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译想要借此来证实《周官》罢了。第二件事，“大概晚年喜好《易》，读它时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句话，但没有“为之传”这几个字。《易辞》都是孔子所作，刘歆想把它改为文王作上下《经》、孔子作《十逸》，所以说“为之传”，这是暗中隐藏的微意，却偷偷窜入此处。第三件事，“六学从此缺失了”，秦朝焚毁六经并没有导致它们亡佚缺失，辨析见前文。刘歆既然在这里杜撰，又窜入《史记》中来证实它。第四件事，六经的次序，先是《诗》，其次是《书》，再次是《礼》《乐》，以《易》和《春秋》作为终结，辨析见前文。刘歆既然想改变旧说，在《七略》中加以修改。现在又改称“讲《易》始于淄川田生，讲《书》始于济南伏生”，才轮到《诗》，这是为了顺遂他的学说。然而他不敢立刻涉及古文那些伪经，也可以看出他有畏忌之心，或者是忽略之意。谚语所说的“千虚不如一实”啊。

译自从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学习《易经》，并传授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传授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子乘传授给齐国的田何子装。等到秦朝禁止私学，《易经》因为属于占卜之书而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兴起，田何因为齐国田氏迁徙到杜陵，号称杜田生，他传授给东武的王同子中、洛阳的周王孙、丁宽、齐国的服生，他们都撰写了《易经传》数篇。王同传授给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在元光年间被征召为大中大夫；齐国即墨的成，做到了城阳相；广川的孟但，担任太子门大夫；鲁国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都凭借《易经》做到了高官。大凡谈论《易经》的，都以田何为根本。

丁宽，字子襄，是梁地人。起初，梁地的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经》，当时丁宽是项生的随从，他研读《易经》精熟敏捷，才能超过项生，于是直接侍奉田何。学业完成后，田何向丁宽辞谢。丁宽向东返回，田何对门人说：“《易经》向东传播了。”丁宽到了洛阳，又从周王孙那里学习古代义理，称为《周氏传》。景帝时期，丁宽担任梁孝王的将军，抵御吴、楚叛军，号称丁将军。他撰写了《易说》三万字，只是解释字句并阐述大义罢了，现在的《小章句》就是这部书。丁宽传授给司郡砀地的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此《易经》有了施、孟、梁丘三家之学。

《传》中说：“田何传授给洛阳的周王孙，丁宽到了洛阳，又从周王孙那里学习古代义义。”按：周王孙的名字没有见于《史记》，而丁宽研读《易经》精熟敏捷，学业完成向东返回，田何以至于说“《易经》向东传播了”，这说明丁宽已经穷尽了田何的道，是传道的弟子，其他学生比不上。周王孙的古义，如果是从田何那里传下来的，那么丁宽应当知道。如果不是从田何那里传下来的，那么正如赵宾的小术数、隐士的异说，丁宽作为田何的高材弟子，难道有被迷惑而跟随他学习的道理吗？推测他特意提出“古义”二字，实际上是想要依托本师，作为费氏之学的根基。其他或许应当有传承费氏源流的记载，文字隐晦不可见罢了。《艺文志》首先列出《易传》周氏二篇，杨何、王同一、丁宽都在其下，就像群经都先序古文经一样。又有《蔡公》二篇，注释说“事奉周王孙”，蔡公没有名字爵位籍贯，就像毛公、贯公、胶东庸生一样。田何的古义不传授给王同、丁宽、服光，却唯独传授给周王孙，就像孔安国的古文不传授给儿宽、司马迁，却唯独传授给都尉朝一样。《古五子》十八篇、《古杂》 eighty 篇的目录，以及《汉书律历志》所引用的《古五子》的文字，都是伪造用来映衬古学的，他们作伪的手法是一样的。

施雠，字长卿，是沛地人。沛地与砀地相近，施雠还是童子时，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后来施雠迁徙到长陵，田王孙担任博士，他又跟随完成学业，与孟喜、梁丘贺一起成为门人。他谦虚退让，常说自己学业荒废，不教授学生。等到梁丘贺担任少府，事务繁多，就派遣儿子梁丘临带领门人张禹等人向施雠请教。施雠自己隐藏不肯见面，梁丘贺坚持请求，不得已才传授给梁丘临等人。于是梁丘贺推荐施雠说：“他少年时侍奉老师数十年，我不能比得上。”皇帝下诏任命施雠为博士。甘露年间，他与五经诸儒在石渠阁杂论同异。施雠传授给张禹、郎邪的鲁伯。鲁伯担任会稽太守，张禹做到丞相。张禹传授给淮阳的彭宣、沛地的戴崇，字子平，戴崇担任九卿，彭宣担任太师。张禹、彭宣都有传记。鲁伯传授给太山的毛莫如，字少路、郎邪的邴丹，字曼容，享有清名。毛莫如做到常山太守。这些是知名的人。由此施家有了张、彭之学。

孟喜，字长卿，是东海兰陵人。父亲号称孟卿，擅长《礼》《春秋》，传授给后苍、疏广，世间所传的《后氏礼》《疏氏春秋》都出自孟卿。孟卿因为《礼经》繁多，《春秋》烦杂，就让孟喜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孟喜好自我夸耀，得到了《易经》家的《候阴阳灾变书》，诈称老师田生临死时，枕着孟喜的膝盖独自传授给他，诸儒因此炫耀他。同门的梁丘贺疏通证明说：“田生在施雠手中去世，当时孟喜回到东海，怎么会有这件事？”又蜀地人赵喜好小术数书，后来研究《易经》，修饰《易经》文辞，认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是万物方荄兹也。赵宾持论巧慧，《易经》家不能驳难，都说：“这不是古法。”赵宾说“受教于孟喜”，孟喜为他做名。后来赵宾死了，没有人能坚持他的学说。孟喜因此不肯承认，因此不被信任。孟喜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官、曲台署长，因病免职，担任丞相掾。博士空缺，众人推荐孟喜。皇上听说孟喜改变师法，于是没有任用孟喜。孟喜传授给同郡的白光，字少子、沛地的翟牧，字子兄，都担任博士。由此有了翟、孟、白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是郎邪诸地人。因为擅长心算担任武骑，跟随大中大夫京房学习《易经》。京房是淄川杨何的弟子。京房出任齐郡太守，梁丘贺改事田王孙。宣帝时，听说京房精通《易经》，寻找他的门人，得到了梁丘贺。梁丘贺当时担任都司空令，因事获罪被免职成为平民。待诏黄门，多次入宫说教侍中，因此召见梁丘贺。梁丘贺入宫说

译皇上认为贺很有才能，任命贺为郎官。恰逢八月饮酎祭礼，皇上前往孝昭庙祭祀，先行的旄头卫士佩剑掉落，剑首垂入泥中，刀刃朝向皇上的车驾，马匹受惊。于是皇上召贺占卜，贺说：“有兵变阴谋，不吉利。”皇上返回，派有关官员侍奉祭祀。这时霍氏的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因谋反被诛杀，任宣的儿子任张担任公车丞，逃匿在渭城境内，半夜穿着黑色衣服进入宗庙，混在郎官中间，手持戟站在庙门等待皇上到来，企图作乱。事情败露后，任张被处死。按旧例，皇上常在夜间进入宗庙，此后改为天亮才进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贺因为占卜灵验，因此受到亲近宠信，升任大中大夫、给事中，最终官至少府。他为人小心谨慎、思虑周密，皇上信任并看重他。年老后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任临继承家业，也入宫讲授经书，担任黄门郎。汉宣帝甘露年间，任临奉命到石渠阁向各位儒生请教。任临治学精熟，专门推行京房的易学方法。琅琊人王吉精通五经，听说任临的讲解，认为很好。当时宣帝选拔十位高才郎官跟随任临学习，王吉便让自己的儿子郎中王骏上书，跟随任临学习《易经》。任临接替五鹿充宗（字君孟）担任少府。王骏后来官至御史大夫，另有传记。五鹿充宗传授给平陵人士孙张（字仲方）、沛县人邓彭祖（字子夏）、齐国人衡咸（字长宾）。士孙张担任博士，官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中世代传承学业。邓彭祖担任真定太傅。衡咸担任王莽时期的讲学大夫。因此梁丘氏易学有士孙、邓、衡三家的学问。

译京房向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焦延寿曾说：“我曾经向孟喜请教过《易》。”恰逢孟喜去世，京房认为焦延寿所传的《易》就是孟氏之学，翟牧、白生却不肯承认，都说不是。到了成帝时期，刘向校勘书籍，考证《易》的学说，认为各家《易》说都源自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偏袒焦延寿，独自得到了隐士的学说，假托为孟氏之学，与其他家不相同。京房因为擅长解说灾异而得到宠幸，被石显诬陷杀害，自有传记记载。京房传授给东海人殷嘉、河东人姚平、河南人乘宏，他们都担任了郎官、博士。从此《易》有了京氏之学。

按：《汉书·儒林传》严厉指责孟氏之学矫饰欺诈，认为其得到了《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却诈称是田生独自传授的。又指责京房、焦延寿持隐士之说而假托孟氏，与田何不同。近代主张汉《易》的惠栋、王鸣盛、张惠言，都指责班固不通晓经学，采信梁丘贺的一面之词，都不是实录。惠栋并主张赵宾将“箕子”改为“荄滋”，又自己改为“其子”，读作“亥子”，见于《周易述》，其荒谬不言而喻。番禺陈澧又主张费氏之学。各家辩论虽有是非，但都没有切中要害。卦气消息之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将《乾》《坤》二卦附在六十卦的行列中，分别主管六日七分。这对于圣人将《乾》《坤》置于首位以象征天地的意义，似乎难以解释。然而这种说法起源甚古，西汉的纬书及经说都是如此。大概衰微到战国时期，儒术既被贬抑，儒者无法自行进身。讲仁义则君主害怕听闻，而祸福吉凶则是君主所畏惧的。所以解说《春秋》的人附会灾异，解说《尚书》的人附会五行，解说《易》的人附会阴阳，用来惊动君主以求施展其术。自邹衍“深入观察阴阳消长，撰写《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概括世间的盛衰，因此记载其吉凶征兆和制度，推演至久远……五德转移，治理各有适宜，而符应如此”，《史记·孟子荀卿传》即为阴阳消息之学的萌芽。等到秦始皇、汉武帝喜好神仙祭祀，方士纷纷进用，所以《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王、齐宣王之时，邹衍之徒，论述著写《终始五德》的运数，到秦始皇时齐人奏报，所以始皇采用。而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上高，最后都是燕人，从事方仙道，形体消散，依附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之运》在诸侯中显名，而燕、齐海上的方士传承其术却不能通达。那么怪诞迂腐、阿谀苟合之徒从此兴起，不可胜数。”现在用《汉书·艺文志》考证，“《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卷，图一卷。”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神输》是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送祥瑞’。”这已经是京房灾异说的开端了。“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公梼终始》十四篇，《邹子终始》五十六卷，《杂阴阳》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篇，《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篇，《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篇，《太玄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务成灾异应》十四卷，《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钟律灾应》二十六卷，《钟律从辰日苑》二十二卷，《钟律消息》二十九篇，《黄钟》七卷，《刑德》七篇。“蓍龟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衍易》二十八卷，《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书，确实是其祖源。原本就是阴阳占卜之书，诸儒想以术数打动当时的君主，所以附会进入《易》义罢了。于是大儒如董仲舒，也专门以灾异解说《春秋》，传记中“开阴闭阳以求雨，开阳闭阴以止”之术，《春秋繁露》求雨、止雨两篇大概另有别传。后来的儒者争相以怪诞迂腐之说打动君主。眭孟说“大石自立，枯柳复生，汉朝应当传国。”虽然被诛杀，但宣帝即位后，事情有了验证，他的儿子也做了郎官。夏侯始昌通晓阴阳，“预先预言柏梁台火灾的日期，到期果然发生火灾。”他的族子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解说灾异。昌邑王多次外出，夏侯胜当乘舆劝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逆君主的人，陛下外出想去哪里？”这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想要废黜昌邑王，霍光责备张安世，认为是他泄露了言语。张安世确实没有说，于是召来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说“在《洪范传》中说：‘皇之不极，厥罚常阴，这时就有下人讨伐上人的情况，厌恶察察而言。’所以说臣下有谋逆。”霍光、张安世大惊，因此更加重视经术之士。京房解说擅长灾变，将六十卦分配，轮流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征兆，各有占验，京房运用得尤其精妙。

译京房喜好钟律，精通音律。永光、建昭年间，西羌反叛，发生日食，又长期出现青色无光、阴雾不清的现象。京房多次上疏，预先预言这些灾异将要发生，近的几个月，远的一年，所言多次应验，天子对此感到高兴。翼奉用“五际”之说解释《诗经》。这些人都见于《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大概是用占卜验证祸福来打动君主，汉代“五经家”都是这样，京房顺应时势兴起，依托《易经》来推行他的学说，或许是孔子门徒中有此说法而被后人附益。其本源是“五行家”的灾异占验、钟律消息，其中所称的焦延寿，是否假托尚不可知。汉人想要推行自己的学说，无不依托于经典，如《公羊传》中的“母以子贵”，《左氏传》中的“其处者为刘氏”，都是汉儒窜入以加重其经的地位。犹如佛教兴起，用咒术治理鬼神、猛虎、毒蛇。于是人们都敬畏它，而其道得以推行。《传灯录》所载的二十八祖以及晋代的佛图澄、梁代的陆法和都是如此。如今西藏红教仍是其残余。开国之初，神丛狐鸣，西汉的灾变之学，也是同类。至于王莽，尤其崇尚谶纬之学。光武帝沾染其残余风气，凭借谶纬立王梁为司空，桓谭、郑兴攻击谶纬则被谴责，杨厚、郎顗占卜验证有应验则尊显无比。《史记·六国表》引用“或曰东方是万物所始生，西方是万物所成熟，夫做事者必在东南，收获功实的常在西北”。魏相称“东方之卦不可以治理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理北方”。其说法出处，源流深远，但仍是读《易经》别录之书，与圣人的经典无关。只有与《说卦》中“《震》，东方也；《离》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原文误作正秋，应为正秋之卦或类似表述，此处依原文直译）；《坎》者，正北方之卦也”的意义相同。于是成为孟喜、京房学者借口的祖源。只有《法言·问神篇》说《易经》损其一，“蠢者知阙焉。”《论衡·正说篇》说“到了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逸易》《礼》《尚书》各一篇，上奏。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增加一篇。”所谓“逸《易》”，《隋书·经籍志》认为即是《说卦》，这是扬雄、王充所见的西汉旧说，那么《说卦》必定是焦延寿、京房学者所传授。《易纬·乾凿度》《稽览图》或许是其学者所附会，其消息辟卦都相同。“五行家”有《钟律消息》，那么“消息”二字所本，或许也本是《易》义。张衡说纬书起于哀帝、平帝年间，那么《易纬》固然是京房之后，其使用《京易》无疑。所以《后汉书·方术传》说“其流派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爻、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需臾、孤虚之术。”更可见其为数术杂占之学。孟喜、京房都讲卦气、消息、辟卦、杂气，李鼎�《周易集解》、惠栋《易汉学所引可见，那么孟、京二家似乎出于一家，但孟氏实有出于田王孙者。《汉书·艺文志》说“《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两篇。”这是从田何那里得到的。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式、京房六十六篇”。这是《易》家《候阴阳灾变》。孟式传之焦、京，或焦、京所托，现在所传的卦气、六日、七分之学即是。焦循《易图略》也有此说。如果虞氏自称“五世传《孟氏易》”，见《三国志》本传注，而纳甲之说全用《参同契》；自称“郡吏陈桃梦道士给予臣《易》六爻吞之”，见《三国志》本传注，荒诞无稽，但更可见虞翻得自道士异教之学。惠栋、张�言等知道辨别宋人《先天之图》出于道家，不知道《卦气纳甲之图》也出自方士、道士之所传，齐、楚佩剑（比喻拘泥于表面形式），都未得要领。但源流既远，且西汉博士之说，非刘�所伪。另见《易汉学辨》，今不详述。

译《孟氏易》虽然谈论灾变，但梁丘贺凭借占卜之术接近皇帝而受宠幸，这与《眭氏、两夏侯氏、京氏、翼氏、李氏传》等诸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梁丘贺也是观测灾变，并非只有喜才这样做，梁丘贺怎么能以改变师法来责备喜呢？传记中那样说，大概是因为西汉以后，施氏、梁丘氏的学说稍显衰微，而孟氏、京氏的学说最为兴盛，刘歆想要用费氏易来取代它们，所以编造谎言、巧言诋毁罢了。看他下面说“刘向认为各家都师承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假托孟氏，不与各家相同。”那么他并不认为孟氏不同于施氏、梁丘氏，而只认为京氏不同于孟氏。大概先前主要攻击孟氏，后来主要攻击京氏；攻击京氏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攻击孟氏的话了。矛盾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又因为刘歆想要取代孟氏、京氏的统绪，所以用孔子的《十翼》来压制它，并极力诋毁灾变说的错误；他的后继者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抄袭他的学说而改变其面貌，敷衍塞责，支离破碎，这就更加严重了。这是用心劳苦而日益困窘的明显效果啊。

费直，字长翁，是东莱人。研习《易》学担任郎官，后来做到单父令。他擅长卦筮，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文言》来解说上、下《经》。琅琊人王璜在平中能够传授他的学说。王璜又传授《古文尚书》。

高相，是沛人。研习《易》学，与费直同时代，他的学说也没有章句，专门解说阴阳灾异，自称师承丁将军。传到高相，高相传授给儿子高康以及兰陵人毋将永。高康因为精通《易》学担任郎官，毋将永做到豫章都尉。等到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划起兵诛杀王莽，事情尚未发动，高康占卜得知东郡将有兵变，私下告诉门人，门人上书揭发了这件事。几个月后，翟谊起兵，王莽召问高康，高康回答说师从高康。王莽厌恶他，认为他迷惑众人，斩首高康。从此《易》学有高氏学派。高氏、费氏都没有在学官设立博士。

《费氏易》是刘歆伪托撰写的，辨析见前文。其中说“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文言》来解说上、下《经`”。考察《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都是传授《费氏易》的人。现在用《周易集解》来考察，他们的学说采用卦气、消息、辟卦、世应、飞`伏`，郑氏独自传授爻辰，主张分野、互卦的说法。按照分野的说法，《周官》《左传》《国语》中有记载，零星见于《汉书·天文志》《地理志》，并移用来解说《易》，这都是刘歆所创立的。钱大昕说：“郑玄起初学习京氏《易》，后来跟随马融学习费氏《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他的爻辰之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潜研堂文集·答问》找到了它的来源。《经典释文序录》说“费直《章句》四卷，残缺。”那么费氏有解说，是明显的。他所伪作的《费氏易》，大概是深深攻击孟氏、京氏，极力主张用《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依据孔子来折服各家，又因为《系辞`而造出“之卦”、“互卦”的体例，荀悦《汉纪》说：“臣悦的叔父故司空荀爽，著《易传》，依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的义理，用十篇的文辞解说经意。”混杂窜入《左传》，又窜入《史记`以改变旧说。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像这样的有几条。又凡是卦筮必须有所指涉，《周官》《左传》《国语`都讲“分野”，所以又把“分野”的说法窜入卦筮。那么费氏《章句》《周易分野`都是刘歆在《七略`奏上之后所作的，所以《七略`中没有；或者是刘歆自己隐藏他的《章句`，传授给弟子而不著录吗？王弼的《易`也出自费氏，大概王弼祖述他“用《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的说法，所以扫尽象数，独标卦爻承应的义理，他的学说大行，因为流传此言作为根本的缘故。这是直到今天还是刘歆的伪《易`。然而《易`的经文完好无损，认为脱去“无咎”、“悔亡”，只是刘歆崇尚古学、贬抑今学的伪说罢了。用《彖》《象》《系辞`解说《易`，恢复孔子的旧义，虽然出自刘歆的说法，但刘歆内心主张爻辰、分野作为卜筮；《十翼`解经，只是他借用的言辞，实在不是刘歆的学问。而且确实光明没有弊端，不必因人废言。如今扫除《说卦`的伪文，在古学中删去郑玄的野象，刘歆矫伪六经的罪过，在《易`学上大概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吧！至于“十篇”的说法，《史记`没有记载，《孔子世家`及《说卦`，大概是刘歆窜入的。《序卦》《杂卦`两篇，义理浅薄，王充、《隋志`认为是后来得到的。《杂卦》“《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与刘歆伪《尔雅`相合，大概也是刘歆所伪造的。从此《十翼`的说法由此产生了吗？《高氏易`，辨析见《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它

译于是凭借这些整理出《逸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中比这更多的没有了。遭遇巫蛊之祸，没有立于学官。安国担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而司马迁也从安国那里询问《尚书故训》。司马迁的著作中记载的《尧典》《禹贡》《洪范》《徽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的解说。都尉朝传授给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的小儿子，胡常因精通《谷梁春秋》而成为博士、部刺史，又传授《左氏春秋》。胡常传授给虢国的徐敖。徐敖担任右扶风掾，又传授《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的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的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各种学问都得以设立，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荣耀。世间所传的《百两篇》，出自东莱的张霸，他将二十九篇拆分合并成为数十篇，又采录《左氏传》和《书序》作为首尾，总共一百零二篇。有的篇章只有几简，文意浅薄粗陋。成帝时，朝廷寻求古文《尚书》，张霸因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省收藏的古文校勘，发现不对。张霸推辞说这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有弟子尉氏的樊并。当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说皇上保存这部书。后来樊并谋反，于是废黜了这部书。

译古文的伪作，辨别的见解见于《艺文志》。其传授的源流，也是刘歆伪托的。司马迁所引用的篇目，没有一个是出于今文之外的；现在《史记》所说的，与今文没有不合的，其伪作是确定的了。孔安国传授给儿宽，今文欧阳、大小夏侯都出自儿宽，那么都出自孔安国，为什么欧阳、大小夏侯没有一个人听说十六篇的书说，而只有都尉朝独自听说呢？为什么孔安国如此偏私而都尉朝如此幸运呢？博士同出一位老师，而一百多年没有一个人说到古文及都尉朝的事，这是多么疏忽啊？孔安国传授给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高的孙子欧阳地余应当在宣帝时做博士，参与石渠阁会议，高经过三代才到龚胜，那么就是八代了。见《儒林传》。又孔安国再传是简卿，三传是大夏侯胜，五传才到孔光。见《儒林传、孔光传》。又孔安国四传是小夏侯建，七传才到赵玄。见《儒林传》。赵玄，哀帝时御史大夫，孔光做太师，这时名儒光禄大夫就是孔安国八传的龚胜。以今学经八代才到龚胜，都尉朝再传到胡常，就应当在哀帝、平帝之世了，即使说长寿，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徐敖，是传授《毛诗》的人，王璜，是传授费氏《易》的人，胡常，又是传授《左氏》的人，大概都是刘歆的私党。伪撰姓名也不能多撰，担心泄漏，所以对于古人则用河间、鲁共、孔安国，对于时人则用胡常、徐敖、王璜，并且都遍传古学诸经。只是孔安国的本子出自共王，不认识河间诸古文经，齐、鲁诸儒为什么竟然没有传授呢？作伪终究有弥补不严密的时候。刘歆做国师，王璜、陈恽显贵，这是显而易见的。胡常、徐敖，可惜没有等到稍后，然而陈侠、萧秉都做了王莽的讲学大夫，大概传授其学说没有不显贵的。刘歆大概是借助王莽的力量来推行其学说的。汉代尊崇经学，所以多有伪经的人。河内女子的《说卦》《泰誓》《逸礼》是开端，张霸的《百两》是中间，刘歆继承其余风是终结而集其大成。说“张霸采《左氏传》《书序》来作首尾”的，实际上是刘歆采张霸伪《书》而作《书序》，并且窜入《左氏传》罢了。

毛公，是赵国人。研究《诗》，做河间献王的博士，传授给同国的贯长卿。长卿传授给解延年。延年做阿武令，传授给徐敖。敖传授给九江的陈侠，做王莽的讲学大夫。因此说《毛诗》的人本于徐敖。

《史记河间王世家》《儒林传》没有《毛诗》，这是铁案，南山可以移动，此文不可动摇。刘歆写《汉书》，处处称颂献王，所以证实《毛诗》《周官》的事，辨别的见解见于《艺文志》。他说毛公，真是托于“无是公”了。毛公定乐，而《毛诗》却不知《诗》是乐章，把《草虫》列入《采苹》《采蘩》之中，又把《楚茨》《甫田》作为刺幽王。投壶、雅歌诗有《伐�》《白驹》而毛公不知道，这怎么能说他传授《诗》呢？徐敖受《尚书》于胡常，胡常是成帝、哀帝间的人，而做毛公三传弟子。考之三家之传，都七八代才到王莽世，大概作伪者仍然不能妄自援引广引。《移博士书》说“博问人间唯有赵国贯公”，大概就是长卿，又以为传授《左氏传》的人，都是刘歆杜撰的。徐敖大概是刘歆的私党，受刘歆伪经的人，《后书》称“谢曼卿受《诗》于陈侠”，这是刘歆所传的吗？其详见《毛诗伪证》。如果毛公分为二人，有大有小，名亨、长，又名苌，这是刘歆的重复，又是刘歆所不知道的。

尹更始做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授给儿子尹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尹咸做大司农，翟方进做丞相，自有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以射策乙科做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做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奏请补长史，推荐房凤明经通达，提拔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这时光禄勋王龚以外戚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同校书，三人都做侍中。刘歆说《左氏春秋》可以立学，哀帝采纳，询问诸儒，都不回答。刘歆于是多次见丞相孔光，为他说《左氏》以求帮助，孔光最终不肯。只有房凤、王龚答应刘歆，于是共同移书责备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马师丹奏刘歆非毁先帝所立。皇上于是让王龚等补吏，王龚做弘农，刘歆做河内，房凤做九江太守，至青州牧。起初，江博士传授胡常，胡常传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做讲学大夫。因此《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代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师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都修《春秋左氏传》。贾谊为《左氏传》训故，传授给赵人贯公，做河间献

译王博士。子长卿担任荡阴县令，将《左氏春秋》传授给清河人张禹的长子。张禹与萧望之同时担任御史，多次向萧望之讲述《左氏春秋》，萧望之认为很好，多次上书称赞并阐述其义理。后来萧望之担任太子太傅，向宣帝推荐张禹，征召张禹待诏，还没来得及询问，恰逢张禹因病去世。张禹将学问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给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人贾护（字季君），在哀帝时期待诏担任郎官。贾护传授给苍梧人陈钦（字子佚），陈钦用《左氏春秋》教授王莽，王莽官至将军。而刘歆跟随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因此，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其渊源都出自贾护和刘歆。

译刘氏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中说：“《张苍传》记载他‘喜好书籍、律历和算术’，记载他‘熟悉天下的图书和统计账目，又擅长使用律历和算术’，记载他‘张苍尤其喜好书籍，没有不看的，没有不懂的，而在律历和算术方面尤其精深’，记载他‘著书十八篇，讲述阴阳、律历和算术的事情’罢了，并没有听说他修订过《左氏传》。大概刘歆认为汉代初期博览群书的只有张丞相，而且律历和五德终始说可以附会到《左氏传》上，所以首先援引他。《贾谊传》记载他‘能背诵《诗经》《尚书》并撰写文章’，记载他‘大致通晓诸子百家的书籍’罢了，也没有听说他修订过《左氏传》。大概贾谊的学问，疏朗通达而见识深远，是从《诗经》《尚书》中得来的；修明制度，是以《礼》为本的，不是那种拘泥于章句训诂的学问。他所著的书籍，现存五十八篇，《大都篇》有一件事，《春秋篇》有九件事，《先醒篇》有三件事，《耳痹篇》有一件事，《喻诚篇》有一件事，《退让篇》有两件事，都与《左氏传》不合，只有《礼容篇》中的一件事似乎采自《左氏传》，两件事似乎采自《国语》罢了。大概刘歆看到他偶尔有引用，就诬蔑说‘为《左氏传》作训诂并传授给赵国人贯公’，又说在汉文帝时，‘汉朝的儒者只有贾谊罢了’。贯公大概就是毛亨的弟子贯长卿，也就是刘歆所说的‘贯公遗留的学问，与秘府的古文相同’的那个人，说他是‘贾谊的弟子’则是诬蔑了。《张敞传》记载他‘原本研习《春秋》，用经术来辅助自己的政事’。他所陈述的观点，以《春秋》讥讽世卿最为严厉，君主母亲下堂就跟随傅母，都是《公羊传》的义理，而不是‘尹氏为声子’、‘崔杼并非有罪’、‘宋共姬身为女子却不行妇道’这类谬误的说法。《萧望之传》记载他‘研习《齐诗》’，记载他‘跟随夏侯胜询问《论语》和礼服’，他的《雨雹对》以‘季氏专权最终驱逐了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的‘不攻打丧国’，也都是《公羊传》的义理。石渠阁的礼论，精通礼服，没有听说引用《左氏传》。‘擅长《左氏传》’、‘推荐张禹’，也是刘歆的附会。总之，这几位公卿，对于《春秋》《国语》未曾不研习涉及，只是不把它当作孔子的《春秋传》罢了，刘歆如果不假托名臣大儒，那么他的书就不受尊崇、不被信任了。”

按：刘歆的古文经学，其传授者的名字都是刘歆伪造的，而其发端则从《左氏传》开始。《左氏传》藏在秘府，人间不容易见到，如果不是司马迁、刘向这类人，是不可能读到的。汉代重视六经，认为《春秋》是孔子笔削之作，尤其尊崇它。当时《公羊传》盛行，《谷梁传》也依靠汉宣帝追念卫太子刘据的喜好而得以立于学官，刘歆想借此标新立异，在校书时发现了《左氏传》和《国语》，于是“引用传文解释经文”，在《楚元王传》中自创为《春秋》的一家。刘歆校书是被王莽举荐的，尹咸校勘数术，大概是依附于王莽、刘歆的人，房凤则是王根所推荐的人，王龚则是外戚，都不是经学大师。这四个人共同校书，房凤、王龚所校勘的是什么书不知道，尹咸校勘数术，其经术不如刘歆是显而易见的；刘歆又倚仗权势和宠幸，所以房凤、王龚、尹咸都依附他。孔光、龚胜、师丹都是大儒，知道他的伪造，所以不肯帮助他。考察孔光号称阿谀奉承，却不肯帮助，大概是因为孔光的曾叔祖孔安国、祖父孔延年、父亲孔霸是孔子传授经学的嫡系，未曾听说过这件事，所以不肯帮助。如果孔氏确实有古文经，怎么能不帮助刘歆呢？各种古文经是伪经，这可以作为一个铁案了。师丹弹劾他，公孙禄认为他“颠倒五经”，确实不是虚言。刘歆既然把《左氏传》附会在尹咸名下，所以假托其师承出自尹更始。所谓的“章句”，大概是刘歆伪造的。因为伪造了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等人，又假托贾谊为《传》作训诂。所说的“贯公”，就是刘歆《移书》中所说的“询问民间，只有赵国的贯公学问与此相同”；所说的“河间献王博士”，就是《河间献王传》中所说的“设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书》中所说的“都有符验征应，内外相应”；所说的“贯长卿”，就是传授《毛诗》的人；所说的“征召张禹待诏，还没来得及询问就因病去世”，就像孔安国《尚书》“遭遇巫蛊之祸还没来得及施行”一样，大概实际上并没有这件事；所说的“胡常”，是传授庸生的《古文尚书》给传授《毛诗》的徐敖的人；胡常又从江博士那里学习《谷梁传》，传授给梁萧秉君房，他究竟是刘歆所托付的人，还是刘歆伪造的？都不可知。总之“谈论《左氏传》的人本源于贾护、刘歆”，就像“谈论《毛诗》的人本源于徐敖”，贾护、徐敖都是刘歆的私人罢了，“本源于刘歆”则自然不能诬蔑了。刘歆的各种经书都假托他人，只有《左传》则归在自己名下，因为《左传》是刘歆设立伪经的根本，所以不能假托他人。考察胡常无论真假，即使以此传质问他，他的弟子萧秉为王莽担任讲学大夫，与尹咸、翟方进一起从尹更始那里学习《左氏传》，那么他是元帝、成帝年间的人，与刘歆同时代。徐敖从他那里学习《古文尚书》，更加晚了一些。胡常对于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自

译都尉朝、胶东庸生从贯长卿那里传承《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从张禹、尹更始那里也传承了三代到徐敖，既然徐敖晚于胡常，徐敖传授《毛诗》，从贯长卿往下仅经过解延年一代，这又是多么错乱呢？综合来看，其伪造的痕迹，故意交错混杂，如同看透肺腑一样明显。《谷梁春秋》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房凤的学说，恐怕也是刘歆伪造的。《汉书·儒林传》叙述谷梁氏的学说，忽然插入尹更始、房凤的《左氏传》，恐怕也是刘歆的原文，而从“房凤字子元”到“青州牧”，或许是班固顺势添加进去的吧？

译赞曰：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额，设立科目通过射策考试选拔人才，用官职俸禄来鼓励学习，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间，传授学业的人逐渐增多，分支流派繁盛滋长，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大师弟子多达千余人，这大概是追求俸禄利禄的道路造成的。起初，《尚书》只有欧阳氏一家，《礼》只有后氏一家，《易》只有杨氏一家，《春秋》只有公羊氏一家罢了。到了汉宣帝时期，又设立了大夏侯、小夏侯的《尚书》，大戴、小戴的《礼》，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以及《谷梁春秋》。到了汉元帝时期，又设立了京氏的《易》。平帝时，又设立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用来搜集遗漏散失的典籍，兼收并蓄保存它们，这种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五个字的经文解说多达二三万字，繁冗到了这种地步，与丁将军的《易说》只列举大义、甲公的《诗训》尚存疑问相比，滋长蔓延、支离破碎已经太过分了！杨雄在《法言》中说：“现在的人做学问，不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还进一步在佩巾上绣花纹。”《寡见篇》的观点早就被通达事理的人所厌恶了。刘歆窥探到这种宗旨，伪造古文经典来扫除今文经学，杜林、贾逵煽动其风气，马融、郑玄推波助澜。直到汉、晋之间，使今文经学几乎灭绝，下到唐、宋，更是扫地无余。过去那些数百万言的解说，在遗留的文献中穿凿附会，仅能求得万一，虽然刘歆伪造扰乱经典的罪过固然不可饶恕，也是那些追求俸禄利禄的人不懂大义，繁复其章节条目，穿凿寻求偏僻隐晦之处，从而留下口实并借给寇敌武器。唉！西汉学者喧哗自傲的时候，哪里知道百余年间就会灭亡呢！现在的学者，尊崇圣人的经典却不从经纬天人、体察伦理万物之间去探求，只是讲求六书，动辄形成习气，偶尔涉及名物，就自恃精通《苍颉篇》《尔雅》，如果用经典的大义来叩问他们，却茫然不知。徐干在《中论》中说：“大凡做学问，以大义为先，名物为后，大义确立了，名物自然跟随。然而浅陋的儒者博学，致力于名物，详细考究器械，考证训诂，摘取章句，却不能统摄大义的极致，以获取先王的心意。这无异于女史诵读诗歌、内侍传达命令。所以使学者劳神费思却不懂道理，耗费日月却没有成功。”《治学篇》如此迂腐滞碍，想要不灭亡，怎么可能呢！这也是有识之士所深以为忧的。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王莽用伪行篡夺汉朝，刘歆用伪经篡夺孔子之学，二者同样虚伪，二者同样篡夺。伪君、伪师，篡夺君主、篡夺师道，在当时那是一个大伪的天下，君臣多么相似啊！然而刘歆伪造《左氏春秋》是在成帝、哀帝时期，伪造《逸礼》、伪造《古文尚书》、伪造《毛诗》，依次进行，当时王莽还没有篡夺的间隙，那么刘歆蓄意篡夺孔子之学已经很久了。遭遇王莽篡位，于是点窜他的伪经来迎合讨好王莽。刘歆既然帮助成就了王莽篡夺汉朝，王莽推行刘歆的学问，又征召学习刘歆学问的一千多人到公车，在学官设立各种伪经，王莽又帮助成就了刘歆篡夺孔子之学。篡夺汉朝则王莽为君，刘歆为臣，王莽善于利用刘歆；篡夺孔子之学则刘歆为师，王莽为弟子，刘歆实在善于利用王莽。刘歆、王莽互相利用。至于后世，新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而刘歆的经学大行其道，其福泽延续两千年，那么刘歆的篡夺超过王莽了。而刘歆身为新朝臣子，号称“新学”，王莽也参与其中。所以合并刘歆、王莽两人的传记来辨伪，以阐明新学伪经的真相。

刘歆传

刘歆，字子骏，年少时因通晓《诗》《书》且能写文章被召见成帝，在宦者署待诏，担任黄门郎。河平年间，接受诏令与父亲刘向统领校阅秘书，讲习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技艺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又担任中垒校尉。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作为宗室中有才能德行的人，担任侍中太中大夫，升迁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显贵受宠。又统领“五经”，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汇集六艺群书，分类编为《七略》。详情在《艺文志》中。刘歆和刘向起初都研究《易》。宣帝时，诏令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非常精通熟悉。等到刘歆校阅秘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非常喜欢它。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共同校阅经传。刘歆大致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那里学习，质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只传授训诂而已，等到刘歆研究《左氏》，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互相阐发，从此章句义理完备了。刘歆也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喜好古学，见识广博记忆力强，超过常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与亲眼所见，其详略不同。刘歆多次以此诘难刘向，刘向不能反驳，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谷梁义。等到刘歆得宠，想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书》《古文尚书》，都列入学官。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理，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回答，刘歆于是写信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说：

过去唐、虞衰落后，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帝明王，接连兴起相承，他们的道非常显著。周室衰微后，礼乐不正，道难以保全竟然如此。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