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译孔子担忧大道不能施行，于是周游列国接受聘问。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使《乐》得到校正，《雅》《颂》才各得其所；又修订《易》、编排《书》，编撰《春秋》，用来记载帝王的大道。等到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位弟子终老，宏大的义理就乖谬了。又遭遇战国时期，抛弃笾豆等祭祀礼仪，讲求军旅战阵之法，孔氏的大道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等人的权术兴起。衰败延续到暴秦，焚烧经书，杀害儒生，设立挟带书籍的禁令，实行诋毁古道的罪名，学术道统因此彻底灭绝。
汉朝兴起，距离圣帝明王已很遥远，仲尼的大道又断绝了，法律制度没有可以沿袭的依据。当时只有叔孙通粗略地制定了礼仪，天下只有《易》用于占卜，没有其他书籍。到了孝惠帝时期，才废除了挟书的法律，然而公卿大臣如周勃、灌婴等人，都是披甲执锐的武夫，都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到了孝文帝，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墙壁中取出，已经腐朽断裂，散失不全，现在这本书尚存，只是当时老师传授诵读而已。《诗》刚开始萌芽。天下的各种书籍往往陆续出现，都是诸子的传说，仍然广泛设立在学官，并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者，只有贾谊一人罢了。
到了汉武帝，然后邹、鲁、梁、赵等地才颇有《诗》《礼》《春秋》的先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不能独自精通一部经书，有的专攻《雅》，有的专攻《颂》，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泰誓》是后来才得到的，博士们聚集在一起诵读它。所以诏书上说：“礼坏乐崩，书籍残缺简牍脱落，朕非常怜悯。”当时汉朝兴起已经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书确实已经很远了。
等到鲁共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想把它建成宫殿，却在残破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了这些书，遭遇巫蛊之祸的仓促危难，来不及施行。至于《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修撰的，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卷，藏在秘府中，潜伏而未显露。孝成帝怜悯学问残破、文字缺失，逐渐偏离了真意，于是陈列发掘秘藏，校理旧文，得到这三件事，用来考核学官所传授的经书，发现经书有的脱漏简牍，传文有的错简编连。询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齐国胶东庸生的遗存学问与此相同，被压抑而未施行，这是有识之士所惋惜怜悯、士君子所嗟叹痛心的。
过去的缀学之士，不考虑废绝的缺失，只是因循简陋、就着寡少，分文析字，烦琐的言辞细碎的语句，学者疲老也不能穷究其中一门技艺。相信口说而背离传记，推崇末世的老师而否定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如建立辟雍、封禅、巡狩等礼仪，就幽暗不明而不知道其本源。还想要保全残破、坚守缺漏，怀着害怕被揭穿的私意，而没有听从善言、信服道义的公心。有的怀着嫉妒，不考察情实，随声附和，随声说是非。压抑这三家学问，认为《尚书》完备，说左氏不传授《春秋》，难道不可悲哀吗！
现在圣上德行通达神明，继承统绪发扬功业，也怜悯文学错乱，学士如此，虽然昭示其情，仍然依违谦让，乐意与士君子共同决定。所以下达明诏，试探《左氏》是否可以设立，派遣近臣奉行旨意，将要辅助弱小扶持微末，与二三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废弃的遗学。现在却不是这样，深深关闭坚决拒绝而不肯尝试，轻率地以不诵读为由断绝它，想要堵塞其余的道路，灭绝微弱的学问。可以与人一起享受成功，难以与人一起谋划开始，这是普通百姓所做的事，不是对士君子的期望。
况且这几家学问，都是先帝亲自论述，当今皇上考察审视的，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应，难道是随便的吗！礼制失传可以向民间寻求，古文难道不比民间更好吗？过去的博士，《书》有欧阳氏，《春秋》有公羊氏，《易》有施氏、孟氏，然而孝宣皇帝仍然广泛设立谷梁氏《春秋》、梁丘氏《易》、大小夏侯氏《尚书》，义理虽然相反，仍然一并设立。为什么呢？与其错误地废除它，宁可错误地设立它。《传》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于地，在人身上；贤者记取大的方面，不贤者记取小的方面。”现在这几家的言论，所以能兼包大小之义，怎么可以偏废断绝呢！如果一定要固执己见、坚守残破，结党同门，嫉妒道之真义，违背明诏，失去圣意，从而陷入文吏的议论，这非常不被二三君子所取法。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按：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此必叔皮及西汉遗老之言，则从前传不解经可知。若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见《左传正义》一则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书乃见矣，知《别录》亦伪书也。云歆从尹咸、翟方进「质问大义」，此与《儒林传》叙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皆歆伪造渊源，犹《古文书》之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之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进传》云「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国师刘歆……师也。」方进虽习《春秋》，实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托所由来，称父「向不能非」。既诬其父，又诬其师，可谓绝无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书者，然但校数术，经学必不如歆，足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别有说。然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世无异义。马迁据《左氏》以修史，而《儒林传》不称其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亲见孔子，于传经无与。且着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其好恶，黜孔父、泄冶之节而奖郑庄之礼，谓果与圣人同乎？《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古论语》伪文，歆所窜入以昭符应者。歆遍伪群经之术皆如此，并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伯亦为刘歆，以左丘明为有二人也。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没，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然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犹未及《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盖歆以《毛诗》《周官》作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书，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字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亦得《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立博士，《移书》何以不兼称献王？共王薨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蛊事乃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何以不献？且安国蚤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志》《儒林传》何以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毛诗》，《周官
译他的言辞非常急切，各位儒生都对他怨恨。当时，著名儒者、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书一事，向皇帝上疏深深自责，请求退休回家。等到儒者师丹担任大司空时，也大为愤怒，上奏说刘歆篡改旧有的典章制度，诋毁先帝所确立的制度。皇帝说：“刘歆想要推广道术，这怎么能算是诋毁呢？”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生讥讽，害怕被诛杀，请求外放做地方官，担任河内太守。因为宗室成员不宜掌管三河地区，改任五原太守。后来又调任涿郡，历任三个郡的太守。几年后，因病免官。起复后又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恰逢汉哀帝驾崩，王莽掌握政权。王莽年轻时与刘歆一起担任黄门郎，看重他，向太后推荐。太后挽留刘歆担任右曹太中大夫，升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治理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官、卜筮等职，考订律历，著成《三统历谱》。起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位，刘歆担任国师，后来的事迹都在《王莽传》中记载。
按：班固是浮华之士，经学根本浅薄，他修撰《汉书》完全采用刘歆的书，不采纳的只有两万多字，他沉溺于刘歆的学说已经很久了。这是《刘歆传》，大体上是根据刘歆自己的说法写的。《左氏春秋》到刘歆校勘秘书时才出现，那么向来人间没有见过是显而易见的。刘歆研究《左氏》才开始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那么现在版本的《左氏》书法以及比年依经修饰《左氏》、缘《左氏》而作，是刘歆改动《左氏》的明显证据。这一定是赵岐（叔皮）及西汉遗老的话，那么从前传不解释经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像《别录》所说，经师传授如此详明，见《左传正义》一则向来不非议它，而不等到刘歆校书才出现，可知《别录》也是伪书。说刘歆从尹咸、翟方进那里“质问大义”，这与《儒林传》叙述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一样，都是刘歆伪造渊源，如同《古文书》中的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中的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一样。按《翟方进传》说“学习《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门徒日益增多，诸儒称赞他。”又说“方进虽然学习《谷梁》，但喜好《左氏传》……他的《左氏》老师是国师刘歆。”方进虽然学习《春秋》，实际上不是《左氏》，刘歆既然看重他的名位，又必定要托其所由来，称父亲“刘向不能非议”。既诬陷他的父亲，又诬陷他的老师，可以说是绝无人心的人了。尹咸本是同校书的人，但只校勘数术，经学一定不如刘歆，足以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子夏），另有说法。然而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代没有异议。司马迁依据《左氏》修史，而《儒林传》不称赞他解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使亲见孔子，与传经无关。而且著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他的好恶，贬低孔父、泄冶的节操而奖赏郑庄公的礼制，说真的与圣人相同吗？《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是《古论语》伪文，刘歆窜入以昭示符应的。刘歆遍伪群经之术都如此，并不能因为光武名秀，刘歆也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亦为刘歆，以左丘明有两个人来辩解。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左氏仅见夫子的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的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以下，其唯董生乎！”刘歆既湛靖，乘父亲刘向已死，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而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代《春秋》之学最盛，刘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左氏》，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假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假托古文。此刘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已经伪《左传》了，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典。然而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大概刘歆以《毛诗》《周官》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而刘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之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经，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刘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而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言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到《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也得到《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已立博士，《移书》为何不兼称献王？共王死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共三十八年，巫蛊事才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为何不献？况且安国早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儒林传》为何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刘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
》且一字不及也？其抵牾凿枘，合观之可见。其《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辨见《艺文志》。
译况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吗？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不契合，综合来看是显而易见的。那《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考辨可见于《艺文志》。
《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相传，绝无「脱简」，若人间《左氏春秋》，原是《国语》，亦非有「间编」。歆托之秘府、托之古文，妄谓学官「学残文缺」。所谓「经或脱简」者，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国语》也。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贯公，即歆所称传《毛诗》之贯长卿；庸生，即传都尉朝《古文尚书》者，皆歆伪托。即有其人，盖亦歆私党，歆之授意者也。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传十七篇多士大夫礼，故其《逸礼》皆为明堂、巡狩之礼。故《艺文志》云「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此乃其作伪之微旨也。「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博士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为孔子之学铁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赖诵说而传，使《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之学，虽其本既亡，可以诵而补之。三百五篇之《诗》，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赖诵说而传，则孔子删《书》二十八篇之为全书，无可疑也。史迁《儒林传》不述左氏，今据西汉博士之学以得孔子之全经，赖有歆述博士之言为可信。其余不经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传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
按《歆传》，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礼皆歆学也。故遍录出，与歆之伪经征验相应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记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
按：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然莽之学周公自此始，后此事事效法，遂篡汉祚。歆《周官》《尔雅》事事称周公，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也。后世经学动称周公，而忘其为孔子制作，则为歆、莽所卖矣。歆、莽之假于周公，将有所图，后儒无歆、莽之私，岂可复为所谩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按《平帝纪》元始五年，「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云「《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皆歆伪纂。「史篇文字」，即歆所谓「古文」，以与今文违悖者也，辨皆见前。莽、歆搜求佚书，绝无他学，皆歆所力争于博士者，更增《尔雅》、史篇文字以征验之。通其一艺即征诣公车，前后千数，以广伪学、壹异说。于是天下皆诵歆学，而孔子之学绝矣。盖歆之所以得行伪学者，皆莽为之。命曰「新学」，岂不然乎！其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亦歆所伪。盖歆以博闻强识绝人之才，承父向之业，睹中秘之书，旁通诸学，身兼数器，旁推交通，务变乱旧说而证应其学。训诂文字既尽出于歆，天文、律历、五行、谶记、兵法又皆出之，众证既确，墙壁愈坚。当时既托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广其传，传之既广，行之既久，则以为真先圣之遗文矣。故虽以马、郑之雅才好博，兼综术艺者，尊信最坚，赞扬最力，岂非以其旁兼诸学、征应符合故乎？自魏、晋至唐，言术艺之士皆
译《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师徒相传，绝无“脱简”之说；若人间的《左氏春秋》，原本就是《国语》，也并非有“间编”之误。刘歆假托秘府、假托古文，妄称学官“所学残缺、文义缺失”。所谓“经文或有脱简”，是刘歆想要增续《春秋》；所谓“传文或有间编”，是刘歆想要比附《春秋》的年月，改窜《国语》。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长卿、胶东庸生的遗学与这相同，但被压制而未施行。”贯长卿，就是刘歆所称传授《毛诗》的贯长卿；庸生，就是传授都尉朝《古文尚书》的人，都是刘歆伪托的。即使有这些人，大概也是刘歆的私党，是刘歆授意的人。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如建立辟雍、封禅、巡狩的礼仪，则幽深玄妙而不知其本源。”刘歆因为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多涉及士大夫的礼仪，所以他的《逸礼》都是关于明堂、巡狩的礼仪。所以《艺文志》说“还不如仓等推演士礼而将其用于天子的说法”。这是刘歆作伪的微妙用意。“以《尚书》为完备，说左氏不传《春秋》。”博士之学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作为孔子之学的铁案。先秦、三代，除了竹帛之外，还依靠口耳诵说来传承，假如《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的学问，虽然原本已经亡佚，可以通过诵说来补全。三百五篇的《诗》，十一篇的《春秋》，都依靠口耳诵说来传承，那么孔子删定《尚书》二十八篇作为全书，是无可怀疑的。司马迁《儒林传》不记载左氏，如今依据西汉博士之学得以获得孔子的完整经典，依靠刘歆陈述博士之言才可信。其余没有经过刘歆校改的，很少了。
王莽传
于是依附顺从的人被提拔，违逆怨恨的人被诛灭。王舜、王邑作为心腹，甄丰、甄邯主管决断，平晏统领机密事务，刘歆掌管文章典籍。
据《刘歆传》，王莽向来看重刘歆，所以王莽一朝的典礼都采用刘歆的学说。所以广泛记录出来，与刘歆伪经的征验相应合。于是群臣极力陈述王莽的功德，“招致周成王白雉的祥瑞，千载符命相同。圣王的法度，臣子有大功，则生前有美好的称号。所以周公在世时就在周朝留下称号。王莽有安定国家、保全汉家的大功，应当赐号曰安汉公，增加户口、匹配爵位封邑，上应古制。”“请求考论五经，确定选取礼仪，端正十二女官的意义。”
按：这时刘歆的《周礼》尚未完成，所以“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说法尚未出现，所以还遵从今文博士的说法。然而王莽学习周公从此开始，后来事事效仿，于是篡夺汉朝皇位。刘歆的《周官》《尔雅》事事称颂周公，以迎合王莽的心意，奖助翼护篡位之事。后世经学动辄称颂周公，而忘记那是孔子的制作，就是被刘歆、王莽所出卖了。刘歆、王莽假借周公，将有所图谋，后儒没有刘歆、王莽的私心，岂可再被他们欺骗呢？
王莽上奏建立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修建房舍一万区，设立市场、常满仓，制度非常盛大。设立《乐经》。增加博士名额，每经各五人。征召天下通晓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的人，以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晓其意的人，都到公车报到。网罗天下有才能的人，前后到达的数以千计，都让他们在朝廷中记录解说，将要以此纠正乖谬，统一异说。
据《平帝纪》元始五年，“羲和刘歆等四人奉命，整治明堂、辟雍。征召天下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义》教授的人，在所在之地提供一辆驿车，派遣到京师，到达的数千人。”这里说“《乐经》《逸礼》《古书》《毛泽东》《周官》《尔雅》、史篇文字”，都是刘歆伪纂的。“史篇文字”，就是刘歆所说的“古文”，与今文相违背的，辨析都在前面。王莽、刘歆搜求佚书，绝无其他学问，都是刘歆在博士那里力争的，又增加《尔雅》、史篇文字来征验。通晓一艺就征召到公车，前后数以千计，以扩大伪学、统一异说。于是天下都诵读刘歆的学问，而孔子的学问断绝了。大概刘歆之所以能推行伪学，都是王莽为之。命名为“新学”，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也是刘歆所伪作的。大概刘歆凭借博闻强识、超越常人的才能，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看到中秘之书，旁通诸学，身兼多种技能，旁推交通，务求变乱旧说而证应其学问。训诂文字既都出自刘歆，天文、律历、五行、谶记兵法又都出自他，众证既确凿，壁垒更加坚固。当时既假托古文之名、借助王莽之力以扩大其传播，传播既广，施行既久，就认为是真先圣的遗文了。所以即使像马融、郑玄那样雅好博学、兼综术艺的人，尊信最坚定，赞扬最有力，难道不是因为他旁兼诸学、征验符合的缘故吗？自魏晋至唐，言术艺之士皆
征于歆。寖淫既久，开口即是，孰能推见至隐，窥其瑕衅乎？此所以范围二千年莫有发难者也。今《汉书律历、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学，与诸古文经若合符节，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纠谬，别为篇，兹不着。
译刘歆征引经典。浸淫日久，开口便说，谁能推究极深隐微之处，窥见其中的破绽呢？这就是两千年以来没有人提出质疑的原因。如今《汉书》中的《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都是刘歆的学说，与各种古文经书如同符节相合，完全一致，《月令》和兵法也是如此。其余部分都有纠正谬误的内容，另作篇章，这里不再赘述。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
《周官》之尊为经典，朝廷典礼以为依据，始于此。
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
莽一切典礼，皆歆主之。莽之以伪行篡帝位，歆之以伪学篡经统，交相须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岛。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
按：《左传》引尧、舜、禹书为《夏书》。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贡，当尧老而舜摄之时，九州岛水利土产，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皆因州而言。《尚书大传》「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盖九州岛除王畿无伯，故八伯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伪《左传》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诗》「帝命式于九围。」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岛，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为歆撰，然《职方氏》亦仅言九州岛，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贡》之徐、梁。唯《尧典》有「肇十有二州。」马、郑、伪孔以为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而《职方氏》有幽、并，是其与十二州异而实同也。《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附汉制而改饰之者。营州古无此名，歆以太公封于营丘而名之。王莽有并州，平州，「营」「平」音同，即营州，盖用歆说也。歆多以汉制为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诸星皆然。汉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为有十二州也。《尧典》「十二州」三字，必为古文家窜改。《尚书大传》有「兆十有二州」说，或更追改者欤？《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谷永传》永之对，皆有十二州之说，皆窜改者
「《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
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摄其政耳，无践天子位事也。歆伪作《明堂位》，诬先圣以佐篡逆，而后人犹惑之，何哉？
「《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
按：《尚书正义》一载《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为十六。」无《嘉禾篇》。唯《史记》《书序》有之。盖歆伪为《古文书》时，尚无附莽篡位意，后则伪为经记以奖莽篡，故复增造此篇。移书太常云「十六篇」，而叙《儒林传》及窜入《史记儒林传》，则但云「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以后有增加，故虚宕其辞，歆之肺肝如见矣。《尧典》「假于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诗》「假哉天命」，皆训至也，正也，无训真假之义者。「假王」之称，出于韩信。歆欲奖成莽篡，故缘此义以易古训。歆倡训诂之学以变大义如此。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
按六经无四时迎气之祭。《尧典》「寅宾出日。」《尚书大传》「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执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迎日之辞曰‘维
译“我谨根据六艺通义和经文中所见的《周官》《礼记》中适宜于当今的内容，制定了九命之锡的制度。”
《周官》被尊崇为经典，朝廷典礼以此为依据，是从这时开始的。
刘歆、陈崇等十二人，都因为治理明堂、宣扬教化，被封为列侯。
王莽所有的典礼，都由刘歆主持。王莽用伪行篡夺帝位，刘歆用伪学篡夺经学正统，两者相互依存而行动，多么相似啊！难怪他们君臣之间如此信任。
“我又听说圣王排列天文，确定地理，依据山川和民俗来划定州界。汉朝疆域比二帝、三王时代广阔，共有十二州，州的名称和边界大多不符合经典。《尧典》记载有十二州，后来确定为九州。汉朝疆域辽阔，州牧巡视辖区，远的有三万多里，不能划分为九州。我谨根据经义纠正十二州的名称和划分边界，以顺应正统的开端。”
按：《左传》引用尧、舜、禹的书称为《夏书》。禹治理水分划州域，根据土地制定贡赋，这是在尧年老而舜摄政的时候，九州的水利和土产，次序清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都是根据州而言的。《尚书大传》说“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大概是九州除了王畿没有伯，所以是八伯。“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所以鼎也是九只。《王制》也说“八州八伯”，是除去王畿一州而言的。伪《左传》说“五侯九伯”，是包括王畿而言的。《诗经》说“帝命式于九围。”又说：“九有有截。”都是说九州，没有说十二州的。《周官》是刘歆编撰的，然而《职方氏》也只说九州，只是增加了幽州、并州而改《禹贡》中的徐、梁。只有《尧典》有“肇十有二州。”马融、郑玄、伪孔安国认为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州，而《职方氏》有幽、并州，这是它与十二州不同而实际上相同。《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说“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包括徐、梁、幽、并。夏、周的制度，改雍为凉，改梁为益，共十三部。”刘歆依附汉朝制度而加以修饰。营州古代没有这个名称，刘歆因为太公封于营丘而命名。王莽有并州，平州，“营”“平”音同，就是营州，大概是采用刘歆的说法。刘歆多把汉朝制度当作古代制度，五色之帝、郊祀诸星都是如此。汉朝有十三州，所以刘歆也把古代当作有十二州。《尧典》“十二州”三个字，必定是古文家窜改的。《尚书大传》有“兆十有二州”的说法，或许是后来追改的吧？《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谷永传谷永的回答，都有十二州的说法，都是窜改的。
“《礼明堂记》说‘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天子背着斧依向南站立。’意思是‘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见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
按：《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只是摄行其政，没有践天子位的事。刘歆伪作《明堂位》，诬蔑先圣以辅助篡逆，而后人还迷惑其中，为什么呢？
“《尚书》逸篇《嘉禾篇》说‘周公捧着鬯酒站在阼阶，延请登阶，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这是周公摄政时，赞者所称。”
按：《尚书正义》记载《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共》九篇十一，《大禹�》十二，《弃�》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五，《汤�》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八，《伊训》十九，《�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旅獒》二十三，《冏命》�四。因为《�共》九篇共卷，所以是十六篇。”没有《嘉禾篇》。只有《史记》《书序》有。大概是刘歆伪作《古文书》时，还没有附和王莽篡位的意图，后来才伪作经记以奖�王莽篡位，所以又增造此篇。移书太常说“十六篇”，而叙述《儒林传》及窜入《史记儒林�》，则只说“得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更多了”，因为后来有增加，所以虚�其辞，刘歆的�肝如见。《尧典》“假于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诗经》“假哉天命”，都解释为至也，正也，没有解释为真假之义的。“假王”之称，出自韩信。刘歆想要奖�王莽篡位，所以沿�此义以�古训。刘歆倡�训�之学以变大义如此。
居摄元年正月，王莽在南郊�祀上帝，在东郊迎春。
按六经没有四时迎气的祭祀。《尧典》“�宾出日。”《尚书大传》“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执事，而以正�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日之辞曰‘�
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东郊。’迎日，谓春分迎日也。」《觐礼》云：「拜日于东门之外。」《礼器》云：「大明生于东。」《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于东门之外。」《大戴礼朝事篇》云「率诸侯而朝日东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义只此，无四郊之祭，更无四时迎气之举。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礼，与《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合，与《月令》合，盖皆歆之伪礼也。
译某年某月吉日，光明普照上下，勤勉布施四方，肃穆庄严地辅佐，我一人某恭敬地在东郊拜迎太阳。所谓迎日，是指春分时节迎日。《觐礼》说：“在东门之外拜日。”《礼器》说：“大明生于东方。”《郊特牲》说：“郊祀之祭，是报答上天而尊奉太阳。”《玉藻》说：“在东门之外朝日。”《大戴礼·朝事篇》说：“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日，这是为了教导人们尊重尊贵者。”郊祀的意义仅此而已，没有四郊之祭，更没有四时迎气的举措。只有王莽才开始有迎春及四郊之礼，这与《周官·小宗伯》中“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四望、四类也如此”相合，与《月令》相合，大概都是刘歆伪造的礼仪。
「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于歆，辨见前。
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
谭为歆、莽之党，故主张伪古文学，凡《新论》云云，皆歆羽翼，不足据也。
「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说也。按孔子之礼，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说则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于歆之伪《周礼》，莽盖为歆所欺者。「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为《周礼》大行之始，故特着焉。
「《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
莽之居摄名义亦由于歆。即此一言，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为伪经，复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
按：《易系辞》《大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五帝本纪》皆无少昊，唯《逸周书尝麦解》有少昊，则为司马者。歆变乱五帝名号，故窜之于《左传》《国语》《月令》，辨见前。此用歆说也。
「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
《诗》《书》《礼》《春秋》言庙礼无「祧庙」说，唯《祭法》有「二祧」，享尝乃止。《左传》昭元年「其敢爱丰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庙祧之昭穆」，是即「祧庙」之说。又《周官春官》「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是即「郊宫」之说。凡《祭法》《左传》《周官》皆歆所伪，莽用其说，故云「建郊宫，定祧庙」也。
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
《周礼地官》有六乡、六遂，此外有远郊、近郊，莽用其制也。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礼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酱百有二十瓮。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皆歆伪撰经文以媚莽者，此可为证。自歆伪经后，人主相承以为先圣经义宜然。于是后宫至万数千人，饮食度支岁费千万，以此亡国者接踵，皆歆启之。伪经之害如此。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奉养」一条，至深斥汉文帝之节俭，是则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职「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即莽所谓「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者也。
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孟子》言「泽梁无禁」，《王制》「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托于周公，而《闾师》云「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莽制「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用歆《周官》说也。然《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
译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都制定了引诱单于进犯的策略。又掌管灵台、明堂、辟雍、四郊的礼仪，确定制度，开通子午道。
按：四郊的制度始于刘歆，辨析见前文。
仿照《大诰》制作策命，派遣谏大夫桓谭等人颁布于天下。
桓谭是刘歆、王莽的党羽，所以主张伪托的古文经学，凡是《新论》中的说法，都是刘歆的帮凶，不足以作为依据。
“确实考证周代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四等，有明确的文献记载。”
这是采用刘歆《周官》的说法。按孔子的礼制，公、侯封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划分土地只有三等。《孟子》《王制》都相同。《春秋》公羊说的观点则是伯、子、男同等，爵位只有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等儒生七十八人都说：“……摄政皇帝于是开启秘府，召集儒生，制定礼乐，最终确定百官，成功完成天大的功业。圣心周全详尽，卓越独到，发掘出《周礼》，以明确因循借鉴，效法上天，考察古制，从而进行增减损益。”
凡是王莽的措施，都出自刘歆伪作的《周礼》，王莽大概是被刘歆欺骗了。“发掘出《周礼》以明确因循借鉴”，是《周礼》大行其道的开始，所以特别记载下来。
“《春秋》中隐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他是摄政。”
王莽居摄的名义也来自刘歆。仅凭这一句话，刘歆伪作《左氏春秋》的书法以证明王莽篡位的正当性，就显而易见了。《左氏春秋》是伪经，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帝王的道统，相互因循而贯通；盛德的福泽，百世享受祭祀。我推崇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嚳、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都有圣德，凭借皇天的辅助，功业巍巍，光辉远播。我非常赞赏他们，寻访他们的后代，将赐福他们的祭祀。”
按：《易系辞》《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姓》《史记·五帝本纪》都没有少昊，只有《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少昊，他是司马氏。刘歆扰乱五帝的名号，所以将少昊窜入《左传》《国语》《月令》，辨析见前文。这里采用的是刘歆的说法。
“我先前在摄政时，建立郊宫，确定祧庙，设立社稷。”
《诗》《书》《礼》《春秋》中谈论庙礼没有“祧庙”的说法，只有《祭法》中有“二祧”，祭祀到祧庙就停止了。《左传》昭公元年“其敢爱丰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别庙祧的昭穆”，这就是“祧庙”的说法。又《周官·春官》“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四望、四类也如此；为山川、丘陵、坟衍立坛，各自按照方位”，这就是“郊宫”的说法。凡是《祭法》《左传》《周官》都是刘歆伪作的，王莽采用他的说法，所以说“建立郊宫，确定祧庙”。
将长安城旁的六乡分开，各设置帅一人。将三辅分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设置大夫，职权如同太守；设置属正，职权如同都尉。将河南大尹改名为保忠信卿。增加河南的属县达到三十个，设置六郊。
《周礼·地官》有六乡、六遂，此外还有远郊、近郊，王莽采用这种制度。
王莽又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率土之滨，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大概是用天下的财富来供养君主。《周礼》中膳食有百二十种。”
《周礼·膳夫》“羞用百二十种。酱百二十瓮。只有王及后、世子的膳食不计算在内。”这都是刘歆伪撰经文以讨好王莽的，这可以作为证据。自从刘歆伪作经书后，君主相继认为这是先圣经义应当如此。于是后宫达到万数千人，饮食开支每年耗费千万，因此亡国的接连不断，都是刘歆开启的。伪经的危害如此之大。宋代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中“奉养”一条，极力斥责汉文帝的节俭，这也是刘歆的罪过。
“我制定地理制度，建立五等封爵，考证经艺，符合传记，通达义理。”
五等封爵，是《周官》大司徒职中“诸公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土地，封疆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土地，封疆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土地，封疆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土地，封疆方圆百里。”这就是王莽所说的“建立五等封爵，考证经艺，符合传记”的内容。
最初设立六筦的法令，命令县官卖酒、卖盐、铁器、铸钱，对采集名山大泽各种物产的人征税。又命令市官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向百姓提供赊贷，收取利息，每月三分。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湖泽按时禁止或开放而不征税。”《孟子》说“湖泽不设禁令”，《王制》“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川泽按时进入而不禁止。”这是孔子所述文王的仁政。刘歆将《周官》托名于周公，而《闾师》说“任用衡官管理山事，贡纳其物；任用虞官管理泽事，贡纳其物。”王莽规定“对采集名山大泽各种物产的人征税”，采用的是刘歆《周官》的说法。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说，‘山林的树木，由衡鹿守护；湖泽的萑蒲，由舟鲛守护；
薮之薪烝，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齐政之衰。晏子尚以为政衰，则周公不为可知。莽盖从歆以兴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货贿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举之。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郑司农云「百族，百姓也。」既非商贾、贩夫、贩妇，则是何人？非百官而何？贾《疏》为之辨，未见其通又《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即所谓「令市官收贱卖贵」也。《泉府》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即所谓「赊贷与予民收息百月三」也。此皆莽用《周官》制，民怨畔之。唐第五琦、皇甫鏄行酒酤、盐铁、铸钱，而民又怨之；王安石行青苗法，而民又怨之。歆此法也，亡三国矣。
译沼泽中的柴草，由虞候负责看守；海中的盐蜃，由祈望负责看守。”认为这是齐国政治衰败的表现。晏子尚且认为政治衰败，那么周公不实行这种做法就可想而知了。王莽大概是依靠刘歆来兴起天下，也因刘歆而亡失天下。
又《周礼·司市》说：“凡是获得货物、六畜的人，也按照同样的规定处理，三天后上报。凡是治理市场中的货物、六畜、珍奇物品，使缺乏的得以拥有，使有利的得以丰富，使有害的得以消除，使靡费的得以减少。”又说：“大市在太阳偏西时开市，由百族主持。”郑司农说：“百族，就是百姓。”既然不是商贾、贩夫、贩妇，那么是什么人呢？不是百官又是什么人呢？贾公彦的疏对此进行辨析，并未通达。
又《周礼·廛人》说：“凡是珍奇物品中有滞销的，征收后送入膳府。”《周礼·泉府》说：“掌管用市场的征税布匹，征收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和民用中滞销的物品，按照它们的价钱购买，物品悬挂并登记，等待不时需要购买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命令市官低价收购、高价卖出”。
《泉府》又说：“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的，与有关官吏辨别后授予，按照国服规定收取利息。凡是国家事务的财用，从这里取足。”这就是所谓的“赊贷给予百姓，收取利息，百月收三”。
这些都是王莽采用《周官》制度，导致百姓怨恨叛离。唐代第五琦、皇甫鏄实行酒类专卖、盐铁专卖、铸钱，百姓又怨恨他们；王安石实行青苗法，百姓又怨恨他。刘歆的这些法令，已经使三个朝代灭亡了。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
按：今学无「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吕刑》有「皇帝哀矜庶狱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语，「皇帝」非以为尊崇。《左传》僖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实依《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姓》及《世本》，见《尚书正义》一盖孔门相传之说，谯周、应劭、宋均《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同之。歆缘《易系辞》有伏羲、神农事，伪《周官》伪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窜入少皞。《汉书律历志》载歆《世经》以太昊帝、炎帝、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帝喾、唐帝、虞帝为次，暗寓三皇、五帝之叙，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颛顼」，与《世经》相应。《左传》《月令》《律历志》大行，于是三皇之说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后汉书贾逵传》奏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皆因五德之运，证成古学之说，张衡于是反据以攻史迁之疏略矣。《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曰：「《易》称‘宓羲氏王天下。宓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nnno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则三皇之说已久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自是伪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并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三皇本纪》注实本之《世经》也。司马贞且补撰《三皇本纪》，于是少昊之为五帝遂为实事，竞讥史迁之纰缪矣。夫史迁多采《左氏》，如《左氏》实有问官郯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罔闻知，首创《本纪》便已遗脱一朝哉？其为歆之伪窜，证佐确凿矣。《五帝本纪》于《舜纪》引《左传》「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窜入者欤？按歆务翻今文之说，又窜附《国语晋语》，以炎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其母皆有蟜氏之女；以《列子汤问》有女娲氏炼石、共工触不周山事，因于《祭法》《国语》《鲁语》缘饰共工为九州岛之伯，《明堂位》加「女娲氏之笙簧」，诪张为幻，以崇佐验。于是述其学者，缘饰纬书，凿空增附，谯周则以燧人为皇，宋均则以祝融为皇，郑康成、皇甫谧则以女娲为皇，见司马贞《三皇本纪》注上承伏羲；《河图三五历》引伸为「天皇十二头，木德王……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大夬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见司马贞《三皇本纪》盖缘《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为之。《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诞妄不可穷诘，盖亦皆承歆之附会为之。至于《皇王大纪》《路史》等书，益辨之不足辨矣。
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韣。
译三皇象征春季，五帝象征夏季。
按：当今的今文经学中没有“三皇”的名目，只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所以圣王在世时称为天子，去世迁居后尊奉为三王，被贬黜消灭后称为五帝。下至附庸小国，被贬黜为九皇。下极则成为平民。”《吕刑》中有“皇帝哀怜庶民狱讼中的无辜者”、“皇帝清明地询问下民”的话，“皇帝”并非用来表示尊崇。《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现在的王，就是古代的帝。”《史记·五帝本纪》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列为五帝，实际上是依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姓》以及《世本》，这在《尚书正义》卷一中可见，大概是孔子门徒相传的说法，谯周、应劭、宋均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引用的也是同样的说法。刘歆依据《易·系辞》中有伏羲、神农的事迹，在伪作的《周官》中伪造了“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这一条，《左传》文公十八年、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公四年窜入了少昊。《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的《世经》，以太昊帝、炎帝、黄帝、少昊帝、顼帝、帝喾、唐帝虞帝为次序，暗中寓含三皇、五帝的排序，而《月令》孟春说“盛德在木，其帝太昊”，孟夏说“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孟秋说“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孟冬说“盛德在水，其帝颛顼”，与《世经》相应。《左传》、《月令》、《律历志》大行其道，于是三皇的说法兴起，少昊的事迹出现，五帝的称号改变。《后汉书·贾逵传》奏章称“五经学家都说颛顼取代黄帝，而尧不能为火德。”左氏认为“少昊取代黄帝”，就是图谶所说的帝宣。这都是因为五德终始的运转，来证实古文经学的说法，张衡于是反过来据此攻击司马迁的疏漏。《后汉书·张衡传》注引张衡《集》说：“《易》称‘伏羲氏称王天下。伏羲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司马迁只记载五帝，不记录三皇。”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采用上古帝位的称号，号曰皇帝。那么三皇的说法早已存在。又有一事说：《帝系》说“黄帝生了青阳、昌意”。《周书》说：“于是任命少昊清。”清就是青阳，现在应当确实地确定这一点。”从此，伪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纪》、孙氏注《世本》，都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尧、舜列为五帝，这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三皇纪》注中可见，确实本于《世经》。司马贞甚至补撰《三皇本纪》，于是少昊作为五帝遂成为事实，竞相讥讽司马迁的纰缪。司马迁多采《左传》，如果《左传》确实有问官郯子的事，太史公怎么能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首创《本纪》就遗漏了一朝呢？这是刘歆伪窜的证据确凿。《五帝本纪》在《舜纪》中引用《左传》“少昊氏有不才子”，也是刘歆窜入的吗？按刘歆致力于翻案今文经学的说法，又窜附《国语·晋语》，以炎帝、黄帝为少典的儿子，他们的母亲都是蟜氏的女儿；以《列子·汤问》中有女娲氏炼石、共工触不周山的事，因此在《祭法》、《国语》、《鲁语》中缘饰共工为九州之伯，《明堂位》加上“女娲氏之笙簧”，诪张为幻，以崇佐验证。于是阐述其学说的学者，缘饰纬书，凿空增附，谯周一则说燧人为皇，宋均则说祝融为皇，郑康成、皇甫谧则说女娲为皇，见司马贞《三皇本纪注》上承伏羲；《河图三五历》引申为“天皇十二头，木德王......各立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也各一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共一百五十世，合计四万五千六百年。”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自人皇以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大夬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见司马贞《三皇本纪》大概是缘于《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为之。《春秋纬》称：从开辟到获麟，共三百二十七万岁，分为十纪。共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日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日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日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日禅通纪，十日流讫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诞妄不可究诘，大概也都是承袭刘歆的附会而为之。至于《皇王大纪》、《路史》等书，更不值得辩驳了。
备和、嫔、美、御。和人有三人，地位视同三公；嫔人有九人，视同九卿；美人有二十七人，视同大夫；御人有八十一人，视同元士；总共一百二十人，都佩戴印信和蔽膝，手持弓套。
按：先是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百二十女与膳羞百二十品，皆歆伪说以媚莽者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见于经传，凡今文博士无二说，莽纳女时犹用之。昏老纵欲，媚臣伪经说以傅会莽意，自是以为经法宜然，后宫众多，掖庭充满。隋之宫人万计，唐宗之宫女三千，纵恣无厌，怨旷充塞，皆歆作俑之罪也。歆之伪经，不过始则邀名，继则媚势，岂知流祸遂至于此哉！学者不正其心术，而以博闻强识造说立端，其祸等于洪水猛兽，可不惧乎！《昏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若非歆伪窜者，则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妇乎！若以为后宫有是，则断断无是也。
译按：在此之前，郎阳、成修进献符命，说“继立民母”，又说“黄帝凭借一百二十位女子达到神仙境界”。王莽于是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赴天下各地，广泛采集乡里所推崇的淑女之名上报。一百二十位女子与一百二十种膳食珍馐，都是刘歆伪造的学说用来讨好王莽的。古代“天子娶十二位女子，诸侯娶九位女子”，这在经传中有记载，所有今文经学博士都没有不同的说法，王莽纳妃时还沿用这一制度。王莽年老昏庸且纵欲无度，谄媚的臣子伪造经义来迎合王莽的心意，从此认为经法本该如此，后宫人数众多，掖庭挤满。隋朝的宫人多达万人，唐朝皇帝的宫女也有三千，放纵欲望不知满足，怨恨孤独充满宫廷，这都是刘歆始作俑者的罪过啊。刘歆伪造经义，起初不过是为了博取名声，接着是为了谄媚权势，哪里知道流下的祸患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学者如果不端正自己的心术，却凭借广博的见闻和强记的能力来编造学说、确立端绪，其祸害等同于洪水猛兽，能不畏惧吗！《昏义》中说“三位夫人，九位嫔，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位御妻。”如果不是刘歆伪造窜改的，那就是三公、九卿、二十七位大夫、八十一位元士的命妇吧！如果认为后宫有这么多，那绝对没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