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纪昀主持编纂，其中的算法部分则由戴震主持。而《四元玉鉴》是中国算学中最精妙的著作，戴震在《测圆海镜提要》中说：“按：设立天元一的方法，见于宋代秦九韶的《九章大衍数》中，此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中也屡次出现。”既然戴震必定见过这本书，却不在目录中著录，大概是想独占这种学术成果吧。《提要》中提及《四元玉鉴》的条目，不过是戴震不自觉流露出来，来不及校勘删改罢了。

纪昀极力攻击朱熹，叙述董亨回复《繁露园集》中的荒谬言论，讥讽《名臣言行录》不记载刘元城的事迹有多条，其他主张杂学的观点，用来攻击宋儒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后生晚辈大多被他迷惑。近代气节败坏，学术荒芜，大体上是纪昀的罪过。校书之人如果心术不正，什么事做不出来！幸好他生在国家政治清明、盛世昌隆之时，群书完备，所以不至于大规模窜改扰乱。

如果像刘歆那样，凭借著名父亲的传承，遭遇新莽之变，先前担任典校书籍的职务，后来总揽国师的权力；加上汉代书籍都写在竹简帛书上，事务繁重，学者如果不跟随大师学习，就没有地方接受诵读，不像后世刻本流行，带着巨资去市场，就能捆载万卷书，群书都具备了。至于皇家秘阁的藏书，如果不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或者班嗣得到赐书，扬雄能够借来阅读，或许还能见到，其余的学者没有机会偷看。所以刘歆总揽其事，得以放纵私意，处处窜入私货。当时诸儒虽然不回答，师丹、公孙禄虽然上奏弹劾，但天下后世都被他遮蔽，无法见到光明。孔子六经没有亡于秦始皇的焚书，却乱于刘歆的校书，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王允说：“不能让奸佞之臣执笔。”如果校书的权任，更是先圣大道所寄托的地方，怎么能让奸佞之人来做呢？仅仅因为两千年来经学乖谬错误，好像聚集争讼，从童年开始搜研章句，到白头也不能辨别其要旨归宿，追究刘歆的罪责，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孽呢。

译《易经》十二篇，有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说：“《上经》、《下经》以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周氏字王孙。

《服氏》二篇。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服氏，齐国人，名叫服光’。”

《杨氏》二篇。杨氏名何，字叔元，是菑川人。

《蔡公》二篇。蔡公是卫国人，师从周王孙。

《韩氏》二篇。韩氏名婴。

《王氏》二篇。王氏名同。

《丁氏》八篇。丁氏名宽，字子襄，是梁国人。

《古五子》十八篇。从甲子到壬子，解说《易经》的阴阳道理。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刘安，聘请通晓《易经》的九人，号称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片，《神输》五篇，图一卷。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神输》的意思是，王道衰败则灾害产生，王道得行则四海输送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类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的《略说》三篇；京氏、段嘉的著作十二篇。苏林说：“段嘉是东海人，担任博士。”晋灼说：“《儒林传》中没有记载。”颜师古说：“苏林的说法正确。段嘉就是京房学习《易经》的老师，这在《儒林传》和刘向《别录》中都有记载。”

《章句》类，施氏、孟氏、梁丘氏各二篇。

总计《易经》十三家，共二百九十四篇。

《易经》说：“伏羲氏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观察鸟兽的花纹，以及大地的适宜之处，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行，用来分类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商、周朝交替之际，纣王在位，违背天道，残害万物，周文王作为诸侯顺从天命而行道，天人的占卜，可以效法，于是将《易经》六爻重叠，创作了《上经》、《下经》两篇。孔子为它们作了《彖传》《象传》《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所以说《易经》的道理深奥。经历了三位圣人，跨越了三个古代。等到秦朝焚书，《易经》因为属于占卜之事，传承没有断绝。汉朝兴起，田何传授它。直到宣帝、元帝时期，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列入学官，而民间有费氏、高二家的学说。刘向用中秘收藏的古文《易经》校对施氏、孟氏、梁丘氏的经文，有的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

按：《易经》学问中，刘歆扰乱伪说的论点有三，而京房、焦赣的学说不在其中：其一，周文王只是重叠六爻，没有创作《上经》、《下经》两篇的事，认为是周公的作品，更在其后；其二，《易经》只有《上经》、《下经》两篇，没有十篇的说法，认为孔子作《十翼》，本来就是妄说；其三，《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都出自田何，后来有京氏作为异说，但都是今文经的学说，没有《费氏易》。至于有高氏，更加支离破碎，现在在下面分辨：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大概即位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大概将《易经》的八卦增益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说：“周文王推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说：“《易经》始于八卦，而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其增益之处可以知道。”《问明篇》说：“文王深奥美好。重叠《易经》六爻，不也很深奥吗！”《汉书·杨雄传》说：“文王作为诸侯顺从天命而行道，于是重叠《易经》六爻。”这些都是西汉以前的说法没有明确记载，那么怎么会有《上经》、《下经》两篇的说法，实在让人无法通晓。考察马融、陆绩的说法，都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这必定有所承袭。《志》说“文王重叠六爻”，大概是不敢突然改变西汉旧说，以惊骇视听，而又说“创作《上经》、《下经》”，这是明确认为文王作了《卦辞》。其言辞闪烁，所谓“诬蔑善人的人，其言辞游移不定”。其辨析详见《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述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信、王同等《易经》先师的《传》都是二篇，《章句》类施氏、孟氏、梁丘氏各二篇，那么《易经》的《卦辞》《爻辞》《彖传》《象传》都合并在一起，因为简册繁重，分为《上经》、《下经》两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传》为“《易大传》”，大概《系辞传》中有“子曰”，就不是出自孔子手笔，只是孔门弟子所作，由商瞿等人传授，所以太史谈不把它当作经而当作传。至于《说卦》《序卦》《杂卦》这三篇，《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后来得到的，大概本于《论衡·正说篇》“河内后来得到逸《易》”的事。《法言·问神篇》说：“《易经》缺失其中一篇，即使愚笨的人也知道缺失了”，那么西汉以前《易经》没有《说卦传》可以知道。杨雄、王充曾经见过西汉博士的旧本，所以知道。《说卦传》与孟氏、京房的《卦气图》相合，其出自汉代伪托无疑。《序卦传》肤浅，《杂卦传》则谈论训诂，这是刘歆伪窜的，并非河内所出，宋代叶适曾经攻击《序卦传》《杂卦传》是后人伪作。《习学记

译《言》歆既然伪造了《序卦》《杂卦》两篇，这是西汉人所没有见过的，又在《儒林传》中说费直“只是用《彖》《象》《系辞》以及十篇《文言》来解说上经和下经”，这里却说“孔氏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十篇”，又叙述《易经》有十二篇，却假托为施、孟、梁丘三家，又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窜入“孔子晚年喜爱《易》，作《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话，颠倒混乱。学者们传授学习，对此熟记于心，没有人明白其伪造窜改之处了。各家引用孟喜、京房的注，偶尔有涉及《说卦》《序卦》《杂卦》的，如果不是窜乱的条目，就是后人附加增补的话，就像《左传正义》引用《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左丘明作传”的事情一样，不足以作为依据。《易》是没有经过焚烧的书，尚且可以假托伪造，而人们没有怀疑的，何况其他经典呢！那么天下人被欺骗，本来就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借助司马迁、王充的说法，孔子的《易》几乎就没有再被阐明的日子了，这也是很危险的啊！

译按：西汉只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易》，费氏、高氏在哀帝、平帝时才突出出来，西汉的儒者们没有见过。传授费氏《易》的王璜，就是传授徐敖《古文尚书》的人，他是刘歆所假托伪造并托付的人，这非常明显。他说“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也是伪托，只是为了借以尊崇费氏罢了。汉朝到了中期，经学事业非常兴盛，人们利用私学，多想着伪造撰述。所以《易》有焦延寿、京房、赵宾用阴阳灾变来解释《易》；《书》有《泰誓》、张霸的《百两篇》；《礼》有方士、明堂的各种学说。大概作伪的人已经很多了。刘歆伪造古文，发源于《左传》，完成于《周官》，遍伪各种经典，作为佐证。唯独缺《易》，于是抄袭焦延寿、京房的残余，改变其面目，所以说“长于卦筮”，又说“没有章句，只用《彖》《象》《系辞》和十篇《文言》来解说上、下经”。大概刘歆用余力来做这件事，凑成各种经典的古文罢了。《后汉书·儒林传》说：“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后来马融也为其作传。马融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从此《费氏易》兴起。”《经典释文序录》说：“永嘉之乱，施氏、梁丘氏的《易》失传，孟氏、京氏、费氏的《易》，没有人传授。马融、郑玄的《易》，就是《费氏易》，怎么能说《费氏易》没有传授呢？陆德明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这是后汉末年都是费氏的学说。而《释文》中有《费直章句》四卷，难道是后人附加的吗？”然而既然说“兴起”，又说“没有人传授”，那么一定有说法。现在从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到王弼的注，都是费氏的说法，《三国志·虞翻传》注记载虞翻上奏说：“我听说六经的开始，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这是刘歆六经以《易》为首的说法。“我的高祖父年轻时学习孟氏《易》，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前人通晓讲解，多玩弄章句，虽然有秘说，但对经文疏远。”这是虞翻抛弃师法的证据。虞翻传又记载虞翻的《国语训注》，这是虞翻大概学习古文的证据。大概马融、郑玄之后，费氏学说大行，学者无不在其笼罩之中，学习费氏学说的人又人人意见不同。荀爽既不同于马融、郑玄，虞翻又不同于郑玄、荀爽，总之都是费氏的说法。虞翻自称孟氏，大概是假借之辞罢了。那么现在的《易》也是刘歆的伪学。唉！后世的六学，都是刘歆的说法，孔子的道从此一变，已经两千年了。《儒林传》说高相“也没有章句，专门解说阴阳灾异”。大概刘歆另有五行传的学说，溢出而成为这样。《传》又说“自称出于丁将军”，就像《毛诗》自称是子夏所传一样，也像《春秋》的故实用邹氏、夹氏来影射一样，也是刘歆所为。只有刘歆斥责孟氏、京氏的伪学，详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分为五十七篇。颜师古说：“孔安国《书序》说‘共有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奉诏作传，引序各冠于篇首，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叙赞》说：‘后来又丢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

《经》二十九卷。有大夏侯、小夏侯两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师古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的。”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夏侯、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夏侯、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是周朝的史记。颜师古说：“刘向说：‘周朝的诰誓号令。大概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现在存在的有四十五篇了。”

《议奏》四十二篇。是宣帝时石渠阁的论议。韦昭说：“石渠阁名，在这里讨论经书。”

总共《书》有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加入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说：“这里凡是说‘入’的，是说《七略》之外，班固新加入的。说‘出’的与此相同。”《易》说“河出《图》，雒出《书》，圣人效法它。”所以《书》的起源很远了。到孔子编纂它，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共百篇，并为它作序，说明其作意。秦朝焚烧书籍禁止学习，济南伏生独自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丢失了，求得二十九篇，用来教导齐、鲁之间。到孝宣帝时，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出于孔子壁中。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想扩大他的宫殿，而得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记》等数十篇，都是古字。共王进入他的住宅，听到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就停止不毁坏。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用来考证二十九篇，多得到十六篇。安国献上去，遭遇巫蛊事件，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校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

译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简上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字；简上有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脱落的字有几十个。《尚书》是古代的号令。向众人发布号令，如果言辞不具体完备，那么听受并施行的人就不明白。古文应当用《尔雅》来解读，所以通过解释古今语言的差异，就可以知晓其意。

译按：伏生所传授的《尚书》共二十八篇。伏生本是秦朝的博士，秦朝焚书时，除了博士官职所掌管的书籍外，其余全部焚毁，那么博士所掌管的书籍就没有被焚毁，由此可见，伏生所传的《尚书》，确实是孔子所传的全本。博士官以《尚书》为完备，因为其传授有头绪，所以将其比作二十八宿。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传授今文《尚书》没有不同的说法。而《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说“伏生寻求他的《尚书》，只得到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引用《论衡》认为这是“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刘歆在《移太常书》中所说的“《泰誓》后来得到的，博士们集合诵读它”，所以经文共二十九卷，大夏侯、小夏侯的《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夏侯、小夏侯的《解故》二十九篇，都是因为博士将《泰誓》合入经文中，连同二十八篇一起计算，所以成为二十九篇。刘歆想用古文扰乱今文经学，所以说“总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秦朝焚书禁绝学术”、“汉朝兴起，散失，求得二十九篇”，表明《尚书》不完备，以便他作伪。刘歆不直说，又窜入《史记·儒林传》来迷惑人，以便作伪而人们不感到惊异。《书序》的伪作，在《书序辨伪》中另有详述，这里不详说。

关于孔子壁中古文的事，其伪作之处共有十点：秦朝虽然焚书但六经并没有残缺，孔氏遗书藏在孔庙中，世代不断，诸儒按时学习。篆书与籀文相承，不可能有古文。孔襄担任孝惠帝的博士，孔忠、孔武都担任博士，也不可能突然从孔壁中拿出书来。这是第一点伪。查《史记·鲁共王世家》没有记载毁坏孔子墙壁得到古文经书的事。司马迁在齐、鲁之都讲学，加上他生性好奇，如果有这事，必定会详细叙述。这是第二点伪。鲁共王在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去世，那是武帝元朔元年，即武帝初年，《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末年”，这是第三点伪。从元朔元年到征和二年巫蛊事件发生，共三十六年，武帝推崇奖励经学，搜访遗书，孔安国为什么拖延几十年直到遭遇巫蛊之时才献书？况且孔安国早逝，怎么能到征和年间遇到巫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依据荀悦《汉纪》“安国家献之”，但既然献了，为什么武帝久久不立？欧阳氏为什么不提一句？或者依据《外戚陈皇后传》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因给皇后施行巫蛊祭祀祝诅，大逆无道，牵连被杀三百余人。”那时孔安国正担任博士。但此后都尉朝等人仍可请求，为什么不见记载？这是第四点伪。河间献王也得到《古文书》，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为什么司马迁没有见到？又这本经书由谁传授，与鲁共王所得孰先孰后，原本有何同异，增多了多少篇，为什么《汉书·艺文志》不叙述？难道有散失之余，遗书偶然出现，而篇简文字不谋而合的道理？其为伪造，由此已明。这是第五点伪。孔安国用今文字读古文，即使有壁中书，孔安国也只认识二十九篇，怎么知道多出十余篇？这是第六点伪。儿宽师从孔安国，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的学问都出自儿宽，那么都是孔安国的传授。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问《故》，那么假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都传授，那么今文古文实际上就没有不同的版本了。《儒林传》说“司马迁书中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徽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说。”这些都是今文篇，没有一篇是增多的篇，所不同的只是孔安国的古文说罢了。但古文的不同在于字，孔安国仍用今文读，更没有说法了。即使孔安国确有说法，也与儿宽同传，况且现在考证司马迁记载《尧典》等篇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今文，认为是古文的说法是妄说。这是第七点伪。孔安国是得到古文的人，是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的本师，经文应该完全相同，为什么有三处脱简、数十处脱字、七百多处文字不同？这是第八点伪。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既然传授孔安国学，那么也就传授古文学，为什么没有这十六篇，而只有都尉朝、胶东庸生独有？这是第九点伪。孔安国传《书》到龚胜者八传，到孔光者五传，到赵玄者七传。详《汉书·儒林传辨伪》，今学经八传到龚胜，古学经三传到胡常，就当在哀帝、平帝时了。为什么相差这么远？这是第十点伪。

对比观察，大概不必等到言辞穷尽，其伪作已经显露了。武进刘逢禄说：《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完全没有师说’，即《史记》说‘《逸书》得到十余篇’、刘歆说‘《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记载其目录说：《舜典》一，《汨作》二，《九成》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皋陶谟》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成》九篇共一卷，所以是十六篇。大概这十六篇也是《逸周书》之类，未

译这些篇章必定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是刘歆等人增补进去的，用来压制今文经学的博士罢了。东汉初年研究古文经的卫宏、贾逵等人，都没有为之作注解说，所以这些篇章最终亡佚了。总之，根据《舜典》《皋陶谟》的序言来阅读，那么《典》《谟》都是完备的；《逸书》中另外有《舜典》《大禹谟》《弃稜》，这必定是刘歆等人的伪造。」刘逢禄已经能够揭露刘歆的伪作了，然而他还认为「这些也像《逸周书》之类，未必出自孔子旧宅墙壁」，那么仍然被刘歆所欺骗了。《汉书·律历志》全部采用刘歆的《三统历》，其中引用《武成》篇，用《逸周书》来考证，就是《世俘解》篇。《世俘解》说「维四月乙未日，武王平定四方，推翻殷商天命而拥有天下。」这是叙述以《武成》命名篇章的意思；接着说「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魄，《志》作『死』魄，若翼日，《志》作『翌』日，下同，丁未，《志》作『癸巳』，武王于是从周出发，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于是早晨从周出发，去征伐纣』」，《汉书·律历志》相同；又说「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月，《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早晨到达并接触商都，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书·律历志》相同；又说：「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早晨到达，《志》无此二字，在周燎祭。」《志》下有「庙」字，《汉书·律历志》相同；又说「若，《志》无此字，翌日辛亥，在，《志》下有『天』字，位祭祀，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于是率领诸侯在周庙祭祀割下的左耳。」《汉书·律历志》相同。这是刘歆窃取作为《武成》篇无疑。郑康成认为建武年间亡佚，见于《正义》，意思是刘歆因为出自《逸周书》太明显，又从而隐藏它吗？像这篇，刘逢禄认为也像《逸周书》之类，是适宜的。至于《舜典》，《书序》中才有它，伏生、《史记》都将《尧典》作为一篇，没有分为两篇的说法。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进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亡佚《舜典》一篇，悬赏寻求未能得到，于是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来接续它。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姚方兴采集马融、王肃的注，伪造孔传《舜典》一篇，说在大{舟行}头买得，进献上去。梁武帝时为博士，议论说：孔《序》称伏生误将五篇合并，都因为文辞相承接，所以导致错误。《舜典》开头有『曰若稽古』，伏生虽然昏老，怎么容得下合并它？于是没有采用。」梁武帝的话，虽然证明了姚方兴的不是真品，实际上说明了伏生原本没有错误。估计刘歆所伪造的，应当另外有一篇。《序》说「虞、舜地位卑微，尧听说他聪明，将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作《舜典》」，仍然符合现在《尧典》的意思。赵岐《孟子注》说「孟子所说的舜的事迹，都是《舜典》及《逸书》所记载的。」意思是刘歆窃取《孟子》而为之。然而《宋书·礼志》记载高堂隆引用《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光，建皇授政改朔」，这必定是刘歆所伪造的。至于《汤诰》，窃取于《殷本纪》。以此类推，那么十六篇都是刘歆偷窃伪造的，非常明显了。其《儒林传》中记载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昂、王璜、涂恽、桑钦传授学业的姓名，大都是伪造的。又因为胡常传授《左氏春秋》，徐昂传授《毛诗》，王璜传授费氏《易》，伪造经师传授受业，都是这几个人。然而说「王莽时各种学问都设立，刘歆为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这是刘歆所传授的意思容易看出来了。总而言之，孔安国将学业传给儿宽，欧阳生、大小夏侯都出自儿宽，他们的门徒在汉代星罗云布，却没有听说古文十六篇的不同说法。刘歆《移文》说庸生学问同于古文，《隋书·经籍志》说孔安国私下将学业传给都尉朝，为什么朝、庸生这么幸运，而儿宽与司马迁这么不幸呢？考察其源流，几乎不值一笑了。

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这里的《经》，就是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加上后来得到的《泰誓》的本子。《古文经》四十六卷，在二十九卷之外又多出了十六篇，计算起来还缺一卷，必定是把《序》的卷数合进去才凑足，那么《序》与那十六篇一同出现就毫无疑问了。欧阳生、大小夏侯生都不提及《序》，东汉时古文经学大行其道，注解《尚书》的人于是都注解《序》，这就清楚地表明《序》是刘歆伪造的古文经的一部分。详见《书序辨伪》。

有人说：刘歆伪造的《书》《礼》《礼记》《周礼》《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毛诗》《费氏易》也是古文。凡是后世号称经典的东西，都是刘歆伪造的经典，扰乱了先圣的典章文献，迷惑了后世儒者的耳目，他的罪过本来就不止诛杀所能抵偿。刘歆所伪造的古文固然不可信，凡是《史记》《汉书》中号称古文的东西，难道都是刘歆窜改附会的吗？回答他说：《汉书》由刘歆撰写，不再作为依据；《史记》中所称引的，如《太史公自序》中“十岁就能诵读古文”、《十二诸侯年表》中“年表见于《春秋》《国语》，学者所讥讽的盛衰大旨都指在篇中，作为成学治古文者的总要删节”之类，大多有窜改附会的成分。那些假托为古文的东西，是因为西汉末年金石之学非常兴盛，张敞之后，像杨雄等人也都喜好它。杨雄多识奇异古字，侯芭、刘棻等多人跟随他请教。《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尤其喜好古学，多次跟随刘歆、杨雄辨析疑难异说。”《杜林传》说“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然遭遇艰难困苦，也紧紧握持不离身。”班固也继承杨雄续写《苍颉篇》。当时高雅的人才崇尚古学，由此可见。大概因为太平日子久了，鼎彝逐渐出土，起初是搜罗，接着就作伪，好古的风气都是这样。古董之余，必然产生赝品。京城市场的商人能制作伪碑伪迹，林下的才士也制作伪字伪文，所以《岣嵝山》《禹碑》出自杨慎之手，《答苏武书》只是齐、梁时期的文章；其他如《孝经》孔安国传，是刘炫所作；《子贡诗传》，是丰坊所伪造。大行断字，日本考文，层出不穷，更仆难数。用近世的风气，推测汉时的习俗，伪篇《百两篇》，张霸是先驱；改定兰台，行货是后起。刘歆既然喜好奇字，又担任校书之职，深知此中奥秘，借此作奸犯科，于是造作文字，伪造钟鼎，假托为三代之物，流传后世，征引应验既多，传授自然广泛。用奇字来欺骗世人，借古文来影射，《左氏春秋》，是他窜改伪造的开始；共王坏壁，是他肆意编造无稽之辞的开端。看见传记中有引用未修定的书篇，就假托为《逸书》来隐藏自己；窥见士礼不能通达于天子，就伪造《逸礼》来创立制度。恰逢王莽篡位，他正好掌管文章典籍，对内奖赏暗中干求的人，以成就其富贵的图谋；对外凭借威权，来推行其矫伪的学问。上承名父的基业，加上超绝常人的才华，所以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没有不伪窜的。编写《尔雅》《八体六技》的书以及钟鼎，来辅助其古文体系。于是学者都受迷惑，遮蔽千年，都是古文经造成的。他说“古文读应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语而可知”，这是刘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的原因，其详细情况见下文，这里不详述。至于王肃伪造古文，则是刘歆的重儓，张霸的螟蛉，近代人多能论述。现在只阐明其出于王肃，其他不详述。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诗。应劭说“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颜师古说“‘故’，是通晓其指义的意思，其他都与此类似。现在流俗的《毛诗》把‘故训传’改为‘诂’字，失去了真意。”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总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尚书》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哀乐之心被感动，而歌咏的声音就发出。诵读其言辞叫做“诗”，咏唱其声音叫做“歌”。所以古代有采诗的官员，王者借此观察风俗，知道得失，自我考察纠正。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采殷诗，下取鲁诗，共三百五篇。遭遇秦朝而能保全，是因为讽诵，不仅仅在竹帛上所以。汉朝兴起，鲁地申公为《诗》作《训故》，而齐地辕固、燕地韩生都为之作传，有的取《春秋》，采杂说，都不是其本义。与不得已相比，鲁诗最为接近。三家都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称是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喜好它，未能立于学官。

译按：三家《诗》的传承，源流深远。申公是孙卿（荀子）的再传弟子。辕固生在景帝时罢官归乡时已九十多岁，那么汉朝建立时他已三十多岁了。韩婴在孝文帝时已担任博士，那么他也是先秦的遗老，距离七十子（孔子弟子）的渊源不远。况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言语颇与齐、鲁两家的说法不同，但归旨是一致的”，那么三家《诗》的义理并无差别。况且不仅仅是三家《诗》，凡是今文博士的说法都相同。《诗经》以“三颂”结尾，以《周颂》《鲁颂》《商颂作结，正与孔子作《春秋》依据鲁国、亲近周朝、故念宋国的义理相合。那么选取《春秋》，乃是三家《诗》传承孔子学说的正宗。子夏通过“礼后”领悟《诗》，子贡通过“切磋”领悟《诗》，《孟子》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是孔子”，《坊记》《中庸》《表记》《衣》《大学》中，孔门谈论《诗》，都是“采杂说”。认为这些“非本义”，谁能纠正呢？三家《诗》的谱系非常详细，义理归一。没有提到《毛诗》的，直到平帝、王莽时才突然出现。《汉书·艺文志》说“又有毛公之学，自称是子夏所传。”托称“自称”，不详其根本师承。这是第一处伪迹。《经典释文序录》引用三国吴人徐整的话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作《诗故训》，传于家中，传授给赵人小毛公，小毛公担任河间献王博士。”另一种说法：这见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玑也是三国吴人）：“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授给鲁人大毛公。”自东汉以后，《毛诗》大概盛行，而徐整、陆玑叙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没有一处相同的。一种认为出于孙卿，一种认为不出于孙卿，在三国时还没有定论，那么支派不清。这是第二处伪迹。同一大毛公，一种说法认为是河间人，一种说法认为是鲁人，那么根本师承的籍贯无据可查。这是第三处伪迹。《汉书》只称毛公，不区分大毛公、小毛公，不认为是两个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用《郑谱》说：“鲁人大毛公作《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得到后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为两个人。刘向、班固不知道，郑玄、徐整、陆玑生于其后二百年，从何得知？那么根本师承歧乱。这是第四处伪迹。《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担任河间献王博士，传授给同国人贯长卿，长卿传授给解延年，延年担任阿武令，传授给徐敖，敖传授给九江陈侠，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说敖以《古文尚书》传授给王璜、涂恽。王莽时，刘歆为国师，都显贵。考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去世到魏文侯元年共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从魏文侯元年下到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共二百六十九年；从河间献王元年下到王莽居摄元年共一百六十年；那么从子夏退居西河到王莽时共四百二十九年。如果按徐整的说法，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致徐敖，共八传正值王莽时代。以《儒林传》考察，《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徐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张斿卿，以《诗》传授给元帝，仍当宣帝时。斿卿门人许晏，还有二三传乃至王莽时代，那么已七八传了。《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昌，五传张邯、皮容。《韩》也五传至张就、发福。而伏生传《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时。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距伏生凡八传了。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传，至施、孟、梁丘已传了。《诗》《书》自汉初至西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可信？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这是第五处伪迹。《史记》无《毛诗》，《汉书》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毛苌矣。夫刘、班、郑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梁本无名字，公羊、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而公羊忽名高，梁忽名赤、名俶，几若增华

译习久成真，于是“乌有先生”便窃取了千年以来两庑的祭祀地位。韩愈说：“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这与伍子胥被称为“伍髭须”、杜甫被称为“杜十姨”有什么不同呢？从祀大典，连亲传《诗经》《礼记》的大儒荀子尚且不能参与，而妄人伪托杜撰的名字，却得以错误地厕身其间，这不仅是可笑，更是骇人听闻！名字妄增，这是其伪六。

按：东汉纬书流风盛行，人人都可以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从名字来看，高行子、帛妙子难道是儒者的名字吗？河间献王没有获得《毛诗》并设立博士的事，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为依据，则是窜乱依托。这是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篇》。

其他如《国风》《小雅》《大雅》，即是正统的《诗经》。所以有燕享、祭祀之礼，于是创作《雅》《颂》作为燕享、祭祀的乐章；有夫妇之礼，即有房中之乐，因而创作《关雎》《鹊巢》等诗作为乐章。此外，《变风》《变雅》中采自民间的，则不是乐章，如《二南》中的《汝坟》《甘棠》《行露》《匪风》，《豳风》中的《破斧》《伐柯》，《颂》中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都是因事而作，不作为乐章，但也都入乐了。《仪礼》中的燕礼、乡饮酒礼、宾射礼，都在升歌、笙、间合乐之后，乐工报告“正歌备”，才接着进行无算爵，以无算乐结束。所谓“无算”，或是间奏或是合奏，尽欢而止。《乡饮酒礼》《乡射礼》都在第二天休息司正时说“乡乐唯欲”。那么《二南》除前三篇外，可以随意歌唱。这是无算乐中的散歌、散乐之一。

自宾客祭祀用乐之外，古人以音乐佐助饮食，所以鲁国的乐工有亚饭、三饭、四饭。至于乐工以纳言，时而宣扬，师箴，瞍赋，蒙诵。大夫弹琴讽谏，国史采集众诗授给蒙瞍，让他们歌唱以讽喻上级。《诗大序疏》《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宴乐雅颂迭乐序”，这是乐工歌唱的散歌、散乐。《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说“《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庄子》称“曾子歌《商颂》”，这是国子弦歌的散歌、散乐。所以季札观乐，为之遍歌《风》《雅《颂》，尤为全诗入乐之证。

毛亨在《小雅·楚茨》诸篇及《大雅》诸诗中，都以空衍，不能言其为乐章。即使如《斯干》为考室乐章，《郑笺说：“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歌《斯千》以落之”。”《云汉》为雩祭乐章，贾公彧说：“邦有大烖，则歌哭而请《云》之诗”是也。晋、魏时大雩、祈早皆歌《云汉》之章。汉时雅可歌者八篇，《变风》之《伐》、《变雅》之《白驹》在，尤可见诗皆入乐之证。

自毛不能详其义，于是诗有入、不入之讼。程大昌、陈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诸为徒诗”。陈启源为回护《毛序》故，至谓《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为《小雅》始，《文王》为《》始，《清庙》为《颂》始”不同。这是其伪八。

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王》在《豳》后、《》在《郑》前不同，据《》述《郑谱》，郑用《》说也。这是其伪九。

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肆直而慈爱者宜歌《》”，郑注：“《》，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诗》，改宋为商。《史记宋》“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妄为异论。这是其伪十。

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毛》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亡。这是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

译参见《儒林传》，《志》中也说“孔子纯粹选取周代的诗歌，向上采集殷代的，向下选取鲁国的，总共三百零五篇”，三家《诗》的说法都相同。而《毛诗》多了《笙诗》六篇，这就导致篇目增多。这是它的第十二处伪误。其他如《汉广》解释为“德行广博所及”，《白华》解释为“孝子的洁白”，《崇丘》解释为“万物得以达到其高大”，《雨无正》解释为“众多如雨却不是用来作为正道的”等等，大都是望文生义，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只是用空泛的言辞来敷衍。这是它的第十三处伪误。如果《小雅》从《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都是讽刺周幽王的诗，讽刺幽王怎么这么多，而其他君王怎么完全没有一篇呢？这已经与三家《诗》大不相同。《楚茨》等篇本是祭祀的乐歌，却也被认为是讽刺幽王。朱熹早就对此产生怀疑。这是它的第十四处伪误。《诗》本来是乐章，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才各得其所。”这纠正了“古人将诗、乐分为两种教化”的说法，斥责后儒舍弃诗歌而征引音乐，违背了古人诗教的宗旨。因此为了维护《毛诗》，明显违背了孔子校正音乐而《雅》《颂》各得其所的意义，又与季札观乐时遍唱《风》《雅》相矛盾。这是它的第十五处伪误。

译其他关于《诗》义、征引《礼》制的说法，与今文经明显相违背的，共有成百上千条，详见《毛诗伪证》，此处不再赘述。那些声称“河间献王喜好它”的话，被当作旁证，都是刘歆窜改附会的伪说。然而他移交给博士时不敢称引，仅仅记载在《七略》中。他伪造的《易杂卦》以及费氏《章句》，都不敢记载在《七略》中，只是私下传授给他的门徒。这种费尽心机却日益窘迫的情形，也可以看出来了。

《礼古经》五十六卷。《礼经》七十篇。后氏、戴氏的《礼记》一百三十一篇。这是孔子七十位弟子之后的学者所记载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这是古代明堂的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这是七十子后学者的著作，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他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颜师古说：“现在《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也不是原本《礼经》的内容，大概属于这一类。”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期，刘歆设立博士。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这是汉武帝时期的作品。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这是石渠阁会议上的奏议。

总计《礼》类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包括《司马法》一家，一百五十五篇。

《易经》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之分，礼义有所错置。”而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代，细致地设立防范，为事务制定制度，所以说：“《礼经》三百条，威仪三千种。”等到周朝衰微，诸侯超越法度，厌恶这些法度对自己有害，都销毁了它们的典籍，从孔子时代起就不完备了。到了秦朝更加毁坏。汉朝兴起，鲁地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汉宣帝时期，后仓最为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这三家在学官中设立博士。《礼古经》出自淹中，以及孔氏所传的七十篇，文字相似，多出三十九篇；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中所见的，多涉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备，还是胜过后仓等人推演《士礼》而延伸至天子制度的说法。

按：《礼经》十七篇，自从西汉诸儒以来，没有人认为它是不完整的，我设立四条证据来阐明这一点：郑玄说：“传授《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以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闻名于世。”熊氏说：“五传弟子，指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以及戴德、戴圣为五传。”十三家，应当连同闾丘卿、闻人通、庆普、夏侯京、徐梁、桥仁、杨荣这七人一起计算为十三家。五传弟子没有说有所缺失。《史记正义》引用阮孝绪《七录》，说：“博士侍其生得到十七篇。”即使与高堂生传授不同，但同为十七篇，没有不同的说法。这是证据一。《小戴礼记》中的各篇，本是用来解释经文的。《昏义》说：“礼，始于冠礼，根本于婚礼，重在丧礼、祭礼，尊崇于朝礼、聘礼，和谐于乡饮酒礼、射礼。”《礼运》说：“通达于丧礼、祭礼、射礼、御礼、冠礼、婚礼、朝礼、聘礼。”又说：“实行这些，通过货力、辞让、饮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御礼、朝礼、聘礼。”两个“御”字都是“乡”字的误写。《孔子家语》说：“通达于丧礼、祭礼、乡礼、射礼、冠礼、婚礼、朝礼、聘礼。”正好写作“乡”字。《乐记》说：“射礼、乡饮酒礼、食飨礼，是用来端正交接的。”《仲尼燕居》说：“射礼、乡饮酒礼，是用来仁爱乡党的。”《昏义》说：“和谐于乡饮酒礼、射礼。”《乡饮酒义》说：“孔子说：我观察乡饮酒礼。”《王制》把乡饮酒礼作为六礼之一。综合来看，其为讹误写成“御”无疑。《疏》误解为五射、五御的意思，非常错误。仁和邵懿辰发挥此说最为详细。《经解》则以婚礼统摄冠礼，以乡饮酒礼统摄射礼，将婚礼归为夫妇之礼，将丧祭之礼归为父子之礼，将乡饮酒礼归为君臣之礼。所以说：“朝觐之礼，是用来明确君臣之义的；聘问之礼，是用来使诸侯相互尊敬的；丧祭之礼，是用来明确臣子之恩的；乡饮酒之礼，是用来明确长幼之序的；婚礼，是用来明确男女之别的。所以婚礼废弃，那么夫妇之道就痛苦而淫邪之罪就多了；乡饮酒礼废弃，那么长幼之序就丧失而争斗之狱就繁多了；丧祭之礼废弃，那么臣子之恩就淡薄而背弃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就多了；聘觐之礼废弃，那么君臣之位就丧失、诸侯的行为就恶劣而背叛侵凌的败坏就兴起了。”《大戴礼记·礼察篇》大致相同。《盛德篇》说：“凡是不孝，产生于不仁爱；不仁爱，产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是用来教导仁爱的。达到仁爱，所以能达到丧祭……死后尚且思念追慕供养，何况活着的时候呢？所以说：丧祭之礼明确，那么百姓就孝顺了。所以有不孝的狱讼，就整顿丧祭之礼。凡是弑杀上级，产生于义不明。义，是用来区分贵贱、明确尊卑的。贵贱有序，百姓尊敬上级”

译尊敬长辈了。百姓尊敬上级、敬爱长辈，而犯下弑杀罪行的，就很少了。朝见、聘问的礼仪，是用来彰明道义的。所以，如果有弑杀的狱讼，就应当整顿朝见、聘问的礼仪。大凡争斗诉讼，产生于互相侵扰欺凌。互相侵扰欺凌，产生于长幼没有秩序，而用恭敬谦让来教导他们。所以，如果有争斗诉讼的狱讼，就应当整顿乡饮酒的礼仪。大凡淫乱，产生于男女没有区别，夫妇没有道义。婚礼、享聘，是用来区别男女、彰明夫妇道义的。所以，如果有淫乱的狱讼，就应当整顿婚礼、享聘。」按：《坊记》说：“君子之道，开辟则设立堤防，堤防是防止百姓不足之处……即使设立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所以君子用礼来堤防德行……礼，是顺应人的情感而制定节制文饰，作为百姓的堤防。”使百姓“贫穷却喜好音乐，富有却喜好礼仪……饮酒、吃肉，谦让而接受劣质的”，那么争斗诉讼的狱讼就平息了，这就说明乡饮酒的礼仪彰明了。“礼，是用来彰明疑惑、区别细微，作为百姓堤防的。所以贵贱有等级……朝廷有位次……向百姓显示君臣的区别”，那么弑杀的狱讼就不会发生了，这就说明聘问、觐见的礼仪彰明了。“教导百姓追念孝道……向百姓显示不争、不贰、不疑”，以“确立上下尊卑”，那么不孝的狱讼就罕见了，这就说明丧祭的礼仪彰明了。“礼，堤防百姓的淫乱，彰明百姓的区别，使百姓没有嫌疑，作为百姓的纲纪。”教导百姓不“以美色重于德行”，那么淫乱的狱讼就断绝了，这就说明婚姻的礼仪彰明了。这与《经解》《盛德》的说法相呼应。沈约认为《坊记》《表记》《缁衣》都是子思所作，他的说法尤其值得依据。《本命》又把冠礼、婚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礼、乡饮酒礼、军旅礼列为九礼。宾主礼即燕礼、食礼、相见礼，军旅礼则寓于射礼之中。《王制》专门教导百姓，所以去掉朝礼、聘礼，成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六礼。凡是《戴记》中的八礼，十七篇都已经完备。证据二。大戴《士冠礼》第一，《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士丧礼》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礼》第六，《特牲馈食礼》第七，《少牢馈食礼》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礼》第十，《乡射礼》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仪》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大夫礼》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第一、二、三篇，是冠礼、婚礼；第四、五、六、七、八、九篇，是丧礼、祭礼；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篇，是射礼、乡饮酒礼；第十四、十五、十六篇，是朝礼、聘礼。《丧服》贯通上下，且是子夏的传注，适宜附在末尾。其顺序与《礼运》完全吻合，与《王制》也相合。刘向《别录》把丧礼、祭礼六篇放在后面，而把《丧服》移到《士丧礼》之前，这是用《子夏传》扰乱了孔子的经文。《小戴》的顺序更加杂乱。怀疑子游将《礼运》传授给夫子，十七篇的顺序已经如此，而高堂生传授给大戴，这尤其明确可据。证据三。《戴记》有《冠义》来解释《士冠》，有《昏义》来解释《昏礼》，有《问丧》来解释《士丧》，有《祭义》《祭统》来解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来解释《乡饮酒》，有《射义》来解释《乡射》《大射》，有《燕义来解释《燕食》，有《聘义》来解释《聘礼》，有《朝事》来解释《觐礼》，有《四制》来解释《丧服》，没有一篇出于十七篇之外。证据四。

译由此证明《礼》的十七篇完整无缺，是确凿无疑的。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有冠礼、婚礼，夫妇之间便有了分别；有丧礼、祭礼，父子之间便有了亲情；有乡饮酒礼、射礼，长幼之间便有了次序；有朝见、聘问之礼，君臣之间便有了威严。夫妇有别之后父子才亲，父子亲之后长幼才有序，长幼有序之后君臣才严。从家门到乡里，从乡里到邦国、朝廷，这些礼仪不可一日废止。五伦的纲常，根植于五性之中，本末都完备地举出了。至于朋友之间的交往，士相见礼属于在下位的朋友，食燕礼属于在上位的朋友；况且礼仪都具备宾主之分，那么朋友之交就横贯于达道之中，天下的人都在其中了。《大传》说：“亲爱亲人，尊重尊者，敬爱长者，男女有别，这些不能与百姓一起变革。”《礼经》的意义，就是所谓“不能与百姓一起变革”的那些内容。《丧服》这一篇，兼括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涵盖了上治、下治、旁治，而人伦治理的大体没有不举出的，总之是为了规范人伦。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理透彻，人道完备，孔子之所以制定《礼》仅用十七篇来教导万世，是因为认为内外精粗已经足够了。所以自西汉以前，没有人说十七篇有缺略的。朱子修订礼仪，分为家礼、乡礼、学礼、王朝礼。王通以冠、昏、丧、祭为四礼，这就是家礼。射礼、乡饮酒礼，是乡礼；朝见、聘问，是邦国、王朝的礼仪。而士相见礼，则寓含了学礼。其大小高卑无所不包，就像这样。

有人说郊祀、社祀、禘祀、尝祀、山川五祀、两君相见、大飨、王事、公冠、衅庙以及天子、诸侯的婚礼、祭礼，孔子屡次与门徒谈论，或者杂见于经、记之中。《中庸》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似乎不止十七篇。然而天子、诸侯的礼仪不可以向下传达，由官府掌管，典章极其繁重，士民有老死也见不到的，不可以用来教导人。况且王礼虽然重要但施行范围狭窄，大夫、士、庶人的礼仪虽然简略但施行范围广泛。况且哀公派孺子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那么鲁国起初就没有士丧礼；连执羔、执雁都不知道，那么鲁国就没有士相见礼。鲁国作为奉行礼仪的国家尚且如此，所以孟子说“诸侯厌恶它对自己有害，都去除了它的典籍”。“周室班爵禄”，就像如今的《搢绅录》之类，其详情已经听不到了。司马迁说自孔子时已经不完备，确实如此！只有乡饮酒礼、射礼在当时通行，《论语》记载“乡人饮酒”，《射义》记载“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而《史记》说“孔子死后，诸儒在孔子墓上习练乡饮酒礼、大射礼”。其余冠、昏、丧、祭、朝、聘等礼，由孔子周游列国问礼，搜集残存的资料，重新加以整理，周详完备，曲尽其序，保存十七篇，已经算是完备了。孔子困顿不得位，对于王礼自然不能全部具备，但已经有各种记述附在其中，弥补其空隙，使后王得以推行，本来就已经举一隅而能反三隅了。所以十七篇出自圣人的心意，传为世间的法则。而有人怀疑三百篇的不完整，是不通晓事势情实的人。《礼经》虽然只有十七篇，而《丧服》是子夏所作，所以大戴将其附在末尾，那么孔子亲手确定的实际上只有十六篇。说“十七”篇，是合《丧服传》而言的。那么高堂生的目录，就像《易》上、下二篇之外还有《系辞》一样。

《逸礼》的说法，西汉没有人谈论。刘歆编写《七略》，修订《汉书》，于是将古文诸经杂糅窜入《艺文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中。然而《史记》的《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都没有这件事，其为窜改伪造很容易明白。即使以后人所引用的《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烝尝礼》《中溜礼》《巡狩礼》《朝贡礼》，以及吴氏所辑录的《奔丧》《投壶》《迁庙》《公冠》之类，夹杂在十七篇之间，也不能相比附。因为常与变不相容、偏与正不相袭。况且如《太平御览》引用的《巡狩礼》，文辞不古，以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荒诞而不合常理。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用的《王居明堂礼》数条，都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其为刘歆剽窃无疑。也就像《逸书》伪《武成》剽窃《世俘解》，其为他篇作伪可知。有人以为多出的三十九篇，就是河间献王所辑录的礼乐古事五百余篇的文字。然而司马迁《献王传》中没有记载，那么献王所辑录的五百余篇也是刘歆的伪文，所谓从淹中得到的，都不足为据。刘歆辅佐王莽篡位，制礼作乐，所以多天子、诸侯的礼仪，因而遍伪诸经作为证据，所以极力贬低十七篇，认为诸经记“虽然不完备，还是胜过仓等推演士礼而致于天子的说法”，其微旨可见。凡是《艺文志》的文义，无不贬低今文而推崇伪古，平心而论，都可以看出来。自那以后，被刘歆的伪说所迷惑，都认为《礼》十七篇不完备，而都

译可惜《逸礼》没有保存下来。朱熹说：“《古礼》有五十六篇，班固的时候那书还在，郑玄也见过它，注疏中多有引用，不知什么时候失传了，非常可惜。”王应麟说：“《逸礼》有三十九篇，它的篇名在其他书中颇有提及，比如《天子巡狩礼》见于《周官·内宰》的注，《朝贡礼》见于《聘礼》的注，《烝尝礼》见于《射人》的疏，《中溜礼》见于《月令》的注以及《诗经·泉水》的注，《王居明堂礼》见于《月令》《礼器》的注，《古明堂礼》见于蔡邕的论述，另外《奔丧》的疏引用《逸礼》，《王制》的疏引用《逸礼》说‘都升堂合食于太祖’，《文选》的注引用《逸礼》说‘三皇禅让于云云，五帝禅让于亭亭’。《论衡》记载‘宣帝时河内女子拆毁老屋，又得到《逸礼》一篇，合计五十七篇’。断开的玉珪、破碎的玉璧，都是宝物啊。”吴澄说：“这三十九篇，在唐初尚存，各位儒生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于是导致失传，可惜啊！”凡是这些儒生都被刘歆大大迷惑，于是人人都把十七篇视为残缺不全的书。唐代编定《正义》，孔颖达亲自为《礼记》作疏，让门人贾公彦为《仪礼》作疏，已经轻视《礼经》了。自宋、明以后，于是废除《礼经》，不用它来考试士人，天下的士人于是再也没有诵读研习的人了。颠倒悖谬，带领天下人侮辱圣人、废黜经典，竟然长达千年。刘歆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惩罚吗！因为他所依托的典籍非常古老，所以混淆了两千年学者的视听，邪说扰乱人心，真是可怕啊！

译据考，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注：此处原文为十六篇，通常指《仪礼》十七篇之误或特定版本，依原文翻译），《易》上下两篇，《春秋》十一篇。《乐》体现在声音中，其制度保存在《礼》中，其篇章保存在《诗》中，没有专门的文字辞章，这合称为六经。它们秉承圣人的制作，尊贵无比，没有能超过它的。《易》中的《系辞》，《礼》中的《丧服》，是依附于经文最早形成的。然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也叫“传”，也是弟子们推演补充的。除了六经之外，都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录的，各自陈述所听到的，有的独自撰写一本书，有的合著一本书，与经书分开流传，统称为“传”。凡是儒家的言论都是如此，就像内典中佛所说的称为“经”，菩萨所说的称为“律、论”一样。虽然《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语，但因为不是孔子亲自撰写的，也命名为“传”。只是各种学说虽然以仲尼为宗师，但也各自阐明一部经书的义理。如《五帝德》《帝系姓》《武王践阼》，是为《书》作传的；《系辞》《易本命》，是为《易》作传的；《王制》《坊记》，是为《春秋》作传的；《曲礼》《玉藻》《少仪》郊特牲》《礼运》《礼器》投壶》《衅庙》，是为《礼》作传的。其余如《经解》《大学》《中庸》之类的，大多是通论。大概七十子后学的记录，就是儒家的书，《论语》《孝经》也在其中。孔门相传，并没有另外编成一本书叫做《礼记》的。只是礼家的先师，摘取七十子后学记录中关于礼的内容编成一册，以便考据，就像后世编纂类书一样。现在查考“儒家”类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即荀子）三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礼礼记》中，如《中庸》采自《子思》，《曾子问》及《立》等十篇采自《曾子》，《坊记》《表记》采自《公孙尼子》，《三年问》采自《荀子》，《保傅》《礼察》《采自《贾谊》，由此可知《礼记》纯粹是采自七十子后学的著作。五家先师，日益附加增益，所以既采录了《贾谊》的《保傅》《礼察》《公冠》等篇，并采录了汉昭帝的《祝辞》，那么宣帝、元帝之后先师所采录的也就包括在内了。而且不仅仅采录记述礼制的篇章，连通论义理的《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也一并采录，逐渐汇集成书，以便学者观览。就像《易》家先师采录《系辞》，《韩诗》采录《外传》一样。司马迁引用“宰予问《五帝德》”，当时还没有把它归入《礼记》，说明《礼记》成书很晚。所以大小戴、庆氏各自有所取舍，各自有所附加增益，既然不是孔子制作的，也与朝廷的功令无关，其篇数大概不可考，只是礼家附记之类的类书，在皇家秘府中也不涉及。刘歆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从《公孙尼子》中采录《乐记》，采录方士的《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和《明堂位》，《隋书·经籍志》说“《小戴礼记》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于是成为四十九篇。”查考：《别录》已有这三篇的目录，那么刘歆已经窜入附会了。他采录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附会在戴氏所传的类书中。因为七十子后学的记录而命名为《礼记》，从此开始。这里说“《记》一百三十一篇。”《经典释文》引《周礼论》序说“《古礼记》二百四篇。”现在加上《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五篇，《周官传》四篇，恰好是二百零六篇。查考“儒家”类，上面除去《内业》《周史六弢》《河间周制》《谰言功议》七部不可考的书，那些称为《周政》《周法》的，怀疑是刘歆伪造用来证明《周官》的，辨析见下文。下面除去《徐子》《鲁仲连》以下，从《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宁越》一篇《王孙子》一篇，《公孙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好二百零六篇。如果认为《中庸》本来就在《记》内，这是说《记》的，不可重复计算，那么《记》有一百九十篇。“儒家”类除去《李氏春秋》二篇似乎是窜入的，实际是二百零四篇。这就是说二百零四篇，是七十子后学记录的原篇，人所共知。刘歆想要攻击后仓《士礼》的缺漏，又窥见《礼经》十七篇中，关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不多，于是伪造典礼作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声称多天子、诸

译关于侯、卿大夫的制度，于是选取七十子后学以及后仓的《记》，并将《明堂阴阳》《王史氏》等数十篇窜入其中，以凑足二百四篇的数目，并极力贬抑今文学派，指责其“推演士礼而将其用于天子”。其作伪的手法，从言辞中便显露无遗。考察孔子审定《礼》仅十六篇，其余则是孔子与弟子口头讲述，未能形成定本，依靠弟子推演补充的内容居多。即便以《丧服》一篇而言，已是子夏的传述，大概是子夏所推演补充的。其他《礼记》各篇的情况可想而知。所以后仓等人推演礼制，是遵循七十子家法；孔子阐发其大义，那么高材弟子人人都能依例推演引申，《论语》所说“举出一个角，不能类推其他三个角，就不再重复教导”，正是强调贵在能够推演引申。如果让孔子事事亲自去做，即使是圣人的力量也有无法穷尽的地方。刘歆趁机窜入伪作，暗中窃取发表，这如同董卓、曹操伺机盗取篡位，只需正名讨伐清除罢了。至于《释文》所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证各家同异，附于戴圣篇章，去除其繁冗及叙述简略之处而流行于世，即现在的《礼记》。”这都是古文学派虚构的说法，不可相信。总之，三家博士选取《礼记》，多寡取舍，各不相同。今本《礼记》，根据《别录》有四十九篇。《别录》是刘歆伪撰，那么也是刘歆所确定以便其窜入附会的，卢植、马融考证并叙述了它。如果《后汉书》曹褒传《礼记》四十九篇，桥仁传《礼记》四十九篇。考察曹褒是庆氏学，桥仁是戴德学，怎么会有四十九篇的说法？这是伪古学窜入无疑。关于七十子后学的记述，在下文详细辨析。

译至于《周官经》六篇，自从西汉以前就没有见过，《史记·儒林传》和《河间献王世家》中都没有记载。它的说法与《公羊传》《谷梁传》《孟子》《王制》以及今文经学博士的观点都相反。《王莽传》中所说的“发掘得到《周礼》以阐明因循借鉴的道理”，所以它与王莽所更改的法度制度大致相同，大概是刘歆伪造撰写的。刘歆想要依附促成王莽的基业而写成这本书，他伪造群经，就是用这些来证明《周官》的。所以刘歆的伪学，以这本书为首。自从临孝存诘难它，何休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阴谋之书”，大概汉代的今文经学家还知道这一点。自从马融、郑玄尊崇它，郑玄认为它是“三礼”之首，从此盛行起来。苏绰、王安石把它施行于政治，毒害天下，以至于大儒朱熹也称赞它“严密无隙，不是周公不能作”，被刘歆欺骗得太厉害了。刘歆伪造诸经，只有《周礼》最早被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等人辨析得已经详细，姚际恒也把它列入《古今伪书考》中了。又查考：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用《马融传》说“到了孝成皇帝时，通达才识的人刘向、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录》《略》。当时众儒认为不对，只有刘歆独自识得，他那时年纪还小，晚年才知道这是周公致太平的事迹。他的弟子大多死丧，只有河南缑氏的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杜子春将近九十岁，能通读其文，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前往拜师学习。”说“只有刘歆独自识得、众儒认为不对”，事理可以明白。这是刘歆作《周官》最明显的证据，那些说刘向著录的话是妄言。有人相信它真的出自刘向，并且说诟病《周礼》是“误解了周公致太平的事迹”，说郑玄采纳它是“不以人废言”，那就是受了刘歆的欺骗。又有人根据《史记·封禅书》说“皇上与公卿诸生商议封禅，群儒采集封禅时《尚书》《周官》《王制》中关于望祀土牛的事”，相信它出自西汉以前。不知道《史记》被刘歆窜乱的地方很多，司马迁时大概没有《周官》，如果有，《儒林传》必定会记载。临孝存认为“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也有错误。武帝时本来就没有《周官》，怎么会有关于它的议论呢？那么临孝存还不知道它的根源。现在用《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来纠正确定，它的真伪就决断了。大概刘歆伪造经书，无事不与今学相反，总集其大成则保留《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都托于周公，大概表面上是用周公居摄辅佐王莽篡位，而暗中是用周公压制孔子的学说，这是刘歆罪不容诛的地方。它的本源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说“从前黄帝得到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到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到奢龙而辨于东方，得到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到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到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到六相而天地治理、神明到来。”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的者，司马也；冬者，李也。”这是六官的由来。《曲礼》中的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也是它的题目。《盛德篇》说“冢宰之官以成就道，司徒之官以成就德，宗伯之官以成就仁，司马之官以成就圣，司寇之官以成就义，司空之官以成就礼……所以天子，是驾驭者；太史、内史，是左右手；六官也是六根缰绳。天子与三公合力，来执掌六官，均衡五政，整齐五法，来驾驭四方，所以只随其所引导而前往。用道来治理则国家安定，用德来治理则国家平安，用仁来治理则国家和睦，用圣来治理则国家太平，用义来治理则国家成就，用礼来治理则国家稳定，这是驾驭政治的体制……所以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去纲纪，叫做乱，乱了就整顿冢宰。地宜不种植，财物不繁盛，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邪，百姓流亡，人民散败，叫做危，危了就整顿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互违背，叫做不和，不和就整顿宗伯。贤能失去官爵，功劳失去赏禄，爵禄失去则士卒疾怨，军队软弱不用，叫做不平，不平就整顿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能胜，叫做不成，不成就整顿司寇。百事不审慎，立事失理，财物失量，叫做贫，贫了就整顿司空。”《千乘》篇说“司徒掌管春、司马掌管夏、司寇掌管秋、司空掌管冬。”《文王官人》篇说“国则任用贵族、乡则任用贞正、官则任用长官、学则任用老师、族则任用宗长、家则任用家长、先则任用贤人。”《朝事篇》则几乎全部抄袭它。刘歆所做的，大体类似这样。刘歆既然多见故书雅记，所以规模更加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在他之后，怎么能不被他迷惑沉溺呢！

《司马法》所说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相合，大概也是刘歆的伪书。它所说的军礼，与《周官》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相合。

译用《礼经》来考证，《礼运》《昏义》中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早、聘八种礼仪，《王制》中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种礼仪，只有《本命》将冠、昏、朝、聘、丧、祭、宾客、乡饮酒、军旅列为九种礼仪，如果不是刘歆自己编造的，那就是刘歆窜入的。《大戴礼记》大多与《周礼》相同，这两种情况必定占其一。

译《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赵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师中，东海人，传言是师旷的后代。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龙德，梁人。师古说：“刘向《别录》记载‘也是魏相所奏，与赵定一同被召见待诏，后来被任命为侍郎。’”

总共《乐》类六家，一百六十五篇。出自淮南王、刘向等人的《琴颂》七篇。

《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以祭祀祖先。”所以从黄帝下到夏商周三代，音乐各有名称。孔子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这两者相辅相成。周朝衰微，礼乐都遭到破坏；音乐尤其细微渺茫，以音律为节制，又被《郑》《卫》之音扰乱，所以没有遗留的法度。汉朝兴起，制氏凭借雅乐的声律，世代在乐官任职，颇能记录其铿锵鼓舞的节奏，却不能阐明其中的义理。战国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喜好古制。汉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献上了他的书，那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节。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中论述乐事的言论，以此撰写《乐记》，献上《八佾》之舞，与制氏所传相差无几。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授此学，又传授给常山王禹。王禹，在成帝时担任谒者，多次阐述其中的义理，献上了二十四卷《记》。刘向校勘书籍，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的不同。那道理逐渐更加衰微。

按：《乐》本来没有经典，它的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之中，所谓“以音律为节制”即是如此。制氏“世代在乐官任职，能记录其铿锵鼓舞”；下文《诗赋略》中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曲折》七十五篇”，《大戴礼记·投壶》中，雅诗可歌的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文说“《雅歌诗》四篇”，那么音律并未消亡，怎能说“没有遗留的法度”呢？魏文侯的乐人窦公，其他书籍没有记载，只有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中有提及。桓谭曾跟随刘歆问学，专门阐述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不足以作为依据。查考《史记》，从魏文侯去世到汉文帝元年，已经一百一十四年，计算窦公能担任乐人，年龄应当在壮年，而担任乐人未必在魏文侯去世那年，献书也未必在文帝元年，那么应该有一百五六十岁左右，怎能是一百八十岁呢？天下哪有这样长寿的人？这与晋朝时得到范明友的奴仆正是一样荒诞的言论罢了。况且假设窦公确实有献书之事，那么“天下遗留的文章古事没有不全部聚集在太史公那里的”，太史公喜好叙述奇闻异事，有这样的遗留经典、奇异人物，难道会不详细叙述吗？大概是刘歆伪造《周官》，所以编造故事来证明它。他所称述的献王“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论述乐事者以作《乐记》，献上《八佾》之舞，这与制氏所传相差无几。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承它，传授给常山王禹。王禹献上二十四卷《记》”，查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列传》都没有这件事，那么这也是刘歆伪托的罢了。刘歆的精力全在《周官》上，他伪造《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都是为了辅佐它，所以在《七略》中处处设置证据，使人陷入他的蒙蔽之中，眼花缭乱而不能察觉，他的手段极其巧妙周密。哪里知道心力交瘁日益拙劣，千年之后终究有揭发真相的一天呢？

这里所说的献王、毛生采集《周官》，都是点缀这些人作为旁证，又说“与制氏所传相差无几”来加重其分量。刘歆说“王禹献上二十四卷《记》，刘向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不同，那道理逐渐更加衰微”，而所列出的却是二十三卷《记》排在首位。刘歆所造的各种古文，排列都居首位，这是刘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了。《礼记·乐记》正义说“刘向所校勘的二十三篇著录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没有著录。”《正义》又记载了二十三卷的目录，其中有《窦公》一篇。《别录》出自刘歆的篡改，窦公这个人又是刘歆附会的，这更是刘歆伪造二十三卷《记》的明显证据。那么王禹二十四卷的《记》，不过是刘歆点缀用来烘托的手法，就像高氏的《易》，邹、夹的《春秋》一样。他称二十四卷为更加衰微，这种抑扬手法尤为明显，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能说“衰微”。他所谓“衰微”的，一定是指二十四卷的书，可见《乐记》出自刘歆无疑了。《礼乐志》也有引用河间乐的论述，附辨如下：

汉书礼乐志附

当时河间献王有雅正的才识，也认为治理之道没有礼乐就不能成功，于是献上了他所收集的《雅乐》。天子交给大乐官，经常保存练习它。到了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代承袭河间乐，能解说其中的义理。他的弟子朱晔等人上书陈述此事，交给大夫博士平当等人考试。平当认为

译因为汉朝继承秦朝毁灭道统之后，仰赖先帝圣明的德行，广泛接纳意见，听取各方声音，恢复废弃的官职，设立太学；河间献王聘请寻求隐逸之士，修复兴办雅乐，以辅助教化时世。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认为音乐中正典雅，将其确立为大乐。春秋两季的乡射礼，在学官中举行，但因疏远荒废而不加讲习，所以从公卿大夫到观听的人，只听到铿锵之声，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而想要以此讽喻教化百姓，却没有途径。因此实行了一百多年，道德教化至今尚未完成。现在晔等人坚守研习孤立的学问，主旨在于兴助教化。衰微的学问，兴盛或废弃在于人，应当隶属于雅乐，以继承断绝的、彰显微弱的。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能弘扬人。”河间是区区小国的藩臣，因为好学修习古制，能够有所保存，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何况圣主拥有广被天下的资质，修习兴起旧有的文献，舍弃《郑》声而接近《雅》乐，阐述而不创作，诚信而喜好古制，以此来讽喻示导海内，扬名于后世，确实不是小小的功劳和美好的事。”此事下达给公卿，公卿认为“年代久远难以分辨清楚”，应当商议后再次搁置。

译刘歆伪造《乐记》，假托为河间献王所作，又另外假托为王禹所传，以此来加以烘托。朱晔等人的上奏，以及平当的议论，大概都是刘歆授意的。公卿们认为“长久远离，分明可见”，这也就和“孔光不协助、龚胜解印辞官、师丹大怒”这类情况一样了。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共十一卷。公羊、谷梁两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是齐国人。颜师古说：“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是鲁国人。颜师古说：“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只有目录没有书。颜师古说：“夹，读音同颊。”

《左氏微》二篇。颜师古说：“微，意思是解释其中微妙的旨意。”

《铎氏微》三篇。作者是楚国的太傅铎椒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作者是赵国相国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即石渠阁会议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将《国语》分编而成

《世本》十五篇。古代史官记载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事迹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载春秋之后的事

《奏事》二十篇。秦朝大臣的奏章以及在名山大川刻石的文章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录

《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只有目录没有书

冯商续写的《太史公》七篇。韦昭说：“冯商受诏续写《太史公》十余篇，见于班彪的《别录》。冯商，字子高。”颜师古说：“《七略》记载：‘冯商，阳陵人，研习《易经》，曾师从五鹿充宗，后来又师从刘向，擅长写文章。后来与孟柳一起待诏，颇能排列传记，未写完就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一百九十卷。颜师古说：“就像现在的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总共《春秋》类著作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减去《太史公》四篇

古代的君王，世代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录，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事成为《春秋》，记言成为《尚书》，帝王没有不遵循这一制度的。周王室衰微后，典籍残缺不全。孔子想要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于是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验证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孔子与左丘明观看鲁国的史记，依据实际发生的事，顺承人道的常理，因兴盛而建立功业，因败坏而成就惩罚，借日月来定历法，借朝聘来正礼乐。其中有些褒扬、隐讳、贬损的内容，不能直接写在书上，就口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不一。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固守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根本事实而作传，表明孔子不是用空话来解说经义。《春秋》所贬损的大人物、当世的君臣，拥有威权势力，他们的事实都体现在传中，因此隐藏经文而不公开宣扬，这是为了免除当时的危难。等到末世口耳相传的说法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夹的传。这四家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没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记载：《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没有左氏；《河间献王世家》中没有得到《左氏春秋》、设立博士的事情。司马迁作史多采用《左氏》，如果左丘明真的传述《春秋》，司马迁怎么会不知道？《儒林传》叙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以作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说“在齐、鲁之都讲习学业”，“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如果河间献王有这件事，怎么会不知道？即使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口才，也不能辩解。《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依据左氏《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都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面又说“至于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足，终究不被任用，退而著书立说，以抒发愤懑。”总共三次提到左丘明，都称《国语》。那么左丘明所作、司马迁所依据的，只是《国语》，没有什么《春秋传》。刘歆因为自己不是博大的学问，想要夺取孔子的经义，而自立新说来迷惑天下。他知道孔子制作学问的首要在于《春秋》，《春秋》的传在《公羊》《谷梁》，《公羊》《谷梁》的法度与六经相通。于是思考如何夺取《公羊》《谷梁》的地位。因为《公羊》《谷梁》多虚妄之言，可以用实事来夺取，人们必定听信实事而不听

译这是虚妄之辞。查考古书，得知《国语》与《春秋》成书于同一时代，是可以被篡改附会的。于是刘歆毅然删去周平王以前的史事，依照《春秋》来编排年序，比附经文，分割《国语》来解释经文，从而编造出《左氏传》。班固原本在传记中称“刘歆开始引用《传》来解释《经》”，这确实符合事实。他撰写《左氏传微》作为书法准则，依照《公羊传》《谷梁传》关于日月记载的体例来制定日月例。他假托古文来贬斥今文经学，假托河间献王、张苍、贾谊、张敞这些名臣通儒来抬高其声望，扰乱《史记》来充实其书籍，改为十二篇来更新其篇目，改动“纪子帛”、“君氏卒”等文字来改变其说法，续写经文，尊崇“孔子卒”的记载来加重其事，遍造群经来证明其学说。其内容繁复广博，文辞丰富华美，凡是《公羊》《谷梁》解释经义的地方，它都有；至于其叙事繁复广博，则是《公羊》《谷梁》所没有的。恰逢王莽篡位，他进一步润色文辞以讨好王莽，于是凭借王莽的势力，使天下通晓其学说的人显贵，从而尊崇其书。证据看似吻合，党羽众多兴盛，虽然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等人，也无法动摇它。虽然《左氏传》博士一职屡立屡废，但贾逵选拔严、颜等二十位高才，教授他们《左氏传》。见《后汉书·贾逵传》。到了汉末战乱兴起，这种记载杀伐征战的书籍因切合实事而更加盛行，武将如关羽、吕蒙之类，无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然被视为非常异义，而《公羊》《谷梁》叙事简略，于是逐渐衰微。下至六朝，《左传》一统天下，《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都感叹《公羊》《谷梁》即将灭绝。唐代经学再次变化，同时尊崇三《传》，而世人崇尚辞章，《左氏传》实际上大为流行。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说：“《左传》功劳最高，能使百代之下的人大致看清事情的始末，由此推求意旨，经文就可以明白了。”《史通·申左篇》说，孔子修《春秋》时，年纪已经老了，所以将其传授给左丘明，传与经是一体的，“相互依存才能完成”。凡是尊崇《左传》的原因，都是尊崇其记事，以至于今天。学者们都读《左氏传》，而通晓《公羊》《谷梁》的人几乎没有了。这本来是刘歆所预料并收拾的结果。大概《国语》藏在秘府，自从司马迁、刘向以后，很少人能得见。《太史公书》涉及本朝掌故，东平王刘宇请求查阅，汉廷尚且不给，见《汉书·东平思王传》，何况《国语》实在是“杀伐之书”呢？当时的人很少见到，刘歆因此得以肆意篡改。“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乎找不到痕迹，这就是今文经学家攻击它却找不到根源，而陈元、贾逵能够宣扬其学说原因。现在用《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事来比较，比如少昊继承黄帝的荒谬，后羿、寒浞篡位、少康中兴的虚假，宣公的夫人是夷姜而非烝淫，宣姜未曾与公子顽私通，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正不是宣姜与昭伯私通所生，陈佗不是五父，隐公之母声子是贱妾而非继室，仲子不是桓公之母，这些都是刘歆诬蔑古人、违背礼法、篡改《国语》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对此考证得很详细。而且《国语》行文的旧体，如惠公二十四年则在《春秋》之前，悼公四年则在获麟之后，都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然经过刘歆篡改成为《传》，但遗迹仍可考证。《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都说“《春秋》《国语》”，大概司马迁只采用这两本书，没有《左氏传》。幸好司马迁、刘向的书还在，尚且可以考证出一二。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而依据《左传》来攻击《史记》，错误太严重了。其详情另见《左氏传伪证》。

译刘歆遍造伪经，而其根本没有比伪《周官》和伪《左氏春秋》更重要的了。而伪《周官》明显违背古义，难以自我宣扬，所以先造伪《左氏春秋》，大肆铺陈辞藻。在《河间献王传》中说“《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书》中也诵读此言。这篇《志》叙述孔子作《春秋》，横插进左丘明观看史记以充实它的内容。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左氏》记事在获麟之后五十年，左丘明如果与孔子同时，共同观看鲁国史书，司马迁为什么不把他列在弟子之中？论述本事而作传，为什么司马迁不称为‘传’而称为‘春秋’？况且像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这些事，为什么失实呢？经文没有涉及的地方唯独详细记载，又有什么说法呢？经文本来不依赖事迹而彰显，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为什么左氏所叙述的君子之论多相违背呢？”如果按照刘逢禄的说法，刘歆也无法自我辩解了。大概刘歆依托左丘明来申明他的伪传，于是尊崇左丘明为“鲁君子”，窜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说他与孔子一同观看史记，伪《古论语》又说孔子与左丘明同感耻辱，大概刘歆弥缝得很周密了。续经之传说“悼公四年”，根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他去世在获麟后五十多年，在孔子时还未即位，怎么能立刻称他的谥号？刘歆也自己忘记了疏忽了。《春秋正义》引用《严氏春秋》，也有与左丘明观书的事。大概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的了。况且孔父，是孔子的六世祖，而书名以贬低。如果左氏如此，必定不是亲眼见过圣人的人，这是刘歆无可置辩的。《公羊》《谷梁》在汉代大行，从君臣政事奏议都依据它们。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没有记载，却不惜凭空捏造。至于他所首先想要夺取的，即使以七十子亲受的说法，还痛贬为“末世口说”“安意失真”，把它与“无是”、“乌有”的伪邹、夹同列一类。鼓舌摇唇，播弄黑白，随手抑扬，无所不至。从前魏收作《魏书》，常说“什么小子，敢跟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当时人称为“秽史”。刘歆作伪乱道，其罪又超过魏收百倍了。他说“《春秋古经》十二篇”，大概是刘歆所妄分的。说“《经》十一卷”，注说“公羊、谷梁二家。”那么《公羊》《谷梁》相传都是十一篇，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公羊颜氏记》都是十一卷，即使“子虚”的邹氏、夹氏《传》也是十一卷。然而天下相传《经》都是十一篇，大概是孔子所手定的。何邵公还传下来，说“系《闵公篇》于《庄公》下的，是因为儿子未满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公羊闵二年》解诂大概是西汉胡母生以来的旧本。刘歆《古经》十二篇，或者析《闵公》为一篇，或者附续经为一篇，都不可知，总之都是刘歆的伪本。

凡是刘歆所伪的经，都录加在今文之上，六艺都是这样，这也可见刘歆自尊其伪经的私心了。刘歆既作《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铔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之上，都作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曾称引，大概也是邹、夹之类，都是刘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的。他的意思是说中秘的《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为人间所未见，见识浅陋寡闻未窥中秘的人，慎勿妄攻。他的术自谓巧密了。然而考察“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岂有两书吗？那么《左氏传》与《国语》分为二书，也是其狡伪的同例，尤无可疑。况且《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刘歆力争呢？或者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自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来相难，那么也是刘歆所窜入的，辨析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的“《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没有提及的，可异三也。大概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察今本《国语》，《周语》《晋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是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自《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而其为《左传》之残余，而刘歆补缀为之

译到了明代。刘歆因为《国语》原本有五十四篇，天下人中有知道这一情况的，所以又另外分出一本书来对应它，并且假托刘向所分并非原本，以掩盖其伪造的痕迹，他作伪的用心由此可见。

译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中，都提到“《春秋》《国语》”，如果像现在流传的《国语》那样内容简略，并且记载的少皞与《本纪》不同，司马迁就不应该随意引用了。刘逢禄（字申受）在《左氏春秋考证》中，知道《左传》是伪书，辩驳得非常明白，但他认为“《左氏春秋》，就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直接称为《春秋》，是太史公所依据的旧名；而冠以《春秋左氏传》之名，则是东汉以后以讹传讹的结果。”这大概还是被刘歆窜乱过的《十二诸侯年表》所迷惑，不知道它其实就是《国语》的改本。所以近代儒者认为“左丘明作《国语》，从周穆王以来分国叙述其事；他作这本书，则是依照《春秋》的编年体例，以鲁国为主，从隐公开始，明显是《春秋》的传注。”番禺陈澧的说法也与刘申受一样，没有探求到根源。然而刘申受在《左氏春秋考证》中说“《楚屈瑕篇》的年月无法考证”，本来就知道《左传》的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附会《春秋》的年月，这明确指出了《左传》与《国语》的相似之处。在《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中，关于“纪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考证说：“如果是这一年，《左传》原文全部缺失。”；关于“六月戊申”，考证说：“十年《左传》原文缺失。”《桓公篇》中关于“元年”，考证说：“这一年《左传》原文缺失。”；关于“冬天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并杀了他”，考证说：“即使有这件事，也不一定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左传》原文缺失。”；关于“冬天曹国太子来朝见”，考证说：“这一年《左传》原文缺失，《巴子篇》的年月无法考证。”；关于“冬天齐、卫、郑来郎地作战，我们有理由”，考证说：“这一年《左传》原文也缺失，《虞叔篇》的年月无法考证。”；关于“十二年”，考证说：“这一年《左传》原文缺失，《楚伐绞篇》应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也无法考证。”；关于“十三年”，考证说“这一年也缺失，《伐罗篇》也与上文相接，不必承接这一年。”；关于“十六年”，考证说：“这一年也缺失。”《庄公篇》中关于“元年”，考证说：“这以下七年原文缺失，《楚荆尸篇》《伐申篇》的年月也无法考证。”；关于“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都考证说：“原文缺失。”；关于“二十七年”，考证说：“这一年《左传》原文缺失。”；

译“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接纳他回国曰归，因厌恶而重新进入曰复入。”《释例》说：“庄公六年，五个国家的诸侯违背王命接纳卫朔，担心有违背众人的罪过，便以国家名义向周王报告。”这显然是明知《凡例》不合，却将其归咎于“告”，这是遁辞罢了。”况且《左传》中多有伤害教化、违背道义的说法，无法一一列举。就其大者而言，无人能为之辩解。如文公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说“不称其名，是因为他并非有罪。”既然立下此例，于是宣公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说“泄冶在淫乱的朝廷直言进谏以致取死，所以不被《春秋》所推崇而称其名。”；昭公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说“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人，却宛明明知道，却信任亲近他以致败亡，所以称其名以罪却宛。”种种邪说由此产生。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说“凡是弑君，称君，是因为君主无道；称臣，是因为臣子的罪过。”杜预《释例》畅达地引申了这一说法。襄公二十七年“秋七月，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传》说“季武子派人用公命对叔孙说‘观察邾、滕。’随后齐人请求接纳邾，宋人请求接纳滕，都不让他们结盟。叔孙说‘邾、滕，是别人的私事。我，是列国，为什么要观察他们？宋、卫，是我的匹敌。’于是结盟。所以不书其族，是说违背命令。”这是孔子推崇谄媚权臣而压制公室。凡此种种，都是刘歆借经说来辅助王莽篡位，并压制孺子婴、翟义之流，与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是因为摄政”同一奖掖奸邪、翼助篡位的说法。这类情况，近代儒者番禺陈澧都认为这是后人附加增益的。即使是尊崇《左氏》的人，也不能不认为这是后人附加增益的。不仅后儒如此，而且为刘歆伪传作注、疏的人也不能不怀疑了。庄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犯晋国。冬，虢人又侵犯晋国。”杜预注“这一年《经》《传》各自叙述其事，或许《经》是直书其事，或许策书虽然存在但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所以传不再申解说，只传述其事罢了。”《正义》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许需要说明其原因。这距离丘明已远，或许是简牍散落，不再能知道缘故罢了。上文二十年也是传不解释经。”大概杜预、孔颖达也认为传不解释经，各自说明一事罢了。文公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说“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前代儒者无以自申，插入此注，想要媚于世。”那么孔冲远有异说就多了。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说“这四十二个字，检查古本都没有，寻查杜注也没有，有，是后人添加的。”此文见于《列女传》，小有异同。服虔、杜预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以为常，那么刘歆以前的窜乱，还可以辨别吗！以此证明，那么天下还有迷惑于《左氏》的文采，沉溺于刘歆的伪说，也是没有审慎考察了。或许迷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的说法及《左氏微》，相信左氏传经，并且以司马迁引用《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文学的礼相合为证据。《史记》的文字多被刘歆窜入，辨析见前。左丘明著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学说，不称今文学的礼，那么称什么？只是其中多有异说，被刘歆窜入，所以今、古礼错杂其中。总之《左氏》即《国语》，本是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解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为其中有刘歆伪《古礼》，而全部斥为伪书；也不能因为其中偶尔符合《仪礼》《礼记》，就相信它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