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译《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论语》古文本二十一篇。出自孔子旧宅墙壁之中，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说：“将《尧曰》篇后面‘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的内容分为一篇，名叫《从政》。”

《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如淳说：“《问王》《知道》都是篇名。”

《鲁论》二十篇，《传》十九篇。颜师古说：“这是解释《论语》义理的书。”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颜师古说：“这是张禹。”

《鲁王骏说》二十篇。颜师古说：“这是王吉的儿子。”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卷。石渠阁论定。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说：“这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

《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说：“现在《大戴礼记》中有一篇，大概是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因为孔子三次朝见鲁公，所以叫《三朝》。”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总共《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和当时的人，以及弟子之间相互交谈而亲耳听到孔夫子话语的记录。当时弟子各自有所记录，孔夫子去世后，门人共同编辑论纂，所以称为《论语》。汉朝兴起，有齐、鲁两种学说。传授《齐论》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禹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的庸生，只有王阳成为名家。传授《鲁论》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成为名家。张禹的学说最晚出，却在世间流行。

刘歆伪造古文来遍造诸经的伪本，没有让哪一经缺少，至于《论语》《孝经》也没有遗漏。传授《鲁论》的庸生，应当也是刘歆窜入的，用来充实其伪经的传人罢了。《鲁论》由张禹传到东汉，包氏、周氏的学说还是其真传，但已经杂合了齐、鲁两派，扰乱了家法了。到了郑康成杂合古今文本，真伪就完全不能考察了。《艺文志》称“《论语》古二十一篇”，注解说“出自孔子壁中，有两篇《子张》。”查：《论衡·正说篇》说“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到了汉武帝时，发掘取出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二十一篇。齐、鲁两篇，河间九篇：共三十篇。到了昭帝时，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诏给太常博士，当时还称书难以读懂，命名为‘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来传诵。起初，孔子的孙子孔安国用来教鲁人扶卿，才开始叫《论语》。现在称《论语》二十篇，又失去了齐、鲁、河间九篇。”可见古文不止二十一篇，王充必定有所见闻。那么刘歆伪造的《论语》尚不止二十一篇，只是刘歆不敢写在《七略》里罢了。然而自从郑康成杂合古今文本，那么今本《论语》必定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丘亦耻之”这一章，必定是刘歆伪造窜入的。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用孔、马的注解，就改动包、周的本子；使用包、周的学说，又更改孔、马的经文”。臧琳《经义杂记》说现在“巧言令色”这一章，《集解》正引用伪孔安国的注解，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刘歆因为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相同，以仲尼弟子中没有左丘明，所以窜入《论语》来充实它。刘歆遍窜群经，证成伪说，不再可以逐条辨析了。《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说：“现在《大戴礼》有一篇，大概是孔子回答哀公的话。”查：《大戴礼》中孔子回答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不止一篇。《小辨》有“尔雅以观于古”的话，这大概是刘歆伪造《尔雅》所附会的吧！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说：“刘向说‘这是古文字。’《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出一章，共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说》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阁论定。

《尔雅》三卷，二十篇。张晏说：“尔，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中。”

《说》三篇。

总共《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的书。孝，是天之常道，地之正义

译这是百姓的行为准则。因为是从大的方面来说，所以称为《孝经》。汉朝建立后，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此经，各自形成一家之言。经文内容大体相同，只有孔子壁中出土的古文版本有所不同。“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几句，各家的解释都不妥当，古文版本的文字和读音都与今文不同。颜师古说：“桓谭在《新论》中说：‘古文《孝经》共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不同的有四百多字。’”

译按：《孝经》的传授源流不详其始，因此产生了朱熹《刊误》中的疑问。又因未明了《左传》是刘歆窃取伪造的，看到《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等语与《左传》相同，不知道是《左传》抄袭《孝经》，反而怀疑《孝经》抄袭《左传》，于是孔子门徒真正传承的书反而被怀疑为伪书了。考查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记载：河间献王问温城董仲舒说：“《孝经》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是什么意思？”《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上疏说：“《大雅》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把它写入了《孝经》首章。”如果《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刘向《说苑》，都有援引依据。《孝经钩命决》说：“孔子在庶民时，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公羊叙疏》引用西汉儒者的话言之凿凿，认为《孝经》出于孔子固然不对。《困学纪闻》引用晁氏的话说：“应当是曾子的弟子所写的书。”又引用冯氏的话说：“这本书应当成于子思之手。”现在考察其文中称曾子，而末尾引用《诗》《书》，与《坊记》、《表记》、《缁衣》相近似，必定是孔子门徒的旧书雅记，晁氏所说的，大概也接近事实。《四库提要》因为魏文侯有《孝经传》，就相信它是七十子遗留的书，这就错了。魏文侯的《孝经传》，《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这与《子夏易传》都是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隋书·经籍志》说它是“河间人颜芝所藏，汉朝初年，颜芝的儿子颜贞拿出来，共十八章”，不知其所本，怀疑未必确实。然而江翁、后仓等人所传授的，渊源深远。刘歆既然伪造古文，必定要使经艺都有古文才肯罢休，不必有其他用意，《孝经》与《易》、《论语》，都不过是颠倒改易文字以自显不同。然而根据桓谭的话，《孝经》仅一千八百七十一字，不同的却有四百多字，“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共王得到古文的事，是刘歆伪撰的，辨析已见前文。而刘歆必定以《孝经》古孔氏一篇为首篇，假托给孔安国，这也是如同伪造《古文尚书》的故技。桓谭曾经向刘歆问学，是专守古学的学者，不足以作为依据。因为有古孔氏的缘故，于是有了孔安国的传，孔安国的传在梁代亡逸，而刘炫的伪《孝经孔传》出现了，这也与王肃伪《古文书》相同，这就不是刘歆所能知道的了。然而《汉书·艺文志》不说古文有孔氏说，而许慎派遣儿子许冲上《说文解字》，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那么刘歆又伪作了孔氏《孝经古文说》。《汉书·艺文志》不详细记载，如同刘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汉书·艺文志》不叙述一样，或许作于编定《七略》之后。那么伪《孔传》的荒谬，也是刘歆开启的坏头了。其余流别，山阳丁晏《孝经征文》辨析得很清楚，现在不详述。

《尔雅》一书，张稚让在《上广雅表》中认为是周公所作。然而刘歆《西京杂记》说：“郭伟认为《尔雅》是周公所制，而《尔雅》中有‘张仲孝友’，张仲是宣王时的人，显然不是周公所制。曾经拿这个问题问杨子云，子云说‘是孔子门徒游、夏之类所记，用来解释六艺的。’家君认为《外戚传》称‘史佚用《尔雅》教他的儿子’。《尔雅》是小学。又《记》说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

译《上广雅表》记载：“孔子说：‘通过《尔雅》来观察古代，足以辨别言辞了。’”王念孙在《疏证》中说：“《大戴礼记》卢辨注说：‘尔，是近的意思，即依从《雅》《颂》。’这说明卢氏不把‘尔雅’当作书名。查那篇文章说‘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意思是顺着琴弦来观察音乐，依从雅正来观察古代。”那么刘歆大概是顺势附会罢了，幸好有刘歆的说法存在，还可以互相印证。《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上奏征召“拥有《逸礼》《古书》《毛诗》《周易》《周官》《尔雅》以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和史篇文字，并通晓其含义的人，都到公车署报到。”这些大概都是刘歆伪造窜改的，借助王莽的势力来推行他的著作。《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一同被征召，它们都是刘歆伪造的无疑。《经典释文序录》称“注释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共五家。”那么刘歆既然伪造了这部书，又亲自为之作注，在他之前从未有过。那“犍为文学”没有姓名，也是刘歆假托的，这是徐敖传授《毛诗》、庸生传授《古书》的故伎重演。考察《尔雅》的训诂，以解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篇》中有“五岳”，与《周官》相合，与《尧典》《王制》不同；《王制》中“五岳视三公”的说法，是后人校改的名称。《释地篇》中的“九州”与《禹贡》不同，与《周官》大致相同；《释乐篇》与《周官·大司乐》相同；《释天篇》与《王制》不同；祭祀名称与《王制》不同，与《毛诗》《周官》相合。至于那些训诂完全依据《毛诗》的，偶尔有“敏拇”的训释，“羕长”的解释。《释兽篇》没有“驺虞”这种野兽，《释木篇》把“唐棣”当作“栘”，当时三家以此玩弄狡诈手段。然而按照大体来看，用陈氏《毛诗稽古编》中列举的《尔雅》与《毛传》异同来考察，谁多谁少，谁重谁轻，不需要辩驳了。大概刘歆既然遍伪群经，又想用训诂来证明它们，于是作了《尔雅》，心思巧密，壁垒坚固严密，这就是他欺骗百代的原因吧！然而从此经学就变为训诂一派，破碎支离，这是刘歆开端的。

译有人依据《周易》中“《师》代表众，‘比’代表辅，‘震’代表动，‘遘’代表遇”等解释都与《尔雅》相合，《丧服传》中的亲属称谓与《释亲》相合，《春秋元命包》说“子夏问孔子作《春秋》，为何不以‘初哉首基’为开始”，《尔雅序》正义所引内容与《释诂》相合，因此相信《尔雅》是真书。他们不知道刘歆搜集真实的材料来证明他的伪作，然后才能使人坚信，何况《易·杂卦》也是刘歆伪造的呢！郑玄、张揖、郭璞等人被他欺骗，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孙星衍在《尔雅释地四篇》后的叙言中说：“《尔雅》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周官》中的事务。《释诂》《释言》《释训》对应《诵训》‘掌管叙述地方志以指导观察事物’以及《训方氏》‘掌管诵读四方传下来的道义’；《释亲》对应《小宗伯》‘掌管区分三族的差别以解释亲疏关系’；《释宫》也对应《小宗伯》‘掌管辨别宫室的禁令’；《释器》中‘那粗网叫九罭’等说法，对应《兽人》‘掌管用网捕猎野兽，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类别’；‘肉叫脱之’等说法，对应《内饔》‘辨别身体部位和肉类的名称’；‘黄金叫璗’等说法，对应《职金》‘掌管所有金玉锡石的禁令，辨别它们名称和类别的好坏’；‘金镞剪羽叫鍭’等说法，对应《司弓矢》‘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法度，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类别’；‘珪大尺三寸叫玠’等说法，对应《典瑞》‘掌管王室瑞玉器的收藏，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类别’；‘一染叫縓’等说法，对应《典丝》‘掌管丝人并辨别丝的物品’；《释乐》对应《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释天》对应《眂祲》‘掌管十辉的法度，以观察妖祥辨别吉凶’，又对应《保章氏》‘掌管天星以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以辨别它们的吉凶’，又对应《甸祝》《诅祝》所掌管的内容；其中的旌旗对应《司常》‘掌管九旗的物品名称’，《巾车》‘掌管公车的政令，辨别旗帜的物品并排列次序’；《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对应《大司徒》‘用天下的土地图，周知九州的地域广狭数目，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品’；《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闵、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及其财用’，又对应山师、川师、邍师所掌管的内容；《释草》以下六篇，也对应《大司徒》‘用土宜的法度，辨别十二土的名称和物品’；山师、川师‘辨别它们的物品及其利害，并颁布给邦国，使他们进献珍异之物’；又对应《土训》‘地道慝以辨别地物，并推究它们的生长以指导地求’；又对应《仓人》‘掌管辨别九谷的物品’，《龟人》‘掌管六龟的类别，各有名称和物品都在其中’；《释畜》对应《庖人》‘掌管供给六畜、六兽、六牲，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品’；其中的马属对应《校人》‘掌管王马的政令，辨别六马的类别’；鸡属对应《鸡人》‘掌管鸡牲，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品’。从前鲁哀公想学习《小辨》以观察政事，孔子告诉他《尔雅》，其用意就在这里。这说明周公撰写《尔雅》，是在《周礼》之前。《周礼》中的名物必定要用《尔雅》来辨别。”看这种说法，知道《尔雅》与《周官》相符合，它们同为伪书就容易明白了。

刘歆说“古文读应参照《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语就可以知道了。”因此他在作了《尔雅》之后，又作了《小尔雅》《古今字》。查考：隋、唐《志》都说“《小尔雅》一卷，李轨解。”只有《宋中兴书目》说“《小尔雅》一卷，孔鲋撰，共十三章。”见于《玉海》卷四十四，此后《宋史·艺文志》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说“见于孔鲋的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小尔雅》一卷。《汉书·艺文志》有这本书，也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唐志》有李轨解一卷。现在《馆阁书目》说‘孔鲋撰’。大概就是《孔丛子》的第十一篇。”本朝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说“现在学习郑康成学问的人，常常诽谤讥讽这本书，认为它不符合郑君的说法，同于俗说。然而反过来查考《诗》《礼》，乃是郑君更改了古文，并非《小尔雅》违背经义。根据后面的来怀疑前面的，明智的人是不取的。汉代的经师，都有家法，只有小学，意义在于博通。就现在所传的杨子云、刘成国、张稚让等人的著作，多借助旁采，很少有所宗奉，与墨守成规相比，大概有不同的途径。至于这本书，则依循古文，早就混杂，概括以就范，源流合一。”现在用宋氏《小尔雅训纂》逐条查考，没有一个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大概与《尔雅》同为刘歆伪作。《古今字》应当也出自同一人之手，门人陈千秋说：《尚书释文》引贾逵的话说：“俗儒认为锊重六两，《周官》说剑重九锊，俗儒接近正确。”

译查郑玄所说的“俗儒”之说，正是出自《小尔雅》。郑玄本是刘歆古文经学的捍卫者，为何忽然诋毁其为“俗儒”？然而郑玄因为《小尔雅》与《周官》相合，所以认为它接近正确。这也就是《小尔雅》与《周官》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明确证据，郑玄只是偶尔随意发挥言辞罢了。至于他自视尊贵而窜改附会“孝经家”，也是荒谬的。宋氏的说法，足以捍卫《小尔雅》；却不知更足以证明刘歆的伪造。至于宋人认为《小尔雅》是孔鲋所撰，大概是因为五代之乱，此书已经散佚，而伪造《孔丛子》的人曾摘取其中的内容编入其书，宋人又从《孔丛子》中摘录出来，所以当时的书目便题署为孔鲋所撰，这是辗转附会，歧中之歧，几乎不值得辩驳了。

译《史籀》十五篇。周宣王的太史创作了《大篆》十五篇，在建武年间已经亡佚了六篇。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前七章，由秦丞相李斯创作。《爰历》六章，由车府令赵高创作；《博学》七章，由太史令胡母敬创作。

《凡将》一篇。由司马相如创作。

《急就》一篇。由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游创作。

《元尚》一篇。由成帝时期的将作大匠李长创作。

《训纂》一篇。由扬雄创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总计“小学”类共十家，四十五篇。其中包含了扬雄、杜林两家共三篇。

《易经》说：“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替代它，百官借此治理政务，万民借此明察事理，这大概是取象于《夬》卦‘扬于王庭’的爻辞，意思是宣扬于君王的朝廷，其作用非常重大。”古代儿童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礼》中记载“保氏负责教养国子，教他们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假借，这是造字的根本。汉朝建立后，萧何起草律法，也规定了相关制度，说：“太史考核学童，能够背诵书写九千字以上的，才能担任史官。又用六体字进行考核，成绩最好的担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吏百姓上书，如果有字写得不规范的，就立即弹劾。”六体字，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都是用来通晓古今文字，摹写印章、书写幡信的工具。古代的制度，书写必须统一文字，不懂的就空缺，向老前辈请教。到了衰败的时代，是非没有标准，人们各自使用私意。所以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空缺的文字，现在没有了啊！”这是感叹文字逐渐变得不规范。《史籀篇》，是周代史官教儿童写字的教材，与孔子壁中发现的古文形体不同。《苍颉》七章，是秦丞相李斯创作的。《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创作的。《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创作的。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颇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开始创立隶书了，起源于官府狱事繁多，只求简便快捷，施加于徒隶之上。汉朝建立后，民间的书法老师将《苍颉》《爰历》《博学》篇三篇合并，每六十字编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编为《苍颉篇》。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创作《凡将篇》，没有重复的字。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创作《急就篇》，成帝时期，将作大匠李长创作《元尚篇》，都是《苍颉》中的正字。《凡将篇》则颇有超出《苍颉》的字。到了元始年间，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数以百计，各自在庭院中记录文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部分来创作《训纂篇》，顺承接续《苍颉》，又替换了《苍颉》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臣又续扬雄之作十三章，共一百三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群书中所记载的大致完备了。《苍颉》多古字，世俗的师傅失去了正确的读音，宣帝时期，征召齐地能正确诵读的人，张敞跟随他学习，传授给外孙的儿子杜林，杜林为此作《训故》，并列其中。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述六经都不涉及其他，确实是因为孔子所笔削整理的，即使是《论语》《孝经》也不能位列其上，何况其他的呢？小学，是文史的余业，训诂的末技，怎能与六经的大道并列呢！六艺的末流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原本也是小学，而附入《孝经》，这是刘歆提倡训诂，扰乱圣道，伪作古文的深意。查《内则》说“十岁出就外傅，学习书写计算。”《尚书大传》说“十三岁开始进入小学，二十岁进入大学。”大概与《内则》都是卿、士的礼仪。《尚书大传》又说“十五岁开始进入小学，十八岁进入大学。”这是士庶人的礼仪。只有《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八岁出就外舍，束发进入大学。”这是太子的礼仪，不是卿、士、庶人所能比拟的。“保氏六书”的说法，条理非常完备，但古书绝不提及。只有许慎《说文解字》、郑康成注《周礼》称引它，然而都出自刘歆的传授，大概是刘歆创造而伪托附于《周礼》的。《左传》说“止戈为武，反正为乏”，大概是刘歆伪窜的，郑渔仲攻击它，见识确实高明。然而刘歆也不是能凭空创造的。大概事、形、声、意，通以转注、假借，古人本来就有，名义条例，是刘歆所发明的。倘若他自己著一书，发明六例，岂不很好？只是伪托于经典，则不得不厌恶并辨明它。他说“萧何草律，太史考核学童，能背诵书写九千字以上才能担任史官，又用六体字考核。”六体中有古文、奇字，如果真如刘歆所说，那么当时官吏百姓都认识古文，古文之学为什么不兴盛？况且许慎、卫恒、江式等人，都认为古文绝于秦汉，为什么呢？大概缪篆、虫书，用来摹写印章、书写幡信则或许有之。《八体六技》大概是刘歆所

译这是伪造的。《史籀篇》十五篇，大概是周代蒙学教材，只是与刘歆所伪造的壁中古文字形不同，所以刘歆在提及萧何律中的六体以及甄丰校订的六书时，都只说有古文、奇字而没有籀文，他压制籀文的意思由此可见。因为秦篆文字源自《史籀篇》，《史籀篇》是周代的文字，却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源头。刘歆压制它，也就像说《易经》时尊崇费氏而贬抑施氏、孟氏、梁丘氏，说《春秋》时推崇左氏而贬低公羊、谷梁一样。

译《苍颉篇》虽然属于秦代小篆，但其上源出于《史籀篇》，应当是文字的正体。到了元始年间，朝廷征召天下通晓小学（文字学）的人数以百计，各自让他们在庭院中记录文字。当时王莽执掌国政，尊崇并信任刘歆，这数百名被征召的人，必定都是刘歆的私党，是奉行刘歆伪造的古文、奇字之学的学者。刘歆擅长作伪，所以将这些私党散布开来，借助王莽的权势征召他们并使其显贵，以此来愚弄迷惑天下。例如古文经传，传授给私党，等到王莽上奏征召天下通晓《逸礼》《古书》《毛诗》《尚书》《周官》《尔雅》、天文、符瑞、钟律、月令、兵法的人到公车署报到，到达的有上千人，这都是他惯用的伎俩。扬雄喜好奇字，大概是被刘歆所迷惑而接受了刘歆的学说，《法言》《太玄》都采用伪经中可用的部分来编写《训纂篇》，更改了《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大概是刘歆征召他的私党来欺骗扬雄，又借扬雄的名声让他编纂《训纂篇》来欺骗天下，其手段非常巧妙，扬雄如果有知，应当后悔被他出卖。班固接着编写了十三章，总共一百三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无遗。班固所说的“六艺”，就是刘歆的《毛诗》《逸书》《逸礼》《尚书》《左氏春秋》《尔雅》《周官》《月令》之类，其中的伪古文都取自这些书。《史籀篇》十五篇，在建武年间已经丢失了六篇。《苍颉篇》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那么西汉的《苍颉篇》共有三千三百字。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都是《苍颉篇》的正字，只有《凡将篇》略有超出，应当不多，兼有重复的字。大概汉代《苍颉篇》本是合并《苍颉》《爰历》《博学三篇》而成的，所以有重复的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各自著书，原本不相谋合，那么重复的字应当很多，因此并没有三千三百字这个确数。西汉六艺群书应当已经完备汇集，这是周、秦相传的正字。而扬雄、班固所增加的一百三章，以每章六十字计算，共六千一百八十字，突然增加了两倍的数目。《苍颉篇》原本都是今文，刘歆又让杜林作《训故》，窜入古字、古训，于是《苍颉篇》也混淆了古学了。所以说“《苍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大概是以刘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的本子为正统。许慎继承贾逵的传授，主张古学，《说文解字叙》说“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大概是兼有《苍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扬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编成的。于是真假文字，如同淄水与渑水混合，不可再分辨。《说文解字叙》中只列举《苍颉篇》《训纂篇》，没有提到班固的书，读者未能明了。查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解字》成书于永元十二年，《说文解字》“隍”字下引用班固的说法，可见许慎采用了班固的书。《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卷”，即那十三章，可惜在《说文解字》中不能完全辨别清楚了。于是周、汉相传的正字，全被刘歆增乱，而无法认识了。唉！扬雄、班固、许慎失之于愚昧，而刘歆变乱先王的正文，其罪过又超过李斯了。现在只依据《急就篇》择取籀文及西汉今文经的逸文汇存，并用西汉以前的金石文字辅助证明，或许可以保存周、汉经艺正字的大概面貌。

凡是文字的起初必定繁复，其演变必定简省。所以篆书繁复而隶书简省，楷书、真书繁复而行书、草书简省。人事趋向于巧妙便利，这是天智的自然规律。因为造字的开始，必定多做笔墨形象，而后其意义才显现。等到通用时，只要作为记号，就可以共同知晓。现在西方文字从巴比伦文字变为犹太文，再变为希腊文，又变为拉丁文，然后成为现在的法文。英文又从法文演变而来，以音纪字，是最简省的；拉丁文稍繁复一些。侍郎郭嵩焘出使那里，得到三千年前的古文字，都是象形，与中国的钟鼎文略同。那么文字没有不始于繁复而终于简省的。现在古文反而简省，籀文却繁复，桂馥说“所以小篆对于籀文则多减省，对于古文则多增加。如‘云’字，是古文，小篆加雨成为‘云’；‘渊’字，是古文，小篆加水成为‘渊’；王筠说‘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使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云’了。水字横着写，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淵’了。这是造字者想要整齐，不顾违背规矩，难道能称为古文吗？’‘矛’字，是古文，小篆加入成为‘保’。《颐部》说‘篆文“颐”从“页”。徐锴说：籀文“颐”从“沓”。那么‘颐’是古文，‘沓’是籀文，‘颐’是小篆。’那么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以知道。桂馥又说‘《说文解字叙》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可知大篆不用于书册。’王筠说‘现在的书册

译（那些文字）固然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改动，然而“其”“盘”“灾”三个字都是籀文，“敢”“弃”两个字也是由籀文稍作变化而来的。“遬”字见于《礼记》，这也是有所沿承，并非完全是后人改用籀文罢了。况且周朝既然已经有了籀书，为什么又要另外制作古文呢？这必定不是事实。即使有一两个奇特的字，那也是各国随意篡改，不符合《史籀篇》正体的。桂馥又说：“《说文解字》中的谐声字，大多与《诗经》《易经》《楚辞》不相符合。”如果确实是夏商周三代的古文，那么就应该相符合。这更加证明了它的伪托。

译考察文字的流变，都是顺应自然，并非人为造作。南北地域隔绝则语音不同，古今时代相隔则语音也不同。大概没有哪个时代不变化，没有哪个地方不变化，这是自然的规律。然而当时代与地域相接时，文字演变的渐进过程是可以考证的。文字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称“《史籀篇》是周代史官教儿童习字的书，与孔子壁中所得的古文形体不同。”那么它就不是刘歆伪造的字体，而是周代的真实字体，这是确凿无疑的。子思作《中庸》，还说“如今天下文字统一”。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绝无不同的字体和制度，凡是史官记录、士人言语，收藏在天子的府库，记载在诸侯的简策，都是籀文。其字体就是现在《石鼓文》及《说文解字》所保留的籀文。子思这样说，那么孔子书写六经，收藏在孔子的堂屋，分写流传于齐、鲁的儒生，都是如此。秦代改为篆书，不过是字体形态加长，笔画略微减少，就像南北朝书体稍有差异一样。大概时代、地域稍有移动，籀文随之转变，而李斯依据秦国的旧俗，颁行天下罢了。观察《石鼓文》与秦篆，不同的地方很少，不止如王筠所说的“其”“盘”“灾”“敢”“弃”等字，可知经文上承籀文的法则。王筠精通六书，所以能阐发出来。他比许慎更精深，却能批评许慎。就像柳宗元精通《国语》而作《非国语》，扬雄精通《离骚》而作《反骚》，正所谓蛀虫生于树木却反过来啃食树木。现在秦篆尚存的，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都是李斯所作，作为正体，字体都圆润修长；而秦权、秦量则变为方正扁平。汉人继承并稍加变化，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用石刻来考证：如《赵王上寿刻石》是赵王遂二十二年，相当于汉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相当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字体已经变化，但绝无东汉的隶书。至于《厉王中殿刻石》，几乎接近隶体，但没有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还不足以作为依据。左方文字无法辨认，《补访碑录》审定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怀疑是“保”“岁”“庶”等字，那么“元凤”肯定是不准确的。《金石聚》有《凤凰画像题字》，字体接近隶书，《金石聚》认为是元狩年间所作，江阴缪荃荪说应当根据《补访碑录》释为元康，那就是晋武帝时的隶书了。《麃孝禹碑》是河平三年，是同治庚午年新出土的，字体也是隶书，顺德李文田认为是伪作，无疑。《叶子候封田刻石》是始建国天凤三年，也是隶书，嘉庆丁丑年新出土，前汉没有这种字体，大概也是伪作。那么西汉没有隶体。降至东汉初年，如《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纪功碑》《石门残刻》《�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都是用篆书笔法写隶书的。《北海相景君铭》，拖尾的笔法依然如此。如《三公山碑》《是吾碑》，都是由篆变隶、篆多隶少的，吴国《天发神谶碑》还有这种字体。如《三老通碑》《尊楗阁记是建武年间的碑，是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的。用汉代钟鼎来考证：只有《高庙、都仓》《孝成、上林等鼎有秦篆的意味，《汾阴、好峙》则有秦权的意味。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壶》《丞相府漏壶》《虑�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铭》，则字体都扁平扭曲，介于篆、隶之间。现在《焦山陶陵鼎铭》，其字体方折，与《启封�》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谶》的先声，也没有东汉的隶体。用瓦当来考证，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是圆篆。至于汉瓦，如“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字体兼有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接近《�阁》了。大概西汉以前没有熹平隶体，和帝以前都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二十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大概从秦篆变为汉隶，减省方折，是出于风气变迁的自然。许慎《说文解字》序诋毁今文经学，说“诸生竞相追逐解说文字解释经义，喧嚷称秦的隶书为苍颉时的书，说：‘父子相传，怎么能改易？’”大概是汉代的事实。自苍颉以来，虽然有省

译字体的演变，是由于迁变而自然形成的，并非有人刻意改作。《汉书·艺文志》却说：“秦朝开始建立隶书，起因于官府狱讼事务繁多，为了苟且追求简便快捷，便将其施用于徒隶。”许慎又说：“隶书是程邈所创造的。”这大概都是刘歆伪造古文，想要贬抑今文经学，所以用徒隶所用的书体来比喻它，以加重羞辱它。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代并没有“籀”、“篆”、“隶”这些名称，只是统称为“文”罢了，创造这些名称并加以褒贬，实际上是从刘歆开始的。况且孔子所传的“五经”中没有“籀、篆、隶”这三个字，只有伪《周官》中“隶”字最多，这是沿用了《庄子》《韩非子》的说法。又说“卿乘篆车”，这也是刘歆的意思。于是“篆”、“隶”的名称在两千年间流行，不可破除。因为“篆”、“隶”的名称沿用已久，突然攻击它，很少有人不感到惊愕怀疑的。我举出一个证据来解释它。现在的人每天写真书（楷书），兴起于魏晋时期，没有一个人能指出是谁创造的，那么风气逐渐转移，与人为改作无关。东汉的隶书，包世臣认为是由蔡邕改变的，然而《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碑》《乙瑛碑》中的挑法已经形成，蔡邕不过是集其大成罢了。然而汉隶中有非常接近今天真楷的，如《高君阙》中“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以及“阳”、“都”字的“邑”旁，简直就是今天的真书，尤其像颜真卿的风格。考证《高颐碑》是建安十四年的，这个阙虽然没有年月，应当也是同时期的。《张迁表颂》，其笔画直接可以放在今天的真楷中。《杨震碑》像褚遂良的笔法，大概是中平三年的。《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也与真书相近。至于《吴葛府君碑》，则完全是真书了。如果吴国的《谷朗碑》，晋朝的《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的《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灵藏造象》，都在隶书、楷书之间，与汉碑中的《是吾》《三公山》《尊楗阉》《永光阁道》刻石在篆书、隶书之间的情形正好相同，都是逐渐转变的过程，显而易见。不能指出创造今天真书的人，却能指出创造汉隶的人，难道不是荒谬吗？后人又提出“八分”的说法，又指为是王次仲所作，更加支离破碎。然而蔡文姬叙述父亲蔡邕的话说：“去掉隶书的八分取二分，去掉小篆的二分取八分。”张怀瓘说：“八分比小篆减少一半，隶书又比八分减少一半。”刘熙载说：“汉隶相当于小篆的八分，小篆也是大篆的八分，正书也是汉隶的八分。”对于古今转变的缘故，颇有发明。通晓这个意义，就知道从孔子时代的“文”，经过三次变化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未曾有人改作，只是刘歆窜乱罢了。籀文、篆文的体势，有继承变化而没有大的差异，即使以刘歆的颠倒妄谬，也不过说“篆体又颇有些不同，所谓秦篆就是。”孔子手写的经典，从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代不绝，另有秦、魏的博士贾山、伏生以及鲁地诸生手传的本子，师生亲自传授，父子相传，怎么会变异呢？那么汉儒的文字，就是孔子的文字，更没有别的字体。子思说“今天下书同文”，那么许慎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上表说“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等到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废除不合秦文的”，卫恒《四体书势》说“等到秦使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而古文断绝”，都是采用刘歆的伪说，是荒诞虚妄的言论。古文、奇字本源于钟鼎文，现在《说文解字》所载，古文一千多个，没有奇字，大概就是《八体六技》中的书体。许慎解说经典都从古学，那么他是尽见古文的。刘歆用古文的体势书写他的伪经，然而字数不过一千多个，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那么三代金石异文也就很少了。

译大凡中古时期天下太平，崇尚文治的风气逐渐兴盛，金石之学便随之兴起，宋代的刘敞、黄长睿，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如此。明代及本朝，这种风气更加盛行，而伪造的钟鼎、伪造的碑版便在其中蜂拥涌现。京城的商贾都擅长此技，山东的商人甚至开设炉灶专门铸造古铜器，这不仅仅只有《岣嵝碑》是杨慎伪造、「垂露」等字体是梦英伪造，其余如「吉日癸巳」的刻文、《比干铜盘》的铭文也是如此。况且即使有三代时期的文字，历经年代久远，加上字形多有异体，很难全部识别，如果不是勉强拼凑附会，就必然是杜撰伪作。所以谈论金石之学的学者，没有不自我欺骗而牵强附会的。汉代自武帝、宣帝之后，各郡国山川往往出土彝鼎，士人逐渐喜好这些器物。当时皇帝喜好符瑞，方士为了讨好皇帝而伪造，真品几乎没有一二。况且道家兴起于汉、魏时期，后来制作了符篆等各种字体，虞集识别出七十多种，那么方士所伪造的应该不少。《汉书·郊祀志》记载「美阳得到鼎并献上去，张敞喜好古文字」，按鼎上的铭文说「王命令尸臣，管理这栒邑，赐给你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说‘敢对扬天子伟大显赫的美命。’」大概当时能识别古文字的只有张敞。然而现在所见的鼎铭都出自王命，而书体截然不同，这鼎铭不知是什么字体？刘歆「古文」这两个字大体上是从这里杜撰出来的，他把《左传》附会在张敞名下也是因为这个。然而恐怕张敞能识别古文字，也是刘歆杜撰的。杨雄、刘歆都以绝佳的学问兼好奇怪的字，就像近世金石之学大盛，博学之士很少有不通晓的。许慎说「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博士秦近也能说这些字。」那么当时确实有奇字，于是杨雄喜好它，而作了《训纂篇》。侯芭、刘歆的儿子刘棻都跟随他请教，这也是刘歆所做的事。刘歆既然喜好广博通达，多搜集钟鼎奇文以自显特异，稍加窜改伪造增饰，号称「古文」，每天制作伪钟鼎，用他的古文刻在上面，宣扬于天下作为征验应和。凭借刘歆的博奥，当时的人不能辨别，流传到后世，更加显得古朴润泽。商贾的伪造，尚且不容易辨别其伪作，何况刘歆所做的呢！许慎说「鼎彝就是前代的古文。」古文既然是伪造的，那么鼎彝的伪造，即使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口才也不能辩白。刘歆窥探当时学者学问破碎，枝叶丛杂蔓延，解说五个字的文字竟达到两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持校书的权力，借助王莽的力量，于是用伪文写伪经，另立《八体六技》来迷惑诱导学士，昭示其征验应和。《说文解字》序称「孝平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廷中解说文字，以爰礼为《小学》元士。王莽居摄时，派大司空甄丰等人校订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是古文而有差异的；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日‘佐书’，即秦隶书；五曰‘谬篆’，用来摹印；六曰‘鸟虫书’，用来书写幡信。」又说「壁中书，是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而得到《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而《史记》中鲁共王没有得到古文的事，张苍传授也是刘歆伪托，那么实际上并没有古文。刘歆既然位居国师，被王莽所尊信，爰礼、杨雄、甄豐都是他的私党，杜林侍奉王莽，也是他的私人，王璜、涂恽接受他的古文伪《书》，徐敖、陈侠接受他的《毛诗》，都凭借刘歆的力量提拔至显贵。两次诏令寻求古文、奇字，聚集在王庭，天下学者的耳目都被蒙蔽，几乎以为是真的壁中古文了。杜林是张敞的外孙，既然早有师承，容易托附，所以西州漆简成为东汉伪古文书的始祖，又作《苍颉篇》《训纂篇》《苍颉故》来扰乱旧文。贾逵传授父亲贾徽所受涂恽的学问，和帝时受诏修理旧文，传给许慎，现在所传的《说文解字》就是。《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诸书，见于近人所辑，仅得千百中的十一，然而一半是刘歆窜改定本的。许慎主张古学，他的文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说：「后汉和帝时，才获得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别加以搜集采录，九千字的文章才完备。」和帝时或许没有计算班固的书吧。他的书除了古文、籀文外，小篆等各种字体也都从古文演变而来，他解说经书礼制都是古说，那么纯粹是刘歆的伪学了。当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人曹喜擅长篆书，却说「与小篆稍有不同而非常精巧。」蔡邕采纳它作为古文杂形，诏令在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写楷法多是蔡邕的书。后来开设鸿都门，各方献篆，书画奇能无不云集，当时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话》，陈留人邯郸淳也与张揖同时，博古通艺，特别擅长《苍颉篇》《尔雅》、八体、六书，又在汉碑之西建立《三字石经》。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都能写古文篆书，都承袭刘歆、许慎的余波。于是《说文解字》《字林》《三苍》《尔雅盛行，成为「小学」的准则。

译唐代在官方学校设立（五经博士等职位），用（这些经典）来考核天下的读书人，于是郑玄、马融的经学统一了天下，尊崇的地位没有第二个能与之并列的了。

译大凡六艺类有一百三家，共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的文献中，《乐》用来调和心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实际运用；《礼》用来明确体制，因为体制显著可见，所以不需要解释；《书》用来广博见闻，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春秋》用来决断是非，是诚信的象征。这五者大概是五常的道理，相互依存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本源。所以说：“如果看不到《易》，那么乾坤或许就几乎停滞了。”这是说《易》与天地同始终。至于其他五学，世间有变化改易，就像五行轮流主事一样。古代的学者一边耕作一边供养自己，三年通晓一门技艺，只把握其大体，研习经文罢了。因此花费时间少而积蓄德行多，三十岁时《五经》的学问就确立了。后世的经书与传注已经背离，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闻阙疑”的道理，反而致力于琐碎的解释以逃避难点，用便捷的言辞和巧妙的说辞，破坏经文的整体结构，解说五字的文章竟达到两三万言。后辈学者更加竞相追逐，所以孩童时专守一门技艺，直到白头才能有所言说，安于自己所学，诋毁未见过的东西，最终自我蒙蔽，这是求学者的最大祸患。

《诗》虽然有齐、鲁、韩三家，但其宗旨是一致的；《书》都出自伏生；《礼》都出自高堂生；《易》都出自商瞿，尤其没有异议；《春秋》出自公羊、谷梁两家；经传纯粹完整，怎么能说是“背离”呢？刘歆伪造古文经，如果不攻击旧说的背离，就无法显示新学的正确。当时古文经出现，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以及各位博士都不跟随他，所以刘歆又说学者不“阙疑”，“安于所学，诋毁未见”是大祸患，这都是刘歆压抑真正的今文经、推崇伪古文经的隐微言论。

《六艺略》的作伪，大概由此可见。而其主要方面有五大罪状：第一，颠倒六经的顺序。《诗》《书》《礼》《乐》以《易》《春秋》的顺序，是孔子亲手确定的；孔门旧本，从《经解》《庄子》到司马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而先于《春秋》，没有不同的说法。辨析见前文，而刘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没有见识，都以此为法，从此《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沿袭它，至今视为定制。颠倒扰乱孔子六经的顺序，这是第一罪。第二，西汉以前只有博士传授的经书，即秦火未焚的本子、孔氏世代相传不绝的书，没有缺文也没有异本。刘歆伪造古文经来窜改六艺，有的增加有的改，各经都遍及，把他伪造的古文经加在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原本只有上下两篇，却说“《易经》十二篇”，这是刘歆增改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上面的《古文经》是刘歆作的；下面的《经》是博士传授孔子的《经》。“《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上面的《古经》是刘歆伪造的；下面的《经》是博士传授孔子的《经》。《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是刘歆伪造的；齐、鲁《论》是七十子所传的。“《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篇”，《古孔氏》是刘歆伪造确定的；《孝经》是博士所传孔门的旧本。把自己伪造的经加在孔子真经之上，悖谬到了极点，这是第二罪。博士传授孔子的学问，《诗》只有齐、鲁、韩三家，《礼》只有高堂生的十七篇，《乐》只有制氏，《春秋》只有公、谷两家。刘歆伪造《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春秋传》，于是议论之间，斥责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完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说其义”，“公、谷两家口说失真”，诋毁唯恐不极，而极力称赞他伪造的书。后人没有见识，竟然被迷惑，孔子真经微弱几乎灭亡，伪经盛行。其诬蔑诋毁、篡夺圣道，是大罪第三。六经都是孔子删削整理，包括天人之道，至尊无匹。即使以《论语》《孝经》的美好，《王制》《经解》《学记》以及《庄子》《史记》也不与之并称。至于“小学”，更是文史的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的。刘歆伪造古文经来书写伪经，创立训诂来改变经义，于是把《论语》《孝经》并入六艺，又把伪造的《尔雅》《小尔雅》夹杂在《孝经》家中，从此六经微言大义的学问消亡，孔子制作教养的文章断绝。自东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布天下，堵塞学者的耳目，湮灭大道，这是第四罪。六经由孔子删削，礼、乐由孔子制作，天下都是孔子的学问，孔子的教化。刘歆想夺取它，在《易》上认为文王作上下篇，在《周官》《尔雅》上认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就像许行托名神农，墨子托名禹，其实是夺取孔子席位的计谋。非圣无法，是大罪第五。刘歆作伪经，定《七略》，他的罪过如此，不知天

译后世的人难道还会甘愿尊崇并信奉它吗？

译《论语》中，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孟子》中，夷子说：“儒者的道理，就像古人保护婴儿一样。”又说：“逃避墨家学说的人必然归于杨朱，逃避杨朱学说的人必然归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这是子张氏的贱儒；这是子夏氏的贱儒；这是子游氏的贱儒。”而《荀子·儒效篇》对大儒的功效阐述得尤为详细。《礼记·儒行篇》说：“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的服饰，是儒者的服饰吗？’”《庄子·秋水篇》说：“知道儒、墨两家顺应自然而互相非难，那么他们的志趣操守就显而易见了。”《庄子·徐无鬼篇》说：“庄子说：‘那么儒、墨、杨、秉四家加上先生就是五家了。’”《墨子·公孟篇》说：“程子说：‘不推崇儒家，为什么还要称颂孔子呢？’”《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上的显赫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极致是孔丘，墨家的极致是墨翟。所以孔丘、墨翟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太史谈在论述“六家”要点时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酷吏传序》说：“儒生用文辞扰乱法度，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郦生传》说：“沛公不喜欢儒生，不能用儒术去游说他。”诸子、传记中所说的“儒”都是这样，无法一一列举，只是每家选取一两条罢了。凡是所说的“儒”，都是与异教相对举而言的。大概孔子改制之后，跟随他学习的人都称为“儒”。所以“儒”，好比是孔子的国号，就像高祖改国号为汉，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太祖有天下之号为宋，都是与外国人说话时才用的。至于臣民自称，就说“皇朝”、“圣朝”、“本朝”、“国朝”，人们自然明白，不需要称国号。孔子的学说，在秦朝时已经设立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不是博士官所掌管的，敢有收藏《诗》《书》的，都送到郡守、郡尉那里混合焚烧。”由此可知博士以《诗》《书》为职责。《贾山传》说：“祖父贾祛，在魏国时担任博士。”那么秦、魏也遵从孔子的教化。想来自从子路在卫国，曾子在鲁国，子贡在齐国，子张在陈国，子夏在西河，澹台子羽在楚国，七十位弟子各自“分散游历于诸侯国，地位高的成为师傅卿相，地位低的则与士大夫交友并教导他们”，即使是七国那样无道，大概没有不遵从孔子教化的。老子和墨子后来兴起，树立旗帜与孔子竞争；但孔子的义理精密，大势已成，终究不能抵挡。而孔子的道日益尊贵，名声日益盛大，所以战国诸子，名家、法家、农家、兵家，蜂拥而起，没有不想夺取孔子地位的，天天与孔子作对。高祖进入鲁国，用太牢祭祀孔子，也是因为他是一时的教祖，因而尊崇他。至于文帝、景帝，虽然喜好黄老之学，博士仍然设置官职等待咨询。然而诸子的言论纷乱混杂，孔子的道虽然大行，仍然与各教相杂，未能辨别黑白而确立唯一的权威，就像文王的教化在江汉地区施行，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尚未实现大一统一样。到了武帝时，董仲舒请求“凡是不在六艺科目、孔子之术范围内的”，坚决不要进用；丞相田蚡也喜好儒术，公孙弘请求拓宽选拔学官的途径，设立太常博士弟子，设置甲乙科；元帝时郡国普遍设立校官。于是天下仰慕潮流，百川归海，共同归于孔子的学说，那么天下混一，诸家消亡，不再有“儒”、“墨”可以相对而言，也没有九流可以并立。所以太史公特意为孔子立《世家》，他的《赞》说：“谈论六艺的人，以夫子为折衷，可以称为至圣了！”在《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列侯世家》中，都特别记载“孔子卒”，大概是尊崇他为统一天下的共主。他的七十位弟子，则立《仲尼弟子列传》来尊崇他们。后来的学者以孟子、荀子为大宗，也立传。这真是史迁高超的识别和裁断。太史谈把“儒”列在“六家”之中，是因为太史谈本属老学，那时还没有断绝异教，所以把“儒”与“道”、“墨”并列，就像辽、夏之人乐于与宋并称，夜郎想要与汉朝相比，也是理所当然。但史迁就不是这样。到了刘向、刘歆的时代，天下接受孔子学说的，久以六经为学问，教化出于一家，既没有异论，也没有异学，凡是义理、文字、书册无不统辖其中。刘歆编纂《七略》时，既然独尊六艺为一略，统领群书以尊崇孔子，就像编纂《汉书》的人尊崇高祖为《本纪》，编纂《宋史》的人尊崇太祖为《本纪》一样。即使是七十子后的学者如子思、孟子、荀子，也像高祖有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太祖有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一样；如果不这样，也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后来的学者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则是他们的将相大臣。编书的体例与编史的体例相同，那么七十子后的学者，也应该像《五宗世家》《萧曹世家》那样，适宜附在《本纪》之后，不与《外夷列传》并列。屈原的文章都引用经典，也是陈良一类传承仲尼之道的人，那么“诗赋家”也是古《诗》的流派。按照《太史公书》附在《春秋家》之后的体例来看

译（此类著作）也适宜附在《诗家》的末尾。然而只要不混淆正统地位，那么它们就与《兵书》《数术》《方技各自分为一类，附在六经及七十子后学记之后，就像《文苑》《方术》各自设立专传一样，这还没有什么不可。唯独名家、法家、道家、墨家，本来各自自成一家学说，就像汉代有匈奴、西域，宋代有辽、夏、金、元，各自是独立的国家，互不臣服。史家在《文苑》《方术》之下设立《外夷传》，使得他们的事迹得以详细记载，而其体例又不与中国对等，这种体裁是最完善的。遵循这个例子，那么名家、法家、道家、墨家这些学派，其道不能废弃，应当列为“异学略”，附在《七略》的末尾，就像《晋书》中有《载记》一样，这才算是恰当。如今刘歆编撰《七略》，将儒家与名家、法家、道家、墨家并列，统称为“诸子”，排除在六艺之外，号称“九流”，这就像是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一样。况且“儒”是孔子的教派名称，既然独尊孔子的六经，却忽视贬低其教派称号，使其与衰微灭绝的教派并列，这就好比光武帝修撰汉高祖的实录，却设立《汉传》《匈奴传》《西域传》《西夷传》并列，使得文、景、武、昭诸帝，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人，与冒顿、乌孙、身毒等并列同观；高宗修撰宋太祖的实录，却又设立《宋传》《辽传》《夏传》《元传》，使得真、仁、英、神诸帝，赵普、曹彬、韩琦、富弼等人，与耶律德光、耶律休哥、完颜阿骨打、赵元昊、成吉思汗等人并列同观。有这样的史书体例，难道不让人发笑吗！况且九流之中，只有道家、墨家与儒家明显争夺教派地位，其余如“农家”之学，《尚书》存有《无逸》，《诗经》存有《七月》《生民》，这不是“农”又是什么？《论语》讲“正名”，《易·系辞》讲“明罚敕法”，这不是名、法又是什么？《尚书·洪范》重视“授时”，《礼记》崇尚《筮日》，这不是“阴阳家”又是什么？至于命运的重用，刍荛的采纳，那么“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曾兼纳其中？现在却将它们与儒家并列，并且都认为它们出自古代某一官职的职守。所谓“儒家”，就是孔子；七十子后学者，就是孔子的学问。其中如《系辞》《丧服传》《春秋公羊传》之类，附属于经书已经很久，七十子的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两种学问。认为七十子的学问仅仅出自司徒这一官职，足以顺应阴阳、阐明教化罢了。这就意味着孔子的教化，六经的学问，仅仅得到司徒一官的辅助教化，其他则毫无补益。而十家的术数，虽然“纵横”、“小说”反复鄙陋琐碎，也能与孔子的道“像水火那样相生相灭，像仁义那样相反相成，应当各自舍弃短处取用长处，折中调和以具备辅佐君主的材料”。不知道刘歆对孔子有什么怨恨仇隙，竟然如此痛加贬黜？如果是异教之人说这话还可以理解，出自刘歆这样继承儒业的人，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孔子的道，涵盖天下，子思所说的“上顺应天时，下继承水土，就像天地无所不承载，无所不覆盖，就像四季交错运行，像日月交替照明。”刘歆却公然贬低它，大书特书于《七略》以告知天下。千古以来诽谤圣人、诋毁贤人，没有比这更极端的了，这不是狂禅呵佛骂祖所能比拟的。考察刘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别综括九流的见识，大概他是为了曹操、王莽盗取汉朝，而不是为了金、元灭亡宋朝。只是他伪造《周官》，想要托身于周公以笼络一切，所以兼收诸子，认为不过是备我学一官、一识的职守，因此痛抑孔子，认为像孔子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备一官守，足以辅助顺应阴阳、阐明教化罢了，表面上给予，实际上是为了剥夺，这真是到了极点！唐人尊崇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代会稽章学诚也说周公才是集大成者，而不是孔子，这都是中了刘歆的毒。但是群氓诽谤之日，终究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的道自然尊贵。只是自从刘歆将“儒家”列于诸子之中，并将七十子叙述其中，后世沿袭他。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志》《艺文志》以下，直到本朝《四库全书总目》，没有不跟随他的。传承仲尼正统的，仅仅列为九流之一家；讲解“小学”的伪文，却成为六经的附庸，颠倒悖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二千年间，云霾雾塞，如同坠入深阱，没有人改变它，天下还有公正的是非吗？难怪为孔子之学者日益衰微。《传》说“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追逐鸟雀一样。”现在大声疾呼，以充当鸣鼓而攻之的角色，另采群书编为《七十子后学记》，附在六经之后，以完备孔门之学。希望学者知道所应严敬尊崇并兴起，从而革除刘歆将“儒”与九流平列的逆说。详细情况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这里不再赘述。

译刘歆将儒家贬抑于九流之中，其谬误本来就是这样。而后世修史的人，自班固以下，都把《儒林》单独列为列传，都是拘泥于刘歆的邪说。《史记》设立《儒林传》，大概是因为汉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的学说尚未一统，伏生、申公等人独自怀抱遗留的经典，经学的谋略刚刚兴起，而反叛之心尚未平定，《史记》记载他们的行事，特意标举“儒者”的称号来表彰他们的特异，这是合乎事理的。如果到了汉武帝严厉设立学官、设置博士之后，孔子的学说已经遍布四海，却还拘谨地以“儒”来自我标榜，岂不是违背常理吗？东汉时儒术尤其兴盛，将相都出自其中，朝廷上下都是儒生，再单独设立《儒林传》，更是没有道理。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宋史》为了尊崇朱熹，将《儒林》和《道学》分为两传，轻视孔子的教化名声而不肯居之，另立异端议论来取代它，这就像守成的君主无故自行更改国号一样。而近代仪征人阮元，更是附会《周官》中“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的说法。其实“儒者”的名号，始于孔子，是统一天下的尊号，臣民所尊崇，刘歆却将其贬抑为“艺”，而把“道”专属归于“师”，又认为师、儒不过是我法中维系民众的一种手段，贬抑先圣的大道，用来自尊其渎乱不验的方术。试问，不是儒者怎么能成为师？不是道怎么能成为儒？像这样出自异教之口的言论，已经令人奇怪。刘歆贬低洙泗之地的国号，斥责尼山的教术，却还有尊信他的人，这真是背离经典、违背大道的极端行为了。自汉代到明代，设立《儒林传》，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大错，现在一并在此纠正，以端正大义。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按：古学迷惑人最厉害、改变人最早期的，没有比《汉书》更甚的了。自从马融在伏东阁受读之后，六朝、隋、唐传授学业最为兴盛。两千年来，学者披阅典籍接受学问，即便诵读习练，先入为主深入人心，积习成为常理，于是再也没有人置疑，古学之所以坚固不可破，原因就在这里。我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时，奇怪其中完全没有献王得到书籍、共王毁坏墙壁的事情，与《汉书》截然不同。私下惊骇这关系到六艺大典，如果确实有这些事，司马迁怎么会不叙述？等到读《儒林传》，又没有《毛诗》《周官》《左传》，才开始大大怀疑。又得到魏源《诗古微》、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考证勘验，才恍然大悟刘歆作伪。但终究无法解释《汉书》，认为班固校书，本来就是从古学而如此罢了。现在查考葛洪《西京杂记》，说：“《汉书》本来是刘歆所作，班固所不取的不过两万多字。”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也说刘歆续写《太史公书》，就是作《汉书》。大概葛洪距离汉代不远，还能见到《汉书》旧本，才知道《汉书》确实出于刘歆，所以都是古学的伪说，听任其颠倒杜撰，无所不可。其第一件事，就是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之事。后人每天阅读古文伪经及《汉书》，规矩重叠，掩盖得没有痕迹。所以千年遥远，群盲如同在暗室中，众口争辩如同在白昼，实际上没有人看见真相，岂不悲哀！再强调说：刘歆制造伪经，精密细致而工整；用古文体写来气势隆隆，托名于河间及鲁共王。又极力制造《汉书》，一手掩盖众人的蒙昧。金丝发出变怪，百代争讼纷乱。对照《太史公书》，实质完全不同。奸谋败露，阴霾散开如日中天。发掘出巢穴，详细告知孩童。

河间献王德，在孝景帝前二年受封，修习学问喜好古书，实事求是。从百姓那里得到好书，一定让人写好副本给他，留下真本，加上金帛赏赐来招引他们。因此四方有道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有的带着先祖的旧书，大多奉献给献王，所以得到的书多到与汉朝相等。这时淮南王安也喜好书籍，所招来的人大多浮夸善辩。献王得到的书，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类，都是经传解说，七十子门徒所论述的。他的学问涵盖六艺，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整礼乐，穿戴儒术服饰，仓促之间必定符合儒者规范。山东诸儒跟随他游学。武帝时，献王来朝见，进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询问的三十多件事进行回答。他的回答，推演道术而言，符合事理之中，文辞简约指明。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中尉常丽上报说：“王自身端正行为治理，温和仁爱恭敬节俭，笃实敬爱下属，明智深察，恩惠于鳏寡。”大行令奏报说：“《谥法》说‘聪明睿智曰献。’适宜谥号为‘献王’。”

《史记河间献王世家》说“河间献王德，在孝景帝前二年因皇子身份被封为河间王……二十六年去世。”《汉书》本传相同。现在查考：景帝在位十六年，从前二年往下数二十六年，是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书》截止到天汉三年，往上数到元光五年献王去世，共三十三年，那么太史公远在河间之后了。

《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朝兴起，萧何次序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那么文学彬彬渐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