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南略卷之四　南都甲乙纪（续）

译马士英特意举荐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人。天启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属于魏党，被思庙钦定的《逆案》列入禁锢。阮大铖本来是马士英的房师；被废黜后，寄居金陵，与刘孔昭、马士英以及太监李承芳交往密切。马士英巡抚宣大时，因为总监王坤的弹劾而获罪。等到周延儒再次任相，阮大铖、马士英一同赠送万金请求恢复官职，受到舆论非议，只起用马士英任兵部左侍郎、提督凤阳；这是崇祯壬午年四月的事。到这时，马士英想办法报答阮大铖；刘孔昭在殿上的争执，也是因马士英而发动的。六月初六日（壬戌），马士英上奏说：“冒着获罪的风险特意举荐懂军事的阮大铖，应当赦免他过去的罪过，立即补任臣部右侍郎。”皇上答应了。当时马士英趁高宏图督理漕运、尚未入朝，便自行拟定诏旨：“赐给冠带，召入宫陛见。”满朝大臣都大为震惊。初八日（甲子），高宏图说：“阮大铖可以任用，但必须经过九卿会议。”马士英说：“经过会议，阮大铖必定会得到任用。”高宏图说：“臣不是要阻止任用阮大铖；按照旧制，京堂官必须经过会议，这样对阮大铖更加光明正大。”马士英说：“臣又不是收受了他的贿赂，还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高宏图说：“何必一定要收贿？交付廷议，天下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任用他就是了。”高宏图出去后，便请求退休。姜曰广《辞归疏》说：“臣先前看到文武大臣互相争竞，既惭愧自己没有调和的办法；近来又看到《逆案》被推翻，更惭愧自己没有能力预先阻止。于是使先帝十七年确立的原则，突然付诸东流；陛下几天前的明诏，竟像翻云覆雨一样改变。先帝的灵柩还没有冷，却增加了皇帝驾崩的凄凉；诏书墨迹还没有干，四方已经惊骇闻知。可惜所谓维新，竟然出现这样的举动。臣所惋惜的，是朝廷的典章礼制；臣所害怕的，只是流传千秋的公正舆论！” 初九日（乙丑），马士英为阮大铖上奏辩护，说：“魏忠贤的逆案，不能同闯贼相比。”并且竭力攻击高宏图、姜曰广、吕大器等维护朝廷局面的人，说：“对于自己所喜爱、把他抬到天上的人，就说先皇帝任用人本来没有成见；对于自己所忌恨、把他禁锢在深渊中的人，就说先皇帝已经定案、不可翻案。这样的荒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十一日（丁卯），给事中罗万象上奏说：“辅臣举荐任用阮大铖，或许是因为惭愧于世间没有懂军事的人；然而阮大铖实际上并不懂军事，恐怕《燕子笺》《春灯谜》就是他枕上的兵书、袖中的黄石公兵法了。伏请允许他陛见，以成全辅臣礼贤下士的心意；但禁止再次任用他，以杜绝邪人觊觎职位的开端。”御史詹兆恒上奏说：“钦定逆案中的那些人很久以来就图谋翻案，幸亏先帝圣明，在内心裁断，确实不可更改；陛下驻跸龙江时，为先帝遭遇变故而痛心，与诸臣抱头痛哭！百姓于是无不洒血捶胸，希望想着报仇。近来听说燕、齐之间，士绅都穿白衣戴白冠，呼喊先帝、仰天哭泣；驱逐杀死伪守，各自守卫关隘。这确实是先帝的恩德深入人心，国家的愤怒非同寻常，所以激发了他们的忠义。如今先帝灵柩还在夜雨中，坟墓尚未干；太子、诸王以及六尺之躯如今在哪里？国仇没有报，忽然召见阮大铖，还赐给他冠带，难道不是上伤在天之灵，下挫忠臣之气吗？” 十三日（己巳），吕大器上奏说：“先帝的血肉尚未冷，判词严明如日月星辰；马士英却悍然不顾，请求任用阮大铖！这不仅把吏部看得如同草芥，而且把陛下看得如同弁冕和发饰。”又说：“近年以来，温体仁、周延儒专擅权力，老成大臣凋零；一时之间庸碌奸邪之人败坏政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人才一时如云霞蒸腾而起；却没有想到马士英竟扰乱朝政！马士英难道不是因为行贿败露、被问罪发遣，又借着懂军事的名义而任凤阳督师的吗？如今却挟持重兵入朝，厚颜处在执政之地。南国一向和美安宁，只因一番挑拨，殿堂之上便喑哑而又叫嚣，把至尊的君主轻视成多余的装饰了。《逆案》一书，是先帝确定的防止乱贼的重大制度。可是马士英把阮大铖拉到皇帝面前，径直授予司马之职，排列安插自己的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人有什么功劳，忽然就升为尚书、宫保、内阁大学士？忽然又成为金吾卫世袭荫官呢？”郭维经上奏说：“《逆案》由先帝亲手制定，如今将要修纂《实录》，如果把此案抹去不记，那么先帝赫赫的英灵恐怕会留下遗恨，这不是陛下对待先帝的方式；如果记载此案，却又同起用阮大铖相互对照，那么当今与古今显然都难免留下过失，也不是辅臣爱护陛下的方式！只希望陛下爱护祖宗的法度，因此爱护先帝，也爱护先帝的诏令！” 十四日（庚午），兵部郎中尹民兴说：“熹宗在位时，崔呈秀、魏忠贤煽动叛逆，士大夫丧失廉耻、忘却君主，几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奸邪势力；以至于先帝末年，天子屈尊临朝，群臣有的匍匐拜求爵位，有的献策以求升荣，这都是不明白忠孝所造成的祸患。申明罪责、讨伐叛逆，是司马的职责。如今敢于在朝堂上抗颜直言的，却是‘逆案’中的阮大铖；即使向四方发布檄文，又怎能消除跋扈将军的气焰？古人破格求取人才，只说可以任用贪婪者、诈伪者，从未说可以任用叛逆者。既然‘逆案’可以翻案，崔呈秀、魏忠贤也可以得到抚恤，周延儒、钟惺等叛逆者都可以借口有才而宽免罪过了！” 十七日（癸酉），御史左光先说：“阮大铖是逆党傅应星的线索人物。这个野人杀害了我的兄长光斗以及魏大中、杨涟；马士英冒着罪责特意举荐他，明知道今后再不会有人追究他的罪责。皇上如果不改变先帝的政令，难道我能忍心忘掉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恨吗？” 十八日（甲戌），詹兆恒进呈魏党钦案的原本，御史陈良弼进谏，劝阻不要翻‘逆案’。当时怀远侯常廷龄、太仆少卿万元吉、御史王孙蕃等人都说‘逆案’不可翻、阮大铖不可任用；但皇上全都不听。马士英自我辩解说自己只是谈论兵事；皇上安慰马士英，严厉斥责科道官员。《甲乙史》说：‘阮大铖于六月初八日入宫觐见，详细陈述自己蒙受冤枉的缘由。’《编年》说：‘阮大铖奉召对答，完整提出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项策略，又陈述“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全都符合皇上的心意；最终任命他为江防兵部尚书。’ 九月初一日，柳祚昌催促补授阮大铖官职，皇上立即命令加注为兵部右侍郎；仍然禁止朝臣把持阻挠进谏。刘宗周说了这件事，皇上严厉斥责他。黄澍用笏板击打马士英的后背。黄澍，字仲霖，徽州人。丙子年参加浙江乡试，丁丑年考中进士；授任河南开封推官。因坚守城池有功，升任御史，巡按湖广；监督左良玉的军队。

译甲申年宏光帝即位，六月二十日（丙子），黄澍与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一同入朝，请求召见对答。入宫见到皇上后，黄澍当面指斥马士英专权奸邪、贻误国家，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皇上十分感动，回头对高宏图说：‘黄澍所说句句有理，你要记住。’又召黄澍到御座前，黄澍更加列举马士英的罪过；马士英一句也不能辩解。何志孔又上前帮助黄澍，说马士英有许多僭越无上的事情。秉笔太监韩赞周呵斥何志孔退下，说：‘御史论奏政事是他的职责；内臣参与议论，实在有伤国家体制。’马士英也跪下请求处分，正好跪在黄澍面前，黄澍便用笏板击打他的后背说：‘我愿意和奸臣一起死！’马士英大声呼喊：‘请陛下看清此事！’皇上摇头不说话。过了很久，皇上对黄澍说：‘你暂且出去。’韩赞周命人拘押何志孔；皇上私下告诉韩赞周说：‘马阁老应该自行退避。’马士英于是称病，把直庐里的器物全部搬走出宫。福王府旧日的宦官田成、张执中两人把金银分送给他们，向皇上哭着说：‘皇上没有马公就不能即位；如果驱逐马公，天下人都会议论皇上忘恩负义。况且马公在内阁，诸事都不用烦劳皇上，皇上可以优闲自在。马公一旦离去，还有谁会再挂念皇上呢？’ 皇上默然不语；田成立即传谕马士英，让他赶快入宫当值。随即下旨说：‘何志孔本应受到重罚，首辅急忙替他求情，充分显示了高雅的气度；姑且饶他一命，革职为民。’当时有歌谣说：‘要放纵奸臣，必须种田；想装聋作哑，不要追问马。’ 黄澍论列马士英的十大罪状。奸邪的总督有十条可以斩首的罪状，谨慎地详细列出，以请求圣上裁断，也用来接受公众的评议。我痛心看到乱贼猖狂，国家和宗庙失守。幸而皇上顺应时运中兴，大举讨伐。臣只是一个小臣，如果闭口不言、苟且容忍，难道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和官位吗？只是臣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性情刚烈，不顾利害，以至于冒犯权势。臣今天说也会死，不说也会死；说出来，马士英必定杀我；不说而苟且偷生，我不死在贼人手里，也必定死于兵乱。反正都是死，臣便敢冒死说出来。这个奸邪总督自从任职数年以来，有功而无罪，臣认为他有十条可以斩首的罪状。凤陵只剩下一抔坏土，那是国家发祥的地方；马士英受先帝知遇，本来应当为此生死以赴。可是他巧妙推卸重任，竟然做了兵部尚书；这样会给万世以后留下皇上轻易抛弃祖宗的名声：这叫不忠。不忠的人，可以斩首。国家刚刚遭遇大难，人们都抱定必死的决心，要为先帝复仇。马士英做了两年总督，居处肥美、享受优厚，有什么劳苦可言？他在圣明的君主面前，动不动就说自己劳苦多年：这叫骄横怠慢。骄横怠慢的人，可以斩首。奉命讨伐献贼，却从未迈出蕲州、黄州一步；奉命讨伐闯贼，却从未迈出寿春一步。他拖延岁月，以致贼势猖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叫贻误封疆。贻误封疆的人，可以斩首。献贼的兵部尚书周文江引导贼兵攻破楚省，教唆献贼攻打江南；等到左良玉军队收复蕲州、黄州之后，周文江□金朝以入而参将之荐夕以上：蒙蔽先帝，□害地方：这叫勾结贼人。勾结贼人的，可以斩首。市井恶棍黄鼎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马士英恩德的，便利用他的参谋冯应庚，私自铸造闯贼的银印一颗，上面篆刻‘果毅将军印’，谎称是从贼人手里夺来的，飞马报给先帝；马士英受到丰厚赏赐，黄鼎等人都加授副将。如今麻城士民有歌谣说：‘假印不除，真官不来。’这叫欺骗君主。欺骗君主的人，可以斩首。皇上中兴，是人心归附、上天赐予的结果。马士英却□然把这看成‘没有我就不能办成’，开始居功自傲，后来必定蔑视皇上；他眼中没有朝廷，已经很久了。金陵人有歌谣说：‘如果想要天下太平，除非杀了马士英。’这叫失去众人、丧失等级秩序。失去众人、丧失等级秩序的人，可以斩首。马士英平生极其污浊、极其贪婪，清议之士都不屑与他为伍。幸亏他手腕圆滑，偶然从‘逆案’中逃脱。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一天忘记；一旦得志，便特意举荐同党阮大铖。阮大铖在朝廷是逆贼，在家乡是匪类，即使三尺高的儿童看见他走过集市，也一定会唾骂他。马士英第一次登上奏事之列时，曾对人说：‘我要掌握朝廷权力，必须先从任用阮大铖开始。’魏党遗留下来的祸害，至今仍很严重；他们竟敢蔑视侮辱前朝，捏造诬陷先帝。考察马士英的所作所为，他恨不得把地下的逆党重新召回，与他们共同谋划：这叫制造叛乱。制造叛乱的人，可以斩首。他克扣军粮，使自己的家业肥厚、士兵的供给削瘦；平时不能施恩于军队，临事时又怎能用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便挟持君父来向人要挟；借皇上的名义，为自己请求免罪寻找门路。各镇忠义之士奋发自强，人人都愿意报答明主；皇上体恤民间的劳苦，破格施加特别恩典。马士英却动辄说：‘这些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请的。’‘善事应归于君主’，这句话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叫炫耀欺骗、奸诈作伪。炫耀欺骗、奸诈作伪的人，可以斩首。宫殿空寂，长江浩荡；马士英不听说加强宫禁警卫、严密防守江面的命令，却把马匹、兵器和营垒安置在自己的私宅，以防不测。用这些来保护金帛，是多么聪明？用这些来守护陵园，是多么怯懦？用这些来壮大自己的豪宅，是多么蛮横？这叫无道。无道的人，可以斩首。他上对不起二祖、列宗，下对不起天下百姓；全国人都想杀他，连狗猪都要丢弃他的残余。以奸邪手段满足自己的跋扈私欲，以要挟君主作为卖国的开端：这就是十条可以斩首的罪状。马士英有这十大罪状，即使皇上念及他新近的功劳，打算让他不死，也应当削去他的职衔，责令他迅速回到原任，广泛联络声援者；这样或许可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回应亿万百姓的议论。然而他的奸诈狡猾日益加深，巧言狂妄、肆意逞强，这难道是尧、舜时代可以容忍一天的人吗？伏乞皇上大振君权，把臣的奏言交给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员公正议论。如果臣所说有一句涉及欺骗，皇上就杀臣，以此作为嫉妒功劳、残害能臣、诬蔑大臣的警戒；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也请求立即杀掉马士英，以此作为奸邪误国、大逆不忠者的警戒。臣还要再说一件事：臣昨天进京，看见吏部侍郎吕大器曾上疏参劾马士英，臣还没有看到完整的抄本；总之，吕大器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人。他性情刚愎，自以为是，反复无常。臣从前在都门，曾与台臣王燮一起联名上疏参劾他；臣到了九江后，很鄙视他的为人。昨天马士英指称臣有党羽，今天必然会拿臣与吕大器结党作为题目；所以臣特意把这件事明白地揭破。臣是言官，明知祸害所在却已与死亡相邻；但关系到职守，不能不争辩。马士英即使早晚杀臣，臣也甘之如饴。因此补写奏疏，直截陈述事情始末，字数稍稍超过格式；只请皇上自行裁断施行！

译七月初二日（丁亥），命令黄澍立即返回地方，办理承天、襄阳的收复事务。当时黄澍接连上了十道奏疏，其中多有指斥马士英的内容。宏光帝不得已，多次传谕让他前往楚地；黄澍才离开。总览他前后的各道奏疏，确实很像古代名臣的奏议，既有胆量，又有见识，落笔精妙绝伦。然而他这样直言不讳、毫无顾忌，是因为有左良玉作为依靠而显得分量很重；马士英不敢立即斥责黄澍，也是害怕左良玉。否则，吕大器一参劾马士英，便有‘退休离去’的旨意，或者被刑部逮捕审问；皇上又何必爱惜黄澍、忌惮黄澍而放任他前往楚地呢？黄澍的申辩奏疏。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黄澍为马士英诬陷自己的奏疏申辩说：‘麻城的劣生周文江是献贼的兵部尚书，引导献贼攻破省城。有一个被锦衣卫遣戍的刘侨，托周文江向献贼进献美女、玉杯、古玩，价值数万金，献贼便任用刘侨为锦衣卫大堂官。等到左良玉收复蕲州、黄州，刘侨剃发私自逃走；不久又送给马士英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今年四月，马士英委任黄鼎代理麻城印务，麻城人声势汹汹，几乎发生动乱。乡绅请臣前去弹压，刘侨献银三千两资助军队；臣批示说：‘正苦于没有粮饷，真应当羞愧于拿钱财去献媚贼人。仰即收存！’臣的话已经含蓄地讽刺了他。臣回到武昌后，黄鼎代刘侨解送银一千两、玉带两围、奇异的帽子一顶；臣又批示说：‘军中没有妇人，要珠冠有什么用？大功尚未完成，不需要玉带。仰即变卖，接济军饷。’臣巡按地方衙门的收支，都有主管官员存档。马士英拿刘侨的私信来作证，请他试着命人把臣原来的批文呈上来观看，那么清白与污浊立即就能看出来了。’ 九月二十六日（辛亥），楚宗朱盛浓上疏诬陷黄澍毁坏制度、侮辱宗室、贪污受贿、激起变乱；马士英很高兴，提升朱盛浓为池州府推官。内批说：‘逮捕黄澍，交刑部审问。’黄澍没有到案。十月初八日（壬戌），黄澍上奏申辩；其中说：‘朱盛浓害我不只是剥皮之类的酷刑，何至于让我跋涉千里到宫门前叩头申诉？’ 要逮捕黄澍而黄澍不来，马士英的权势已经不能在南楚的臣民中施行了。第二年左良玉起兵的事情，已经在这里显露了征兆。附记：乙酉年清军大举攻下徽州，闽相黄道周在徽州高堰桥抵抗；从早晨到傍晚，斩杀、俘获清军很多。黄澍因为是当地人，熟悉桥下水深浅不一的情况，秘密引导大清骑兵三十人从浅滩渡过，突然袭击闽军后方；闽军骤然看见，惊骇异常，于是溃败。徽州人没有不唾骂黄澍的。后来黄澍在闽地任官，谋划攻打郑成功的家属，以致造成边境祸患，于是被罢官。朱统{金类}诬蔑攻击姜曰广。七月二十六日（辛亥），南昌建安王府镇国中尉、吏部候考朱统{金类}上书，诬蔑大学士姜曰广有污秽行迹，在拥立皇帝时明显怀有异志；奏词牵连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等人。这原来是马士英想排挤史可法，以独占拥立之功；刘孔昭想除掉史可法，以便专门任用田仰，因而策划一网打尽；阮大铖替他起草奏疏，交给朱统{金类}上奏。奏疏送入后，高宏图票拟‘彻查治罪’。皇上坐在内殿，召辅臣入见；皇上厉声说：‘朱统{金类}是我的一家人，为什么要从重拟罪？’并且责备高宏图上疏召史可法回朝是不对的。高宏图据理抗辩，马士英独自默不作声。皇上每次说话都必定向左边看田成，显然有人在暗中授意。二十九日，朱统{金类}参劾姜曰广谋反；高宏图、姜曰广都称病闭门不出。礼科给事中袁彭年驳斥这道奏疏说：‘祖制规定：中尉上奏请求，必须先写具启文，请亲王审查讨论是否可行，然后由亲王批示，携带奏疏上奏。若是吏部候考，则与外廷官员相同，应当由通政司封送进呈。如今为什么能径直、从什么渠道，直接送到御前？这不过是含沙射影、明显攻击，捕风捉影；陛下应当加以禁止。臣是礼科官员，事情涉及宗室藩王，都有权执掌奏议。’皇上没有追问。通政司刘士祯说：‘姜曰广刚劲耿直，坚守正道而不阿谀；无论居乡还是入朝，都有公正的舆论。朱统{金类}是什么人？兴风作浪、喷吐污血，掩耳盗铃，越过职司飞递奏章；这才是真正最奸险的人，怎么可以容于圣明的时代！’这些意见皇上都不听。刘泽清捏造四镇联名奏疏，弹劾姜曰广、刘宗周图谋危害社稷；朱统{金类}又上疏攻讦姜曰广、雷演祚、周镳，这道奏疏仍然出自阮大铖的草拟。马士英拟旨说：‘逮捕雷演祚、周镳等人。’当时雷演祚正在服丧，寄居金陵；周镳是阮大铖最痛恨的人。有人想效法刘孔昭，在同乡大官身上显示自己的狠辣手段，一时之间暗中排挤；而马士英借此逼迫高宏图、姜曰广离职罢去。陆朗、黄耳鼎上疏攻击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结党欺君、把持朝政，没有人臣之礼；不久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分别获准退休离去。户科吴适上疏说：‘姜曰广、刘宗周历事五朝，忠贞之心、光明的节操，时间越久越坚定；应当赶快赐令留任。’皇上不听。熊汝霖论述因意见异同而产生的恩怨。吏科熊汝霖说：‘臣看目前的大势，即使只是偏安一隅，也还不可能稳固。“兵饷战守”四个字，竟被改成了“异同恩怨”四个字；朝廷之上，黑色和黄色交相争斗。仅仅因为一两个人的任用或罢免，开始涉及勋臣，接着涉及各地镇将。巩固边防、开拓疆域的方略，全都不谈；只是专门忙于舌头和笔锋，实在可笑。而且先是因为隐藏私帖驱逐旧臣，随即又因为疏远藩王而参劾宰辅，接着又喧传要恢复厂卫，使人心惶惶。辅臣姜曰广忠诚正直，天下人共同敬仰；如今却有小小臣僚，是替谁驱除？听谁指使？况且听说上疏不经过通政司，那么结纳内廷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内外交通，飞递奏章告密；墨敕斜封，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事情如果不严厉追查，以杜绝将来，必定会造成厂卫之害：蛮横的人借此树立威势，狡黠的人借此谋取私利，人人都可以被说成叛逆，件件事情都可以拿来钻营求取。缙绅遭受的惨祸不用说；即使小民的鸡犬，也不得安宁：这样还能够治理国家吗？先帝十七年忧劳勤政，并没有失德；却一旦遭受这种奇惨之祸，仅仅因为厂卫这一件事，就难免使府库、臣民都怨恨。如今正是创建基业的开始，就像养育婴儿一样，调护十分困难；

译怎么可以马上摧折它呢？陛下试着思考先朝为什么失去天下，就会知道今天应该凭什么取得天下。先帝起初深切顾念宗藩，但听说敌寇来临便先逃走，谁为社稷而死？保举换授，尽是祸害百姓；那么今天怎样才能使投机钻营之风不萌发、使宗室藩屏有所依靠？先帝厚待武臣，但临阵败死、奋勇杀敌的人十个中没有一两个，叛变、投降、跋扈者接连不断；那么今天怎样才能使赏罚恰当、恩惠和威严容易施行？先帝委任勋臣，但官舍选拔、训练之事任凭他们饱食安逸，京营精锐士卒徒然成为贼人的名册；那么今天怎样才能使父亲留下的事业有用、消除外来的敌氛？先帝选任内臣，但小忠小信本来没有什么用处，甚至开门迎敌并到处喧传开门；那么今天怎样才能使权柄不被旁人操持、恩惠有适当的余地？先帝提拔任用文臣，但边疆有才能的督抚谁来防御，超越资历升迁的宰执却成群到贼廷跪拜；那么今天怎样才能使所任用的人一定贤能、贤能的人一定得到任用？’奏疏送入后，马士英票拟旨意说：‘这家伙把朕指作什么样的君主？从重处置；姑且罚俸三个月。’ 九月初九日，姜曰广退休回乡。十月二十日，授予朱统{金类}京官，不久补任行人；这是因为他的奏疏使姜曰广被逐。朱统{金类}说：‘必须把我的总宪职位还给我！’ 吴适陈述革新政治的五件事。吴适上疏陈述革新政治的五件事：“第一是取信于诏旨：朝廷发布诏令，是为了向臣民彰明示意，使他们知道遵守。近来因为事变纷繁，前后的政令相差悬殊。任用人才的途径，开始还谨慎，后来却混杂不清；诛讨叛逆的法典，起初严厉，最后却变得宽纵。已经下令禁止陈请乞求，但夸耀功劳、诉说冤屈的奏章每天都在增加；已经重定爵位赏赐，却请求荫封、乞求封爵的人越来越贪心。镇守将帅屡次被责令进取，却迟疑不前；军需屡次督促运输，仍然像过去一样拖延。想要使这些事情统一，应当重视君王的言语。从今以后，凡是奉行明确的诏旨，都务必使皇上发布后臣下完全遵守，不要再犹疑不定。第二是考核人才：人才是治理之道的根本，想要有好的结果，首先必须慎重开始。近来典籍和资格无从查考，金钱却能打通门路，人人都想钻营求进。刚刚做官就希望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许多官员借着题目在军中活动；每次增加监督考核，追逐利益的谋划便更加急切，推卸责任的手段也更加精巧。起用废官时香花毒草一同进用，出现空缺便在夜间钻营求取，以致推荐奏牍日益增多，请示奏事日益勤快。从今以后，求取人才务必宽广，任用人才务必核实；宁可严格一些，少任用不当的人，也不要任用之后因误事而悔恨。第三是储备边疆人才：将帅的谋略，难道一定都出自武职途径吗？比如唐代的节度使，文武兼用，内外相互调任，大概是平时就储备人才的缘故。请命令内外那些出身寒微而有才德的人，若不讲求韬略，就不要录用；通过征辟、荐举选拔的人，若没有军旅才能，就不要擢用。对于技艺、勇力、骑射，每天都加以训练和要求，共同激发仇敌之心，以振作长期积弱的士气。第四是伸张国法：陷入北方敌境的各位臣子已经有了定案，只怕这些人搬运金钱请求翻案。既然已经宽恕了其中不死的人，来彰明皇上的浩荡恩德；尤其应当进一步追究那些还企图被任用的人，以表明臣子的重大防线。第五是明确言官的责任：祖宗设立六科，和六部互相配合。因此除了纠察弹劾之外，还有抄录参劾的职责；补救缺失、拾取遗漏，务必尽心竭力。如果六科只求充数占位，那么白简只贵在空悬，抄发奏章就成了一个小吏的事情；这难道是先王设置官职的本意吗？希望陛下赶快采纳正直的言论，付诸施行；不要使批答虽然勤劳，实际效果却毫无显现，这些建议所能起到的帮助并不小。”奏疏送入后，皇上没有理会。马嘉植陈述确立国家根本。吏科马嘉植陈述确立国家根本的事情：“第一，改葬梓宫；第二，迎接奉养国母；第三，访求东宫、二王；第四，祭告燕山陵寝。作为君父，应当亲自承担贬损身份的责任，尊敬奉养并不是出于乐意接受；作为臣子，应当痛切悔过自责，难道还期望富贵吗？茅屋虽然简陋，也不要加以修剪；有人以劳民伤财的事情来引导，就不要听从。除经略武备之外，其他事情也可以一概节省；有人以安逸享乐的事情进献，也不要听从。” 贺世奇谈论应当慎重施行刑罚和赏赐。刑部侍郎贺世奇上疏说刑罚和赏赐应当慎重：“像吴三桂那样奋勇血战，和李、郭二人功劳相同，授予爵位才没有愧色。至于只在口头上报国，难道就一定是国家的屏障吗？既然在河边拥兵，为什么不拿来抗击敌人？恩赏的等级已经太多，功勋的名声却没有建立，冒滥授官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奏疏上呈后，只是批示知道了而已（《遗闻》记载作贺世寿）。李谟奏陈臣子的义理。国子监典籍李谟上奏说：“今天各位臣子能够时时刻刻把自己看作先帝所斥责的罪臣，才可以建立常法、铭记功业，成为陛下真正的功臣。前些日子在宗庙朝廷上的争论，几乎成了闹市喧嚷；恐怕流传到远近，不免会产生轻视朝廷的念头。原来拥立皇上的事情，皇上不应把取得帝位看作利益，臣子又怎敢以定策之功自居；何况还轻率地加罪于镇将，在义理上很不安。镇将侍奉先帝，没有听说取得晚年的功效；侍奉陛下，也没有听说建立显著的战功。按实际情况，他们也属于应当戴罪的行列；却把定策之功给了他们，这怎么能心安？如果说劝进有奏章，足以抵得辅佐之功；或者说是为了勉励他们抗击敌人，称誉稍微过分也无妨。然而名与实的区别，怎能轻易给予！汉光武帝时的邓禹，尚且悬挂着‘受任而无功’的评价；唐肃宗时的郭子仪，尚且亲自到宫阙请求贬降。愿陛下诏谕各位大臣：立定志向，率领内外臣民，努力图谋赎罪；一定可以大大慰藉先帝殉国的英灵，也差不多可以承受陛下延及后世的赏赐。至于一概授予的勋爵，都应当辞谢免除，以彰明臣子的义理。至于诏令，应当合乎体制，不要因为大臣而过于繁多；臣下拜见君上应当严肃，不要因为上下交好而稍有逾越；冠缨等礼服器物值得珍惜，不要因为近侍而稍加宽免。这样以后，纲纪才不会坠失，君主的威权和恩惠才会日益隆盛。” 陈子龙请求广泛任用忠良、慎重对待名位器用、任用贤能不要有二心。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请求‘广泛增益忠良’，说：“黄道周触犯权臣奸佞，受到的构陷极其深重；先帝震怒，祸患将不可测。群臣百官都互相告诫而闭口不言，只有涂仲吉以孤身背囊，奔走万里之外，到宫阙上书，因此被杖责并投入狱中。狱吏为了迎合上意，施以酷烈拷打；涂仲吉至死不屈，以此彰明黄道周的冤屈。这即使比起王调贯戴着刑具为李固申诉、杜仲舍生救李云，也不过如此。幸亏先帝圣明，使他们都得以免罪。宪臣刘宗周过去因为在朝廷争辩而离开国家，孝廉祝渊毅然请求挽留；先帝已经从轻议罪。后来奸臣挑动激怒，又征发执槛军；虽然他与涂仲吉所受祸患轻重不同，但为国家爱惜贤才、舍生取义，原则是一样的。涂仲吉赴戍之时、祝渊被征逮之日，臣都有机会同他们交谈。涂仲吉沉静深远，绝不因树立名声而自鸣得意；祝渊谦抑温恭，只是越职进言并主动承担罪责。他们偶尔收到馈赠，也丝毫不肯接受。如果把他们置于台谏官员之列，一定能够上补君主的缺失、下除奸邪。”

译《遗闻》说：‘因为兵部侍郎解学龙上疏推荐，内批说：“升任原任户部主事叶廷秀为都察院堂上官，监生涂仲吉、生员诸永明为翰林院待诏。”叶廷秀、涂仲吉、诸永明都是有侠义节操的人，先帝在位时曾申救黄道周，因此被投入狱中、杖责、充军。’《甲乙史》说：‘七月二十六日（辛亥），涂仲吉、诸永明一并授任待诏。’ 陈子龙又上疏请求‘慎重对待名位器用’，说：“陛下历尽艰险南返，随从官员有多少？卫士和宦官寥寥无几。如今皇位已经登上，来投奔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如果不阻止这种趋势，哪里才是尽头？必然会有人夸耀辅佐拥立的功劳，各家都急切怀有追随皇帝的念头；这会损害体制、危害政事，不是国家的福气。鼓励功劳、诱导善行，只有依靠爵禄赏赐；一旦轻率滥授，以后将没有止境。丰沛旧人、只会舞文弄墨的小吏，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忌讳的；如今朱紫官服充满门户，貂裘蟒袍坐满厅堂，更加违背国家典章。建立政权的开始，唯愿陛下慎重把持！以后如果确实是服劳有功的人，只应赏赐金帛，不应授予爵位，以免留下《曹风》中‘不称’的讥讽，触犯《大易》关于‘负乘’的戒条！” 陈子龙又上疏请求‘任用贤能不要有二心，授予爵位应当公正’：“第一，宪臣应当召回。宪臣年老成熟、清廉正直，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他进入国都，寄居在萧寺，却不能见皇上一面。陛下正传谕大臣同心协力、共同济事，恐怕宪臣性情刚直，在奏对时又会产生意见分歧。然而臣认为，陛下由此产生了‘怀疑畏惧君子’的机心，恐怕君子会产生携手同归的想法；黄道周这一类人，都将犹豫不前。陛下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第二，计臣应当特别任用。计臣清廉端正、敏捷干练，为百官所佩服。但古代制度是授爵于朝廷，必须和众臣共同议定。墨敕斜封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万一将来有奸邪乘机钻营、左右近臣先行荐引，铨选官司来不及议论，宰辅来不及知道，竟然从内廷直接降旨授予。臣等如果不争，幸进之门就会日益打开；臣等即使争论，也已经有了前例。建立国家的开始，臣愿陛下慎重把持。” 奏疏送入后，皇上全都不听。奏疏中的‘宪臣’疑心是指刘宗周，而‘计臣’则是指江阴人张有誉。《甲乙史》说：‘七月二十五日（庚戌），户部尚书周堪赓长期不到任，中旨传令升任吏部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大学士。高宏图认为没有经过会推，缴还诏命；得到圣旨说：“特别任用，出自朕的裁决。”张有誉清廉谨慎，受到人们称许；马士英借此打开传旨升任的幸进之门，为阮大铖铺路。吏部给事中章正宸封还中旨，竭力争论；皇上不听。因此姜曰广、陈子龙等君子都极力论说此事。’ 姜曰广论述中旨。祖宗会推的制度，是为万世确立而没有弊端的法令；斜封墨敕造成的覆辙都还在眼前。臣看先帝的善政虽然很多，但以坚持‘逆案’最为盛美；先帝的弊政有时也会出现，而频繁发布中旨就是祸乱的开始。任用阁臣通过内传，任用部臣、勋臣通过内传，选任大将、言官也通过内传。其他的不值得一一列举，只说其中最严重的：他所得到的阁臣，是迎合君主、祸害百姓、奸诈吝啬而刻毒的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以及苟且偷生、投降贼人的魏藻德等；他所得到的部臣，是阴险邪恶、贪婪狡猾的陈新甲等；他所得到的勋臣，是竭力阻止南迁、把守御力量全部撤掉的李国桢；他所得到的大将，是纨绔而支离无能的王朴、倪宠一类；他所得到的言官，是贪婪无赖的史{范土}、陈启新。这些人全都是排除众议、由中旨简任的，后来造成的结果也都看得见。况且陛下知道内传产生的缘故吗？总是因为鄙陋之人热衷于求取仕进，一旦被公论排斥，便到内廷乞求怜悯。他们通过线索互相勾连，内中自有窍门；门户被摧毁后，又巧妙地编造说辞。内廷只看见他们可怜的样子，听信他们片面的话，于是不能不受到鼓动；有时他们把事情秘密报告给皇上，又得到皇上的意旨，转而授予官职。于是平台召见对答，只要几句话投合心意，立即就能取得官职，仿佛登台演戏一样。臣从前对这种弊端非常痛心，也曾在讲论经艺时陈述过；只是没有来得及畅所欲言，至今仍暗自遗憾。先帝已经因为错误而受害，陛下难道还能再次犯错吗？天威在上，宫禁事务秘密而严密；臣哪里能事事争辩。但愿陛下在深宫有空闲时，温习经书，间或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来阅读；看看周宣王、汉光武帝为什么最终能够恢复先世的伟业，晋元帝、宋高宗为什么最终习惯于偏安；诸葛武侯出师南蛮时，为什么反复把‘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作为论说；李纲奉命抵御敌人时，又为什么切切强调‘信任君子，不要追问小人’。如果能够认真思考，一定能够发扬圣明的本性。陛下与其任用臣的身体，不如实行臣的言论；不实行臣的言论而只任用臣本人，就好像蓄养牲畜来供人役使、供人宰割一样！” 吴适请求忧劳勤政、节制财物并爱惜民众。户科吴适上疏请求‘忧劳勤政、节制财物并爱惜民众’。他说：‘国耻尚未洗雪，陵寝已经成为废墟；豫东收复遥遥无期，楚地、蜀地的摧残更加严重。旧有的部队刚刚草创，任何事情都还没有办成；千疮百孔，忧患和危机纷纷聚集。何况京畿以南各省到处遭遇旱灾；加上臣下之间的消长多有忧患，将帅之间又因利害冲突而结怨。伏望陛下始终保持警惕和勤勉，同时遵循祖制：早朝、午朝、晚朝三次勤于御临经筵，并询问时政；亲近儒臣，朝期不要再随意传令免除。又要亲自崇尚俭约，安于茅屋而减少营造工程；严格对待爵禄赏赐，重视名位器用；即使一丝一毫也必须体恤，以便帮助军队兴举。凡是不合规制的征收，一概下令停止；遭受灾害的地方，确实核查后酌情缓征。贪官一定惩处，蛀虫般的胥吏一定诛杀。巩固根本的计策，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 沈胤培请求建立中宫、举行经筵、确定朝廷礼仪。

译礼科沈胤培上疏请求‘建立中宫、举行经筵、确定朝廷礼仪’，说：‘如今后宫没有失职失仪的警戒，崆峒也少有询问治道的谋议。轻佻的笑谈有时被借来迎合追随皇帝的人，但帘幕深远、朝堂高峻的名分没有彰明；是非有时被市井传闻混淆，阴阳消长的关键令人担忧！陛下如果真能想到自身是祖宗托付的身体，先帝的大仇一天没有复报，九庙神灵就一天感到怨恨悲痛。要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应当先从宫闱开始；因此选立中宫是第一要务。经筵已经奉有明旨，更应当急切举行。可以召词臣询问经史，也可以召部臣考察政治，同时不时令台谏官员陈述得失。皇宫中处理万机稍有空闲时，应当阅读《资治通鉴》及本朝《宝训》等书，以了解前代兴亡的事迹、祖宗达到治平的原因。至于朝廷礼仪缺漏很多，重大典礼还不完备：例如朝门本不应奏乐却奏了乐，各衙门应当上奏事务却不上奏。凡是这一类事情，都应当加以申令整饬。’ 章正宸论述铨选政务。吏科章正宸指出铨选政务的问题：‘第一，名位器用应当慎重：拥立定策的人已经重重赏赐，其余人自行请求叙功，就会使官职增加十倍。即使搬运金钱也不能供应刻印的费用，难道能免除“瓜果”之类讥讽吗！第二，职掌应当专一：任用官员的事务独归吏部；如今有咨送的，有荐拔的，有直接奏请索取的，吏部尚书的职务还剩多少？第三，封疆事务应当严肃：文臣、武臣共同负责边疆，如果不斩杀误国之臣，就无法激发报国的士气。第四，废弃官员的起用应当整饬：爵位尊重，人才才会受到鼓励；法度严守，士人才能知道感恩。屡屡起用废官，却不安静听取意见；难道没有听说律法规定“罢免的官员不得进入国门”吗？’（《甲乙史》） 宋劼奏疏略文。监军佥事宋劼上奏说：‘臣民如果只图在江界苟且安定，恐怕不是保卫江界的办法；群臣如果只求保全富贵，恐怕也不是保全富贵的办法。’又说：‘人的一生只有这些时日，人的一身只有这些精力。古代贤人珍惜每一分光阴，运砖砌墙、闻鸡起舞，都是把筋骨劳作在有用的事情上。’ 祁彪佳请求革除三项弊政。御史祁彪佳上疏论述时政，说：‘洪武初年，官员和百姓有犯罪的，有时会被收捕关押到锦衣卫。高皇帝因为其中有非法凌虐的情况，二十年后便焚毁锦衣卫的刑具，改由送交刑部审理：可见祖制原本没有诏狱。后来却把锻炼罗织罪名当成功劳，把构陷他人当作事务；虽然名义上说是朝廷的爪牙，实际上却是权奸的鹰犬。口供都是逼迫勒索而来，罪案听从指挥决定；即使满朝都知道冤枉，司法官司又有谁为他们平反宽释？酷虐惨烈等同于来俊臣、周兴，平反却从来没有徐有功、杜景俭：这是诏狱的弊端。洪武十五年，把銮仪司改为锦衣卫，专门掌管皇帝出行、侍卫等事务；从未有缉捕侦事的职责。到了后来设置东厂，才开始有告密的端绪：收银钱便制造案件，得到贿赂便出售刑法；飞扬的诬告往往牵连善良百姓，赤棍一打便造成数万之多。招供承认的罪状全都来自吊拷，怨愤充满京畿。想要断绝贿赂，贿赂反而借此更加盛行；想要追究奸邪，奸邪却没有稍稍清除：这是缉事的弊端。至于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本来是祖宗以忠厚立国的根本；但逆瑾掌权后，才开始有脱去衣服受杖的刑罚。刑法不归司法官司，杖责往往牵连正直大臣；本来没有可杀的罪，却造成了必死的刑罚。何况朝廷徒然得到拒绝进谏的名声，天下反而把受刑者归入忠义的声誉。每当鲜血溅到玉阶、肉块飞上金殿，朝班中人都脸色惨白，精神恐惧动摇；即使随后颁发抚恤录用的恩典，他们也已经魂惊骨削了。这难道是圣明盛世的美好风气吗？这大大破坏了君臣之间的情谊和名分：这就是廷杖的弊端。伏乞陛下严令禁止并革除它！’ 袁彭年请求革除厂卫。八月初七日，礼科袁彭年上疏说：‘高皇帝时，没有听说设有厂。相传文皇帝在位十八年时才建立东厂，命内官主管；但这件事正史中没有记载。只是大学士万安曾推行过，也没有听说特别以缉捕侦事著称。此后在成化年间第一次兴盛。然而西厂的汪直，过了一年便被罢撤；东厂的尚铭，有罪便被斥退；在当时已经不能称为纯正的治理了。到了正德年间再次兴盛。邱聚、谷大用等人相继掌权，都依靠逆瑾煽动暴虐；酿成十六年的祸乱，天下骚动不安。天启年间又一次兴盛。逆魏造成的祸害，几乎危及社稷；这是近事中清楚的鉴戒。除此之外，历代圣主都没有这样的记录。厂卫的兴废，世道的治乱也随之而来。近来先帝朝也曾任用厂卫访察缉捕，但当时世上没有不经营钻营就能得到的官职，内外也有不必跋涉便能传递的贿赂。因此，逃避法网的方法，反而从秘密罗网之地布置出来；作奸犯科的事情，又借助那些揭发奸邪的人来实行。开始还只是借送手帕、礼物进行交际，属于人情往来的常态；后来却变成数以万计的赃贿，形成极其严重而无法回头的局势。这难道不是因为奥援的途径越来越隐秘而专擅，传送的关节越来越曲折而耗费吗？最终，刁钻的风气受到煽动，官长不能依法管束胥吏，徒隶反而可以胁迫他们的尊长；这不能不革除。’ 奏疏送入后，皇上斥责他狂妄悖逆、沽名钓誉；降三级，调任浙江按察司照磨。

译陈子龙奏疏略文。十八日，兵科陈子龙说：“中兴的君主，没有不亲自冲在士卒前面的，所以才能光复旧有基业。陛下进入国都已经二十天了，人心懈怠放纵，和太平时期没有两样；竟在将要沉没的船中唱清歌，在被焚毁的房屋下痛饮：臣实在不知道这样下去最终会成什么样子！这一切开始都是由于姑息一两个武臣，以至于各种政令都因循苟安、姑且维持；臣对此非常寒心！” 史可法请求实行征辟 史可法请求实行征辟之法，以疏通铨选政务的困窘。奏疏说：“国家在江北设置四藩，并不是为了谋求江左一隅的偏安，而是要先稳固根基、养成力量；向北是为了恢复神京，向西是为了澄清关陕，希望一举而恢复全盛。圣明的君主在上，忠义之士遍布人间；君父的仇恨和耻辱格外深重，天下人的心都争相奋发。军队中的武臣，没有不把消灭贼寇、为君父复仇作为念头的。乘此时机大举进兵，荡平贼寇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所忧虑的是，兵戈纷乱之中，已经没有百姓了；没有百姓，拥有疆土又有什么好处？所以现在选择官吏并不比选择将领次要，拯救乱局没有比拯救百姓更优先的。所谓得到一个贤能的守令，就如同得到胜兵一万人；得到一个贤能的县令，就如同得到胜兵三千人，正是说今天的情形。然而今天的守令实在难以说了。即使在北都还未陷落以前，求得牧守的事务已经非常紧迫，也不是没有破格升迁任用的，可曾收到真正得到人才的实效吗？地方有难易，缺额有冷热，官员无不设法营求逃避。至于兵荒之后破败残缺的地区，竟仓促地交给庸人，这难道是白面书生所能胜任的吗？如今人才已经告急，资格又受到拘束，东南缺员本来就不少，怎么还能再填补西北的缺额，使人不至于感叹人才如晨星般稀少呢？因此铨选之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得不改为征辟。过去保举的人大多是贪慕利益，所以跑得快的投机钻营，真正有才的人反而裹足不前。如今西北是危险的地方，越危险就越人人想逃避；但真正出于为君父着想、发誓要除掉凶贼、洗雪耻辱并把功名流传千载的人，才会开始挽起衣袖相互跟从，请缨出征、奋发而起。臣认为应仿照保举的办法，通行各省和直隶的抚按、司道，以及在京的九卿、科道官；如果确实有才干胆略过人、能够担当极其危急乱局的人，不拘资格，每人各举一人，起送到京；给他路费，让他到臣军前效力，酌情补任守令缺员。任满考核两年，平级升任好地方；三年考选，优先提升为京官。有平定祸乱、恢复疆土，功劳特别显著的人，立即授予节钺或京堂之职，以表示酬劳和鼓励。如果各官因避嫌而不肯举荐，就听任有关科道官指名弹劾，予以重罚。如果有人才能败坏却想借机逞强，到了臣军前，也应考验其真实才干，一并录用。再如江北、山东、河南一带，有能够保护一方、受到百姓推重服从的人，即使是他的桑梓之地，也可以权宜直接任用。总之只求皇上施恩破格，授予臣便宜行事之权；臣决不敢滥用非人，反而耽误进取大事。听说逆贼所到之处，常常带着许多人，得到一个州，就设置一个州官；得到一个县，就设置一个县官。小人不懂顺逆，愿意被他们任用的人总是很多。何况正值国运重新振兴、贼寇将要消灭之际，必定会有勇武而有德、存心报国的人云集而来，辅佐中兴。臣拭目以待。” 这是千古以来的良法，所忧虑的只是奉行它的不是适当的人，夹杂着私心，结果刚刚举荐便又立即废止罢了。李清奏报国家用度难以支撑 工科李清说：“天下之中，秦、晋属于贼寇，燕、代属于清军，兖、豫已经成为敌我之间无人管辖的空隙地带，闽、广能够供应京师的已经没有多少；徽州、宁国的力量耗尽于安庆、芜湖两处抚辖之地，常州、镇江的财用又用尽于京口两镇。能够供养军队并向上缴纳的，只有苏州、松江、江南、浙江。况且从前是拿天下供给天下，还不足；如今只拿一隅之地供给天下，能有余力吗？营建、制造仪器等事务件件增加，怎么支撑得住呢？” 张捷论述民心和国运 十月十五日，张捷说：“先帝统治末年，民心、军心、士子之心、将吏之心，没有一个不败坏的。归根到底，都是朝廷中各位大臣先败坏，其他种种事情也因此而来。重金贿赂所到之处，使人不知道还有法纪。把科场当作垄断牟利的地方，把文字文章作为互相勾连的工具。贪官污吏搜刮掠夺的财物，豪绅强横之士欺骗逼迫所得的利益，愤怒的将帅和骄横的士兵淫乱抢掠所得的财物，全都聚成毒害施加给百姓。民心既然离去，国运也随之衰败；而惨祸最终波及先帝。” 考察张捷的奏疏，十分符合当时的情景；但他后来入朝执政，只知道徇私阿党，毒害反而更加严重。古人之所以感慨眼前祸患，正是这个缘故啊！吏科奏报计典 二十六日（庚辰），吏部张某奏道：“近来官位和任所没有定规，挨次举荐而接连升进；有人用金钱寻找职位空缺，钻营求取没有止境。照这样下去，往年的计典还可以翻过来不究察，明年连计典也可以不设置了。” 吴适陈述日讲、午朝两件事 《补遗》说：十月初一，户科吴适上疏陈述“昭事之实”：“一是应当实行日讲：请敕令确定日期，使博学多闻而有道德的大臣早晚在皇帝身边，考询经史，虚心采纳意见；还应取《祖训》《大诰》等书，时时省察阅览，作为占卜吉凶的借鉴。一是应当举行午朝：使阁部大臣以及台垣中的散秩官，都能够亲自接受皇上的清问；就在回答问对之余，采集百姓疾苦以疏通民间隐情，核查功过以勉励疆臣，辨明是非以贬黜邪佞。”奏疏呈入后，没有得到省察采纳。游有伦奏报国事混乱 十一月初二日（丙戌），御史游有伦奏道：“今天国事混乱，人们不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明知君子进退不苟且，所以反而用含沙射影的言辞激怒他们，使他们赶快离去；甚至还有普通人都不忍说出口的话，竟在君父面前冒犯进言。他们把皇上看成什么样的君主呢！台省中稍有弹劾纠察，就指责为结党；彼此告诫而闭口不言，真所谓‘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了。” 当时黄耳鼎、陆朗、朱统〔字形疑误〕等上疏攻击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等人，众人都获准告假离去。所以游有伦才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是抗直进谏了；不过其中有一句尤其骂得马士英一伙奸邪小人痛快。钱增请求疏浚刘家河

译户科钱增上疏请求“整治水利”，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的水，以太湖为腹部，以大海为归宿，以三江入海作为血脉。自从吴淞江淤塞、东江水道变得细小以后，只剩下娄江这一支水道。而娄江的下游七十里处叫刘家河，是娄江入海的通道；东南各地的水全靠它归入大海，不至于横流泛滥，正是承受水利灵长之益。元代时，刘家河最深，运粮船和市舶船都聚集到这里。近来河口沙涨淤塞，于是向东流的水反而转向西边；一点水也流不进去，灌溉没有凭借。加上年年旱灾，平坦的田野干裂如龟背，人和牛都站着枯槁；即使辘轳水车排列如林，又从哪里能向海神求助呢？不过这只是就旱灾来说。万一发生大水，七郡洪流如倒河翻峡，震泽无法容纳；水势四处漫溢，必定把七郡的田地房舍冲成沟壑，到那时城郭和百姓更无法问及。东南数百万的财赋全都被冲入逝去的水波之中，这对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 苏松巡按周元泰也说刘家河急需开挖疏浚，工部主事叶国华又上疏请求疏浚吴淞江；两件事都奉旨说：“交给该部审察议定。”（见《遗编》） 史可法奏报官员太多并无益处 史可法说：“如今江北有四藩，有督师，有抚按，有屯抚，有总督，官员不能说不多了。敌寇一齐到来，曾经有丝毫益处吗？臣近来到了扬州，一时聚集在城中的，有总督、提督、盐科，酬酢应对繁杂，府县都疲困不堪。如今又增加监督，人人都可以剥削商人，商人的资本全被亏损；新的征收不停，利益却归于豪强奸猾之徒。由此造成的不足和祸害，朝廷实际上是自己承受的。” 吴适论述云雾山 乙酉二月初六日，太监李国辅请求前往云雾山开采，朝廷命他加速乘驿前往。给事中吴适上疏说：“云雾山，就是所谓封禁山；纵横数百里，北面通徽州、池州，南面连接八闽，东面抵达衢州、严州，西面与信州相接。唐、宋以来，这里常常成为盗贼的巢穴。山中深谷穷渊，虎狼相接；险阻一望无际，没有道路可以攀登。而且此地连接祖陵龙脉，是神京的右臂；历代禁止砍柴放牧，‘封禁’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英宗初年，曾派官员进山采木；于是地方上的讹诈棍徒互相煽惑，狐假虎威之辈趁机抢夺小民财物，招引匪类，一同肆意劫掠；又有许多内外官属供应物资的费用，使数县因此困窘，百姓无法生活。靠近山地的良民，终于像鸟兽一样四散。大盗邓茂七等聚集数万人，借此作为巢窟，攻城杀害县令；调集四省兵力讨伐他们，十四年后才平定，奉旨‘照旧封禁’：过去的祸患实在可以作为鉴戒。这座山地界连接四省，境地彼此不同，内部被高山阻隔，外部又多绝谷，山势绵延重叠，道路崎岖难行；封禁已久，开凿十分艰难，这是第一项不便。林莽高深，重重山嶂叠叠峰峦；毒蛇猛兽繁殖滋生。一旦开伐，它们奔突狂噬，伤人一定很多，这是第二项不便。山谷幽深隐秘，远离寻常地区；水路不能通船，陆路又难以运输；纵使把矿产等物运送出来，谁能使神灵替人运输呢？这是第三项不便。驿传往来骚扰，有司困于供应物资，谁来筹措正常赋税？而且吏胥借公事行私利，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耕田的小民弃本业而追逐末业，虚耗岁月；土地有荒芜的忧虑，劳役又有大量死亡的危险，这是第四项不便。兴盛王朝的一举一动，天下都仰望它来判断安危。如今却因为一件无益而有害的事，特意派遣重臣，动摇人心，使四省陷于危难；流传青史，遗讥后世，这是第五项不便。远近听到消息，必定会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争相营造巢穴；囤积居奇以招致祸患，而约束又没有力量。这是让盗贼重新滋生、杀戮再次出现，这是第六项不便。况且臣询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说：‘此山地脉连接陵寝，自正统初年开伐以来，导致地脉受伤，终于酿成土木之变，泄漏山川灵气，这是第七项不便。’列举这些方面，都是有害无利；伏愿陛下采纳取舍！”李国辅也上疏请求中途撤回，都没有获准；后来驰往察看，果然如吴适所说，事情遂告停止。李国辅是大司礼韩赞周的养子；韩赞周是宦官中正直的人，因痛心时事而闭门休假。李国辅当时在宫中，每逢事情都进行匡正补救；当时人把他看作张永一类的人物，马士英却把他视为眼中钉。于是马士英通过亲信，以开采之事欺骗李国辅，准备奏疏请求前往；其实马士英根本不在意开采。李国辅提督勇卫营，操练禁军，等到奉命前往浙江，马士英竟夺取勇卫营的印信，授给自己的儿子马锡；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掌握兵权，时局如何也就可知了。吴适的奏疏发表后，马士英于是对他深为痛恨。他直言不讳，虽然因此触怒了权相，却使自己的身躯轻如一片叶，而名声重如高山。万元吉论述边疆事务的奏疏 太仆少卿万元吉上奏“边疆事务经不起再次败坏”，奏疏说：“臣在方郎任职，承蒙简拔任命，负责监军江北。如今辞别皇上即将前往，有一点愚见，不敢不向皇上陈述。臣私下认为，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没有超过宽与严的，道理在于二者兼济；官吏制度没有超过任用和听议的，义理贵在相互辅助。先皇帝刚开始统治天下时，惩治逆党专权，削弱了元气；委任臣工，极力实行宽大政策。群臣习惯于此，争论意见的是非，却忽略筹划长远、防备祸患。大患当前，束手无策。先帝震怒，一时宵小之人便乘隙而入，夹杂推行严厉之说：凡是告密、廷杖、加派、抽练等新法，全都实行。使朝中的人无暇补救过失，民间的人再也无法安生。随后号称振作，于是内外不得安宁，国家多有事故；十多年间小人实行严厉政策的效果，明明白白就是这样。先帝对此悔恨，于是更加崇尚宽大，把以前的规条全部反过来；天下人以为太平可以实现。群臣又想着争相收受贿赂，肆意欺骗蒙蔽，所作所为每况愈下；再次触怒圣上，诛杀开始兴起，宗庙社稷相继覆亡。大概群臣的罪孽，往往乘先帝宽大时滋长；而先帝的严厉，也往往是被群臣玩忽激发的：这就是宽严的使用偶然偏向一端。

译去年孙传庭拥兵关中，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宜轻率出兵，出兵必然失败；但已经有人提出迟疑观望的议论了。贼寇渡过黄河后，臣立即和阁臣史可法、姜曰广说：‘赶快撤出关宁的吴三桂，让他沿途迎击，可以取得一次胜利。’先帝召见对答时，也曾谈到这件事。然而已经有人提出收缩土地的议论了。后来贼势炽盛，廷臣劝说南迁、劝说带太子到南都监国，言语没有选择，实际上也只是权宜应对；然而已经有人提出邪妄的议论了。事后看来，人们都追悔违背这些意见而导致误国；假如事情侥幸没有失败，大家一定又会佩服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坚守常经。天下的事情没有全然有害的，也没有全然有利的，大多都是这样。当局者害怕没有全利的弊端，谁敢违背众议而独自行动；旁观者只看到没有全害的好处，必定强迫别人听从自己！近年来督抚频繁更换，专门看重贿赂；边疆将帅的功过，全都依据个人意见判断，而抵御敌寇的实际功业一概没有讲求。国事因此大坏而无人挽救，正是因为任凭议论、听取意见的途径严重偏颇。臣冒昧直指过去的失误，作为后来事情的借鉴。伏望皇上留心省览！” 全疏论述抵御敌寇 万元吉奏道：“贼寇如今受到创伤，退入秦地，挑选精锐，垂涎东南。转眼到了秋深，如果从汉中、商州出兵，就会直抵襄城；如果从豫州、宋州出兵，就会直接窥伺江北。两地的军民积怨深、愤怒重；在这种时候，百姓一定争相迎接贼寇来报复官兵，官兵又会更加猜疑百姓而退却，进兵时则畏惧贼寇。恐怕上游的将士会退却而奔向下游，北岸的将士会急忙渡到南岸。金陵是重要之地，武备单薄衰弱，凭什么抵挡这种局势！臣进京将近十天，私下观察人情，都像把柴堆在火上，安睡在柴火之上。那些居功的人想为自己在史册上矫饰捏造，显露才干的人不顾公论而互相攻击，舌战只是纷乱，实际的军备却没有讲求。一旦有紧急情况，不知道群臣将把陛下置于什么境地？难道不要让吴三桂等人暗自嘲笑江左人物，认为功劳不是功劳、才干也不是才干吗？自古战胜首先取决于朝廷，如果朝廷中没有公正忠诚、共同济事的风尚，绝没有人在外面能够建立功业！伏乞皇上向内外大小臣工重申谕旨，应当洗除旧日习气，奋力筹划后来的事业；不要急于求取无法守住的功名，不要冒犯不可违背的清议！抛弃成见，汇集众望；务必聚合众人的意志，以报君父大仇。汇集群策以取得大胜，社稷和个人名声都将共同受到福泽。” 奏请补行历朝未行的典章 万元吉奏道：“皇上先前恭敬拜谒孝陵，询问懿文园陵所在，亲自前去展拜；臣跟随在群臣后面，没有谁不举手加额，这实在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事。先臣杨守陈曾建议修纂《建文实录》，其中说：‘国家可以废弃，史书不可废弃。’这两句话说得卓绝，可以称为简要而不繁琐的至理。弘治年间，平民缪恭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恢复建文年间原有的尊号，授予其后裔爵位以奉祀。此事后来牵连缪恭入狱，报告给皇上；敬皇帝下诏不治他的罪。与其抹去曲直而不记载，不如直截了当地陈述往事，向后人显示事情不可增删；与其削减庙号而不加尊崇，不如援引景帝的旧例，恢复懿文当日追尊的旧号，在园寝祭祀，并让建文君配享。这两件事都属于重大典礼，伏乞皇上下令廷臣集议：《建文实录》应当如何开局纂修？懿文旧号和祭祀典礼应当如何厘正？如果这件事能够完成，千秋万世以后一定会传为美谈。臣还有请求：靖难时死于国事的诸臣，历来都蒙受恩诏褒扬录用；但谥号、荫封等典礼，仍有缺失等待办理。赞美逊国君臣却如此厚重，反而对当时节义多有亏欠，实在令人惭愧！这原本是因为高皇帝首先褒扬余阙而斥责危素，劝勉风励十分完备。靖难以后，正气逐渐受到损削；所以才酿成今天这些狡猾卖国之徒，向伪政权屈膝跪拜、厚着脸皮见人的局面。请将靖难中为国死难的诸臣，以及北京和各省直辖地区城池陷落时殉节的诸臣，敕令有关官府详细搜集记录；编成一事，分别列为两等，酌情赐予谥号、荫封和庙祀。仍然颁行到学校，广泛用来显示激励劝勉；这样对于挽救近来的人心，应当大有补益。” 请求抚恤死于节义的诸臣奏疏 万元吉奏道：“臣先前在四川护军，追击剿灭献忠、操贼二贼，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关、守备猛光捷等听从臣的催促督率，从芦州到开县行程共二千余里，日夜不得安宁，遇到贼寇就杀；无奈先前的故辅不听臣的话，未能早早扼守归路，致使我军深入，刘士杰、郭关、猛光捷都战死。这些是臣亲眼所见、最为清楚的。后来臣遭逢父母丧事回籍，猛如虎镇守南阳，闯贼用大炮猛烈攻城；猛如虎用计击破攻势，使贼寇精兵伤亡数千人。后来听说其他城门失守，猛如虎才下城，仍然手持短刀砍杀多人。到了唐王府的国门前，他向北跪拜称说‘辜负了恩德’，被贼寇用刀刺杀。这些是臣访查所得、最为确实的。猛如虎等阵亡已经数年，褒扬录用仍未得到；伏乞皇上敕令兵部赶快议定旌表抚恤，用来激励江北那些颠沛失所的将士。只是当时与臣一起在关内监军的道副使曹心明，调护秦兵，备尝艰险，多次上奏俘获斩首的战果；最终因积劳成疾，死于绵州。假使能够得到一纸褒奖诏书，使他死后也获得荣耀，也多少能使他不同于腐草罢了。蓟辽旧督赵光抃，在突骑冲击之中奉召前往，又在城防破口之后接受任事，仓促间命令乌合之众，自己首先受伤，最终竟和误国的督师一同被斩首于西市；直到现在，无论文武、贵贱，没有谁不抱着冤屈。也一并希望皇上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恢复名誉。” 《明季南略》卷之五　《南都甲乙纪》（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