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

译有《论语注释》十卷。

袁乔有《论语注释》十卷。

尹毅有《论语注释》六卷。

王蒙有《论语义》一卷。

江熙有《论语集解》十卷。

蔡谟、

袁宏、

江惇、

蔡系、

周怀、

王珉，以上六家见于皇侃的《疏》。

张凭有《论语注》十卷、《论语释》一卷。

译宋纤著有《论语注》。

畅惠明著有《论语义注》十卷。

张隐著有《论语释》一卷。

郄原著有《论语通郑》一卷。

姜处道著有《论语论释》一卷。

孔澄之著有《论语注》十卷。

张略著有《论语统》八卷。

伏曼容著有《论语义》。

范廙著有《论语别义注》十卷。

虞遐著有《论语注注》十卷。

沈驎士著有《论语训注》。

太史叔明是沈驎士的弟子，著有《论语集解注》十卷。

许容著有《论语注》十卷。

曹思文著有《论语注》十卷。

戴诜著有《论语述议》二十卷。

陶弘景著有《论语集注》十卷。

褚仲都著有《论语义疏》十卷。

皇侃著有《论语义疏》十卷。

张讥著有《论语义》十卷。

张冲著有《论语义疏》二卷。

顾越著有《论语义疏》。

陈奇著有《论语注》。按：陈奇常常批评马融、郑玄注解经书偏离主旨，那么他也是辅嗣、肃、翻、譔这一类人。只是如今他的学说早已失传，虽然喜欢标新立异，也不过是以暴易暴罢了。

李铉著有《论语义疏》。

乐逊著有《论语序论》。

刘炫著有《论语述义》十卷。

徐孝克著有《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

史辟原著有《续注论语》十卷。

贾公彦著有《论语疏》十五卷。

陆德明著有《论语释文》一卷。

刘歆。

桓谭。

郑众著有《孝经注》一卷。

许慎。

许冲是许慎的儿子。

马融著有《孝经注》一卷。

郑玄著有《孝经注》一卷。

高诱著有《孝经解》。

宋均是郑玄的弟子，著有《孝经皇义》。

虞翻著有《孝经注》。

苏林著有《孝经注》一卷。

刘邵著有《孝经古文注》一卷。

王肃著有《孝经解》一卷。

孙熙著有《孝经注》一卷。

韦昭著有《孝经解赞》一卷。

何晏著有《孝经注》一卷。

严峻著有《孝经传》。

徐整著有《孝经嘿注》一卷。

谢万著有《集解孝经》一卷。

荀勖著有《集议孝经》一卷。

袁敬仲著有《集义孝经》一卷。

虞喜著有《孝经注》。

杨泓著有《孝经注》一卷。

袁宏著有《孝经注》一卷。

殷仲文著有《孝经注》一卷。

车胤著有《孝经注》一卷。

孔光著有《孝泾注》一卷。

何承天著有《孝经注》一卷。

何约之著有《大明中皇太子讲义疏》一卷。

荀昶著有《孝经注》一卷。

严植之著有《孝经注》一卷。

谢稚著有《孝经图》一卷。

王玄载著有《孝经注》一卷。

周颙著有《孝经义疏》。

费沈著有《孝经注》一卷。

陆澄著有《孝经义》。

明僧绍著有《孝经注》一卷。

李玉之著有《孝经义疏》二卷。

萧子显著有《孝经义疏》一卷、《孝经敬爱义》一卷。

太史叔明著有《孝经义》一卷。

沈文阿著有《孝经义记》。

王元规著有《孝经义记》二卷。

陶弘景著有《集注孝经》一卷。

贺玚著有《孝经讲义》一卷、《孝经义疏》一卷。

曹思文著有《孝经注》一卷。

诸葛循著有《孝经序》一卷。

皇侃著有《孝经义疏》三卷。

江系之著有《孝经注》一卷。

周弘正著有《孝经私记》二卷。

张讥著有《孝经义》八卷。

张冲著有《孝经义》三卷。

顾越著有《孝经义疏》。

陈奇著有《孝经注》一卷。

乐逊著有《孝经序论》。

熊安生著有《孝经义》一卷。

刘炫著有《古文孝经述义》五卷。

徐孝克著有《孝经义疏》六卷。

何妥著有《孝经义疏》三卷。

宇文弜著有《孝经注》。

孔颖达著有《孝经义疏》。

贾公彦著有《孝经疏》五卷。

陆德明著有《孝经释文》一卷。

刘歆。

张竦。

扬雄著有《苍颉训纂》一篇、《方言》十三卷。

桓谭。

郭伟。

杜林是张竦的弟子，著有《苍颉训纂》《苍颉故》。

刘棻是刘歆的儿子，扬雄的弟子。

侯芭是扬雄的弟子。

卫宏是杜林的弟子，著有《古文官书》。

许慎著有《说文解字》十五卷。

崔瑗著有《飞龙篇》。

许冲是许慎的儿子。

刘珍著有《释名》三十卷。

班固著有《太甲篇》《在昔篇》。

蔡邕著有《劝学》《圣皇篇》《女史篇》，

樊光著有《尔雅注》三卷。

李巡著有《尔雅注》三卷。

郑玄。按：郑玄是伪学的宗师。

译子，他对各种经典的训诂，都属于刘歆的小学范畴。特别将其列出：

贾鲂著有《滂喜篇》

郭训著有《杂字旨》一卷，《古文奇字》一卷

刘熙是郑玄的弟子，著有《释名》八卷

孙炎著有《尔雅注》七卷，《尔雅音》一卷

服虔著有《通俗文》一卷

张揖著有《广雅》四卷，《古今字诂》两卷，《三仓训诂》三卷，《埤苍》两卷，《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

译李登著有《声类》十卷。

曹彦著有《字义训音》六卷、《古今字苑》一卷。

项峻著有《始学篇》十二卷。

韦昭著有《辩释名》一卷。

束皙著有《发蒙记》一卷。

郭璞著有《尔雅注》五卷、《尔雅赞》二卷、《音》一卷、《方言注》十三篇、《三仓注》三卷。

李轨著有《小尔雅解》一卷。

陆机著有《吴章》一卷。

樊恭著有《广仓》一卷。

王延著有《文字音》七卷。

李彤著有《字指》二卷、《单行字》四卷、《字偶》五卷。

葛洪著有《要周字苑》一卷。

周研著有《声韵》四十一卷。

王义著有《小学章》二卷、《文字要记》三卷。

杨方著有《小学》九卷。

顾恺之著有《启蒙记》三卷。

吕忱著有《字林》七卷。

殷仲堪著有《常用字训》一卷。

吕静著有《韵集》六卷。

何承天著有《纂文》三卷。

谢康乐著有《要字苑》一卷。

颜延之著有《诂幼》一卷、《纂字》六卷。

荀楷著有《广诂幼》一卷。

段宏著有《韵集》八卷。

吴恭著有《字林音义》五卷。

侯洪泊著有《字类叙评》一卷。

戴规著有《辨字》一卷。

邹诞生著有《要用字对误》四卷。

邹里有著有《要用杂字》三卷。

李少通著有《杂字要》三卷、《今字辨疑》三卷。

刘霁著有《释俗语》八卷。

刘杳著有《要雅》五卷。

阮孝绪著有《文字集略》六卷。

刘歊著有《古今文字序》一卷。

庾曼倩著有《文字体例》。

范岫著有《字学音训》。

周兴嗣著有《千字文》一卷。

萧子范著有《千字文》一卷。

蔡薳著有《千字文注》。

萧子云著有《千字文注》一卷。

顾野王著有《尔雅音》、《玉篇》三十一卷。

夏侯咏著有《四声韵略》十三卷。

周彦伦著有《四声切韵》。

沈约著有《俗说四声》一卷。

沈旋是沈约的儿子，著有《集注尔雅》十卷。

潘徽著有《万字文韵纂》三十卷。

王斌著有《四声论》。

施干著有《尔雅音》。

谢峤著有《尔雅音》。

张谅著有《四声韵林》。

崔浩著有《解急就章》二卷。

江灌著有《尔雅音》八卷、《尔雅图赞》一卷。

陆暐著有《悟蒙章》。

江式著有《古今文字》四十卷。

李铉著有《字辨》。

宋世良著有《字略》。

诸葛颖著有《桂苑珠丛》一百卷。

李概著有《修续音韵决疑》十四卷、《音谱》四卷。

杨休之著有《韵略》一卷。

刘善经著有《四声指归》一卷。

陆法言著有《切韵》五卷。

赵文深著有《刊定六体书》。

卢辩著有《称谓》五卷。

王劭著有《俗语杂字》一卷。

曹寿著有《急就章解》一卷。

刘芳著有《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

颜之推著有《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卷。

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儿子，著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官样》一卷。

陆德明著有《尔雅释文》一卷。

刘歆、张竦、扬雄、尹咸、房凤、王龚、桓谭、郑兴、陈钦、贾徽、杜子春、崔篆，以上这些人都是刘歆传授学业的弟子。

杜林是张竦的弟子。

刘棻是刘歆的儿子，也是扬雄的弟子。

侯芭是扬雄的弟子。

郑众是郑兴的儿子。

陈元是陈钦的儿子。

贾逵是贾徽的儿子。

卫宏是杜林的弟子。

徐巡是杜林的弟子。

崔骃是崔篆的孙子。

郑安世是郑众的儿子。

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著有《五经异义》十卷。

尹珍是贾逵的弟子。

崔瑗是崔骃的儿子，也是贾逵的弟子。

许冲是许慎的儿子。

周举、张衡、刘珍、刘陶、刘騊駼、班彪、班固是班彪的儿子、王充是班彪的弟子、周举、王符、仲长统、蔡邕、杨彪、韩说、陈寔（按：陈寔是樊英的弟子，因为樊英不是大师所以不列入，后来以此为例）、荀爽是陈寔的弟子、贾彪是陈寔的弟子、马融（按：马融是挚恂的弟子）、卢植、延笃、马日磾、范冉、杨克（按：杨克也是吕叔公、朱叔明、白仲职的弟子）、郑玄著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以上都是马融的弟子，按：郑玄也是张恭祖的弟子、刘德然、高诱、公

译孙瓒以及以上各位都是卢植的弟子。

郗虑、国渊、崔琰、公孙方、孙皓、程秉、赵商、马昭、张逸、王基、任嘏、冷刚、田琼、泛阁、炅模、焦乔、王权、鲍遗、陈铿、崇精、刘熙，以上各位都是郑玄的弟子。

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

许慈是刘熙的弟子。

译薛综、刘熙是郑玄的再传弟子。

孙炎以及以上各位，都是郑玄的再传弟子。

许勋是许慈的儿子。

刘宣是孙炎的弟子。以上各位都是郑玄的三传弟子。

服虔。

宋忠。

司马徽。

潘浚是宋忠的弟子。

向朗是司马徽的弟子。

尹默是宋忠、司马徽的弟子。

李仁是宋忠、司马徽的弟子。

尹宗是尹默的儿子。

李譔是李仁的儿子。

隗禧著有《诸经解》。

王朗。

王肃是王朗的儿子，著有《圣证论》十二卷。

董遇。

周生烈。

姜维。

谯周著有《五经然否论》。

韦昭。

傅咸著有《七经诗》。

何晏著有《五经大义》五卷。

束皙著有《五经通论》。

徐苗著有《五经同异评》一卷。

杨方著有《五经钩沈》十卷。

徐邈著有《五经音》十卷。

李轨著有《诸经音》。

孔衍。

戴逵著有《五经大义》一卷。

周杨著有《五经咨疑》八卷。

何承天注：以下为南朝学派。

徐广。

刘瓛。

范缜。

司马筠。

严植之。

何胤，以上各位都是刘瓛的弟子。

司马寿是司马筠的儿子。

孔佥是何胤的弟子。

孔元素是孔佥的侄子。

鲍泉著有《六经通数》十卷。

陆澄。

王俭。

朱异。

孔子祛。

刘之遴。

庾黔娄。

明僧绍。

明山宾是明僧绍的儿子。

明宝是明山宾的儿子。

卞华。

伏曼容。

伏挺是伏曼容的儿子。

崔灵恩。

卢广。

沈驎士。

太史叔明是沈驎士的弟子。

沈峻是沈驎士的弟子。

沈文阿是沈峻的儿子，著有《经典大义》十二卷。

沈宏。

沈熊。

刘岩。

张及。

孔子云，以上各位都是沈峻的弟子。

王元规是沈文阿的弟子，著有《续经典大义》十四卷。

范述曾。

吕道惠。

顾野王。

陶弘景。

贺玚著有《五经秘表要》十卷。

贺革是贺玚的儿子。

贺季是贺玚的儿子。

贺琛是贺玚的侄子。

皇侃是贺玚的弟子。

郑灼是皇侃的弟子。

潘徽是郑灼的弟子。

周弘正。

贺德基。

张讥。

贺德仁，以上各位都是周弘正的弟子。

孙畅之著有《五经杂义》六卷。

王焕著有《五经决录》五篇。

邯郸绰著有《五经析疑》二十八卷。

元延明著有《五经宗略》二十三卷。注：以下为北朝学派。

崔浩。

房景先著有《五经疑问》十卷。

李同轨。

封轨。

封伟伯是封轨的儿子。

李郁。

李彪。

王神贵著有《五经辨疑》十卷。

常爽著有《六经略注》。

刘兰，注：刘兰是王保安的弟子。

张吾贵是刘兰的弟子。张吾贵也是牛天佑、郦诠的弟子。

王聪。

程玄。

徐遵明是张吾贵、王聪的弟子。

孙惠蔚，注：孙惠蔚也是董道季的弟子。

张普惠。

刘献之，以上各位都是程玄的弟子。

卢景裕。

李铉，注：李铉也是房虬、鲜于灵馥的弟子。

李业兴。

乐逊。

崔瑾。

吕思礼。

张文敬。

祖儁。

马敬德。

田元凤。

张奉礼。

纪显敬。

张雕武。

吕黄龙。

鲍长宣。

鲍季详。

夏怀敬。

王元则。

张买奴。

权会。

冯伟。

张思伯。

邢峙。

刘昼。

熊安生，以上各位都是徐遵明的弟子。

李周仁是徐遵明、刘献之的弟子。

高望崇。

董征是刘献之的弟子。

郭茂是卢景裕的弟子。

郎茂是权会、张奉礼的弟子。

马元熙是马敬德的儿子。

解法选是权会的弟子。

刁柔是李铉的弟子。

董令度是李周仁的弟子。

程归则是李周仁的弟子。

刘轨思是张思伯、程归则的弟子。

孙灵晖是孙惠蔚的曾孙，熊安生的弟子。

李崇祖是李业兴的儿子。

郭仲坚。

丁恃德。

马光，以上各位都是熊安生的弟子。

刘焯著有《五经述议》。

刘炫著有《五经正名》。以上各位都是刘轨思、熊安生的弟子。

沉重。

樊文深著有《七经义纲》二十九卷、《七经论》三卷、《质疑》一卷。

张凤著有《五经异同评》十卷。

苏绰著有《七经论》。

刘芳。

辛彦之著有《五经异义》。

萧该。

牛弘。

何妥著有《五经大义》五卷。

王頍著有《五经大义》。

颜师古。

孔颖达。

贾公彦是孔颖达的弟子。

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三十卷。

书序辨伪第十三 尚书篇目

译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

《尚书》二十八篇，是孔子删定确立的大法，第一次被《太誓》扰乱，第二次被张霸扰乱，第三次被刘歆扰乱，第四次被王肃扰乱。然而张霸、王肃的伪作，人们都知道；《太誓》是后来才出现的，人们也知道。至于刘歆伪造的古文《尚书》，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不过刘歆作伪之事，近代儒者刘逢禄、邵懿辰也已逐渐怀疑；而《书序》是刘歆伪造的，更是无人知晓了。这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突破，那么关于《舜典》有无的争论、篇目多少的争论，就会众说纷纭，无法做出裁决。况且百篇的篇目，源自《礼记》《左传》《史记》及诸子百家，依据深厚，无可动摇。如果不懂得孔子改制立法的意义，就不懂得孔子删定《尚书》的用意，从而认为这些篇章都是未经修定的《尚书》。即使有怀疑的人，也无法驳倒这种观点。我私下感叹这场公案沉沦在黑暗中，遮蔽天日已经很久了，如今如疾雷劈开山岳，飓风震荡大海，雷霆万钧，扫除阴霾，使万物复苏。希望那些鬼魅魑魅，都能共同看到明亮的太阳。于是阐发其中的义例，嘱托同县门人陈千秋辨析如下，并编成《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在后面。对《书序》的辨析，原本是为了《汉书·艺文志》而发起的，因为篇章繁多，所以单独列为一篇，而不附在《古文尚书伪证》之中。在此注明。

译第一，辨明孔子所定的《尚书》只有二十八篇。

孔子审定《尚书》为二十八篇，由伏生传授，内容完整无缺，所以博士们的说法都认为它是完备的。这在《汉书·楚元王传》中有记载。后来的人被《书序》中百篇的目录所迷惑，认为伏生所传的《书》是散失后的残余，于是孔子在洙水、泗水间留下的经典，竟变成了残缺破碎的朝廷公报。我曾推究这种说法，认为二十八篇就是孔子门下的足本，《书序》的目录是虚假荒谬、难以相信的。证据有五点：

《尚书大传》引用孔子的话说：“六誓（当作‘五誓’，理由见后）可以观察义理，五诰可以观察仁爱，《甫刑》可以观察警戒，《洪范》可以观察法度，《禹贡》可以观察事务，《皋陶谟》可以观察治理，《尧典》可以观察美德。”《尚书大传》早已散佚，凡是所引用的内容都依据闽县陈氏的辑本。孔子总揽整部经典，提炼大义，如果真的有百篇，那么百篇中还有《帝告》《仲虺之诰》《康王之诰》等，《尚书大传》又引用了《揜诰》，为什么孔子不称“十诰”而称“五诰”呢？为什么他所列举的各篇又完全没有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呢？这是第一个证据。

相信百篇之说的人，不过是因为《史记·儒林传》说：“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兴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数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所以不敢怀疑罢了。他们不知道伏生本是秦朝的博士，秦朝焚书只限于民间，博士所掌管的书籍不在焚禁之列。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伏生何必藏匿？又为何会散失？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显然不合情理，这显然是伪造篡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是第二个证据。

如果说《书序》出自孔子，有其他书籍的引用可以证明，但不知道其他书籍中引用的篇目，还有《尹吉》（见《礼记·缁衣》）、《高宗》（见《礼记·坊记》）、《夏训》（见《左传》襄公四年）、《伯禽》《唐诰》（见《左传》定公四年）、《相年》（见《墨子·尚同》）、《禹誓》（见《墨子·兼爱》《明鬼》）、《汤说》（见《墨子·兼爱》）、《武观》《官刑》（见《墨子·非乐》）、《大战》《揜诰》《多政》（见《尚书大传》）、《大戊》（见《史记·殷本纪》）、《丰刑》（见《汉书·律历志》），共十五篇，不在百篇之内。如果说其他书籍引用的必定是孔子的《书》，那么这十五篇并不在《书序》内，为什么呢？如果说其他书籍引用的不一定是孔子的《书》，那么百篇的目录虽然有其他书籍可以证明，也不能认为它确实是孔子的《书》，这就很清楚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反对者又说：《书序》拘泥于百篇是孔子的《书》，或许不可信，但广泛见于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怎么知道一定不是孔子的《书》呢？回答说：《墨子》引用现在的《甘誓》作为《禹誓》，《明鬼》再次引用《禹誓》却又不在现在的《甘誓》中；《兼爱》引用现在的《汤誓》作为《汤说》，《兼爱》另外引用的《汤誓》又不在现在的《汤誓》内；《尚贤》中所见的明显不是孔子的《书》，不过是像《明鬼》引用各国春秋之类。以《墨子》为例，那么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断然不能认为就是孔子的《书》，这就更明白了。这是第四个证据。

《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遇秦朝而得以保全，因为靠讽诵记忆，不仅仅存在于竹简帛书上。”《春秋》的公羊、谷梁两传也是靠口耳相传，秦、汉经师都靠口诵传承。伏生的《经》虽然偶尔有散失，怎么会完全没有记忆，面对书卷茫然无知，只记得《尚书大传》所引用的几句呢？这是第五个证据。

总之，《书序》与《古文尚书》同出一源，《古文尚书》是刘歆伪造的，那么《书序》也是刘歆伪造的无疑。汉朝博士都师承伏生，而且都认为二十八篇是完备的，知道师徒相传，说法原本如此。不然的话，刘歆正凭借亲近皇帝而逞弄权势，各位博士即使坚持门户之见，怎敢用虚妄的言辞来争胜呢！

第二，辨明今文《尚书》没有序。

《书》没有百篇，既然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书序》的伪造，自然不值得攻击。只是近代的人对刘歆的学问推崇不已，并把《书序》附会给伏生。陈寿祺著《今文尚书有序说》，见于《左海经辨》，想要申明他“伏生《书》二十九篇，序占其中一篇”的说法。他列举了十七个证据，繁复称引，强词夺理，上欺骗先师，下蒙蔽学者，所以不能不辨明。

考察汉武帝末年《泰誓》既已出土，博士诵读解说，就列入学官。既然列入学官，那么必定附入欧阳《书》才能传授教化，断没有单独版本孤行流传的道理。不然的话，那么《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书，必定另外列出《太誓》三篇了。汉武帝时只有欧阳《书》立为学官，所以必定先附入欧阳《书》。等到夏侯《书》接着立为学官，也必定附入夏侯《书》。因为三家同为博士，一家附入，一家不附入，断没有这种道理。况且果真如此，那么三家经文的多寡不同，其他书籍必定会有记载的。果真如陈氏“伏生《书》连同序共为二十九篇”的说法，那么既然增加了《太誓》，应当是三十篇，为什么《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小夏侯的《经》及《章句》《解故》都仍是二十九卷呢？欧阳《经》及《章句》的卷数有误

译陈氏也以此作为论据，其辨析见下文。根据这一点，陈氏的说法不待驳斥便自行瓦解。只是近代主张今文《尚书》有《序》的人很多，其中陈氏的说法最为强辩，现在只记录陈氏的言论并加以批驳，其余的人就不必再攻破了。

译刘歆、班固、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都记载孔子故居所得的《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百篇的《书序》同出于孔壁，倘若伏生所传的《尚书》没有这些，各家说古文“多出”的，为何都不提及这一点呢？

孔壁“多出”的说法，虽然出自刘歆，但他所论述的是经文，为何连《序》也计算在内呢？

刘歆讥讽“认为《尚书》已经完备”的说法，是当时学者党同伐异、嫉妒真本的言辞，他并非真的不知道《尚书》有百篇。伏生原本是秦朝的博士，《论衡·正说篇》说“伏生抱着百篇《尚书》藏在山中。”这说明他并非没有研习过百篇《尚书》。《尚书大传》的篇目中还有《九共》《帝告》《嘉禾》《梓命》《康诰》等逸《书》的名称，现在的学者即使没见过《书序》，难道都不读《大传》，竟然不知道二十八篇并非全书吗？

伏生藏《书》的说法是伪造窜改的，辨析已见于前文。王充时代百篇的说法已经流行，王充看到《史记》有藏书的说法，因此就认为是百篇。《尚书大传》二十八篇之外的篇目与《书序》相合的，虽然有《九共》《帝告》《说命》《大誓》《嘉禾》《梓命》六篇，但又有《大战》《康诰》《多政》三篇出自《书序》之外，可知《大传》这类篇目不能作为《书序》的证据。博士并非不读《大传》，而“以二十八篇为完备”，则《大传》这类师说不认为是孔子的《书》又是很明显的了。武帝只设立施、孟《易》、欧阳《书》、《公羊春秋》博士，宣帝又增设梁丘《易》、大小夏侯《书》、《谷梁春秋》，诸儒没有排斥它们的。到了刘歆想立《古文》，不仅博士排斥，龚胜、师丹、名臣大儒也排斥，以至于新莽时期，公孙禄也以“颠倒五经”的罪名指责他。可知西汉博士本来不持门户之见，而刘歆《古文尚书》的伪作，确实有招致人口实的地方。陈氏还拾取刘歆的唾余，多么愚蠢可笑啊！

《艺文志·尚书家》记载“《欧阳经》三十二卷。”按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加《大誓》三篇，只有三十一卷，那一卷必定是百篇的《序》。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诂，欧阳《章句》仍然只有三十一卷。有人说：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也是二十九卷，欧阳为何不同？回答说：汉初作传训的都与经文分开流传。用《汉书·艺文志》来核对，“六艺家”传训的多寡，往往与经文不符。如《诗经》有《序》，与《尚书》最为接近。于是鲁、齐、韩《诗》都是二十八卷，只有《鲁说》、齐孙氏《传》的卷数与经文相合，而《鲁故》《齐孙氏故》、《齐后氏故》、后氏《传》、《韩故》《韩内传》《韩说》的卷数都与经文不同。《毛诗》二十九卷，而《毛诗故訓傳》的卷数也与经文不同。《齐诗》有《序》无《序》无法证明；鲁、韩、毛的《诗》都有《序》，而《传训》的卷数如此参差，对于欧阳、夏侯的《书》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今文有《序》，这是证据之一。

《汉书·艺文志》卷数的误文、脱文最多，颜师古已经说过。其《欧阳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的数字，都难以引据。如果说二十八篇增加《泰誓》三篇，所以是三十一卷，考察今文《尚书》凡一篇分为数篇的，也只以一篇计算。所以汉石经《盘庚》有三篇，根据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盘”字上空一格知道，而向来数今文卷数的也只认为是一篇。那么《泰誓》三篇增入今文的《尚书》，也应当以一篇计算，哪有仍然作为三篇而成为三十一卷的道理？如果说《泰誓》旧本三篇，不能合并为一篇以失去其旧貌，然而如《盘庚》的例子，不过篇数为一，而篇章仍为三，又何尝失去其旧貌？而必定篇数也析为三，认为是乖刺的例子吗？必定不是这样。又陈氏根据“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来弥缝欧阳《经》《章句》卷数不符的原因，然而《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也都是二十九卷，难道大、小夏侯独有为《序》作训的吗？大、小夏侯不为《序》作训，那么二十九卷中没有《序》可知。大、小夏侯与欧阳出自同一老师，大、小夏侯无《序》而欧阳有《叙》，有这种道理吗？陈氏也自知其不可通，又附会以西汉传训卷“不与经符”的说法，他的意思以为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实际解释二十八篇，没有一卷解释《序》，解释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如同《鲁说》等卷数与《经》不符的例子。然而《鲁说》等是卷数与《经》显然不符的，大、小夏侯《章句《解故》是卷数与《经》

译那些显然相符的情况。《汉书·艺文志》所载《传训》的卷数与《经》不相符的固然很多，但相符的也确实不少，陈氏毫无证据，胡乱将相符的说成不相符，可以说是拙于玩弄文字了。

译班固称“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请教《尚书》古义，司马迁的著作中记载《尧典》《禹贡》《微子》《洪水》《金縢》等多采用古文说法。”班固既然这样说，那么司马迁著作中这五篇之外，大概多采用今文说法了。《史记》记载《尚书》散佚篇章，只见到《汤征》《汤诰》。《汤征又在古文散佚十六篇之外，其余完全没听说过，唯独在《书序》中罗列了十之八九。至于《书序》作《原命》说是“大戊在宗庙赞美伊陟，说不把他当臣下，伊陟谦让”，《书序》作《般庚》说是“五次迁都没有固定处所，殷民互相抱怨都怨恨”，又说“小辛即位，殷道再次衰落，百姓思念般庚”。《书序》作《高宗肜日》及《高之训》说是“武丁祭祀成汤的事”，又说“祖庚即位，祖己赞美武丁以出现祥雉为德行，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书序》作《洪范》说是“武王攻克殷商后二年”，《书序》作《冏命》说是“穆王哀怜文、武之道缺失，于是命令伯燛申诫太仆治理国家政务”，《书序》作《文侯之命》说是“襄王派王子虎任命晋文公”，《书序》作《秦誓》说是“穆公封殽尸后的事”，又《书序》作《夏社》在《典宝》之后，《书序》作《咸有一德》在成汤时期，把《太甲》说成“太甲训”，把“伊陟”说成“太戊”，把“分器”说成“分殷之器物”，把“康王之诰”说成“康诰”，其它把“女方”说成“女房”，把“大埛”说成“泰卷”，把“仲虺”说成“中壨”，把“迁嚣”说成“迁隞”，把“圯于耿”说成“迁于邢”，把“升鼎耳”说成“登鼎耳”，把“剓”说成“饥”，把“归狩”说成“行狩”，把“异亩”说成“异母”，把“归禾”说成“馈禾”，把“旅天子命”说成“鲁天子命”，把“无逸”说成“毋逸”，把“肃慎”说成“息慎”，把“俾荣伯”说成“赐荣伯”，把“伯冏”说成“伯燛”，把“粊誓”说成“狝誓”，把“吕刑”说成“甫刑”，解说义理和文字往往与古文不同，那么显然兼取了伏生的《尚书》。况且《尚书》古文的《序》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师承传授就是这样。如《韩诗》的《序》可以考证的，“《关睢》，讽刺时世”“《芣苢》，哀伤丈夫有恶疾”“《汉广》，取悦于人”“《汝坟》，辞别家人”“《螮蝀》，讽刺奔女”“《鸡鸣》，谗佞之人”“《夫栘》，宴饮兄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与《毛诗序》互相有同有异。这是今文、古文《书序》异同的例子。今文有《序》，这是第二个证据。

《史记》与《书序》相同的地方，是《书序》抄袭《史记》，不是《史记》采录《书序》，辨析见后。《书序》既然抄袭《史记》，又故意制造差异，大概是故意制造参差来掩盖其剽窃的痕迹，就像伪孔《古文》既抄袭诸书，仍然制造差异一样，辨析也见后。况且即使认为《史记》采录《书序》，其间声音稍有讹误，训诂互相替代，文句互有详略，先后稍有差错，乃是《史记》引用书籍的常例，处处都是这样，不可枚举。那么其它诸书，难道也有今文古文之分吗？陈氏又引用《诗》韩、毛不同的《序》，作为《书》今文、古文不同《序》的证据。不知道今文本就没有《序》，韩、毛自然不同，与《书》有什么关系？况且考证《诗》四家不同的《序》，都是文字相差悬殊，没有像这样只有少许异同，即使大义不同而辞语仍然相仿的。陈氏无聊的附会，尤其不必要。

《论衡佚文篇》说“东海张霸通晓《左氏春秋》，依据百篇《序》，用《左氏》训诂，创作百二篇。”《汉书儒林传》说“张霸分析合并二十九篇成为数十篇，又采录《左氏传》《书序》作为首尾，共百二篇……成帝时寻求研究古文的人，张霸因为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校对，发现不对。”张霸所分合的，是夏侯《经》二十九篇，他所采录的《书序》即出自今文，不是古文。为什么这样说？孔氏《古文》，天汉年间后献出，于是秘藏于宫中，外面不得见到；庸生孤传，衰微特别厉害。张霸只见到今文有百篇的《序》而没见到孔《书》，所以窃取它作《百两篇》来欺骗世人。如果他所采录的《书序》出自古文，那是张霸见到孔壁之本了，难道不知道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书可以校对，而敢再创作并立即献给朝廷吗？况且张霸见到孔壁之本，那么见到其中散佚《书》二十四篇，搜集比较容易，却不一起取用来作为《百两篇》，反而取用《左氏传》，为什么呢？所以知道张霸所取《书序》出自今文。今文有《序》，这是第三个证据。

王充生在刘歆之后，所以祖述《汉书儒林传》的说法，认为张霸伪《书》确实采录《书序》。不知道根据张霸《书》有《百两篇》，这就是张霸不采录《书序》，并且张霸时没有《书序》的明证。根据葛洪《西京

译《杂记》的跋文说，班固的《汉书》完全沿袭了刘歆的旧说，那么《汉书·儒林传》中关于“张霸采录《书序》和《左传》”、“成帝寻求古文经，用中书校对《百两篇》”等说法，还值得相信吗？如果张霸当时确实已有《书序》并加以采录，那么经师传授的版本中，百篇的篇目显然明确，张霸伪造《尚书》以求取信于人，怎敢公然违背百篇的篇目，编造出《百两篇》，悍然不顾地引发天下战乱呢？纬书中有百二篇的说法。纬书是伪托兴起于哀帝、平帝时期，在张霸之后，大概是采录了张霸的说法而编造的。

译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伏生的本子有二十九卷，而《书序》在卷外。”既然说是二十九卷而《序》在卷外，那么夏侯氏所传的《尚书》，就不是伏生的原本了，然而说其中有《序》则是可信的。查考《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有“《一字石经尚书》六卷”。又说“相传拓印的本子还在秘府中”，那么唐人对于拓印的汉代《石经尚书》是见过的。孔颖达说：“今文《尚书》是夏侯、欧阳所传的，以及蔡邕所刻的《石经》。”因此在《尧典》篇首的正义中曾经引用《石经》，他说“二十九卷而《序》在卷外”，必定是看到《石经尚书》中有百篇的《序》，所以才这样说。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四个证据。

陈氏的这种说法，最不可靠。如果真像他所说，二十九卷之外还有一卷《序》，那么《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小夏侯的《尚书》经文应当说是“三十卷”了，为什么仍然说是“二十九卷”呢？孔颖达既然说“《序》在卷外”，那么二十九卷决不能把《序》计算在内，这二十九卷是已经增加了《泰誓》篇之后的数目。《汉书·艺文志》连同《泰誓》篇也只说是“二十九卷”，那么大、小夏侯《尚书》没有《序》是确定的了。欧阳氏《尚书》及《章句》的卷数难以查明，然而夏侯氏没有《序》，那么欧阳氏也没有《序》是确凿无疑的。

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尚书》在永嘉之乱中失传，现在无法考证。请借用《尚书大传》来验证。《周书·成王政》的《序》说：“成王东征淮夷，于是践奄。”《尚书音义》说：“践，《尚书大传》说是‘籍’的意思。”《诗经·豳风·破斧》的正义引用《书传》说：“‘于是践奄’，践奄，就是籍奄。籍奄，意思是杀死他们本人，拘捕他们的家属，夷平他们的宫室。”查考《将蒲姑》的《序》，说“成王践奄，把奄君迁到蒲姑。”这说明奄君还活着，《书传》却说“杀死他们本人”，这是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的不同。大概《书传》的体裁接近《韩诗外传》，往往罗列旁见的异闻，并非全是解释经文。然而“于是践奄”这三个字，则明显出自《成王政》的《序》。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五个证据。

《尚书大传》并没有明确说是“《书序》”，而且《大传》中“杀死他们本人”的说法明显与《序》不同，这正是它不依据《书序》的明显证据。今文、古文《尚书》《序》不同的说法不足相信，辨析见上文。或许有人会说《大传》说“‘于是践奄’，践奄，就是籍奄”，如果不依据《书序》，怎么解释呢？不知道这是自己申述解释，古书中有这种体例。比如《孟子》说：“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庠是养育的意思，校是教育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这也是同样的例子。否则，西汉的经师不为《序》作训诂，难道只有伏生不同吗？

《周书·亳姑》的《序》说：“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葬在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把他葬在毕地，并告知周公。”《尚书大传》说周公还政后被封于鲁，三年之后，“老于丰邑，心里不敢远离成王，而想侍奉文王、武王的宗庙……周公病重，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成周，向天下显示臣服成王。’”周公去世后，成王想把他葬在成周，“上天于是降下雷雨和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打开《金縢》之书，拿着书哭泣说‘周公为王家勤劳，我年幼无知不了解。’于是没有葬在成周，而葬在毕地，向天下显示不敢以臣礼待周公。”《书传》讲述葬周公的事，本于《亳姑》的《序》。《论衡·感类篇》引用《尚书》“于是得到周公死，自以为功劳代替武王”的说法，大概是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字形相近导致讹误，所以把《金縢》的事与《亳姑》的事连在一起了。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六个证据。然而质疑的人仍然说与《书序》有两处不同。《大传》又说：“武丁祭祀成汤，有野鸡飞升到鼎耳上鸣叫。”这出自《商书·高宗肜日》的《序》。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七个证据。《大传》又说：“成王在丰邑，想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这是叙述《周书·召诰》的《序》。下面接着叙述经文说：“六月乙未日，成王早晨从周出发，到达丰邑，只有太保先于周公相度宅址。”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八个证据。《大传》又说：“夏代的刑法有三千条。”这本于《周书·甫刑》的《序》。《甫刑》的《序》说：“穆王训示夏代的赎刑，作《吕刑》。”查考经文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没有说“夏”；《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商书》说‘刑法三百，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也没有提到“夏”；《左传》说“夏代有乱政而作《禹刑》”，虽然提到“夏刑”但没有列举条目。如果没有看到《书序》中“训示夏代赎刑”的文字，怎么知道三千条是夏代的刑法呢？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九个证据。

《尚书大传》不明确说是“《书序》”，陈氏必定认为它依据《书序》，已经属于武断。《书序》的创作，是搜集各种书籍而成的。《亳姑》的《序》与《史记·鲁世家》

译《尚书》的文字更加类似，当时应当是采自《史记》。《高宗肜日》和《召诰》的序言，大概也就是采自《大传》罢了。《高宗肜日》的序言，也见于《史记·殷本纪》，应当是同时采自《大传》。《大传》说“夏朝的刑法有三千条”。伏生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古籍中的旧文，先师的遗说，考证可见的还很多。陈氏用今人的见闻来衡量，认为“如果没有见到《书序》，怎么能够知道呢”，这尤其是不对的。总之，《书序》的伪作，既然已经有明显的证据，那么其他书籍中与它相合的地方，正可以用来考证其剽窃的痕迹。如果真的像陈氏所说的那样，那么《荀子·解蔽篇》中“人心之危”这几句话，也与伪孔《尚书》相同，难道也可以认为是《荀子》采自伪孔《尚书》吗？

译《尚书大传》的篇目中有《九共》《帝告》《冏命》等篇，《书序》中又有《嘉禾》《揜诰》等篇，这些都在二十九篇之外。如果没有见到《书序》，怎么能知道这些篇名呢？今文《尚书》有《序》，这是第十个证据。

《尚书大传》中的《大战》《揜诰》《多政三篇不见于《书序》，如果认为《大传》中二十八篇之外的篇名是依据《书序》采录进来的，那么这三篇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既然《尚书大传》已有明文记载，请再征引《白虎通》来证明。《白虎通》引用《尚书》全都采用今文家的说法，《诛伐篇》称《尚书序》说“武王伐纣”，这是《周书·太誓》序和《武成》序中的文字。它引用《尚书》采用今文，那么《序》也出自今文无疑。今文有《序》，这是第十一个证据。

《白虎通》虽然采用今文，但也有采用古文的。其他不征引不说，就像《爵篇》引用《书亡逸篇》，《社稷篇》引用《尚书逸篇》之类，难道不是古文吗？《书序》和逸《书》都出自刘歆之手，《白虎通》既然引用逸《书》，怎么知道它一定不引用《书序》呢？虎观的儒生如贾逵等人是研究古文的，班固的学问也杂糅今古文，他们引用古文，有什么奇怪的呢。

《汉书·孙宝传》记载：“平帝即位，孙宝任大司农，孔光、马宫等都称赞王莽的功德比得上周公。孙宝说：‘周公是上圣，召公是大贤，尚且还有互相不悦的情况，记载在经典中。’”这是引用《周书·君奭》的《序》。考察《儒林传》，平帝时设立《古文尚书》，《王莽传》记载元始四年增加博士名额，而孙宝任大司农在元始二年，那时古文尚未设立，孙宝从筦路学习公羊《颜氏春秋》，成帝初年因明经成为郡吏，也不是研究古文的学者，那么他所诵读的经典也是今文。古文《毛诗》，平帝时已经设立，而郑玄注《礼》时还没有见到，那么孙宝没有见到《古文尚书》，不足为奇。今文有《序》，这是第十二个证据。

《列子·杨朱篇》说：“周公摄行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那么孙宝所说的“记载在经典中”，自然是指《君奭》这一篇，而所说的“不悦”，怎么知道一定是依据《书序》呢？

《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曾孙杨彪议论迁都时说：“‘般庚五次迁都，殷民互相怨恨。’”这是引用《商书·般庚》的序。杨彪世代传承欧阳《尚书》，所依据的是其本经。今文有《序》，这是第十三个证据。

后汉古文之学盛行。杨彪虽然世代传承今文，偶尔引用古文，不足为奇。如果说学者一旦学习今文，就一个字也不能看到古文，有这样的道理吗？就像《儒林传》记载李育传授《公羊》，但也曾读过《左传》，这就是今文家兼读古文的明证。杨彪生活在贾逵、马融大盛之后，他引用《书序》是适宜的，左海哪里知道这些呢。

《法言·问神篇》说：“《易》缺少一篇，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缺失了。至于《书》不完备超过一半，而学习的人不知道，可惜《书序》不如《易》啊！”考察：杨雄引用《书》都用今文，“《书》不完备超过一半”，只有今文才如此。如果是古文，那么前汉存在的有五十八篇，不能说这样的话。今文有《序》，这是第十四个证据。《法言》又说：“古代解说《书》的人用序来编排百篇，而《酒诰》这一篇突然空缺了，现在已经亡失了！”考察《酒诰》只有今文有脱简，所以他的话如此。今文有《序》，这是第十五个证据。

杨雄是刘歆的门徒，《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特别喜好古学，多次跟随刘歆、杨雄辨析疑难差异。”那么杨雄正是古文学者，所以攻击《书》二十八篇的不完备与刘歆相同，大概是从刘歆那里学习来的。他依据《书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杨雄的两种说法都是攻击今文，怎么知道他不是像刘歆那样的故智，用古文攻击今文呢？左海不知道今、古派别，他妄下结论是应该的。

《论衡·正说篇》驳斥有人说《尚书》二十九篇“法斗七宿”说：“考察百篇的《序》，缺失的有七十一篇，唯独说二十九篇立法，怎么可以呢？”《论衡》这篇所引用的“或说”是今文家的言论，他的驳斥也依据今文来说。如果是古文，那么考察百篇的《序》，二十九篇之外还有逸《书》二十四篇，不能说“缺失的有七十一篇”。今文有《序》，这是第十六个证据。

王充也用古文驳斥今文，他说“唯独说二十九篇立法怎么可以呢”，大概是说二十九篇不足以立法，没有看到他一定依据今文《序》来驳斥。

杜预《春秋左传》后序说：“《纪年》称‘伊尹放逐太甲于桐，于是自立。伊尹在太甲十年即位，太甲秘密从桐出来，杀了伊尹。’这与《尚书序》所说太甲的事大相违背，不知道老叟伏生是否昏忘，将这些古书也当作当时的杂记，不足以取信。”详细考察杜预这话，直接把《书序》当作出自伏生

译当时三家《尚书》尚存，亲眼查验并援引依据，因此极为明确。今文《尚书》有《序》，这就是十七个证据之一。

译杜预当时，刘歆的《书序》已经盛行很久了，杜预不过是因为伏生是首先传授《尚书》的人，所以凡是《尚书》就都归于伏生罢了。伏生没有《书序》，证据如此确凿，况且两汉人都没有说伏生有《书序》的。杜预的时代在后，他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呢？

第三，辨析秦汉经传诸子所引用的《尚书》篇名，都是孔子未加删定编纂的《尚书》。

秦、汉经传、诸子引用《尚书》的篇名，到处散布，主张《书序》的人更有借口。不知道这些篇目都是孔子未加删定编纂的《尚书》啊。大概孔子制作“五经”，暗中寓含改制之意，如果不涉及改制之事，即使详细也不收录。所以《诗经》三千篇而只选取三百零五篇；《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只选取十六篇。孔子删定《礼》为十六篇，《丧服》属于传，另有说法；《诗》《礼》如此，《尚书》也可以推知。所以《尚书纬》说：“孔子寻求《尚书》，得到黄帝玄孙帝魁的《尚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确定可以作为世法的有一百二十篇，以一百二十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正义》引用纬书虽然伪托，但大体都是本于西汉以前的说法而附会而成，如“一百二十篇”之说即本于张霸。那么“帝魁”之说虽然不可信，但孔子删定《尚书》多有取舍，这种说法并非全无根据。因此，逸《诗》、逸《书》杂见于群书，用来考证今本，大多曲折难通。如果说诸书引用的《尚书》篇名果然都出自孔子，那么怎么解释《墨子》把《甘誓》称为《禹誓》，把《汤誓》称为《汤说》呢？这还可以推托说是篇名偶然不同。如果《墨子》其他引用《禹誓》的内容不在今本《甘誓》内，其他引用《汤誓》的内容不在今本《汤誓》内，而今本《甘誓》《汤誓》文字完整无缺，必定不是佚文，那么《墨子》所依据的是什么书呢？况且今本《甘誓》是启所作的，而《墨子》认为是禹所作的。《汤誓》《汤说》本来是一起引用的，更不能以寻常篇名的异同来论断。根据《墨子》的情况，那么即使说诸书引用的《尚书》篇名都是孔子的书，盲人也绝不会相信。有人说：孔子有未加删定编纂的《尚书》固然没错。然而孟子是孔子的嫡传，《礼记》出自七十子后学，难道他们读的《尚书》也不是孔子的《尚书》吗？回答说：“不修《春秋》”在《公羊传》中有记载，庄公七年曲折引用旁称，圣门并不废弃。如果认为不修《春秋》，《公羊传》能引用，而不修《尚书》《礼记》，孟子不能引用，这难道是通达之人的议论吗？荀子也是孔子的嫡传，兼为《诗》《礼》的大宗，而引用《逸诗》，也是其证据。

第四，辨析《尚书大传》内《九共》等篇也是孔子未加删定编纂的《尚书》。

有人反驳说：你认为伏生《尚书》二十八篇就是孔门足本，而斥责亡失数十篇的说法为伪，现在考察《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和》《揜诰》《多政》《囧命》九篇，如果不是伏生所有，为什么引用它们？回答说：《大传》又称孔子告诉子夏，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大传》叙述孔子自称也只有二十八篇，其中“六誓”当作“五誓”，辨析见后，那么其余不是孔子的《尚书》，而是孔子未加删定编纂的《尚书》就可以知道了。伏生的言论，还用伏生的言论来定论，《九共》等篇哪里值得为难呢？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其他书，也就像《公羊传》引用不修《春秋》的例子。那些大惑不解的人，岂不是只知道二五而不知道十吗！

第五，辨析《史记》所载篇目是《书序》抄袭《史记》，而不是《史记》采录《书序》。

伪撰古书，必有依据，才容易附会，所以王肃的《尚书》，《周官》的《礼》，都暗中拾取旧文，自创新制。《书序》的制作，怎么会独独不然！而后人看到《史记》的文字与《书序》多相同，以为史公已经依据《书序》，不知道这是《书序》抄袭《史记》。请用七点来证明：《序》认为“般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民互相怨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认为“帝般庚去世……百姓思念般庚，于是作《般庚》三篇。”如果说《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为什么与《书序》又自相矛盾？今古文异《序》的说法不足信，辨析见前，《史记》不是采录《书序》，这是证明一。《序》认为“秦穆公伐晋，襄公率师在殽地战败，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认为缪公在殽地战败，“又更加厚待孟明等人，让他率领军队伐晋，以报复殽地之战，晋人都守城不敢出战。于是缪公就从茅津渡河，封殽中的尸体，为他们发丧，哭了三天，于是誓于军中……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

译傒的计谋，所以作此誓言。」这也与《尚书序》不符。《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二个证据。《尚书序》认为“祖己训诫众王，作了《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本纪》则认为武丁去世，“祖己赞美武丁以出现祥雉为德行，确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于是作了《高宗肜日》及《训》。”这也与《尚书序》不符，《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三个证据。《尚书序》认为“平王赏赐晋文侯秬鬯、圭瓒，作了《文侯之命》。”《晋世家》则认为晋文公重耳向周王进献楚国的俘虏，周王“任命晋侯为霸主，赏赐大路车、彤弓百支、玈弓千支、秬鬯一卣、圭瓒、虎贲三百人，作了《晋文侯命》。”这也与《尚书序》不符。《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四个证据。《尚书序》没有《大戊》篇而《殷本纪》却有，《史记》如果采用《尚书序》，这一篇又从哪里来？根据这一篇并非采用《尚书序》，那么其他篇章也可以类推。《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五个证据。如果说《本纪》《世家》层层叠叠地引用，如果不是孔子的《尚书》，为什么记载得如此详细？不知道《史记》杂采各种书籍，像《逸周书》之类不乏引用。即使是《汤征》，根据刘歆伪造的《逸篇》也没有，而《殷本纪》却明确记载了它的文字。可知司马迁在经典之外多有援引。《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六个证据。《汤诰》一篇，《古文逸篇》中有它，然而不过是刘歆伪造的，真正的书中哪里会有它？而《殷本纪》却记载了它的文字，这也是司马迁不一定依据经典的明显证据。《史记》并非采用《尚书序》，这是第七个证据。观察这七个证据，那些像张国师那样固守旧垒的人，也可以稍微停息了吧！

译第六，辨明孔子作《书序》的说法始于刘歆，《史记》中并没有这种说法。

《书序》这本书，牵强附会，剽窃抄袭，混淆了经文的义理。况且把它传为孔子所作，依托的体例越尊贵，迷惑众人的程度就越严重。然而孔子作《书序》的说法，历来是没有的，第一次出现在《汉书·艺文志》，第二次出现在《汉书·楚元王传》，第三次出现在《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和《楚元王传》都是刘歆的话，班固也在刘歆之后，这既然是刘歆的伪说，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考察他之所以敢创立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史记·三代世表》说：“孔子依据史官的文字编次《春秋》，记载元年，校正时、月、日，大概很详细！至于编次《尚书》，则几乎没有年月。”《孔子世家》又说：“编次《书传》。”这两处文字都有“序”字，所以得以影射伪造这种说法。然而考察《史记》所说的“序”，不过是次序的意思。《孔子世家》又说：“孔子晚年喜欢《易》，编次《彖》《系》《象》《说卦《文言》。”这难道也是作序的“序”吗？这是更明显的证据。况且《世表》所说的“校正时、月、日”，是指《春秋》的本经。上下文义理相承，那么所说的“几乎没有年月”，也是指《尚书》的本经，显然没有所谓“序”的意思。那么“孔子作《书序》”，《史记》本来没有这样的文字，后人纷纷牵强附会，诬蔑司马迁太严重了。

第七，辨明孔子的书中并没有《太誓》的序，这篇也是伪作。

现在依据伏生传授的《书》二十八篇，认为孔子全经的篇数只有这些，而近代的人常常持有伏生《书》中有《太誓》的说法，请让我分条陈述并辩驳：《太誓》是后来才得到的，汉代的刘向、《尚书正义》引用《别录》的刘歆、《汉书·楚元王传》、《文选注》引用《七略》的王充、《论衡·正说》的马融、《尚书正义》引用郑康成的、《尚书正义》引用《书论》的赵岐、《孟子滕文公章句》的房宏等，《尚书正义》引用都持同样的说法，王充、房宏等人认为是在宣帝时得到的，这是稍微与众人不同的，但众口一词，未必全国的人都错了。伏生《书》中没有《太誓》，这是第一点。《史记·儒林传》称“伏生独自得到二十九篇”，这话已经伪窜，辩驳见前文，但即便按照二十九篇的说法来讨论，也不过像孔冲远所说“武帝时见到《太誓》被纳入伏生的《书》内”，所以一并说是“伏生所出”的说法罢了。不然，《史记》不是冷僻的书，诸儒难道没看见吗？事关经文的增减，诸儒纵然不能援引《史记》来驳斥异说，又怎敢蔑视《史记》而虚构言辞呢？又《史记》“伏生独自得到二十九篇”的说法，《汉书·儒林传》也沿袭了。马融曾经跟从曹大家学习《汉书》学业，难道会不知道吗？而“《太誓》后得”的说法，马融坚持得尤其有力，知道“独自得到二十九篇”的说法，诸儒本来就知道它不对，所以不援引依据。伏生《书》中没有《太誓》，这是第二点。《汉书·艺文志·书家》“《经》二十九卷”，自注说“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三卷。”大概《太誓》在博士读说传教之后，就附入欧阳、大小夏侯的《书》中。辩驳见前文，既然附入欧阳、大小夏侯的《书》，那么经文的卷数自然应当一并计算，《志》记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欧阳《经》的卷数难以查明，无可考据，辩驳见前文。王氏《经义述闻》认为“都应当作三十三卷”。然而没有明确的依据而改动古本，学者怎会相信呢？有人说《志》记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中有后得的《太誓》一卷，为什么不明确说明呢？不知道《艺文志》就是刘歆《七略》的旧本，《七略》又说“武帝末年民间得到《太誓》。”《文选注》引用本来就已经明确说明了。《志》引用《七略》，只是言辞未尽而已。伏生《书》中没有《太誓》，这是第三点。《尚书大传》虽然有《太誓》，然而《大传》所载也不完全是伏生的《书》。辩驳见前文，《大传》又有“‘六誓’可以观义”以及“《周书》自《太誓》至《召诰》而盛于《洛诰》”的话，把《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似乎是真正的孔子《书》。考察《大传》称“‘六誓’观义”，是引用孔子告诉子夏的话。汉儒淳朴，增补古书则有，断不敢假托古人的话，然而必定是后人根据已经增入的《太誓》把“五”改为“六”。至于“《周书》自《太誓》”这一句话，更是后人根据已经增入的《太誓》窜入无疑。否则伏生《书》二十九篇有《大传》作为依据，《大传》这本书，人们所诵读学习，郑康成并且为之作注，怎会都不知道，而还认为《太誓》是后得的呢？知道《大传》把《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当时本来就知道它不对了。伏生《书》中没有《太誓》，这是第四点。《史记·周本纪》虽然记载有《太誓》，然而《史记》网罗散失，并非纯粹依据伏生的《书》，辩驳见前文，如《周本纪》下文“斩纣头”

译等到“武王到达周地，整夜睡不着觉”这类引文，就是引用《逸周书》。他引用《太誓》，怎么知道一定是依据伏生所传的《尚书》呢？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这是第五点。《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在《对策》里引用“《书》曰”，就是《太誓》的文句。董仲舒对策的时间还没到汉武帝末年，如果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他怎么能够引用呢？殊不知《春秋繁露》引用《君陈》的文句也称“《书》曰”。如果董仲舒引用“《书》曰”的一定是伏生所传《尚书》，难道《君陈》也是伏生所传《尚书》中所有的吗？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六点。《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议论说‘依附下属、欺骗君主的人处死’”等等，这些文句见于《说苑·臣术篇》引用《太誓》。另外，终军关于白麟、奇木的对策，司马相如关于封禅的奏章，见于《汉书·终军传》《司马相如传》，都还没到汉武帝末年就已经引用了《太誓》，如果不是依据伏生所传《尚书》又是什么呢？然而这些引用都没有明确说是《太誓》，即使认为是《太誓》，也不过像董仲舒《对策》所引用的那样，未必就是伏生所传的《尚书》。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七点。平当学习欧阳氏《尚书》，见于《汉书·儒林传》；班伯学习小夏侯氏《尚书》，见于《汉书·儒林传、叙传》。而《汉书·平当传》《叙传》中，这两家曾经引用《太誓》。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都是伏生所传，似乎伏生所传《尚书》应当有《太誓》。然而这两家都是汉元帝、汉成帝以后的人，那时《太誓》已经进入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尚书》很久了，这两家既然学习欧阳氏、小夏侯氏的《尚书》，自然学业中会涉及它。他们引用《太誓》有什么奇怪的呢？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八点。《毛诗·思文》正义引用《太誓》说“有火从上覆盖到下面，到达王屋，流动变成雕”，郑玄注说“雕应当是雅”。《史记·周本纪》写作“流动变成乌”。王氏《经义述闻》认为写作雕，是古文；写作乌，是伏生今文。然而考察《史记》引用《尚书》，常常多有更改其字，见于各篇的都可以一一考证，它写作“乌”怎么就知道是今文呢？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九点。《汉书·艺文志》说“刘向用中秘古文校对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经文，《酒诰》脱落简册一，《召诰》脱落简册二，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脱落的字有几十。”似乎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更应当脱落《太誓》一篇，怎么能只说“脱落简册”、“脱落字”而已呢？殊不知刘向用古文校对三家经文的说法，是刘歆编造的。然而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刘向校书在三家增加《太誓》之后，三家都有《太誓》，怎么还能认为它是脱落的呢？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十点。有人会说古文虽然是刘歆伪造的，然而伏生篇数刘歆一定知道，伏生所传《尚书》确实只有二十八篇，那么古文《太誓》也是伏生所没有的，刘歆应当说“孔安国考订二十八篇，多出十七篇”，现在却说“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以上依据《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就是刘歆的话，那么伏生所传《尚书》有《太誓》是确凿的了。回答说：那个人的话，一定要用那个人自己的话来解释，才不牵强附会。刘歆的说法认为“共王得到《书》”“安国考订二十九篇”都在汉武帝末年。也依据《汉书·艺文志》，就是刘歆的话。汉武帝末年《太誓》既然已经进入博士所传的《尚书》，所以刘歆认为“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不然的话，“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以及“《太誓》后得”，都是刘歆《七略》的话，刘歆虽然荒谬，怎么矛盾到这种地步呢？伏生所传《尚书》没有《太誓，第十一点。从这十一点来看，《尚书》二十八篇作为完整经典更加明显，序百篇作为伪作更加显著了。

译书序条辨

从前在帝尧之时，他聪明睿智，文思光耀，恩泽遍及天下，将要禅让帝位，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

根据现今《尧典》中“月正元日”以下的记载，都是舜即位之后的事情，经文条理清晰，可以考证。《书序》只说“将要禅让帝位，让给虞舜”，仅仅涉及尧的事情，明显违背了经文。这难道是出自孔门弟子而会有这样的错误吗？《正义》引用郑玄的注，认为“舜的美德事迹在于尧的时代”。却不知道“月正元日”以下都是尧去世之后的事情。那些事情是否属于尧的时代，难道是郑玄所能颠倒说法的吗？大概是因为刘歆打算另外伪造《舜典》一篇，所以在《尧典》的序言中抹去关于舜事迹的一段，以弥补他的说法。王肃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于是将“往钦哉”以上截断作为《尧典》，而另外将“慎徽五典”以下析出作为《舜典》，以求符合《书序》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幻中出幻了。

虞舜出身卑微，尧听说他聪明，打算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于是作了《舜典》。

古代只有《尧典》而没有《舜典》，那篇《舜典》，只见于《古文尚书》及《书序》。它的可疑之处有三：现今《尧典》详细记载了舜的事迹，并总括叙述征用、在位、生死年数来结尾，这样舜的事迹已经完整，怎么能另有记载呢？这是可疑之一。《大学》引用《尧典》称为“帝典”，《孔丛子·论书篇》认为尧、舜德行相同，所以记录在同一篇中。那《孟子》及伏生称为“尧典”的，大概是因为尧、舜同篇，而篇首说“粤若稽古帝尧”，所以就举尧来概括。否则《尧》《舜》两典各自有篇，《大学》单称“帝典”，怎么区分呢？这是可疑之二。古文《舜典》虽然不可见，但根据《书序》的说法如此。既然称为“典”，就是一所一朝的实录，关乎征信，哪有实事强行掺入先帝的篇目，而本纪只记载劝进之事呢？大概是因为舜的事迹已经具备在《尧典》中，不能重复出现，所以在作伪时敷衍逊位之事来凑数，这是可疑之三。由此看来，《书序》的矫饰诬妄，还值得辩驳吗！《尚书中候·考河命》说“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敬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用魏高堂隆《改朔议》，也引用《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象授政改朔。”见《宋书·礼志》按：魏时刘歆的古文流传已久，所引当即刘歆的古文。况且刘歆总领图谶，当时窜入伪经于纬候中以自证应验，《中候》此文与十六篇逸《书》中有《舜典》相合，更可见其伪造。赵台卿《孟子万章》章句也说“《孟子》中所说的舜的事迹，都是《舜典》及逸《书》所载。”但根据《尧典》，舜在下位之时，已有“蒸蒸艾不格奸”的功效，怎么会有被举荐之后，还有杀舜及禁止娶妻之事呢？这大概是战国时人的妄说，而孟子没有驳斥。顾氏《日知录》已经说过，但近人还迷惑于赵氏的说法，取《孟子》所引来补《舜典》，显然与《尧典》矛盾而不顾，岂不是没有眼睛的人吗！

《尚书大传》的篇目，有《唐传》《虞传》《虞夏

译当时正值乱世，胤前往征讨，于是作了《胤征》。”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出处。

译从契到成汤共迁徙了八次，成汤开始居住在亳。他遵循先王的居所，作了《帝告》和《厘沃》。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从契到汤共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遵循先王的居所，作了《帝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书序》中有《厘沃》，而《史记》中没有，刘歆或许是从其他书籍中采录并增加它，用来凑足百篇的数量。

成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成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讨伐他……作了《汤征》。”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伊尹离开亳前往夏，已经厌恶了夏，又回到亳，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了《汝鸠》和《汝方》。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离开汤前往夏，已经厌恶了夏，又回到亳，从南门进入，遇见女鸠、女房，作了《女鸠》和《女房》。”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成汤已经战胜夏，想要迁移它的社稷，不可以，作了《夏社》《疑至》《臣扈》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已经战胜夏，想要迁移它的社稷，不可，作了《夏社》。”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序》中有《疑至》《臣扈》，而《史记》中没有，也是刘歆增加它们用来凑足百篇的数量。

伊尹辅佐成汤讨伐桀，从陑地进军，于是与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作了《汤誓》。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跟随成汤，成汤亲自拿着钺去讨伐昆吾，于是讨伐桀……作了《汤誓》。”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夏军大败，成汤于是追击他们。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了他们的宝玉。谊伯、仲伯作了《典宝》。

《史记·殷本纪》说：“夏军大败，成汤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了他们的宝玉，义伯、仲伯作了《典宝》。”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成汤从夏地回来，到达大埛，中虺作了《诰》。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回来到达泰卷陶，中壨作了《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成汤已经废黜了夏的命，又回到亳，作了《汤诰》。

《史记·殷本纪》说：“已经废黜了夏的命，回到亳，作了《汤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伊尹作了《咸有一德》。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作了《咸有一德》。”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咎单作了《明居》。

《史记·殷本纪》说：“咎单作了《明居》。”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史记·殷本纪》说：“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了《伊训》，作了《肆命》，作了《徂后》。”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太甲即位后不明察，伊尹将他放逐到桐，三年后，又回到亳。太甲思念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

《史记·殷本纪》说：“帝太甲即位三年，不明察，暴虐不遵守成汤的法度，败坏德行。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伊尹摄政，主持国政，以朝见诸侯……帝太甲修德，诸侯都归附殷，百姓因此安宁。伊尹嘉奖他，于是作了《太甲训》三篇。”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沃丁已经将伊尹安葬在亳，咎单于是训述伊尹的事迹，作了《沃丁》。

《史记·殷本纪》说：“帝沃丁的时候，伊尹去世。已经将伊尹安葬在亳，咎单于是训说伊尹的事迹，作了《沃丁》。”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伊陟辅佐大戊，亳地有祥瑞，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在朝廷，伊陟赞颂巫咸，作了《咸乂》四篇。

《史记·殷本纪》说：“帝太戊即位，伊陟为相。亳地有祥瑞，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在朝堂，一个晚上长到两手合抱粗。帝太戊害怕，询问伊陟。伊陟说‘我听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帝王的政令恐怕有缺失吧？帝王应该修德。’太戊听从了他，于是祥瑞的桑树枯死而去。伊陟向巫咸赞言。巫咸治理王家有成，作了《咸艾》，作了《太戊》。”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史记》中有《太戊》而《序》中没有，这即是《史记》并非采录《书序》的明证。那些仍然固执认为《史记》采录《书序》的说法的人，是荒谬的。辨析也见前文。

太戊赞颂伊陟，作了《伊陟》《原命》。

《史记·殷本纪》说：“帝太戊在宗庙赞颂伊陟，说不把他当作臣下，伊陟谦让，作了《原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序》有《伊陟》而《史记中没有，也是刘歆增加它用来凑足百篇的数量。

仲丁迁徙到嚣，作了《仲丁》。

《史记·殷本纪》说：“帝仲丁迁徙到隞。”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河亶甲居住在相，作了《河亶甲》。

《史记·殷本纪》说：“河亶甲居住在相。”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作了《祖乙》。

《史记·殷本纪》说：“祖乙迁徙到邢。”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

盘庚五次迁徙，将要治理亳，殷民相互抱怨，作了《盘庚》三篇。

《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的时候，殷已经定都河北，盘庚渡过黄河向南，又居住在成汤的故居……殷民相互

译人们都怨恨，不愿意迁徙。盘庚于是告诫诸侯和大臣说：“从前高祖成汤与你们的祖先共同平定天下，法度可以修明。舍弃而不努力，凭什么成就德行！”于是渡过黄河，向南治理亳地，施行成汤的政治，此后百姓得以安宁，殷朝的国运复兴。诸侯前来朝见，是因为他遵循成汤的德行。帝盘庚去世，百姓思念盘庚，于是作了《盘庚》三篇。《书序》认为是在迁都时所作，《史记》认为是在盘庚去世之后所作，显然不同。《史记》没有采纳《书序》，这也是证据。《书序》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是将《盘庚》《高宗肜日》《高宗肜日》三篇合序于《文侯之命》《秦誓》五篇之中，《书序》本于《史记》，却又存在异同，大概是因为作伪时故意制造错乱，以掩盖其痕迹。就像王肃所伪造的古文抄袭诸书，仍然故意制造异同一样。这不足为奇。质疑的人或许说：《书序》采纳《史记》可以有异同，那么《史记》采纳《书序》为什么不可以有异同？回答说：《书序》采纳《史记》而有异同，大概是因为有意为之以掩盖其抄袭。如果《史记》采录古书，力求证据可信，在语音训诂的通假、先后详略的异同上，或许会有差异，这有什么可嫌可疑，会使得它错谬到这种地步呢？《史记》没有采纳《书序》，这是确定的。

译高宗梦见得到傅说，便让百官在民间寻访，在傅岩找到了他，于是作了《说命》三篇。

《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夜里梦见得到一位圣人，名字叫说。武丁按照梦中所见去辨认群臣百官，都不是那个人。于是便派百官到民间去寻访，在傅险中找到了傅说。”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高宗祭祀成汤时，有野鸡飞上鼎耳并鸣叫，祖己训诫君王，作了《高宗肜日》和《高宗之训》。

《尚书大传》记载：“武丁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并鸣叫。”《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野鸡登上鼎耳鸣叫。祖己于是训诫君王。武丁修明政治推行德政，殷道复兴。帝武丁去世……祖己赞许武丁因祥瑞的野鸡而修德，确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于是作了《高宗肜日》和《训》。”《书序》认为这两篇是祖己训诫君王时所作，《史记》认为是武丁去世后才作，说法不同。《史记》没有采纳《书序》的说法，这也是证据。

殷朝开始怪罪周人，周人攻取了黎国，祖伊恐惧，跑去报告给纣王，于是作了《西伯戡黎》。

《史记·殷本纪》记载：“西伯伐饥国，灭掉了它。纣王的臣子祖伊听说后怪罪周人，感到恐惧，跑去报告纣王。”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殷朝已经错失了天命，微子作了《诰》和《父师、少师》。

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朝。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了《太誓》三篇。

《史记·周本纪》记载：“向东讨伐纣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武王于是作了《太誓》。”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只是《史记》说是“十二月”，而《书序》说是“一月”，大概殷朝的十二月就是周朝的正月，《书序》使用的是周历。然而既然把十二月改为一月，自然应当称为十二年。《吕氏春秋·首时篇》说，武王在位十二年完成了甲子日的事，大概是用周历计算，《书序》仍然说“十一年”，这是它的错误。《汉书·律历志》引用《书序》也作“十一年”，知道这不是传抄的错误。

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武士三百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

《史记·周本纪》记载：“于是率领战车三百乘，虎贲武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讨伐纣王。二月甲子日黎明，武王早晨到达商都郊外的牧野，于是誓师。”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只是《书序》说“虎贲三百人”，《史记》作“三千人”。《孟子·尽心篇》也作“三千人”。考察《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说：“《尚书》称虎贲三百人。”《汉官仪》的说法就是本于《书序》。又《墨子·明鬼篇》认为“武王虎贲之卒四百人”，《风俗通·三王篇》认为“《尚书》武王虎贲八百人。”可见古代关于虎贲人数的说法最多且各异，《书序》把“三千”改为“三百”，不能匆忙认为是后来传抄的错误。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司马法》说：‘革车一乘，士十人。’《礼记·乐记》说‘虎贲之士说剑。’那么虎贲就是士。一乘十人，三百辆战车就是三千人了。”据此，那么《书序》写作“虎贲三百人”是错误的。

武王讨伐殷朝，前往讨伐归来狩猎，记录政事，作了《武成》。

《史记·周本纪》记载：“于是罢兵西归，举行狩猎，记录政事，作了《武成》。”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立武庚，让箕子回国，作了《洪范》。

《史记·周本纪》记载：“于是出来，封商纣王的儿子禄父管理殷朝的遗民。不久命令召公释放箕子的囚禁。武王攻克殷朝后第二年，询问箕子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说殷朝的恶行，把保存亡国教训的道理告诉了他。武王也感到羞耻，所以用天道来询问。”《宋世家》记载：“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以延续殷朝的祭祀。武王攻克殷朝后，访问箕子。”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武王战胜殷朝后，分封诸侯，颁赐宗庙彝器，作了《分器》。

《史记·周本纪》记载：“分封诸侯，颁赐宗庙彝器，作《分殷之器物》。”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西旅进献猛犬，太保作了《旅獒》。

巢伯来朝见，芮伯作了《旅巢命》。

武王生病，周公作了《金縢》。

《史记·鲁世家》记载：“武王生病身体不适，周公于是以自己作为人质，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周公把占卜的策简藏在金縢柜中。”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朝，作了《大诰》。

《史记·周本纪》记载：“管叔、蔡叔等弟弟怀疑周公，与武庚作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命令讨伐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所以最初作了《大诰》。”《鲁世家》记载：“管叔、蔡叔、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反叛，周公于是奉成王命令兴师东征，作了《大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成王废黜殷朝天命，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朝后嗣，作了《微子之命》。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奉成

译周王命令讨伐诛杀武庚。让微子开继承殷商的宗庙，于是作了《微子之命》。」《宋世家》记载：“周公既然接受了成王的命令诛杀武庚，就命令微子开继承殷商的宗庙，作了《微子之命》来申明此事。”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译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谷，献给天子，周王命令唐叔将嘉禾送给东方的周公，于是作了《归禾》。

《史记·周本纪》记载：“晋国的唐叔得到嘉谷，献给成王，成王把它送给在兵营中的周公，作了《归禾》。”《史记·鲁世家》记载：“唐叔得到嘉禾，不同母本却同出一穗，献给成王。成王命令唐叔把它馈赠给东土的周公，作了《馈禾》。”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周公已经得到嘉禾，宣告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在东土接受嘉禾，宣告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已经接受嘉禾，赞美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将殷商的遗民封给康叔，作了《康诰》《酒诰》《梓材。

《史记·卫世家》记载：“周公旦奉成王命令兴师讨伐殷商，杀死武庚、禄父、管叔，流放蔡叔，将武庚的殷商遗民封给康叔为卫国国君，于是告诫康叔。所以称为《康诰》《酒诰》《梓来》来命令他。”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勘察宅址，作了《召诰》。

《尚书大传》记载：“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遣召公先去勘察宅址。”《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邑，派遣召公再次经营洛邑，作了《召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召公已经勘察好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的结果，作了《洛诰》。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再次占卜，审视并最终完成营建，作了《洛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周已经建成，迁移殷商的顽民，周公以天子的名义告诫他们，作了《多士》。

周公作了《无逸》。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已经迁移殷商遗民，周公以天子的名义告诫，作了《多士》《无佚》。”《史记·鲁世家》记载：“于是作了《多士》，作了《毋逸》。”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在左右。召公不高兴，周公作了《君奭》。

《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史记·燕世家》记载：“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主持国政登位，召公怀疑他，作了《君奭》。”《列子·杨朱篇》记载：“周公摄行天子的政事，召公不悦，四方流言。”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踏平奄国，作了《成王征》。

《尚书大传》记载：“于是踏平奄国。”《史记·周本纪》记载：“向东讨伐淮夷，残害奄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已经踏平奄国，将要迁移奄君到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了《将蒲姑》。

《史记·周本纪》记载：“向东讨伐准夷，残害奄国，迁移其国君到薄姑。”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从奄国归来，在宗周，告诫各国诸侯，作了《多方》。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从奄国归来，在宗周，作了《多方》。”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已经废除殷商的命数，灭掉淮夷，返回居住在丰邑，作了《周官》。

《史记·周本纪》记载：“已经废除殷商的命数，袭灭淮夷，返回居住在丰邑，作了《周官。”《史记·鲁世家》记载：“成王在丰邑，天下已经安定，周朝的官制政令尚未有序，于是周公作了《周官》。”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周公作了《立政》。

《史记·鲁世家》记载：“官职分别适宜，作了《立政》。”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已经讨伐东夷，肃慎来朝贺，王命令荣伯，作了《贿肃慎之命》。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已经讨伐东夷，息慎来朝贺，王赏赐荣伯，作了《贿息慎之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要葬在成周。周公去世，成王把他葬在毕地，告知周公，作了《亳姑》。

《尚书大传》记载：“周公还政封于鲁国，三年之后，周公在酆邑年老，心里不敢远离成王，而想要侍奉文王、武王的宗庙。然后周公病重，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成周，向天下显示臣服于成王。’成王说‘周公生前想要侍奉宗庙，死后想要把骨头聚集在毕地。’毕地，是文王的墓地。所以周公去世，成王不把他葬在成周，而葬在毕地，向天下显示不敢把他当臣子看待。”《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在丰邑，生病，将要去世。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去世，成王也谦让着把周公葬在毕地。”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周公已经去世，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作了《君陈》。

《礼记·坊记》《缁衣》引用《君陈》，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了《顾命》。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将要去世，于是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并拥立他。作了《顾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文献。

康王已经继承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了《康王之诰》。

《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即位，遍告诸侯，作了《康诰》。”

译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康王命令作册官毕公，分别管理居民，在成周的郊外，作了《毕命》。

《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命令作册官毕公，分别管理居民，成周的郊外，作了《毕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译周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周朝的大司徒，于是作了《君牙》。

《礼记·缁衣》引用了《君雅》，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周穆王任命伯冏担任周朝的大仆正，于是作了《冏命》。

《史记·周本纪》记载：“穆王哀叹文王、武王的道统缺失，于是命令伯冏申明告诫太仆管理国家的政务，作了《冏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蔡叔死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蔡叔度被流放后死去，他的儿子名叫胡，胡于是改变行为，遵循道德，驯良善良。周公听说后，推举胡担任鲁国的卿士，鲁国得以治理。于是向成王进言，重新封胡于蔡地，以奉祀蔡叔，这就是蔡仲。”《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朝见周王，周王任命他治理蔡国。”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鲁侯伯禽定居曲阜，徐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辟，于是作了《费誓》。

《史记·鲁世家》记载：“伯禽即位后，管叔、蔡叔等人反叛，淮夷、徐戎也同时兴起反叛。于是伯禽率领军队在肹地讨伐他们，作了《肹誓》。”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吕刑，是周穆王训示夏朝的赎刑制度，于是作了《吕刑》。

《史记·周本纪》记载：“甫侯向周王进言，制定刑法，命名为《甫刑》。”这就是刘歆所依据的来源。

周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和圭瓒，于是作了《文侯之命》。

《史记·晋世家》记载：“天子派王子虎任命晋侯为霸主，赐给大辂、彤弓百支、玈弓千支、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周朝作了《晋文侯命》。”《书序》认为是平王赐给晋文侯，《史记》认为是襄王赐给晋文公，两者说法不同。《史记》没有采纳《书序》，这也是证据。

《经典释文》说：“马融的本子没有‘平’字。”然而《正义》引用郑玄的注说：“‘义’读作‘仪’。仪、仇都解释为匹敌，所以名叫‘仇’，字叫‘仪’。”根据这个，郑玄的本子有“平”字，文侯不是重耳，与《史记》不同。郑玄的本子也出自杜林，是刘歆以来相传的本子。况且郑玄的注明确说文侯是仇，如果不是杜林、贾逵以来有这个说法，郑玄怎么会称引？《正义》引用王肃说：“遭遇天大的过失，指幽王被犬戎所杀。”王肃也通古文之学，并且喜欢与郑玄争辩。如果不是杜、贾旧说如此，王肃怎么会也持此说？马融的本子没有“平”字，只是偶然遗漏罢了。马注现在引用见于各书的，也没有认为是晋文公重耳的明文。考察《新序·善谋篇》也认为是晋文公重耳。《史记》也没有“平王赐给晋文侯”的事，可知西汉以前本无不同意见。那些认为“平王赐给晋文侯”的，只是《书序》的妄说罢了。

根据《史记·秦本纪》，犬戎之难时，平定王室的人只有秦襄公，《周本纪》《晋世家》都没有晋文侯勤王的事迹，文侯对周朝有什么功德而受到这样的赏赐任命？只有《左传》隐公六年说：“周朝东迁，依靠晋、郑。”《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安定天子”，这与《书序》相合。《书序》《左传》《国语》都是刘歆的学问，它们同出一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秦军。秦军回国后，作了《秦誓》。

《史记·秦本纪》记载：“缪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人，让他们率领军队讨伐晋国，以报复殽山之役。晋人都坚守城池不敢出战。于是缪公亲自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中的尸体，为他们发丧，哭了三天，然后在军中誓师。以申明反思没有采纳蹇叔、百里傒的谋略，所以作了周誓。”《书序》认为是在殽山战败回国后立即誓师，《史记》认为是在报复殽山之役掩埋尸体后才誓师，两种说法不同。《史记》没有采纳《书序》，也是证据。又《书序》认为在殽山战败回国后立即誓师的说法，与《左传》相同，《书序》《左传》都出自刘歆，它们是一手伪造的，这是断定的。

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

《书序》的伪作已明，百篇的妄说已除。然而篇目的真伪混杂出现，今古文混淆混乱。况且真《尚书》中也有辨别：有孔子编定的《书》，有孔子未编定的《书》。异说纷纭，学者耳目容易迷惑。现在以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孔子编定的《书》，经传、诸子及《史记》引用的篇名为孔子未编定的《书》，《书序》及十六篇伪古文的篇目附在下面，分别列表。刘歆以后，《书序》盛行，诸儒征引都祖述它。既然明了《书序》是伪作，根本既除，枝叶自去，现在不再议论。王肃所伪作的古文，辨析都已明了，也不再列出。

伏生书篇目 经传诸子引书篇目 史记引书篇目 书序篇目 十六篇伪古文篇目

尧典第一

皋陶谟第二

禹贡第三

甘誓第四

汤誓第五

般庚第六

高宗肜日第七

西伯戡耆第八

微子第九

牧誓第十

洪范第十一

大诰第十二 今文《大诰》在《金縢

译此前，与《书序》的记载不同。

金縢第十三篇

康诰第十四篇

酒诰第十五篇

译梓材第十六

召诰第十七

洛诰第十八

多士第十九

毋佚第二十

君奭第二十一

多方第二十二

立政第二十三

顾命第二十四

鲜誓第二十五

甫刑第二十六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秦誓第二十八

以上共二十八篇。《尧典》见于《孟子·万章》；《礼记·大学》作“帝典”。

《九共》见于《尚书大传》。

《帝告》见于《尚书大传》。

《汤誓》见于《孟子·梁惠王》、《国语·周语》、《墨子·尚贤》；说明见前文。

《仲虺之告》见于《墨子·非命》；《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仲虺之志”。

《伊训》见于《孟子·万章》。

《太甲》见于《礼记·表记》、《缁衣》、《大学》，《孟子·公孙丑》、《离娄》，《说苑·敬慎》。西汉伏生《尚书》既已确立为一尊，诸儒所引皆以此为据。如今既然已收录伏生《尚书》，且因文字繁多，全部不予记载，只选取伏生《尚书》之外的内容加以记录。

《盘庚之诰》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

《兑命》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学记》、《表记》、《缁衣》；《尚书大传》作“说命”。

《太誓》见于《礼记·坊记》，《左传》成公二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十四年，《孟子·滕文公》、《万章》，《国语·周语》、《郑语》，《荀子·议兵》，《管子·法禁》，《墨子·尚同》、《兼爱》、《天志》、《非命》，《尚书大传》，《说苑·臣术》。

《武成》见于《孟子·尽心》。

《嘉禾》见于《尚书大传》。

《康诰》见于《礼记·缁衣》、《大学》，《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昭公二十年、定公四年，《孟子·万章》，《荀子·富国》。

《君奭》见于《礼记·缁衣》。

《君陈》见于《礼记·坊记》、《缁衣》。

《君雅》见于《礼记·缁衣》。

《臩命》见于《尚书大传》。

《蔡仲之命》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甫刑》见于《礼记·表记》、《缁屋》、《孝经》，《墨子·尚贤》、《尚同》作“吕刑”。

《秦誓》见于《礼记·大学》。

《禹誓》见于《墨子·兼爱》、《明鬼》；说明见前文。

《夏训》见于《左传》襄公四年。

《武观》见于《墨子·非乐》。

《汤说》见于《墨子·兼爱》；说明见前文。

《官刑》见于《墨子·非乐》。

《尹吉》见于《礼记·缁衣》；郑玄注称“吉”应为“告”。《书序》认为是《咸有一德》。按：所引虽有“咸有一德”之语，但明确说是“尹吉”，篇名显然不同。即使将“吉”视为“告”，也不能因为词句偶然相同，就断定是《咸有一德》。郑玄的注释不足以作为依据。

《高宗》见于《礼记·坊记》；按：所引并非高宗之言，而是说“高宗云”，可知其为篇名。以人名作为篇名，《太甲》就是例子，未必就是《高宗之训》。

《大战》见于《尚书大传》。

《伯禽》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唐诰》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揜诰》见于《尚书大传》。

《多政》见于《尚书大传》。

《相年》见于《墨子·尚同》。

以上共三十三篇。

《甘誓》见于《夏本纪》。

《五子之歌》见于《夏本纪》。

《胤征》见于《夏本纪》。

《帝诰》见于《殷本纪》。

《汤征》见于《殷本纪》。

《女鸠》见于《殷本纪》。

《女房》见于《殷本纪》。

《夏社》见于《殷本纪》。

《汤誓》见于《殷本纪》。

《典宝》见于《殷本纪》。

《中壨之诰》见于《殷本纪》。

《汤诰》见于《殷本纪》。

《咸有一德》见于《殷本纪》。

《明居》见于《殷本纪》。

《伊训》见于《殷本纪》。

《肆命》见于《殷本纪》。

《徂后》见于《殷本纪》。

《太甲训三篇》见于《殷本纪》。

《沃丁》见于《殷本纪》。

《咸艾》见于《殷本纪》。

《原命》见于《殷本纪》。

《盘庚三篇》见于《殷本纪》；《吴世家》作“盘庚之诰”。

《高宗肜日》见于《殷本纪》。

《高宗之训》见于《殷本纪》。

《太誓》见于《周本纪》、《齐世家》。

《牧誓》见于《鲁世家》。

《武成》见于《周本纪》。

《分殷之器物》见于《周本纪》。

《大诰》见于《周本纪》、《鲁世家》。

《微子之命》见于《周本纪》、《宋世家》。

《归禾》见于《周本纪》；《鲁世家》作“馈禾”。

《嘉禾》见于《周本纪》、《鲁世家》。

《康诰》见于《周本纪》、《卫世家》。

《酒诰》见于《周本纪》、《卫世家

》。

《梓材》见于《周本纪》、《卫世家

》。

《召诰》见于《周本纪》、《卫世

家》。

《洛诰》见于《周本纪》。

《多士》见于《周本纪》、《鲁世

家》。

《无佚》见于《周本纪》；《鲁世

家》作“毋逸”。

《君奭》见于《燕世家》。

《多方》见于《周本纪》。

《周官》见于《周本纪》、《鲁世

家》。

《立政》见于《鲁世家》。

《贿息慎之命》见于《周本纪》。

《顾命》见于《周本纪》。

《康

译《康王之诰》见于《周本纪》。《尚书序》称“康王之诰”，《史记》原文作“康诰”。

《毕命》见于《周本纪》。

《臩命》见于《周本纪》。

《肹誓》见于《周本纪》。

《甫刑》见于《周本纪》。

《晋文侯命》见于《晋世家》。

《秦誓》见于《秦本纪》。

《太戊》见于《殷本纪》。此篇在《尚书序》中没有记载。

译以上共五十三篇：《尧典》第一，

《舜典》第二，

《汨作》第三，

《九共》九篇第四，

《稾饫》第五，

《大禹谟》第六，

《皋陶谟》第七，

《弃稷》第八，

《禹贡》第九，

《甘誓》第十，

《五子之歌》第十一，

《胤征》第十二，

《帝告》第十三，

《厘沃》第十四，

《汤征》第十五，

《汝鸠》第十六，

《汝方》第十七，

《夏社》第十八，

《疑至》第十九，

《臣扈》第二十，

《汤誓》第二十一，

《典宝》第二十二，

《仲虺之诰》第二十三，

《汤诰》第二十四，

《咸有一德》第二十五，

《明居》第二十六，

《伊训》第二十七，

《肆命》第二十八，

《徂后》第二十九，

《太甲》三篇第三十，

《沃丁》第三十一，

《咸乂》四篇第三十二，

《伊涉》第三十三，

《原命》第三十四，

《仲丁》第三十五，

《河亶甲》第三十六，

《祖乙》第三十七，

《盘庚》三篇第三十八，

《说命》三篇第三十九，

《高宗肜日》第四十，

《高宗之训》第四十一，

《西伯戡黎》第四十二，

《微子》第四十三，

《太誓》三篇第四十四，

《牧誓》第四十五，

《武成》第四十六，

《洪范》第四十七，

《分器》第四十八，

《族獒》第四十九，

《旅巢命》第五十，

《金縢》第五十一，

《大诰》第五十二，

《微子之命》第五十三，

《归禾》第五十四，

《嘉禾》第五十五，

《康诰》第五十六，

《酒诰》第五十七，

《梓材》第五十八，

《召诰》第五十九，

《洛诰》第六十，

《多士》第六十一，

《无逸》第六十二，

《君奭》第六十三，

《成王征》第六十四，

《将蒲姑》第六十五，

《多方》第六十六，

《周官》第六十七，

《立政》第六十八，

《贿肃慎之命》第六十九，

《亳姑》第七十，

《君陈》第七十一，

《顾命》第七十二，

《康王之诰》第七十三，

《毕命》第七十四，

《君牙》第七十五，

《冏命》第七十六，

《蔡仲之命》第七十七，

《费誓》第七十八，

《吕刑》第七十九，

《文侯之命》第八十，

《秦誓》第八十一。

以上共一百篇。

《丰刑》篇见于《汉书·律历志》。刘歆以后引用《尚书》篇名的人，大都依据《书序》，这里不再记载。只有《律历志》引用的这篇出自《书序》之外，所以一并收录，附在《书序》篇目之后，是因为它同类。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谟》

《胤征》

《汤诰》

《伊训》

《武成》

《冏命》

以上共十六篇。

刘向经说足以证明伪经考第十四

汉代大儒中，当时领袖群伦、至今传述《尚书》的，除了司马迁之外，只有董仲舒和刘向罢了。孔子改制，统摄于《春秋》。董仲舒传授《公羊传》，刘向传授《谷梁传》，两人都博览群书，兼通六艺，是真正得到孔子学问的人。然而考察孔子真经的学问，必须以董仲舒为入门；考察刘歆伪经的学问，必须以刘向为亲证，这两人各有其适宜之处。世人认为《七略》出自刘向而相信它，不知道它完全出自刘歆；又认为《别录》出自刘向而相信它，不知道它也是刘歆伪造的。然而刘歆作伪，自从龚胜、公孙禄以来，很多人就怀疑他，只是不知道他遍伪群经。所以东汉校书的高才之士无不尊信他，最终因为依托于皇家秘府，没有人能够攻驳他。现在为他证明其伪说：刘歆担任校书，刘向也担任校书，凡是刘歆所见的书，刘向也见过，刘歆不能超出刘向之外。用刘向的说法来考察刘歆，无不契合。刘向代表今文经学说，刘歆代表古文经学说，那么真伪就显而易见了。刘歆早料想到天下人会用刘向的说法来攻驳他，所以在伪造《左传》时，就说“刘向不能辩难”；在伪造《周官》时，就说“刘向不能识别”；用来堵住天下人的嘴，防备得早且严密了。刘向上《陈外家封事》，驳斥王氏，而刘歆作为宗室子弟辅佐王莽篡汉；刘向尊崇阐述六经，坚守孔学，而刘歆以世儒之业来压制儒学、篡夺孔学；刘向持守《鲁诗》，奉行元王，而刘歆作伪经来诬陷父亲、违背祖先。他作为臣子、弟弟、儿子，究竟怎么样呢！现在采集《向传》以及《五行志》《说苑》《新序》《烈女传》，嘱托门人新会梁启超摘录经说，与刘歆伪经明显相违背的，记录在篇中。如果认为刘歆的说法可信，那么刘向的说法反而是伪了吗？不是吧！

周大夫祭伯背离不和，出逃到鲁国，而《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

《左传》说“祭伯来，不是王命”，不认为是出奔。

此后尹氏世代为卿而专横恣肆。

伪《左传》想要抹去《春秋》讥讽世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