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而改「尹氏」为「君氏」，以王朝大夫为侯国夫人，可哂极矣。见《左传伪证》。
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
成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也。」伪《左传》乃以为：戎败之」。
译却把“尹氏”改作“君氏”，将周王室的大夫当作诸侯国的夫人，真是可笑到了极点。详见《左传伪证》。
周王室灾祸频仍，晋国在贸戎击败了周王的军队。
《春秋》成公元年记载：“秋天，周王的军队在贸戎大败。”《公羊传》解释说：“是谁打败了周军？大概是晋国打败了它。”而伪《左传》却认为：是戎人打败了周军。
王者必通三统。
此《公羊》大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发之至详，伪《左》无之。
以上《汉书刘向传》。按《向传》有「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此是歆伪窜者，向时无古文
田狩有三驱之制。
师古曰「三驱之礼，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此《王制》《公》《谷》之礼。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藏之，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按：刘向说「夫人八妾」，亦「一娶九女」之证。
厘公二十五年「五月己酉，西宫灾。」刘向以为：厘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宫。《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向说与《孟子》「毋以妾为妻」同，孔子大义也。歆说杜撰。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藏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屋。
「火」与「灾」，《公》《谷》无两义，歆为伪《左》妄说。
桓公元年「秋，大水。」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后宋督弑其君，诸侯会，将讨之，桓受宋贿而归，又背宋，诸侯由是伐鲁。刘歆以为：桓易许田，不祀周公。
歆每事必与向反，而最恶《春秋》之诛乱贼。至其所尊者，则周公也。许田为鲁朝宿邑，实王田，不得有周公庙，即有亦为别庙，安有因易田而不祀周公者乎？详见《左氏伪证》。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始震电之时，当雨，而不当大雨。大雨，常雨之罚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
厘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刘向以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书雷其庙独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专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刘歆以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则天震之。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庙，以谴告之也。」
歆最恶《春秋》之义，故向屡言讥世卿，而歆必易之。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刘向以为：近牛祸也。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又以丧娶。
宣元年《左传》云：「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欲没《春秋》讥丧娶之义。歆非为墨，何至主张丧娶？可谓全无人心者矣。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刘向以为：梁山在晋地，自晋始而及天下也。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谷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歆以《春秋》为断烂朝报，故屡有此说。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刘向以为：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弑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称王；后郑拒王师，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先是晋曲沃伯再弑晋侯，是岁，晋大乱，灭其宗国。
译王者必须贯通三统。
这是《公羊传》的大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对此阐发得最为详尽，伪《左传》中没有这一说法。
以上引文出自《汉书·刘向传》。按：《刘向传》中有“皇上正专心研究《诗经》《尚书》，阅览古文”的话，这是刘歆伪造窜改的内容，刘向当时并没有古文。
田猎狩猎有三驱的制度。
颜师古说：“三驱的礼仪，一是用于祭祀祖先，二是用于招待宾客，三是充作君王的膳食。”这是《王制》、《公羊传》、《谷梁传》中的礼仪。
《春秋》桓公十四年记载：“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御廪，是夫人和八位妾室舂米储藏的地方，用来供奉宗庙。当时夫人有淫乱的行为，怀有叛逆之心，上天的警戒好像在说“夫人不可以供奉宗庙”。桓公没有醒悟，与夫人一起会见齐侯，夫人向齐侯进谗言诬陷桓公，齐侯杀死了桓公。刘歆认为：御廪，是君王亲自耕种藉田以供奉祭祀粮食的地方，这是抛弃法度、丧失礼制的应验。
按：刘向所说的“夫人八妾”，也是“一娶九女”的佐证。
厘公二十五年记载：“五月己酉，西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厘公立妾母为夫人，让她进入宗庙，所以上天降灾焚烧愍宫。《左传》认为：西宫，就是公宫，说西宫，就知道还有东宫。
刘向的说法与《孟子》中“不要把妾当作妻子”的观点相同，这是孔子的大义。刘歆的说法是凭空捏造。
宣公十六年记载：“夏天，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前一年，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杀他。上天的警戒好像在说“不能执行政令，为什么要搞礼乐并把它藏起来呢？”《左传》经文说：成周宣榭发生火灾，这是人为的火。人为的火称为“火”，天灾的火称为“灾”。榭，是讲习武事的坐屋。
“火”与“灾”，《公羊传》、《谷梁传》没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刘歆为伪《左传》妄加解说。
桓公元年记载：“秋天，发生大水。”刘向认为：桓公弑杀兄长隐公，百姓臣子痛惜隐公而轻视桓公。后来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诸侯会盟，准备讨伐他，桓公接受了宋国的贿赂而回国，又背叛宋国，诸侯因此攻打鲁国。刘歆认为：桓公交换许田，不祭祀周公。
刘歆每件事必定与刘向相反，而且最厌恶《春秋》诛讨乱臣贼子的义理。至于他所尊崇的人，就是周公。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实际上是王田，不可能有周公庙，即使有也是别庙，怎么会有因为交换田地而不祭祀周公的情况呢？详见《左氏伪证》。
隐公九年记载：“三月癸酉，大雨伴有雷电。庚辰，大雨雪。”大雨，就是雨水；震，就是雷。刘歆认为：三月癸酉，在历数上是春分后一天，刚开始打雷闪电的时候，应当下雨，而不应当下大雨。大雨，是常雨带来的惩罚。刘向认为：周历的三月，是现在的正月，应当雨水雪混杂，雷电还不应该发作。
厘公十五年记载：“九月己卯，晦日，夷伯的庙宇被雷击。”刘向认为：晦，就是昏暗；震，就是雷。夷伯，是世袭的大夫，史书明确记载雷击，而他的庙宇独自昏暗。上天的警戒好像在说“不要让大夫世袭官职，否则他们将专断昏暗之事。”第二年，公子季友去世，果然世袭了官职。刘歆认为：《春秋》记载朔日就说朔，记载晦日就说晦，人道所不及的地方，上天就用雷击来警示。展氏有隐藏的罪恶，所以上天在其祖先夷伯的庙宇降下惩罚，以谴责告诫他们。
刘歆最厌恶《春秋》的义理，所以刘向屡次讥讽世袭卿大夫，而刘歆必定要加以更改。
宣公三年记载：“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刘向认为：这是近来的牛祸。当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划共同杀死子赤并立为国君，又在丧期娶妻。
宣公元年《左传》说：“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女子，是尊重君主的命令。于是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是尊重夫人。”想要掩盖《春秋》讥讽丧期娶妻的义理。刘歆并非墨家，怎么至于主张丧期娶妻？可以说完全没有人心了。
成公五年记载：“夏天，梁山崩塌。”刘向认为：梁山在晋地，灾祸从晋国开始而波及天下。刘歆认为：梁山，是晋国祭祀的望山。古代三代任命祭祀，祭祀不超过望山，吉凶祸福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隐公三年记载：“二月己巳，发生日食。”《谷梁传》说：“只说日而不说朔，说明日食发生在晦日。”《公羊传》说：“日食发生在初二。”刘向认为：此后戎人劫持了天子的使者，郑国俘获了鲁隐公，灭掉了戴国，卫国、鲁国、宋国都发生了弑君事件。《左传》、刘歆认为：正月初二，是燕、越的分野。凡是太阳运行到有变化的地方，那么分野的国家如果政治失当就会承受灾祸。周朝衰微，天子不颁布朔日，鲁国的历法不正确，设置闰月不得其月，月的大小不得其度。史书记载日食，有的说朔而实际上不是朔，有的不说朔而实际上是朔，有的脱漏不记载朔日与日期，这都是官吏的失误。
刘歆把《春秋》看作残缺不全的朝廷公报，所以屡次有这样的说法。
桓公三年记载：“七月壬辰，朔日，发生日食，全食。”刘向认为：前事已经很大，后事将至的又更大，就会全食。先前鲁国、宋国弑君，鲁国又促成宋国的动乱，交换许田，丧失了侍奉天子的心；楚国僭越称王；后来郑国抗拒王师，射伤桓王；又有两位国君互相篡位。刘歆认为：六月，赵国与晋国分裂。先前晋曲沃伯两次弑杀晋侯，这一年，晋国大乱，灭掉了其宗国。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是时卫侯朔有罪出奔齐，天子更立卫君。朔藉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坏。鲁夫人淫失于齐，卒杀威公。刘歆以为：楚、郑分。
译鲁桓公十七年，“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当时卫国国君卫侯朔因有罪出逃到齐国，周天子另立了卫国国君。卫侯朔借助五个国家的力量，发兵讨伐新君并自立为君，周天子的命令于是遭到破坏。鲁国国君夫人文姜在齐国淫乱失德，最终导致齐桓公被杀。刘歆认为：这是楚国和郑国分裂的征兆。
严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周天子不明，齐桓将夺其威。刘歆以为：晦，鲁、卫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时戎侵曹，鲁夫人淫于庆父，叔牙将以弑君，故比年再蚀以见戒。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鲁二君弑，夫人诛，两弟死，狄灭邢，徐取舒，晋杀世子，楚灭弦。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晋灭虢，楚围许，诸侯伐郑，晋弑二君，狄灭温，楚伐黄，齐桓不能救。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是时楚灭黄，狄侵卫、郑，莒侯灭杞。刘歆以为：三月，齐、卫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象晋文公将行伯道。刘歆以为：二月朔，齐、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大夫始执国政，公子遂如京师，后楚世子商臣杀父，齐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晋灭江，楚灭六，大夫公孙敖、叔彭生并专会盟。刘歆以为：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宋、齐、莒、晋、郑八年之间，五君杀死，楚灭舒、蓼。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陈夏征舒弑其君，楚灭萧，晋灭二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邾支解鄫子，晋败王师于贸戎，败齐于鞍。刘歆以为：三月晦朓，鲁、卫分。
此但云「邾支解鄫子」，于宋无与。伪《左》欲没宋襄之让德而文致其罪，故云「宋使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晋败楚、郑于鄢陵，执鲁侯。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楚灭舒、庸，晋弑其君，宋鱼石因楚夺君邑，莒灭鄫，齐灭莱，郑伯弑死。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卫大夫孙宁共逐献公，立孙剽。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又大夫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斿，不能举手。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刘歆以为：五月，鲁、赵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自二十年至此岁，八年间日食七作，祸乱将重起，故天仍见戒也。后齐崔杼弑君，宋杀世子，北，燕伯出奔，郑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楚灵王弑君而立，会诸侯，执徐子，灭赖，后陈公子招杀世子，楚因而灭之，又灭蔡，后灵王亦弑死。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其卫君乎！鲁将上卿。’是岁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季孙宿卒。」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三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
译严公十八年“三月，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是因为周天子昏庸不明，齐桓公将要夺取他的威权。刘歆认为：这是晦日，对应鲁国、卫国的分野。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当时戎人侵犯曹国，鲁国夫人淫乱于庆父，叔牙将要弑杀国君，所以接连两年再次发生日食以示警戒。刘歆认为：这是十月初二，对应楚国、郑国的分野。
三十年“九月庚午，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鲁国两位国君被弑，夫人被诛杀，两个弟弟死去，狄人灭掉邢国，徐国攻取舒国，晋国杀死世子，楚国灭掉弦国。刘歆认为：这是八月，对应秦国、周王室的undy。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晋国灭掉虢国，楚国围攻许国，诸侯讨伐郑国，晋国弑杀两位国君，狄人灭掉温国，楚国讨伐黄国，齐桓公不能救援。刘歆认为：这是七月，对应秦国、晋国的分野。
十二年“三月庚午，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时楚国灭掉黄国，狄人侵犯卫国、郑国，莒侯灭掉杞国。刘歆认为：这是三月，对应齐国、卫国的分野。
十五年“五月，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象征晋文公将要施行霸主的道义。刘歆认为：这是二月初一，对应齐国、越国的分野。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发生日食。”刘向认为：此前大夫开始执掌国家政权，公子遂前往京师，后来楚国世子商臣杀死父亲，齐国公子商人弑杀国君，都自立为君。宋国子哀出逃，晋国灭掉江国，楚国灭掉六国，大夫公孙敖、叔彭生都专权主持会盟。刘歆认为：这是一月初一，对应燕国、越国的分野。
十五年“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宋国、齐国、莒国、晋国、郑国在八年之间，五位国君被杀死，楚国灭掉舒国、蓼国。刘歆认为：这是四月初二，对应鲁国、卫国的分野。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陈国夏征舒弑杀其国君，楚国灭掉萧国，晋国灭掉两个国家，王札子杀死召伯、毛伯。刘歆认为：这是二月，对应鲁国、卫国的分野。
十七年“六月癸卯，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邾国肢解鄫子，晋国在贸戎打败王师，在鞍地打败齐国。刘歆认为：这是三月初一，对应鲁国、卫国的分野。
这里只说“邾国肢解鄫子”，与宋国无关。伪《左传》想要掩盖宋襄公谦让的德行而罗织他的罪状，所以说“是宋国指使的”。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国、郑国，拘捕鲁侯。刘歆认为：这是四月初二，对应鲁国的分野。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楚国灭掉舒国、庸国，晋国弑杀其国君，宋国鱼石依靠楚国夺取君邑，莒国灭掉鄫国，齐国灭掉莱国，郑伯被弑杀。刘歆认为：这是九月，对应周王室、楚国的分野。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卫国大夫孙宁共同驱逐献公，拥立孙剽。刘歆认为：这是前年十二月初二，对应宋国、燕国的分野。
十五年“八月丁巳，发生日食。”刘向认为：此前晋国举行鸡泽之会，诸侯结盟，大夫也结盟，后来举行溴梁之会，诸侯在场而大夫独自相互结盟，国君如同被系在旌旗上，不能举手干预。刘歆认为：这是五月初二，对应鲁国、赵国的分野。
二十年“十月丙辰，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这是八月，对应秦国、周王室的分野。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这是七月，对应秦国、晋国分野。
“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这是八月，对应秦国、周王室的分野。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前年十二月初二，对应宋国、燕国分野。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初一，发生日食，全食。”刘歆认为：这是五月，对应鲁国、赵国分野。
“八月癸巳，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六月，对应晋国、赵国分野。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从二十年到这一年，八年间日食发生了七次，祸乱将要重新兴起，所以上天屡次示警。后来齐国崔杼弑杀国君，宋国杀死世子，北燕国君出逃，郑国大夫从国外回来篡位。刘歆认为：这是九月，对应周、楚分野。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此前楚国灵王弑杀国君自立，会合诸侯，拘捕徐子，灭掉赖国，后来陈国公子招杀死世子，楚国趁机灭掉陈国，又灭掉蔡国，后来灵王也被弑杀。刘歆认为：这是二月，对应鲁、卫分野。《传》说“晋侯问士文伯说‘谁将遭受日食之灾？’回答说‘鲁国、卫国将遭受灾祸。卫国大，鲁国小。’晋侯说‘为什么？’回答说‘离开卫国的分野，进入鲁国的分野，于是就有灾祸，恐怕是卫国国君吧！鲁国将是上卿。’这一年八月，卫襄公去世，十一月，鲁国季孙宿去世。”
十五年“六月丁巳，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三月，对应鲁、卫分野。
十七年“六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
：六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译六月二日，鲁国与赵国分野。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五月二日，鲁国与赵国分野。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十月，楚、郑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自十五年至此岁，十年间天戒七见，人君犹不寤。后楚杀戎蛮子，晋灭陆浑戎，盗杀卫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吴灭巢，公子光杀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刘歆以为：二日，鲁、赵分。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时吴灭徐，而蔡灭沈，楚围蔡，吴败楚入郢，昭王走出。刘歆以为：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郑灭许，鲁阳虎作乱，窃宝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赵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晋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灭顿、胡，越败吴，卫逐世子。刘歆以为：十二月二日，楚、郑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其君而立阳生，孔子终不用。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歆造分野之说，散布《周礼》《左氏》《国语》诸书，并入之《费易》，其征应可谓多矣。向上封事历叙灾异，而云「当是时祸乱辄应，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云云。故其《五行传》，属辞比事，一一不爽。歆欲奖借逆篡，故为此例以搀乱之，务使与经所书方圆不入而已。此与《向传》所载「恭、显等言日变，归罪堪、猛」，同一小人心事。《志》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为异。」若以歆为是，则自董子、夏侯以下逮于子政，其皆非矣。今并列之，学者自择焉。
以上《汉书五行志》。
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姜嫄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弃母姜嫄传》
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则吞之，遂生契焉。《契母简狄传》
《五经异义》云「《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毛诗正义》引《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并同，盖相传旧说无不如是，伪学出后始有异义耳。别详《毛诗伪证》中。
有{新女}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新女}之谓也。《汤妃有{新女}传》
按：此与《毛传》逑匹之训不合。《郑笺》亦云「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郑用韩说，三家同义也。以九嫔为众妾，亦歆伪说。此文有羼乱也，辨见下。
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卫姑定姜传》
《坊记》：《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郑用韩说，三家同义。闽县陈乔枞引《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燕燕》之诗，曷能喻焉」，以为送娣之证。见《三家诗遗说考》不知赋诗断章，安必其事尽同，不足为难也。伪说之谬，别详《毛诗伪证》《左氏伪证》中。
傅母者，齐女之傅母也。女为卫庄公夫人，号曰庄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见其妇道不正，喻之云
译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刘歆认为：十月，对应楚、郑的分野。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从十五年到这一年，十年间上天示警出现了七次，君主仍然不觉悟。后来楚国杀了戎蛮子，晋国灭掉了陆浑戎，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蔡、莒的国君出逃，吴国灭掉了巢国，公子光杀了王僚，宋国三位大臣凭借封邑背叛了国君。刘歆认为：初二，对应鲁、赵的分野。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当时吴国灭掉了徐国，而蔡国灭掉了沈国，楚国围攻蔡国，吴国击败楚国进入郢都，楚昭王逃跑出走。刘歆认为：初二，对应宋、燕的分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郑国灭掉了许国，鲁国阳虎作乱，偷走了宝玉和大弓，季桓子驱逐了仲尼，宋国三位大臣凭借封邑背叛国君。刘歆认为：正月初二，对应燕、赵的分野。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后来晋国三位大夫凭借封邑背叛，薛国杀了国君，楚国灭掉了顿、胡两国，越国击败了吴国，卫国驱逐了世子。”刘歆认为：十二月初二，对应楚、郑的分野。
十五年“八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刘向认为：盗贼杀了蔡侯，齐国陈乞杀了国君而立阳生，孔子最终不被任用。刘歆认为：六月，对应晋、赵的分野。
刘歆创立分野的说法，散布在《周礼》《左氏》《国语》等书中，并编入《费易》，他的征验对应可谓很多。刘向上书陈述灾异，说“当时祸乱随即应验，所以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等等。因此他的《五行传》，组织文辞比附史事，一一没有差错。刘歆想要奖借逆臣篡位，所以设立这个条例来搅乱它，务必使它与经书所记载的方圆不合。这与《向传》所载“恭、显等人谈论日变，归罪于堪、猛”，是同一种小人的心思。《五行志》称“孝武帝时，夏侯始昌通晓五经，善于推演《五行传》，传给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都用来教导所看重的弟子。他们的传授与刘向相同，只有刘歆不同。”如果认为刘歆是对的，那么从董仲舒、夏侯始昌以下直到刘向，就都是错的了。现在将它们并列，学者自行选择。
以上出自《汉书五行志》。
弃的母亲姜嫄，是邰侯的女儿。在尧的时候，她出行看见巨人的脚印，喜爱而踩上去，回家后便有了身孕，渐渐腹部变大。心里觉得奇怪厌恶，占卜祭祀，以求没有孩子。最终生下了儿子，认为不祥，把他丢弃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避开而不践踏。于是送到平坦的树林中，后来砍伐树林的人都推荐他、覆盖他。于是取来放在寒冰之上，飞鸟弯曲翅膀覆盖他。姜嫄认为奇异，于是收留带回家，因此取名叫“弃”。《弃母姜嫄传》
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的长女。在尧的时候，与她的妹妹在玄丘的水边沐浴，有玄鸟衔着蛋飞过而掉落，五色非常好看，简狄与她的妹妹争着去取。简狄得到而含在口中，误就吞了下去，于是生下了契。《契母简狄传》
《五经异义》说“《诗经》齐、鲁、韩三家说圣人皆无父，感应上天而生。”《毛诗正义》引用《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的说法、《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都相同，大概相传旧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伪学出现后才有了不同的说法。另详《毛诗伪证》中。
有莘氏的妃子汤，统领九嫔，后宫有序，都没有嫉妒违背情理的人，最终成就了王业，君子说妃子贤明而有序。《诗》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贤女为君子和好众妾，这就是所谓有莘氏的妃子。《汤妃有莘氏传》
按：这与《毛传》逑匹的训释不合。《郑笺》也说“能为君子和好众妾的怨恨。”郑玄采用韩说，三家意义相同。把九嫔当作众妾，也是刘歆的伪说。此文有掺杂混乱，辨析见下。
卫姑定姜，是卫定公的夫人，公子的母亲。公子娶妻后死去，他的妻子没有儿子，服完三年的丧期。定姜回娘家，他的妻子亲自送她到野外，恩爱哀思，悲心感动，站着望着她，挥泪垂涕。于是赋《诗》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走了，回去，哭着望着她。又作《诗》说“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卫姑定姜传》
《坊记》：《诗》说“先君之思，以畜寡。”注“这是卫夫人定姜的诗。”郑玄采用韩说，三家意义相同。闽县陈乔枞引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燕燕》之诗，曷能喻焉”，作为送娣的证据。见《三家诗遗说考》不知道赋诗断章取义，怎么必定事情完全相同，不足以作为难题。伪说的谬误，另详《毛诗伪证》《左氏伪证》。
傅母，是齐女庄姜的傅母。女子作为卫庄公的夫人，号叫庄姜。庄姜交往友好，开始前往，操行衰败懒惰，有冶容的行为，淫逸的心。傅母见她妇道不正，开导她说
「子之家世世尊荣，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絅裳，饰在舆马，是不贵德也。」乃作诗曰「硕人其颀，衣锦絅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刑侯之姨，谭公维私。」砥厉女之心以高节，以为人君之子弟，为国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庄姜者，东宫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妫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骄而好兵，庄公弗禁，后州吁果杀桓公。《诗》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谓也。《齐女傅母传》
译你的家族世代尊贵显荣，应当成为百姓效法的准则；你的资质聪慧通达事理，应当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仪容相貌壮丽美好，不可不自我整饬修饰。穿着锦衣绢裙，装饰在车马之上，这是不重视德行啊。」于是作诗说：「高大美人身材修长，穿着锦衣绢裳。她是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妻子，太子的妹妹，邢侯的小姨，谭公的私亲。」磨砺你的心志以崇尚高洁的节操，因为作为君王的子弟，作为国君的夫人，尤其不可以有邪僻的行为。庄姜于是感动而自我修养。君子称赞傅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庄姜是太子得臣的妹妹，没有儿子，傅母戴妫的儿子是桓公。公子州吁，是受宠幸之人的儿子，受到宠爱，骄横且喜好军事，庄公不加禁止，后来州吁果然杀死了桓公。《诗经》说：「不要教猿猴爬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齐女傅母传》
按：伪《毛传》以《硕人》诗为卫人闵庄姜而作，违戾古义，辨见《毛诗伪证》《左氏伪证》。此题为「齐女傅母」，何缘忽另叙庄姜、戴妫之事，与上下文不应？此为《左传》文，当为歆窜。将此节删去，则引《诗》「毋教猱升木」，正与防未然之义相属。歆每改易父书以申己说，见于《别录》者不可悉数，此亦其羼入之显迹也。
鲁季敬姜者，莒女也，号戴己，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鲁季敬姜传》
《左传》以戴己为别是一人，公孙敖之妻，文伯谷之母。敖亦谥穆伯，则与向说异，盖歆所改也。
《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楚子发母传》
《毛诗》「休休，乐道之心。」
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是为文公，迎齐姜以为夫人。《晋文齐姜传》
《左传》无迎齐姜之事。襄三十三年云「文嬴请三帅。」文六年云「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然则一文嬴，二偪姞，三季隗，四杜祁，无复齐姜位置矣，其有意颠倒如是。
夫礼：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宋鲍女宗传》
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古传记并同。《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子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此自指公、卿、大夫、士之命妇而言。刘歆牵合以为后宫之制，乃大谬也。详见《刘歆王莽传辨伪》中。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许穆夫人传》
《左传》《毛诗》皆言许穆夫人为公子顽烝于宣姜所生，而此《传》及《史记》不然。烝淫何事，妄诬古人，颠倒是非至此！详《左传伪证》《毛诗伪证》中。
齐灵仲子者，宋侯之女，齐灵公之夫人也。初，灵公娶于鲁，声姬生子光，以为太子。夫人仲子与其娣戎子皆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公许之，仲子不可。《齐灵仲子传》
按《左传》作「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夫人仲子」又作「诸子」，与此不同。此事与「惠公元妃孟子」一条相近，或歆窃此声子、仲子之名入之于彼，而复点窜此《传》欤？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睢》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魏曲沃负传》
《关睢》之义有三：《论语》云「师挚之始，《关睢》之乱。」三家亦皆以为刺时，此作诗者之意也。《史记》云「《关睢》为《风》始。」四始皆为文王之诗，此编诗者之意也。《列女传》云「夫人晏出，《关睢》预见。」《汉书杜钦传》云「佩玉晏鸣，《关睢》叹之。」李奇注「诗人歌而伤之。」此诵诗者之意也。毛于三义皆不合，详见《毛诗伪证》。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为歌诗者「思得」；《毛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为君子「乐得」，袭此文而失其意，亦可哂矣。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家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承重传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之谓也。《召南申女传》
《韩诗外传》《易林》义同。作伪者见有「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及《易林》「贞女不行」之文，遂以为强暴不能侵陵，以次在《甘棠》之后，故以为召伯听讼也。详《毛诗伪证》。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嫁伯
译按：伪《毛传》认为《硕人》这首诗是卫国人为哀悯庄姜而作，这违背了古义，辨析见《毛诗伪证》《左氏伪证》中。此题名为“齐女傅母”，为何忽然另叙庄姜、戴妫之事，这与上下文不相呼应？这是《左传》的文字，应当是刘歆窜入的。将此节删去，那么引用《诗经》“毋教猱升木”一句，正好与防患于未然的义理相衔接。刘歆常常改易其父刘向的著作以申述自己的学说，见于《别录》的不可胜数，这也是他窜入的明显痕迹。
鲁国的季敬姜，是莒国的女子，号为戴己，是鲁国大夫公父穆伯的妻子，文伯的母亲，季康子的从祖叔母。《鲁季敬姜传》
《左传》认为戴己是另一个人，是公孙敖的妻子，文伯谷的母亲。公孙敖也谥号为穆伯，这就与上述说法不同，大概是刘歆所改动的。
《诗经》不也说吗：“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这是说不失和谐。《楚子发母传》
《毛诗》认为“休休，是乐道之心”。
晋国人杀了怀公而立公子重耳，这就是文公，迎娶齐姜作为夫人。《晋文齐姜传》
《左传》中没有迎娶齐姜之事。襄公三十三年记载“文嬴请求赦免三帅。”文公六年记载“杜祁因为国君的缘故让位给偪姞而排在上面，因为狄人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自己排在后面，所以位次在第四。”那么第一位是文嬴，第二位是偪姞，第三位是季隗，第四位是杜祁，再也没有齐姜的位置了，他有意颠倒事实到了如此地步。
礼制规定：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指媵妾之数）。《宋鲍女宗传》
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古代传记都相同。《昏义》说：“古时天子皇后设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从天子对内政的管理，以彰显妇人的顺从。”这自然是针对公、卿、大夫、士的命妇而言。刘歆牵强附会地认为是后宫的制度，这就大错特错了。详见《刘歆王莽传辨伪》。
许穆夫人，是卫懿公的女儿，许穆公的夫人。《许穆夫人传》
《左传》《毛诗》都说许穆夫人是公子顽与宣姜乱伦所生，而此《传》及《史记》却不是这样。乱伦是什么事，妄加诬蔑古人，颠倒是非到了这种地步！详见《左传伪证》《毛诗伪证》。
齐灵公的仲子，是宋国侯的女儿，齐灵公的夫人。起初，灵公在鲁国娶妻，声姬生了子光，立为太子。夫人仲子和她的妹妹戎子都受灵公宠爱，仲子生了子牙。戎子请求立子牙为太子，代替子光，灵公答应了，仲子不同意。《齐灵仲子传》
按《左传》记载为“齐侯在鲁国娶妻叫颜懿姬，没有儿子，她的侄女鬷声姬生了光。”“夫人仲子”又写作“诸子”，与此不同。这件事与“惠公元妃孟子”一条相近，或许是刘歆窃取了声子、仲子的名字放入那条记载中，然后又删改此《传》吗？
周朝康王的夫人晏晚出朝，《关雎》预见到了，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那关雎这种鸟，尚且不曾见它乘居而匹处（指雌雄不相杂居）。《魏曲沃负传》
《关雎》的义理有三：《论语》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终曲。”三家诗也都认为是讽刺时政，这是作诗者的本意。《史记》说“《关雎》是《国风》的开始。”四始都是文王的诗，这是编诗者的本意。《列女传》说“夫人晏晚出朝，《关雎》预见。”《汉书杜钦传》说“佩玉晏晚鸣响，《关雎》叹息。”李奇注“诗人歌唱而哀伤。”这是诵诗者的本意。毛诗与这三种义理都不符合，详见《毛诗伪证》。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是歌诗者“思得”；《毛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君子“乐得”，袭用此文却失去了原意，也可笑啊。
召南申女，是申国的女子，已经许配给酆地的人家，夫家礼数不备却想要迎娶她。女子与那人交谈，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不可不正。《传》说：‘端正根本则万物条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根本确立而道义产生，源头治理好则水流清澈。所以嫁娶，是用来承担重任传承家业，继续先祖，作为宗庙的主人的。夫家轻慢礼制违背制度，不可以实行。”于是坚决不肯前往。夫家向官府诉讼，将她关进监狱，女子始终因为一件物品不具，一项礼数不备，坚守节义，誓死也不前往。于是作诗说“虽速我狱，室家不足。”是说夫家的礼数不备足。君子认为她得到了妇道的礼仪，所以举荐并宣扬她，传扬并效法她，以杜绝无礼的要求，防止淫欲的行为。又说“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说的就是这个。《召南申女传》
《韩诗外传》《易林》义理相同。作伪者看到有“杜绝无礼的要求，防止淫欲的行为”以及《易林》“贞女不行”的文字，就认为是强暴不能侵凌，因此排在《甘棠》之后，所以认为是召伯听讼。详见《毛诗伪证》。
伯姬，是鲁宣公的女儿，成公的妹妹。她的母亲叫缪姜，嫁伯
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缪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而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宋恭伯姬传》
译伯姬嫁给了宋国的恭公。恭公没有亲自前往迎接，伯姬迫于父母的命令才前往。进入宋国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公婆，应当履行夫妻之礼。伯姬因为恭公没有亲自迎接，所以不肯听从命令。宋国人告知鲁国，鲁国派遣大夫季文子出使宋国，向伯姬传达命令，然后回国复命。鲁公设宴款待季文子。缪姜从内室走出，两次拜谢说：“大夫在远道辛勤劳苦，屈尊护送我这个小辈，没有忘记先君以及后代。假使地下有知，先君也会感到欣慰，我斗胆再次拜谢大夫的屈尊。”伯姬嫁给恭公后，过了十年，恭公去世，伯姬守寡。到了景公时期，伯姬曾经遭遇夜间失火。身边的人说：“夫人稍微避开火。”伯姬说：“妇人的礼义，保姆和傅母不都在身边，夜里不下堂，等待保姆和傅母来。”保姆到了，傅母没到，身边的人又说：“夫人稍微避开火。”伯姬说：“妇人的礼義，傅母没到，夜里不可以下堂。违背礼义而活着，不如坚守礼义而死。”于是被火烧死。《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认为伯姬贤德，因为妇人以贞节作为行为准则，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到了。在这个时候，诸侯听说这件事，没有不哀悼痛惜的，认为死者不能复生，财物还可以恢复原状，于是共同在澶渊聚会，补偿宋国的损失，《春秋》对此表示赞许。君子说：“礼制规定，妇人如果没有傅母陪同，夜里不下堂，出行必须带着烛火。”说的就是伯姬。《诗经》说：“美好谨慎你的举止，不要违背礼仪。”伯姬可以说是不失礼仪了。
歆作伪经，首欲夺《春秋》之义，故每事必弥缝周内之。讥不亲迎，孔子之通礼，歆抑《礼经》为《士礼》，以为不得推之天子、诸侯、卿大夫，于是为「上卿逆夫人」之说。成九年《传》「季文子如宋致女」一条，录此文而删其「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云云，岂知鲁以恭姬之故，特使季文子致命，故穆姜出房拜劳，左氏删窜之，岂复成文义邪！《春秋》书伯姬之事凡八，二传皆以为贤伯姬，，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左氏讥以为「女而不妇」，而于其馀皆没之。澶渊之会，二传善之而左氏尤之，与圣人同好恶者，固如是邪？余说详《左氏伪证》中。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唯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卫寡夫人传》
卫寡夫人高节如此，伪《毛》谓「《柏舟》仁而不遇。」非独望文生义，意在掩抑节义也。详《毛诗伪证》。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蔡人之妻传》
《毛诗》凡《周南》皆以为后妃之所致，已为无理。《辨命论》「冉耕歌其芣苢」，皆以芣苢为臭草，而以为「宜子」，何其谬乎！详《毛诗伪证》。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其傅母闵夫人贤，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谓夫人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乃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编《诗》。《黎庄夫人传》
按：此诗一问一答，即后世联句之祖。伪《毛》以为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不知黎侯正是思归不得，如有可归，岂待群臣之劝邪！可谓无稽之言。「泥中，卫邑」，亦响壁虚造也。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息君夫人传》
此是息《诗》而序之《王风》者，王得统诸国，故息系之也。歆事二君，于义当为《春秋》所诛绝，故凡于名节之事，务湮灭之、排挤之，如讥孔父、仇牧，贬宋恭姬之类皆是。息夫人尤以烈显，故其《左传》深文诬之，以为一妇人而事二夫，可谓悍然不顾而敢于与孔子为难者矣。伪《左》盛行，息夫人遂为千古口实，后世「桃花夫人」之庙，渎媟嫚神，问诸淫昏之鬼，谁使然乎？真令人拔剑发指也！谓《大车》为刺周大夫，亦望文生义。详《左
译刘歆伪造经书，首先想要篡夺《春秋》的大义，所以每件事都必定要弥缝周旋、曲意迎合。讥讽不亲自迎娶新娘，这是孔子所认可的通礼，刘歆却压制《礼经》，将其降格为《士礼》，认为不能推及天子、诸侯、卿大夫，于是提出了“上卿迎娶夫人”的说法。《春秋》成公九年的传文中有一条“季文子前往宋国送女”，刘歆录用了这段文字，却删去了“因为宋恭公没有亲自迎娶，所以不肯听从命令”等内容，难道他不知道鲁国因为宋恭姬的缘故，特意派季文子传达使命，所以穆姜走出房门拜谢慰劳吗？左氏删改窜乱这些内容，难道还能符合文义吗！《春秋》记载伯姬的事情共有八次，《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伯姬贤德，圣人的情感从言辞中显现出来了。左氏却讥讽她“身为女子却不尽妇道”，而对于其他事迹都隐没不提。澶渊之会，两传都称赞它，而左氏却指责它，与圣人喜好憎恶相同的人，难道是这样吗？我的说法详细记载在《左氏伪证》中。
这位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嫁到卫国，到达城门时卫君去世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夫人不听，于是进入宫中持守三年的丧礼直到结束。弟弟继位，请求说：“卫国是小国，容不下两个厨房，希望请求共用一个厨房。”夫人说：“只有夫妇才能共用厨房。”始终不听。卫君派人向齐国的兄弟告状，齐国的兄弟都想让她改嫁给新君，派人告诉夫人，夫人始终不听。于是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意卷曲。”身处困厄而不哀怜，遭受劳苦屈辱而不苟且，然后才能自我成就；言语不失误，然后才能渡过难关。《诗经》说：“威仪庄重，不可随意选择。”说的是他身边没有贤臣，都顺从君主的心意。君子赞美她的坚贞专一，所以将她的事迹列入《诗经》。《卫寡夫人传》
卫寡夫人的节操如此高尚，伪《毛诗》却说“《柏舟》是仁爱而没有遇到明君”。这不仅是望文生义，意在掩盖和压抑节义。详见《毛诗伪证》。
蔡人的妻子是宋国人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蔡人，而丈夫得了恶疾，她的母亲打算让她改嫁。女子说：“丈夫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怎么能离开他？出嫁的道理，一旦与他行过婚礼，终身不再改变。不幸遇到恶疾，也不改变心意。况且采摘芣苢这种草，虽然气味难闻，还始于捋取，终于怀藏，渐渐更加亲近，何况夫妇之道呢！他没有大的变故，又没有遣送我，我凭什么离开？”始终不听母亲的话，于是作了《芣苢》这首诗。君子说：“宋女的心意非常坚贞专一。”《蔡人之妻传》
《毛诗》凡是《周南》中的诗都认为是后妃所作，已经不合道理。《辨命论》中“冉耕歌唱他的芣苢”，都把芣苢当作臭草，却认为它“宜子”，多么荒谬啊！详见《毛诗伪证》。
黎庄夫人是卫侯的女儿，黎庄公的夫人。已经出嫁但欲望不同，所追求的事情各异，未曾得以相见，非常不得意。她的傅母怜悯夫人贤德，公侯反而不接纳，可怜她不得意，又担心她已经被遣送却不及时离开，对夫人说：“夫妇之道，有义则结合，无义则离去，现在不得意，为什么不离开呢？”于是作诗说：“式微式微，为什么不归去？”夫人说：“妇人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他虽然不任用我，我怎么能背离妇道呢！”于是作诗说：“如果不是因为君主的缘故，为什么会在中途停留？”始终坚守坚贞专一，不违背妇道，以等待君主的命令。君子因此为她作序并编入《诗经》。《黎庄夫人传》
按：这首诗一问一答，就是后世联句的始祖。伪《毛诗》认为是黎侯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劝他回去。不知道黎侯正是想回去而不能，如果有可以回去的地方，难道还要等群臣的劝说吗！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话。“泥中，卫邑”，也是凭空捏造。
这位夫人是息君的夫人。楚国攻打息国，攻破它，俘虏了它的君主，让他守门，将要娶他的夫人并纳入宫中。楚王外出游玩，夫人于是出宫见到息君，对他说：“人生只要死一次罢了，何至于如此自苦！我片刻也没有忘记您，终究不会用身体改嫁他人。活着在地上分离，哪里比得上死后在地下团聚呢！”于是作诗说：“活着则不同室，死后则同穴。如果我不信，有明亮的太阳作证！”息君阻止她，夫人不听，于是自杀，息君也自杀，同一天都死了。楚王认为夫人守节有义，于是用诸侯的礼仪将他们合葬。君子认为夫人乐于行善，所以为她作序列入《诗经》。义感动君子，利感动小人，息君夫人不被利所动。《诗经》说：“美好的德音不要违背，与你同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息君夫人传》
这是息国的诗而编入《王风》的原因，是因为王能够统辖各国，所以息国附属于它。刘歆侍奉两位君主，按道义应当被《春秋》诛绝，所以凡是关于名节的事情，都致力于湮灭它、排挤它，比如讥讽孔父、仇牧，贬低宋恭姬之类都是如此。息夫人尤其以刚烈显赫，所以他的《左传》深文周纳地诬蔑她，认为一个妇人侍奉两个丈夫，可以说是悍然不顾而敢于与孔子作对的人了。伪《左传》盛行，息夫人于是成为千古的借口，后世“桃花夫人”的庙宇，亵渎轻慢神灵，询问那些淫乱昏昧的鬼魂，是谁让他们这样的呢？真令人拔剑怒发冲冠！说《大车》是讽刺周大夫，也是望文生义。详见《左
君子谓怀嬴善处夫妇之间。《晋圉怀嬴传》
此《传》子政入之节义中，亦不言其有后事。然则《左氏》所言「怀嬴与焉」，「辰嬴嬖于二君」，亦与抑息夫人同意。
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为太子。又娶于齐曰宣姜，生寿及朔。《卫宣公姜传》
《左传》以为「卫宣公烝于夷姜」，又云「为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与此《传》及《史记卫世家》不合。诬宣公为烝，又与诬怀嬴淫同。古人名节皆颠倒于歆手，后世以为实事，若非今日其伪发露，古人之诬竟无日申矣。详《左氏伪证》中。
公使大夫宗妇用币见大夫，夏甫不忌曰。《鲁庄哀姜传》
《左传》「夏甫不忌」作「御孙」。
以上《列女传》。
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杂事》第一
《关睢》、伯姬之义并见前。
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杂事》第五
五帝与《大戴礼》《史记》同，西汉以前无不如是，无以黄帝为皇而添入少昊者也。辨见《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中。
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节士》第七
此《公羊》说也，子政习《谷梁》而用之，不得以「安其所习」相诬矣。左氏于「公孙会自鄸出奔宋」条下无传，欲没「《春秋》贤让国」与「善善从长」之义也。
许悼公疾疟，饮药，毒而死。太子止自责，不尝药，不立其位，与弟纬专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尝药，未逾年而死，故《春秋》义之。《节士》第七
《左氏》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则止之狱成矣。欲没《春秋》恶恶从短之义也。详《左氏伪证》中。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沈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节士》第七
按：韩《诗》以《黍离》为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太平御览》人百一十《百谷》六、《羽族》十三引义虽不同，而其事正与此绝类。故《说苑奉使篇》《韩诗外传》八并引魏太子击好《黍离》事，盖于父子间借以为讽，古义相传，大略同也。至《毛诗》列于《王风》韩以为尹吉甫之《诗》，则《毛》编之《王风》或本韩旧欤而以为悯宗周，乃大谬矣。以《二子乘舟》为伋、寿死后国人追悯之诗，亦不实。详见《毛诗伪证》。
鲁宣公者，鲁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为鲁侯，宣公杀子赤而夺之国，立为鲁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杀子赤而肹非之。宣公与之禄，则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为哉！」织履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节也固矣。故《春秋》美而贵之。《节士》第七
《左氏》宣十七年传云「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仅释一「弟」字，而于此事若不知者，欲没《公羊》「兴灭继绝」之义也。《春秋》最重礼让节义之士，故孔父、仇牧、荀息、蔡季、叔武、子臧、叔术、季札、叔肹皆详录之。两汉《公》《谷》之学盛行，故上有伏节死义之臣，下多砥行立名之士，风俗淳厚，职此之由。《左氏》一出，于此等高节，大则加以讥弹，小则没其情实，而所录者乃唯是争夺相杀之事，奖借逆篡之谋，于是二千年之人心变坏极矣。子政《
译君子认为怀嬴善于处理夫妇之间的关系。《晋圉怀嬴传》
刘向将这篇传记列入“节义”类中，也没有说怀嬴有后来的丑事。那么《左传》所说的“怀嬴参与了（弑君之事）”，“辰嬴被两位君主宠幸”，也是与压抑息夫人的意思相同。
宣姜是齐侯的女儿，卫宣公的夫人。起初，卫宣公的夫人夷姜生了伋，立他为太子。卫宣公又从齐国娶了宣姜，生了寿和朔。《卫宣公姜传》
《左传》认为“卫宣公与夷姜通奸”，又说“卫宣公为伋从齐国娶妻，因为女子貌美，卫宣公自己娶了她”，这与本篇传记以及《史记·卫世家》不符。诬蔑卫宣公与庶母通奸，又与诬蔑怀嬴淫乱相同。古人的名节都被刘歆颠倒，后世当作事实，如果不是今天其伪证被揭露，古人的冤屈就永远无法申明了。详见《左氏伪证》。
鲁庄公派大夫和宗妇带着礼物去拜见大夫，夏甫不忌说。《鲁庄哀姜传》
《左传》中“夏甫不忌”写作“御孙”。
以上是《列女传》的内容。
所以《诗经》以《关雎》为正，而《春秋》褒扬伯姬。《杂事》第一
《关雎》和伯姬的义理在前面都已见过。
哀公说：“那么五帝有老师吗？”子夏说：“有。我听说黄帝向大真学习，颛顼向绿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学习。”《杂事》第五
五帝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史记》相同，西汉以前没有不是这样的，没有把黄帝当作皇而添入少昊的。辨析见《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子臧让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说是贤德了，所以《春秋》认为他贤德并褒扬他的后代。《节士》第七
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刘向熟习《谷梁传》而采用它，不能以“安于所习”来诬蔑他。《左传》在“公孙会自鄸出奔宋”这一条下没有传文，是想掩盖《春秋》“贤让国”与“善善从长”的义理。
许悼公患疟疾，喝药，中毒而死。太子止自责，没有尝药，不即位，与弟弟纬专门哭泣，喝稀粥，喉咙里容不下一粒米，痛心于自己没有尝药，不到一年就死了，所以《春秋》认为他合乎义理。《节士》第七
《左传》说“喝了太子止的药而死，太子逃奔到晋国。”那么太子止的罪名就定了。是想掩盖《春秋》“恶恶从短”的义理。详见《左氏伪证》。
卫宣公的儿子，有伋、寿、朔。伋是前母所生；寿和朔是后母所生。寿的母亲与朔谋划，想杀死太子伋而立寿为太子，派人让伋在河中乘船，打算沉船杀他。寿知道不能阻止，于是与他同乘一条船，船夫不能杀他。伋正在乘船时，伋的傅母担心他死，怜悯他而作了诗，《二子乘舟》这首诗就是。诗中说：“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你，中心养养。”……于是寿怜悯他的兄长将要受害，作了忧思的诗，《黍离》这首诗就是。诗中说：“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愁，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节士》第七
按：韩《诗》认为《黍离》是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而杀孝子伯奇，他的弟弟伯封寻找他而不得所作。《太平御览》人部一百一十《百谷》六、《羽族》十三条引用的义理虽然不同，但这件事正与此极为相似。所以《说苑·奉使篇》《韩诗外传》第八篇都引用魏太子击喜好《黍离》的事，大概是在父子之间借以讽喻，古义相传，大致相同。至于《毛诗》将《黍离》列入《王风》，韩《诗》认为是尹吉甫的诗，那么《毛诗》编入《王风》或许原本就是韩《诗》的旧说，而认为它是哀悯宗周，那就大错特错了。把《二子乘舟》当作伋、寿死后国人追悼他们的诗，也不真实。详见《毛诗伪证》。
鲁宣公是鲁文公的弟弟。文公去世，文公的儿子子赤即位为鲁侯，宣公杀死子赤而夺取国家，即位为鲁侯。公子肹是宣公的同母弟，宣公杀死子赤，肹反对他。宣公给他俸禄，他就说：“我足够了，为什么要吃兄长的俸禄呢！”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他的仁爱恩德深厚，他的坚守节操坚定。所以《春秋》赞美他并尊重他。《节士》第七
《左传》宣公十七年的传文说：“冬天，公弟叔肹去世，他是公的同母弟。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公在世时称公子，不在世时称弟。凡是称弟，都是同母弟。”仅仅解释了一个“弟”字，而对于这件事好像不知道，是想掩盖《公羊传》“兴灭继绝”的义理。《春秋》最重视礼让节义之士，所以孔父、仇牧、荀息、蔡季、子臧、叔武、叔术、季札、叔肹都详细记录。两汉《公羊》《谷梁》之学盛行，所以朝上有伏节死义的臣子，民间多有砥砺品行建立名声的士人，风俗淳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左传》一出，对于这些高洁的节操，大的就加以讥讽弹劾，小的就掩盖其真实情况，而所记录的只是争夺相杀的事情，奖借逆篡的阴谋，于是两千年来的人心变得极其败坏。刘向《
仇牧闻君死，趋而至，遇万于门，携剑而叱之。万臂击仇牧而杀之，齿着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趋君之难，顾不旋踵。《义勇》第八
《左氏》于仇牧不下一褒语，而挤之与宋督并列，恶其不事二君也。《杜注》：「宋督不书宋，不以告。」犹欲假「赴告必书」之例以蔽曶大义，尤令人愤绝
崔杼弑庄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剑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杀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叹曰「恶乎！崔子将为无道，杀其君！」盟者皆视之。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我与子分国；子不吾与，吾将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钩之，唯子图之！」晏子曰「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可谓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趋出，授绥而垂。其仆将驰，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驰不益生，缓不益死。」按之成节，然后去之。《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义勇》第八
《左传》叙晏子事，与此文有勇怯之别矣。故由《左氏》而言之，则晏子一懦夫也，荀息一佥人也。孔父因妻得祸，无形色之义也；仇牧至门遇害，无叱万之事也。赞赵盾之越竟乃免，托于孔子之言，谓篡逆之可末减也。实许止之行弑，欲因《春秋》之书葬，谓乱贼亦有时而不诛绝也。贬宋共姬，为其由礼也；诬息夫人，为其守节也。是皆明目张胆与孔子为难，欲使万世之名节扫地以尽，以文其贰君之罪也。
其后三年，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天子锡之弓矢矩鬯，以为方伯，《晋文公之命》是也。《权谋》第九
按：此与《史记晋世家》合，《书序》以为平王锡文侯者，妄也。详见《书序辨伪》中。
四狱三涂。《权谋》第九
此与《左氏》昭三年传同，盖《国语》原文尚无五狱之谬说。
古者诸侯百里。《善谋》第十
此与今文诸传记合，无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谬说也。
以上《新序》。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君道》
周公践天子之位，皆歆杜撰以媚莽者，不足信。《史记鲁世家》《列子杨朱篇》皆有窜乱，辨见《古文尚书伪证》。歆本佞人，其自作传，诬为「以左氏难向，向不能非间」，盖无父也甚矣。改易父书以申己说，乃其常事耳。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君道》
此皆今学家言，非《周官》六卿之制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成至矣。」《君道》
《春秋》为明义之书，非「断烂朝报」也。「春王正月」之义，二传备矣，未有若伪《左》之无理者。详见《左传伪证》。
三公者，所以参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臣术》
辨见前。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建本》
卿大夫无冠礼，天下无生而贵者。辨见《古文礼伪证》。
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贵德》
按「八」字当为「六」字，《公羊传》「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左传》以「六佾」为合礼，伪说之妄也。
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尊贤》
《左氏》欲掩孔父之义，故云「孔父为司马，十年十一战。」又云「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百般舞文，恶孔父
译仇牧听说国君去世，快步赶去，在门口遇到华万，拿着剑呵斥他。华万用手臂击打仇牧并杀死了他，仇牧的牙齿嵌在门扇上。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奔赴国君的危难，顾不上回头。《义勇》第八
《左氏春秋》对仇牧没有一个褒扬的词语，反而把他与宋督并列，厌恶他不侍奉两位君主。《杜注》说：“宋督没有记载宋国，没有报告。”还想要借用“赴告必书”的惯例来掩盖华曶的大义，尤其让人愤恨至极。
崔杼杀害庄公，命令士大夫盟誓的人都脱去剑才进入，说话不迅速、手指不到盟书的人处死，所杀有十人。轮到晏子，晏子捧着血杯仰天叹息说：“唉！崔子将要行无道之事，杀害他的国君！”盟誓的人都看着他。崔杼对晏子说：“你与我合作，我与你分治国家；你不与我合作，我将杀你。直兵将推你，曲兵将钩你，你自己考虑吧！”晏子说：“我听说为了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不是仁人；被刀刃胁迫而丧失志向的人，不是勇士。”《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追求福泽而不违背正道。”晏子可以说是不违背正道了。直兵推他，曲兵钩他，晏子也不违背正道。崔子放了他。晏子快步走出，上车时垂下绥带。他的车夫将要快跑，晏子拍着他的手说：“虎豹在山林中，它们的命运在厨房里。快跑不能增加生命，慢走不能增加死亡。”按照节度驾车，然后离开。《诗经》说：“那位君子，舍弃生命也不改变。”说的就是晏子。《义勇》第八
《左传》叙述晏子的事，与这篇文章有勇怯的区别。所以从《左氏春秋》的角度来说，晏子就是一个懦夫，荀息就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孔父因为妻子招致祸患，没有形色的道义；仇牧到门口遇害，没有呵斥华万的事。赞美赵盾越过边境才免于罪责，假托孔子的话，认为篡逆可以稍微减轻。实际上许止实行弑君，想要凭借《春秋》记载葬礼，认为乱贼也有时候不被诛绝。贬低宋共姬，因为她遵循礼制；诬蔑息夫人，因为她守节。这些都是明目张胆与孔子作对，想要使万世的名节扫地以尽，来掩饰他们侍奉两君的罪过。
这之后三年，文公于是再次会合诸侯去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弓矢矩鬯，让他作为方伯，《晋文公之命》就是这篇。《权谋》第九
按：这与《史记晋世家》相符，《书序》认为是平王赐给文侯的，是荒谬的。详见《书序辨伪》中。
四狱三涂。《权谋》第九
这与《左氏春秋》昭公三年的传文相同，大概《国语》原文还没有五狱的错误说法。
古时候诸侯封地百里。《善谋》第十
这与今文诸传记相符，没有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的错误说法。
以上是《新序》。
周公践履天子之位，布施德惠，越远越明显。《君道》
周公践履天子之位，都是刘歆杜撰来讨好王莽的，不足信。《史记鲁世家》《列子·杨朱篇》都有窜乱，辨析见《古文尚书伪证》。刘歆本是奸佞之人，他自己作传，诬蔑说“用左氏难倒刘向，刘向不能非议”，真是没有父亲了。更改父亲的书来申述自己的学说，是他的常事。
汤问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道他们的道理吗？”《君道》
这都是今文学家的言论，不是《周官》六卿的制度。
孔子说：“文王像‘元年’，武王像‘春王’，周公像‘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泰任为母，以泰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夭为臣，他的根本很美。武王端正自身来端正国家，端正国家来端正天下，讨伐无道，惩罚有罪，一动而天下端正，他的事业端正。春天致其时，万物都得以生长；君主致其道，万人皆得以治理，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从，他的成就达到了极致。”《君道》
《春秋》是阐明大义的书，不是“断烂朝报”。“春王正月”的意义，两传都完备了，没有像伪《左传》那样不合理的。详见《左传伪证》。
三公，是用来参赞五事的；九卿，是用来参赞三公的；大夫，是用来参赞九卿的；列士，是用来参赞大夫的；所以参赞而有参赞，这叫事宗。《臣术》
辨析见前。
周召公十九岁，见到正道而加冠，加冠就可以成为方伯、诸侯了。《建本》
卿大夫没有冠礼，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辨析见《古文礼伪证》。
现在隐公贪图利益而亲自到济水捕鱼，而实行《八佾》。《贵德》
按“八”字应当是“六”字，《公羊传》“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左传》以“六佾”为合礼，是伪说的荒谬。
是因为宋殇公不知道孔父的贤德吗？怎么知道孔父死了，自己必死，快步去救他？快步去救他的人，是知道他的贤德。《尊贤》
《左氏春秋》想要掩盖孔父的道义，所以说“孔父为司马，十年十一战。”又说“华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而夺取他的妻子。”百般舞文弄墨，厌恶孔父
之为君子而已。以贤为不贤，倒乱天常，疑惑后世，且诬孔子自贬其正直之祖父。无怪公孙禄请诛以慰天下也。
译做到君子罢了。把贤者说成不贤，颠倒扰乱天然的常理，迷惑后世，况且诬蔑孔子贬低自己正直的祖父。难怪公孙禄请求诛杀他以慰天下人心。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君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故，《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奉使》
此文本《春秋繁露精华篇》，盖《公羊》家说。《左氏》唯不知此义，故于宋之盟，贬叔孙豹为违命也。夫《春秋》之义赜矣，曲学阿世之刘歆乌足以知之？
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鸩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奉使》
《黍离》非悯宗周《诗》，辨见前。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至公》
孔子改制应天之谊大矣，歆欲抑以断烂朝服，盖唯恐《春秋》之道不灭也，其不着此说也固宜。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岛，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函州，齐曰青州。《辨物》
古只有九州岛，其言十二州者伪说也。辨见《汉书王莽传》。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辨物》
古经传皆言四岳，其言五岳者，伪说或窜入也。别详《周官伪证》中，此亦其窜入者。
大旱则雩祭而请雨。《辨物》
《公羊传》「雩，旱祭也。」今文家说皆同。《左传》「龙见而雩。」伪礼也。
《春秋》用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瞆之命而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邪，其义之尽邪！《辨物》
此《春秋》非常异义，所谓不可着之竹帛者也。汉大儒唯董仲舒、刘子政深知之。伪《左》摭拾皮毛，颠倒师说，芟夷大义如草木焉，而以云「义深于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修文》
《左氏》此经无传。《左氏》以为「卿为君逆，礼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杀孕重者。春搜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搜、狩之义也。故苗、狝、搜、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搜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抟，蝮虿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释名义皆不释「狝」字，则本为三田可知矣。作伪者以《左传》之说羼入之，而不能弥缝其隙，盖心劳日拙矣。观此可信向书有为歆窜乱者
译《春秋》的辞义中有四处看似矛盾的地方：既然说“大夫没有擅自做主的权力，不能自行生事”，又说“出使国境，若能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专断行事”；既然说“大夫奉君命出使，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奉君命出使，途中听到国君去世的消息，应缓行而不返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四种情况各自限于其特定的范畴，不能互相混淆。“不得擅生事”是指平时的常规情况；“专之可”是指拯救危难、消除祸患的情况；“进退在大夫”是指将领用兵的情况；“徐行而不反”是指出使途中听到国君或亲人丧事的情况。公子结擅自行事，《春秋》不批评他，认为这是为了救援处于危难的庄公；公子遂擅自行事，《春秋》讥讽他，认为当时僖公并没有危难之事。所以，国君有危难而不专断救援，是不忠；国君无危难而擅自行事，是不守臣节。《传》中说：“《诗经》没有通用的解释，《易经》没有通用的占卜，《春秋》没有通用的义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奉使》
这段文字出自《春秋繁露精华篇》，大概是《公羊》家的学说。《左传》不知道这个义理，所以在宋之盟中，贬斥叔孙豹为违抗君命。《春秋》的义理深奥啊，那些曲解学问、迎合世俗的刘歆怎么能懂得呢？
赵文侯问：“您的国君从事什么学业？”仓唐回答：“学习《诗经》。”文侯问：“在《诗经》中喜好哪一篇？”仓唐回答：“喜好《晨风》和《黍离》。”文侯自己读《晨风》，说：“鸩鸟在那晨风中飞翔，北林郁郁葱葱。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如何如何，忘记我的实在太多！”文侯问：“您的国君认为我忘记他了吗？”仓唐回答：“不敢，只是时常思念罢了。”文侯又读《黍离》，说：“那黍子行列整齐，那稷苗生长茂盛，行走缓慢，心中摇摇不安。了解我的人说我心忧，不了解我的人说我何求。悠悠苍天，这是谁呢！”文侯问：“您的国君怨恨吗？”仓唐回答：“不敢，只是时常思念罢了。”《奉使》
《黍离》并非哀悯宗周灭亡的诗篇，辨析见前文。
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七十多个诸侯国而没有固定的居所，心意是想让天下的百姓各得其所，但王道不能施行，于是退而修撰《春秋》，采纳细微的善行，贬斥微小的恶行，人事通达，王道完备，精神和谐圣制，上通于天而麒麟出现。《至公》
孔子改制顺应天意的意义重大啊，刘歆想要用断烂的朝服来压制它，大概是唯恐《春秋》之道不灭亡吧，他不记载这种说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八方荒远之地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居于中州而统制八方。两河之间叫冀州，黄河以南叫豫州，黄河以西叫雍州，汉水以南叫荆州，长江以南叫扬州，济水以北叫兖州，济水以东叫徐州，燕地叫幽州，齐地叫青州。《辨物》
古代只有九州，说十二州的是伪说。辨析见《汉书·王莽传》。
五岳，是指什么呢？泰山是东岳；霍山是南岳；华山是西岳；常山是北岳；嵩高山是中岳。《辨物》
古代经传都说四岳，说五岳的是伪说或者是窜入的。另详《周官伪证》中，这也是窜入的。
大旱就举行雩祭来祈求降雨。《辨物》
《公羊传》说：“雩，是旱祭。”今文经家的说法都相同。《左传》说：“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这是伪礼。
《春秋》用来端正天下的名位，征验阴阳的过失，直接责备叛逆者而不避危难，这也是《春秋》不畏强暴的表现。所以劫持严社而不惊动神灵，驱逐天王而不视为不尊君上，辞谢蒯瞆的命令而不视为不听父命，断绝文姜的亲属关系而不视为不爱母亲。其义理难道不是穷尽了吗，其义理难道不是穷尽了吗！《辨物》
这是《春秋》非常异的义理，所谓不能写在竹帛上的。汉代大儒只有董仲舒、刘向深知此理。伪《左传》拾取皮毛，颠倒师说，像割草一样删削大义，却声称“义理深于君父”，不也是妄说吗！
夏天，鲁公到齐国迎娶女子，为什么记载？亲自迎娶，是礼制。《修文》
《左氏》对此经文没有传文。《左氏》认为“卿为君迎娶，是礼制。”
《春秋》记载“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传》说“春天叫搜，夏天叫苗，秋天叫狝，冬天叫狩。”苗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苗，是毛的意思，取猎时不包围沼泽，不掩捕群兽，取禽不取幼兽和鸟卵，不杀怀孕和体重的兽。春搜，不杀小兽和怀孕体重的兽，冬狩则全部猎取。百姓都出动，不失驰骋，不抵杀禽兽，不诡诈相遇，追逐不超出界限，这就是苗、狝、搜、狩的义理。所以苗、狝、搜、狩的礼仪，是简省军事事务。所以苗，是取毛；搜，是搜索；狩，是守候留取。夏天不田猎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取，猛禽不搏击，毒蛇不螫咬。鸟、兽、虫、蛇尚且知道顺应天意，何况人呢！《修文》
这篇明文说“夏不田”，又两次解释名义都不解释“狝”字，那么原本只有三田可知。作伪者把《左传》的说法掺入其中，而不能弥缝其破绽，大概是心劳日拙了。看这个可以相信向来的书有为刘歆窜乱的了。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修文》
译天子与诸侯在没有战事的时候，每年进行三次狩猎：第一次是为了获取祭祀用的干肉，第二次是为了款待宾客，第三次是为了充实君王的厨房。
三田之制，《公羊传》兼采两义，盖皆古说也，详见《左传伪证》中。
以上《说苑》。
按：向、歆同校书。古文，向在前不见，歆在后乃见之，其伪固不待辨矣。难者曰：向习《鲁诗》《谷梁》，汉人引经最重家法，则《毛诗》《左传》，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释之曰：向本通学，无家法之可言，故向习《鲁诗》而引《韩诗外传》者甚多，习《谷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节士篇》「子臧」一条即《公羊》之义，《义勇篇》「仇牧」一条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诗》《左传》为背家法故不引用，则《韩诗》《谷梁》独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鲁诗》《谷梁》之外兼引《韩诗》《公羊》，而不及《毛诗》《左传》，则《毛》《左》为向时未有，断断矣。且向书时引《左传》，其文同而义异者，如《新序义勇篇》「晏子」事、《列女传》四「伯姬」事之类。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异者，尤不可胜数。是向并非不见《左氏》，而与歆乖异如此，盖向所采为《国语》旧文，非歆改窜之《左传》，情事最为明确。而二千年无人细心剖析者，盖伪书之难辨久矣。
附：重刻伪经考后序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从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故学者莫不宜为经学。
虽然，今之谈经者，浩浩若溟海，茫茫如沙漠，迷乱如八阵图，乖迕无所从，障塞无所入，愈行而去愈远。故青年授简、白首穷经而未之能通，良有以也。于是弱者中废，疑者徙居，悍者反攻。至于今也，并二千年教主之孔子而攻之，何有于所作之经？即未攻孔子，而政府布令于学官，已废读经，何有于经说盖孔教衰，人道废，固由政俗致之。
方今四海棣通，百国宝书并出，新学有精深以利用前民，多中国所无而为学者所必从事者。后生学子，分功并骛，既寡暇日，若又责以讲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乖迕错乱、迷如沙漠之经学，有以知其不能也。加以经生宿儒日就凋谢，传授无自，向若兴叹，虽有好学者不得其门而入。则厌倦乘之，终归于废尽经学而已。经学废尽，则孔教毁、人道亡，吾滋惧焉！
夫推经学所以迷乱乖迕之由，盖出于刘歆伪为古学以乱真经之故。以刘歆伪经写以古文，遂目真经为今文。自汉季来，经学遂有今文、古文之异。今文者，西汉世立于学官，若《诗》则齐、鲁、韩，《书》则欧阳、大小夏侯，《礼》则《仪礼》、大小《戴记》，《易》则施、孟、粱丘，《春秋》则《公羊》《谷梁》，与夫齐、鲁《论》。凡此皆孔子之真经，七十子后学之口说传授。今虽有窜乱，然大较至可信据者也。古文者，毛氏《诗》，孔氏《书》，费氏《易》，《周礼》与《左氏春秋》，与其它名古文者及与古文证合者，皆刘歆所伪撰而窜改者也。郑康成不辨今古之真伪，和合今古，杂糅真伪，号为经学之集成，实则伪古行而今文废。于是孔子之微言绝、大义乖，大同太平之道闇塞而不明。孔经虽未全亡，然变乱丧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经，已有疑之，乃舍弃经而求之传，得《论语》《孟子》。至朱子，选最粹之《大学》《中庸》，合为四书，祧六经而代之，以教天下，垂范几千年。虽多今文传说，然实同于一隅割据偏安，迥非大一统之旧观矣。及国朝高谈汉学，祖述许、郑，则不过扬伪古文之残灰而已。于今文之真经说乃多疑难，岂非所谓「盗憎主人」耶？暨道、咸后，今学萌芽，然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别白真伪、决定是非，令学者舍伪从真而知所从事也。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
译关于“三田”的制度，《公羊传》兼采两种含义，这大概都是古代的学说，详见《左传伪证》。
以上出自《说苑》。
按：刘向、刘歆一同校勘书籍。古文经，刘向在前时没有见到，刘歆在后才见到，其伪造本来就不待辩驳了。诘难的人说：刘向研习《鲁诗》《谷梁传》，汉代学者引用经典最重视家法，那么《毛诗》《左传》刘向不引用，乃是家法不同，并非他的耳目没有接触到。解释他说：刘向本是通才，没有什么家法可言，所以刘向研习《鲁诗》却大量引用《韩诗外传》，研习《谷梁传》却大量引用《公羊传》，例如《新序·节士篇》“子臧”一条就是《公羊传》的义理，《义勇篇》“仇牧”一条就是《公羊传》的文字。如果刘向真的因为《毛诗》《左传》违背家法而不引用，那么《韩诗》《谷梁传》难道不违背家法却引用又是为什么呢？刘向在《鲁诗》《谷梁传》之外兼引《韩诗》《公羊传》，而没有涉及《毛诗》《左传》，那么《毛诗》《左传》在刘向时代尚未出现，这是确凿无疑的。况且刘向的书中有时引用《左传》，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如《新序·义勇篇》“晏子”一事、《列女传》卷四“伯姬”一事之类。同一件事而文字有细微差别的，更是数不胜数。这说明刘向并非没有见到《左氏传》，却与刘歆如此乖异，大概刘向所采纳的是《国语》的旧文，而非刘歆改窜过的《左传》，情势最为明确。而两千年无人细心剖析，大概是因为伪书难以辨别已久。
附：重刻《伪经考》后序
人没有教化就会沦为禽兽，所以应当有教化。孔子的教化不远离人而确立为道，所以不可背离。既然身为人类，没有比孔子的教化更适宜的了。孔子的教化在哪里？在六经。对内穷尽事理、尽人性以至于通晓天命，对外修身以至于治理家国天下，连鬼神山川草木都各得其所。所以学者没有不适宜研究经学的。
虽然如此，现在谈论经学的人，浩大如同大海，茫茫如同沙漠，迷乱如同八阵图，乖谬抵触无所适从，障碍阻塞无处进入，越行走却离正道越远。所以年轻人接受简策、白头穷究经义却不能通达，确实是有原因的。于是意志薄弱的人中途废弃，心存疑惑的人改换门庭，强悍的人反而攻击。到了今天，连两千年的教主孔子都加以攻击，何况他所作的经典？即使没有攻击孔子，而政府向学官颁布命令，已经废止读经，又哪里还有经说呢？大概孔教衰微，人道废弛，固然由政治风俗导致。
当今四海通达，各国宝书同时出现，新学有精深之处以利于造福百姓，多是中国所没有而为学者必须从事的。后生学子，分工并逐，既缺少闲暇时间，如果又责成他们讲解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乖谬错乱、迷如沙漠的经学，可以知道他们不能做到。加上经学宿儒日渐凋谢，传授没有来源，刘向若兴起感叹，即使有好学的人也无法入门。于是厌倦之心乘虚而入，最终归于完全废弃经学罢了。经学完全废弃，那么孔教毁坏、人道灭亡，我更加恐惧！
推究经学之所以迷乱乖谬的原因，大概出于刘歆伪造古学以扰乱真经的缘故。因为刘歆用古文写伪经，于是把真经视为今文。自东汉末年以来，经学于是有了今文、古文的差异。今文，是西汉时立于学官的，如《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大小《戴记》，《易》有施、孟、梁丘，《春秋》有《公羊》《谷梁》，以及齐、鲁《论语》。凡此都是孔子的真经，七十子后学的口说传授。现在虽然有窜乱，但大体上是最可信据的。古文，毛氏《诗》，孔氏《书》，费氏易，《周礼》与《左氏春秋》，以及其他名为古文及与古文证合的，都是刘歆所伪撰而窜改的。郑康成不辨别今古的真伪，调和今古，混杂真伪，号称经学的集大成，实则伪古流行而今文废弃。于是孔子的微言绝迹、大义乖谬，大同太平之道昏暗阻塞而不明。孔经虽然没有完全灭亡，但变乱丧失也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宋人求之于经，已有怀疑，于是舍弃经而求之于传，得到《论语》《孟子》。到朱子，选取最精粹的《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取代六经而教化天下，垂范近千年。虽然多今文传说，但实则如同偏安一隅，完全不是大一统的旧貌了。及至本朝高谈汉学，祖述许慎、郑玄，不过是扬起伪古文的残灰罢了。对于今文的真经说多有疑难，难道不是所谓“盗憎主人”吗？等到道光、咸丰之后，今学萌芽，但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辨别真伪、决定是非，让学者舍弃伪而从真而知所从事。
我向来也接受古文经说。但自从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怀疑攻击刘歆作伪的很多，我心中蓄积疑惑很久了。我住在西樵山北银塘乡，读书于澹如楼，卧于七桧之下，碧荫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选取《史
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翻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加以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劾，龚胜称病，诸博士严拒，乃知古文之全为伪，騞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
译《史记》只是用来供我浏览，并非用来考证古史。偶然读到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竟然没有“获得古文经”的事情，感到非常惊疑。于是取出《汉书》中河间献王、鲁共王的传记，对照《史记》阅读；又取出《史记》和《汉书》中的两篇儒林传对照阅读，发现《汉书》详细记载了古文经的事，与《史记》大相径庭，于是更加惊疑。又取出《太史公自序》阅读，司马迁自称天下各郡国的书籍都抄录副本汇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世代父子继承这一事业。于是翻阅金匮石室的藏书，协调六经的不同传本，整理诸子百家的杂说。那么司马迁对于宫廷秘藏之书、各郡国民间的藏书，大概没有看不到的；他生活年代又在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对于献书、打开墙壁发现书籍的事，更没有不知道的；司马迁对于孔子经学这件大事，更没有不记载的。然而《史记》中没有记载，那么这是刘歆伪造窜改就无疑了。加上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厉弹劾，龚胜称病不出，各位博士严厉拒绝，由此知道古文经完全是伪造的，豁然开朗了。于是以《史记》为依据，全面考察《汉书》并加以辨析；以今文经为依据，全面考察古文经并加以辨析；全面考察周、秦、西汉的群书，没有不符合的。虽然偶尔有窜改混乱之处，或者儒家以外的杂史中有记载，那也是刘歆采撷的来源所在。于是疑虑像冰融化一样消散，心情愉悦条理顺畅，万千道理千头万绪，纵横交错都吻合了。
吾忧天下学者穷经之人迷途而苦难也，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俾学者明辨之，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夫今文经说甚少，同条而不乱、一致而无歧。学者通之，至易至简，读三数月可通经，数岁可通群今文经，通不过十余种，所谓用力少而蓄德多，孔子之微言大义昭然发蒙矣。视向之为经学者，遍读正续《皇清经解》《经义考》《通志堂经解》《经苑》及《四库全书提要》经部诸书，凡万千种，其倍于今文经说以千百计，穷年不能毕其业、皓首不能言其故，迷乱支离、乖迕不可究诘，较其所得，岂不远哉？
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辩，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
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研甫编修仁铸督湖南学，以之试士。时湘士莫不诵读，或携入场屋，又有以分赠英、美、日本书藏，吾亦以之进呈睿览矣。然笃守许、郑之徒则怒而相攻，甚至朝野哗然。时吾尚以诸生试场屋，侍郎汪鸣銮，于典粤试者授以《伪经考》，令其途中熟读，遇持是说者则黜勿中，而吾持说不改。张文襄请吾勿攻古文，愿养弟子以万锺，辨达旦。吾谓置总督于古今经学中，不能比太仓之一粟，吾岂能以大教真经所系易之也。于是御史褚成博草疏，交给事中余联沅劾于朝，请焚《伪经考》，革举人，且禁吾讲学。比于太史公之诛华士，孔子之诛少正卯。章下粤督李瀚章查办。李文忠公、翁文恭公及故人黄绍基仲弢、文廷式道希两学士、沈郎中曾植子培，与夫曾编修广钧重伯，多为余缓颊，乃仅得免，然犹烧版。已而戊戌难作，伪旨特毁此书版；及庚子，将立溥儁，废德宗，又再奉伪旨毁此书版。于是此书绝迹于天下盖二十年矣。
丁巳，复辟既败，幽居于美森院。悼经学之堕地，忧伪古之乱真，虑后学之迷难，乃搜访原本，重刻是书而叙其本末。夫古今一书之成，寡有忤朝意、历三焚者。凡物所遇至险难，其所发亦至久。呜呼，今何时耶，其可援此例耶？然苟孔教犹存，圣经具在，则吾此考必为后士信据，必不能灭。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十月，康有为序于京师美使馆之美森院。
译我担忧天下钻研经学的学者因迷入歧途而陷入艰难困苦，于是先撰写了《伪经考》，粗略地阐发其大旨，使学者能够明辨是非，舍弃古文经而遵从今文经，辨别伪经而获得真经。今文经的解说很少，条理清晰而不混乱，观点一致而没有分歧。学者通晓它，极为容易简单，读上三几个月就能通晓一经，几年就能通晓所有的今文经，总共不过十几种，所谓用力少而积蓄的德行多，孔子微言大义便昭然若揭，启发蒙昧了。对比那些研究经学的学者，遍读正续《皇清经解》、《经义考》、《通志堂经解》、《经苑》以及《四库全书提要》经部各类书籍，多达万千种，其数量比今文经解说多出千百倍，穷尽一生也不能完成学业，满头白发也不能说清其中的缘故，迷乱支离、违背常理且无法究诘，比较他们所得到的，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
当今世上也有好学深思的人士，谈论今古文之辩，或许暗中有所契合，可惜他们一方面尊崇今文经而攻击古文经，另一方面又尊崇信奉伪《周官》，认为它是皇帝王霸之道的依据，自陷矛盾，自乱界限。其他此类情况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明，这种半明半昧的认识，与前代儒者混杂今古文的做法没有区别。怎么能够阐明真正的教义并引导后辈学者呢？或许有人不加察辨，听信他们的言论，那么只要看他们尊崇伪《周礼》这一件事，就知道他们的道不相容，反而是背道而驰了。
当《伪经考》刚出版时，在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了五版。徐研甫编修徐仁铸督理湖南学政，用此书来考试士子。当时湖南士子无不诵读，有的甚至携带进入考场，还有人将它分赠给英国、美国、日本的藏书机构，我也将它进呈给皇上御览。然而笃守许慎、郑玄之学的徒党则愤怒地相互攻击，甚至朝野哗然。当时我还是以诸生身份在考场应试，侍郎汪鸣銮，在主持广东乡试时，将《伪经考》交给考官，命令他们在途中熟读，遇到持有这种学说的人就黜落不予录取，而我坚持自己的学说没有改变。张文襄公劝我不要攻击古文经，愿意用万钟的俸禄供养我的弟子，与我辩论直到天亮。我说把总督的地位放在古今经学中，不能比作太仓里的一粒米，我怎么能用关乎大教真经的东西去交换它呢。于是御史褚成博起草奏疏，交给给事中余联沅在朝廷上弹劾，请求焚毁《伪经考》，革去我的举人功名，并且禁止我讲学。这被比作太史公诛杀华士、孔子诛杀少正卯。奏章下达给广东总督李瀚章查办。李文忠公、翁文恭公正以及故交黄绍基仲弢、文廷式道希两位学士、沈郎中曾植子培，以及曾编修曾广钧重伯，大多为我说好话，这才仅仅得以幸免，但还是烧毁了书版。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伪旨特意销毁了这本书的书版；等到庚子年，将要立溥儁为帝，废黜德宗，又再次奉伪旨销毁了这本书的书版。于是这本书在天下绝迹大约二十年了。
丁巳年，复辟失败后，我幽居在美森院。哀悼经学的堕落，担忧伪古文扰乱真经，顾虑后辈学者迷途艰难，于是搜访原本，重新刻印这本书并叙述其始末。古今一本书的成书，很少有违背朝廷意旨、历经三次焚毁的。凡是事物所遇到的危险艰难到了极点，它所发出的光芒也就越持久。唉，现在是什么时候呢，难道可以援引这个例子吗？然而只要孔教还存在，圣经还在，那么我的这部考证必定会被后辈学者采信依据，必定不能被消灭。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年十月，康有为在京师美国使馆的美森院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