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按：后汉之儒，皆今学也。大儒讲授，人徒千万，如张兴着录且万人，蔡元着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着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丁恭弟子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学者常千人，牟纡亦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其数百人者不可胜数，故举天下皆今学也。而传伪古学者，终后汉世不过杜、郑、贾、马数人而已。然且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攻之于前，范升、李育、何休、临硕暨诸儒难之于后，哀帝、光武暨于诸帝，终不能违众而立学官也。后世据伪古之大盛，疑汉人何不攻之。试思遗文所存，攻者之众犹如此，今学之盛犹如此，刘歆伪经不过如晋薛真之伪《归藏》，隋刘炫之伪《孝经孔传》，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杨慎之伪《岣嵝碑》，人人皆知其伪，不甚信之。然则伪古学宜将灭矣，何能转炽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刘歆所传皆一时之通学，一则博学必典校书，校书东观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学之固陋。夫校书者为天下学者之宗，通学者有着书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郑玄挟其硕学、高行、老寿，适丁汉微，经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实得伪古之传以行之，遂为天下所宗。滥觞于杜、郑，推行于贾逵，篡统于郑玄，于是伪古行于九州岛暨海外，而今学亡矣。夫得才者兴，广士者强，觇晋文之从者而知其得国，睹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夺齐。观传古学诸人，杨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宏览博达，高文赡学，上比迁、向者，并校书东观，传授古学。或少习今学，洎入中秘，睹未见书，咸信为然，尽舍旧学而新是谋，反咎夙昔之愚，溺于乡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无知，许慎所谓「不见通学」，桓谭之「憙非毁俗儒」也。诸人挟其丰赡之才，俯首信服，于是鼓动后生。人情喜新，乐其博异，丰力之士靡不景从，虽无康成，伪经亦有必行之势矣。盖刘歆以校书为传授，盘踞高大，自应得博达之才，理势然也。虽然，不值汉中微，今学不销亡，郑玄亦何能混一哉？然则今学与汉为终始，是亦有天运者邪！今掇其通人传歆古学者着于篇，而以康成终之。张竦、杨雄，歆之友也，附见于篇首云。
张竦
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汉书张敞传》
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汉书杜林传》
《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作《训故》。《汉书艺文志》
竦为莽臣，歆友，林师。传称「博学」、「喜文采」，伪学之传，有所受矣。《艺文志》推本张敞以传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上封事引《春秋》讥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谓古字？是犹国师作法而诬及子政，景伯传经而托之贾谊也。诬其祖也。
杨雄
雄少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通训诂不为章句，乃刘歆新开之学派也。雄身为僚友，自当用之。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史记》皆用今文家说，如讥宋宣之启争，褒宋襄之能让之类，皆与伪《左氏》相反。左氏既与圣人同好恶，史公自「不与圣人同是非」矣。盗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辨矣。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篡》；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而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以上
译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 第八
按：后汉的儒生，都是今文经学。大儒讲授经学，门徒多达千万，如张兴著录弟子将近万人，蔡元著录一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丁恭的弟子从远方来著录的有数千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的学者常有一千人，牟纡也有一千人，杨伦、杜抚、张元都有一千多人，那些只有几百人的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举国上下都是今文经学。而传播伪古文经学的，整个后汉时期不过杜林、郑玄、贾逵、马融这几个人而已。然而龚胜、师丹、公孙禄以及各位博士在前攻击，范升、李育、何休、临硕以及各位儒生在后辩难，哀帝、光武帝以及各位皇帝，最终都不能违背众意而设立古文经学的学官。后世依据伪古文经学的极大兴盛，怀疑汉人为什么不攻击它。试着想想遗留下来的文献中，攻击者之多尚且如此，今文经学的兴盛尚且如此，刘歆的伪经不过像晋代薛真的伪《归藏》，隋代刘炫的伪《孝经孔传》，明代丰坊的伪《子贡诗传》，杨慎的伪《岣嵝碑》，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不太相信。那么伪古文经学应当将要灭绝了，怎么能反而更加炽盛呢？现在推究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刘歆所传授的都是当时通儒的学问，二是因为博学的人必定典校书籍，在东观校书的人必定被刘歆改定的中古文原本所迷惑，而嘲笑今文经学的固陋。校书的人是天下学者的宗师，通儒有写书自行传播的能力，结合这两者，而郑玄凭借他的广博学识、高尚品行、长寿高龄，恰逢汉朝衰微，经籍之道衰息，康成揉合今文与古文，而实际上得到了伪古文经学的传承并加以推行，于是被天下人所尊崇。滥觞于杜林、郑玄，推行于贾逵，篡夺正统于郑玄，于是伪古文经学流行于九州乃至海外，而今文经学灭亡了。得到人才的国家就兴盛，广纳贤士的国家就强大，观察晋文公的随从就知道他能得到国家，看到燕昭王得到贤士就知道他能夺取齐国。观察传授古文经学的这些人，杨雄被称为“无所不见”，杜林被称为“博洽多闻”，桓谭被称为“博学多通”，贾逵“问事不休”，马融“才高博洽”，其余像班固、崔骃、张衡、蔡邕这类人，都凭借宏大的阅览广博的通达，高深的文章丰富的学问，上比司马迁、刘向，都在东观校书，传授古文经学。有的人稍微学习今文经学，等到进入中秘，看到未曾见过的书，都相信是真的，完全舍弃旧学而谋求新学，反而责怪自己以前的愚昧，沉溺于乡野曲巷，因此嘲笑章句之徒固陋无知，许慎所说的“不见通学”，桓谭的“喜欢非议毁谤俗儒”就是这样。这些人凭借他们丰富广博的才能，低头信服，于是鼓动后生。人情的喜好新奇，乐于他们的广博奇异，有实力的士人无不景仰跟随，即使没有郑玄，伪经也有必然流行的趋势。大概刘歆以校书作为传授，盘踞高位，自然应当得到广博通达的人才，情理势态都是如此。虽然如此，如果不值汉朝中衰，今文经学不消亡，郑玄又怎么能混一呢？那么今文经学与汉朝始终相伴，这也有天命运行的因素吧！现在选取那些通人传授刘歆古文经学的记载在篇中，而以郑玄作为结尾。张竦、杨雄，是刘歆的朋友，附见于篇首。
张竦
张敞的孙子张竦，王莽时做到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超过张敞。《汉书·张敞传》
又外祖父家张竦父子喜欢文采，杜林跟随张竦受学，博洽多闻，当时称为通儒。《后汉书·杜林传》
《苍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去了它的读音。宣帝时，征召齐地能正确诵读的人，张敞跟随他学习，传到外孙的儿子杜林作《训故》。《汉书·艺文志》
张竦是王莽的臣子，刘歆的朋友，杜林的老师。传记称他“博学”、“喜欢文采”，伪学的传承，有所接受了。《艺文志》推本张敞传到杜林，考察张敞治《春秋》，以经术辅助自己，他上封事引用《春秋》讥讽世卿，都用今文，哪里有所谓的古字？这就像国师作法而诬及刘向，景伯传经而托名贾谊一样。是诬陷他的祖先。
杨雄
杨雄年少好学，不做章句，通晓训诂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通晓训诂不做章句，是刘歆新开的学派。杨雄身为僚友，自然应当使用它。
等到太史公记载六国，历经楚、汉，到麒麟为止，不与圣人相同的是非，颇与经书相悖。所以当时有人问杨雄，他常用法度回答，撰写为十三卷，模仿《论语》，号曰《法言》。
《史记》都用今文家的说法，如讥讽宋宣公开启争端，褒扬宋襄公的谦让之类，都与伪《左氏传》相反。《左氏传》既然与圣人相同的好恶，史公自然“不与圣人相同的是非”了。盗贼憎恨主人的故智，不值得辩驳了。
认为经书没有比《易》更大的，所以作《太玄》；传没有比《论语》更大的，作《法言》；史篇没有比《仓颉》更好的，作《训篡》；箴没有比《虞箴》更好的，作《州箴》；赋没有比《离骚》更深的，反而推广它；辞没有比相如更华丽的，作“四赋”；都斟酌它们的根本，相互仿效依循而驰骋。用心于内，而不求于外，当时的人都轻视他，只有刘歆和范逡尊敬他，而桓谭认为他绝伦。
《汉书杨雄传》
莽之放《大诰》，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见当时风气莫不欲伪托圣人。然莽伪而人得以操、懿之为贼诛之，雄伪而人得以吴、楚之僭王绝之；独至歆伪，则其术更巧，蔽蒙群言，晻昧千载，圣人之大统几取而代焉。君臣之间，有幸有不幸也。《赞》云「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则其为众儒所讪，亦等于歆矣
译《汉书·杨雄传》记载，王莽仿作《大诰》，杨雄创作《太玄》《法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没有人不想要假托圣人之名。然而王莽虽然虚伪，人们却能够像讨伐曹操、司马懿那样以贼寇之罪诛杀他；杨雄虽然虚伪，人们却能够像讨伐吴王、楚王那样以僭越称王的罪名断绝他；唯独到了刘歆的虚伪，他的手段更加巧妙，遮蔽蒙蔽了众人的言论，使真相昏暗不明长达千年，圣人的正统几乎被他取代。君臣之间，确实有幸运与不幸的区别。《赞》中说“众儒有的讥讽认为杨雄并非圣人却撰写经典”，那么他遭受众儒的讥讽，也就等同于刘歆了。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篡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汉书艺文志》
辨见《〈汉书艺文志〉辨伪》。
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以上《汉书杨雄传》
雄、歆为密交，雄有所作，歆观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为歆子而从雄学，学出于一也。今取雄书奖伪之言条录之如左：以雄与歆同时，人罕知其受歆学者，故详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长统之流，生古学大盛后，沾染风气，理固宜然，不复录焉
或曰：《易》损其一，虽蠡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问神篇》
此言《易》损其一，仅指《说卦》，则《序卦》《杂卦》二篇，此时尚未增入。
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篇》
按：叙五经次第与《汉志》合。《诗》后于《礼》者，或歆初成《周礼》时，欲以为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欤？
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法言重黎篇》
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同上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亻存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撝肃，征旱，帝太昊，神句芒，星从其位。《太玄数篇》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亻存魂，性谊，情怒，事言，用从，撝乂，征雨，帝少昊，神蓐收，星从其位。同上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征，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亻存魂，性礼，情乐，事视，用明，撝哲，征热，帝炎帝，神祝融，星从其位。同上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亻存精，性智，情悲，事听，用聪，撝谋，征寒，帝颛顼，神玄冥，星从其位。同上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巳，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植，生金，胜水，时该，藏心，亻存神，性信，情恐惧，事思，用睿，撝圣，征风，帝黄帝，神后土，星从其位。同上
按：此与《月令》全合。观雄之言《周官》《左氏》《书序》《月令》，则其传古学昭昭矣。
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法言问明篇》
雄书皆言文王重卦，无言作上下经者。歆之伪《易》最后，时尚未有此说也。
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法言渊骞篇》
言京不言孟，则《汉志》云「孟氏得《易》家阴阳灾变」者非也。此二条与歆说不合，然适足以证其伪妄之迹，故并列焉。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郑兴既从歆受，而众又受之于杜子春，则子春或较兴尤明欤《周官》为伪学大宗，故必授之于大弟子，非璜、恽之徒可比矣。
郑兴
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
译到了汉元帝初年，朝廷征召天下精通小学（文字学）的人有上百位，各自让他们在庭院中记录文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内容来撰写《训纂篇》，顺承并续接《苍颉篇》，又更改了《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见《汉书·艺文志》）
辨析见《〈汉书·艺文志〉辨伪》。
刘棻曾经跟随扬雄学习，擅长书写奇字。
巨鹿人侯芭常跟随扬雄居住，向他学习《太玄》《法言》。刘歆也曾观看过这些著作。以上出自《汉书·扬雄传》
扬雄与刘歆是亲密的朋友，扬雄有什么著作，刘歆会观看；刘歆有什么著作，扬雄必定也知道。刘棻是刘歆的儿子却跟随扬雄学习，学问出自同一源头。现在选取扬雄书中奖饰伪作言论的条目记录如下：因为扬雄与刘歆同时代，人们很少知道他们师承刘歆，所以详细列出。至于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生活在古学大盛之后，沾染了这种风气，按理本来就是这样，不再记录。
有人说：《易经》缺失其中一篇，即使是夏禹也能知道缺失了。至于《尚书》缺失超过一半，而学习的人却不知道。可惜《尚书序》不如《易经》啊！那是可以计算的数量，所以可以计算。像《尚书序》这样，即使是孔子也无能为力。从前解说《尚书》的人说序言有一百篇，而《酒诰》这一篇突然空缺了，现在确实已经亡失了！（见《法言·问神篇》）
这话里《易经》缺失其中一篇，仅指《说卦》，那么《序卦》《杂卦》这两篇，此时尚未增入。
解说天道没有比《易经》更明晰的，解说人事没有比《尚书》更明晰的，解说体制没有比《礼》更明晰的，解说志向没有比《诗》更明晰的，解说义理没有比《春秋》更明晰的。（见《法言·寡见篇》）
按：叙述五经的次序与《汉书·艺文志》相合。《诗》排在《礼》之后，或许是因为刘歆刚编成《周礼》时，想把它作为周公的典章而特别尊崇它吧？
有人问：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现在是什么官职呢？（见《法言·重黎篇》）
有人问《周官》，回答说：确立职事。问《左氏传》，回答说：品评藻饰。问太史公（司马迁），回答说：实录。同上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季，天干为甲乙，地支为寅卯，音律为角，颜色为青，味道为酸，气味为膻，形态为屈伸，生火，克土，时令为生，藏于脾，存志，性为仁，情为喜，事为貌，用为恭，行为撝肃，征兆为旱，帝为太昊，神为句芒，星宿随其方位。（见《太玄·数篇》）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季，天干为庚辛，地支为申酉，音律为商，颜色为白，味道为辛，气味为腥，形态为革，生水，克木，时令为杀，藏于肝，存魂，性为义，情为怒，事为言，用为从，行为撝乂，征兆为雨，帝为少昊，神为蓐收，星宿随其方位。同上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季，天干为丙丁，地支为巳午，音律为征，颜色为赤，味道为苦，气味为焦，形态为上，生土，克金，时令为养，藏于肺，存魂，性为礼，情为乐，事为视，用为明，行为撝哲，征兆为热，帝为炎帝，神为祝融，星宿随其方位。同上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季，天干为壬癸，地支为子亥，音律为羽，颜色为黑，味道为咸，气味为朽，形态为下，生木，克火，时令为藏，藏于肾，存精，性为智，情为悲，事为听，用为聪，行为撝谋，征兆为寒，帝为颛顼，神为玄冥，星宿随其方位。同上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天干为戊己，地支为辰未戌丑，音律为宫，颜色为黄，味道为甘，气味为芳，形态为植，生金，克水，时令为该，藏于心，存神，性为信，情为恐惧，事为思，用为睿，行为撝圣，征兆为风，帝为黄帝，神为后土，星宿随其方位。同上
按：这与《月令》完全相合。看扬雄谈论《周官》《左氏》《书序》《月论》，那么他传承古学就非常明显了。
文王深奥美好。重排《易经》六爻，不也很深奥吗！（见《法言·问明篇》）
扬雄的书都只说文王重卦，没有说作上下经的。刘歆伪造《易经》在最后，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
灾异方面，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见《法言·渊骞篇》）
提到京房而不提到孟喜，那么《汉书·艺文志》说“孟氏得到《易经》家阴阳灾变”的说法就不对了。这两条与刘歆的说法不合，但恰好足以证明其伪造虚妄的痕迹，所以一并列出。
杜子春
刘歆晚年才知道《周官》是周公致太平的遗迹，遗迹全在这里。无奈遭遇天下仓促，战乱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只有同乡河南缑氏人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年纪将近九十，住在南山，能通晓其诵读，颇识其解说，郑众、贾逵前往向他受业。（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援传》）
郑兴既然跟随刘歆学习，而郑众又从杜子春那里学习，那么杜子春或许比郑兴更明白《周官》是伪学大宗，所以一定要传授给大弟子，不是郑璜、郑恽等人可以比拟的。
郑兴
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晚年擅长《左氏传》，于是积累精深思考，通达其旨意，同窗的人都以他为师。天凤年间，带领门人跟随刘歆讲正大义。刘歆赞赏郑兴的才能，让他撰写条例、章句、训诂以及校订《三统历》。……郑兴喜好古学，尤其通晓《左氏》《周官》，擅长历数，自从杜林
、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后汉书》本传
译桓谭、卫宏等人无不加以斟酌。世人谈论《左传》的多以服虔为宗师，而贾逵则继承其父的学业，因此形成了郑玄、贾逵的学术流派。《后汉书》本传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子安世，亦传家业。《后汉书》本传
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本，以《周官》为国土，二书皆兴所传。又撰《左氏条例》《章句》《训诂》，校《三统历》，则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谭、卫宏皆兴斟酌，子众、孙安世又能传家业，《左氏》《周官》《毛诗》《费氏易》皆众所传，世称「二郑」。故古学当以兴、众为第一宗传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本传
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后汉书》本传
桓谭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其受古学之渊源也。谭与杜林皆成学于西汉，受刘歆、张竦、杨雄之学，以通博为主。崔骃、班固、张衡、马融、刘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实则章句皆今学，为古学者攻之，故不守也。从古学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学所以盛也。谭、林渊源学问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众多，古文于是遂行，则林为古学一大宗也。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沈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熟能察之！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宏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
译郑众，字仲师，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精力专注于学业，精通《三统历》，撰写了《春秋难记条例》，同时通晓《周易》和《诗经》，在世上享有盛名。后来他奉诏撰写了《春秋删》十九篇。……他的儿子郑安世，也继承了家学。《后汉书》本传
刘歆伪造经书以《左氏春秋》为根本，以《周官》为治国方略，这两部书都是由郑兴所传授。又撰写《左氏条例》《章句》《训诎》，校订《三统历》，那么郑众就是刘歆最得意的弟子。杜林、桓谭、卫宏都从郑兴那里斟酌学问，儿子郑众、孙子郑安世又能传承家学，《左氏春秋》《周官》《毛诗》《费氏易经》都是郑众所传授的，世人称他们为“二郑”。所以古学应当以郑兴、郑众为第一宗派传承。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父亲杜邺，在汉成帝、哀帝年间担任凉州刺史。杜林年少时好学且深沉，家中藏书丰富，又因为外祖父张竦父子喜好文采，杜林跟随张竦学习，学识广博见闻多，当时被称为通儒。……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都擅长古学。郑兴曾经师从刘歆，杜林遇到他，高兴地说：“杜林得到郑兴等人本就和谐了，如果卫宏能得到杜林，并且有所增益。”等到卫宏见到杜林，默然信服。济南徐巡，起初师从卫宏，后来都转而向杜林学习。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常珍视喜爱，即使遭遇困境，也握持不离身。拿出来给卫宏等人看说：“杜林流离于兵乱之中，常担心这部经典将要断绝，哪里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又能传承它，这样大道终究不会坠落于地了！古文虽然不合时务，但希望各位学生不要后悔所学。”卫宏、徐巡更加敬重他，于是古文于是得以流行。《后汉书》本传
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父亲在汉成帝时担任太乐令。桓谭凭借父荫担任郎官，因此喜好音律，善于弹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都只解释训诂大义，不讲究章句；能写文章，尤其喜好古学，多次跟随刘歆、扬雄辨析疑难异说。生性嗜好音乐歌舞，简慢随意不修持威仪，而且喜欢非议诋毁俗儒，因此多被排斥抵触。《后汉书》本传
桓谭跟随刘歆、扬雄辨析疑难异说，这就是他接受古学的渊源。桓谭与杜林都在西汉完成学业，接受刘歆、张竦、扬雄的学问，以通博为主。崔骃、班固、马融、刘珍、蔡邕都是这一派。因为他们博学广洽，所以不固守章句。实际上章句都是今文经学，被古文学者攻击，所以不固守。从古学者大多博学广洽，人们都相信这一点，这就是古学兴盛的原因。桓谭、杜林渊源学问相当，而杜林因为卓越的品行和高的地位，弟子众多，古文于是得以流行，那么杜林就是古学的一大宗派。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研习《左氏春秋》，师从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代而另外自成一家。王莽从陈钦那里学习《左氏》之学，任命陈钦为厌难将军。陈元年少时传承父亲的家业，为其作训诂，锐利专精深思，以至于不与乡里往来。凭借父荫担任郎官。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学者所尊崇。当时朝廷议论想要设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薄末节，不宜设立。陈元听说后，于是到宫阙上疏说：“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切怜悯经艺谬误杂乱，真伪错乱，每次临朝时，就延请群臣讲论圣道。知道左丘明是最贤能的，亲自受教于孔子，而《公羊》《谷梁》是传闻于后世的，所以诏令设立《左氏》，广泛询问可否，表示不专断自己，向群臣尽意征求意见。现在议论的人沉溺于所习，玩味固守旧闻，固执地持守虚言传授之辞，以此来非议亲见实事之道。《左氏》是孤立的学问少有附和者，于是被异家所掩盖。至高的音乐不合众口，所以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所以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被世俗容纳，何况竹帛上的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来也是适宜的。如果不是陛下至明，谁能察觉呢！臣陈元私下看到博士范升等人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设立，以及太史公违背常理共四十五件事。考察范升等人所说的，前后相互违背，都截取小的文字，轻慢细微的言辞，以年数的小差错，摘取为巨大的谬误；遗漏细微之处，指责为大的过错。抉剔瑕疵摘取衅隙，掩盖其宏大的美好，这就是所谓的‘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范升等人又说‘先帝不把《左氏》作为经，所以不设置博士，后主所应当因袭。’臣愚以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行的，那么盘庚就不应当迁都于殷，周公就不应当营建洛邑，陛下就不应当定都山东了。过去孝武皇帝喜好《公羊》，卫太子喜好《谷梁》，有诏令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宣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它。等到即位，举行石渠阁会议而《谷梁氏》兴起，至今与《公羊》并存，这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一定相互因袭。孔子说纯俭，‘吾从众。’至于拜礼在下则违背它。明察的人独自看见，不被朱紫迷惑；听闻的人独自听见，不混淆清浊。所以离朱不为巧诈眩目转移目光，师旷不为新声改变耳朵。方今天下干戈稍息，
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下拜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本传
译军事稍息，我留心圣人的学术，眷顾儒雅之士，采纳孔子下拜的义理，最终实现光武帝独到的见解，明辨是非，确立《左氏传》的地位，解释先圣遗留的疑难，清除学者们的困惑，使基业流传万世，后学不再犹豫不决，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贾元愚昧鄙陋，曾经传授师说，如果得以平民身份被召见，俯伏在朝廷之下，诵读孔子的正道，辩白左丘明的旧冤；如果言辞不合经义，行事不考据古制，就退而接受重罚，即使死在那天，也是生之年啊。」奏书呈上，皇帝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商议。范升又与贾元相互辩论诘难，总共上奏十多次。皇帝最终确立《左氏传》的官学地位。太常选拔四位博士，贾元排名第一。皇帝因为贾元刚经历过激烈的争论，于是任用排名第二的司隶从事李封。于是众儒生因为《左氏传》被立为官学，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辩。恰逢李封病故，《左氏传》再次被废除。《后汉书》本传
范升、陈元愤争《左氏》，是经学一大案，自少读《后汉书》，即怪《左传》之文博，何范升必极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岂不甚善，何事与古人为仇乎？然古学者仅争《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诗》也，抑可想矣。
贾逵
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而《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几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本传
郑众传《费易》《毛诗》《周官》《左传》而不光大，贾逵传《古文书》《毛诗》《周官》《左传》《国语》，则伪经遂行。盖逵校书东观，入讲南宫，遭遇独隆矣。又附会图谶以媚时主，选严、颜高才生以受《左氏》，则《公羊》夺矣。拜逵弟子门生为郎，则荣途开矣。至于诏诸儒皆选高才以受伪经，令学者受业黄门以生其欣慕，几等于明代庶常之选矣。伪经安得不行哉！盖自刘歆伪经之后，今古水火，至贾逵乃始行焉。郑玄之前，创业祖功，守成宗德，应推逵矣。蔚宗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又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若有不概于心而亟致微辞者，岂蔚宗传武子之学，有所知邪？
徐巡
济南徐
译范升、陈元愤然争论《左氏春秋》，这是经学中的一大案件。我自少年时读《后汉书》，就奇怪《左传》的文辞广博，为什么范升一定要极力攻击它？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扶持弱小、维持微弱的学派，岂不是很好，何必与古人结仇呢？然而古代的学者仅仅争论《左氏春秋》，不敢涉及《周官》和《毛诗》，由此可见一斑了。
贾逵
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同时研习《国语》《周官》，又从涂恽那里学习《古文尚书》，从谢曼卿那里学习《毛诗》，撰写了《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全部继承了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就能背诵《左氏传》和五经的原文，用大夏侯《尚书》进行教授，虽然是古文学派，但也兼通五家以及《谷梁传》的说法。……他与班固一起校勘秘书省的书籍，在皇帝身边应对问答。肃宗即位后，对儒术格外重视，特别喜好《古文尚书》和《左氏传》。建初元年，下诏让贾逵进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认为贾逵的解释很好，让他列出《左氏传》大义优于《公羊》《谷梁》两传的地方。贾逵于是详细条列上奏说：“我谨慎地摘选出《左氏传》三十件特别显著明白的事例，这些都是君臣之间的正义，父子之间的纲纪。其余与《公羊传》相同的占十分之七八，有的文字简略略有差异，无伤大体。至于像祭仲、纪季、伍子胥、叔射之类，《左氏传》在君父之义上深刻，《公羊传》多依仗权变，两者截然不同，已经相距甚远，而冤屈压抑积累已久，没有人肯分辨清楚。我在永平年间上言《左氏传》与图谶相合之处，先帝不轻视草野之人的意见，采纳了我的话，抄写其传注，收藏在秘书省。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要确立《左氏传》，不先公开辩论大义而轻易调动太常，依仗其义理优越，诋毁挫败其他儒生，儒生们内心不服，共同排斥他。孝哀皇帝不愿违背众人的心意，所以让刘歆出任河内太守。从此攻击《左氏传》，便成了深仇大恨。到了光武皇帝，发扬独到的明断，兴起确立《左氏传》《谷梁传》，恰逢这两家的先师不懂图谶，所以中途废止。大凡保存先王之道，关键在于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现在《左氏传》尊崇君父，贬低臣子，强化主干、削弱枝节，劝善戒恶，极其明显、切要、正直、顺理。况且三代制度不同，损益随时代变化，所以先帝博览各家，各有采纳。《易经》有施氏、孟氏，又确立梁丘氏；《尚书》有欧阳氏，又有大、小夏侯氏，现在三传的不同也是如此。再说‘五经’各家都不能证明图谶中刘氏是尧的后代，而《左氏传》独有明文；‘五经’各家都说颛顼取代黄帝，尧不能为火德，而《左氏传》认为少昊取代黄帝，就是图谶所说的帝宣。如果尧不能为火德，那么汉朝就不能为赤德。它所阐发补益的实在很多。陛下具有通达天然的明察，建立大圣的根本，改元正历，垂范万世，因此麒麟凤凰数以百计，吉祥征兆纷至沓来。您仍然早晚恭敬勤勉，沉浸于六艺，探究精微，无不审核。如果再留意废弃的学问，以扩大圣明的见识，希望没有什么遗漏了。”奏书呈上，皇帝嘉奖他，赐给布五百匹，衣服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严氏、颜氏等学派中才能高超的二十人，教他们《左氏传》，并赐给简纸经、传各一套。贾逵的母亲常有病，皇帝想加赐赏物，因为校书例行的赏赐太多，特意给钱二十万，让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母亲生病，这个人没有在外求取人事，如果屡遭贫困，就会追随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叔齐去首阳山了。”贾逵多次为皇帝讲述《古文尚书》……的异同，贾逵汇编成三卷。皇帝认为很好，又让他撰写齐、鲁、韩《诗》与毛氏《诗》的异同，并撰写《周官解故》。升任贾逵为卫士令。建初八年，于是下诏让各位儒生各自挑选才能高超的学生，学习《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在世上流行。都任命贾逵所选的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的郎官，早晚在黄门署接受学业，学者们都欣欣然羡慕。论曰：郑众、贾逵的学问，流行于数百年间，于是成为众儒的宗师，也是有原因的。桓谭因为不擅长图谶而流亡，郑兴因为言辞谦逊才勉强免祸，贾逵能够附会文辞以迎合时意，最为显贵。世俗君主以此评论学问，可悲啊！《后汉书》本传
郑众传授《费易》《毛诗》《周官》《左转》却没有发扬光大，贾逵传授《古文书》《毛诗》《周官》《左转》《国语》，于是伪经便流行起来。大概因为贾逵校书东观，入宫在南宫讲学，遭遇特别优厚。又附会图谶以讨好当时的君主，挑选严氏、颜氏的高才生来学习《左氏》，于是《公羊》被取代了。任命贾逵的弟子门生为郎官，于是荣耀的途径打开了。至于下诏让各位儒生都挑选高才生来学习伪经，命令学者在黄门署受业以产生他们的欣羡，几乎等同于明代庶吉士的选拔了。伪经怎么能不流行呢！大概自从刘歆伪造经典之后，今文古文如水火不相容，到贾逵才开始流行。郑玄之前，开创基业、祖述功德，守成宗德，应当推举贾逵了。范蔚宗说：“郑众、贾逵的学问，流行于数百年中，于是成为众儒的宗师。”又说：“贾逵能够附会文辞以迎合时意，最显贵。世俗君主以此评论学问，可悲啊！”如果有心中不以为然而急切地发出微词的人，难道范蔚宗传授武子的学问，有什么所知吗？
徐巡
济南徐
巡始师事宏，后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杜林传》
译杜巡起初师从卫宏学习，后来又向杜林请教。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一卷漆书写的《古文尚书》，常常珍视喜爱它，即使遭遇艰难困苦，也紧紧握持不离身。他拿出来给卫宏等人看，说：“我流离失所于战乱之中，常担心这部经典将要失传，没想到东海的卫子、济南的徐生又能传承它，这说明儒道终究没有坠落于地啊！古文虽然不合时务，但希望各位学生不要后悔所学。”卫宏、杜巡更加敬重他，于是古文尚书便流传开来。《后汉书·杜林传》
徐巡兼承两大师之统，《古文尚书》《毛诗》多本之焉，亦伪学之功臣也。
张衡
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着《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后汉书》本传
刘陶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后汉书》本传
刘珍、刘騊駼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后汉书张衡传》
马日磾、杨彪、韩说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书。《后汉书卢植传》
伪古之学，刘歆以校书而作之，诸儒亦以校书而信之。盖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征应散布，惑人甚矣。其校书之人散见于群传者，并列于此以省观览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性沉重好古。《后汉书》本传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汉书》本传
孟坚作史全采歆书，文字异者仅二万余，其入歆之坎陷深矣。推其所由，则亦在校中秘书也。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本传
王符，字节信。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后汉书》本传
仲长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后汉书》本传
充师班彪，符友马融、张衡，融所谓「达才通人」，营道同术。长统亦频引《周礼》，盖通达之家无有不入其笼中，而今学所传则皆守约之士也，此其盛衰所以判欤！
崔篆、崔骃、崔瑗
篆兄发，以巧佞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显于新世。篆生毅。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后汉书》本传
骃曾祖母能通经学、百家之言，显于新世，骃古学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后汉书》本传
以崔骃为之父，以贾逵为之师，以马融、张衡为之友，古学之长毕集矣。
马融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
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后汉书》本传
马融才高，遍注「九经」，遂为古学之总汇。「三礼」「三传」皆其所定，且为二千年学派之宗，亦以卢植、郑玄皆出其门故也。学者千人，古学聚徒之多，以融为始。郑玄因得荟萃而集其成。譬之经国，马融为文王，三分有二；郑玄为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于伪古之功，实与贾逵并驱，世称「贾、马」，亦曰「马、郑」，犹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卢植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
译徐巡同时继承了两位大儒的学术统绪，《古文尚书》和《毛诗》大多依据他的学说，他也是伪古学的功臣。
张衡
他上疏请求专心在东观从事校书工作，搜集检阅遗存的文献，竭尽全力修补缀连。又逐条列举司马迁、班固所叙述与典籍不符的十多项事情……撰写了《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他的见解与诸儒没有不同。《后汉书》本传
刘陶
刘陶精通《尚书》《春秋》，为之作训诂，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校正文字三百多件事，书名叫《中文尚书》。《后汉书》本传
刘珍、刘騊駼
永初年间，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駼等人在东观从事著作。《后汉书张衡传》
马日磾、杨彪、韩说
一年多后，又征召任命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侍中蔡邕、杨彪、韩说等人，都在东观校书。《后汉书卢植传》
伪古之学，刘歆因校书而创立，诸儒也因校书而信奉。它原本藏于秘府，潜伏而未显露，后来征召应召者散布开来，迷惑人太深了。那些参与校书的人散见于各传中，一并列在这里以便省察阅览。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性格沉稳厚重，喜好古学。《后汉书》本传
班固，字孟坚。九岁时，能写文章，诵读诗赋。长大后，于是广泛贯通载籍，九流百家的言论没有不穷究的，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不局限于章句，只把握大义罢了。……显宗非常惊奇，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为兰台令史。《后汉书》本传
孟坚作史完全采纳刘歆的书，文字不同的仅两万多字，他陷入刘歆的圈套很深了。推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在校中接触秘书的缘故。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年少丧父，乡里称颂他孝顺。后来到了京师，在太学受业，以扶风人班彪为师，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后汉书》本传
王符，字节信。年少好学，有志向操守，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等友善。《后汉书》本传
仲长统，字公理。年少好学，广泛涉猎书籍。《后汉书》本传
王充师从班彪，王符与马融、张衡为友，马融所谓“通达才识的人”，追求道术相同。仲长统也频繁引用《周礼》，大概通达之家没有不落入其圈套的，而现在学所传的则是坚守简约的人，这就是盛衰之所以分判的原因吧！
崔篆、崔骃、崔瑗
崔篆的哥哥崔发，因巧言谄媚受王莽宠幸，官位至大司空。母亲师氏，能通晓经学、百家之言，王莽以特殊礼遇宠爱她，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带，在新朝显赫。崔篆生崔毅。崔毅生崔骃，十三岁，能通晓《诗》《易》《春秋》，博学且有伟大才能，完全通晓古今训诂。《后汉书》本传
崔骃的曾祖母能通晓经学、百家之言，在新朝显赫，这是崔骃古学的本源。
崔瑗，字子玉，早年丧父，意志锐利好学，完全能继承他父亲的学业。十八岁，到京师，跟随侍中贾逵质正大义。贾逵善待他，崔瑗因此留下游学。与扶风人马融、南阳人张衡特别友好。《后汉书》本传
以崔骃为父，以贾逵为师，以马融、张衡为友，古学的长处都汇聚了。
马融
马融才高博学，是当世的通儒，教养学生，常有上千人，涿郡卢植，北海郑玄，都是他的学生。
曾经想训释《左氏春秋》，等到看见贾逵、郑众的《注》，就说：“贾君精专但不广博，郑君广博但不精专；既然精专又广博，我还能增加什么呢！”只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诗》《易》《三礼》《尚�》《列女传》《老子》《淮南�》《离骚》。所著赋、颂、�、诔、书、记、表、奏、�言、琴歌、对策、遗令，共二十一篇。《后汉书》本传
马融才高，遍注“九经”，于是成为古学的总汇。“三礼”“三传”都由他确定，且为两千年学派的宗师，也是因为卢植、郑玄都出自他门下的缘故。学生千人，古学聚徒之多，从马融开始。郑玄因此得以荟萃而集其大成。好比治理国家，马融是文王，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郑玄是武王，才能革除殷商受命。所以马融在伪古学上的功劳，确实与贾逵并驾齐驱，世称“贾、马”，也称“马、郑”，就像宋代称“周、程”，也称“程、朱”，是适宜的。
卢植
卢植，字子干，涿郡�人。年少时与郑玄一起师从马融，能通晓古今学，喜好研精而不拘泥于章句。作《尚书章句》《三�解诂》。当时开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卢植于是上书说：“臣年少时跟随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学习古学，颇知现在的《礼记》特别多有错误。臣以前用《周礼》诸经发起纠�谬误，敢率愚浅为之解诂，但家中贫困，无力供应缮写上石。希望带领能干的书生二人，共同到东观，利用官府的财粮，专心研
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寔，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书》。《后汉书》本传
译精通经学，校勘《尚书章句》，考订《礼记》的得失，希望裁定圣人的典籍，刊正碑刻的文字。古文经的科斗文字接近真实，却因厌恶和压抑流俗，被降格归入小学。光武中兴以来，通晓经学的儒者达士班固、贾逵、郑兴及其子郑众等都笃好并喜悦它。如今《毛诗》《左氏春秋》《周礼》各自有传注，它们与《春秋》互相表里，应当设置博士，设立学官，以辅助后来者，以弘扬圣人的意旨。」一年多后，再次被征召任命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以及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都在东观，校勘中书官所藏的“五经”传注，补续《汉书》。《后汉书》本传的记载
《经典释文序录》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而《植传》亦云「从融受古学，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云云，则刘歆之后，其有以伪学之说羼乱于真经，以疑惑后生者，则马融与植其人也。
蔡邕
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本传
按：《邕传》及《水经注》皆言：「邕自书丹于石，使工镌刻。」《洛阳伽蓝记》亦言：「三种字《石经》，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隋书经籍志》亦言：「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董逌《广州书跋》乃云「《石经》不尽蔡邕书，如马日磾辈相与成之。」洪适《隶释》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张演《石经跋》云「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也。」按：洪适《隶释》，《石经论语残碑》末一行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黄伯思《东观余论》「《石经公羊》残碑，其末云：‘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聝、议郎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唯‘溪’上缺，当是‘堂溪典’也。」由二碑证之，则当时奏求正定者只邕等七人，暨后立石，又有左立、孙表及赵聝等诸人也，范《史》略之耳。
郑玄
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及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着《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熟，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伪古文传至贾、马，焰既张矣。而所以辅
译《经典释文序录》说：“马融、卢植考察各家经说的同异，附在戴圣的篇章之后，删去其繁冗重复的内容，以及叙述简略的部分，从而流传于世，就是现在的《礼记》。郑玄也是依据卢植、马融的本子来作注的。”而《卢植传》也说：“（卢植）跟随马融学习古学，知道现在的《礼记》特别多有迂回曲折、漏洞百出的地方，臣先前凭借《周礼》等经典揭发其中的错误”等等，那么刘歆之后，那些用伪学的说法混杂于真经之中，用来迷惑后辈学者的，就是马融和卢植这样的人。
蔡邕
校勘东观藏书，升任议郎。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世俗儒生穿凿附会，疑惑误导后学，熹平四年，便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賜、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張驯、韓說、太史令單飏等人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灵帝准许了。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在碑上书写，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于是后来的儒生和后辈学者都以此作为标准。等到石碑刚立起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车马多达千余辆，堵塞了街道。《后汉书》本传
按：《蔡邕传》及《水经注》都说：“蔡邕亲自用朱砂在石头上书写，让工匠镌刻。”《洛阳伽蓝记》也说：“三种字体的《石经》，是汉右中郎将蔡邕笔迹的遗迹。”《隋书经籍志》也说：“后汉镌刻‘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董逌《广州书跋》却说“《石经》不全是蔡邕所书，像马日磾等人一起完成的。”洪适《隶释》说“现在保存下来的各经字体各不相同，虽然蔡邕擅长分书和隶书，兼备各种字体，但文字数量众多，恐怕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有同时挥毫书写的人。”张演《石经跋》说“现在六经字体不统一，当时书写丹书的人也不只是蔡邕一人。”按：洪适《隶释》，《石经论语残石》最后一行说：“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黄伯思《东观余论》说“《石经公羊》残石，其末尾说：‘堂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赵聝、议郎臣刘宏、郎中张文、苏陵、傅桢’。只有‘溪’字上面缺失，应当是‘堂溪典’。”由这两块残石证明，当时上奏请求校正的只有蔡邕等七人，等到后来立石，又有左立、孙表以及赵聝等人参与，范晔的《后汉书》省略了这些人罢了。
郑玄
郑玄……起初师从京兆第五元先，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歷》《九章算術》。又跟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值得请教的人，于是西入函谷关，通过涿郡卢植，拜师扶风马融。马融门徒四百余人，能登堂入室深入学习的只有五十多人。马融向来骄傲尊贵，郑玄在门下，三年不能见到他，于是让高才弟子传授给郑玄，郑玄日夜寻究诵读，未曾懈怠疲倦。恰逢马融和诸生考论图谶纬书，听说郑玄擅长计算，于是召见他在楼上，郑玄趁机请教各种疑难义理。问完后，告辞归去。马融感慨地对门人说：“郑生如今离去，我的道统向东传播了。”郑玄自从游学，十多年才回到家乡。家境贫寒，客居东莱耕种，跟随学习的学徒已有数百上千人。等到党锢之祸兴起，于是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一起被禁锢。于是隐居修习经业，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何休喜好公羊学，于是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于是驳斥《墨守》、针砭《膏肓》、救治《废疾》。何休见到后叹息说：“康成进入我的室内，拿着我的矛，来讨伐我吗！”起初，东汉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賈逵等人争论今古文经学，后来马融回答北地太守刘瓌以及郑玄回答何休，义理依据通达深刻，从此古文学说于是显明。
门生共同撰写郑玄回答诸弟子关于“五经”的问题，依照《论语》的体例作《郑志》八篇，凡是郑玄所注的《周易》《尚书》《毛诗》《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干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总共一百多万字。郑玄在辞义训诂上质朴，通达的人颇讥讽其繁琐。至于经传熟稔，被称为纯儒，齐、鲁一带尊崇他。他的门人山阳郗虑官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琬闻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当时还是孩童，郑玄称赞国渊是国家栋梁，任嘏有道德。
论曰：自从秦朝焚烧六经，圣人文章尘埃湮灭。汉朝兴起，诸儒颇加修习艺文。到了东京，学者也各自成家。而固守文辞的儒生，拘泥于所禀受的学说，异端纷纭，互相诡辩激切，于是使得经学有数家，每家又有数说，章句多的甚至多达百余万言，学徒劳苦而功效少，后辈疑惑而无人纠正。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减繁芜，刊正漏失，从此学者大致知道归依。我的祖父豫章君每次考校先儒经训，都推崇郑玄，常认为仲尼的门人也不能超过他。等到传授生徒，都专门以郑氏家法为准。
伪古文流传到贾逵、马融，声势已经壮大。而用来辅助
成古学，篡今学之大统者，则全在郑康成一人。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经之成，以灭今学者，盖有故焉。两汉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后汉，古学虽开，而古学自守其藩篱，今学自守其门户，宁有攻伐，绝不通和。今学攻古学为「颠倒经法」，古学攻今学为「蔽固妒毁」。但今学之毁古，犹王师之拒贼也；古学之攻今，则盗憎主人也。观其相毁之辞，而曲折见矣。然古学虽言伪而辨，而自杜林、郑兴至贾逵、马融、许慎诸大师，皆笃守古文，与今学家沟绝不通。苟长若此，即互有盛衰，亦可两存。唯郑康成先从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盖兼通今古，因舍今学而就古学。然虽以古学为宗主，而时有不同，又采今学以裨佐之。如笺《诗》以毛本为主，则宗毛可矣，而又时违毛义，兼采《韩诗》，于是得郑氏《笺》而今古学俱备，不知毛之伪古行，而《韩诗》实废矣。注《书》既以古文为宗主，《禹贡》悉参以班氏《地理志》，则又用今学，于是得郑《古文尚书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古文尚书》伪经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亡矣。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儒林传》故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于是得郑氏《仪礼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伪古文《仪礼》行，而今文《仪礼》亡矣。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同。《释文》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于是得《论语郑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齐》《鲁论》亦失真矣。其注《诗》《书》《礼》《论语》如此，其注群经当亦然。于是今古杂揉，不可复辨。而其所注之本，则《毛诗》《古文尚书》《古文仪礼》《礼记》《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见《世说新语》皆古文也。赞二郑则曰「雅达」、「广揽」，攻何休则曰「乡曲之学，足以忿人」，盖贾、马之嫡传，偏主伪古。加以不受征辟之高节，甄综毖纬之硕学，适有高寿，遍注群经，高誉隆洽，既为齐、鲁之宗，弟子万数，散布方州之绪。观陶谦与诸豪杰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记于朱隽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云云。《后汉书朱隽传》汉献帝时，三公八座议：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虽后父，不可令后独拜于朝；或以为当交拜；又子尊不加于父母；公私之朝，后当独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私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礼？」郑玄议曰「不其亭侯在京师，礼事出入，宜从臣体。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从子礼。」《通典礼部》二十七康成为处士，而诸豪杰讨贼则引以为重，三公八座议礼则问以取决。王粲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其望重如此。于是范蔚宗谓「郑康成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袁飜云「郑玄训诂‘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得之远矣。」徐爰云「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圣人复出，不易其言矣。」萧子显云「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其为学者归宗如此。于是郑学统一天下数十年矣。加以弟子万人。今可考者，朱氏锡鬯《经义考》有郗虑、王基、崔琰、国渊、任嘏、赵商、张逸、冷刚、田琼、炅模、焦乔、王权、鲍遗、陈铿、崇精。其未载者，汜阁屡见《郑志》、又《三国志程秉传》云「逮事郑玄，与刘熙考论大义。」、《崔琰传》「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孝经》唐玄宗《序》并《注》，邢《疏
译成就古学，篡夺今学大统的，完全在于郑康成一人。推究康成之所以能集六经之大成，从而消灭今学，大概是有原因的。两汉的儒者都恪守家法，直到东汉，古学虽然兴起，但古学自守其界限，今学自守其门户，彼此攻伐，绝不调和。今学攻击古学为“颠倒经法”，古学攻击今学为“蔽固妒毁”。但今学诋毁古学，犹如王师抵御贼寇；古学攻击今学，则是盗贼憎恨主人。观察他们互相诋毁的言辞，其中的曲折真相就显现出来了。然而古学虽然言辞伪饰而善辩，但从杜林、郑兴到贾逵、马融、许慎等大师，都笃守古文，与今学家隔绝不通。如果长久如此，即使互有盛衰，也可以两存。唯独郑康成先从第五元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张恭祖先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大概兼通今古，于是舍弃今学而趋向古学。然而虽然以古学为宗主，但有时观点不同，又采纳今学来辅助它。如笺注《诗经》以毛本为主，那么尊崇毛传就可以了，但又时常违背毛义，兼采《韩诗》，于是得到郑氏《笺》，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道毛传的伪古行世，而《韩诗》实际上废除了。注《尚书》既以古文为宗主，《禹贡》全部参用班固的《地理志》，那么又使用今学，于是得到郑《古文尚书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道《古文尚书》伪经行世，而《欧阳》、大小《夏侯》亡失了。本习《小戴礼》，“后用古经校勘，取其义长者”，《儒林传》所以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依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依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于是得到郑氏《仪礼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道伪古文《仪礼》行世，而今文《仪礼》亡失了。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相同。《释文》说“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于是得到《论语郑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道《齐》《鲁论》也失真了。他注《诗》《书》《礼》《论语如此，他注群经大概也是这样。于是今古杂揉，不可再辨。而他所注的本子，则是《毛诗》《古文尚书》《古文仪礼》$《礼记》$《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见于《世说新语》都是古文。称赞二郑则说“雅达”、“广揽”，攻击何休则说“乡曲之学，足以忿人”，大概是贾、马的嫡传，偏主伪古。加上不受征辟的高节，甄综纬书的硕学，恰好有高寿，遍注群经，高誉隆盛，既为齐、鲁之宗，弟子数以万计，散布于各州郡。看陶谦与诸豪杰移檄牧伯，共同讨伐李傕等，奉迎天子，上奏记于朱隽说“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于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等等。《后汉书朱隽传》汉献帝时三公八座议：屯骑校尉不其亭候伏完“虽为后父，不可令后独拜于朝；有人认为应当交拜；又子尊不加于父母；公私之�，后当独拜；有人想让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私�后拜如子。不知道四者何是正礼？”郑玄议曰“不其亭候在京师，礼事出入，宜从臣体。如果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从子�。”《通典礼部》二十七康成为处士，而�豪杰讨贼则引以为重，三公八座�礼则问以取决。王粲说“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郑氏道备。”其望重如此。于是范蔚宗说“郑康成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袁�说“郑玄训�‘三礼’及�‘五经’异�，并尽思穷神，得之远矣。”徐�说“郑玄有�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独�，圣人复出，不易其言矣。”萧子显说“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优洽一世，孔�褒成并�，故老以�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其为学者归宗如此。于是郑学统一天下数十年了。加上弟子万人。今可考者，朱氏�鬯《经�考》有郗�、王基、崔�、国�、任�、赵�、张�、冷�、田�、�模、焦�、王�、鲍�、陈�、崇精。其未�者，�阁屡�《郑志》、又《三国志程�传》�“逮事郑玄，与刘�考�大�。”、《崔�传》“�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孝�》唐玄宗《序》并《�》，邢《�
》云「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竹垞未及也。张逸与郑君同县，郑君妻弟。逸官至尚书左丞，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郑玄别传》《经义考》又载治郑氏《易》者许慈。按：《三国志许慈传》云：「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郑君，与刘熙考论大义，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则刘熙似是郑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学于郑君也。《三国志薛综传》「从刘熙学」，则综与慈，郑君再传弟子矣。又《姜维传》云「好郑氏学。」然不言其何所受，郄正论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一时仪表」。维，天水人，与北海相去甚远，而好郑学，郑学所及者远矣。又《孙干传》云「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注采《郑玄传》云「玄荐干于州，干被辟命，玄所举也。」按干北海人，又为郑君所知，不知其尝受学否孙叔然受学郑康成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王肃集《圣证论》讥短康成，叔然驳而释之。《三国志王肃传》弟子既多，其高才能传于后世者犹如此。而当时适丁汉乱，经籍道息，人不悦学，故《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王肃传》注汉末经学极盛，曾几何时，乃至于此。于是时有能言学者寡矣，况欲责以辨别今古哉！而康成弟子遍天下，得乘间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遗经，挟此数者，万流归宗，于是天下执经言学无有出郑氏者。故王肃《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王肃当三国时，郑学已大行五十载，于是郑学统一宇内久矣。魏之王肃、王粲，吴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数子者，亦古学之绪余，虞翻虽云出于孟氏，而纳甲乃所自创，非孟氏也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抑不足议也。郑学既行，后世乃咸奉刘歆之伪经，而孔子之学亡。故康成者，刘歆之功臣，孔门之罪人也。
译《诗谱序》说：“我的老师是北海的司农郑玄。”那么宋均就是郑玄传授学业的弟子，朱彝尊（竹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张逸与郑玄同县，是郑玄妻子的弟弟。张逸官至尚书左丞，见于《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一所引用的《郑玄别传》。《经义考》又记载研究郑氏《易》学的人有许慈。查考：《三国志·许慈传》说：“许慈师从刘熙，精通郑氏之学，研究《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并非只研究《易》而已。程秉曾侍奉郑玄，与刘熙考证论述大义，许慈师从刘熙，精通郑氏之学，那么刘熙似乎是郑玄的弟子。刘熙是北海人，本来就应该在郑玄门下受学。《三国志·薛综传》说“跟随刘熙学习”，那么薛综与许慈，就是郑玄的再传弟子了。又《姜维传》说“喜好郑氏之学。”然而没有说他是从何人那里受学的。郄正评论姜维“乐于学习不知疲倦，清廉朴素节约，是一时的表率”。姜维是天水人，与北海相距很远，却喜好郑学，可见郑学的影响深远了。又《孙干传》说“先主统领徐州时，征辟孙干为从事。”注引《郑玄传》说“郑玄向州府推荐孙干，孙干被征辟任命，是郑玄所举荐的。”查考孙干是北海人，又为郑玄所知，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受学于郑玄。孙叔然（孙炎）受学于郑康成（郑玄）的门人，被称为“东州大儒”，被征召为秘书监没有就任；王肃编集《圣证论》讥讽诋毁郑康成，孙叔然驳斥并解释了他。《三国志·王肃传》说弟子众多，那些才能高超能流传于后世的尚且如此。而当时恰逢汉末乱世，经籍之道衰息，人们不喜好学习，所以《三国志》中董昭上疏陈述末流的弊病说：“私下看到当今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门以结交游历为职业；国家士人不以孝悌清修为首要，反而以趋附权势、游说求利为先。”杜恕上疏说：“现在的学者，以商鞅、韩非为师而崇尚法术，竞相认为儒家迂阔不切合世用，这是风俗最大的流弊。”鱼豢《魏略》将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邕禧、苏林、乐祥七人列为儒宗。他的序言说：“正始年间，有诏令讨论圜丘祭祀，普遍延请学士，当时郎官以及司徒属吏有两万余人，而能书写参与议论的几乎没有几人。又当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中能拿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多都跟着吃饱了饭就退下了。唉！学业沉沦衰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我私心里常常非常看重这几位先生，他们各自处在荒乱之际，却能更加坚定地坚守志向。”《王肃传》注说汉末经学极盛，没过多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当时能谈论学问的人很少了，何况要求他们辨别今古文经学呢！而郑康成的弟子遍布天下，得以乘虚而入，招揽天下的士人来谈论遗留的经学，凭借这几种优势，各方人才都归附于他，于是天下拿着经书谈论学问的没有超出郑氏学派的。所以王肃《家语》序言说：“郑氏之学流行五十年了，义理不安定，违背错谬的地方很多，因此要夺取并取代它。”王肃处在三国时期，郑学已经大行其道五十年了，于是郑学统一天下已经很久了。魏国的王肃、王粲，吴国的虞翻，蜀国的李譔，极力嫉妒攻击郑学。然而这几个人，也是古学的残余，虞翻虽然说出自孟氏，但纳甲法却是他自己创立的，并非孟氏之学。譬如陆九渊、王阳明攻击朱熹，实际上出自朱子的《四书》，也不值得议论。郑学既已流行，后世于是都奉行刘歆的伪经，而孔子的学问就亡失了。所以郑康成是刘歆的功臣，孔门的罪人。
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伪经传于通学，发于校书之人，自余习者盖寡。以《后汉书儒林传》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学，诸大师张兴、楼望、蔡元教授万人者皆今学。精庐之启，赢粮之从，家法之试，禄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学，至强盛也。传古学者，《书》则杜林，《诗》则卫宏，《易》《三礼》《左传》则二郑、贾、马，郑玄、许慎集其成而已，有几士哉？然而董卓扫荡于邦畿，学士血肉于豺虎，经籍道息，人士流离，而通学之徒，着书足以自张，高密布衣，徒众遍于海内。遂使两汉学校选举之大法一扫而绝轨，孔子笔削改制之圣经一束于烧薪。由斯言之，运有屯夷，道无强弱，国制有时不足恃，圣经有时不能伸。当其时也，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易其时也，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以刘歆之伪经，康成负之而驰，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此《传》皆今学，中有云「习古学」者，多汉、魏间古学者所诬乱，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范史所称「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特称之者七人，而陈元、郑兴、杜林、卫宏，言古学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诏高才生受《毛诗》，「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则《毛》不立博士审矣。且按而数之，若连《毛》则为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考之，并十四博士，则「毛」字，写官误文也。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按：《序》称「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伽蓝记》亦称「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后魏崔光传》「光为祭酒，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刘芳传》亦云「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江式传》亦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欧阳棐《集古录目》亦称「《石经》遗字古文、篆、隶三体，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书。」张舜民《画墁录》、邵伯温《闻见后录》，乃据雒阳发地所得《石经》，以为蔡邕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而力辨《儒林传序》「古文、篆、隶三体」之非。黄伯思见《公羊》残碑，亦定以为「鸿都一字石经」。而《唐书艺文志》只有「蔡邕《今字石经论语》」，唐以隶为「今字」也。张演又以为「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魏书江式传》云「魏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水经注》及《晋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独《隋经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疑于乖谬。然考其目，「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而‘一字石经’有《周易》，有《尚书》，有《鲁诗》，有《仪礼》，有《春秋》，有《公羊传》，有《论语》，有《典论》，与汉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胡三省注《通鉴》，则又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杭氏世骏《石经考异》曰「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
译《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解字序》纠谬附
伪经流传于通晓今文经学的学者，兴起于校书之人，其余习学者很少。用《后汉书·儒林传》来考察，十四位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各位大师张兴、楼望、蔡元，教授万人者都是今文经学。私学的兴起，带着干粮追随求学，家法的考核，俸禄利益的获取，天下没有不是今文经学的，极其强盛。传授古文经学的，《尚书》是杜林，《诗经》是卫宏，《周易》《三礼》《左传》是郑众、郑玄、贾逵、马融，郑玄、许慎集其大成而已，有几个士人呢？然而董卓在京城扫荡，学士血肉喂了豺虎，经籍之道断绝，人士流离失所，而通晓今文经学的徒众，著书足以自显，高门布衣，徒众遍布海内。于是使两汉学校选举的大法一扫而尽，孔子笔削改制的圣经被当作烧柴。由此说来，时运有困顿与通达，道义没有强弱，国家制度有时不足以依赖，圣经有时不能伸张。在那个时候，大儒巨子俯首于章句的末节；换个时候，平民贱士在天地之间改变易道。凭借刘歆的伪经，郑玄背负它而奔驰，尚且能改变天下两千年，何况挟持圣人大道的人呢！这《传》都是今文经学，其中有说“习古文经学”的，多是汉、魏间古文经学者所诬乱，现在辨正如下。
先前四方学士，多怀藏图书，逃匿于山林沼泽。从此无不抱负典籍，云集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相继聚集。于是设立“五经”博士，各自以家法教授。《周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有齐氏、鲁氏、韩氏、毛氏，《礼记》有大戴氏、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位博士，由太常依次统领。建初年间，又诏令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不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第为讲郎，在近署任职，用来网罗遗逸，广泛保存各家学说。
范史所称“四方学士云集京师”，特别称道的有七人，而陈元、郑兴、杜林卫宏，说古文经学的已有四人。下文说又诏令高才生学习《毛诗》，“虽然不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第”，那么《毛诗》不设立博士是确凿的。况且按而数之，如果连《毛诗》则为十五位博士，用《百官志》《朱浮传》注引《汉书·百官公卿表》考察，共十四位博士，那么“毛”字，是抄写官的误文。
熹平四年，灵帝于是诏令诸儒正定“五经”，刊刻于石碑，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互相参校，树立在学门，使天下都取法。
按：《序》称“诏令诸儒正定五经，刊刻于石碑，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法互相参校。”《伽蓝记》也称“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块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书、科斗文、隶书三种字。”《后魏崔光传》“崔光任祭酒，请求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刘芳传》也说“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江式传》也说：“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体。”欧阳棐《集古录目》也称“《石经》遗字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共八百二十九字，蔡邕书写。”张舜民《画墁录》、邵伯《闻见后录》，乃据洛阳发掘所得《石经》，认为蔡邕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则又认为蔡邕小字八分书，而极力辨正《儒林传序》“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之非。黄伯思见《公羊传》残碑，也定以为“鸿都一字石经”。而《唐书·艺文志》只有“蔡邕《今字石经·论语》”，唐以隶书为“今字”。张演又认为“邕不能在孔安国三百年之后具三体书法。或许邕三体参校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书。”《魏书·江式传》云“魏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对《说文解字》，篆书、隶书大同而古字少异。”《水经注》及《晋书·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书、隶书‘三字石经’”。独《隋书·经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疑于乖谬。然考其目，“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而‘一字石经有《周易》，有《尚书》，有《鲁诗》有《仪礼》，有《春秋》，有《公羊》，有《论语》，有《典论》，与汉所立的石经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体为断。胡三省注《通鉴》，则又确指“‘三字’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顾氏独不采纳。杭世骏《石经考异》曰“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记其事。后人袭其讹错
，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谓谬论。」总此而言，则熹平所立为「一字今体石经」也，魏正始所立为「三体石经」也，范史、《隋志》两者俱谬，不可不辨。
译（前人）有时看不到石刻实物，没有依据来考证纠正。赵氏虽然认为“一字石经”是蔡中郎所书，却未曾见过“三体石经”；欧阳氏认为“三体石经”是汉代的碑刻，却未曾见过“一字石经”。近世方勺撰写《泊宅编》，记载其弟方匋为“石经”所作的跋文，也被范晔的《后汉书》和《隋书·经籍志》所迷惑，将“三体石经”指认为汉代刻石。至于《公羊》碑上有马日磾等人的名字，（方匋）便说“世人使用他们所校定的版本，因此保留他们的名字”，这可以说是荒谬的言论。总括以上所说，那么熹平年间所立的是“一字今体石经”，魏正始年间所立的是“三体石经”，范晔的《后汉书》和《隋志》两者都错了，不能不加以辨明。
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传费氏《易》者虽为王璜，而实则陈元、郑众，歆之传也，其全为歆学昭昭矣。古学皆集成于马、郑，此叙今、古《易》学兴衰之故甚明。然后汉初年，古学实寥寥，范史《儒林传》叙古学，多诬今学之徒，此云「孙期习《古文尚书》」，疑其无源，盖古学者之诬辞也。
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按：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于传《尚书》，传《论语》，移文博士皆云「庸生」，无名。此云名谭，从何知之？盖古学家所附会，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长耳。后汉古学家承歆余风，多响壁虚造，杜撰名字事迹，绝无师法。
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二子长彦、季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
据前书《孔光传》，安国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书》，未闻其世传《古文尚书》也。至于《毛诗》，前书《儒林传》云本之徐敖，西汉无言之者，孔氏更未闻有习之者，其谬殆不待言。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孔奋传》
孔奋为光孙，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孙反从而受之之事？歆每欲自附于孔氏，而不计其可否，安国、僖、奋皆其类也。
又按：奋别有《传》，而着于此者，以其为伪党所诬，不可列于通学，故从其类附于此。其犹有一二人若周盘之徒，辨见《传授表》，不复序也。
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
按：《丁鸿传》「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此传上言「陈弇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伦从丁鸿受《书》，安得为古文乎？此亦「孔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之类，其为古学家诬改多矣。
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史记》无《毛诗》，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但言「毛公」，无名。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毛诗周南》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名，此则由「长」加「艹」为「苌」，展转诬增，后世遂以为实事，因而窃两庑之祀。试比而观之，其乌有子虚，徒增怪笑而已。
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毛诗》伪作于歆，付嘱于徐敖、陈侠，传授于谢曼卿、卫宏。《序》作于宏，此传最为实录。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然亦有时相矛盾者。如《凯风序》云「美孝子也」，《续序》以为「淫风流行，不安其室」；《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续序》反谓「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续序》乃云「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则释「硕大无朋」为桓叔之德美广博、平均不朋党。凡此皆与首句不合而伤教害义者，而宏之为《序》最确矣。郑《笺》以卫为主，则今日诗学，宏为大宗矣。伪古经《诗》《书》俱出卫宏，传马、郑而大
译孙期研习京氏《易》和《古文尚书》。建武年间，范升传授《孟氏易》给杨政，而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后来马融也为其作传。马融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从此费氏《易》兴盛，而京氏《易》便衰落了。
传授费氏《易》的虽然说是王璜，但实际是陈元、郑众，这是刘歆的传承，其完全属于刘歆的学说是很明显的。古学都汇集于马融、郑玄，这里叙述今文、古文《易》学兴衰的原因非常清楚。然而东汉初年，古学实际上很少，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叙述古学时，多诬蔑今文学者，这里说“孙期研习《古文尚书》”，怀疑其没有来源，大概是古学者的诬蔑之辞。
又，鲁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传给都尉朝，朝传给胶东的庸谭，这是《尚书》古文学，未能立于学官。
按：前书《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在叙述传授《尚书》、《论语》，以及移文博士时，都称“庸生”，没有名字。这里说名字是谭，是从哪里得知的？大概是古学家所附会的，就像毛公有大、小之分，名字是亨、长一样。东汉古学家承袭刘歆的余风，多凭空捏造，杜撰名字事迹，完全没有师法依据。
张驯年轻时游学太学，能背诵《春秋左氏传》，用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被公府征辟，举荐高第，拜为议郎，与蔡邕共同奏请审定六经文字。
尹敏起初研习欧阳《尚书》，后来学习《古文尚书》，兼通《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
周防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共四十万言。
孔僖从孔安国以下世代相传《古文尚书》《毛诗》。他的两个儿子长彦、季彦。长彦喜好章句之学，季彦坚守家学。
根据前书《汉书·孔光传》，孔安国的侄子孔延年，延年的儿子孔霸，霸的儿子孔光，都世代学习夏侯《尚书》，没听说他们世代相传《古文尚书》。至于《毛诗》，前书《汉书·儒林传》说本源是徐敖，西汉没有人谈论，孔氏更没听说有人学习，其错误不必多说。
孔奋年轻时跟随刘歆学习《春秋左氏传》，刘歆称赞他，对门人说“我已经从君鱼那里接受道了。”《孔奋传》
孔奋是孔光的孙子，刘歆想立《左氏传》，孔光不肯帮助，怎么会有他的孙子反而跟随刘歆学习的事？刘歆每次想依附孔氏，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同意，孔安国、孔僖、孔奋都是这类人。
又按：孔奋另有《传》，而记载在这里，是因为他被伪古学派诬蔑，不能列入通儒之列，所以按同类附在这里。其他还有一二人像周盘之类，辨析见《传授表》，不再叙述。
杨伦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
按：《丁鸿传》说“跟随桓荣学习欧阳《尚书》。”此传上文说“陈弇也从司徒丁鸿学习欧阳《尚书》。”杨伦从丁鸿学习《尚书》，怎么可能是古文呢？这也是“孔僖世代相传《古文尚书》《毛诗》”之类，其为古学家诬改的地方太多了。
赵人毛苌传授《诗》，这就是《毛诗》，未能立于学官。
《史记》没有《毛诗》，前书《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只说“毛公”，没有名字。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于《毛诗周南》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的名字，这是由“长”加“艹”头成为“苌”，辗转诬蔑增饰，后世便当作实事，因而窃取两庑的祭祀。试着比较来看，其如同子虚乌有，徒增怪笑罢了。
卫宏年轻时与河南郑兴都喜好古学。起初，九江谢曼卿擅长《毛诗》，便为其作训诂，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于是作《毛诗序》，善于领会《风》《雅》的宗旨，至今流传于世。后来跟随大司空杜林改学《古文尚书》，为其作《训旨》。当时济南徐巡拜卫宏为师，后来从杜林受学，也以儒学显达，从此古学大兴。中兴之后，郑众、贾逵传授《毛诗》，后来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经笺》。
《毛诗》伪作于刘歆，托付给徐敖、陈侠，传授给谢曼卿、卫宏。《序》由卫宏所作，此传最为实录。然而首句实为刘歆所作，因为它与《左传》相合。卫宏的《序》大概是续广刘歆的意思，但有时也相互矛盾。如《凯风序》说“赞美孝子”，《续序》认为是“淫风流行，不安其室”；《将仲子序》说“讽刺庄公”，《续序》反而说“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椒聊序》说“讽刺晋昭公”，《续序》却说“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则解释“硕大无朋”为桓叔的德美广博、平均不结党。凡此皆与首句不合而伤害教化、损害义理，而卫宏所作《序》最确切。郑《笺》以卫宏为主，那么今日诗学，卫宏就是大宗了。伪古经《诗》《书》都出自卫宏，经马融、郑玄传授而大
盛，其流别犹可溯也。至王肃、孙毓，徒争毛、郑之训诂，而不知其学皆出于卫宏，俱为古学，争难蜂起，一哄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译兴盛，其流派分支仍然可以追溯。到了王肃、孙毓，只是争辩毛亨、郑玄的训诂，却不知道他们的学问都出自卫宏，都属于古学，争论纷纷兴起，如同喧闹的市场，君子是不谈论这种事的。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按：《礼古经》有出自河间献王者，有出自鲁共王者，无以为安国所献。此又魏、晋后展转妄说矣。余辨见《艺文志》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白虎通德论》尚多公羊说，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今《膏肓》《废疾》尚存十一，则育说未尽亡。惜其不得刘歆伪作书法之根，但以为「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为公羊宗传，犹乐其文采，况后儒乎！此《左氏》所以独尊而「二传」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何邵公为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传》作伪之由，仅以为《膏肓》，安得不为人所针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左传》者，歆伪经之巢穴也，《左传》立，则诸伪经证据分明，随踵自立矣。故刘歆及韩歆皆姑舍群经而争立《左氏》也。然后汉之世，六经传授皆今学，伪古传授仅寥寥数人，故光武亦重违众不敢立。若非贾逵附会谶纬以媚时主，郑玄遭遇汉衰学废，伪经不过后世伪《归藏》之类，岂能盗篡学统哉！
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托之古文，假之征天下通文字诣公车以昭征信。杨雄、班固之伦，果为所欺矣。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皆歆伪字也。歆伪经之光大则赖郑玄之功，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故许慎与郑玄实歆之萧何、韩信也。唐元行冲称学者「父康成，兄许慎。」许、郑并称，遂丕冒后世，二千年无不稽首皈依矣。篡孔子之圣统，慎之罪亦何可末减哉！其《说文》皆伪古学，别见《说文伪证》，今录其《序》，附辨于后。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仓颉篇》父子相传，籀、篆相承，未有变异，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说也。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
译孔安国所进献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以及《周官经》六篇。
东汉中兴时期，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撰写《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又作《周官注》。郑玄原本研习《小戴礼》，后来用古经加以校勘，选取其中义理更为深长的部分，因此形成了郑氏之学。郑玄又为小戴所传的《礼记》四十九篇作注，将这三者统称为“三礼”。
按：《礼古经》有出自河间献王的，有出自鲁共王的，没有证据表明是孔安国所进献的。这又是魏晋以后辗转流传的妄说。我的辨析见《艺文志》。
李育年轻时研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籍传注。他也涉猎古学，曾经阅读《左氏传》，虽然喜爱其文采，但认为它未能体现圣人的深意。他认为前世的陈元、范升等人互相攻讦，大多引用图谶，不依据义理本体，于是撰写《难左氏义》四十一条。皇帝下诏让他在白虎观与诸儒辩论“五经”，李育用《公羊》义理诘难贾逵，往返辩论都有理有据，被公认为通达的儒者。
《白虎通德论》中尚多《公羊》学说，何休与其老师博士羊弼追溯李育的意图来诘难“二传”，如今《膏肓》《废疾》尚存十分之一二，可见李育的学说并未完全亡佚。可惜他未能洞察刘歆伪造经书的根本，仅仅认为其“未能体现深意”，理应无法驳倒它。李育作为《公羊》宗的传人，尚且喜爱《左氏》的文采，何况后来的儒者呢！这就是《左氏传》之所以独尊，而“二传”之所以衰微的原因。
何休精研六经，当世儒者无人能及。他与老师博士羊弼追溯李育的意图来诬难“二传”，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和《谷梁废疾》。
何邵公是《公羊》宗的嫡传，但他未能洞察《左氏传》作伪的缘由，仅将其视为“膏肓”之疾，怎能不被别人针砭呢。
服虔撰写《春秋左氏传解》，流传至今。
颖容博学多通，擅长《春秋左氏》，著有《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字。
谢该擅长阐明《春秋左氏》。河东人乐详列举《左氏》中的疑难滞涩之处数十条向他请教，谢该都一一通解，名为《谢氏释》，在世间流传。
建武年间，郑兴、陈元传授《春秋》左氏之学，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左氏》设立博士，范升与韩歆争论，未决。陈元上书为《左氏》辩护，于是任命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群儒中固守旧说的人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等到李封去世，光武帝不愿违背众人的意见，因此不再补任。
《左传》是刘歆伪经的巢穴，《左传》一旦确立，那么各种伪经的证据就分明，随之也就自行确立了。所以刘歆和韩歆都暂且搁置群经而争立《左氏》。然而东汉时期，六经的传授都是今文经学，伪古文经的传授者寥寥无几，所以光武帝也不愿违背众意而不敢设立。如果不是贾逵附会谶纬来讨好当时的君主，郑玄遭遇汉末学废，伪经不过像后世的伪《归藏》之类，怎能盗篡学术正统呢！
许慎因为“五经”传说褒贬不同，于是撰写《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有四篇，都流传于世。
刘歆伪造经书，更伪造文字，托名古文，假借征召天下通晓文字的人到公车府以昭示征信。杨雄、班固等人，果然被其所欺骗。周、汉所传的真实文字在《仓颉篇》中，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都是刘歆伪造的文字。刘歆伪经的显赫光大依靠郑玄的功劳，伪字的显赫光大依靠许慎的力量，所以许慎与郑玄实际上是刘歆的萧何、韩信。唐元行冲称学者“以康成为父，以许慎为兄。”许、郑并称，于是笼罩后世，两千年无不稽首皈依。篡夺孔子的圣统，许慎的罪过又怎能稍减呢！他的《说文》都是伪古文之学，另见《说文伪证》，今录其《序》附在后面辨析。
古时候庖牺氏统治天下，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地面的适宜之处，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易》八卦以垂示法度形象。等到神农氏结绳记事来治理天下并统理事务，各种事业繁多，虚伪矫饰开始萌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足迹的痕迹，知道分辨条理可以相互区别，最初创造书契，百工因此得以治理，万物因此得以明察，大概是取自《夬》卦“夬，扬于王庭”，意思是文字用来在君王的朝廷上传布教化，君子借此施恩禄于下，居德则忌。仓颉最初造字，大概是依据类别模拟形象，所以称为“文”，后来形声相益，就称为“字”。字，是说滋生繁衍而逐渐增多。写在竹帛上称为“书”。书，就是如同的意思。直到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形体改变各异，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代，没有相同的。
《仓颉篇》父子相传，籀文、篆文相承，没有变异，说“七十二代不同”，也是妄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导国子，先教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看就能识别，细察就能明白，“上”、“下”就是；二曰“象形”，象形者，画出事物的形状，随物体曲折，“日”、
「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译“月”就是这类；第三类叫“形声”，形声字，是用表示事物类别的字作为形旁，选取声音相近的字作为声旁，二者结合构成新字，“江”、“河”就是这类；第四类叫“会意”，会意字，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通过意义的合并来显示所指的事物，“武”、“信”就是这类；第五类叫“转注”，转注字，是建立同一部首，意义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字，“考”、“老”就是这类；第六类叫“假借”，假借字，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就依据声音相近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意义，“令”、“长”就是这类。
六书辨，见《艺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史籀」说见前，为周史官教学僮书。孔子书六经自用籀体，自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以来之文字，未有云变，非如歆所伪古文也。左氏不传《春秋》，《传》为歆伪，辨已见前。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中庸》为子思作，云「今天下书同文。」则皆用籀体，安得「文字异形」？此古学家伪说。钟鼎字虽多异，不知皆伪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小篆」与《史籀》相同，但颇省改，而《仓颉》《爰历》《博学》俱小篆，犹可考，则籀、篆及汉儒文字无异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未有作「隶书」，隶书但承变而成，辨见《艺文志》。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艹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汉志》《史籀》仅十五篇，下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谓「杨雄作《训纂》，易《仓颉》重复之字。」是《仓颉》并有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乃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汉初安得九千字？殆刘歆欺人之辞，许慎为所欺绐耳。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歆传法，则所谓父业及外祖张敞，皆歆门附会之辞。爰礼、秦近贵显于莽世，与涂恽、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借以惑众，以行其学。辨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
译六书的辨析，见于《艺文志》。
等到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著成《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的不同。到孔子书写六经，左丘明叙述《春秋传》，都用古文，其中的意思可以解说。
“史籀”的说法见前文，是周代史官教童生写字。孔子书写六经自然使用籀体，从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高母生以来的文字，没有说发生变化，不像刘歆所伪造的古文。左氏不传授《春秋》，《传》是刘歆伪造的，辨析已见前文。
此后诸侯凭借武力争权，不统属于周王，厌恶礼乐对自己有害，都抛弃了典籍。分为七国，田地划分不同，车轨宽度不同，律令法规不同，衣冠制度不同，言语声音不同，文字形体不同。
《中庸》是子思所作，说“今天下书同文。”那么都使用籀体，怎么会“文字异形”？这是古文学家的伪说。钟鼎文字虽然多有不同，不知道都是伪作。
秦始皇帝刚刚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统一文字，废除那些与秦文不合的。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出《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出《博学篇》，都采用史籀大篆，有的稍加省改，这就是所谓的“小篆”。
“小篆”与《史籀》相同，只是稍加省改，而《仓颉》《爰历篇》《博学篇》都是小篆，还可以考证，那么籀文、篆书以及汉代儒生的文字没有差异。
这时秦焚烧经书，清除旧典，大量征发隶卒，兴修徭役戍守，官府狱讼事务繁杂，最初有了“隶书”，以求快捷简易，而古文从此断绝了。
秦代没有创作“隶书”，隶书只是承袭演变而成，辨析见《艺文志》。
从此秦代书法有八种：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代兴起有“草书”。《尉律》规定“童生十七岁以上，开始考试，背诵‘籀书’九千字，才能做官吏。”
《汉志》《史籀》仅有十五篇，下面说“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共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说“民间书师合并《仓颉》《爰历》《博学篇》三篇，截断六十字作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罢了。《志》下面又说“杨雄作《训纂篇》，更换《仓颉篇》中重复的字。”那么《仓颉篇》有重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没有重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走《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工匠李长作《元尚篇》，都是《仓颉篇》中的正字。《凡将篇》则颇有超出。到元始年间，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数以百计，各自在朝廷中记录文字，杨雄选取有用的来作《训纂篇》，顺接《仓颉篇》，又更换《仓颉篇》中重复的字，共八十九章。”才得到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说“臣又续杨雄作十三章，共一百三章。”这才有了九千字。籀文在汉初怎么会有九千字？大概是刘歆欺骗人的话，许慎被他欺骗罢了。
又用八体来考试，郡守移文太史并考核，最好的作为尚书史。书写如果不端正，就举劾他。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書、缪篆、虫书。”这里说“八体”，大概是《八体六技》，是刘歆所伪撰，许慎采用他的说法。
现在虽然有《尉律》，不考核，小学不修习，没有人通晓其说法很久了。孝宣帝时召通晓《仓颉篇》的人，张敞跟随他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解说。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令他们在未央宫廷中解说文字，以爰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刘歆传授法度，那么所谓父亲杜业以及外祖父张敞，都是刘歆门徒附会之辞。爰礼、秦近在王莽时代显贵，与涂恽、王璜都是刘歆所授，借王莽之力令他们在未央宫廷中解说文字，借以迷惑众人，来推行他们的学说。辨析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集来作《训纂篇》，凡《仓颉篇》以下十四篇，共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大致保存了。等到王莽居摄，派大司空甄丰等校勘文书的部类，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当时有六书：一曰“古文”，是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不同的；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用来摹印；六曰“鸟虫书”，用来书写幡信。“壁中书”者，鲁共王毁坏孔子宅，而得到《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也往往在山川中得到鼎彝，其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都自
古文为歆伪撰，古文与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则鼎彝为歆所伪明矣。以歆奥博，作为鼎彝，必有可观，至于后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形体奇异，盖蔚成大国矣。然京师、山东市贾多能售其欺伪，即制度色泽瑰玮奇古，不为黄长睿、刘贡父之所欺，亦出于歆等所为耳。若出于歆手制，通学多为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今文与古文，必不相合，真伪不相并立，相攻如仇雠。故古文伪经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奏「歆非毁先帝所立」，公孙禄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师法」，范升奏「左氏为异端」。光武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杨雄所采，甄丰所定，共王所得，皆歆伪造，西汉以前所不经见，诸儒「大共非訾、以为好奇」，乃其守道辨伪之宜也。许慎受业于贾逵，逵父徽受业于歆，为歆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从逆矣，盗憎主人，各为其主。乃以今学诸儒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亦不足异也。其云「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即歆《七略》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许慎不学妄言，真所谓「怪旧艺而善野言」，「迷误不喻」者。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昧没，而许书遂若日中天，为后人钻仰。唐立书学，以《说文》为宗，自是奉为金科玉律矣。元行冲所嗤「父康成，兄许慎，宁言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矣。是非无常，真伪谬易，操、懿篡统，人咸戴之，王凌、稽绍且为之致命尽节矣。近世尊许尤甚，岂知其为伪学之毗佐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述所称经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说文》引《易》无与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同，角部「其牛觢」与郑同，井部「井法也」则直为郑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同。皆见《经典释文》马、郑、荀为费《易》的传，而《说文》皆与之合。然则许慎盖用费《易》，其「孟」字特误文耳。许慎纯古学家，不似郑玄古今杂揉也。门人梁启超说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当隋、唐，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授，皆伪古学，盖五百余年矣。习非成是，不足纠绳。唯其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钻仰，不可使留伪说以惑众听也。今条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
译古文是刘歆伪造的，古文与钟鼎彝器上的文字相似，又说“钟鼎彝器就是前代的古文”，那么钟鼎彝器是刘歆伪造的就明显了。凭着刘歆的渊博，他伪造钟鼎彝器，必定有可观之处，流传到后世，更加显得奇特古老了。近代金石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文》，形体奇异，大概蔚然成为大国气象了。然而京城、山东的商人大多能施展欺骗伪作，即使制度色泽瑰丽奇特古老，不被黄长睿、刘贡父所欺骗，也是出于刘歆等人所为罢了。如果出于刘歆亲手制作，博学的人大多被他蒙蔽，是理所当然的！
而世人大多共同非议指责，认为他是好奇的人，所以诡异地更改正文，对着墙壁凭空造作不可知的书籍，变乱常规来炫耀于世。儒生们竞相解说文字、解释经义，称秦朝的隶书是苍颉时代的书，说“父子相传，怎么能改易”，于是随意说“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等。廷尉解说法律，甚至根据字形来断案：“苛人受钱”，“苛”字，是“止句”的意思。像这样的很多，都不符合孔氏古文，与《史籀篇》相悖。俗儒鄙夫玩弄他们所习得的，蒙蔽他们很少听到的，不见博学之人，未曾见过文字条例的条目，怪诞旧艺而喜好野言，把他们所知道的当作秘妙，探究圣人的微旨。又看到《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就号称是古代帝王所作，其中的言辞有神仙之术。他们的迷误不明白，难道不荒谬吗！《尚书》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意思是必须遵循修习旧文而不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能见到史官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啊！”大概不是他们不知道而不问。人们使用私意，是非没有定准，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惑。
今文与古文，必定不相合，真伪不能并存，互相攻击如同仇敌。所以古文伪经刚出现时，博士不回答，孔光不帮助，龚胜解下印绶，师丹大怒，上奏“刘歆非毁先帝所立的”，公孙禄上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坏师法”，范升上奏“左氏是异端”。光武帝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扬雄所采纳的，甄丰所确定的，共王所得到的，都是刘歆伪造的，西汉以前未曾见过，诸儒“大多共同非议指责，认为好奇”，正是他们守道辨伪的适宜做法。许慎师从贾逵，贾逵的父亲贾徽师从刘歆，是刘歆的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然跟随了逆党，盗贼憎恨主人，各自为其主。于是把今学诸儒称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也不足为奇了。他说“玩弄他们所习得的，蒙蔽他们很少听到的，不见通学，未曾见过字例的条目，怪诞旧艺而喜好野言。”就是刘歆《七略》所说的“安于所习，毁谤所不见，最终自我蒙蔽”。许慎不学妄言，真是所谓“怪诞旧艺而喜好野言”，“迷误不明白”的人。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晦暗，而许慎的书遂如日中天，被后人钻研仰慕。唐代设立书学，以《说文》为宗，从此奉为金科玉律了。元行冲所讥讽的“父康成，兄许慎，宁可说孔圣有误，忌讳说郑玄、服虔不对”了。是非没有常准，真伪容易混淆，曹操、曹丕篡位，人们都拥戴他们，王凌、稽绍甚至为他们致命尽节了。近代尊崇许慎尤其厉害，哪里知道他是伪学的辅助者呢！
大概文字是经艺的根本，王政的开始，前人用来垂示后人，后人用来认识古代，所以说“根本确立而道产生”，“知晓天下最繁杂的事物而不可混乱”。现在叙述篆文，合以古籀文，广泛采纳通人的意见，至于大小，真实而有证据，考证撰写其说法。将用来整理各类，解释谬误，开导学者，通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混杂。万物都看到，无不兼载，其义理不昭明，于是阐明以喻示。所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泽东氏，《礼》《周官》《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都是古文。
许慎叙述所称的经都是古文，而又说“《易》孟氏”，已经可疑。现在考证《说文》引用《易》没有与孟氏相同的，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融相同，角部“其牛觢”与郑玄相同，井部“井法也”则直接是郑注的文字，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相同。都见于《经典释文》，马融、郑玄、荀爽为费《易》的传，而《说文》都与它们相合。那么许慎大概是用费《易》，其“孟”字只是误文罢了。许慎是纯古学家，不像郑玄古今杂揉。门人梁启超说
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大概空缺罢了。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在隋、唐时期，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习，都是伪古学，大概五百多年了。习非成是，不足以纠绳。唯有他的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同钻研仰慕，不可使留下伪说以迷惑众听。现在条列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哪里有短长？然而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难道没有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录》《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