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序例上

译草木虽然没有知觉，尚且还要借助灌溉，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难道不需要凭借保养来维护自身吗？然而保养身体的道理有很多，简要地说，它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调养精神，二是爱惜元气，三是防范疾病。忘却情欲，摒除机心，保持恬静淡泊、虚静无为；远离世事而保全真性，内外都不寄托于外物。这样精神就不会在内耗损，外界境遇也不会从外部迷惑自己；真一之气不受杂扰，精神自然就会安宁了。这就是调养精神。守持元气的根本，固护精气所归的真气，使三焦各安其位，忘却六贼的扰害；当认识的境界已经空寂，便与万物同体相契合，这样元气自然就会安定了。这就是爱惜元气。饮食要合乎时宜，寒温要适度，出行和居处都不要触犯八种邪气，醒着和睡眠也不要勉强自己；这样身体自然就会安适了。这就是防范疾病。这三件事都很容易实行，但人们自己认为难以实行，因而不肯实行。这样一来，长生的方法自然难以实行，人们很少真正重视和奉行它，最终便永远失去了长生的机会。因此疾病交相侵袭，人与天地相和的状态顿时丧失。圣人怜悯人们，所以借助保养和救治的方法，又辅以祛除疾病的药物，使有知觉和无知觉的一切生命都能达到长寿之境。因此，国家编撰了《圣惠方》，校正了《素问》，重新订定《本草》，另行编成《图经》。至于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及《千金》《金匮》《外台》之类的著作，也都清楚地陈列在国家藏书中。如今又考察、选取天下的医生，补授名位和职务，分别隶属于各个官署，普遍救治世人的疾病和苦难。这大概都是圣德完备的君主，将天地最深厚的仁德汇合起来，厚待万物、滋养众生，广泛施恩于天下。所以田野之间没有被遗弃而无人知晓的药物，世上也没有无法辨识的疾病。然而《本草》的两部著作中，撰写的人有的拘泥于自己的私见，失于相互考订比较，以致学习的人在查考依据时，不能不产生疑惑。现在把各家的说法一并考察，结合实际情况；对于其中尚未穷尽道理的地方，再加以阐发，使其道理得到充分说明。例如东壁土、倒流水、冬灰之类。对于隐晦、隔断而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则加以阐明，使其中的真实情况显现出来。例如说水从菊花下流过便会变香，又说鼹鼠遗下精液落到地上便能生出幼鼠。文字简略而有脱漏的地方，就用证据加以考订，说明它的意义。例如玉泉、石蜜之类。因避讳而改换名称的，就恢复原名，以保存它本来的名称。例如山药是为了避本朝的讳而改名，唐代也有为了避唐代宗名讳而改名的情况。这样就能使是非归于一致，使治疗有依据，在查阅使用时清楚明白而没有疑惑。因此，我搜寻、访求和收集这些资料，前后已有十多年。采集各家长处，考察疾病苦痛，以及药物配合、收集和储藏等方面的功用，大体都已经周全。何况疾病是圣人都谨慎对待的事，不能把任何疾病都当作可以随意处置的事情，医生哪里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呢！我寇宗常说，疾病可以凭借的是医生，医生可以依据的是方剂，方剂可以依靠的是药物。即使知道疾病的虚实，也知道方剂是否适用，如果不能通晓药物的良性与毒性，辨明方剂使用的适宜时机，又把真药和假药混杂、新药和陈药错用，那么又怎么能够驱除道人陈宿所说的蛊病呢？唐代的甄立言曾任太常丞，擅长医术。有一个道人心腹部满闷烦扰，已经持续了两年。甄立言诊断说：“腹中有蛊，是误食了头发而造成的。” 于是让他服用一剂雄黄药，不久，他吐出一条蛇，大小像拇指，没有眼睛；把它烧掉时，发出烧头发的气味。道人于是痊愈了。还能让张果重新长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吗？唐代张果曾奉诏入见。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听说喝下堇毒而没有痛苦的人，是奇异之士。” 当时天气寒冷，玄宗取来给他喝，张果连续喝了三次，颓然说道：“这不是桂酒。” 于是便睡下了。过了一会儿，玄宗看见他的牙齿已经焦黑收缩。张果回头向左上方取来铁制如意，把焦缩的牙齿敲落，藏在衣带中，又取出药物敷在牙龈上。过了很久，牙齿已经重新长出，整齐洁白，皇帝更加认为他神异了。这部书的写作宗旨，就是由此产生的。如今编排整理成书，谨慎地依照两部经典的分类体例，分门别类加以分析；又把序例扩充为三卷。其中名称虽有而意义已经穷尽的药物，也不再编入。至于《神农本经》《名医别录》《唐本草》中的先附、今附、新补、新定等名目，因为原书中已经著录，所以目录中不再逐一说明；全书仍编为二十卷，另有目录一卷，题名为《本草衍义》。如果博爱而重视卫生的人士，志趣与我相同，希望他们继续诠释修订这部书，以符合圣朝爱惜生命的德意。时在政和六年丙申岁记。“本草”这个名称，始于黄帝、岐伯。《补注总叙》中说，旧来的说法认为《本草经》是神农所作，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经典依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选举天下通晓方术和本草的人，各地用驿车传送，派他们到京师；这里虽然只见到“本草”这个名称，却始终不能断定它究竟是哪个时代写成的。《楼护传》又说，楼护年轻时诵读医经、本草和方术数十万字，“本草”这个名称大概就是在这里出现的。这种说法尤其不对。《世本》说：“神农尝遍百草，用来调和药物、救助人民。”然而其中也没有记载“本草”这个名称，这些说法都没有达到真正的道理。我曾读《帝王世纪》，书中说：“黄帝命岐伯品尝草木，制定《本草经》，创制医方，用来治疗各种疾病。”由此可知，“本草”这个名称始于黄帝、岐伯。《淮南子》所说的神农尝遍百草滋味，一天之中中了七十种毒，也没有提到“本草”的说法。由此可知，这部书出自上古圣贤；他们具有生而知之的智慧，所以能够辨别天下各种物品的性味，使之适合世人的疾病需要。后世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沿着这一方向加以补充，又增加了药物品种，直到一千零八十二名。（《补注本草》称为一千零八十二种，但其中一种药有分为两种用法的，也有分为三种用法的；这里用“种”字来表示名称，在意义上才恰当。） 可以说已经十分完备了。然而其中注释说明不够详尽，或者舍弃正理而另取他意的地方，往往很多。因此我推衍、采集其中遗留的意义，希望一定能够恰当；并不是认为自己足以阐明圣贤的本意，只希望对其中的缺疑有所补益。天地分判以后，能够生成万物的，只有五种气而已。五种气各有定位，于是五种味产生。五味产生以后，就会有千变万化，变化多到无法穷尽。所以说，生成万物的是气，使万物成形的是味。由奇数之气生成的，成形时就成为偶数；由偶数之气生成的，成形时就成为奇数。寒气使事物坚实，所以寒气所化的味可以用来使柔软之物坚硬。热气使事物柔软，所以热气所化的味可以用来使坚硬之物柔软。风气具有疏散作用，所以风气所化的味可以用来收敛。燥气具有收敛作用，所以燥气所化的味可以用来疏散。土是冲和之气所生成的，冲和之气能够使一切调和，所以土气所化的味可以用来缓和。气坚实就会强壮，所以苦味可以用来滋养气。脉柔软就会调和，所以咸味可以用来滋养脉。骨骼收敛就会强健，所以酸味可以用来滋养骨骼。筋脉舒展开就不会拘挛，所以辛味可以用来滋养筋脉。肌肉舒缓就不会壅滞，所以甘味可以用来滋养肌肉。先使坚硬之物变得柔软，才可以进一步使其柔软；先使收敛之物得到收敛，才可以进一步使其疏散。想要缓和就使用甘味；如果不需要缓和就不要使用。使用时不能太过，太过也会成为疾病。古代养生和治疗疾病的人，必定先通晓这些道理；不通晓这些道理，却能够治好人的疾病，这样的人大概很少。

译获得安乐的方法，在于能够保养身体；能做到保养身体的人，才能得到安乐。何况能够招来和气的药少，攻伐决除的药多，这一点不可不仔细考察。由此可知，人的生命必须借助保养，不能损伤和气，才能资助生命。刚一失去护养，疾病就会产生；如果处置治疗稍有不当，很快就会发生严重的变故。防范祸患必须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所以说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国家存续时不能忘记灭亡，这就是圣人预先给予的警戒。养护身体的方法，没有比守持中和更好的；守持中和，就不会有过度、耗散或不足的弊害。经典说：春夏秋冬四时的阴阳变化，疾病都是由于使用过度而产生的。这是因为不顺应自身的性质，却强行驱逐、追逐，勉强去做就会产生疾病。五脏所承受的气，各自大概都有一定的限度；使用过度而耗损，所以疾病就产生了。善于养生的人，既没有过度耗损的弊端，又能保守真元之气，哪里还会担心受到外邪侵袭呢？所以，善于服药，不如善于保养身体。如果不善于保养身体，那还不如善于服药。世上有些人既不善于保养，也不善于服药，疾病突然发生了，却把责任归咎于神灵和上天。唉！这也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难道能不谨慎吗？那些没有听闻养生之道的人，放纵自己的心志，违背了生养之道。把精神耗费在智巧机变上，把忧愁恐惧耗费在得失上，把劳苦身形耗费在礼节上，把自身和世事耗费在财利上；这四种追逐没有止境，心因此就会生病。竭尽力气使身体劳累，喧扰暴躁使气机逆乱，迎着风饮酒，放纵嗜食辛辣咸味，肝就会因此生病。饮食生冷，寒温失去适度，长时间坐着或躺着，过度饱食或过度饥饿，脾就会因此生病。呼喊叫嚷超过平常，与人争辩、争执和应答，冒犯寒暑变化，任意食用咸味和苦味，肺就会因此生病。长久坐在潮湿的地方，勉强下水，纵欲而使身体劳累，三田之气泄漏泛溢，肾就会因此生病。五脏的这些疾病一旦发生，所以还没有衰老就已经羸弱，还没有羸弱就已经生病；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加重，加重之后就必定死亡。唉，这些都是自己不加思考而招致的。重视卫生养生的人，必须谨慎对待这五件事，这样才可以终身没有疾病之苦。经典说：不要等疾病已经形成才治疗，而要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预先防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善于养生的人保养内在，不善于养生的人只保养外在。保养外在的人，使外表充实，以求身体快意、愉悦、光泽，把贪欲放纵情感作为要务，却不知道外在充实了，内在反而会虚弱。善于保养内在的人，使内在充实，让脏腑安定调和，三焦各自守在应有的位置，饮食也总是合乎适宜。所以庄周说：人最应该畏惧的，是寝席和饮食之间的事情；却不知道因此加以戒惧，这就是过错。如果能够始终这样畏惧谨慎，疾病又有什么缘由产生呢？长寿又怎么会不能实现呢？贤明的人在身体刚有变化时就能醒悟，愚昧的人直到疾病临身还不知道，实在令人畏惧。柔情难以系缚，却又不会自行断绝，所以不能不依靠智慧来决断；因此帷帐和屏障所代表的亲近欲望，不可不远离。这番话说起来极其浅近容易明白，但其中的事情却极难实行。大概是因为人的智慧浅薄鄙陋，不能胜过自己的贪欲。所以佛经说：各种苦恼的根源，都是贪欲；如果灭除了贪欲，还有什么可以依附呢？由此可知，贪欲不灭，苦恼也不会消灭；贪欲灭除，苦恼也会消灭。圣人的话说得浅近而意旨深远，不能不思考，也不能不畏惧。善于养护生命的人，不使精神劳累，不使形体困苦；精神和形体都安定了，祸患又怎么会招致呢？人的生命以气血为根本，人的疾病没有不先损伤气血的。世上有些未婚男子和未嫁女子，长期把忧思积存在心中，思虑过度，多会导致劳损。男子会先出现神色衰败，女子则会先出现月经闭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忧愁和思虑损伤心气，心受损伤，血行就会逆乱而枯竭。血行逆乱而枯竭，所以神色先衰败，月经也先闭止。心火既然受到疾病影响，就不能荣养它所生的脾土，所以不想吃东西。脾既然虚弱，肺金之气就会亏损，所以发生咳嗽；咳嗽既然形成，肾水之气就会断绝，所以四肢枯干。肝木之气得不到充养，所以容易发怒。鬓发会焦枯，筋脉会痿弱。等到疾病传遍五脏，最终就不可能不死；虽然一时未死，最后仍然会死亡。这种劳损在各种劳病中最难治疗，因为疾病起于五脏内部，没有痊愈的期限，药力也无法达到病所。如果患者自己能够改变心志，再用药物扶助调治，这样才可能在九死之中获得一线生机。这里只举这一种作为例子，其余各种劳病，都可以根据脉象和证候来治疗。治疗疾病有八个要点。这八个要点审察不清，疾病就不能祛除。如果不是疾病本身不能祛除，就是没有可以用来祛除它的方法。所以必须审察辨别这八个要点，才大概不会违背病情而误治。第一叫作虚，就是五虚。脉细、皮肤寒冷、气少，大小便泄泻，精神昏乱而不能进食，这就是五虚。第二叫作实，就是五实。脉盛、皮肤发热、腹部胀满，大小便不通，胸腹满闷昏乱，这就是五实。第三叫作冷，就是脏腑受到积聚寒邪的影响。第四叫作热，就是脏腑受到积聚的热邪。第五叫作邪，不是脏腑本身的正常病变。第六叫作正，不是受到外邪侵袭。第七叫作内，疾病不在身体外部。第八叫作外，疾病不在身体内部。既然先审察这八个要点，再参照六脉，审察判断疾病发生的根源，继而结合望、闻、问、切四诊来考察各项病情，就没有不能治疗的疾病了。所谓不可治，有六种过失：失于不审察，失于不相信，失于延误时机，失于没有选择医生，失于不能认识疾病，失于不懂药物。六种过失中只要有一种，就会成为难治之病。这不只是医生的过错，也是患者一方的过错。何况医生没有慈悲仁爱之心，患者又猜疑而轻视医生，这两方面彼此冲突，对疾病有什么益处呢？由此说来，医生不能没有慈悲仁爱之心；没有仁心就会招来祸患。患者也不能猜疑而轻视医生；猜疑轻视同样会招来祸患。只有贤明的人能够洞察事物的情状，各自采取安定和用药的方法，这也算是治疗疾病的一种说法。《合药分剂料理法则》中说：凡是方剂说使用桂一尺的，削去外皮以后，重量以半两为准。既然只说长度而没有说宽度，怎么就能直接以半两作为标准呢？况且桂就是树皮，如果说削去树皮以后使用，那就等于完全没有桂了。现在规定长度一尺、宽一寸，削去外皮上粗糙、空虚而没有味道的部分，大约重半两；然而终究看不出当初使用桂一尺的本意，这也是前人的错误。序例说，药物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以及寒、热、温、凉四气。现在详细考察它：凡是称作“气”的，指的就是香气或臭气。至于寒、热、温、凉，指的则是药物的性质。例如鹅条中说：白鹅脂的性质寒，不能说它的气也是寒；何况药物本来还有自己的药性。如果讨论它的四气，应该是香、臭、臊、腥，因此不能把它们配作寒、热、温、凉。像大蒜、阿魏、鲍鱼、汗袜，它们的气味就是臭。鸡、鱼、鸭、蛇，它们的气味就是腥。肾、狐狸、白马茎、近隐处、人中白，它们的气味就是臊。沉香、檀香、龙脑、麝香，它们的气味就是香。像这样，才可以用“气”来称说它们。序例中的“气”字，恐怕是后世抄写错误，应当改作“性”字，这样在意义上才恰当。

译现在人们使用巴豆，都把油去掉后直接生用。这一定是因为《本经》说巴豆生用性温、熟用性寒，所以想避开寒性而采用温性。他们不知道寒性并不足以避开，真正应当避免的是它的剧毒。何况《本经》完全没有去油的说法。所以陶弘景说：把巴豆炒到黄黑色；但这样也做得太过了。日华子说：与其炒，不如去掉心和膜，煮五次，每次都换水，各煮沸一次，这样最好。杏仁、桃仁、葶苈、胡麻，也不必炒到黑色。只需用小火炒到红黄色，就可以了。关于药物服用多少，虽然已有相关说法，例如一种药有一种毒性、服一丸如细麻子大小之类的规定，现在还应当另行讨论。因为人的气有虚有实，年龄有老有少，疾病有新有久，药物有毒性大小之别，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衡量，不能把某个例子一概当作标准。只是古人凡是制定条例，都是假设的例子，哪里可以拘泥于此而把它当作固定法则呢？《本草》第一卷序例说，犀角、羚羊角、鹿角，一概研成粉末，临服时放入汤药中。然而古今的用药方法中，有的生磨使用，有的煎取药汁使用。例如丸药中使用蜂蜡，是取它能够固护药物的气味，使药力完整充足，能够通过关膈而发挥疗效。现在如果把药物投入蜂蜜中调和，虽然容易制成丸剂，但咽下以后也容易散开消化，又怎么能够到达脏腑之中呢？如果其中还有毒药，就会反过来使人患病，岂不是不但没有益处，反而造成伤害，完全违背了使用蜂蜡的本意吗？至于桂心，难道还应当把上面虚软、甲错的部分削去吗？像这一类的问题，也都应当进一步详细考究。现在人们使用麻黄，都把它和其他药物一起捣碎。张仲景的方剂中，都说要去掉麻黄煎煮时浮在上面的沫。序例中说，先单独煮三两沸，撇去药沫，再加入与原来等量的水，然后放入其余药物；否则会使人烦闷。这很能说明使用麻黄的本意，医生可以遵循这个说法。但有人说：折去麻黄的节，使药材内部通畅，切成一寸长；不如切碎成豆子大小更好，这样药味容易煎出，也不会留下未发挥的药力。陶弘景说：药物有宣散、通利、补益、泄下、轻浮、沉重、收涩、滑利、干燥、滋润十种作用。现在详细考察这十种作用，为什么偏偏遗漏了寒、热两种呢？寒性药物可以祛除热邪，大黄、朴硝之类就是这样。热性药物可以祛除寒邪，附子、桂之类就是这样。现在特意补上这两种，以便把其中的宗旨说明完整。第二卷。序例中。人的生命，实际上只是阴阳二气聚合而成；如果不能调和阴阳之气，就会损害生命。所以《宝命全角篇》论述说：人凭借天地之气而生成。又说：天地之气相合，就把这种生命称为人；所以阳气使气化生，阴气使形体形成。游离的魂魄发生变化，这是阳气化生为气。精气凝聚而成为有形之物，这是阴气形成形体。阴阳二气相合，神明就存在于其中了。所以《阴阳应象大论》说：天地的运动和静止，以神明作为纲领和法则；由此可知，神明不能简单地归摄于阴阳之中。《易经》所说的阴阳变化不可测度而称为神，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精神不能过度使用，过度使用就会耗竭。形体不能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就会死亡。由此可知，精、气、神是人的根本，不能不谨慎地加以调养。聪明的人调养精神，爱惜元气，以此来固护生命的根本。世上有些人不谨守养生卫生的原则，动辄就触犯各种禁忌。既然已经触犯了养生的禁忌，就必须借助外在的方法保养救治，不能坐等死亡。《本草》这部经典，于是兴起了。既然知道保养救治的道理，就不能不穷究保养救治的具体方法，《衍义》于是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两部书虽然名称不同，道理却基本相同。如果想使有知觉和无知觉的生命都达到长寿之境，一概进入安乐之乡，只要符合这个宗旨，探求其中的意义就可以了。养护心神的方法不能忽视。六欲七情千变万化，来去没有定准；相关言语虽然极其简略，意义却无穷无尽，而用一颗心应对无穷的事情，不也是很劳累吗？如果心智不能明达，却不被外物损害，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所以通达明智的人，最终达到忘却心念的境界；心念既然忘却，六欲七情就不能再起作用。六欲七情不能起作用，所以内在的忧患不会产生。内在的忧患不产生，所以外来的祸患不能侵入。外来的祸患不能侵入，那么《本草》的作用，实际上就只是世上的“狗”而已。如果还不能通达这个道理、达到这种境界，那么没有不因六欲七情而产生忧愁祸患的。忧愁祸患既然发生，那么这部书一天也不能缺少。我是什么样的愚人，难道一定要让这种文章断绝人们的忧愁祸患吗？陶隐居认为，凡是把丸药、散药筛好以后，都应当再放入臼中，用杵捣数百遍；这样恐怕会使干燥的药末受到冲荡，不适合再捣，不如让力气大的人合力研磨为好。他又说：凡是在汤剂、酒剂、膏剂中使用各种矿石的，都要细细捣成粟米大小，也可以用葛布筛，使其均匀，再用绵布包裹放入药中；雄黄、朱砂之类，则要研成像粉一样细。现在详细考察：各种矿石即使是在汤剂、酒剂中使用，也必须稍微研细，药力才会完全煎出，疗效也会更快。临服时必须澄清过滤以后再加热煎煮，否则恐怕会遗失药力而不能见效。在汤剂、酒剂中这样处理还勉强可以；如果是在服食的膏剂中，难道也能研成粟米大小吗？不应当这样机械地制定条例，而应当在临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详细斟酌。又有人解释“咀”这两个字，《唐本草》的注释说是商量、斟酌，这是不对的。《嘉祐本草》又与陶隐居所说的解释相符，认为是细切，这也不对。儒家认为，这个字有含味的意思，就像人用口齿咀嚼，虽然把药物咬碎了，却不必研成尘末，只是让它含有药味而已。张仲景的方剂中常说“咀”，它的意义就是这样。有些患者既不通晓医药，又自行凭臆测度，这样做就会九死一生。有时是医生没有认清疾病，有时是被财势所逼，强行占断并进行治疗；这种情况，医生和患者都不能不加以察考。关键在于让聪明贤达的人掌握和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就没有不能救治的疾病，也没有不能取得功效的医治。世间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必须一一列举，以防备可能发生的情况。人的身份有贵贱，年龄有老少，疾病应当分别讨论。疾病有新旧、虚实之分，治疗原则也应当分别用药。大概人的心思就像面貌一样，各不相同。正因为人的心思不同，脏腑也各不相同。脏腑既然不同，却想用一种药治疗众人的疾病，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张仲景说：各地土地有高下不同，物产的性质有刚柔不同，饮食和居处也各不相同。因此黄帝提出四方地域的问题，岐伯列举四种治法的能力；面对疾病时，这两方面都必须审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