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则天下凡有佚书出者，史迁莫不见之。故《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又曰「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山东诸儒之学，盖皆详访而熟讲之矣。
译《诗经》和《尚书》等典籍往往零星地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谈论黄帝、老子的学说，而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赫于世。在这百年之间，天下遗留的文献和古代的事迹，没有不全部汇集到太史公那里的。太史公继承父亲和儿子相继编纂史职的职责。」那么天下凡是散佚的书籍出现，司马迁没有不看到的。所以《太史公自序》说“抽绎石室金匮中的史籍，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调和六经的不同传本，整理诸子百家的杂说。”《自序》又说“在齐国、鲁国的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留下的风范，在邹山、峄山参与乡射礼。”那么山东地区诸儒的学说，大概都详细探访并深入研讨过了。
今考《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但云「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十九字，下即叙卒。若如《汉书》所叙，献王得书等于汉朝，史迁好学，不应绝不一叙。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尤为艺林殊功重事，何以史迁于《献王世家》绝不一叙？而总括六艺作《儒林传》，遍详诸经，于《诗》则鲁、齐、韩，于《礼》则唯有高堂生《士礼》，于《春秋》则公羊、谷梁，未尝知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谓河间虽得古文先秦旧书，而史迁不获见之，则史迁少讲业齐、鲁之都，《毛氏诗》《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东诸儒从之游者必皆熟闻。迁生后三十余年，亲与山东诸儒讲业，岂有六艺大业不获一闻其名者？又身为太史，百年之间，《诗》《书》间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毛诗》《左氏春秋》，河间既立博士，彰明显彻，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获一见？且左氏之书，则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叙其作《史记》所援据之书，亦曰据《左氏国语》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皆为叙事之书。可知左氏之书，分国为体，并非编年而为《春秋》作传。故《儒林传》叙《春秋》之学，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以其纪事而不释经，与《春秋》绝不干预。《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为《世家》《列传》多据《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经文释义，史迁博达，宜扶微学，何昧昧焉诬其为《国语》，置之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同列，而黜之于《公羊》《谷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浅学者一加详考，未有不失笑其纰漏嗤黠者也。
歆阴窜易左氏《国语》为编年而以为《春秋传》，伪为《周官》以改《礼》学，又伪《毛氏诗》以证之。以传记引《逸书》数十篇，易于伪托，先为古文《书》，于是以所伪作书皆号为古文。至《易》所传，尤彰彰无可下手，则为《费氏易》以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谷之外，恐人不信，又伪邹氏、夹氏俱为传，以映带遗书之多焉。既挟校书之权，作为《七略》，肆其窜附矣，犹恐无可征信，于是缉《尔雅》、作《汉书》，以一天下之耳目。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购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故史迁仅言献王「好儒学」，歆即云「修学好古」，以其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也，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于是首叙金帛之招善书，次叙四方道术、先祖旧书之多奏，三叙其得书之等于汉，盖汉秘府本无其书，必云河间等于汉，乃可立也四叙淮南好书，以影射而实其事。郑重重复，叙之又叙，而后乃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于是直以其伪着之《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为曾立博士，而以《儒林传》应之。于是证佐分明，无可摇动，而伪书行，丰蔀数千年，人人皆在其裈中而莫能窥之矣。
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事。史迁好学，又为太史，天下遗文古事毕集，不应共王得古文经传而不知其事、不见其书。正与《献王传》同，皆歆之伪窜者也。本传但云「得古文经传」，不着何经。《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则共王与献王同得《尚书》《礼记》。然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且按以共王本传，二十八年而薨，为元
译如今考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只记载了“喜好儒学，日常起居必定遵循儒者规范，山东的众多儒生多跟随他游学”这十九个字，下面紧接着就叙述他去世的事。如果像《汉书》所记载的那样，献王获得的书籍数量等同于汉朝秘府，司马迁生性好学，不应该完全不加以叙述。至于获得《周官》、设立《毛氏诗》和《左氏春秋》博士，这更是学术界的特殊功绩和重大事件，为什么司马迁在《献王世家》中完全不加以叙述？而在总括六艺撰写《儒林传》时，详尽列举了各种经学，对于《诗经》只提鲁、齐、韩三家，对于《礼》只提高堂生的《士礼》，对于《春秋》只提公羊、谷梁两家，从未知道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和《左氏春秋》的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河间献王虽然得到了古文本的先秦旧书，但司马迁没有见到，那么司马迁年轻时曾在齐、鲁都城求学，《毛氏诗》和《左氏春秋》既然已经设立了博士，跟随献王游学的山东儒生必定都熟悉听闻。司马迁出生在献王死后三十多年，亲自与山东儒生一起求学，难道会有六艺中的重大学问却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吗？又何况他身为太史令，在百年之间，《诗》《书》陆续出现，天下的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毛诗》和《左氏春秋》，河间献王既然设立了博士，显赫明白，自然必定会汇集到太史公那里，为什么司马迁没有见到呢？况且关于左氏的书，司马迁说“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叙述他撰写《史记》所依据的书籍，也说依据《左氏国语》以及《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这些都是叙事类的书。由此可见左氏的书，是以国家为体例，并不是按年代编排而为《春秋》作传。所以《儒林传》叙述《春秋》之学，有《公羊》和《谷梁》而没有《左氏》，因为它只记录史事而不解释经文，与《春秋》完全不相关。《太史公自序》尊崇《春秋》到了极点，他撰写《世家》《列传》多依据《左氏》，他对《左氏》的精通也到了极点。假如《左氏》有解释经文的义理，司马迁学识渊博通达，应当扶持微弱的学问，怎么会糊涂地诬蔑它是《国语》，把它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列，而将其排斥在《公羊》《谷梁》之外呢？这件事非常明白，浅薄的学者只要仔细考证，没有不嘲笑其纰漏、讥讽其狡诈的。
刘歆暗中篡改左氏的《国语》，将其改为编年体并作为《春秋传》，伪造《周官》来改变《礼》学，又伪造《毛氏诗》来佐证。因为传记中引用《逸书》几十篇，容易伪造依托，他先伪造古文《尚书》，于是把他所伪造的书都称为古文。至于《易》所传承的内容，特别明显无法下手伪造，他就伪造《费氏易》作为古文来影射。左氏被突出在公羊、谷梁之外，恐怕人们不信，又伪造邹氏、夹氏也都作为传，以映衬遗书之多。既然掌握了校书的权力，编撰了《七略》，肆意窜改附会，还恐怕没有可信的证据，于是辑录《尔雅》、撰写《汉书》，以统一天下的视听。看到《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个字，认为藩王的势力能够购买书籍，于是将他一生伪造的书籍一举附会在《河间传》中，以证明其真实并暗中抹去痕迹。所以司马迁只说献王“好儒学”，刘歆就说“修学好古”，用他伪造的古文来掩盖；因为自己出于欺骗，就说是“实事求是”。本朝经学家动不动就引用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却不知道这是刘歆的谎言。于是首先叙述用金帛招揽善书，其次叙述四方道术、先祖旧书大量奏呈，第三叙述他得到的书籍等同于汉朝秘府，大概汉朝秘府本来没有这些书，必须说河间等于汉朝，才能成立；第四叙述淮南王喜好书籍，以影射并证实此事。郑重重复，叙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才说“献王所得书都是古文先秦旧书”，于是直接把他伪造的《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说成曾经设立博士，并用《儒林传》来呼应。于是证据分明，无可动摇，伪书得以流行，笼罩数千年，人人都被蒙在鼓里而无法窥见真相。
鲁共王起初喜好修建宫室，毁坏孔子旧宅以扩建宫殿。听到钟磬琴瑟的声音，于是就不敢再毁坏，在墙壁中得到了古文经传。
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没有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经传的事情。司马迁生性好学，又担任太史令，天下的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不应该共王得到古文经传而不知道这件事、没有见到这些书。这正与《献王传》相同，都是刘歆伪造窜改的。本传只说“得到古文经传”，没有指明是什么经。《艺文志》称“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想要扩建宫殿，而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古文字。”那么共王与献王同样得到了《尚书》和《礼记》。然而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年，共王在武帝末年，相隔几十年，那么献王的《古文尚书》应当大行其道，为什么山东儒生从未有过，要等到共王得到书后，孔安国才传授呢？其自相矛盾，作伪日益辛劳，大概可以概见。况且根据共王本传，他在位二十八年去世，是元
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蛊事将四十年，不知安国何以久不献也？其诬妄支离，不待辨矣！
译光六年，正值汉武帝初年，距离巫蛊之祸将近四十年，不知安国为何迟迟不献书？其内容荒诞离奇、支离破碎，无需辩驳便已明白！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依刘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歆修《六艺略》，既尽窜伪经遍布其中矣，无如伪书突出，师授无人，将皆疑而莫之信也。于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伪造师传，假托名字，弥缝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结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谓左氏师授无闻矣。案经久远，无不破露，今发其覆，作伪之劳，不足供一哂也。独是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刘歆有知，应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绐耳。今将其伪造源流，条辨于左。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于二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儒林传》文，大概用史迁之旧而稍加增窜。一事，「缀周之《礼》」，《史记》无此语。十七篇盖孔子所作，非《周礼》也，歆
译根据《艺文志》《刘歆传》和《河间献王传》的记载，《古文书》《礼》《礼记》是共王与献王共同获得的，然而这些记载都没有说明两家所得内容的异同。难道是因为书籍残缺不全，各种版本杂乱出现，而篇章文字却巧合地一致吗？哪有这种道理！其虚妄荒诞，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然而《艺文志》又说：“《礼古经》出自鲁国淹中及孔氏家中，与十七篇相比，依据刘敞校勘文字相似，多出三十九篇。”这说明《古文礼》在淹中又获得了一部。淹中和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样相似，同样多出三十九篇，不约而同，毫无差异。焚书后的残存书籍，多个版本杂乱出现，却整齐划一到这种程度，即使欺骗孩童，谁会相信呢！而欺骗世人数千年，没有一个人揭穿其真相，这也太奇怪了。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刘歆编修《六艺略》，既然已经尽数窜入伪经遍布其中，无奈伪书突兀出现，没有师承传授，人们都会怀疑而不相信。于是他将伪书分授给私人，依附于大儒，伪造师承传授，假托名人名字，弥补其中的破绽，严密之又严密，所以能深深让人相信的就在于此。然而范升已经说左氏之学师承传授无人知晓了。经典年代久远，没有不破露真相的，如今揭穿其伪装，作伪的辛劳，不足以让人一笑。唯独毛亨、毛苌，凭借子虚乌有的事迹窃取两庑特豚的祭祀，尊崇德行的大典，等同于儿戏。如果刘歆有知，应该会嘲笑天下愚儒太容易被欺骗了。现在将其伪造的源流，分条辨析如下。
古代的儒者，广泛学习六艺的文章。六学，是王道教化的典籍，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实现完美治理的成法。周朝王道衰微，败坏于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逐渐衰败二百多年后孔子兴起。凭借圣德遭遇末世，知道言论不被采纳而道义不能施行，于是感叹说：“凤鸟不出现，黄河不出现图，我大概完了吧！”“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于是应诸侯邀请以践行礼义。西入周地，南到楚国，在匡地被畏惧，在陈国受困，干犯七十多位君主。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得到整理，《雅》《颂》各归其位”。深入研究古今的篇籍，于是称赞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天……他功业巍巍，文章焕焕。”又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文采郁郁啊！我遵从周朝。”于是叙述《尚书》就断取《尧典》，称颂《乐》就效法《韶舞》，论述《诗》就首推《周南》。编缀周朝的《礼》，依据鲁国《春秋》，列举十二位国君的事迹，用文王、武王的道义来约束，成就一王之法，直到获麟为止。大概晚年喜好《易经》，读得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都是依据接近圣人的事迹来确立先王的教化。所以说：“只叙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好古代。”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孔子去世后，七十位弟子分散游历诸侯，地位高的成为卿相师傅，地位低的交友教导士大夫，有的隐居不见。所以子张住在陈国，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住在西河，子贡终老于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些人，都受业于子夏等人，成为君王的老师。这时只有魏文侯好学。天下在战国时期并争，儒术虽然被废黜，然而齐、鲁之间，学者仍然没有废弃。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卿等人，都遵循孔子的学业并加以润色，以学问显赫于当世。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焚烧《诗》《书》，杀害术士，六学从此残缺了。陈涉称王时，鲁国各位儒者拿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归附，于是孔甲担任陈涉的博士，最终与他一起死去。陈涉出身平民，驱使适戍的人建立名号，不到一年就灭亡，他的事情非常微小浅薄，然而士大夫们背着礼器前往委身做臣子的，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禁止他们的学业，积怨而向陈王发泄愤懑。等到高皇帝诛灭项籍，率兵包围鲁国，鲁国中的儒者仍然讲诵习礼，弦歌之声不断，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教化，喜好这个国家吗！于是各位儒者开始得以修习经学，讲习大射、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此担任奉常，各位弟子共同制定的都成为选拔之首，然后感慨兴起于学业。然而仍有战事，平定四海，也来不及从事学校教育的事情。孝惠帝、高后时期，公卿都是武力功臣；孝文帝时颇加登用，然而孝文帝本身喜好刑名之言；到了孝景帝，不任用儒生，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具官待问，没有晋升的。汉朝兴起，讲《易》从淄川田生开始，讲《书》从济南伏生开始，讲《诗》在鲁国是申培公，在齐国是辕固生，在燕国是韩太傅，讲《礼》是鲁国高堂生，讲《春秋》在齐国是胡母生，在赵国是董仲舒。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安君田蚡担任丞相，废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引文学儒者数以百计，而公孙弘因治《春秋》成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都顺从风向。
《儒林传》的文字，大概沿用司马迁的旧文而稍加增删窜改。有一件事，“编缀周朝的《礼》”，《史记》中没有这句话。十七篇大概是孔子所作，不是《周礼》，刘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