曹充传授庆氏，传授给他的儿子曹褒，然而三家虽然存在但都很微弱，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授小戴的学问，后来用《古经》校勘，选取义理长的作注，成为郑氏学。其中《丧服》一篇，子夏先传授，诸儒多作注解，现在又单独流行。

郑氏本来传授小戴今学，志中说“后来用《古经》校勘，选取义理长者作注”，那么康成定本以古为主，其弊端在于混杂揉合今古文。然而从此大小戴、庆氏的学问就亡佚了。

而汉朝时有李氏得到《周官》。

刘歆伪造《周官》，托称出自河间，没有说李氏得到它，这又是魏、晋以后增补的

译这是伪造的经书学说。

《周官》，大概是周公制定的官制政令之法。河间献王将其进献朝廷，唯独缺少《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求购未能得到，于是取《考工记》来补其空缺，合成六篇进献朝廷。到了王莽时期，刘歆才设立博士，使其流行于世。河南缑氏人杜子春师从刘歆，因而以此教授学生。此后马融撰写《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汉朝初年，河间献王又获得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录的一百三十一篇并进献，当时也没有传授这些篇章的人。到了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刘向于是编排次序。又获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五类，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减其中繁琐重复的内容，合并记录，成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减大戴的著作成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东汉末年，马融于是传授小戴的学问。马融又补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而郑玄师从马融，又为之作注。如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这三种，只有《郑注》在国学中设立，其余大多散失亡佚，又没有师承解说。

译右辨皆见前。唯此志独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汉末年马融遂传小戴之学，马融又补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可知二戴相传的经师之学，原本都没有《月令》《明堂位》《乐记》，这是显而易见的。大概《月令》《明堂位》是刘歆伪造的，《乐记》也是刘歆篡改过的，《汉书·魏相传》说“魏相多次引证《易阴阳》及《明堂》《月令》，”这也是刘歆窜入的。《礼记·乐记》正义引《别录》作“四十九篇”，《别录》是刘歆所作，那么四十九篇之名定于刘歆无疑。只是秘密传授到马融，马融注解《小戴记》，才开始大显于世。郑康成师从马融，为之作注。千余年来，《郑注立于学官，学者自幼就学习《郑氏注》，忘记了《月令》《明堂位》《乐记的来源。幸亏此志叙述其源流，还能看出窜改伪造的痕迹。

《春秋》是鲁国史策书的名称。从前成周王朝衰微，典章制度沦丧废弛，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遗留的制度尚存。孔子依据鲁国的旧史，加以裁正。有的委婉而成文章，以保存大的顺理；有的直书其事，以显示首恶。所以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賊子于是大为恐惧。其中所褒贬的内容不能全部写下来，都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各异，左丘明担心失去真相，于是为之作传。遭遇秦朝焚书灭学，口头传授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没有师承，夹氏失传。起初，齐人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授给东海赢公。赢公授给东海孟卿，孟卿授给鲁人眭孟，眭孟授给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所以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和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了《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自张苍家中，本来没有传注。到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作训诂，授给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书，考订并正定它，想立于学官，诸儒没有响应的。到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请求设立而未实行。当时陈元最精通《左传》，又上书争讼。于是才任命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群儒中固执己见的人多次在朝廷争辩，等到李封去世，就废除了。然而诸儒传授《左氏》的人很多。永平年间，能讲《左氏》的人提拔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都作训解，到魏代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作《经传集解》。《谷梁》范�注、《公羊》何休注、《左�》服�、杜预注都立于国学，然而《公羊》《谷梁》只试读文字，而不能通晓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氏》只传服�义。到隋代，《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逐渐衰微，现在几乎无师说。

《左氏》书为刘歆伪造，辨见前。大概刘歆伪经以《左氏》为根基，《左氏》既盛，诸伪经符�都相合，所以为刘歆之学者争之最力。自东汉后遂流行。到隋、唐，则《公》《谷》无�说，其衰微如此。近人多惜服�之说亡，然而服�、杜预都是刘歆伪学，存亡不足计也。�书�律�志》《匡衡传》，都以《国语》为《春秋外传》，大概也是刘歆窜入的。受其学者如贾逵之徒，多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既以左氏�国语》加书法为《春秋左氏传》，自然以补缉之《国语》为《春秋外�》，这是“大学士申公隔壁”之铭旌，辗转谬传，只供捧腹者也。然而刘向五十四篇之《国语》，《隋�》不可见，岂非真亡之乎？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而顺，不�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经》以总会之，明其�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府后仓、�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都名其学。又有《古文�经》与《古文尚�》同出，而长孙有《�门》一�，其余经文大�相似，篇�缺解，又有衍出三�，并前合为二十二�，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其繁盛，以十八�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又有郑氏�，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所�余�不同，故�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陈及周、齐，唯传郑氏。�隋，�书�王劭于京�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因序其得�，述其�疏，

译在民间讲习，逐渐传至朝廷，后来于是下诏令与郑玄注本并列。儒生们纷纷议论，都说这是炫自己编造的，并非孔子旧本，而且秘府原本也没有这本书。又说，魏氏迁都洛阳，不懂汉语，孝文帝命令侯伏、侯可、悉陵用夷语翻译《孝经》的要旨，用来教导国人，称为《国语孝经》。现在把它附在这篇文章的末尾。

译《孝经古文》是伪作，郑玄的注解可信，辨析见前文。山阳人丁晏说：“孔安国的著作早已亡佚，流传下来的都是伪本，并非真正的古文。”《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确切的。邢昺的疏引唐代司马贞的议论说：“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得到的颜芝本，到刘向以此参校《古文》，删减烦杂令人困惑的内容，确定这一十八章……那《古文》二十二章没有出自孔壁。《唐会要》《册府元龟》写作‘元出’孔壁。在此之前，孔安国作传，因为遭遇巫蛊之祸，未能施行。荀昶集注的时候还没有见到《孔传》，中朝于是亡失了它的原本。近世儒者想要推崇古学，妄作传注，假托孔氏之名，随意穿凿更改，又伪造《闺门》篇。刘炫诡辩附和，妄称其好。况且‘闺门’的含义，是近俗的言语，必定不是孔子正统的学说。考察它的文字说‘《闺门》之内具备礼仪了，《唐会要》‘矣’字下有‘乎’字，严厉的父亲、严厉的兄长，妻子、臣妾，都是从百姓中征发劳役的人。’这是把妻子比作劳役之人。文句粗俗鄙陋，不合经典。又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另分为一章，仍然加上‘子曰’二字。然而‘故’是承接上文的词语，既然是章首，不该说‘故’。这是古人既已去世，后人妄自分开这些章节以凑足二十二章之数，不仅经文不真，而且传文浅薄虚伪。又注释‘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大意说‘脱去衣服以应合功绩，暴露肌肤，早晚从事劳作，披头赤足，从小习惯，内心安然。’这话虽然旁出于诸子，但引用来作注，为何言语如此鄙陋呢！”小司马辨析古文《孔传》的伪作，说法最明确。《孝经征文》记载，唐开元十年，唐明皇选取王肃、刘邵、虞翻、韦昭、陆澄刘炫的学说，亲自注解《孝经》，用八分书写成，立于国学，这就是所谓的《石台孝经》。大概辗转传抄谬误，歧路又有歧路，今古杂合，几乎无法查究了。宋至和元年，司马光进呈《古文孝经指解》一卷，那是刘炫伪古文的后浪。淳熙十三年，朱熹撰写《孝经刊误》一卷，将《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去‘子曰’二字，引用《尚书》处二处，引用《诗经》处四处，共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叙述胡侍郎、汪端明的话语。伪中又伪，纷纷窜乱，几乎更不值得辨析了。

按：《史记》叙述六经不及《孝经》，然而出于西汉之前，纬书非常尊崇它。其后得到而尊崇它类似《泰誓》，它的文辞义理大概是《礼记》一类，不知为何推崇到这种地步？于是刘歆伪造古文，在前面假托为孔安国的学说，刘炫在后面伪造孔安国传，伪中作伪，正与《尚书》相同。而刘炫作伪，人们能攻击他；王肃作伪，千年无人怀疑他，这又稍有不同。而遮蔽虽然深厚，久而必露，至今各种伪作真伪尽数显露，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论语》是孔子弟子所记录。孔子既已整理六经，在洙水、泗水之上讲学，门徒三千，通达者七十人。他们与夫子应答以及私下讲习，言论合乎道义，有的写在衣带上，有的对事情不厌其烦。仲尼去世后，于是编辑论述，称为《论语》。汉初有齐、鲁两种学说。那齐人传授的二十二篇，鲁人传授的二十篇。齐地则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府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人庸生；鲁地则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安昌侯张禹，都以其学闻名。张禹原本传授《鲁论》，晚年讲习《齐论》，后来于是合并考察，删减烦杂令人困惑的内容，除去《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后来以《鲁论》二十篇为定本，号《张侯论》，当世重视它。周氏、包氏为之作章句，马融又为之作训诂。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一同出土，章句的繁简，与《鲁论》没有不同，只是将《子张》分为两篇，所以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作传。

《古论语》是刘歆伪作，辨析见前文。按《论衡·正说篇》说：“汉朝兴起时失亡，到武帝时，发掘取出孔子壁中古文，得到二十一篇，齐、鲁两篇，河间九篇：共三十篇，到昭帝时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诏太常博士，当时尚称书难懂，命名为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传诵。起初，孔子孙子孔安国以此教授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称为《论语》。现在称《论语》二十篇，又失传齐、鲁、河间九篇，原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有的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辞或是或误。解说《论语》的人只知道以剥解式的提问，以细微的疑难，不知道保存问话的根本篇数章目。”据此论述，那么刘歆所伪作的三十篇与《汉书·艺文志》不同的，大概是刘歆作《七略》时还没有伪造河间的九篇，此志尚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

译对《古论》作注。魏国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都为之解说义理，吏部尚书何晏又作了集解，此后许多儒者都为之作注，《齐论》于是亡佚。《古论》原本没有师承传授，梁、陈时期，只有郑玄、何晏的学说立于国学，而郑氏的学说很微弱。周、齐时期，郑学独立。到了隋朝，何晏、郑玄的学说并行，郑氏学说在民间盛行。其《孔丛子》《孔子家语》都是孔氏所传述的仲尼旨意。《尔雅》等书，解释古今词义，都是五经的总义，附在此篇。

译《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杂议》《尔雅》附在“孝经家”之后，《隋书·经籍志》沿用了这个体例，又采用《经典释文》的体例，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把它移到《论语》之前。至于郑玄的注已经参考了《古论》，那么《论语》当时已经杂乱，而且“盛行于民间”，其情形可想而知了。何晏更是以孔安国为主，而各家大多都是古学。许慎的《五经异义》大概是专门主张伪古学的。《尔雅》的伪作辨析见前文。《孔丛子》《孔子家语》这两本书，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已经著录，这里不再赘述。

《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那么圣人承受天命，一定是因为积累德行功业，功勋卓著，恩泽深厚，诚信显赫于天地，恩泽惠及百姓，万物都归附向往，神明都为之祈福享用，这样才有天命的感应。大概龟龙衔负着图书，从黄河、洛水出现，用来记载改朝换代的征兆，其道理幽深晦涩，穷尽了神道的奥秘。先王担心它迷惑世人，所以秘藏不传。解说的人又说，孔子既然编撰六经，以阐明天人之道，知道后世不能考证并认同他的本意，所以另外创立纬书和谶语，留给后世。这些书产生于西汉以前，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片，说是从黄帝到周文王所接受的原文。另外又有三十篇，说是从最初兴起直到孔子九位圣人增补演绎，以扩充其意。还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也是孔子所作，连同前面的合起来共八十一篇。此外还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合事》《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和袁氏的解说。汉末，郎中郗萌汇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称为《春秋灾异》。宋均、郑玄都为之作注。然而这些书的文辞浅薄俗陋，颠倒错谬，不符合圣人的旨意，相传是世俗之人伪造的，后来有人又加以增删篡改，并非真实的记录。自从王莽喜好符命，光武帝凭借图谶兴起，于是图谶在世上盛行。汉代又下诏让东平王刘苍校正五经章句，都命令遵从谶纬。庸俗的儒生迎合时势，更加研习这种学问，篇卷目录，转而增加扩大，谈论五经的人都凭借谶纬来解说。只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等人独自反对，相继认为这是妖妄之谈，扰乱中庸的典籍。所以他们依据汉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到的古文，参证考校，以成就其义理，称为“古学”。当时的儒生又非议诋毁他们，终究不能推行。魏代王肃推崇引证古学来驳难今文义理，王弼、杜预接着阐明它，从此古学逐渐确立。到了南朝宋大明年间，才开始禁止图谶。梁天监年以后，又重申禁令。等到隋高祖受禅即位，禁止得更加严厉。隋炀帝即位，于是派遣使者四处出动，搜求天下与谶纬有关的书籍，全部焚毁，被官吏纠举的甚至处死。从此再也没有这种学问，秘府之内也大多散失。现在记录其现存的，列在六经之下，以保留不同的说法。

纬书虽然多有荒诞奇特的说法，但出自西汉以前，与今文博士的说法相合，还没有刘歆的伪说。当时与古说相合的，则是刘歆窜入的，大致上与古文截然分界。孔安国、毛公，是刘歆伪托的；王璜、贾逵，是刘歆的传人，其微旨在于变易今文，所以攻击纬书为妖妄，大概是因为今古学势不两立的原因。纬与谶不同，《汉书·王莽传》中“征通图谶者”，说明谶是刘歆、王莽的学问，刘歆所攻击的大概专门针对纬书。天监、隋炀两次禁焚，纬书几乎尽毁。孔子的学问一遇秦火，再遇隋火，多么不幸啊！后儒忘记了纬书的本原，附会刘歆、贾逵的说法而一并废黜，致使今学的说法顿时尽失，而不能与秦火并叹，难道不可惜吗！然而史志称“依据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以成就古学，世俗儒生又非议诋毁它。”这是叙述今古学的差异。又说“王弼、杜预阐明它，从此古学逐渐确立。”古学实际上由郑玄完成，这里说“立”，是指立于学官。六朝承袭郑学的余绪，以古学为主，而忘记今古学的区分，已经很久了。这部史志还能分别清楚地说。宋、明至今，很少有能识别今古学差异的人了。

孔子说“必须纠正名分吗！”名指书字。“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办不成。”解说的人认为书的起源，起自黄帝、苍颉。比类物象形成形状称为文，形声相互增益称为字，写在竹帛上称为书，所以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六义的区别。古代儿童只展示而不欺骗，六岁教他们数数和方位名称，十岁进入小学学习书写计算，二十岁行冠礼，开始研习先王之道，所以能成就其德行而担当事务。然而从苍颉到汉初，文字经历了五次变化：一是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是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是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是隶书，程邈所作；五是草书，汉初所作。秦代既然废除了古文，开始使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鸟书、署书、殳书、隶书。汉代用“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

译各种书法的体势，都源自上文的六书，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产生演变的。魏代又出现了八分书。关于字义的训释和读音，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许多篇章，以及《训诂》《说文》《字林》《音韵》《声砋》《体势》等许多著作。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又得到了西域的胡人文字，它能用十四个字母贯穿所有的语音，文字简省而意义广泛，称之为“婆罗门书”，这与“八体、六文”的意义完全不同。现在把它附在《体势》篇的后面。另外，北魏初年平定中原时，军队仪容和号令都用夷语。后来受华夏风俗影响，大多人不能通晓，所以记录其原本的语言，相互传授教习，称之为“国语”。现在把它附在《音韵》篇的末尾。另外，东汉镌刻“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写。魏正始年间又立《一字石经》，沿袭下来作为“七经”的正字。北魏末年，齐神武执政，从洛阳迁都到邺都，走到河阳时，恰逢河岸崩塌，石碑于是沉没在水中。那些得以运到邺都的石碑不到一半。到了隋朝开皇六年，又把邺都的石碑运入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想要修补整理，立在国学中。不久恰逢隋朝动乱，事情于是逐渐废弃，营造的部门因而把它们用作柱础。贞观初年，秘书监臣魏征开始收集它们，十件中保存不下一件。那些沿袭相传的拓本，还在秘府中，连同《秦帝刻石》附在这篇后面，以完备小学之学。

译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古今字诂》三卷、《古今字书》十卷、《古文官书》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六文书》一卷、《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古今文等书》一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大概是因为刘歆既伪造了经典，又将他所造的古文字散布于天下，以至于到隋唐时期所保存的还如此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

刘歆撰写伪经，假托于通晓经义的人，通过校书得以流传，统一于郑玄，广泛传播并泛滥于魏晋六朝的儒者，最终由隋唐时期的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确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千年来，师儒传授，学校讲诵，学子众多，探究并宣扬，数量极多，广泛流传于域外的日本、高丽、新罗、百济等地，那些椎髻、编发、文身的百姓，共同尊崇并传承，其浩大深远竟至于此。这好比伪朝，传统数十种，全都为主为臣，巨大的才学和智慧，充满并扩展，青史氏也不能废弃掩盖。现在为此制作表格，记载其传授源流。自西汉以前，是刘歆伪托的，不再记录；自唐代以后，辞章兴盛而专门之学衰落，宋明儒者虽然指出伪经，但也没有传经的派别，现在以陆德明、孔颖达作为断限。唉！观察伪经的起始以及伪经的终结，这也是天地间学术的大变局了。查《后汉书·儒林传》说：“从此《费氏》兴起而《京氏》于是衰落。”《经典释文》说：“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的《易》无人传承。”又说：“《齐诗》早已亡佚，《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然存在，但无人传承。”《北史·儒林传》说：“《公羊》《谷梁》二传，儒者们大多不放在心上。”大概今文经学已经扫地以尽了。东汉之后，在《易》方面有郑氏、王氏，《书》方面有郑氏、孔氏，《诗》方面有毛氏、郑氏，《礼》方面有郑氏、王氏，《春秋》方面有服氏、杜氏。所以魏晋六朝的学术全是伪经了。近代儒者在《易》方面，把虞翻当作孟氏，把陆绩当作京氏。现在考察虞翻说他的“先人解释经义疏漏空泛”，并且认为汉初以来“读《易》的人解释的很少，而唯独与荀爽、马融、郑玄、宋衷比较长短”，又兼注《国语》，屡次引用《周官》，这是深入刘歆的蒙蔽，出自《费易》而略有不同，对于其家学则完全不是了。陆绩与翟玄、姚信、蜀才、千宝等人，都参与荀氏《集解》，所采用的九家以荀氏为主，那么都是费氏之学。而“六日七分”、“飞伏世应”之术，九家都有的，那么刘歆伪造费氏主张卜筮，已经兼采京氏的说法了。他用《系辞》《文言》十篇解释《经》，则兼采施氏、孟氏、梁丘氏的说法，所以郑氏、王氏两派的范围内没有例外，都是刘歆的学问。自从京氏兴起而孟氏微弱，那些并称京氏、孟氏的，都是京氏；费氏兴起而京氏微弱，那些号称孟氏、京氏的，都是费氏。范蔚宗“费氏兴起而京氏衰落”这一句话，最足以相信依据，持此来判断，亿万次不会错一次。魏晋《易》家源流派别谬误混乱，世俗儒者议论纷杂，现在辨正它，而录入伪费氏。《书》则是伪中出伪，刘歆、郑玄的学问，只有河北一线保存，大江以南则王肃的学问日益兴盛。如果不是刘歆先作俑，王肃怎么能假托古文呢！现在大字书写王肃以表明代兴。然而王肃又与刘歆不同，所以为王肃学者不再列入。其余《诗》都主张毛氏，《礼》都遵从郑氏，至于《公羊》《谷梁》二传只有王接、范宁两人，“庭坚不祀忽诸”很久了，其混一的痕迹，学者共见，不再论列。综合梳理其头绪，刘歆创立它居于首位，郑玄推行它居于中间，孔颖达、贾公彦、陆德明确定它居于终结，有传授可考的叙述它，没有的则按时代排列。嘱咐门人新会梁启超搜集群书，表格如下。首列《易》，次列《书》，次列《诗》，次列《礼》《春秋》，这是伪经的顺序，现在也依照它。至于《论语》《孝经》，本是传记，不应当与六艺同科；把《尔雅》附于《孝经》，“小学”附于六艺，更是巨大的谬误。各家目录都以此为准则，现在一并革除，厘为上下两卷，使它们不与经并行，以迷惑学者。

《论语》《孝经》，南北朝学者没有不通晓习得的，现在只选取有撰述的人记载。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是刘歆伪造古文所创造的，而两千年来持以代替圣统的，其流毒最甚，列为一表。《尔雅》也改从小学。那些有达才通人大有功于伪学者，以及所著书为群经义者，或者学人而无专经不见于各表者，统称为“通学”，另为一表附于后。

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三礼附左氏春鞫国语附

刘歆

王璜刘歆传业

陈钦刘歆传业

郑兴刘歆传业〇查陈钦、郑兴的《传》都不说他们传《易》，然而陈钦是王莽的老师，郑兴是刘歆的弟子，陈元、郑众都传承父业，那么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