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序阳明先生年谱序

译变成腐朽之物。如果不是天下最统一、最纯粹的道理，怎么能够参与这件事呢？

译儒者的学问，致力于经世致用，只是担心不能抓住要领罢了。古人说用至高的道修养自身，用粗鄙之物治理天下，这仍然拘泥于内外、精粗的二元见解。行动时顺应自然，掌握关键以达到中和的教化，并没有两样。功业显赫于国家却不占有它，恩泽遍及百姓却不主宰它，教化彰显于士人却不居功自傲，周流变化，无为而成，无不是良知的妙用，这就是所谓浑然一体。如同运转北斗，如同转动门轴，众星万象，经纬开合，在大化中推荡出入，不知其然而然。确实啊！儒者是有用的学问，良知不是空话。先师继承绝学，承接孔孟的传承以上窥虞夏之道，所谓“闻而知之”的人，不正是他吗？

朋友钱洪甫先生和我们党派的几个年轻人，担心学脉没有传承而失去宗旨，一起考察他行事的始终详情，编纂成谱，以昭示将来。对于师门的奥秘，不敢说完全有所阐发；但也绝不敢假借附会，以滋生主观臆断的弊病。善于阅读的人用心去体悟，在言语解释之外获得领悟，圣学的阐明，或许将有所依赖，这样这部谱就不会是徒劳之作。所以说“用来昭示训诫”。

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序

道必须依靠言语才能传承，孔子曾经用无言来警示。言语，是用来进入道的诠释。凡是依靠言语传承的，都是下学。学者对于言语，就像盲人对于蜡烛、瘸子对于拐杖一样，有触发的意义，有栽培的意义，有印证的意义，而其关键则在于心的领悟。心中没有领悟却拘泥于言语，不是善于学习的人。

我们的阳明先师倡导圣学，用良知的学说唤醒天下，天下人纷纷跟随，这虽然是进入道的玄妙诠释，也是下学的事情，记载在录中的已经很详细了。我们党派从事师说的人，那些没有领悟的，果真能有所触发吗？那些领悟了的，果真能有所栽培吗？那些领悟并玩味的，果真能有所印证吗？领悟，不是从言语中领悟，而是从心中领悟。契合于心，就忘记了言语，就像蜡烛借助光明、拐杖辅助行走，其关键则在于眼睛和脚，不是外物所能给予的。至于玩味而忘记言语，从容默识，无所依赖而自然合乎道，这就是无言的宗旨，上达的关键。

固胡子重刻这部录，是共同嘉惠并申述警示的意思，不然，圣学就会消亡，先师的心意就会荒废了。我们党派要勉励啊！

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

恭敬地阅读我们老师吉安起兵再次报告海日翁的手书，真情流露，大义激昂，虽然仓促遭遇变故，但考虑祸患周全详尽，预料敌人从容不迫，条理规划措施，始终没有差错，预测未来，清晰如同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所谓良工苦心，如果不是天下至神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而世上嫉妒的人仍然免不了纷纷议论，这又是为什么呢？

宸濠的逆谋已经形成，内外协同响应，暴虐的火焰炽盛，熏灼上下，人们都认为他的大事已经确定，没有人再敢触犯他的锋芒。老师回船到吉安，倡导义举起兵，人们都认为他是愚蠢，或者怀疑他是欺诈。当时邹谦之在军中，看到人心惶惶，入内请求老师，老师严肃地说：“这是义，在天地之间无法逃避，即使天下人都跟随宁王，我一人也决定这样做。人人都有良知，难道没有一个人响应而起吗？至于成败利钝，不是所计较的。”

宸濠刚开始作乱，张扬高调，聚会侦探往来，而且害怕老师捣毁他的空虚之处，过了十天才出城。人们只看到他出城晚，不知道他多方设疑用间，有用来动摇和扰乱他的手段。宸濠出攻安庆，老师已经攻破省城，用三策筹划，上策直趋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有人问计将如何出？老师说：“必出下策。驽马留恋草料，知道它不能舍弃。”等到宸濠回兵，议论者都说归师不要阻挡，必须坚守等待援军，老师说：“不对。宸濠气焰虽然盛，只是凭借焚劫的惨烈，没有遇到大敌，所以鼓动煽惑，他的部下也完全凭借封爵的赏赐。现在出城不到十天就返回，众心沮丧，好比卵鸟破巢，他的气势已经低落，坚守等待援军，正好自困。如果先派出精锐部队，趁他懈怠归来而攻击他，一次挫败他的锋芒，众将将不战自溃。”后来果然如此。人们只知道他擒获容易，不知道谋定而后动，先有用来夺取他心的手段。

老师献俘后，闭门等待命令，一天召诸生入内讲学说：“我自起兵以来，致知格物的功夫愈觉得精透。”众人说兵革浩大，日常供给都来不及，有人认为迂腐。老师说：“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受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没有多少查考，等到军旅应酬，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部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我照察，一些不能防范检查，一毫不能放纵。勿助勿忘，触机神应，这是良知妙用，顺应万物自然而我不参与其中。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功，所以遮蔽拖累的，只是利害毁誉两端。世人利害不过是一家得失罢了，毁誉不过是一身荣辱罢了。现在的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

译宗族、协助逆谋反叛，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只如人们怀疑我与宁王同谋，机谋稍有疏漏，若有一丝激愤之心，这身家性命早已化为齑粉，哪里等到今天？举动稍有不慎，若有一丝推诿之心，万事早已像瓦器般碎裂，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的苦心，只有自己知道。好比真金遇到烈焰，越是锻炼越显光辉。在这里得到的，才是真知；在这里穷究的，才是真物。不是一般见解意识所能达到的。自从经历了这巨大的利害、巨大的毁誉之后，一切得失荣辱真像风吹过耳边一样，哪里能动摇我的一念？今天虽然成就了这件事功，也不过是一时良知的显现，转眼便成浮云，已经忘记了！死天下事容易，成天下事难；成天下事容易，能不占有功劳难；不占有功劳容易，能忘记功劳难。这是千古圣学的真正血脉路径。”这是我老师一生承担大道的苦心啊。

译畿已经读完了这本书，并且记述了所听到的内容，将其写在卷首，交给嗣子正亿，让他牢记在心，作为重要的训诫。这难道仅仅足以消除纷乱的议论吗？千古以来经世济民的实学，也可以从中窥见其精微之处了！继承和发扬先人志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嗣子你要好好谋划！

《击壤集》序

康节先生的《击壤集》在世间传扬已经很久了。白沙先生将杜甫尊为诗圣，而将康节先生视为杜甫的别传，大概是认为康节先生不受声律限制，不沿袭爱憎之情，不同于杜甫的工巧，达到了诗家的最高成就。诗家言志，而志根本在于学问，康节先生的学问，洗涤心源，得之于静养，穷究天地始终的变化，探究古今治乱的根本，以经世济民为志向，观察万物有所自得。于是本于性情，抒发于诗歌，玩味天地，贯通古今，无论是皇王帝伯的铺陈，还是雪月风花的品评，都自认为名教之乐不同于世俗之乐，何况观物之乐又有万万倍于此呢。死生荣辱在眼前辗转，未曾进入心中，虽然说是吟咏性情，又有什么牵累呢？他所自得之处很深啊！我观察晋、魏、唐、宋各家的诗人，如阮籍、陶渊明、王维、韦应物、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著作相望，虽然修养不同，但都有得于静中冲淡和平的趣味，不被外物扰乱自己，所以他们的诗也都足以传扬于世。我奇怪杜甫作诗，反而以此为苦，不同于无名公的快乐而无所牵累，这又取法于什么呢？有人说诗工巧是因为诗哀伤，这大概是真的吧！

我的朋友荆川唐子专心志于静养，擅长作诗，有意于康节先生的别传。他说康节先生的诗确实兼具两种妙处，曾经抄写《击壤集》若干首给我看，世人或许认为这是奇论，没有完全相信。嘉靖甲子年，我赴宛陵赴任，与督学使者耿子在阳羡相会，索取唐仁甫氏《击壤集》的善本，交给池州知府钟君刻印流传，嘱托我写序，说明其中的缘由。

康节先生说：“先天图，是心法。我整天说话而没有离开过这个。”言语，是心的声音，诗歌更是言语的精华。《击壤集》中，无非是发挥先天的宗旨，所谓的别传，难道不是吗？作者如果不得其意，随意想要窥探康节先生的门庭，也可见其困难了。

《历代史纂左编》序

古今论治的人，唐尧虞舜之后，说夏、商、周，三代之后，说汉、唐、宋，二者纯正驳杂虽然不同，都是承受历数的传承，主持世间的教化，而天时、人纪、方域的缘故都依赖于此。治理国家必须有法度，就像方圆之于规矩，平直之于准绳，绝对不可以没有的。为什么呢？时代有古今，而治理顺应它；治理有因袭变革，而法度规范它。道贯穿于治法之中，变通以顺应时代。夏商周的法度完备于六经，汉唐宋的法度完备于诸史，六经崇尚了。自汉代以下，记载浩繁，茫无头绪，所谓汗牛充栋，即使强有力的人也不能遍览其说而穷尽其义，学者以此为病。

我的朋友荆川先生于是选取历代诸史，编纂其中有关于治理的内容，分为若干类，交错陈列，略加概括，比附事类以相连，务求简约。说君主、将相名谋，说的是总领与辅佐。说妃后、外戚、储宗、宦幸、奸篡、莽乱、方镇、夷狄，说的是支脉。师儒讲明，治理典章所系，于是重编诸儒传，而经生训诂、文辞笔札次之，说的是儒学的余绪。隐逸用来风化世道，方技用来备物，编纂隐逸传、方技传，说的是以无用为用，至赜而不可厌恶。二氏与儒者之学，所争毫厘而迭为盛衰，老子沙门的记载大概奠定了其基础，不可以因为异端而废弃。所以其中尤其有关于治理的，搜罗缀辑，连接归属，不以为赘余，其中有一行一节的奇事，足以作为劝诫，也记录保存，不以为琐碎。监版旧有纪事本末，大概是编纂《资治通鉴》而成的，都以事系人，而且止于汉唐，而没有涉及宋元。这部书则尽取全史，旁及诸家百代的稗官野史，有断有续，删改点窜，分类相附，都以事系人。唉，可以说全面了！经过二十多年，共七次修改稿件才编成。起初名叫《史大纪》，后来改名为《史纂左编》。上下二千多年，世运的兴衰，人才的善恶，民命的休戚，地形的险易利害，不烦探索，历历如在掌中。他的用心也真是良苦啊！

唉，书契不能回到结绳记事！书契文字繁多而不能回到简略，这是时代的趋势。荆川先生这部书，大概是求简而不可得，而意旨却深远了。他的第六稿，好事的人曾经想用数千金购买而不给，荆川先生特意携带一半给我和念庵先生，各自收藏一半，以见平生交谊，并且识记苦心。手迹宛然，怎么可以忘记呢。第七稿则是荆川先生家藏的，现在督抚梅林公购买刻印以传于世。

我与荆川先生久居山中，这部书每每共同商讨，得知他笔削去取的缘故，偶尔也有一点帮助。所以每类诠释几句，发以见例，用来保存扬榷。而王子世新、左子升博雅好古，是荆川先生入室同志的朋友。梅林公开馆延

译于是，将校勘文字的工作托付给他们。其中若有错讹混乱以及删改未竟导致文意不连贯的地方，这两个人全都加以订正，这才恢复为完整的史书。世上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得到这部书来考察借鉴，真如同手中有了规矩和准绳，而方圆平直等标准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至于能够神妙地领悟并通达于大道，由史书进而通晓经义，达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治理境界，那就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了。这本来就是荆川先生的本意。

译《精选史记汉书》序

我曾经听说：古文与时文，它们的体裁看似相差很远，但其中相同与相异的关窍，却近在咫尺。关键都在于从虚明灵窍中抒发出来，不是明达的人不能辨别。所以说：学习其意旨而不模仿其辞藻，我对此有所取法。读者若能领悟作者的本意，而不失掉虚中求实、舒缓从容、开合变化之姿态，那么时文也就如同古文了。如果不得其意而只是追随辞藻，逐句推敲，逐字校勘，模拟摘取实词，就像优伶模仿孙叔敖，正好引来明达者的一笑罢了。

我的朋友荆川先生曾经研读《史记》、《汉书》，选取其中体裁精妙且多变的数十篇文章，加以批注、删改，作为文学写作的准则。司马迁效法《国语》、《左传》，班固效法《史记》，这固然不错，然而他们的文章都自有其内在机制而不互相沿袭，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师法其意旨吧？司马迁的文章广博而奔放，班固的文章简练而整饬。拿军事来比喻：司马迁如同老将用兵，纵横恣肆，好像不可约束，却自然合乎法度；班固则如游兵奇阵的布置，不差毫厘，而且部伍雍容，严密而不烦琐，节制而不紧迫，有儒将的风范。总之，司马迁得其宏大，班固得其精微，都是古文的绝妙技艺。

荆川先生这部选本，自认为深得班固、司马迁的精髓，而对于《汉书》尤其精通，这大概就是所谓得其关窍吧。从前有关中人士拿着自己的作品请阳明先师印证，先师说：某篇像《系辞》，某篇像《周诰》，某篇像《檀弓》，某篇极像《谷梁传》。那人非常高兴，于是先师告诫他说：“十岁的童子装出老人的样子，拄着拐杖拖着鞋子，咳嗽吐痰弯腰驼背，不是不像，但看见的人却发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老人。如果让童子整理衣襟、端正步履，拱手站立在众人中间，人们自然肃然起敬，不敢因他年幼而轻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正的童子。”我曾把这话告诉荆川先生，荆川深深点头，认为可以作为作文的方法。况且天下万事，没有不从虚明灵窍中发出而能得其精妙的，因此叙述我所听到的，并为这部书作序。

《欧阳南野文选》序

我的朋友欧阳南野先生的文集在世间流传很久了，他的学生、督学少洲冯君担心文集浩繁博杂，把文集交给我，让我选取其中对学者特别有益的若干篇，嘱托会稽阳山庄尹，将要刻印流传，而他的学生、礼部尚书石麓李君也把所选的文集寄来，于是互相参校编辑，共得文章若干篇，整理成四卷。

序言说：贯通天地万物只是一气罢了，良知，是气的灵明。化生天、化生地、化生万物，而灵气没有不贯通其中的，这就是生生不息的《易》理。这是千位圣人的学术脉络。我们的阳明先师感慨世俗儒者沿袭的弊端，首先揭示这个宗旨来教导天下，将要追溯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说以达到孔子、孟子的境界，大概是因为他深知学术脉络的关键就在这里。海内志同道合的人士，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的人没有不知道致良知的学说的，然而能卓然自信、切实致其良知的有几人？能超然在言语教化之外自我觉悟的有几人？

良知本来无知，凡是可以通过认知去认知、通过知识去识别的，这是知识的知，而不是良知。良知本来无不知，凡是等待听闻而选择跟随、等待看见而识别的，这是闻见的知，而不是良知。这些都是不能自信自己的良知，怀疑它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而有所依赖外物。道本是自然的，圣人设立教化，都是辅助道的法则罢了，良知也是法则。如果能自我觉悟，不滞留在法则上，知就是良知的知，识就是良知的识，闻见就是良知的闻见，原本就没有内外可以区分。

南野先生早年就在虔州跟随先师，这就是所谓见而知之的人，他深沉纯粹、聪慧敏捷，才华足以通达，一向被先师所授记。凡是启发磨砺，无所不至，而他显明体悟、默默探究、勤勉不懈以继承先师的志向，也没有不尽心尽力的。我不才，有幸与南野先生交往三十多年，受到他切磋琢磨的益处最深。师门晚年的宗旨学说，每次举出来互相印证，没有不豁然开朗、称快不已的，认为听到了未曾听到的道理，如同饮下醇厚的酒，盎然且溢于面部，所谓互相受益，不就是这样吗？

先师曾经说独知没有不好的，南野先生每次与同志讨论学问，多详细阐述独知的学说。喜好美色、厌恶恶臭是其感应真实的机微，警戒自欺以求内心满足就是用来做到慎独的。文集中无非是这个义理，所谓卓然的自信、超然的觉悟，大概差不多达到了。儒臣得到君主的信任，自古以来都很难。

从前河汾之学，不在自身实行而显现在贞观之朝，大概是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等贤臣为之表彰推广才导致的。先师的学问不止于河汾之学，南野先生身处明圣之世，宣扬昭示礼乐教化，超过房杜等贤臣。从他所履行的职责来看，更加相信儒者有用的学问，对于师门也有光彩。可惜啊！上天不保佑遗留下他，使得大业不能最终显扬于世，我们同门不能没有遗憾啊！读这部选集的人，知道以此为鉴，以信以悟，反求内心而自得，使这个学问在无穷中发扬光大，其契机是不容自己停止的！

《邹东廓先生续摘稿》序

嘉靖乙酉年秋天，我偕同绪山先生赴会冲玄的聚会，出了睦州，少府对崖周子给我看东廓先生的文集，说：“这是第三部续稿。”并且嘱托我写序。我认为先生的文集在人间流传很久了

译初稿刻印于广德，第二次刻印于维扬，如今再次刻印于睦州。虽然前后所见的版本在深浅精粗方面难免有差异，但在修辞立意上，始终恪守老师的学说，因此先后反复修订，未曾有丝毫改变。

译先师的学说，以良知为宗旨。良知，是本性中的灵明，是诚的根源和事物的准则；意念，是良知发动的细微征兆；事物，是日常可见的行为。触动征兆而回应，回应后常归于寂静；因事物而感应，感应后常保持宁静。虚实相互生成，有无相互映衬，这其中的道理不可深究追问。这个义理，先师门下的学生，谁没有听说过？谁不能说出来？然而能够切实地推致良知、坚守而不变的人，大概很少了。凭借先生的才力、声誉和声望，足以自许，假使先生再提出一种说法来与之抗衡，也足以彰显教化而名扬当世，但先生的内心，却有所不忍。

儒学的真谛不明，已经千百年了。世上的学者，沿袭着偏颇的意见，猜测假借，不是沉溺于虚妄，就是陷入支离破碎。中正之道既已稀少，法度准则也无从考证。而先师首先倡导良知之说，以一人在其中大声疾呼，逐渐由幽暗变得光明，仅仅才达到今天的地步，这大概是艰难的。值得庆幸的是，良知存在于人心中，不容自我泯灭，如果不是固执于偏见，先存一个不以为然的心，没有听到后而不相信的。我们共同一心去阐发，宣扬通畅并引申扩大它，还担心告知的人过于频繁而相信的人尚未达到，何况忍心再增加一种说法，来增加他们的困惑呢？

从前孔子的门人，各自以其所见为学问，后来分散到四方，不能相互统一，所以传承下来不能没有弊端。寻求那些深信不疑且不失去宗旨的人，除了颜回、曾参之外就没有听说了。这虽然是同样诵读效法孔子，但私意的偏见，有拖累他们的地方。今天的弊端，也显然可见了！先生信奉良知的教诲，听闻后加以修习，寻求进入悟境。减少欲望以保持宁静，不是为了虚无；顺应事物以保持常态，不是为了支离。教学相互促进，以教为学，不认为所得是多余的，而是以习见的成见难以舍弃、未能通达微妙以恢复完满的本体为不足，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勤勉了。好比继承家业的儿子，每天勤勉地处理事务，谨慎地遵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废弛，从而陷入不孝。这正是同门所不能及的，学问日益精深而没有止境。

先生常对学者说：“后世讲学，自从小习沾染之后才发表言论，退让地认为圣人不可企及，而不考察良知本体原本与尧舜没有不同，这是自我画地为牢，或许会失去而变得气馁。有的人傲慢地自认为与尧舜同体，而不醒悟嗜欲污染的原因，这是自欺欺人，或许会失去而变得诬妄。都不是所谓善于学习的人。”那么先生所自信、所自立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王瑶湖文集》序

儒者的学问，致力于治理世事，学问不足以治理世事，就不是儒者。我们置身于天地之间，本来不容许退缩推托，所谓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命运，本来就是儒者治理世事的事情。然而这不可以用虚浮的气概来承担、用空话来领会，一定要切实地有这些事。想要为天地确立本心，一定要能以天地之心为自己的心；想要为生民确立命运，一定要能以生民之命为自己的命。如今我们的心与所谓的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道丧失千载，绝学悠悠，天地自是天地，生民自是生民，我们自是我们，分离涣散，漠然不相关联。唉，弊病已经很久了！自从阳明先生在东南倡导大道，首先揭示良知的宗旨以唤醒天下，天下的人，都知道此心的灵明贯彻天地，而生民的疾苦病痛开始与我们休戚一体相关，为之维持抚慰，以求尽此心而致此命的人，开始明显地不能自己停止，这就是所谓的生生之仁。

良知在人，圣人与愚人未曾不同，然而有能有所不能的，是因为利害毁誉遮蔽了它。我们如果真的有意于治理世事，岂能忍心一天天地虚度，甘于退缩推托，漠然视之而已呢？天地万物，一体相通，生生不息的机枢，自然不容停止。一切毁誉利害的到来，无非是动心忍性以增加修养，以求尽我们一体之实的事业，随其力量所及，在家就仁爱家人，在国就仁爱国人，在天下就仁爱天下人，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儒者有用的实学。

豫章瑶湖王先生，大概接近于此吧？先生与我们同道同事于先师，当面承受良知的教诲，从事于此，专一志趣不贰，居官居家，随处阐发此意，以求自立之道。他在泰州做官时，以州里的休戚为己任；他在浙江做官时，以师门的休戚为己任。一个像慈父，一个像孝子，一切以身相殉，不以毁誉利害在心中警惕。他退而居家，孜孜不倦地寻求朋友，以教学相长，后进多依赖他。时常出席同志的聚会，以求相互切磋的益处。晚年建屋静养，更加务求深奥精微。凡是百般的毁誉利害到来，不仅无所警惕，而且将把它作为帮助，即使是他日常可见的行为，大概可以说是不辜负所学的人，不是吗？

嘉靖乙丑年春天，我前往吊唁念庵先生，与各位朋友在洪都聚会，他的儿子辑录先生遗文一编给我看。我展开阅读，多是与同志问答观法切磋的言论以及咏歌酬应的词句，以及当官时兴利除弊适宜民情的奏疏，虽然不琐碎地以文章名家，但都是以真志发出的，以求不违背师说，不是苟且为之的。

看他向老师请教质询时说：“此道广大，没有少许欠缺，动静穷达，无往不是学问，只是反观内心，还不是夭寿不贰的根基，在毁誉利害之间未能超脱。”

译老师亲手写信回答说：“你深知用功的精微之处。这种自知之明就是良知，推致这种良知以求内心满足，就是致知了。”吃下一小块肉，就已经知道整鼎肉的美味，平生所见的道理，难道不都可以由此推知吗？因此在册子上题写了几句话，交给（你）并归还册子。既然我们既然已经体认到良知，那么确立心志、安顿性命以继承断绝的学问传承，难道还是分外的事吗？阅读这本册子的人，如果能推究作者的志向来探究他的学问，也一定会有内心明亮、无法抑制的感悟！

译读《云坞山人集》序

珠川子立志钻研辞章之学已有多年，已经积累得丰富且精妙了。有一天，他听闻阳明先师关于良知的学说，恍然间似乎有所领悟，怅然叹息说：“这大概就是根本之学吧！我所学习的，不过是枝叶罢了。”他偶尔将这种学说写进文章里，众人就哗然反对并嘲笑他：“这是道学家的迂腐言论。学习这个能有什么用处呢？”珠川子也被旧习所牵制，未能舍弃，而对于良知的学说，又不忍心抛弃。这两种念头在心中往来冲突，很久未能决断。

今年秋天，我赴冲玄之会，经过信江，珠川子拿出《云坞山人集》给我看。我读了之后，发现正是之前所说的丰富且精妙的作品。等到询问那些所谓的道学迂腐言论时，他说：“以前曾写过《常州集》，因为别人的嘲笑，不想让人看见。”我说：“有这种事吗？你对此既不能舍弃，对彼又不忍心抛弃，那该怎么办呢？想要去燕地就向北驾车，想要去越地就向南驾车。既想去燕地，又想去越地，这是迷惑，车辕将指向哪里呢？”珠川子说：“我也苦于志向不能确立，因此不能在此上进。你用什么来辅助我的志向？”我说：“可以啊！君子的学问，没有比辨别志向更优先的了，没有立志于根本而不能通达于枝叶的，也没有立志于枝叶而能得其根本的。现在所谓的良知之学，也不过是通晓其学说罢了，未曾真正致其良知，名义上是根本，却未曾忘记枝叶。如果你果真想要真正致其良知，不仅仅通晓其学说，就应当从那一念灵明之处专志去探求，不畏惧非议嘲笑，不迷惑于众多歧路，一定要忘记世俗之情、忘记嗜好欲望，连同那辞章的念头也一并忘记，然后道才可以接近。良知是天地万物的灵性，如果你果真能真正致其良知，规范成就万物，将依赖于此，何况是文词的艺术呢？所以说‘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说的是知达到极致。从前有追求画工的人，不在于吮笔含墨，而在于解衣磅礴而坐的人，只有能忘记画，画才开始精妙。现在这与那有什么不同呢？世上所谓的迂腐之人，都是拘泥于良知的迹象而未得其精髓、停滞而未化的人。先师的文集流传于人很久了，你试着取来读读，果真有什么迂腐气吗？那么你的迷惑就可以解除了。如果既要致知又要追求文词的工巧，这就像用隋珠弹雀，也是末节罢了。这部文集共有若干卷，各种文体丰富齐备，你既然已经立志于根本，也将把它当作枝叶而忘记它了。不然的话，这本来就是辞章的雄才，可以缺少吗？”于是写下来给他，并且用来检验他辨别志向的学问。

《国琛集》序

《国琛集》是我同年一庵唐子所记载的开国以来人才兴盛的情况，汇集起来作为世间的珍宝。文集分为四类，大概是取自《论语》中圣人、君子、善人、有恒的意义，不依据时代，不依据类别，不依据品级，小大偏全，交错陈列，各自展现其美好。其主旨在于阐发此学，以蓄养德行而广博才识，固然不是那种拘泥于方正之人。

学问，是心学，人心的灵性，变动周流。寂静而能感应，未曾不通达；虚空而能映照，未曾不明亮。这是千圣以来相传的宝藏，人人所共同拥有，只是被私欲遮蔽才开始失去。所谓学，就是学习去除其遮蔽罢了，并非有所增加。心的通达明亮称为圣，圣人，是生而知之，是学的目标。君子以修养而言，善人以资质而言，有恒以基础而言，都是学而知之的人。而只有有恒，才可以进于善人君子而进入圣的境界，小的变大，偏的变全。唐子所说的这四类，不在于文辞，不在于行为，都是从其心来论，不是其心就不取。隆杀宾主的意义存在于本述中，愿学之意存在于注脚中，譬如草蛇灰线，而生气行于其间，在于明眼人取而观之。这是纪集的本意。

自从明朝兴起以来，学术逐渐显著，始于薛敬轩，沿于吴康斋、胡敬斋,而阐发于陈白沙。敬轩以行为修养，康斋以悟入，敬斋祖述薛而得证于吴，白沙宗吴而尤其主张自得。学问将要有所归宿了！延绵衍溢，到了阳明夫子，首先提出良知的宗旨，指示学的目标，然后灿然大明。国家将要兴盛，必有征兆以开其先，这是征验。这是千古血脉流行生化的契机，不以意测，不以识求。以此蓄德则德行日新，以此广业则事业日富，转移人心的关键，纲维治化的本源，是学的大全。

自从良知的学说流传海内，谁没听说过，然而能真正致其知的有几人？唐子想要以讨真心为刺贽，真心从何而讨呢？所谓真心，说的是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我们果真能持有恒之心，探究虚寂流行的契机以求其入处，而不以意识参乎其间，圣学或许有赖了。如果说执权衡以较轻重，而以方人病之，是浅浅地知道唐子了。茫茫太虚，孤悬一掬，谁有幸来助我？这是唐子的苦心，所以叙述而终结于此。

《山阴县核田平赋岁计》序

治理县邑如同治理家庭，

译县邑设有县令，就像家庭拥有家长一样。治理家庭以利于农田耕作为根本，治理县邑以百姓事务为根本。百姓事务没有比厘清田界更优先的，核查田亩、平均赋税，以此来制定经费的使用标准，这是厘清田界事务中的内容。这就像治理一个家庭的政务，稽查拥有多少田地、缴纳多少赋税，衡量经费开支需要多少。既然已经确立了固定的产业，家中先前有可以沿用的好方法，就遵循并坚守它；家中四邻有可以借鉴的好方法，就采纳并证实它。有的整顿那些已经废弃的制度，有的增加那些尚未完备的措施，只求对家庭政务有益罢了。如果不是舍弃私利、造福他人，并且深切认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能够做到这样吗？我对方湖的杨侯对此深有感触。

译侯凭借进士功名和文学才能步入仕途，外放出任我县县令，至今已满两年。他修身立德，规范万物，善政日益惠及百姓，凭借宏大的才华和深远的见识，使各项政务得以振兴。尤其是他所继承完善的田赋年度预算之法，审度精细详实，公正地施行好恶，明辨利害的根本，谋求有利于百姓而不一定出于私心，这尤其足以体现仁爱之人的用心，可以流传久远而不废止。所谓事情虽然只是沿袭旧制，但其功效却比首创者加倍，不正是这样吗！侯打算将此文刻版印刷以流传后世，嘱托我作记。记曰：

古代善于制定田赋制度的人，必定根据土地的贫瘠肥沃、田地的地势高低来确定田赋的轻重。田制如果不明确，那么赋法就不公正。这两者如果没有准则，却能使国家用度充裕、民生厚实，不至于上下都遭受祸害，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考察《禹贡》，土壤辨别五种颜色，田地分为三类交错，赋税依据三个等级。《周礼》中，大司徒依据适宜土壤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物，以承担土地事务以及划定民地、登记民赋的制度，上级从下级索取、下级向上级供给，全都以田赋为准则，而制定用度的方法由此产生。这难道不是治理县邑的要务吗？

扬州的田地，属于下上上交错之地，山阴县属于扬州的分野，田赋制度，在汉代以前没有可考证的。自从马臻开凿鉴湖，利益才开始兴起，所谓三百里的湖泊灌溉九千顷田地就是如此。唐宋以来，兴废不常，利弊也不同，裁减补充，随时增减，总之不违背古人立法的本意罢了。建国初年建立制度，沿袭唐宋的旧制，上溯虞、周两代，田赋都有定额。原有田地六千五百顷三百六十亩有余，原有米八万二千七百石有余。制度有官田民田之分，田地有肥沃贫瘠之别，加上湖职、学站免附、新涨、开垦等名目繁杂，总计有一百一十六个则例。则例根据田地而设立，赋税根据则例而确定，徭役里甲的需求，都以此为准。当时禁令非常严厉，人们不敢触犯，那制度未尝不好。历任以来，法令长久禁令松弛，奸诈诡计日益滋生，挪移、欺瞒、隐匿、脱漏、飞法等弊端，几乎百端并出。有的将官田改为民田，有的将重税改为轻税，而且贫者贪图高价而摘粮卖田，富者贪图轻税而扣粮买田，贿赂里书，全部去掉他们的户籍，加上年代久远，于是导致无挨田粮数增多。屡次清查抵补，尚剩无挨田四千九百多一十余亩，米一千四百八十多石，起初累及小民空赔，最终遗留里递包赔，这是积弊最严重的。前任县令何璇目睹此弊，与前任守令梅守德、二守潘侯协商，梅侯向监司请示，锐意清丈，严格责成委任，详细检查核实，有图籍以记录其繁杂，有册籍以稽查其实际，不仅埋没无粮的田地无从隐匿，而且开垦新涨的田地也有可稽查的依据。于是定为四乡则例，上为湖田，其次为中乡山田，再次为江北田，又其次为天乐田，所有无挨的米和官余重粮都摊入四乡之中，亩数则增加定额而有增加，米数则通融而无改变。百余年影射赔补的危害，一旦清除，前任县令叶可成又印发由帖以便输纳。这就是所谓家有善法可以遵守的。

旧制：上级从百姓那里索取的，五年徭役，五年里甲，十年之内两次征收，其余都饱食安生，足迹可以不走到县衙，其会约征收节省，那制度也未尝不好。历任以来，上级从下级索取的日益繁多且急迫，每年税粮本色折色随征水马等银，总计三万六千多两。条项既多，不得不各自设立收头，以负责输纳。一旦遇到佥定的时候，积年包揽的徒众，多方干预，得到银子入手，就肆意浪费，担心上级追查，就巧妙掩饰挪移，以一科十，将无作有，愚昧的百姓无知，甘愿受害。这更是积弊最严重的。近来余姚县邓林乔，议处一条鞭法，各折马价等的银子攒为一起，在收取时为总，在解送时为分，官不厌于比并的烦琐，民也乐于输纳的便利，四邻有善法可以沿袭的。

侯对于何所更定的已经用划一的方法遵守，邓所议行的已经显示乐取的公正，不仅于此，又担心法令久行弊端产生，逐渐废弛，勤于咨询，核查版籍，划定疆土，以致屡次省会的会集。咨询普遍则人无遁情，版籍明确则上级有定输。规划精密，动辄中肯，这都是整顿其逐渐废弛，干蛊之义。又念及收头虽然革除，输纳的事情应当有所归属，于是选择粮长分花各置木柜及号簿号票曲尽收纳储存的方法。而且各乡田亩，都照原派。该米几何、该银几何，印发由帖，与民共知。纵使五尺孩童，依据由帖输纳，人也莫得而欺。其年度预算里甲徭役两项，也议用一条鞭法革除运头的弊端，输委的资与税粮分为三段，循序征收，也用一缓二的遗意。这都是增加其所未备，敕法之道。审于述作，慎于沿革，国家用度充裕而民生厚实，处理官事如家事，视民如子，而无复人己之分，侯真是仁爱之人的用心啊！这可以作为法则了。

侯又议处兴革事宜，防患守要，振风规，严肃吏治，严明法纪，救济时艰，

译与地方百姓利害相同，与百姓休戚与共。就像治理家庭的主人，既建立了固定的产业，又制定法度纲纪以成就长久之业，这尤其体现了设置险阻、修饰文饰的意义。侯明白《易经》的道理，所以以此作为结尾。

译《晴川杨公生祠录》后序

先师担任庐陵知县时，恩惠与仁爱深入人心，城中处处充满弦歌诵读之声，人们恭敬地把他比作宓子贱和言偃，认为在地方官的治理方法中，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完美的道理了。等到他在南赣任职，手握兵权，平定凶悍的寇贼，不久又遭遇藩王叛乱，他身处冲突的中心，他所谋划指挥，固然不能脱离军事韬略来应对，但他内心细微的念头，深藏于地下，发动于天上，本来就另有一种将帅的谋略在。他建立军旗、敲响战鼓，不依靠声色威势而取得胜利，所以他的成效从容闲适，就像庖丁解牛那样游刃有余，而不专门依靠斧斤砍劈。所以先师曾经对人说：“到这里才更加看出学问发挥力量的地方。”唉，大概自从他治理庐陵以来，就渐渐取得了这两个字（指“从容”或“游刃有余”）的效果了。

现在司马杨公以前曾镇守我们越地，他一向以研习道义、爱护百姓为职责，所以人们也爱戴他，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而杨公本来因为守职被提拔为兵备副使离开，不久，又开府镇守蓟州、辽东，现在又奉召进入兵部管理军事政务，天子对他的倚重正深厚，而他在郡中的功名日益显赫。这不也是从研习道义、爱护百姓出发，不停止他的功业，像先师在庐陵、南赣时那样勤勉努力而能做到的吗。希望杨公更加勉励自己。

越地人一向敬重杨公的德行，为他立碑表彰，还觉得不足以表达敬意，现在又一起为他建立生祠。祠堂建成，撰写文章的人很多，嘱托我在篇末作序。所以我就把杨公曾经致力做的事情告诉杨公，以表达我万分之一的爱戴与辅助之意。

《起俗肤言》后序

君子实行他的政令，一定是通过学问吗？学问，是以万物为对象的。因此君子治理天下，看待天下就像看待一个家庭，看待天下的人就像看待一个人的身体，看待天下的心就像看待一颗心。好比树木有千枝万叶却只有一个根本，水流有千流万派却只有一个源头。这就叫做一视同仁的仁爱。

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学问昌明，所以政令统一而教化广博，推行它有宗旨，通达它有契机。凡是颁布在经典中，宣布在法令中的，无非是顺应百姓的生活，顺从百姓的本性，防止百姓的邪恶，来实行我们一体之仁的真实学问，不是有所求取而讨好他们，也不是有所强迫而驱使他们，只是尽其本分罢了。等到道德衰落，仁义逐渐消亡，世上谈论治理的人纷纷在禁令威严的末节上防范百姓，而不再知道有一体之治的道理。等到百姓不听从教化时，就随意推托说：这是不能教化的了。政令日益扰乱，刑罚日益烦苛，而治理日益遥远。唉！怎么忍心看待这些百姓不能达到三代那样的境界呢？

我们的侯爷双柏子治理我们越地，感慨习俗没有统一而忧虑其离散，认为三代以上宗法昌明而秩序井然，三代以下宗法消亡而混乱，于是有一天怀着追慕古人的心意，撰写了《肤言》，用来开启训导。它的大旨在于阐明宗法为要务，几十条科条，像绳子牵引、珍珠串联一样穷尽各种变化，而最终归结于姓氏与本性的相同，这大概是推行它而得其宗旨，通达它而不失其契机吗？唉！可以说是有仁爱了。

侯爷说：“天下是一个大家庭，姓氏，是身体生生不息的延续；本性，是心灵生生不息的延续。没有比了解姓氏更优先的，也没有比尽本性更重大的。以心观察心，以身体观察身体，以家庭观察家庭，使人人各自回归其宗族，各自亲近其亲人，各自尊重其长辈，而我无所干预。”他的教化微妙，他预防邪恶预先。好比树木培育其根，水流疏通其源，那么枝分派别，自然符合道理。

虽然如此，侯爷曾经听受阳明先生的教诲，先生的学问，以亲民为宗旨，所谓一体之仁。侯爷的职责在于亲民，而越地是先生的故乡，所以是用先生的教诲来教育他的乡人。这难道只是关系到当世治乱的关键，也将关系到我们道统绝续的契机，大有依赖于此。我不才辱没在先生的门下，与侯爷是志同道合的人，最了解侯爷，为侯爷治理有起色而高兴，把侯爷从一体之学中得到的东西作为侯爷的终结之论。唉！我们越地的百姓，难道不应当思考如何遵循侯爷的教诲吗！

《太平杜氏重修家谱》序

万历丁丑年夏天，我前往宣州、歙州参加聚会，路过太平九龙山，杜生质带着各位叔侄子弟都来听讲，拿出他们收藏的家谱，请求我写一句话放在篇首，以告诫后人。

查考，杜氏得姓源于陶唐氏，籍贯在西安。牧之公最初担任宣州判官，接着担任池州刺史，羡慕长林的胜景，让他的儿子荀鹤过继给族人杜筠公作为继承人，荀鹤公于是成为长林始迁的祖先。历经七代，希素公迁居到太平县的箬岭。又过五代，广东廉访司副使国贤公开始修撰家谱，数百年的世系，得以考证。又过一百多年，成化年间，第十五世孙杜住生再次修撰，到现在将近百年。杜子质等人谋划族人，再次修撰，现在所保存的家谱就是这次修撰的。

有国史，有家谱。家谱，是国史的支流。按照凡例，修撰国史的人必须懂得《春秋》的大义，然后才可以阐明王道而端正国体。修撰家谱的人也应当懂得《春秋》的大义，然后才可以阐明人伦而端正风俗。可以说得其意了。我认为想要阐明《春秋》的大义，没有比先辨别是非，探究明白一体之学更重要的了。良知，是是非的公正，从圣人到路人都有，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良知，是天地的灵气，原本与万物同体。手脚麻木，就是不仁，灵气有所不通畅。如果有人在这里，以县邑为家，以苍天为祖，以

译天下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将世间万物视为同一个整体，谁说这不可能呢！所以，如果心意相通，那么楚国和越国也能如同一家人，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是相同的。如果心意相异，那么即使像肝和胆这样紧密相连的器官也会互换位置（意指关系疏离），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不同的。如今人们聚集同族而居住，父亲、儿子、伯父、叔父、兄弟都在身边，出入同行，遇到吉凶祸福、喜庆吊唁都共同面对，处理事务在同一个厅堂，一起吃饭在同一个席位，由此追溯他们共同的起源，代代相传，仿佛祖先就在眼前一般清晰可见，这是因为族谱得以保存的缘故。

译古代人们通过敦厚和睦来凝聚宗族，君子认为这很难。凝聚宗族的难处，不在于把族人聚集在一起的难，而在于以自身作为宗族榜样的难。以自身作为榜样的难处，又难在能让宗族反过来规范自身的难。所以，勇猛可以夺取三军，却不能施加于九族；力量可以对抗万乘之国，却不能轻视至亲。只看自身的行为如何罢了。杜子既然明白了“万物一体”的道理，以自身作为榜样，就不必担心推行时没有根本。一人倡导，众人都会跟随附和，让伯叔兄弟共同明白“万物一体”的学问。用所树立的榜样来概括杜子自身的行为，一体相承，绵延不绝，人伦将从此得以彰明，风俗将从此得以端正。合并公产，用实际行为来推行，不仅仅是作为条文粉饰的工具，这才足以称为改善风俗。所以我乐于称道这件事。

《太平县杜氏族约》序

我阅读泾阳杜氏的族约，才知道教育家族是有方法的。教育家族根本在于修身，心是修身的根本。抱着六尺之躯却不知道这颗心是什么东西，醉生梦死，那就离禽兽不远了，所以首先提出认识本心。身所施行的，必定先在家中进行，所以其次提出厚待伦理。伦理彰明然后才有礼，所以其次提出端正礼教。礼义产生于衣食充足，所以其次提出勤勉本业。然而必须节俭然后财物才能积聚，所以其次提出禁止奢靡。财物积聚必定有争执，所以其次提出平息争讼。争讼不止，必定导致贫困，贫困就会想着盗窃，所以其次提出消除盗贼。消除盗贼必定有其源头，所以其次提出设置义仓，这样条约就完备了。想要实行这些约定而没有聚会来联络人心，就会涣散而没有统属，所以以崇尚聚会作为终结。

作为父兄的人以此作为教育，就是贤明的父兄；作为子弟的人以此作为学习，就是贤明的子弟。想要父兄子弟贤明，必定根本于讲学，才能正心修身以整治家庭，凡是所立的约定，自然能谨慎遵守而不失误，没有勉强不能坚持到底的祸患。古人所说的，必定有《关雎》《麟趾》那样的情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不然的话，能在显明处禁止而不能在隐秘处防范，能在暂时时强制而不能长久维持。所说的空有法度不能自行，自己不能宽恕而能明白他人的人，是没有的。杜氏要努力啊！

书贞俗卷序

万历丁丑年秋天，我赴阳羡的聚会，与各位朋友谈论学问，言及风俗，聚会中有人举出吴母守节的事作为话题。我说：“怎么样？”回答说：“吴是阳羡的大姓，是讲究礼法的家族。吴母屠氏，丈夫名叫駰。成年后嫁给吴家。二十六岁时丈夫去世，没有子女。娘家的亲属可怜她无依无靠，认为坚守节操不容易，劝她改嫁，母亲坚决拒绝，哭着说：‘天啊！我作为妇人只知道从一而终，不知道其他。你们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来玷污我，只有死而已。’娘家的亲属相信她的志向不可改变，不再强迫。母亲更加以节操自誓。穿着白衣独居一室，绝不闻问内室之外的事情。当时，丈夫的伯父和叔父都没有子嗣，有人劝她越序立爱（过继儿子），母亲宁愿空着等待，爱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十年后叔父生了儿子达可，按伦常顺序应该立嗣，母亲才露出笑容说：‘我的丈夫有后人了。’立刻抱起襁褓中的婴儿，抚摸提携，辛苦备尝，别人认为难以忍受，母亲却安然处之，毫无忧愁。最终使她的儿子品行操守修养良好，达到有所成就，这是母亲训育的恩德。时间久了，冰霜般的节操，显扬于宗族乡党，闻名于官府。五十岁时，直指使者按照制度上疏请求表彰，天子批准，旌表她的里巷，人们都以此为荣。母亲说：‘我作为妇人只知道表明这颗心以等待生命终结，其他不是我的意愿。’现在老了，所坚守的更加坚定。这是后世风俗中美好的德行。”

我听了，怅然说：“像这位母亲，只是顺从天性的自然，始终操持，无所为而为，可以用来验证学问了。自从圣学不明，世间的儒者认为学问在于读书，学问在于效仿先觉者的作为，未免依赖见闻，模仿格式套路，不能自信其心。自然的机趣，于是郁结而不通畅，弊端已经很久了。母亲只是顺性而行，一毫不依赖模仿外在的东西，不因为荣辱改变情感。所以说‘可以用来验证学问了’。”

母亲本性纯朴节俭，珠玉绮绣，一点也不喜欢穿戴，只擅长织造衣襟。早晚率领众婢女治理丝麻，半夜才开始安歇，无论寒暑都不间断。达可君担心她劳苦，跪下请求阻止她，母亲说：“我难道是迫于饥寒，不知道自我安逸的人吗？只是人情劳累则善心生，安逸则邪僻杂念容易侵入，所以寄托心意于此。也将以此教育家人，所谓乐此不疲。”妇人的情感，容易沉溺于亲近的人，必定暗中厚待娘家，至于没有子女，这种情感尤其严重。母亲对于娘家，一概以义裁断，很少有所假借。母亲生平嗜好少，所以疾病也少。即使有轻微病症，也很少用药，尤其不迷惑于巫术祈祷。说：“医生和巫师，都是世俗的情态。我是未亡人，即使死了，能跟随先人在地下，就足够了。”这更是通达之人难以做到的。

达可君以进士出身，来任会稽县令，政务闲暇，来拜访我谈论学问，请教师门良知的宗旨。我说：“只相信本心以遵循天理，不被见闻格式所混杂，不被荣辱所改变，不被世俗情感所移易，这才是真正致其良知，不学之学，暗中契合于道的人。风俗是教化的基础；节义是风俗的征兆。你从政，在家庭中寻求老师已经足够了。”君又问：“贞节

译与贞烈相比，谁更优秀呢？”我说：“这都出于内心所安，不能用优劣来评判。有的人慷慨赴死，有的人从容就义，不过是因为难易不同罢了。”于是拿出仲山子《贞俗图卷》，嘱托我写一段话放在卷首，以使其长久流传。我为它写了序言后归还给他。

译《督抚经略》序

我阅读司马克斋李公的《督抚经略疏》，从而认识到儒者是有实际用处的学问。学问如果不切实用，就叫做腐儒。那些浅薄拘泥、偏狭琐碎、拘谨鄙陋，仅仅不敢超越规矩半步的人，对世间有什么补益呢？然而如果使用人才却不源于学问，行为放纵轻率、震动不安，行事没有根本，虽然拥有宏大的谋略和盛大的声誉，一时之间光辉耀眼，但就像没有根的树木、没有源头的水，疏漏泛滥，干枯枯竭是立刻可以等待到的。君子不看重这种情形。懂得这一点，才可以议论古人治理国家的功业了。

李公年轻时怀有奇异的志气，英明睿智、洒脱不拘，不拘泥于习俗。等到他听闻良知的教诲，立志追求圣人的学问，入仕以来，致力于建功立业。辅助宣扬礼乐，慷慨地将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而才能足以实现它。他坚持正道行事，以致触怒了权倾朝野的宰相，在州郡藩臬等职位上徘徊辗转将近十年，才升迁为御史中丞。不久，北方边境被敌人入侵，京城周边戒严，刚被朝廷征召，随即又遭忌恨阻挠，退回家中闲居又过了十多年。他潜心研究深奥的义理，积蓄更加深厚，大概是上天用来磨练他使他成就大业。

此前，从嘉靖三十四年到五六年间，倭寇屡次入侵，在淮甸一带纵横肆虐，大商贾和豪门大户，被焚烧抢劫得干干净净。虽然屡次派遣大臣率领军队出击，却始终没有成功。近来朝廷大臣共同推荐，圣上心中记挂，特意起用李公并委以重任，授予他分掌军权、专事征讨的职责，在维扬开设府署。当时，承接衰败和弊政，百废待兴，士兵没有经过平时的训练，粮草没有预先储备，加上当年大旱粮食匮乏，饿死的人遍布荒野，李公以一人之身劳心竭力，在其中料理安排。人们习惯于安逸，起初觉得他严厉苛刻，时间久了才习惯并安心。倭寇发动叛乱，内部寇盗响应，百姓无法生存，将被迫跟随作乱，这不是好计策。李公招募士兵挑选勇士，严明编制，修整兵器，核查粮草，分屯列阵，展示威武。而他尤其急切地把救济赈灾、安抚百姓作为首要任务，因为整顿内部正是为了抵御外敌，考虑得很深远。

嘉靖己未年，倭寇大规模联合船队，分路入侵，东南地区震惊恐惧，况且当时正值漕运、皇陵和京城周边的要冲，关系重大，忧虑尤其深重。后来又有三沙的逃贼奔突前进，趁机合兵一处，尤其猖獗。众人正惊恐不安，李公指挥部署，应对而不慌乱，大概是因为谋划得很成熟了。从夏天到秋天，仅仅四个月，敌人前后到来的动不动以万计。李公抵御他们，估量敌情出奇制胜，胜算如同神助，百日之间，前后十多次获胜。大概敌人起初从海门进入，与他们决战，在通州、泰州之间有丁堰、马逻、曹庄等捷报，而瓜洲、仪真就没有被劫掠焚烧的警报。等到敌人向东奔逃，则有姚荡、庙湾、张庄、西亭等捷报，而凤阳、泗州就没有冲突的祸患。三沙的贼人向北渡河，从金沙奔逃，则有仲家庄、锅团、刘家庄、草堰茅巷墩等捷报，而京城周边就没有惊扰的祸患。瓜洲、仪真没有警报，粮船就能平安航行；凤阳、泗州没有祸患，各陵寝就能稳固安定；京城周边没有祸患，锁钥之地就能谨慎坚固，这些都是重大的计策。最终妖气扫除，江淮地区廓清，休养生息、修缮安宁，百姓有了安定的居所，直到今天还依赖着这些。所以说“李公谋划得很成熟了”。

往年敌人到来，小股入侵就小利，大股入侵就大利，最终没有谁能挫败他们的锋芒。现在敌人习惯于屡次胜利的骄傲，肆意深入，其数量是过去的数十倍，而军队的编制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却能兴起破败的军队、抵挡正嚣张的敌人并取得转战之功，过去的人率领军队而不能抵御的，现在一挥手就歼灭了，不是士兵有勇怯之分，而是将领的指挥，巧妙与笨拙不同。人们都惊讶地说“没想到儒者做将领，作用竟然达到这种地步”，不知道李公大概有根本作为依据，不是可以侥幸得到的。

曾经说古人治理国家的功业基于至诚，深沉广大，丝毫机制技能都不依赖而自然如此，所以说：“如果不具有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呢？”这是良知的妙用，是千位圣人的学问脉络。李公的成功，果真能完全出于此吗，大概难以知道。总之，志向坚定而才能充裕，积蓄深厚而发挥深远，培固根本疏通源头，指派畅通，虽然不琐碎地追求与古人相合，但治理国家的素志，并没有没有回报。

从前孔子引导弟子言志，对季路则嘲笑他，对曾皙则赞叹并赞同他，这难道远离常情吗？季路得到国家而治理，加上军队，因为饥荒，可以使百姓有勇气并知道技巧，固然不是空谈，与穿着素衣、安于常道、在沂水沐浴、在春风中歌唱，尧舜的气象相比，大小就有区别了。无用之用，其作用才开始神奇；无功之功，其功业才开始伟大。这不是轻易能做到的。有人说尧舜的事业如浮云过眼，李公的学问果真进步到这里了吗？他看待过去的功业，只是一时顺应时势罢了，固然不曾把这作为最高准则。而我与李公百年的心期，也在于彼而不在于此。

三锡篇赠宫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年春天，宫保制帅梅林胡公因为平定倭寇的伟绩，接受天子明确的命令，授予青■的官衔，赏赐围玉，暗赐锦衣，恩宠非常深厚。所有在交接任职之下的人，都在庭院中依次进献，用来颂扬胡公的德行，表彰胡公的功绩，彰显胡公的恩宠，大概没有不尽情表达的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私下认为，处于德行高位的人容易招忌，处于功高位的人容易懈怠，处于恩宠高位的人容易危险，古人深深以此为戒，于是叙述《三锡篇》，作为万一的辅助。

曾经读《易经》，师卦的九

译第二爻说：“在军中，吉祥。”《谦卦》九三爻辞说：“勤劳而谦逊，君子能有好的结局而吉祥。”周公凭借在军中的德行承受了三次赏赐的命令，这已经是承受了上天的恩宠了。勤劳而能谦逊，才能善始善终，这本来是周公应当尽力做到的，以期图报答未来的恩德。亏损与增益的流转变化，福祸好恶的感应，天地鬼神对于盈满与谦逊的警戒是清清楚楚的。大禹作为统帅，出兵讨伐那微小的违抗命令的有苗部族，按理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然而伯益陈述谋略，竟然有满则损、谦则益的告诫，大禹又因此拜受，大概是因为他深知天道是不可违背的。如今的俸禄、地位、名声、寿命，都是上天用来赋予人而人用来供养自身的。有大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就像拿着左券去索取寄存之物一样，这并不是心里刻意想要得到。舜的大德，气量如同太虚，从未有过一丝向外羡慕的心，他看待俸禄、地位、名声、寿命加在自己身上或离开自己，就像万象在太虚中交相变化出没一样，神奇与腐朽，不加拣择，也不觉得有所增减。所以终身吃干粮，穿着单衣，太虚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德行不如舜，气量不如太虚，未能忘掉向外羡慕的心，而对于那些用来供养自身的外物，却想要琐碎地追求完备，从而让自己陷入盈满的警戒之中，这也太糊涂了。角与牙齿缺损，翅膀依附而脚部亏损，在万物中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纵观三代以后的大臣，在成功之时善于处身而能保全性命以终获吉祥的有几个？俸禄丰厚的人可能在名声上晦暗，地位尊贵的人可能在后代上衰微，名声高的人可能在寿命上短促，而寿命长的人可能在俸禄上俭薄。这难道仅仅是德行不及古人吗？其实也是气化逐渐淡薄，人乘载其中，自然不容许追求完备。给予与剥夺、收敛与扩张，有时减损有时增益，大自然默默掌握着权柄。我们终身浮沉于大自然之中，只是不能自觉罢了。

译您从巡察使转任中丞提督，不久又转任司马总制。人们议论纷纷，嫉妒和诽谤之声不断。如今您的处境，在科举功名、才名声望、功勋名声这三方面，都足以让您显达尊贵，但一旦突然升迁，同僚们都屈居您之下，内心难以完全平服。况且权力地位越重，责任就越完备；经费浩大，行迹就越容易引人怀疑。凭一人的私情，独断六七省的刑罚与奖赏，恩惠与怨恨就容易横生；凭一人的力量，回应千万人的祈望，恩泽往往难以普遍施及。怀着不平之心，加上求全责备之意，那么嫉妒、猜疑、诽谤的到来，本来就不可能避免，也不是人力所能趋避的。

您自担任要职以来，已有数年，处理繁杂事务，心力交瘁，虽然屡次建立奇功，但也屡次陷入危机。自古豪杰担当大任、成就大功，没有不是从忧患中得来的。只因为您心地仁慈、气量宏大，平生以宽厚自处，从未有过仇视万物、伤害他人的念头。恪守诚信，思虑顺当，鬼神确实会保佑您。所以每次遇到凶险都能获得吉祥，因败局而转为功绩，您确实是福泽深厚的人啊！在新任命尚未下达时，当权者还有暂缓奖赏的议论；等到任命下达后，人们也有怀疑您将被任命为使相的想法，这些您都无法参与决定。您面对这种情况，只应当小心谨慎地反省自责，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借鉴《易经》和《尚书》中的告诫，审慎观察气运变化的征兆，衡量成功与处位的迹象，谦虚退让，内心感到不足，好像难以胜任。不仅不应该产生荣耀自满的念头，也不应该有追求更多利益的奢望，这才足以回应人们的议论而挽回天命，这就是所谓君子有始有终而吉祥。

您的天性本来就近乎大道，内心平和坦荡，外表不拘小节，虽然身处战乱纷繁冗杂之中，也从未荒废学问。平时从容自然，情感虽然舒畅却不放纵；面临变故时警惕畏惧，意志虽然压抑却不屈服。气度能容纳众人，看似浑厚却明辨是非；机智能料敌制胜，看似显露却深藏不露。至于在忙碌中批阅公文，在醉意中应酬交际，即使在仓促混乱之后，也能复核无误，成百上千件事从未遗漏一件。如果不是内心主宰凝定而条理分明，是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的。

您自称学问未能深入细节，不希望我们用精微的学说去冒犯您，这尤其显示出您把握住了学问的大处。先师曾说：“治学贵在有序，先要理清大略，然后精微之处才能穷尽。就像诸葛亮读书先观大旨，并非没有见解。否则，反而容易沉溺于琐碎，就不是善于学习的人了。”那么您大概就是所谓善于学习的人吧？虽然如此，精微之处怎么可以不穷尽呢？舜的德行如同太虚一样广大而不被外物牵累，是因为他能洞察危险与细微之处，从而达到精纯专一的功夫。细微是圣学的根本，不掺杂人心杂念称为精，纯粹符合道心称为一，精一之后才能达到虚静，达到虚静之后才能忘却牵累。所以说“舜拥有天下而不参与”，意思是拥有却不居功。您的学问，如果真的能进步到此境界，也将与舜为同类，而三命之宠以及诸般福物，也将无限度地赐予您了。我了解您最深，所以对您期望更切。这些随意陈述的话，固然也有警戒之意，期望帮助您德行有始有终。您也会接受我的这些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