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译道，成就了六艺。孔子晚年喜爱《周易》，编排了《彖传》《系辞》《象传》《说卦传》《文言传》。研读《周易》，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好几次。他说：“如果多给我几年时间，像这样，我对于《周易》就能精通了。”孔子用《诗经》《尚书》礼乐来教导学生，弟子大概有三千人。于是依据史官记载撰写《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位国君。依据鲁国史实，亲近周朝，追念殷商，贯通夏、商、周三代，精简其文辞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召见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说“天王在河阳狩猎”。推究这类事例来衡量当世的贬损之义。后世如果有王者，举起这些事例来阐发它。《春秋》的道义施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畏惧。孔子在位审理诉讼，文辞有可以与人共享的，不独自占有。至于撰写《春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子夏等人不能增添一个字。弟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了解我的人凭借《春秋》，归罪我的人也凭借《春秋》。”鲁国世代相传，按时节祭祀孔子墓，而各位儒者也曾在孔子墓前讲习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孔子墓大一顷，所以弟子们居住在内室。后世因此在庙中收藏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直到汉朝，二百多年没有断绝。高皇帝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他。诸侯卿相到达，常常先拜谒，然后处理政事。孔子生孔鲤，字伯鱼。伯鱼五十岁，先于孔子去世。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六十二岁。曾在宋国受困。子思作《中庸》。子思生孔白，字子上，四十七岁。子上生孔求，字子家，四十五岁。子家生孔箕，字子京，四十六岁。子京生孔穿，字子高，五十一岁。子高生孔子慎，五十七岁，曾担任魏国相国。子慎生孔鲋，五十七岁，担任陈王涉的博士，死在陈县之下。孔鲋的弟子孔襄，五十七岁，曾担任孝惠皇帝的博士，升任长沙太守，身高九尺六寸。孔襄生孔忠，五十七岁。孔忠生孔武。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孔安国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逝。孔安国生孔邛。孔邛生孔驩。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不能到达，但心里向往它。我阅读孔氏的书，想象见到他的为人。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庙堂、车服、礼器，众儒生按时在其家中习礼，我徘徊留恋不能离去。天下的君王以至于贤人，很多了，当时荣耀，死后就完了。孔子是平民，传承十余代，学者尊崇他。从天子、王侯，中国谈论六艺的人以夫子为标准，可以说是最圣的人了！

译司马迁所记载的六经篇章主旨大义、孔子家族的传授源流、齐鲁儒生的讲习情况，就是如此。六经完整无缺，没有任何缺失，事理极其明白。司马迁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从父亲谈那里学习杨何的《易》，向安国询问《书》的旧闻，从董生那里听闻《春秋》，在齐、鲁都城讲习学业，亲自登上孔子的讲堂，观看藏书和礼器，如果稍有缺失，难道能不说吗？这是孔子传授经典存在的案据，可以作为铁证。

河间献王世家

河间献王刘德，在孝景帝前二年，凭借皇子身份被封为河间王。他喜好儒学，日常起居必定遵循儒者的规范，山东地区的儒生大多跟随他游学。二十六年，去世。

鲁共王世家

鲁共王刘余，在孝景帝前二年，凭借王子身份被封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叛乱。平定叛乱后，在孝景帝前三年改封为鲁王。他喜好修建宫室、苑囿、豢养狗马。晚年喜好音乐，不喜欢言辞辩论，为人说话结巴。二十六年，去世。

古文的各种伪经，都假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用司马迁的记载来考察，寥寥无几。如果有搜集遗经的功劳，设立博士的典制，司马迁尊崇信奉六艺，怎么容许遗漏忽略呢？如果说他没见过，那么《左氏传》是他精熟并引用的，「天下遗留的文章古事没有不汇集到太史公那里的」，不容许他没见过。详细辨析在下文，这是没有古文经存在的案据，结合《儒林传》考察，古文经出于伪撰，「铁案如山动摇不了，万牛回首丘山重」啊。

儒林传

太史公说：我阅读法令，到了广泛鼓励学官之路的条目，没有不放下书而叹息的。说：唉！周王室衰微而《关雎》产生，幽王、厉王微弱而礼乐败坏，诸侯恣意行事，政令出于强国。所以孔子哀伤王道废弃而邪道兴起，于是编次《诗》《书》，修习兴起《礼》《乐》。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才端正，《雅》《颂》各得其所。世间混浊没有人能任用他。所以孔子求见七十多个君主，没有遇到赏识的，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成功。」西狩获得麒麟，说「我的道穷尽了！」所以依据史记作《春秋》，以寄托王道法度，它的言辞微妙而旨意广博，后世学者多记录它。从此以后，讲说《诗》在鲁国是申培公，在齐国是辕固生，在燕国是韩太傅。讲说《尚书》从济南伏生开始。讲说《礼》从鲁国高堂生开始。讲说《易》从菑川田生开始。讲说《春秋》在齐、鲁从胡母生开始，在赵国从董仲舒开始。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开游长安，与刘郢同师。后来郢成为楚王，让申公做他太子戊的老师。戊不好学，憎恨申公。等到王郢去世，戊立为楚王，囚禁申公。申公以此为耻，回到鲁国，退居家中教学，终身不出门。又谢绝宾客，只有王命召见才去。弟子从远方来受业的有一百多人。申公只用《诗经》作为训诂来教学，没有传注疑惑，疑惑的就空缺不传。兰陵王臧已经受《诗》，侍奉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被免职。当今皇上刚即位，王臧于是上书，担任宿卫，屡次升迁，一年中成为郎中令。等到代替赵绾也曾受《诗》于申公，赵绾担任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求天子，想要建立明堂以朝见诸侯，不能完成其事，于是推荐老师申公。于是天子派使者带着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接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跟随。到达后，拜见天子，天子询问治乱之事。申公当时已八十多岁，年老，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言，只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辞，看到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语。然而已经招致，就让他担任太中大夫，住在鲁邸，议论明堂之事。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之言，不喜欢儒术，得到赵绾、王臧的过错，以此责备皇上。皇上于是废除明堂之事，把赵绾、王臧全部交给官吏，后来都自杀。申公也因病免职回家，几年后去世。弟子担任博士的有十多人：孔安国做到临淮太守，周霸做到胶西内史，夏宽做到城阳内史，砀鲁赐做到东海太守，兰陵缪生做到长沙内史，徐偃担任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担任胶东内史。他们治理官民，都有廉洁节操，称赞他们好学。学官弟子，品行虽然不完备，而达到大夫、郎中、掌故的数以百计。讲说《诗》虽然不同，大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治《诗》，孝景帝时担任博士，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武不是受命，而是弑君。」辕固生说「不对。桀、纣暴虐混乱，天下人心都归向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人心而诛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为他们驱使而归向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不是受命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新，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是上下的分别。现在桀、纣虽然失道，但是君主在上；汤、武虽然圣明，是臣下。君主有失德行为，臣下不能直言匡正过错以尊崇天子，反而趁着过错而诛杀他，取代他立在南面，

译“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辕固生说：“如果一定要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高祖取代秦朝登上天子之位，难道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道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王接受天命的事，不算愚笨。”于是停止了讨论。从此以后，学者们没有人敢明确说明接受天命和放逐杀戮的事情。

窦太后喜好《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询问《老子》的内容。辕固生说：“这只是家常闲谈罢了。”太后愤怒地说：“哪里来的司空城旦书呢？”于是让辕固生进入猪圈刺杀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但认为辕固生直言没有罪过，就借给辕固生锋利的兵器，让他下猪圈刺杀猪，正好刺中猪的心脏，一刺猪就应手倒下。太后沉默不语，无法再治他的罪，就让他离开了。

过了不久，景帝因为辕固生廉洁正直，任命他为清河王的太傅。过了很久，因病免职。当今皇上刚即位，又因为辕固生贤良而被征召。那些阿谀奉承的儒生大多嫉妒诋毁辕固生，说：“辕固生老了。”于是让他回家，当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

辕固生被征召时，薛地人公孙弘也被征召，公孙弘斜着眼睛看辕固生。辕固生说：“公孙先生，务必端正学问来进言，不要歪曲学问来迎合世俗！”从此以后，齐地谈论《诗经》的人都以辕固生的学说为根本。齐地那些凭借《诗经》显贵的人，都是辕固生的弟子。

译韩生是燕地人。汉孝文帝时担任博士，汉景帝时担任常山王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经》的意旨，撰写了内、外《传》数万字，其言辞与齐、鲁两地的说法颇有不同，但主旨归一。淮南贲生受业于他。从此以后，燕、赵一带谈论《诗经》的人，都源自韩生。韩生的孙子韩商，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

按：申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汉高祖到达鲁地时，申公已经能够拜师相见。辕固生到汉景帝时才罢官回家，当时年纪九十多岁，那么在秦朝时，他年纪已有二十多岁了。韩生在汉文帝时担任博士，必定是当时的资深儒者。这三家大概都是研读秦朝焚书之前书籍的人。齐、鲁各地的儒生数以千百计，而这三家所传授的，说“主旨归一”，其为孔子真传确凿无疑。除了这三家，司马迁没有写一个字。这是孔子《诗》学的现存案据，此后若有舍弃这三家而言《诗》的，其真伪可以引用此案来决断。

伏生是济南人。过去担任秦朝的博士。汉孝文帝时，想寻求能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于是听说伏生能研究，想召见他。这时伏生年纪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皇帝下诏给太常，让掌故晁错前往受业。秦朝时焚烧书籍，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大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数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以此在齐、鲁之间教学。学者因此颇能谈论《尚书》，山东各地的大师无不涉及《尚书》来教学了。伏生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授千乘人儿宽。儿宽精通《尚书》后，凭借文学才能应郡举荐，到博士那里受业，师从孔安国。儿宽贫穷没有资财，常为弟子做饭，有时偶尔去做佣工，来供给衣食。出行时常带着经书，停下来休息时就诵读学习。通过考试按次序补任廷尉史。这时张汤正崇尚学问，让他担任奏谳掾，用古法议论决断疑难大案，并且喜爱器重儿宽。儿宽为人温和善良，有廉洁智慧自我持守，且善于著书，上书奏事文辞敏捷，但口齿不能阐发明白。张汤认为他是长者，多次称赞他。等到张汤担任御史大夫，让儿宽担任掾属，向天子推荐他。天子召见询问，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儿宽官位升至御史大夫。九年，在任上去世。儿宽身居三公之位，以温和善良顺承圣意，从容自得得以久任，然而没有匡正劝谏；对于下属官员，下属轻视他，不为他尽力。张生也担任博士。而伏生的孙子因研究《尚书》被征召，却不能阐明。从此以后，鲁人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谈论《尚书》的事。

按：伏生在汉孝文帝时年纪九十多岁，推算在焚书时，年纪已有六七十岁了。从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之时上推，鲁国被楚国灭亡，正值庄襄王元年，仅三十七年，正是春申君为相之时。荀子从齐国归附春申君，伏生在那时已有二三十岁了，上距孟子也不过数十年。齐、鲁各地的儒生数以千百计，而研究《尚书》的只有伏生为首，藏书禁令仅数年，藏书的刑罚仅是城旦，不能害死他。那么伏生的《尚书》为孔子的正传，确凿无疑。这是孔子《书》学的现存案据。此后若有舍弃伏生而言《书》的，其真伪可以引用此案来决断。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诵读它，因此兴起他家，《逸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增多于此了。

各位学者多谈论《礼》，而鲁地高堂生最为根本。《礼》本来从孔子时代起其经籍就不完备，等到秦朝焚书，书籍散失更加多，到现在只有《士礼》，高堂生能谈论它。而鲁地徐生善于礼仪容止。汉孝文帝时，徐生凭借礼仪容止担任礼官大夫，传给儿子，到孙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资善于礼仪容止，不能通晓《礼经》。徐延颇能通晓，但不完善。徐襄凭借礼仪容止担任汉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常担任汉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凭借《礼》担任淮阳太守。此后能谈论《礼》且讲究礼仪容止的，都源自徐氏。

按：《礼》以高堂生为最根本，而高堂生传授《礼》共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说的诸儒学习《乡饮》，《大射》就在其中。《王制》所说的冠、昏、丧、祭、乡、相见就在其中。《礼运》《昏义》所说的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就在其中。孔子传授十余代不绝，诸生按时在家学习《礼》，其为孔子真传确凿无疑。这是孔子《礼》学的现存案据。此后若有舍弃高堂生的《礼》而言《礼》的，其真伪可以引用此案来决断。

从鲁人商瞿从孔子受《易》，孔子去世后，商瞿传授《易》，六代传到齐人田何，字子庄，此时汉朝兴起。田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凭借《易》在元光元年被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凭借《易》做到城阳相。广川人孟但凭借《易》担任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子、临菑人主父偃都凭借《易》做到二千石。然而总之谈论《易》的，根本在于杨何的家。

《易》没有经过焚毁，是完整的书，

译从商瞿作为嫡传一脉，下至田何、杨何。司马迁是杨何的再传弟子，他传承孔子《易》学的渊源尤为确凿。这是孔子《易》学传承的实证。此后若有舍弃田何、杨何的传承而谈论《易》学的人，其真伪便可依据这一实证来判定。

译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因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他放下帷帐专心讲诵，弟子们按资历深浅依次传授学业，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大概三年间，董仲舒没有去园舍观赏，他的专心到了这种程度。他进退举止，不符合礼制的事不做，学士们都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当今皇帝即位后，他担任江都相。他依据《春秋》中灾异变化的道理，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封闭属阳的事物，释放属阴的事物；止雨时则相反。他在一个诸侯国施行这些方法，没有一次不达到目的的。后来他被罢免，担任中大夫，住在官舍里撰写《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主父偃憎恨他，拿了他的书奏报给天子。天子召集儒生展示那本书，书中含有讥刺时政的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那是老师的书，认为那是下等愚昧之言。于是董仲舒被交给官吏审判，判处死刑，皇帝下诏赦免了他。从此董仲舒最终不敢再谈论灾异之事。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致力于抵御四方夷狄，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迎合世俗以获取重用，官位升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阿谀奉承，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的相。”胶西王一向听说董仲舒品行高尚，也善待他。董仲舒担心久留获罪，称病辞职回家，直到去世，始终不置办产业，以修习学问、著书立说为事。所以汉朝兴起直到第五代皇帝之间，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他的传承，属于公羊学派。

胡母生是齐国人，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因年老退休回家教授学生。齐地研究《春秋》的人，大多受业于胡母生。公孙弘也略微受教于他。

瑕丘江生研究《谷梁春秋》。自从公孙弘得到重用，曾召集众人比较各家义理，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董仲舒的杰出弟子，有兰陵的褚大，广川的殷忠、温地的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持节出使决断淮南王的案件，在诸侯国中专断裁决，不向朝廷汇报，用《春秋》的道义来纠正，天子都认为是正确的。通晓学问的弟子官至命大夫，担任郎官、谒者、掌故等职的数以百计。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做到大官。

《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两家。胡母生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且已因年老退休，他传授《春秋》必定在秦朝之前。上述《春秋》说“学者多记录它”，那么齐、鲁两地儒生传授《春秋》的兴盛情况就可知了。这确实是孔子传承的《春秋》学。这是孔子《春秋》学存在的证据。此后有舍弃《公羊》《谷梁》而言《春秋》的，其真伪可以引用这个证据来决断。

有人怀疑诸经的古文版本未列入学官，因为《儒林传》是依据朝廷法令、跟随博士官职来叙述的，那些未列入学官的自然无法提及。解释他们说：如果古文是真的，《古文逸书》也未列入学官，但《儒林传》已经提到了它。同为未列入学官，对《古文逸书》却详细记载，对《毛诗》《逸礼》《周官》《左转》却简略记载，这合乎情理吗？这可以一句话断定了。

按：司马迁叙述六艺的顺序，说《诗》《书》《礼》《乐》《春秋》，凡是西汉以前的说法都是这样。《论语》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善于《乐》。”又说“《诗》《书》执《礼》，都用雅言。”《王制》说“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经解》说“他为人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疏通知远，是《书》教的结果；洁净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俭庄敬，是《礼》教的结果；广博易良，是《乐》教的结果；连缀辞藻比附史事，是《春秋》教的结果。”《庄子·天运篇》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经》《春秋》。”《徐无鬼篇》说“横着说，就用《诗》《书》《礼》《乐》；竖着说，就用《金板》《六弢》。”《天下篇》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表达事迹，《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性情，《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阐明名分。”《列子·仲尼篇》说“从前我修习《诗》《书》，端正《礼》《乐》。”又说：“我开始知道《诗》《书》《礼》《乐》无法挽救治乱。”《荀子·儒效篇》说“所以《诗》《书》《礼》《乐》的归宿就是这样。《诗》言说其志向，《书》言说其事迹，《礼》言说其行为，《乐》言说其和谐，《春秋》言说其微言大义。”《商君书·农战篇》说“《诗》《书》《礼》《乐》。”《春秋繁露·玉杯篇》说“《诗》《书》叙述其志向，《礼》《乐》纯化其修养，《易》《春秋》阐明其智慧。”各种所说的六艺顺序如此，都以《诗》《书》为首，没有以《易》为先的，更没有以《书》先于《诗》的。《王制》说“冬夏两季教授《诗》《书》。”《秦本纪》说“天下敢有收藏《诗》《书》、百家言论的，全部交给郡守尉杂烧之。敢有两人私下谈论《诗》《书》的，在街市上斩首。”列举《诗》《书》的例子极多，实在数不胜数，姑且列举几条作为例证，没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孔门六经顺序的证据，可作为铁证。那些舍弃司马迁《儒林传》而颠倒其顺序的，其真伪可

译引用这个案例来决断它。又查考：《史记·外戚世家》中说：“《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础，《诗经》以《关雎》为开端，《尚书》赞美帝尧下嫁二女，《春秋》讥讽不亲自迎娶。”《滑稽列传》中说：“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是统一的，《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神妙地感化万物，《春秋》用来阐明道义。”《太史公自序》中说：“如果有谁能继承光明盛世，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推究《诗》《书》《礼》《乐》之间的意蕴。”又说：“《易经》彰显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梳理人伦关系，所以擅长行为；《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治；《诗》记录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公母、雌雄，所以擅长教化风俗；《乐》确立和谐的基础，所以擅长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百姓。”又说：“伏羲至为纯朴厚重，创作《易》的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它，礼乐由此产生；商汤、周武的隆盛，诗人歌颂了它；《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行。”太史公在这几条记载中，都有前后颠倒的情况，这是行文没有固定格式的笔法，与传承经学的体例次序无关。

译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星象，向杨何学习《易经》。儒家学者以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文数以千万计，几代人也不能通晓其学问，一生也不能穷尽其礼仪。所以说“广博却缺乏要领，辛劳却收获很少”。在齐、鲁的都城研习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峄举行乡射之礼。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败。孔子修明旧制，复兴废弛，论定《诗经》《尚书》，作《春秋》，于是学者至今都以此为准则。有人能够继承明世，修正《易传》，续接《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根本，我的意图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怎敢推辞呢！太史公说：我听说董仲舒说：“周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司寇，诸侯忌惮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纳、主张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用空泛的言论来记载，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春秋》上阐明三王的道理，下辨别人事的纲纪，辨别嫌疑，明辨是非，决断犹豫，扬善抑恶，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病，复兴废弛，这是王道中最大的事情。《易经》彰显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调节人伦关系，所以擅长践行；《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治；《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擅长教化风俗；《乐》确立和谐，所以擅长调和；《春秋》辨明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引导行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引导教化，《春秋》用来引导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其旨意数千。万物的散聚，都在《春秋》之中。

伏羲至纯至厚，创作《易经》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它，礼乐由此产生；商汤、周武的隆盛，诗人歌颂它。《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不仅仅是讽刺讥刺而已。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膑被砍去膝盖骨，于是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创作《说难》《孤愤》。

按：《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兵法》得以修撰编排。”下文说：“至于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足，最终无法被任用，退而著书立说以抒发愤懑，思考留下空文以自我表现。”《十二诸侯年表》说：“表见于《春秋》《国语》。”结合这三条来看，如果左丘明兼作两书，太史公却舍弃其《春秋》而称其《外传》，难道合乎情理吗？有人怀疑作《国语》的是左丘，作《春秋传》的是左丘明，分为两人，那么《报任安书》明明说“至于像左丘明失明”，那就明明是左丘明了。两人的说法大概不足以怀疑。《左传》从《国语》中分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于是汉朝兴起，萧何编排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文学渐渐进步，《诗》《书》往往间或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而贾谊、晁错阐明申、商之学，公孙弘以儒学显贵，百年之间，天下遗留的文献古事，无不全部汇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继篡修其职。他协调六经不同的传本，整理百家杂乱的言论。

司马迁叙述六艺的宗旨，兼及他所受的六艺之学，著书的缘由，见书的缘故，年轻时在齐、鲁之都研习学业，长大后继续纂修太史的职务，天下遗留的文献古事全都汇集，不提及孔氏有古文的逸经，那么伪经的证明几乎不值得辩驳了。

这几条，司马迁所传的孔子六艺的源流非常可信。《诗》共有三百零五篇。其“四始”的意义，以《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其《诗》孔子都配以弦歌，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律。流传下来的有鲁、齐、韩三家，没有所谓的《毛诗》。其《书》，上记载唐、虞之际，没有《舜典》，只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是后人追改，辨析见于下文。以《鲁共王世家》考证，没有所谓的“壁中《古文尚书》”。其《礼》，只有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而没有《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页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其《易》，则是伏羲画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以辞，没有认为是周公所作，也没有《说卦》《序卦》《杂卦》这三篇。也没有《十翼》的说法。传授人从商瞿到田何，再传到杨何，没有所谓的古文费氏。其《春秋》，只有

译有《公羊》《谷梁》两家，并没有所谓《左氏传》。经学大师都是先秦的遗民，距离圣人时代不远。经文次序与《经解》相合，印证对应没有分歧。依据这些来考证孔子的完整经典，全都记载在这里。人们共同熟读，没有机会窜改扰乱。所以能够条理分明、秩序井然，如同中天之日，确实是经学的象魏（象征），先圣的护法，学士的瑰宝。现在依据它来攻击古学，如同启发蒙昧一样，知道《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礼》《费氏易》《左氏春秋》，都是伪经。借此洗刷两千年来刘歆、王莽的伪学风气，恢复孔圣传授的微言大义，都依赖于此。学者知道什么是真的，才能辨别什么是假的，领悟这个道理，思考就超过一半了。《儒林传》虽然是一部纯粹完整的书，但说“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那些书，丢失了数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凭着这些在齐、鲁之间教学。”又说“孔家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阅读它，因此整理出家中散逸的《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就更多了。”又说“《礼》本来从孔子时代起其经文就不完备，等到秦朝焚书，书籍散失更加严重，到现在只有《士礼》，高堂生能讲述它。”这三条是刘歆窜改扰乱来迷惑人的。考证六经的传承，有书本，有口说。博士的职责，孔庙藏书，是传承的本子。然而吴佑抄写书籍，竹简装满车子，他的儿子就用薏苡的诽谤来劝谏，那么当时抄写本子很难，很依赖口说。伏生在《尚书》方面是专家，即使有一百篇，都熟诵于心。当时《春秋》依赖口说流传，《诗》则因为讽诵，都到公羊寿、申公、辕固生、韩英才写在竹帛上。所以《公》《谷》二传，鲁、齐、汉三家《诗》，文字互有差异，确实是因为口说的缘故。况且古人字只有三千，道理难以够用，必须借助通假，重视义理而不重视文字，多借用同音字，与现在西方文字相近。譬如翻译，只取得音，不能确定字。一个“英吉利”，可以写成“英圭黎”；一个“法兰西”，可以写成“佛狼机”；一个“西班牙”，可以写成“日思巴尼亚”。汉儒之所以尊贵，因为他们有专擅的权力，得以独自翻译经典。《诗》不过三百零五篇，《书》不过二十八篇，文章很简略，人人熟诵，确实不依赖书本。如果专门依赖墙壁里藏的竹简然后二十九篇得以保存，那么《诗》《春秋》没听说有墙壁里藏的竹简，为什么三百零五篇的文章，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能保全呢？如果说《诗》有韵语，讽诵容易保存，《书》文字拗口，没有竹简不能保存，那么《春秋》及二传难道有韵语吗？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到了汉朝，只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上去。”说“口传”，说“二十八篇”，说“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这话出自《论衡》，这一定是今文经学家的说法，足以破除墙壁藏书流亡丢失数十篇的谬误，也足以破除伏生得到二十九篇的错误。今文经学用《尚书》二十八篇比附二十八宿，用后来得到的《泰誓》一篇比附北斗，这种说法可以依据。况且伏生是秦朝博士，秦朝虽然焚书，但博士的职责不焚，那么伏生的本子无须藏壁而导致亡失。知道这些，那么墙壁藏书亡失的说法更不用攻击，而二十八篇是孔子未经秦火的《书》就更明白了。说“二十九篇”的，大概《泰誓》是后来得到的，后人忘记其本源，轻率地把《史记》的“八”字改为“九”字，一定不是司马迁原文，也不是刘歆窜改原文。如同戴圣《礼记》原本四十六篇，马融增加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中曹褒、桥仁传的《礼记》都是四十九篇，大概也是后人追改的话。

译质疑的人说：如果说孔子传授的《尚书》只有二十八篇，那么《史记》所引用的《尚书》篇名，以及《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等书所引用的《尚书》篇名，难道不是吗？解答说：《尚书》经过孔子评定编定的，总共二十八篇。其余则是孔子尚未评定的《尚书》，就像《春秋》有已经修撰的《春秋》、未修撰的《春秋》一样，《诗经》有删定后的《诗经》、已被删去的逸《诗》，本来就不相同。那“血流漂杵”的暴虐，孟子都不相信《武成》篇，孔子怎肯保留它呢？现在看到的逸诗三百多条，散见于《礼记》《左传》及诸子书中，人人都知道它们不属于三百五篇的《诗经》，那么《史记》及诸传记所引用的《尚书》，怎么可以混入孔子所定的二十八篇之列呢？不怀疑逸《诗》，却怀疑删《书》，这是知道二五却不知十啊。况且《汤誓》属于今文经学，而墨子引用它称为“汤说”，共有三条，这已经是百篇中不存在的名目了。如果认为“说”是文字错误，不应三条都错；如果认为是不同的篇目，为什么《书序》中没有记载？这类疑问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详细可见《书序辨伪》。在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章，贯通天人之道，试问《史记》中的《汤诰》《太誓》等文章夹杂其中，能相称吗？《汉书·艺文志》中的《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作为《武成》之类，其中或许有孔子已删的《尚书》留存，而司马迁取用它们吗？总之，孔子定本的《尚书》，伏生传授二十八篇，没有几十篇的亡佚，也没有百篇的《书序》，这是可以断定的。如果说“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的“孔氏”，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鲁共王毁坏墙壁所得的《尚书》，《史记》在《鲁共王世家》中为什么没有记载？况且当时河间献王也得到古文《尚书》，同异如何？史公在《河间世家》中为什么没有记载？详细可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崇经典，河间、鲁共王有此巨典，难道会疏忽遗漏到这种地步吗？如果说“安国用今文读它，《逸书》得到十余篇”，那么安国的哥哥延年、延年的儿子霸、霸的儿子光世代研究《尚书》，应该传授古文，而刘歆想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帮助，为什么呢？安国的《古文尚书》传给都尉朝，朝传给胶东庸生，然而安国又传给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那么今文古文同出一师，为什么今文没有十余篇的《逸书》？况且司马迁曾跟随安国询问《尚书》故训，而所听到的也没有超出二十八篇之外的？既然《鲁共王传》不记载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帮助立古文《尚书》，儿宽、司马迁不见《逸书》的文字，那么这条记载是后人窜入的，毫无疑问了。

质疑的人说：《尚书大传》有引用《九共篇》的话，这是伏生所述亡失篇目的确凿证据。而古文《逸书》中有它，又十余篇与伏生所传相合，这是明显的证明。解答说：《尚书大传》自宋代就不传了，《经说》自刘歆之后多有窜入伪作。即使不是这样，那么伏生引用的只是已删的《尚书》篇目罢了。《礼》十七篇是足本，说法已见于上文。这里说“《礼》本来从孔子时代起其《经》就不完备”，《周礼》无可考证，现在《礼经》都是孔子所作，以前完备与否无可考证。刘歆大概说它不完备，是为了伪作提供借口罢了。至于说“秦焚书多散亡”，辨析见前篇。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除去《冠》《昏》《相见》《丧》这四篇外，其余都是大夫、诸侯、天子的礼仪，怎么能说是“士礼”呢？刘歆伪作《明堂》《巡狩》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文章，都是天子、诸侯的礼仪。他作《七略》，说“还胜过仓等推演《士礼》而致于天子的说法。”那么这士礼，是刘歆改动的。至于《仪礼》这个名称，又是叙述刘歆者贬抑他的话，西汉以前只称为《礼》而已。

质疑的人说：《儒林传》全文完整，如果刘歆能窜入，那么刘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作伪，为什么不一起窜入？解答说：如果刘歆能将诸伪经全部窜入，那么证据确凿，我确实无可奈何，今天更没有办法揭示其伪了。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如果突然窜入群经的名目，诸儒突然起来，拿着旧本力争，那么其伪作更容易暴露。只是略加点缀一二句话，使其没有大痕迹，不仅不会被攻击，反而足以作为其征引的助力。比如王肃既伪作《古文尚书》，却偏偏缺少《舜典》一篇，又缺少“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个字，等到姚方兴在大桁头得到后才补上。他缀缉诸书，都与原文稍有不同，或增或漏，所以显示缺略。凡此都是作伪者的伎俩，想使人疑信参半，而凭借依托既深，最终不能去除，那么其计谋就成功了。古今作伪如出一辙，《儒林传》之所以只窜入《古文尚书》而不涉及其他，就像《封禅书》中窜入《周官》一样。

译《十二诸侯年表》中窜入的《左氏春秋》内容，都是从旁侧穿插出现，用来扰乱人们的视听。伪造的诀窍都是这样，一旦被识破，其用心便如肺肝般清晰可见。现在将刘歆窜乱的文字逐条列在下面：

译总之，不背离古文的说法才接近正确。《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是依据《五帝德》《帝系姓》撰写的。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中，却增添了伏羲、神农、少昊，这与《史记》大相违背谬误，为何忽然将“古文”视为“接近正确”，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些增补设置的痕迹，不攻自破。

我阅读《谍记》，黄帝以来都有年数记载，考察其历法、谱牒、谍记以及《终始五德》的传说，古文都不同且乖异。《三代世表》

这里说《谍记》与邹衍的《终始五德》传说不同且乖异，怎么能加上“古文”二字呢？

于是编谱十二诸侯，从共和时期到孔子，表现在《春秋》《国语》中，学者所讥讽的盛衰大旨记载在篇中，作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说：另一版本作“治国闻者”）也要删去的内容。《十二诸侯年表》

上文说“记载盛衰的大旨”，其为“治国闻者”的要删内容无可怀疑，忽然插入“古文”二字，作何解释？徐广所见的，还是原本。其余可以类推。

群儒既然已经不能辨明封禅之事，又拘泥于《诗》《书》古文而不能施展。《封禅书》

“群儒拘泥于《诗》《书》而不能施展”，这样文意就通顺了，插入“古文”二字，那“古文”是什么文呢？如果就是指《诗》《书》呢？那么已经包含在内了；如果是《逸礼》呢？那么为何不另外列举呢？其为增窜，不问可知了！

我阅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春秋》古文，就是《左氏传》。《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中没有记载。这里忽然出现，其为妄言容易看出。

那么论说弟子籍出自孔氏古文接近正确。《仲尼弟子传》

“孔氏古文”是什么？大概是指鲁共王坏壁所得的古文《论语》吧。无奈《共王世家》中没有这件事啊！

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秦朝拨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记·贾生传》称“以能诵《诗》属《书》。”《汉书》东方朔也称“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没有说诵读古文的。况且古文，如《索隐》认为是《古文尚书》呢？如刘氏认为是《左传》《国语》《世本》呢？那么其妄言已经辨明了。如果秦朝只说烧《诗》《书》，为何说“拨古文”呢？其窜乱非常明显。

诗书六条，言《书序》者先焉

至于序《尚书》，则几乎没有年月。或者颇有，但多残缺，不可记录。《三代世表》

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弛，《诗》《书》残缺，追溯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载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迹。《孔子世家》

按：《书序》之伪，已详于《书序辨伪》。有人据此两条以为孔子有《书序》之证，不知道是刘歆所窜入的。况且《易》无《序》了，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义》作《序卦解，当亦次序之辞。此“序《书》”即使不伪窜，亦非今《书序》可知了。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因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六国表》

刘歆说“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却博士之职不失。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字可知也。《伯夷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授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有言《尚书》。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礼二条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为根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备，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以上《儒林传》

辨见前。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译《林传》中都没有记载。整部《史记》中都没有，只有《封禅书》里有这两个字，这难道不是刘歆窜入的还值得怀疑吗！凡是做贼的，都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而大多在阴暗隐蔽的地方尝试下手。

译关于《周易》的三条考证

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撰写了《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出自《孔子世家》

按：《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为《周易》作了《彖》《象》《系辞》《文言》，以及《序卦》等十篇。”《儒林传》说：“费直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这十篇和《文言》来解说上下经。”《隋书·经籍志》说：“等到秦朝焚书，《周易》因为用于占卜得以保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找到了它。”《隋志》的说法出自《论衡》，这一定是王充曾经见过汉武帝、汉宣帝之前的版本。《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又说：“《震》，是东方；《离》，是南方的卦；《兑》，是正秋；《坎》，是正北方的卦。”这与焦延寿、京房的《卦气图》相合。大概是在汉宣帝时，讲《易》的人将其附会加入经文中，田何、丁宽的传本中是没有的。司马迁不知道焦延寿、京房，必然没有这些内容，这两个字不知何时窜入其中。至于《序卦》《杂卦》，出现得更晚，《史记》没有记载。大概出自刘歆的伪造，所以其言辞闪烁隐约，在《艺文志》中记载《序卦》，在《儒林传》中不记载，而用“十篇”二字总括其中。总之，这三篇不是孔子的经文。《说卦》的伪作，见于《易汉学辨》；十篇的伪作，见于《艺文志辨伪》。

周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让他用《周易》占卜，卦象得到《观》变为《否》。贾逵说：“《坤》下《巽》上是《观》，《坤》下《干》上是《否》。《观》卦的爻在六四，变化而成为《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这就是所谓“观国之光，利于在王廷做宾客”。——出自《陈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大致相同

起初，毕万在晋国做官前占卜，遇到《屯》变为《比》。贾逵说：“《震》下《坎》上是《屯》，《坤》下《坎》上是《比》，《屯》卦初九爻变化成为《比》。”辛廖占断说：“吉利。《屯》卦坚固，《比》卦进入，哪有比这更吉利的！其后必定繁衍昌盛。”——出自《晋世家》。《魏世家》大致相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凡是卦爻中二至四、三至五，两个体交互，各自形成一个卦，先儒称之为‘互体’。然而孔子从未提及，后人用‘杂物撰德’的话来对应它，是不对的。他所论述的‘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 ’，只是就两爻相比而言，当初何曾有‘互体’之说？……《晋书》记载荀顗曾经驳难锺会‘《易》无互体 ’，被世人称道，但其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新安王炎晦叔曾经问张南轩说：‘伊川先生让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易》，为什么呢？’南轩说：‘因为这三家不讨论互体罢了。’……朱熹《本义》不采纳‘互体’之说，只有《大壮》六五说：‘卦体似《兑》，有羊的意象。’不说‘互’，而说‘似’，‘似’的意思是，合并两爻为一爻，则相似。但这又创立了先儒所未有的说法，不如说‘互体’了。《大壮》从三爻到五爻形成《兑》，《兑》为羊，所以《爻辞》都提到‘羊’。”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说：“汉、晋诸儒无不谈论‘互体’，直到王辅嗣、锺士季才极力排斥，但最终也不能驳倒。只是汉儒谈‘互’，只就一卦一爻配合意象，未能探究其所以然。直到王伯厚作《郑康成易注序》才阐发出来，说‘八卦之中，《干》《坤》纯粹是阴阳，所以没有互体。如果《震、巽、艮、兑》分别主宰四时，而《坎、离》居中运行。所以下互《震》而上互《艮》的是《坎》；下互《巽》而上互《兑》的是《离》。如果《震、巽》分占《干》《坤》的下画，则上互有《坎、离》；如果《艮、兑》分占《干》《坤》的上画，则下互有《坎、离》；而且《震、艮》又自相交互，《巽、兑》又自相交互，这是阴阳老少相互资益。’我再用十辟卦推演：五阳辟，由《震、兑》与《干、坤》结合而成；五阴辟，由《巽、艮》与《干、坤》结合而成；于是《夬》《姤》接近纯《干》，《剥》《复》接近纯《坤》，所以没有互体。而《艮、兑》与《干、坤》结合，成为《临》，成为《遁》，则下互有《震》《巽》，《震、巽》与《干、坤》结合，成为《大壮》，成为《观》，则上互有《艮、兑》。至于《干、坤》结合成为《泰》，则下互《兑》而上互《震》，《干、坤》结合成为《否》，则下互《艮》而上互巽。《坎、离》在十辟卦中虽然不参与，但以《既济、未济》自相交互，这是

译阴阳消长交替发挥作用。大概伯厚关于八卦的宗旨，就是“中央寄王”的含义。我所推演的十辟卦的宗旨，就是“六律还宫”的含义。因此朱子晚年说从《左氏》中领悟了互体，而佩服汉儒善于解说经义，是有其缘由的。」按“互体”的说法，实际上是刘歆首创的，经典中原本没有。刘歆将其窜入《左传》，就深深地迷惑人了。司马迁师从杨何学习《易》，必定没有互体之说，大概也是刘歆窜入的。至于互体说的谬误，锺会在前发难，张南轩、顾亭林在后阐述，可说是超越世人的见识，可惜他们不知道《左传》是伪说。朱子最终也被迷惑，全谢山更不必说了。

译春秋九条附《宋世家赞》一条

因此孔子阐明王道，游说七十多位君主，却没有被任用的。所以他西行观察周王室，论述史官记载的旧闻，兴起于鲁国而编次《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获麟，精简其文辞，去除其繁冗重复，以制定义例法则，王道完备，人事通达。七十名弟子口耳相传其旨意，因为其中有讽刺、褒扬、隐讳、贬抑的文辞，不可以书面显露。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执异端，各自安于己意，失去真相，所以依据孔子的史记详尽论述其言语，写成《左氏春秋》。铎椒担任楚威王的太傅，因楚王不能尽览《春秋》，选取成败之事，最终编成四十章，称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期，其相国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事，也著书八篇，称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国，也上观上古，删选《春秋》，汇集六国时事，编为《八览》《六论》《十二纪》，称为《吕氏春秋》。至于像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各自往往摘取《春秋》的文辞来著书，多得不可胜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终始》，上大夫董仲舒推演《春秋》义理，也颇有著述。《十二诸侯年表》

按：如今博士们说“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叙述《春秋》有《公羊》《谷梁》两家，而没有《左氏》。司马迁征引《左氏》极多，如果他传经，怎会不叙述？这是辨别今古文真伪的铁证。孔子《春秋》的义法，只有七十子能传承，也就是《公羊》《谷梁》的说法。如果不是七十子，其不传是明显的。此表突然提到“左氏”，且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说他“担心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去真相”，压制《公羊》《谷梁》而尊崇《左氏》竟至于此！考文翁《孔庙图》及《史记仲尼弟子传》，没有左丘明的名字，且《左传》称“悼公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去世在获麟之后五十多年。那么左丘明远在孔子之后。难道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的不足依据，而非弟子的左丘明反而足据吗？这又不待辩驳了。下面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等书，各体既杂又不类。又《吕氏春秋》与十二诸侯的年、月之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与十二诸侯的年、月之事也必无关。以此类推，不过是刘歆因《史记儒林传》彰明较著，难以窜乱，所以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作为《左传》的证据。又多窜入数书，所以显得繁重，以泯灭其痕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相同，其为刘歆之言无疑义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尚且久远。大概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始消息，校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的官职，称为五官，各司其序，不相混乱。百姓因此能有诚信，神明因此能有明德。民神职业不同，恭敬而不亵渎，所以神明降下美好的生命，百姓以物产献祭，灾祸不生，所求不匮乏。少皞氏衰落时，九黎扰乱德行，民神混杂扰乱，不能依循事物规律，祸灾接连而至，不能尽其气数。颛顼接受天命，于是任命南正重主管天道以统属神明，任命火正黎主管地道以统属百姓，使恢复旧常，不相侵渎。其后三苗顺从九黎的德行，所以二官都废弃了职守，而闰余错乱次序，孟陬灭绝，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于是复兴重、黎的后代，不遗忘旧人，使恢复典职，并设立羲和之官，明辨时序，校正法度，于是阴阳调和，风雨应节，茂盛之气至，百姓无夭折疫病。年老禅让给舜，重申告诫文祖说“天的历数在你身上。”舜也以天命给禹。由此看来，这是王者所重视的。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大概三王的正朔如同循环，穷尽则反归根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能行于诸侯。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周王室衰微，陪臣执政，史官不记时，君主不告朔，所以畴人子弟分散，有的在诸夏，有的在夷狄，因此其禨祥废弛而不统属。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批评它。先王校正时序，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余）于终。履端于始，次序则不差错；举正于中，百姓则不迷惑；归邪于终，事务则不悖乱。《历书》

考五帝，没有少皞的说法。《逸周书尝麦解》说“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为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说“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的官，故名曰‘质’。”按：蚩尤是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是二卿，同受帝命，那么少皞也是古之诸侯，与蚩尤同类。不是五帝，更不是黄帝之子，非常明显。刘歆想臆造三皇，变乱五帝的说法，以与今文家为难，因此将黄帝跻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他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

译将少皞排在黄帝、虞帝之后，暗中寄托了三皇、五帝的说法。又担心这种说法与前人不同，不足以取信于人，于是将其窜入《左传》和《国语》之中，第一处说：“我高祖少皞挚建立政权时。”（见《左传·昭公十七年》）第二处说“少皞有四个叔父。”（见《左传·昭公十九年》）第三处说“而封于少皞的故地。”（见《左传·定公四年》）第四处说“等到少皞衰微的时候。”（见《国语·楚语》）又伪造《月令》，把孟秋之月定为“其帝少皞”。这些都是为了证实他《世经》中的说法，却不知还有《逸周书》中遗留的文字无法弥合。凡是出于他个人编造的，就整齐划一；偶尔见到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就截然不同，这显然是他私自伪造的，还需要辩驳吗？刘歆又将其窜入《史记·历书》中，说“少皞氏衰微的时候”，这就是《国语·楚语》中的文字。《史记》记载五帝采用《大戴礼记》《世本》的说法，如果《左传》《国语》中有少皞的事迹，司马迁向来引用这两部书，为什么遗漏了呢？这是伪造窜入的，更加无疑了。如果说《五帝本纪》依据《大戴礼记》，不兼采其他书籍，那么八恺等人的说法本来也兼采了《左传》。如果《左传》《国语》中有少皞，断无不予兼采的道理。《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并非古代天子，那么少皞也不能立刻认定为天子，大概就是《逸周书》所提到的那一类人物。《五帝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话，现在都不必断定为窜入伪造。

译从前，过氏杀害了斟灌氏，进而攻打斟寻氏，灭亡了夏朝的后裔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缗当时正怀着身孕，逃到有仍氏那里，生下了少康。少康担任有仍氏的牧正。过氏又想杀害少康，少康逃到有虞氏那里。有虞氏的君主思念夏朝的德行，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把纶邑封给他，拥有方圆十里的田地，以及五百人的军队。后来，少康便收拢夏朝的遗民，授予他们官职。派人引诱过氏，最终灭亡了过氏，恢复了禹的功业，祭祀夏朝以配享上天，没有丢失旧日的基业。现在吴国不如过氏强大，而勾践比少康更强大，如果不趁此时机灭亡吴国，反而宽待它，难道不是很难吗！《吴世家》

《夏本纪》中没有记载夏朝中途灭亡而少康中兴的事情。这是什么事呢，司马迁在叙述《本纪》时好像不知道，却在《吴世家》中叙述它呢？其中的错误不必多说。然而这件事也并非完全没有来历。《离骚》中说：“夏康纵情享乐，不顾后患，五子因此在家巷中失位。后羿淫逸游猎，又喜好射杀封狐。混乱的潮流本就少有善终，寒浞又贪图他的家业。浇身穿强硬的铠甲，纵欲而不忍心。每日纵情享乐而自我遗忘，最终导致头颅坠落。……等到少康尚未成家时，留有虞氏的两个姚姓女子。”大概战国时期杂说很多，司马迁所说的“言辞不雅驯”的那些内容，被刘歆编入了《左传》，并窜改进了《史记》。《夏本纪》称禹之后有斟寻氏，也是由此而来。但恐怕刘歆校订诗赋时，连《离骚》也是他所窜改的，否则，为什么这件事叙述了十二句呢？

鲁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去世，长子庶子息摄政，主持国政行使君权，这就是隐公。起初，惠公的正夫人没有儿子，公的贱妾声子生下了息。息长大后，为他娶了宋国的妻子。宋国女子到来后因为貌美，惠公夺过来自己娶了，生了儿子允，将宋国女子立为夫人，以允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因为允年纪小，鲁国人共同让息摄政，不说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中，王莽上奏说：“《尚书·康诰》说：‘王这样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的文字。《春秋》说“隐公不说即位，是因为摄政。”这两部经典，是周公、孔子所确定的，大概是为了给后世树立法则。”看这些，就知道刘歆伪造《左传》的书法，是为了辅佐王莽摄政而篡位，没听说《公羊传》《谷梁传》有这种义理。司马迁从董仲舒那里听闻《春秋》，在《儒林列传》中没有记载《左氏传》。如果真有《左氏传》解经的话，怎么能埋没它呢？足以看出刘歆的窜改伪造。

鲁隐公八年，与郑国交换天子泰山脚下的邑地枋和许田，君子讥讽这件事。二年，把宋国贿赂的鼎放入太庙，君子讥讽这件事。等到下葬时，三次更换丧服。君子说：“这是不能善终的征兆。”以上出自《鲁世家》

宋穆公九年，生病。召见大司马孔父，对他说：“先君宣公舍弃太子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我死后，一定要立与夷。”孔父说：“群臣都愿意立公子冯。”穆公说：“不要立冯，我不能辜负宣公。”于是穆公让冯出居到郑国。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即位，这就是殇公。君子听说后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了，立他的弟弟以成全道义，然而最终他的儿子又享用了君位。”

宋襄公十二年春，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寻求诸侯的盟主地位，楚国人答应了他。公子目夷劝谏说：“小国争夺盟主，是祸患。”不听。秋，诸侯在盂地与宋公结盟。目夷说：“祸患大概就在这里吧？君主欲望太过分，怎么承受得起！”于是楚国人抓住宋襄公去攻打宋国。冬，在亳地会盟，释放了宋襄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结束。”十三年夏，宋国攻打郑国。子鱼说：“祸患就在这里了。”秋，楚国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襄公准备作战，子鱼劝谏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不可以。”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交战。楚国人还没有渡河，目夷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趁他们还没渡河，攻击他们。”公不听。已经渡河但还没摆好阵势，又说：“可以攻击。”公说：“等他们摆好阵势。”阵势摆好，宋国人攻击他们。宋军大败，襄公大腿受伤。国人都怨恨公。公说：“君子不让人在困境中受困，不攻击没摆好阵势的敌人。”子鱼说：“战争以胜利为功，有什么固定的说法！如果一定像公说的，那就奴事他们罢了，还打什么仗！”这一年，晋公子重耳经过宋国，襄公因为被楚国所伤，想得到晋国的援助，用二十乘马厚礼重耳。十四年夏，襄公因泓水之战受伤而最终去世。

景公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宿，是宋国的分野。景公为此担忧。司星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我的股肱。”子韦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君主依靠百姓。”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困苦，我为谁做君主！”子韦说：“天高听低，君主有三句为君之言，荧惑应该会有变动。”于是观察它，果然移动了三度。

太史公说：“《春秋》讥讽宋国的动乱，从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弟开始，国家不安宁长达十世。襄公的时候，修习仁义，想成为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他，所以追述契、汤、高宗，殷朝兴起的原因，作《商颂》。襄公在泓水战败后，君子有的认为他做得多，哀伤中原缺失礼义，”

译褒奖他，是因为宋襄公讲究礼让。以上出自《宋世家》

译按：《世家》叙述宣公之事，认为立弟弟为君是合乎道义的，儿子后来也继承了爵位；叙述襄公之事，则讥讽他招致祸患和怨恨。这些都是采用《左传》的观点。汉代学者的学问都有家法传承，为什么在同一篇《世家》中，《太史公赞》讥讽宣公扰乱宋国，褒扬襄公的礼让，却独独采用《公羊传》的观点？同一篇文章如此矛盾，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显然是刘歆窜入的，最容易看出来。由此推论，《秦本纪》《鲁世家》中的“君子”二字，也是窜入无疑。《秦本纪》引用“君子”共有两条，因为与《春秋》的书法无关，所以不录。“分野”是刘歆伪造的，辨析见卷十四。

凡是所引用的《史记》中被窜入的各条，都是确凿无疑的。考察《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说：“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本就是完整的。只有班固所见到的，已经说“十篇有目录而无正文”。《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说褚少孙补写了这些，《太史公自序》集解引用张晏的话，所以《索隐述赞》说：“可惜残缺，不是有才能的人胡乱续写。”然而自从褚少孙之后，续写的人还很多。《后汉书·班彪传》说：“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从太初以后，缺漏没有记录。后来好事的人颇有一些缀集时事，但大多鄙俗，不足以继承他的书。”章怀注说：“好事的人，是指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松、史孝山等人。”《史通·正史篇》说：“此后刘向、刘向的儿子刘歆以及各位好事的人如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慎、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延、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写续篇，直到哀帝、平帝年间，还都称为《史记》。”至于杨终删减《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书·杨终传》中也没有统计在内。在成帝时，东平王刘宇凭借叔父的尊贵身份，上疏请求《太史公书》，朝廷不给，《汉书·东平思王传》记载，那么外人见到的极少，只有刘歆肆意窜入，是非常容易的。《太史公自序》集解引用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丢失了《景纪》《武纪》《礼书》《莱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刘歆窜入的《龟策列传》《傅靳蒯成传》。”那么张晏所见的版本，目录中有《兵书》。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说：“目录原本没有《兵书》，张晏说丢失了，这种说法不对。”刘奉世说：“《兵书》就是《律书》，大概当时就是这样。”大概是司马迁有《兵书》没有《律书》，颜师古根据他所见的刘歆本错误地说了，大概《律书》也是刘歆窜补的。赵翼论述《史记》被后人增窜非常详细，可惜不知道就是刘歆所窜，而频繁怀疑褚少孙，现在全部摘录如下：

《廿二史札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片】条说：“《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内十篇有目录而无正文。’颜师古注引用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丢失了《景纪》《武记》《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传》，共十篇。元帝、成帝年间，褚少孙补写了它们，文辞鄙陋，不是司马迁的原本。’这是褚少孙所补的只有这十篇。然而仔细考察，十篇之外，还有褚少孙增入的。如《外戚世家》增入尹、邢二夫人互相回避不相见，以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要立为太子，却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是平阳公主的骑奴，后来显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于是以卫青为丈夫等事。《田仁传》后，增入田仁与任安都由卫青舍人选入见皇帝，二人互相举荐，皇帝于是提拔任用他们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丞相的人，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都是宣帝时的人；韦玄成、匡衡，则是元帝时的人。这都是褚少孙另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现在《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来区别。那些没有‘褚先生曰’的，则在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作为识别，这是褚少孙所补显然可见的。又有就司马迁原文而增改的。《楚元王世家》后叙述其子孙有地节二年的，则是宣帝的年号。《齐悼惠王世家》后叙述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的，则是成帝的年号。这些都在司马迁之后，而在司马迁的书内见到，也是褚少孙所增入的。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是立。第二年，浞野侯逃亡归来。又第二年，汉朝派遣李广利在天山攻击右贤王，又派遣李陵出居延。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则是天汉二年。又二年，汉朝派遣李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天，李广利听说家中已被族灭，于是投降匈奴，这应该是天汉四年的事。然而《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与此传相同；而李广利投降则在征和三年，距离天汉四年还隔着七年，特别互相矛盾。不知道的人一定认为司马迁及

译司马迁亲身所见，与班固事后追述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而征和元年巫蛊之祸兴起，二年太子斩杀江充，战败后自杀；而李广利投降匈奴，则是在太子死后的第二年。李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在郊外为他饯行，李广利因太子已死，嘱托刘屈牦劝皇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是李广利妹妹李夫人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李广利的外甥。这话被人告发，皇帝于是诛杀了李广利全家，李广利听说后，便投降了匈奴。可见李广利投降匈奴是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这类大事，《汉书》本纪按年记载，绝不会出错，那么李广利投降匈奴必定不在天汉四年是显而易见的。再用《汉书·匈奴传》核对，李陵投降匈奴以前都与《史记·匈奴传》相同。李陵投降后两年，李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天，毫无所得，于是率军撤回，并没有投降匈奴。又过了一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去世，狐鹿姑单于即位，这是汉朝太始元年。狐鹿姑即位六年，派兵入侵上谷、五原、酒泉，汉朝于是又派李广利出塞，战胜并追击败逃的敌军，到达范夫人城，听说妻子儿女因巫蛊之事被逮捕，才投降匈奴。计算其年份，正是征和三年的事，与《武帝纪》相符，由此可知《史记·匈奴传》末尾所说天汉四年李广利投降匈奴的话，并非司马迁的原文。司马迁当时亲眼目睹其事，怎会有年份错误到如此地步？大概司马迁所作的传记，只写到李陵投降后两年李广利出塞不利率军撤回便停止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截止于太初”，那么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发生在李陵投降之前，而褚少孙在数十年后，只知道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不再仔细考证年代，就把它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所以年代错误。由此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褚少孙窜入的内容。

译【《史记》有后人窜入处】这一条说：“《史记·田儋传》的赞语中忽然提到：‘蒯通是辩士，著有八十一篇文章，项羽想封赏他但他不接受。’这件事与田儋有什么关系，赞语中却提及它？《司马相如传》的赞语说：‘相如虽然多用虚夸的言辞，但其主旨归结于引导节俭。杨雄认为靡丽的赋作劝诫百句而讽谏仅一句，犹如在演奏《郑》《卫》之音后，曲终才奏雅乐，不是太过亏损吗！我选取他言论中可讨论的部分著录在篇中。’等等。考察：杨雄是哀帝、平帝、王莽时期的人，司马迁怎么会预先引用他的话？这并非褚少孙所补，而是后人窜入的。《汉书·司马相如传》的赞语与此完全相同，难道原本是班固引用杨雄的话作为赞语，而后人反而将其移作《史记》的传赞吗？《外戚世家》叙述卫子夫得宠之处，不称‘今上’而称‘武帝’，这可能是褚少孙所改的。”

看纪昀（瓯北）考证《史记》经过后人窜乱，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还有很多，因文字繁多不再记录，学者可以自行观察省察而自然明白。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造古经，由于他总领校书的任务，所以能够假托中书之名，肆意窜乱。东汉主张古学，像贾逵、班固、马融、张衡、张衡、许慎等人，都是在校书东观的，他们坚守古学更加笃定，大概都亲眼见过中古文经，所以被迷惑得更深。通晓学术的人都已经信服，这种风气弥漫天下，力量本来就应该如此。所以探究伪经之所以能创立，古学之所以能盛行，都是由于《七略》的缘故。《汉书》是刘歆所作，人们不完全知道；《艺文志》就是《七略》的原文，人们都知道。现在先将《艺文志》中《六艺略》这一条进行辨析，那么刘歆的伪作就完全暴露了。

过去孔子去世而微言绝迹，七十子丧亡而大义乖离。所以《春秋》分为五家，《诗经》分为四家，《易经》有数家的传注。战国时期纵横家争辩，真伪纷争，诸子的言论，纷乱混杂。到了秦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焚烧书籍，以愚弄百姓。汉朝兴起，改正秦朝的败政，大量收集典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汉武帝时期，书籍残缺简牍脱落，礼制崩坏音乐衰败，圣上感叹说：“我非常哀怜！”于是建立藏书的策略，设置写书的官员，下至诸子传说，都充实秘府。到了汉成帝时，因为书籍散亡较多，派遣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每校完一书，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旨意，记录并奏报。恰逢刘向去世，汉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而奏上《七略》，所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書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现在删减其要点，以完备篇籍。

按：《七略》出自刘歆，这是明确的条目。《六艺略》是刘歆的专职，因为他继承父亲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賦的任务，所以尤其能肆意改乱，颠倒五经。秦火虽然焚烧，但六经完好无损，博士的职掌没有改变，孔氏世代不绝，诸儒师承相授，微言大义至今依然存在。刘歆说“乖绝”以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都是他的邪说，攻击今学真经而创立古学伪经。况且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孔子改制的学问：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疏，四百年传承不绝。自从刘歆伪经出现，假托周公，然后孔子的微言大义才乖离绝迹，实际上是乖离绝迹于刘歆。《春秋》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更没有邹氏、夹氏；《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而无毛氏；《易经》出于田何，施、孟、梁丘三家兴起于宣帝之后，战国之前怎么会有数家的传注？叙述孔子七十子之后，就将自己伪撰的经书混入其中，以蒙蔽学者的耳目。首先倡导秦焚书导致简牍残缺，言论断绝导致诸家争辩，学者打开书本，诵读熟悉，充满胸臆，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来被遮蔽而无人能解开的原因。刘向所撮录的内容，大都被刘歆所改。现在用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来校勘，说法都不同，可知《七略》中没有刘向的说法了。他说“到了汉武帝时期，书籍残缺简牍脱落，礼坏乐崩，圣上感叹说‘朕甚闵焉’。”《移太常书》也把这“书缺简脱”四个字诬称为诏书。考察《史记》《汉书·儒林传》都记载武帝的制诏，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个字。大概博士官职完备，没有进用的人，六艺之学，朝廷未予重视，所以说“礼废乐崩”，并非说“书有缺脱”。《儒林传》制诏原文既然没有这句话，那么“书缺简脱”四个字，是刘歆增加的，以佐证伪经的说法，非常明显。刘歆伪撰古文，既妄图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又诬陷他的父亲，还诬陷他的君主，肆无忌惮的小人，也到了这种地步吗！考察古今总领校书任务的人，都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籍。先征引当今，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