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三十九　艺文一

译国家统一了天下，扫荡乾坤，洗涤万物，经过一百多年，教化浸润，功业告成。在五服以内，凡藩臬、郡县所管辖、征收赋税、供给使令的地方，姑且不论；至于海内外，风俗各异、疆界有别，以国相称的有成万之数。近处的先受到教化，远处的后来也受到影响；戴冠束带的、椎髻的，读诗书的、披甲胄的，有的登高山、航深海，从四面八方而来，挤满朝廷中庭，溢出下馆；礼部忙于奏报接纳，鸿胪寺勤于迎接引导，象胥辛劳于沟通翻译。自有中国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比如琉球国，处在海东南各国大小、远近之间，与我国隔海烟火相望，乘顺风的利船，七天便可到达。然而它起初的习俗，把月亮的盈亏当作朔望，把草木的荣枯当作冬夏。自古以来，从未同中国通使往来。其间虽有时穷兵远征、滥施讨伐，却从未听说它宾服称臣。等到我国的号令所到之处，它便向着风势奔来归附，于是被册封为中山王，列入图籍；它奉行职贡，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暗中改变，穿华夏衣服、戴华夏冠带，陈述奏章表文，创作词赋，已经有了华夏之风。成化庚寅年，它的王世子将要承袭封爵，便派长史前来请求册命。天子册封其为中山王，赐给玺书、冠服，派正使、副使二人前往中山颁发诏命。户科都给事中、上杭人邱弘实，被选任为正使，赐给一套朱衣让他出行。六科的各位给事中都来为他饯行，并向翰林征求赠言。东阳与给事君是同年进士，说话毫不谦让，说：“唉！给事中，入朝则居谏诤之职，出使则承担使命，这确实是大丈夫所愿做的事。如今圣天子在位，贤能大臣列于朝廷，又把恩惠施加给外国。中山王谨慎畏惧、恭谨孝顺，不失臣子的节操，正等待我国的威命，而给事中亲自承担此事。国家体面的维系、小国的仰望、后世的称颂，全都系于此事，也全在给事中一身。愿您能够自我珍重，感奋激励、振作精神，使山为之动、海为之立，以宣扬天子的威德和国家的典章制度。这样就能使小国的君长、陪臣以及平民百姓，都明白逆顺，保持最初的心志，愿意世世代代服事我国，亿万年也不敢厌弃，更不敢放纵。唉，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给事君起身说：“出使是我的职责，怎敢不努力。”于是各位给事中欢喜地说：“出使吧，出使吧！”便引导他到上供张设宴，饮过三爵后才告别。《古厓集》序 〔明〕李坚 《古厓集》是已故潮州守事叶先生廷玺所著。李坚说：我为《古厓集》作序，大概是有所感触。从前弘治年间，先生任户曹郎官，有人传给我他处置边地军粮事务的几篇奏疏，我得到后读了它们，常常心中羡慕地说：这是有用的学问，难道正应当凭它使我们汀州闻名吗？后来我又得到他任潮州守事时的公文和日录来读，便又感叹说：他有开朗俊秀、圆融敏捷的才华，有综合熟练、通达豪侠的见识，有颖异出众、壁立般峻拔的风骨棱角；尝到一小片肉，便可知道整鼎肉的味道。这确实是将要承受大任、成就远大事业的人啊！过了不久，却听说先生因为骨相显露而招来谗言，在潮州很不安宁，于是辞官归乡。我如今为这部集子作序，怎能不容许自己有所感慨呢？上天生人才，是为了让他们为世所用；士大夫立志报效当世，辛勤一生，把这作为心愿，本来就不是只想靠空话来表现自己。只是有时命运同仇敌合谋，一迈步便陷入逆境；别人把我当作弹丸，而我成了靶子，估量自己无法亲身试探鸾鸟、鹰隼般的猜忌。于是收卷藏怀，脱离尘世污垢的道路，以成就自己出仕或退处的道义。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闭门谢客而有许多闲暇；清风日渐悠长，情思与景物触发之处，便化作著述。情思舒展就写成长篇，收束则写成短诗，用文字代替管弦，以吟咏代替歌舞。笔端流出的膏泽芳香，可以沾润、施惠于子孙。百代以后，即使有杨子云那样的人出现，也不必担心没有知己。话虽如此，士大夫最初的愿望，难道仅仅在这里吗？主持、任用人才的人，本来确实有难以推辞、难以推卸的责任。往日先生年富力强，凭借那些封事奏疏，大概有凌厉超越前人轨范的志向。长途正要驰骋，逸足却被摧折了。如今头发斑白，才得以收拾自己一生精神心志所运转的成果，寄托在语言文字中流传下来。那么，上天降下才华给先生，难道只是用来装饰先生的角和齿吗？这难道是上天生才以使之用于世的本意吗？又难道是先生自许报效当世的本来志愿吗？然而，进身不能在当时究竟建立功业，退处还可以在后世建立著述。拿那些只有富贵而没有名声、最终磨灭无人记载的人来比较，功业和言论都暗淡消亡；先生却已经很丰厚了。先生年轻时就喜爱吟诗，晚年更加精心研治。集中的各种体裁，都语言淡泊而意味深远，风致有余，可惜稿本大多没有收入。先生有两个儿子：国学生葵，邑学生藿；他们整理父亲过去曾经讽诵的作品，请求先生并付梓刊行。又说我和先生有相同的酸咸嗜好，谦称请我作序。因此我没有推辞执笔，并借此记下我的感慨如上。先生的别号是古厓，文集便用它命名。他的奏议另有一卷，不收入本集。《抗谈斋制艺》自序 〔明〕李世熊

译我还可以开口谈论吗？我本来就是一个贫寒困顿、无所聊赖的人。年轻时仰慕范蠡、蔡泽、马周、张齐贤的事迹，认为他们即使身负奇才，为什么一旦遇到君主就能迅速得到任用。如今万国共尊一王，没有齐、秦那样并峙为敌的形势，恫吓恐吓的谋术无从施展；寒门子弟拜伏在小吏面前，听到傲慢的声气和侮辱性的斥责，只能低头闭口不言。即使有雄健俊逸、宏阔善辩的才能，守门人呵斥着不让通报，也只能徘徊窥伺，畏缩着不敢上前，还谈什么当面折服卿相、牵引天子衣襟的事情呢？古代两国交战，使者奉命出行，一句话便能使对方折服，停止兵戈；士人若身负特殊罪名，刺心研文，写得凄切奇丽，能够免死而成为上客；即使像秦政那样暴虐强横的人，仍然喜爱韩非《孤愤》的文章，看了李斯《逐客》的奏疏也会改变脸色。汉唐以来，这种风气并未远去：天子采纳文章，孤臣进献策略；他们相见恨晚，并不都是相隔百代、绝无仅有的人。甚至优伶和卑贱的艺人，也能传唱名篇，私下评定甲乙等次，如王昌龄、王之涣混迹旗亭的故事。“杨柳”“大江”等篇，也有对苏轼、柳永的高下评议。他们都是卑贱的奴隶，却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诗文。唉！一句美妙的话、一篇方幅之书，足以止息战争、拯救死难。上至尊贵至极的天子，下至卑贱的优伶，都能因欢喜、感叹、击鼓、歌唱，使穷困忧愁、孤独失意的人精神振奋、产生雄心；不用吃粮食也觉得饱足，不饮醴酒也仿佛醉了。古人是多么笃厚地喜爱文章，而文章又多么容易使人倾心啊！俯仰古今，我更加痛恨三个人：一是范蠡，一是中行说，一是李德裕。范蠡拒绝吴国使者时说：“我虽然羞惭地算是个人吗？我还不如禽兽。”中行说折辱汉使时说：“汉使不要多说，所供给的东西如果不齐备、不精善，我就骑马去践踏你们的庄稼。”我私下奇怪：越国距离中国虽远，也是神明之后，而且在江淮之间，语言情感相通，并不难沟通融洽。中行说离开汉地进入边地，才过了多少天，竟然变成了说蛮语、吹朱筚篥的人。即使使苏秦、张仪的舌头碎裂，使班固、司马迁的手腕折断，他也余怒未消；哪里还会被奇文宏论刺动、震撼内心呢？这还可以说蛮夷、越地的人如此。至于李德裕，是名相，厌恶白居易这个人，心里却喜爱他的文章。白居易每次上奏记，李德裕总是捆起来不看，说：“我一看他的文章，一定会改变我的心意。”文章竟能改变人心，却终究不能使他回头去看。可悲啊，可悲啊！假如我遇到这三个人，即使卷起舌头退走，还怕嘴唇都保不住，哪里还敢谈论，哪里还敢谈论呢？有两件事是我不能忍住不谈的：阴阳、奇偶，本是世间士人都通晓的道理。如今制艺必须写成排偶文，偶数极限为八，全属阴；八以外再加两个虚比，成为十，也属阴。阴主兵事，却用文臣来统治军队；既然如此，就必须用兵事来整治文章。推究其中的意思，把八比中的六篇实比看作正，把两个虚比看作奇，这就是布置阵势。我将重视气势、崇尚谋略，让吕尚发布命令，孙武、吴起设置辞令，风云鸟蛇等阵势环绕响应、交替出现，可以吗？再推究其中的意思，把十篇称作八篇，把八寓于十，这就是《河图》中虚五与十的意义。我将推测天象、周密变通，让邵康节、陈希夷、京房、翼奉先知时机、决定谋略，先于人谋而预知鬼神，可以吗？如今我拿着文章去求见当权者，刺探着说：‘某人凭兵法求见，某人凭数术求见。’等到陈述出来，却只是当世制举文章；听者若不笑这个妄人，便会驱逐这个妖人。再改换说法说：‘只要实行我的话，国家一定富强，军队一定强大，边寇一定立即扫除，真正的人才一定马上得到。’听到的人若不捂耳逃走，就会怒目斥责。揣度其中的意思，不过是把今人写成今文，姑且如此做罢了，何必还夸大空话来恐吓人呢？如果果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世间又何必纷纷提出崇奉、扶持理学，纠正文体，端正士人心术之类的主张呢？唉，我哪里敢谈论呢？我确实不懂理学，姑且举出王瞿精深雅正的文章、钱塘博大宏阔的著作，谁能写出《皇极经世》？谁能写出《通书》《正蒙》？谁能写出《西铭》《太极图》？这些既然已经错了，却还异口同声地阿谀服从，仍说这是正宗，不正是陈亮所讥讽的那种把圣贤挂在名籍上的人吗？况且要用今天的文章来规范今天的士人，这种说法我不愿听。假如用宋学来规范宋代士人，只怕程颐、朱熹也做不到。从前宋代儒者中那些负奇才、磊落不凡、出自理学大明时代的人，难道是汪立信、文天祥吗？难道是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吗？几位先生并非只是私下承受程朱学说，却能在千秋之后自立于世，这也是世间士人都知道的。至于精通《易传》、勤勉研习《小学集注》、专门研究朱程之学的人，也有人，那就是姚枢、许衡、窦默三人；他们口头讲纲常，身体却侍奉外国。如今因为他们尊崇程朱之学，便想宽免他们的罪过，又以奉行仕进之道、权宜行事为名替他们文饰。道若是这样，就没有什么道可说了；权若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权可说了。唉，我哪里忍心谈论呢！还有一件我不能忍住不谈的事：汪立信向贾似道提出的意见，最奇特的是每隔百里设置屯兵之所，每十个屯兵所建立一府，使沿江地区形成率然蛇般彼此相应的形势。文天祥提出的谋略，最奇特的是大略仿照藩镇制度，扩大辖地、建立阃府，分设四镇，使敌人需要防备的地方增多而兵力分散；这两项谋略没有实行，宋朝的事情也就败亡了。按我的推究，这也不过是八比文中四篇正比、两篇奇比的方法罢了。如今筹划对付边寇的人，也有扩大辖地、分设四镇、设置四篇正比、四篇余比、增加兵力并确定额数的说法。推究其中的意思，也不过是我安排八比文的方法罢了。世间士人所说的文章，我不愿听；我所说的文章，世间士人又听不到。唉，我本来就是贫寒困顿、无所聊赖的人。生不逢范蠡、蔡泽的时代，没有遇到马周、张齐贤那样的际遇，只能惴惴不安，担心范蠡、中行说那样的人来捂住我的舌头。姑且谈一谈，难道我就不会被天下人看见吗？崇祯丁丑年腊月作序。《杭川乡约》序 〔明〕丘弘

译乡里制定乡约，是为了顺应人情、因循地方风俗，斟酌事情和道理的适宜之处，把人们约束在礼法之中。同一乡里，各家各室，贫富不等；奢侈或节俭，吝啬或慷慨，志趣也不相同；一定要用礼来约束，乡人的心志才能统一，风俗才能相同。先王制定礼制，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朝建立国家制度，文章取法古代而斟酌今世；尊卑上下各有确定的名分，礼法得以施行，民俗淳厚，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杭川的风俗过去还很淳朴。近年来却流于奢侈，风俗一天比一天浇薄。凡是举行礼仪，只知道装饰铺张，日积月累，渐渐习惯而形成风气。富人极尽有余财力的奢侈，穷人则以赶不上为羞耻。唉，这恐怕只是徒然讲究末节，追究根本又在哪里呢？本县梁氏崧，痛心于世俗流弊，慨然在心中有所感触。于是汇合众人的意见，通达众人的情感，分条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庆贺、慰问、酬答、交际等礼仪，淘汰奢侈而归于节俭，减少过分而取其中正，仪式章程简要，品级节文详明，命名为“乡约”，请我为它作序。我的看法是，乡约一旦实行，全乡的礼制便有了关联。不过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贵在恰到好处才是善。如果形式超过了限度，形式就会淹没实质；如果形式有所不足，实质又会胜过形式而流于粗野。二者偏废，难道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吗？如今梁氏的乡约切合事理，曲折周全地体察人情，大体以不违背国家制度为先，以敦厚教化、重视根本为尚，无非希望人们实行俭约、遵守礼法，不要有流荡放纵的过失。考察经典传注，大概就是周公所说“束帛戋戋，贲于北园”的意思，也是孔子所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的意思吧？拿这份乡约同本县士大夫商议，他们都说好；同乡里的富人、贵人商议，他们都说好；同贫民、卑贱者商议，也没有不说好的。将来一定会看到人人都觉得便利，服从并实行它；厚实根本而抑制末节，财物不被耗尽而用度宽舒，淳厚的风气日益兴盛，礼让的习俗日益形成。这样看来，梁氏这份乡约对于社会教化的关系，难道还浅薄微小吗？我一向有志于礼的根本，对于梁氏的请求，欣喜地为它作序，用来劝勉乡人。《闽社采风录》序 〔明〕李世熊 听说：“演奏《白雪》之曲，电雷便在下面回旋；击鼓奏清角之音，风雨便一齐到来。”《白雪》并不是怨恨雷电，清角难道会憎恶风雨吗？大概是宫、徵之声凄切变化，就连上天的耳朵也被倾动改变了。譬如田文听雍门琴而落泪，旅舍行人听娥音而悲恸，不过如此。如今歌谣传来时有声音，却没人知道是谁唱的；谶语追究起来有意义，却没人知道师法谁。采集来的东西虽然没有实体，声音和意义却清楚明白，这就叫风声；仿佛有神灵推动荡漾它，有什么可怀疑的，为什么不能随着雷而成为雷、随着雨而成为雨呢？我从都门指向闽地山岭，浩浩荡荡行程万里，内心震动惊惧。远望秦、齐、豫、楚的气象，浓重深沉、奔涌流动，细碎琐屑纷纷沸腾。辘轳汲水的声音，凄切得像抽泣叹息；婴儿的喧闹，咆哮得像豺狼猛虎；管弦乐的嘶哑声，撕裂得像雷霆。这些情形，是太卜、师旷也无法说清、也不愿细听的。我于是让鸾凤在前引路，风伯在前驱驰，请武夷君作陪并向他行礼，询问九曲三十六峰：山峦耸立，翠色流动，历经亿万世是否安然无恙？神官细细陈述山川根脉和形势，难道还能安宁曲折地处在世间吗？又问剑水一泓，幽黑暗淡毫无光彩，光芒不能射入银河，难道真有沉寂千年、郁结而降霖雨、蛟龙卧伏不飞的情形吗？又问三山的霸气，如今还有保存的吗？九漈仙人狡黠诙谐，夜间戏弄客人，如今是否沉沉地在梦幻般的世间受魇而有醒来的人呢？又问紫帽、丹嶂背负大海、贯通日光，它们奔腾而生的气势，磊落而降下的精华，流溢出来成为举义之文、俳谐之文，足以相当吗？我吹奏律管来听察，声音合于商调；仰观云气来察看，色彩耀如白雪。于是剪开边崖，张开帷幕，用壎、箎相和助兴，用铅丹进献，用宝篆相赠。看见有的身姿窈窕、腰带藤萝，骑豹跟狸；有的循着阴影寻找缝隙，巫师招魂、灼龟卜问；有的身披金甲、沐浴铁光，拖曳闪电、抽掣彩帛。不一会儿，满堂都是咳嗽声，一室尽是咿呀嘶哑声。看见有的如屈原悲吟，增添采拾芷兰的辞句；有的如扬子云困于寂寞，按次序铺陈辞藻。又看见有的如焦氏铺陈卜筮，房奉推演历法，庄生被放逐，敬仲年老口吃。唉呀，这是什么风气啊？一个妇人的悲哀尚且能使霜降，一个士人的叹息尚且能使寒气到来。如今有八十位士人刺透心肝、雕镂肺腑，诛伐幽暗；美丽的衣服姿态骄矜，满堂都是美人；这样就应当召来神物，改变斗宿、移动星辰，使冰凌消融、花朵返华，使哑钟重新鸣响。唉呀！大王起来便风起云飞，伯夷出现便水面平静、岛屿震动，这是什么风气啊？抬眼侧耳一听，只听见玄鹤飞翔庭院，迅疾的狂风轰鸣天地。赶紧卷起缥缃书卷，把它们封缄交付给神鬼。后世若有圣人，打开锁钥、陈列此书，使这些声音谱写出来以取悦帝王。那些奔驰前行的人，每每都会感到自己有所不及。赠汀州学博邱先生序 〔明〕李世熊

译崇祯甲戌年春天，汀州学博邱先生任期届满，按例应当升迁，便同我挽臂叹息说：“可以同你谈论，是因为你正值盛壮之年；你应当以文章自任，千万不要因郁结不得志而写出得罪朋友的文章。”我说：“什么叫得罪朋友呢？”先生说：“使自己心情畅快、遂了心愿，却错过时机，这叫得罪主管官员；蒙住脸面、违背志向而迎合时势，这叫得罪朋友。”我于是拜了两拜，回答先生说：“文章不能在当世长久称雄，已经很久了。起初我心里喜爱深沉博大、超绝尘俗的文章，想像扬子云携带油素，和天下英俊而有志的人一起广泛搜猎古文奇字；但我所见到的士大夫，都可以看清了。后来因为没有地方接受学问，便又渡江涉淮，暗自仿效司马子长的作为，想竭尽力量、施展志向，编成一家之言的著作。然而长老教导我：只要从事应付考试、芜杂腐烂的学业，就可以在当时求得志向，不要徒然做那种空阔高远的事。高皇帝时，士人有三年不考举子文，而专心学习经学的。乡里的长老，也往往学习诵读《小学》《性鉴》等书，以及御制《大诰》和榜文。这难道只是教人谋取富贵吗？大概是圣人不再著作已经很久了，濂、洛诸儒的微言大义已经断绝，而阴阳、名家、法家、任侠、纵横等学说，对当世也没有用处，三尺童子却只会烂熟地作排偶文章。将来所崇尚的性理之学以及《或问》等书，即使到老死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卑微浅陋、纤巧趋时，琐碎到了极点；而高明俊异、文章娴雅优美、旁通诸子百家的才士，一旦不能逢时，有时竟不能同腐儒小生争夺一点残羹，拖延到头发白、牙齿落，只要做了郡学、县学的属官，文章生涯就算结束了。那些年轻的试官，徒然奔走周旋，饮食奔波，不能禁盗，不能制服夷人，也不能堵塞奸邪、治理吏治。反倒安然自居，积学有文的人，文章高于他们而毫无惭愧。唉，士人从束发入学、补充学额起，那些雄杰出群、博学善辩、宏阔奔放的人，已经被当时所忌讳；偶然一次文章投合不了时势，草鞋破了回到家乡，连亲戚朋友也以同他为伍为羞。所以说：“耻辱没有比卑贱更大的，悲哀没有比穷困更深的。”古代文章之士，如韩退之、马周、张齐贤、苏洵父子一类，起初难道不是卑贱穷困的人吗？然而他们上策于天子而不受忌讳，投书给宰执也没有嫌疑。如今的大人物，对内留恋权势，对外又被利益蒙蔽；他们听到奇计异策，便认为迂阔而不值得听；至于区区诗歌词赋，又因为自己擅长，便不肯让美名归于别人。没有办法时，把制举文章作为见面礼献上；浅薄地说，便被轻视为才干少，深刻地说，又被以不合文法来绳正。即使让孔子、孟子亲自拿笔写，也会被改换面目、加以诋毁。这样看来，今文不能在天下长久称雄，也就很明显了。况且今文解释义理，自以为同圣贤亲口说出没有两样。上等的就是孔孟，次一等也醇正得像程颐、朱熹。其间夹杂阴阳、名家、法家的说法，都是缙绅先生口头上洗刷、不肯读完的东西。唉，从孔孟到程朱，大概要一千几百年才出现一人。如今三年一次考选士人，孔孟程朱却被奉为普通路人而毫不逊色；至于说黄石公、吕尚、管仲、韩非的话，便以诡道斥退而不录；有志于左丘明、司马迁、屈原、贾谊文章的人，又不能依照声调仿效语句，写得像圣贤的口吻。这样的人便因为不能在当时得志，被里巷旧日朋友疏远；又正值文纲大明的时代，不能像古代文章之士那样，在当世权贵面前高声自鸣，使王公为之虚左以待，使天子感叹恨不同时。拖延到老，能够做郡学、县学的属官，若有天大的幸运，像先生如今这样，这难道可以说文章有灵吗？孔孟程朱的话传遍天下，可是读孔孟程朱之书的人，连手握起来还不足以填满一条小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如今先生上窥姚、姒时代，下至唐、宋，蕴蓄古今学问，内心成熟而神采发越，想在复杂难治的事务中施展才华却没有机会；于是谨慎整饬品行操守，把道义表现在外，又显得孤高落落，不能同流合污。有时同诸生中有志者讲论精微义理，讨论朱熹、陆九渊所共同和王守仁、湛若水所不同之处；即使说得滔滔不绝、争论当世，然而当今世上还有能听的人吗？可惜啊！假如先生处在世上时，学问稍微降低一些，像长老教导我那样，那么翱翔仕进之路并不困难，何至于屈身伏处到这种地步？李斯说过，处在卑下困穷的境地，并不是因为世人厌恶功利，自己托言无为；这不是士人的真实心情。这是浅陋悖谬的心思和激愤怨恨的话，但如今看来，李斯这话确实没有说错。然而品评士人的人，都受伯乐之教，只会鉴别劣马。劣马有时还能卖掉，而千里骏马却难得一遇。先生还想用古代文章来相互激励，实在太难得了。他不被卑贱困穷所动摇，也不凭迎合时俗、求迅速售出的办法求取成功，这同世间虚伪周旋的人相比，差别实在太大。《春秋存俟》序 李世熊

译古代著书立言的人，在世上成名有早有晚，著作流传久远也有盛有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同那个人相逢的时机不同。著书的人思虑无不希望遇到最精微的道理，精神冥冥相交，确实不可磨灭，到了时机便会显现。所以说，是时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初汉初，左氏《春秋》还没有传本，而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胡毋生、董仲舒、公孙弘都研究《公羊传》。后来又有嬴公眭、孟严、彭祖、颜安乐、冷丰、任公、筦辂冥都等人的学说，何休又为它作解说，这就是公羊氏的时机。瑕丘江公从申公那里接受《谷梁传》，在汉武帝时却不能施行。等到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欢《谷梁》，丞相韦贤以及夏侯胜、史高等都说应当兴起《谷梁》。于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凤的学说，范宁又为它作注释，这就是谷梁氏的时机。左氏《春秋》起初出自张苍家，河间献王得到后献给朝廷。贾谊曾为它作训诂，恭谨地接受贯公的传授。刘歆想为它设立学官，诸儒却没有响应。建武年间，因韩歆、陈元请求，李封才开始成为《左氏》博士；贾逵、服虔又为它作训诂，到了魏代才稍稍在世间流行。等到晋代杜预为它作《集解》，唐代孔颖达为它修撰疏义，《左氏》大为兴盛，而《公羊》《谷梁》渐渐衰落，这就是《左氏》的时机。“左氏”尚未流行时，传《春秋》的有四家；经过王莽之乱，邹氏、夹氏于是亡佚。大概著书人的精神气力，到这里便衰竭停止了。后来啖助、赵匡编纂条例、辨析疑义，常常援引经文攻击传文；陆希声、韦表微讲通例、统例，常常把不同之处合并为相同。程伊川略举大义，对襄公、昭公以后缺略而不详述；胡康侯议论开合，牵强之处尤其多。如今却把它奉为法令。唉，如今也是胡氏的时机啊。胡氏依附名理，牢牢束缚儒生的才智；左氏下笔绮丽奇特，拓展文士的疆域；两家的光焰如此炽烈，本来应当长久流传。大略说来：《公羊》《谷梁》夸饰语言，设置诡奇的条目和步法；《左氏》探寻钩索幽奇深奥之处，广泛收取精华。考察它们炫耀玩弄辞章，本来就是文人的雄才，并没有传授经义的意图；譬如今天的经生写制义，因题目铺陈辞藻，翻转旧案以求新奇；总要在那里鼓动唇舌、姑且取快于己，哪里知道孔孟曾经的堂室是什么样呢？即使不是这样，单就文字流传而言，也只是两家的《春秋》，不是孔子的《春秋》。这就像田何、焦赣、京房、费直所传的《易》，不能算作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齐、鲁、毛、韩所传的《诗》，也不能直接算作三百篇诗人的《诗》。后世如果有精心治学的人出现，我于是怀疑左氏、胡氏的《春秋》将从此衰败。并非只有我明白并怀疑它，郭定襄、唐荆川、季彭山、郝仲兴也怀疑它。然而，还不如我的朋友余希之、余赓之怀疑得厉害。二余研究《春秋》，起初排斥各家儒者的说法，继而排斥四家传文，最后竟把排斥各家儒者和四家传文的说法一并排斥。考察时代、了解人物，只求符合孔子删削笔削的初意便停止；他们这种想要遇到最精微道理的思想，与千年之前相符合，既然根源深远，流传也就长久了。他们的叔父进伯，又竭尽心力冥搜深究，忽然获得神妙的理解，足以补正异同。自获麟以来，文章本自在天意；盲目传师、昏聩学子，肤浅险僻、喧嚣自得，我担忧它会坠落于地。此书一旦流行，就像幽暗屋室有了日月，洪大水流有了渡口桥梁；抬头远望，将要见到真正的治学之人了。这确实是余氏《春秋》的时机。《叶氏家集》序 李世熊

译风气循环迁移，就像暑寒作用于万物，凉爽与憔悴、茂盛与荣华互不相让。因此人文的培育兴发，文采也随着时势而变。一定要凭才华辞藻和精神锋芒，排荡万物；即使把冰霰化成芬芳，把阳光留在幽暗长夜，又有中黄之术和樗里子的智慧辅助，也不能亲手制造后再截断。大概我读《叶氏家集》，从成化辛丑直到崇祯、弘光甲乙之后，感叹人才难得，悲伤世道变迁，没有一次不是掩卷三叹。叶氏自古厓公凭进士出身起家，同时北地李献吉倡导复古学，俨然认为汉代以后没有文章、唐代以后没有诗歌。当时雩县王敬夫、仪封王子衡、长安张孟独、山阴周天保，都凭旷世罕见的才华，抛弃原来所学，纷纷跟从他。赞颂北地李献吉的人，甚至说他的文章可以超过司马迁、班固，和《雅》相匹敌，压倒《离骚》，胜过《文选》，远追周、汉，俯视六朝；他雄踞文坛、笼络当时才士，不亚于齐、晋称霸而使邾、吕臣服。古厓处在天下风靡、公开抄袭剽窃的时代，却独自写条达流畅、淡雅清丽的诗。郑继之说，它像春天空中飘游的柳絮，随风飞扬，冲过枝条、附着叶片；虽然缺少浓艳绮丽，却神韵丰满而格外超逸。李献吉即使傲岸自负，心里也折服于这番话。正因为古厓具有高雅卓绝的风格，不被时下之学撼动；又因为他生在清明昌盛的时代，景物舒展明丽，情感力量宽厚充沛，才华韵致达到的境界，正与变体之间并无固定界限。就像春日鼓声传入芳香的树林，朴拙与华美一同萌发；高山蓄积大云，青色云气与彩霞一同灿烂。诵读诗歌、评论时代，难道不是教化成功的盛况吗？后来齐地、吴地相继兴盛，江地、楚地日益争竞，明代诗歌大体经历了三次变化。古厓之后，大钟小钟铿锵交替鸣响；始终承继家风，不堕入剽窃模拟、凄冷枯涩的习气。到了崇祯末年，寿蟠、御植二位先生出现，才有能力抒发胸中情怀，谢绝浮华而开启秀美；时代越晚，诗歌反而越精工，渐渐超越前人的轨范。可惜表圣、致光、吴融、郑谷生活的时代，不能同甫、白、郊、愈在开元、元和时期并驾齐驱，却偏偏在龙纪、乾宁覆败之时显著于世；譬如秋日山谷发出凋零的声调，难道上天故意要制造悲哀的琴瑟声吗？也只是听者自己感到凄凉罢了。我读御植的诗，因而又有很深的感慨。古代贤哲能以声音验证兴亡，以变化推测宫商；他们召集气息、追求声调，即使藻盘也会在幽暗的钟声中合于音律，方响也会在水边迎合歌唱，难道不想把尖厉枯杀的声音变回舒缓和谐，把泛滥的声调淘洗成廉正吗？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此文天祥、谢皋羽不能凭《指南录》《晞发集》的诗，把祥兴挽回成熙宁、元丰；杨廉夫、王子让、王原吉也不能凭铁崖、梧溪、云阳的诗，把至正挽回成延祐。即使有犁眉公那样闻名一世的才士，当他在幕府中受到知遇、共同谋划艰难危急之事时，诗中表现出的气势磊落雄伟、奋发激越，几乎想从平地拔起岱山、华山，挽回坠落西方的太阳。等到攀附权贵、依托羽翼，便压抑幽怨，吞吐其辞，含蓄其意，再也没有掣取碧海、射猎苍天的气概，为什么呢？这是人不能胜过天命。我所以读御植的诗，向上追溯古厓的时代还不到三百年，宫商声调已经改变，山河舟壑仿佛一夜迁移，不知不觉便茫然长叹，连书卷也无心再看。《西园稿》序 李世熊 从前听说“诗有三禅”，这种议论极其渺茫，浩荡无边而不可探究。我准备把它改称为“诗有三立”，这样就更切近世事了。“立”的意思，是不随外物迁移，安静地观察变化罢了。诗达到观察变化而安然自处的境界，不就穷尽了人和天的道理吗？天下暗中改变人的，是时势。太平时代的声音安定而快乐，亡国时代的声音悲哀而多思。它们哪里知道自己为什么悲思、安乐呢？是时势改变了它们。六代、唐、宋的升降变化，细微得如丝尘，连娄、旷也不能完全看清。即使陶渊明淡泊宁静、闲适深远，贤者仍说他的诗带有性情和意气，大多从豪放中来。陶渊明自己难道知道这是豪放吗？处在陶渊明的时代，新愁旧感，节令增长、草木萌发，就像寒暑改变皮肤而人毫无察觉；要站在时代之外，是很难的。地方风俗改变人的作用就更加厉害。于是魏地偏狭、唐人忧患、曹地奢侈、陈地浮华，连圣人也不能违背它们的风气。像屈原那样洁白如日月，而景宋、刘严之类的人，能够寻着声调附会于他，称作“楚辞”，那么要站在风俗之外就更困难了。这还可以说是气势使然。至于才人吐露情思写成诗篇，就像山川涌出云气。当云气在天空浓密弥漫、在晴霄舒卷时，便不再是山川所能裁剪的了。假使泰山、沧海蒸腾雾气，遮蔽晴朗白昼，难道山海也成了伤害人的巨大事物吗？李白说：众人的文章，就像山没有烟霞，春天没有草木。我认为太白远不如班固、司马迁，近不如柳宗元、韩愈，正是因为烟霞草木成为他的牵累。即使韩愈放达宏阔、雄健刚劲，苏轼浩瀚多变，评论者最终仍担心他们破除格律，不把他们系在风雅的正统后嗣之中，难道不是因为才华过多的缘故吗？大概立足于才华，而降伏、节制自己的才华尤其困难。如今读《西园诗》却觉得不同：现在并不是安定快乐的时代，想来它的哀思、怨刺不会落后于千年以前的人。然而处在乱世、逃避战乱的篇章，却温和得像田园饮酒之事；有怨而没有缝隙可乘，为什么安宁却显出哀愁，哀愁却没有声音呢？这难道是急切躁迫、因时伤性而妨碍道义吗？正值弘治、嘉靖隆盛之时，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彼此争雄，如齐、晋相抗，把闽地声调看得如邾、莒，何况我们宁化。自郑仲贤以后，宁化的风雅沉默了将近七百年。乡里的孩子狂喊乱叫，好像讥笑学宫的语言；他不说自己像乡野语言，反倒讥笑学宫语言不像乡野。评论者于是说，是山川顽钝晦暗造成的；但如果那个人就是山川本身，难道还能不承担责任吗？可是西园独自凭借淡远、幽深、清婉的声音，跻身韦应物、孟浩然、储光羲、王维的行列，难道不能说是特立于世俗之外吗？有了这样的根基，他的才华即使鞭打风云、擒拿蛟龙猛虎，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然而他的精神襟怀彼此约束，声音形影相互裁制，使篇章没有多余的句子，句子没有多余的字，精心谨慎地以《西园稿》一卷流传于世；这样看来，这个人难道还会被才华所驱使吗？不被时势改变的人，大概将要改变时势；不被风俗改变的人，大概能够改变风俗；不被才华支配的人，大概能够运用自己的才华。这就是我所说的“立”，也就是我所说的不随外物迁移而安静观察变化。家谱后序 李世熊

译世熊编成家谱以后，叹息说：“世道变化如此急剧，真是应该的啊！”崇祯末年，国家没有和睦的大臣，枝党彼此相争，不久宗庙社稷便沦为废墟。这种毒害流传下去，使乡野没有和睦的风俗，乡邑之间互相仇恨。田间壮丁砍伐树木攻打城郭，各处纷纷像野草一样骤然发生。迁徙转移如此仓促，看待抛弃共同宗族就像割除苦荼，于是家中也没有和睦的族人了。可悲啊！按我所记，隋、唐、宋之间，四世、七世、九世同居的事，史书不断有记载。江州陈氏、河中姚氏，都有十三世同居。下至宋末，十四、十五世同居的，还有信州李琳、河阳陈芳。至于会稽裘询，全族共十九世同居，更是极其罕见。这几百年间，天道人事屡次变化，祸患败亡接连不断。即使各代都有贤者和伟人，扶持干枝、培植根苗，使家族延续，也应当有神灵以和顺之气遍加护佑其中。如今从我世熊本人向上追溯，所知道的也仅有九世罢了。可是时运已经走到极端、不断流转，我忧惧宗族将要无法保全。今古之间竟然相隔如此悬殊吗？幸运的是，高祖、曾祖以来，一直辛勤务农，编入户籍。到了我父亲这一代，风雅才开始萌芽。父亲曾营造一间小窗房，放置成捆的书籍，让我睡在其中，不许我窥看园子；闭门苦读三个冬天，书籍几乎都浏览遍了。” 成年后参加科举，文章才华颇受前辈称许，意气慨然，有志于像晏婴那样观国、像范仲淹那样收族。后来八次困顿于科场，平日的志愿没有实现，便突然衰败老朽。乙丙年间，时局极其危急；我自量才能，不能廓清昏暗，追踪邓禹、贾复的功业，于是坚决辞去征召。看到沧桑变故，常担心山岳崩荡的洪涛会漂及丘垤。悲哉，悲哉！哪里料到会有今天呢？假如从前承蒙上天垂幸，列名缙绅，或者挂着狗绶、戴着羊头，滥竽充数于白版官员之列；既然吃了百姓供养的饭，就应当为百姓的事情而死，眼看就要披发裸体、覆沙埋石了，哪里还能铺陈摆弄纸笔，替鬼神撰写记录呢？所以读书，是为了成为忠臣孝子；时逢上天沉醉，也可能毁卵倾巢。读书若是为了贪图腥膻、趋附权势，养肥自身、苟且偷生；等上天梦醒，也可能祭祀断绝、宗族覆亡。我熊某读父亲的书，没有什么可以使宗族祠堂增光，也不曾给宗族祠堂带来羞辱。这就是我上告先祖而无所后悔的事，难道不能说是幸运吗？至于我家自开初以来，历经三百年，坟墓相互守望，族人重视离开乡里，乡巷彼此相通，鸡犬都知道返回。即使没有江州、河中、会稽那样笃厚的乡行，仍有中古时代同井而死、迁徙不出乡里的风气。假如有贤者大人整顿纲纪、理顺头绪，节省用度，收纳丰厚的祭祀余润，用来救济贫寒的族人；又在岁时讲读法令，讨论忠孝，仿照范仲淹的义庄，实行陆九龄的品式，那么我们宗族即使返本归真、幽静和穆，也是可以的。又何必让绅带官服彼此炫耀，酿成贪婪残暴，使毒害流布朝野呢？这个志愿没有抒发出来，我在忧患中老去，后世的人难道不会更加悲叹熊某的遭遇吗？《理信存稿》序 〔国朝〕黎元宽，南昌人 从前欧阳公大力治理文章，但口中必定谈论政事，评论者说：这是因为他不愿让人被埋没在自己的长处之中。若不知道欧阳公的用心，也可以说他只是想使自己获得实际的功用罢了。因此，他在夷陵阅读公文总共三个月，却把这种作为贯彻终身，难道只是想练习一种无害的文章吗？如今看愧曾公，大概深深懂得了这个意思。愧曾的学问有本源，言语精妙无比；他所写的长行及各种文体，以及有韵的文章，无不已经跻身大家之列，脍炙人口。他初次任官，便以筮得理刑信州，官职颇为雄健显要。假使让心术险恶的人担任此职，哪怕在事务之外稍有滥用，又怎能不在事务之中造成废弛？推究愧曾所掌理的，不只是一郡，而是十三郡百姓的性命都寄托在他身上；又不只是十三郡，大司寇、大廷尉所依据的法则也都取法于此，这是多么重大啊！愧曾在这件事上，不以钩距盘诘作为精明，不以锻炼罗织作为威武，不在阴阳上下之间曲意迎合，只是按照《尚书》裁决政事、按照《春秋》断狱，也不过说自己是在学习本业，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自夸的。因此，他的言论可以保存而不可废弃。有人或许把这些全归入文人的著作，大概就像咎繇彰明刑法、辅佐教化、开创中天之治，不过把它列为才子品目罢了。后世的人只凭试用吏员的办法取士，或者用书判拔萃科取士，哪里还能有这样的盛大功业呢？虽然如此，子产最初铸造刑书时，人们都不服；等他后来成为慈母般的执政，人们便一同歌颂他。愧曾治理信州时，那种高明而不露形迹的功德，到了永新，才实行他的公文，人们便已经服从并歌颂他，换到别的地方也都会这样。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治理能够使人活命，却不能使本来应当死的人活命；县令能够尽力给人以生路，也能够尽力使人免于被不当处死。治理之道只得一半，事情却完成了全部；县令所办的事情只得一半，道理却已经全部体现，于是人人都认为适宜，颂声不断，也只是因为专心一意便足够了。若是质朴却不学习，机巧却只会逢迎时势，那么用心就错了，哪里还谈得上百姓的声誉？愧曾说：‘赫赫的声名，我不敢去想，我只是守住自己的职司罢了。’这样说来，仅仅把他看作通晓儒学与吏治的人，还是太浅了；他必须有根本本领，有实际作用，再用文章加以贯通，所以才足以称道。黄次公从廷尉、平一路做到太守，都有善政；等做到京兆尹，尚且不能说没有微小的议论。至于宰相若是这样，我就不愿拿来同愧曾相比了。只有欧阳公起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后来任夷陵令，经历大略与愧曾相同，而后来成为执政的著名大臣。愧曾治理文章并且有志于成为著名大臣，大概是想像欧阳公一样；又恰好在他的家乡任官，所以我拿欧阳公来比拟他。愧曾一定能够当之无愧。我年老而没有文才，看待愧曾，就像看待宗衮一样；若一定要公然称许愧曾，也只是把欧阳公当作他的祖先，终究不敢把欧阳公当作他的父亲。姑且写下短短几句话作序，没有什么可以阐发说明的，也只是记下他初次展露才华时，才力相差十倍；在避让其锋芒的时候，大概还有几个人可以容身罢了。《诗经》手抄序 黎士弘

译古人研治经书是多么艰难，而今人研治经书又是多么容易啊！从前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子夏、子贡、子游，各自凭《诗》《礼》等学问成为名家。汉朝继秦而兴，治《易》的有田何、丁宽等；治《诗》的有齐、鲁两家以及毛、韩两家；《书》有伏生之书、夏侯氏之书；《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都得以设立学官；《礼》有高堂生、二戴氏。当时天子和公卿都敬重并谨慎对待儒者，儒者也自爱自重，不随便制造异同。所谓受经之士，无不带着白绢包裹的粮食，奔走千里求学。孝文帝时，尚且因为伏生年老不能召来，朝廷派掌故晁错到济南去接受《尚书》。孝武帝时，吾丘寿王待诏，跟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宣帝选拔十名郎官，跟从蔡千秋学习《春秋》。如今却是三尺高的儿童，受父兄鞭打督促，稍微能够分辨句读，便自称经生；里巷中的学究，能够寻章摘句，便自称讲论经书。其实从周、秦直到汉代兴起的那些贤人，他们的才智并不一定胜过今天的小生腐儒；而那些小生腐儒只要会章训和句读，就自以为足够了。难易为什么会这样悬殊呢？大概古人要先通晓六艺，然后才可以专治一经；今人治一经，却只是求把一件事做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路上有专门家，就多了专门技巧；道理只求走捷径，就不会有精深的才学。自从依据典令、通过制科取士以来，《春秋》取法于公羊安国，《尚书》《大易》《四子之书》必定以二程、朱熹、蔡沈为宗。于是士子写作章句，只要引用其他典籍，主考官便认为不合规范。这样既束缚了灵异的才华，又让迂疏的学士凭功令获得盛名，掩盖了自己不读书的羞耻。唉！我不知道今天所谓八股文，究竟是不是圣明君主、贤能宰相从内心深处刻意规定，认为士人要出来做事、读书求学，千条万条道路都必定不能离开这一条；还是果真像《大易》的奇偶，一画一爻都是上天注定，不能移动？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拘拘守在这里而没有人改变呢？即使把它用于《四子书》《易》《戴礼》，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诗经》四始，把合乎音律的诗歌文辞同排偶文章相比，把郊庙乐章降格改成帖括文章，文章到了这里，还有文章吗？诗到了这里，还有诗吗？所以我曾说，诗到了春秋时代便灭亡了，诗到了今天，读诗的人也灭亡了。假如一个朝代的制度，规定治《礼》的人考查郊祀、兵制、乐章的原委；治《书》的人考查诏诰、檄册、文移、书记；治《春秋》《大易》的人推测天人关系、通晓治国体要，一定要求得到像京房、董仲舒那样的人才。至于治《诗》的人，不妨专用唐代制度，考作五言、七言韵语。这样既放宽了他们的思考才智，使他们能够阅读有用的书，又能充分发挥才量，求得足以流传的事业。这样或许经学能够明白，大大恢复古制，用来应付国家的缓急也绰绰有余；何至于有志之士以自己的笔墨为羞，甚至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呢？我对此实在长声叹息。《集成案》序 施泽嘉 本县的风俗是崇尚神灵，各坊都有祭祀，而所祭神灵的名称各不相同。像我们坊的普惠、孚宁，就是其中的一例；沿革都记载在县志中，大略说它们能够退却寇盗、使灵芝生长。考察《礼记》说：‘对人民有功施的，就祭祀他；为公事尽死力的，就祭祀他。’这些神灵大概属于御灾捍患的例子吧？每年七月四日，坊民迎神赛会。到了这一天，各姓为神祝寿，酒樽、酒罍、彝器、鼎等陈列满前，看起来比人子为父母祝寿还要隆重。轮值的各班把姓名登记成案，而我的朋友某某等同学诸君子二十多人，把姓名汇集成册。册子记载他们的姓名和事情，应当撰写几句话放在卷首。班首把这件事交给我，我说：‘各位君子也知道自古圣人借助神道设教的用意吗？他们治理天下，用礼乐在明处教化，用鬼神在幽冥处教化；读书人和士大夫就把这一点用来修养自身。如今诸位君子举止文雅端庄、光彩鲜明，也已经在礼乐之场修养自身了。至于借鬼神在幽冥处教化的道理，读《易》可以看见：能够体察并撰述事物的人，能够通达神明之德；能够弥纶天地的人，能够知晓神明的情状；不违背、奉行并尊敬神明的人，能够与神明相合，知晓吉凶。读《诗》也可以看见：孝敬祭享，能使神灵来临降佑；和顺柔和，能使神灵来临；像鸟儿鸣叫求友一样求友，能使神灵来听而天下和平。’ 如今诸位君子对于体察撰述、弥纶、不违背而奉若神明的实际道理，都蕴藏在心中；而孝敬祭享、和顺柔和、鸣叫求友的志向，也已经明确表现在事情上了。这样做，能使神灵来临降佑、来临享祀，听到你们的心声而使天下和平吗？这还是今天的事情。若到了将来，诸位在王国的廊庙、坛壝中担任宾客，能够参加在神明左右快步奔走的行列，把洁净的祭品奉献给宗庙，并把祭礼编列于群神之中，借助你们来使神灵怀柔，也同享荣耀。那么这次举动，就不要说只是随顺风俗而增饰礼文罢了。《礼记》手抄序 黎士弘

译国家的治乱兴亡，难道不在于礼乐吗？推究国家能够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原因，无不显得迂阔而事务繁多；国家迅速灭亡、容易陷入混乱的原因，无不在于直截了当、任性而行。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只有周代情意和文饰最为完备。所谓情文，就是礼乐之事。因此，从唐虞直到三代，只有周朝享国最久。秦朝兴起时，以法律和官吏为师，轻视儒者，焚烧书籍，可以说简便易行、没有多少事务了。历数汉、魏以来，凭兵力取得天下却不能守住的，也只有秦朝遭受的祸患最为惨烈。这并不是周朝百姓淳厚而秦朝百姓败坏的缘故。打个比方说，饮食如果只给人粱米和肉食，吃的人未必高兴；加上烧烤、酒醴，吃的人总会感到满足。烧烤、酒醴未必不同于粱米和肉食，之所以喜怒不同，大概是耳目狭窄就会产生计较，曲折繁多就能满足意趣。周朝不只是给人烧肉和酒醴，又增加了俎豆礼器；秦朝不但不给人粱米和肉食，又铲除了优良的种子。周朝怎么会不安定？秦朝怎么会不灭亡呢？有人说：汉朝为什么没有灭亡？汉高帝从田间起兵，不到十年便平定天下，自称天下是从马上取得的，哪里用得着《诗》《书》呢？到了后来，汉高帝渐渐厌倦烦劳困苦，叔孙通制定礼制，于是成为一代典章；文帝、景帝以来，沿袭不废。这说明汉朝刚兴起时就能改变，秦朝直到天下大乱仍不知道改变。有礼就安定，无礼就危险，就像得到食物便能活命，得不到便会死亡。如今若一定说：‘礼乐要等一百年后才能兴起’，这就像对饥渴的人说：‘等秋天庄稼成熟了再给你吃，等下雨了再给你喝。’我恐怕秋粮不能按时成熟，雨水也不能按时降下，饥渴的人将要一个个倒卧在眼前，无法支撑下去了。礼，本来就是解除饥饿的干粮、止住口渴的浆露；它从郊庙开始，推广到妻子，直到童仆，甚至施及蛰伏的虫类。先王大概会说：天下如果有践踏蛰虫却不忍伤害它的人，有对待童仆也不敢失礼的人，我还忧虑什么君父之事呢？唐朝开元年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想删去《礼记》的旧文；宋儒又说其中很多是汉人附会。是否附会无法知道，但如果迂阔的礼制足以救亡，任情直行足以加速混乱，那么君子为什么要顾惜一个迂阔的名声，而苟且延续百姓的性命呢？却一定要任情直达，徒然使天下父老受苦，让兵革相继不断，重蹈秦朝灭亡的旧路才罢休。《续怀帖》序 黎士弘 汀州作为郡治，处在万山之中；向东渡过九龙，水波和山石峻急险悍，使惯于江湖的人常常惊恐失常；向西远至章贡，峰岭连绵起伏，行人的头顶和脚跟相接，远望如在画中。因此，大人先生如果不是有事要到这里，都不会来。闽地人也因为汀州像江州、黄州那样偏僻，便把它看作不属于冠带之地、不能参加盟会的地方。然而这里的人士确实任性负气，做学问有根本本领，不依附当时的名士来求取声名。只要一句话合意，即使为人执鞭也不吝惜；若不是批评弹劾切中要害，即使尊贵之人也不能使他们心折。既然他们任性负气，不肯依附名士求名，而此地又是大夫先生们不到的地方；即使有人来到这里，有的又不喜欢士人；即使喜欢士人，也只是辨别其可不可取，不过如用耳听、用眼看而已。难怪他们的名声不能传到世上。此前庚寅年冬天，元亮先生因为有事来到这里，见到汀州士人后，觉得他们可爱而难以割舍，便怀念他们，来了一次又一次。难道真是水波山石险悍、峰岭连绵，足以缠绵于人的魂梦吗？还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任性负气的人，看出他们仍然足以有所作为呢？三家之市中，手指着说有奇异珍宝，过路人未必相信；喜欢奇异事物的人却能望气而辨识它。喜欢奇异事物的人甘愿遭到众人嘲笑而不顾，三家市中的人感受到这种不顾嘲笑的心意，便不难泣血自我证明，一定要取得喜欢奇异者的信任才肯罢休。先生即使不说，我难道独自不会感动于心吗？如今读到这篇文章，确实当时应和唱作的共有三十五人；其中听到声名却仍隐藏才华的有人；已经谋划成篇却迟疑不敢送达，害怕没有缘由而攀附门墙的也有人。唉！先生到了这里，正是所谓喜爱士人而明辨、详察他们，并不是只对众人略加耳闻目察。即使依附先生以成就声名，难道还能在江州、黄州之下，却仍有才华隐藏而不彰显吗？那些迟疑不敢最终送达作品的人，恰好足以说明汀州士人任性负气，仍然像古人一样在进退之间斟酌，这一定会更加触动先生的怀想，使他不能放下吧。《四书尊闻》序 黎士弘 这就是宁化县文学、时见赖君所著的《四书尊闻》。赖君名朝会，是县廪生。当时本县人李公元仲名声震动海内，学使者前后按试，他大多考取第一。李公在本地，其他人没有敢与他抗衡并列的；只有时见奋起，作为孤寒年轻的读书人，名次在季、孟之间。我做诸生时，早已几次见过时见。他眉毛相连，面容宽广，肤色洁白如玉，才气奔放，常常使在座的人屈服。宁化县过去有田丁之乱。顺治癸巳十月，叛乱的丁役假称原来已经同本县人讲和。时见自恃容貌、才华和言论，认为一两句话便可以使他们折服、排解纠纷，轻率地投入圈套，终于被杀，死得最惨。他的妻子守寡，孩子年幼，平生著述大半零落失传。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尊闻》一书，以注释为经，以自己的学说为纬，贯通疑义，剖析义理。其中说得精到的地方，往往能够达到精微之境。前明辛巳、壬午年间，秦、楚一带寇盗纵横，征调急如星火；本县叛民又在近旁环伺，攻破城池，掠夺府库，好像取走寄存之物。可是时见正在舔笔伸纸，取出《四子之书》加以朱批墨识，仿佛有一件万万不可停止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迂阔而远离实际事务。而且那时文体已经败坏，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等书，下至稗官、野史、佛经、道藏，都可以拿来穿插注释，借此猎取科举高第。时见却独自谨慎守持正道，极力坚持不同的学说，分句析章，自始至终承继紫阳朱熹的绪论，难道不是伟大吗？东乡艾千子两次经过宁都，同他相知，握手为他的书作序，想使它流传于天下后世。古今历来才人，年少而遭遇奇祸的，大多是自我标榜过高，傲视世人、张扬自己；否则就是见识不坚定，依靠了坏人，终于狼藉崎岖，身败名裂。像时见这样，只学习一位圣人的书，本来似乎可以安居家中修养；却像郦食其妄想凭借游说车轼建立功劳，像王夷甫突然遭遇王敦排墙那样的惨祸；蜜蜂终究会螫人，老虎也不挑选对象。时见之死，也有不自量力的过失。然而他的妻子孤苦而守节，受到天子的旌表；他的儿子又想刻印他的遗稿，以此谋求使父亲不朽。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慰藉地下的亡灵吧？《沈未空先生诗》序 黎士弘

译未空先生真是人中豪杰啊！先生幼年便具有非凡资质，以学习世俗之学为耻；登记为诸生二十年，对当时科举文章的言论冷淡如无物。学使巡视各部时，同舍诸生整天咿唔诵读；先生座席上尘土满积，只有《楞严》一册、《象山语录》数卷而已。他偶然从卷宗中仰慕某位先生，便徒步走三千里到毗陵访问他。见面一次，觉得对方不合自己的期望，连姓名也没有告诉便返回了。他的举动奇异宏伟，没有人能够了解。丁卯年，他的兄长若玉乡试中举，他便想停止诸生身份，实行远游的志愿，母亲夫人不允许。到了己卯年，他才考中乡试第八名。乙酉年，因感伤国事多变，忧郁成病而死。先生深入学习当代典章制度，收藏书籍七千卷，一看便能背诵。记得先父曾得到一瓮旧钱，拿出来考验先生；先生几乎不加思索，随手分别，即使幽僻难考、如残唐、蜀、夏等人们不记得的内容，也都能指出年代，查检原本加以核对，百次中没有一次错误。然而先生神情简静高雅，也不见他经常读书。他天性仍然留恋山水景物。美好的早晨、宜人的夜晚，便写帖邀请宾朋，清谈高论，弹棋遣兴，完全没有尘俗之事。到了酒意微醺时，又用手捋着长髯，迎风轻轻长啸。在座宾客喜爱他的风度情致，直到宴席结束也不忍说要离去；他使人倾倒，就是如此。我私下议论：本县谈论理学、负有博雅声名的人，应当奉先生为尸祝；至于文章和意气，又应当以我叔振为第三。先生有廓清弊端的功劳，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过失。他一生著书很多，自己最为自信的是《四书参注》一书，卷帙浩繁，尚未付梓。仁和宋树桐先生任佐郡临汀，仰慕先生的文章品行，便选取他的诗歌刊行。宋公与先生素未谋面，却因怀想异代人物而生出不同生于同时的感慨，大概是自任为先生身后的桓谭。书刻成后，因为我受先生教导已经很久，他嘱托我校点编次，又让我把一两件遗事记在卷首。唉！先生自己在《理题藏稿》的序中说：‘我不想求别人替我作序，千百年后如果有了解我的人，为我作传、作赞，那就任凭他去做。’如今还没有等到千百年后，就已经有人为他作传作赞；但没有机会把一句话传到地下，这难道不可悲吗？《寒支初集》序 彭士望，南昌人 李元仲先生已经七十四岁了。有人想替一位方外之人刊刻他的语录流传于世；方外之人来到后，推重元仲所著的《寒支集》，让他刻印。摹印尚未完成，元仲突然拿着书来要求我作序。我读书尚未读完，突然起身叹道：‘唉，元仲只是把我当作朋友，他了解这个人吗？了解他的文章吗？了解他写成这些文章的原因吗？我又凭什么了解他的写作缘由，了解他的文章而成为元仲的朋友呢？元仲的文章为什么变化如此多呢？难道不是有采撷英华、集中铺陈，从东周到南朝，把卓异之文咀嚼吞吐的吗？难道不是有研精覃思、刺探幽微，凡是狂诞诡谲、权变奥秘之处，都能曲折表达、抑扬宣泄，而且还有俯仰反复的文章吗？’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定睛看它，说：‘难道不是有不与希文同调、又像讦奏、像讷书的文章吗？难道没有邹阳、枚乘的辞令以及穆然醇厚的进退之文，没有稷下学士的辩说和画邑的誓言吗？难道没有抽绎都尉悔恨、愤怒、刚愎之情的文辞，以及牧之持节执旄、餐风啮雪的气节吗？’又过了很久，我姑妄说道：‘唉呀！这正是正则的变化之思吗？这是无咎的广大文体吗？’屈原文章的主旨，全都归于楚国宗旨；而元仲应酬、表志之文为什么不全都如此呢？鼂氏的格调全在声韵，而元仲把它施用于散文，也全都如此。虽然如此，它果然是变化的。阴阳是变化之道，善于使阴阳变化；本性变化而趋于善，那些不可见的地方，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本性变化为情感，情感变化为才华，才华变化为经书，经书变化为子书，子书变化为文集，文集变化而成为元仲的文集吗？元仲的文章，是古代正则之文的变化吗？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同。《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有事物便有法则。众民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彝就是常，常就是正，正就是法则；法则并不是只有一种。《左传》说：‘言辞，就是各自指向自己所要到达的地方。’ 各自指向所要到达的地方，而这个‘所要到达的地方’又不是能够完全说尽的。我把元仲的文章反复读了三遍，觉得它的变化有三种，而归趋又在一瞬之间。开始看它时，它的气势像奋发而起：仿佛站在广阔原野上，长雷震响四方；又仿佛潜伏在深谷中，瀑布奔流而下。我只知道它不断溢涌出来罢了。愤懑而不能立即宣泄，既然宣泄出来，便不能用一件事情来尽行驾驭。它又像万仞高的巨石坠入深渊，撞击山崖石磴，众多声响一齐激发，同洪波纷然交杂、接连而来；有时沉闷，有时遗憾，有时泛滥开来像有所不应，有时汨汨流动又像顺畅自然。因此元仲的文章，变化起来时像屈原，广大时像鼂氏，而最终归于仿佛没有穷尽。其实是他的才华有穷，而情感绵延不绝；性情却不改变。我看见他的情感有内在的束缚，才华有外在的张扬，又用橐和籥鼓动它们。可是我又凭什么知道这些？我又凭什么说出来？我想替少伯同越王勾践的种说话，却没有办法；想替鬼谷子使他的门徒闭口，像刺股却不下锥，卷舌而不窥视，使上篇不沉默，中篇、下篇也不能获得答案；处在庐、夫、胥、嚭之间，用不可测量的东西去测量它，然而仍然不能穷尽。还想借老子、庄子之口，他们又哪里能够说尽；想说这是二楞而不可识；想剖开聊城的肝肠，使鲁仲连寒心闭舌。然而他的文章在变化，他的才华并没有变化；他的才华在变化，他的情感并没有变化；他的情感在变化，而本性并没有变化。这不就是所谓漂游于尘埃之外，不受世俗污垢污染，像洁白之物落入泥中却不沾污吗？然而又有人说，那些脱离忧患的人，忧患并非只有一个方面，为什么他的文章悲痛却仿佛隐藏，遗憾却仿佛在思索，呵斥诘问却仿佛带着愤怒？而且最应该是他的弟子把他当老师、当朋友并且了解他，可是他最终所尊奉的祖宗却在从容辞令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宁化县志》序 黎士弘

译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皇上广施文教，准许朝廷大臣的请求，纂修《一统志》。先下檄文命令各直省所属有司呈送稿本汇集进呈，交给史局。其间山川、里道有不相符合的，朝廷多次颁下严旨切责。一时奉行期限紧迫，很多人因循守旧，固陋不堪。太史公说：‘文章不典雅驯正，连缙绅先生也难以开口谈论。’宁化泉上的李元仲先生，是旧学通儒、海内人文中的硕果，四十年不与州、府交往。前任县令何公带着书和礼物来请他编修县志，先生推辞；又数次请求，才答应下来。书尚未完成，何公便调任离去。书完成后，前任县令王公急于刻印流行，也没有成功。如今茂宰祝使君来治理宁化，看见这部书，再三叹息，说：‘这不是一县一人的书，而是天下古今共同拥有的书。将用它来符合功令、昭示后来者，除了我还有谁来承担？’他同学博谢君以及本县绅士父老共同商议，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很好，于是估算工费、选择工匠，不到几个月便刻印完成。我得以低头读完。确实啊！祝使君所谓天下古今共同拥有的书，确实不是一县一人的书。宁化虽然是望县，但县志残缺将近百年。编纂凡例、创立体例，并没有旧府志可以凭借；铺陈文辞、辨析体裁，也没有众多人才可以借助。先生凭一心一手经营数千年间的事情，没有粉饰之言，没有曲笔，只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举出一个端绪，古今上下治乱相互依伏的原因无不详尽；树立一个论点，事物的源流、升降以及补救、损益的办法无不修明。又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山川、里道、丘陵、陂泽、冈峦、岩壑，无不如在掌指之间，逐条分辨。这本来就是释法显不能穷尽其详核、郦道元不能争胜其奇丽的地方。后世再有作者，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郡县事务极其繁杂，钱谷、刑名等事每天救过不暇，看待县志的兴废，似乎与缓急无关；即使有意修撰，有时任职者不是贤能之人，贤能者又没有遇到机会，世间又缺少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史笔，于是名区胜迹、杰出人物湮没而不能流传的，哪里数得清？祝使君筹办这件事，当然值得庆幸，因为国家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使一县之书呈现于天下；但又怎能不因国家有这样的人才，却只能凭一县之书呈现于天下而感慨呢？汀州府志残缺也有五十多年了。郡伯鄢公，是贤能的大夫，素来有意重修，打算专程用车延请先生裁定史论。如今先生也终于老了，年八十二岁。假如上天给予机会，使他能够看到成书，把一县的成果推广到一郡，再由一郡逐渐推广到天下，先生将会没有这个愿望吗？我在先生门下受业，哪里敢附会游、夏的话来作赞？只是为祝使君果断任事而欢喜，并且记下他的政绩之大。谨在简册卷首记下一句话。重修《上杭县志》序 黎士弘 京畿、省、郡、县的志书，与国史相互表里。体裁有大小不同，但义理和意旨相同。史书主要在于惩戒和劝善，志书专门在于如实记录。史书难在裁断，志书则兼有编修之难。凡是修史设立史局，总裁、校勘都由专官担任；人员进退、官职黜陟，都详细呈报皇帝审阅；即使权贵也不能凭势力争夺。至于郡县志，如果不是在当地生长的人，对当地人与事不熟悉，势必只能交给一两个里党中有文才、熟悉掌故的人。然而宗族亲戚和交游所在之处，往往使人停笔蘸墨，拖延而顾虑嫌怨。稍有宽恕，就会招来索取钱米为人立传的讥笑；一概删削，又免不了陶渊明、范晔那种手持利刃相逼的恐惧。于是兔园先生也来点染文坛，梳椎髻、穿布裙的女子全都被标作淑媛；流传到四方，反而成为人们的谈资。志书泛滥到这种程度，不只是有良知的人不愿意编，甚至也不愿意读完。若不是地方官员真正用心而且有力，敢于任持是非、勤于采择，又具备优秀史家的才华，绝不能成书传于后世。像如今璞山蒋使君所修的《上杭县志》，大概已经是难得的了。上杭是临汀的赤县。明朝三百年间，薮泽一带多次发生警乱，特地设置宪司加以节制。当地水陆三百里，人文山水冠绝诸州；县志残缺已有一百多年而未能补修。难道是能作文执笔的人竟然没有，还是因为宗族亲戚、交游亲串所在之处，害怕招致过失和府中怨恨，所以有所不敢呢？难道又是因为一时的地方官员，文章和政事不一定都擅长，而辨别是非、勤于采择也有有力和无力之分吗？蒋使君到任治理八年，政事通达，人民和睦，急切担心文献不能彰显，便聘请名士，分设各部，亲自用心用手勾稽考订，兼以时日积累、月份推进。如今看这部书，记录数千年间一县的治乱兴衰，仿佛可以用手转动、用眼数清；细到里巷语言和方言，也搜罗散失的材料；至于官司和人物的出处、进退，毁誉不能摇动，爱憎不能改变，又是多么坚定果断啊！从前韩昌黎推辞史官之事，柳州写信督责他，说他不肯承担褒贬是非，后来便不敢做御史大夫；生杀予夺比这更为重大，便连宰相也不敢做。如今使君奋然任事，不被毁誉、爱憎所摇动改变，这就是御史大夫、宰相的胸襟。这样看来，蒋使君哪里只是才胜一邑？他所成的书，难道又只是一本县志吗？郡志残缺多年，有关方面多次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却迟疑不敢答应。假如能够完全像《宁化县志》那样博大华美，便自成一部书；再有上杭县志那样明辨而有体例，或许可以接续前人的事业，增益文采，事情也就成功了一半。然而我最终还是迟疑不敢答应；对于不敏的讥笑，我本来已经远远惭愧于柳州，近来又对贤能的使君抱有不少惭愧。《寒支二刻》序 叶颖

译注释《齐谐》的人说：‘有智慧却不能变化，只是平常的智慧；有事物却不能变化，只是平常的事物。’既然有不能变化的文章，便称为平常文章；既然有不能变化的人，便称为平常人。人运用智慧和事物来达到文章。因此要判断一个人，除了文章没有可以凭借的；要判断这个人的文章，除了智慧和事物，也没有什么可以表现它。我观察天下，竟没有不能变化的事物：水冲上天空便结成波浪，气蒸腐朽之物便长成灵芝，这还只是无情之物；野鸡进入水中变成蛤蜊，雀鸟进入海中变成蛤，这还只是有情之物中的小者。龙飞起来，上升不到天空不会停止；潜伏下去，潜不到深渊不会停止。它能潜能飞，能上能下，能有情又能无情，难道不是天地之下的一种事物吗？突破这些能力而变化、化育，它的缘故是什么？难道它的智慧超绝于万物吗？它纯粹归于事物，所以遇到事物便能使之空，而几种能力又能使空化为物；遇到空便成为物，而几种能力又能使物化为空。忽而使物为空，忽而使空为物，忽而又使空归于空。因此古代那些变化自身、达到空空境界的人，最初全都是变化自身、使万物成其为物的人。如今以空空、物物为特征的人恰好遇到另一个空空、物物的人，不能说他仍然只是物，也不能说他仍然只是空。孔子会见老聃就是这样。老聃不能具体描摹，却可以在意念上想象，所以说：‘老子大概像龙吧？’既然说像龙，就不是龙本身，何况是一般事物呢？不把事物拘泥为固定之物，就不会把空拘泥为空；空隐藏在事物中，事物也隐藏在空中；龙的变化，大概就达到了这种境界。我们乡里的李元仲先生的文章，在那些不变化、不化育的人看来，这是变化的极致；即使在善于变化、善于化育的人看来，也同样是变化的极致。他所写的事物宏大，却从未被具体事物凝滞；他的智慧屡屡变化，却从未被某种智慧束缚成固定形式；只有经过凝聚、停滞、集中、约束之后才成为文章。不必经过凝聚、停滞、集中、约束便能成为文章，那么后来的文章无论平庸、奇特、有能、善变或不能变化，就又不必争论文章本身，而要争论作者本人了！司马迁写留侯传，把他的形貌比拟一番，认为天下没有比这更俊伟的人；但他又恭敬谨慎得像妇人。魏武帝西行时，对聚众观看的人说：‘我也只是很有智慧罢了。’智慧是能够变化的东西，寒暑不会固定，早晚不会停降；它因而使人变化，也因而使文章变化。秋水按时到来，百川灌入黄河，水势苍苍浩浩，使人不知道它要流向哪里。山高而不崩塌，山势逶迤、层层曲折，侧着膝盖攀援山形才能登上；平展的山峰如拱，远望它的气势，千峰像发髻一样。至于一个人如果没有山水的辽阔胸襟，那么变化的才华也不会超出山水的变化；凭人的变化，文章变化才不孤单；凭文章的变化，人也不昏暗。孤单就没有声响，昏暗就没有色彩。所以说，人的文章，就是山水的声色。金石能够发声，不敲击便不会响应；干矢有穗，不扬起便不能显示武威；神明智慧有光，不雕琢便不会锋利。如今李先生的文章日日琢磨而锋利，日日锋利而日日显出光彩，因此只是进入古人、又超出古人而已。古人对于今人，就像祭祀后被丢弃的刍狗；进入古人之中时，他们像尚未陈列的绣花箱笼；从古人中出来时，他们又像已经陈旧的苏脊。假使古人遇不到能变化、能化育的人，也只能孤单、昏暗而已；古人的文章遇不到能变化、能化育的文章，也终究只能孤单、昏暗而已。只有李先生不忍让古人留下孤单昏暗，常常想在变化中使古人死而复生，最后归于无变化、无化育，也几乎是不把变化赋予古人了。我正背着太阳奔走于河边，劈开天空、指点大地，又怎么会来到他的身旁呢？如今他将把自己的全部文章拿出来给天下人看；天下真正懂文章的人，赞美他就会把他捧到头顶；不懂文章的人，诽谤他就会把他踩到脚下。毛嫱、丽姬，是人人共同认为美丽的女子；鱼见了她们便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便高飞，麋鹿见了她们便迅速奔逃。所见的对象没有不同，而躲避、亲近却不同，是什么缘故呢？就在于相类和不相类。看见这篇文章而诽谤它，难道是故意诽谤吗？这是应该的。赞美和诽谤都不足以击中要害，又有什么值得把捧上头顶、踩在脚下说个不停的呢？捧到头顶也是一种不平，踩到脚下也是一种不平；处在不捧不踩之间，才是庸人的停滞之处，身体安逸便依附，安静居处便沉溺。李先生虽然想把自己所写的变化之文再加以变化、化育，但说鱼鸟麋鹿有智慧吗？不能这样说；说鱼鸟麋鹿能够成为神物吗？不能这样说；说鱼鸟麋鹿能够兴起文章的声色吗？也不能这样说。李先生自己不说，我便坦率地替他说出来，以此告诉天下读这篇文章的人。黎士弘《讬素斋集》序 魏礼，宁都人

译古代写诗、写古文的人，大概都有自己的根本。他们能够昭示于天下后世的，必定归结于道德和政治，足以教化恩泽百姓；他们所提出并施行的，也都具体落实在平日的积累上。因此，是由根本充盈而流露为文章，并不是靠文章在外表上修饰辞藻。只在外表上修饰辞藻，就像从江河取水，虽然装满了缶、沼，也不过如此而已。有根本的文章却不是这样：昆仑山、岷山绵延千万里，源流发端越远大，水势越澎湃浩瀚，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它灌溉九州，便利舟船，使鱼龙不致郁塞，曲折的水流和波谷也由此形成。这大概是因为山是水的根本，水由山发源。因此，文章兴盛，往往也就是政治兴盛吗？政治兴盛的人，往往成为古今名臣。姑且以唐宋古文八大家来说：其中七家无不著述经国治民的谋略。苏洵虽未曾做官，但见识议论周密坚定，如《辨奸论》《名二子说》，后来都应验了他的话；假如授予他政事，一定有值得显著表现的地方。王安石治理郡县时颇有声望，等到做了宰相，却以学术误导国家和百姓，但也不能说他毫无根本。柳宗元失身于王叔文，遭贬谪而未能施展抱负，但也曾治理过郡。能够记载的事，如赎回被卖儿子的政绩，在史册中寥寥无几；他的文章也未能同其余七家并驾齐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平素所积蓄的根本就是如此。八大家中，韩文公与两位文忠公尤其显著；苏文忠为人坦率真诚，没有矫饰，神情庄重，内心表露无遗，确实是君子，所以他的文章也是这样。长汀黎公愧曾以诗和文章闻名天下，是闽南最杰出的人。我读他的文章，觉得光明俊伟，有千里浩瀚的气势，而规矩法度又不失古人风范。私下里我曾把他同苏子瞻相比；看他的笔记和各种小品，也很相似；至于诗，有魏晋以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遗风，似乎又超越苏子瞻而自成高境。唉！这难道是从外部得来的吗？大概黎公心地宽厚平易，一向以古人之道自处，同朋友能够长久守信交往；他任永新、广信的长官时，也有许多善政，详细情形见于各种记载，士人至今还在思念他。后来任陕西观察使，便拿出囊中所有的智慧来平息大乱。因此，从根本发为文章，就是这样。苏子瞻曾自己说：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只是应当行进时便行进，到了不能不停止的地方便停止。他权知开封府，治理杭州、密州、徐州时，施政大都精明敏捷、俊爽利落，同时又有风流儒雅的气度；到整顿定州军政，以及议论司马温公变法、筹划西部事务时，都有根本深厚的学问，施行起来足以消弭祸乱。黎公也几乎近似于他。这样看来，黎公的文章能够追及古人并流传到后世，是有原因的啊。《黄竹岭修路序》魏际瑞，宁都人 汀州西面有黄竹岭，人们常说它高得像登天一样。丁酉年，我将要前往汀州，心里很为难。等到了那里，冒雨登山，只见山路盘旋曲折，山崖石壁断裂险绝，像蛇蜿蜒、鹘鸟突然飞起一样，令人始终惊惧。于是我舍弃车舆，提起衣裳徒步前行；脚下的道路橛橛作响，心想这里大概不是人所能到达的地方，回头却看见有牡蛎壳砌成的石路，鳞次排列，在百千万仞高处为行人铺设，绵延二十里之远。我没有一次不感叹修路者真是君子、长者，并且悲切地深深感念他们的德行。等到道路缺损、山径坍塌，便只剩黄泥坡，走起来滑得像榆木沉入水中；陡峭断绝的地方，性命仿佛悬在一根丝上；必须聚集手脚筋骨的力量，挤在狭窄处通过，有时还会坠落，更何况那些挑担负重和疲惫患病的人呢？庚子年冬天，我将再次到那里，便沿着这条路走。岭上有一座庵，庵中有亭，煮茶供给过往行旅。有个和尚向我作揖并告诉我，他想补修这条路缺损的地方，创建前人功业尚未完成的部分。我说：唉，这正是仁人的心愿、仁人的事业啊！如今上天使人富足，富足的人正是用来养济贫困者的；上天使人尊贵，尊贵的人正是用来安顿卑贱者的。上天把福利和安全赐给某些人，是让他们使劳苦者得到休息，使困厄者得到平安。若只是让自己专享利益、独自丰厚，上天又为什么要取用这种人而独独厚待他呢？从前吾子曾说：施舍坟墓不如施舍棺材，施舍棺材不如施舍药物，施舍药物不如施舍衣被和饭粥。我也说：放生不如戒杀，戒杀不如修建雨亭、渡口、道路和桥梁。因为接受施舍的人真正得到实惠，施舍者就没有白费。譬如用钩矢射箭靶，既然已经发射并命中目标了。过去有个乞丐死后三天又苏醒，阴间的官吏核对簿籍，说他曾经修建七星石桥，所以应当复生。乞丐私下想：我自己还是个乞丐，哪里有能力建桥？官吏说：你曾在潭边种植七块断砖，用来帮助排泄积水。你虽然是乞丐，但心里想到这件事，将来一定会做这样的事，这就完全等同于建桥了。和尚说：是这样！我将要叩头屈膝，向长者乞求资助，却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冒昧请您替我写下吧。我说：唉，这正是仁人的心愿、仁人的事业。天下有许多仁人，冒昧请求大家捐资，并把姓名登记在册。《崇正书院志》序 杨昱

译书院，是占据名胜之地，让前来求学的人居住其中，以扩大国家兴道育才之意，是官府施政中最好的事情。大概自汉、魏以来，天下的名胜之地全都成为佛教、道教的寺观，只有我们儒者没有这样的场所。到了唐代，世间儒者有时在胜地建屋读书，书院之名才由此确立。到宋初，白鹿等四大书院才在天下显名。此后，佛、道二教的寺观有的废弃，贤能的官吏常常将其改为书院。这难道只是争夺它的地势吗？大概名胜之地必定幽静，幽静就可以凝聚心志；必定清爽，清爽就可以振发精神；它对于求学的助益很大。汀州鄞江北岸、苍玉岭一带，有一处地势高峻、林木蔚然、环境幽美的地方，也是本郡的胜地。过去那里有佛寺居住，“图经”所说的东禅寺就是它。嘉靖庚戌年，和尚迁走，寺院废弃。仁和人华山陈公恰好任汀州知府到任，于是遍请并得到各司同意，把它改为崇正书院，并题写厅堂匾额为“明德”，用来聚集讲学授课；旁边修建若干间号房，让诸生居住。又因厅堂左边有一间高大杰出的屋宇，便修整为“三贤祠”，尊崇祭祀本郡人、晦庵高弟杨淡轩，并追溯祭祀朱子；又因为文文山曾在汀州建立军旗，也取其相等的地位加以祭祀。书院落成后，召集本郡九所学校中成绩优异的诸生，使他们在其中藏修、游息，并登记书院田产，以供给各项用度。政务有暇时，他一定亲自到书院讲学教导、启发学生。由此士人争相砥砺磨炼，渐渐日益知道向往正道。他又担心创办设置的实际情况日久会湮没，于是编次记述修建的缘由、庐田的数目、立教的方法，辑录杨淡轩的诗文以及朱、文二先生与此事有关的作品，连同书院旁的石刻，编成志书流传，并请我为它写序。我私下认为，古人治理郡邑、善于兴起教化的，当然没有谁比得上文翁。然而他的成效，也不过是使士人赴京应举，达到齐鲁一带的程度而已。难道只是为了让人求取功名，而没有讲明立教的根本吗？如今占据高明之地，可以振作精神志向，就有助于进德修业；排斥异端，尊崇正统祭祀，就可以端正士人的向往之路；粮食、供给、厨房和浴室全都齐备，事务就周全，心思不会分散到别处；提携督促、振奋激励始终勤勉，学生心中有所敬畏，学习必定尽力。这些本来都是切实的益处，不借助追逐功利的私心；推想其最终成就，难道不会有三代之士在其中奋发而起，以报答圣明的教化吗？何况又颁布教条来改善风俗，建立保甲来侦察奸邪，在审理诉讼、催征赋税之下，每每寄寓着崇尚教化、敦厚风俗的用意；这样一来，民间社会的行为也将同三代相比，又不只是学校施教的成效而已。陈公其他政绩，大多也与此相称。序文没有一一涉及，是怕枝蔓旁生。罗青岩《周易裁述》序 熊为霖，新建人 问：如今的人有能吹动影子的吗？回答说：没有。问：如今的人有能雕刻尘埃的吗？回答说：没有。这说明分解虚无之物是困难的。问：如今的人有能鼓动湫盘、系住八根柱子的吗？回答说：没有。这是因为力量隐遁在巨大事物之中，就像蟭螟在蚊子睫毛上筑巢一样。有人三年不知道射箭，因为把虱子悬挂在窗棂之间，连续看了三年，虱子就大得像车轮；于是命令放箭，竟然射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精神专一、气息相通，他的天性独自保持完整罢了。《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包容天地之道而不过分，使万物各得其宜而无所遗漏；向上探究无形无迹之境，向外拓展到无边无际之处，简直可以放置在语言文字所能达到的极限之外了。然而诠释《易》的著作不下千种，田何、费直的学说已经荒远难考。只有荀爽所传九家之说，精妙于观象，却没有列入学官。王辅嗣以麈尾清谈，广泛作玄妙的解释，似乎也没有穷尽《易》理。到伊川以义理为主，紫阳又参合象数，于是获得了统一的宗旨。然而他的义理同世事相互推衍，后来又不断有新的著述出现，终究没有穷尽。青岩先生，是闽地有道之士，居住山岩、游观川谷，闭塞外闻，澄静思虑，摒弃尘世羁绊，只以丹黄甲乙之学自娱晚年，致力于叩启贤者之门。他对九经都能贯通串联，尤其深究《易》。青岩为什么能深通《易》呢？人只要全身心都体现《易》的道理，接触到任何事物便都能理解。乾卦九二说：“龙出现在田野。”渐卦上九说：“鸿雁渐渐飞到陆地上，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作仪饰，吉祥。”涣卦六四说：“涣散之时形成丘陵般的聚集，并非平常人所能想到。”艮卦六五说：“止息，其辅佐之言有条理。”青岩的道德文章光明而远离尘俗，隐居不仕，所以构思幽微，建立真切的义理。我用自己来注释《易》，就是用《易》来注释自己；我就是《易》，《易》就是我。他的天性完整，精神相通，虚无之物无需剖析，力量也不会隐藏在巨大事物之中。高超啊，高超啊！我几乎无法测知他内心所存的境界。青岩的书写成后，收藏了很久；如今他的佳嗣交付给刻工刊刻，因此请我写序。我哪里懂得这些，只好举出青岩所以深通《易》的缘由，概括说明其大意，只恨不能让青岩的英灵复起，与我同处一堂，当面向他求证。《剑华合刻》序 曾曰瑛，南昌人

译凡是经历百般劫难而不毁坏的事物，一定是它的晶莹之气和神采凝聚起来，郁积成宝贵的光华，又经风雨雷电的洗涤冲激，沉潜孕育于山川之间，坚固而自行抵抗侵蚀；造物者也会为它呵护爱惜，不忍让它消灭。因此它历经世代反而越发新鲜，深深禁锢却终究必然显露，光彩灿烂、气势熊熊。事物自己固然不知道，但其中有必然的道理和不得不如此的形势。干将、莫邪沉沦在狱中时，年代久远得无法记载，又有谁知道它们呢？张司空从斗宿、牛宿之间占测到龙光，派雷焕取出它们；晶气神采一旦显露出来，用华阴之土擦拭，锋芒仍未变钝。这是宝剑自身的作用吗？还是人的作用呢？实在是造物者对它们呵护爱惜，到此时才使它们的奇异完全显现。文章是天地的精华，是文人学士鼓动自身元气，像用锤炉锻造一样把它锤炼出来，融化在贤者的肺腑和心肠之中，收敛锋刃而淬炼锋芒，不只是用水斩断蛟龙、用陆吾的犀革来试剑。它还将登上城楼挥动起来，使暴风云气的颜色随之改变。然而如果特别不幸而没有遇到知音，也会郁结阻塞，像盲人把它当作铅刀而弃置。可惜晋代武库没有焚毁，乔陵又无法凿开，宝剑被苔藓侵蚀、被尘土封埋，沉埋的光芒在夜里呼啸，人们反而惊疑地把它当作不祥之物。这样一来，这些微小的宝物长久只能任其若有若无、若灭若没，再也没有人经过时询问它们了。唉，有才华却困顿坎坷，古今都令人叹息。既然一生不能施展，又不能在身后流传，难道不可悲吗？闽海一带向来多才士。我还是儿童时，就听说宁化李元仲先生的大名；他的高足弟子中又有临汀黎君振三。我常想读两位先生的文章，却遗憾不能亲自相遇。两位先生学术渊源一脉相承，大都能够刻镂胆识、钩取心志，激发吐露晶莹的光彩。可惜生在末世，所以才华奇异而机遇困厄。李公困顿失意以至老去，晚年号寒支。所谓寒支，是说他具有松柏的操守。黎公每日依偎在太夫人膝下，穷困潦倒，只是一名读书人，未到中寿便去世了。两位先生虽然各有传稿，但曲调太高而知音太少，如云门的琴瑟不同于人间筝笛的宫商调，终于久不显扬，也没有人能传述他们的一点精华。后来你编纂郡志，在蛛丝虫屑般的残存资料中搜集前辈遗文，获得两位先生的遗稿各一册。我觉得其中光彩灿烂，不敢逼视，急忙叫鹤峤太史、嘉樵上舍击节诵读，他们都惊愕而喜悦，说仿佛看见了天崇诸老的旗帜；假如同蕴生、卧子在中原争胜，必定会成为强劲的对手。大家一起叹息抽泣，痛惜他们师生、宗门之间传授的文章，笔力矫健如霜棱，却不幸长久困藏在箱笥中，几乎被用来覆盖瓦瓮。又庆幸如今终于有机会相遇。唉，作者距今已经百年，而宝光郁积，经历劫难仍不毁坏，难道不是造物者实在对他们呵护爱惜吗？这是干将吗？还是莫邪吗？神奇的宝物难道必定会彼此相合吗？我负有守护汀州的责任，不敢擅自担当此事；司空雷君的刻刀，应当先替它们开路承载。李公的刻本旧名《抗谈集》，黎公的刻本旧名《北楼留稿》，现恭敬地合编如下，题名为《剑华合刻》，重新交付刻工付梓，于是写下编刻缘起，公诸同好。《漫游草》序 熊为霖，新建人 怀古，是一位喜欢漫游的士人，户籍在闽宁，性情洒脱不受拘束；平生沉浸于经史百家，又能纵情挥洒、奇宕地写出来。他才华极大而奇特，却困于所遭遇的处境，于是发愤游历天下，带着一张琴、一把剑、被褥和行李，期望同名山大川、交通四通的大都市结下缘分，逐一亲身游历。五岳那样的镇重，西湖那样的秀丽，峨眉、太行那样的雄奇险峻，瞿塘、禹穴、龙门那样的险要奔放，以及咸阳、燕蓟那样的威严壮盛，都时时在胸中、口中吞吐出没，难以形容。如果可以形容，他大都把这些寄托在诗里。所到之处，诗篇总能汇集成卷，大多值得保存，只是还没有找到流传的方法。诗是抒写性情的；性情相近，作品就能彼此映照而更加光彩。怀古长期寄居西江，仿效陆龟蒙泛舟江上、亲近鸥鹭的生活。起初同汪子辇云、杨子子载结为忘年之交；两人本来同我友善，每次谈到结识怀古这个新朋友，都满面欣喜。只有我因为相隔道路遥远，内心郁郁不乐。但每次读怀古的诗，又没有一次不陶醉其中。辛酉年冬天，我计偕北上，已经租好车，怀古和汪、杨二位一同前来，在船篷小艇上为我饯行。记得那一天，大家痛饮大杯酒，江山如画，全都呈现在眼前。怀古拿出一张尺许长的宣和纸，请我即兴赋诗写眼前之事；我挥笔写了几首，杂乱得不堪聆听，大家尽情欢笑后才散去。此后我长期在京城外任，偶尔写信往来。然而在心中，没有一天不想到怀古，究竟想些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乙丑年冬天我回乡省亲，经过春天来到江城，打听到怀古的情况，才知道他病得很危急，便赶去探视，共去了三次；守门人多次强行推辞，最终也没能到他的床前。回乡居住了一段时间，传来怀古去世的情状。我震惊而哭泣，仓促之间还不能得到确实消息。等到他的嗣子愧尹寄信到来，按照遗言恳切地请我为遗稿作序，事情更为急迫。唉，怀古一生交往的，大都是天下有名的士人；他为什么偏偏把作序的遗言托付给我这个不才之人呢？唉，人和人相知，贵在相知内心。如今有人对于泛泛的交往，展开对方的诗文稿纸，动不动就拿汉、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诸老来盲目吹捧；可是对于那个人的性情和诗的性情，完全没有关系。唉，这就是诬蔑，明白的人会鄙弃它。怀古难道会有这种奢望吗？我也不敢这样做。怀古的遗稿，就是怀古的性情。精神气韵不会朽灭，携带着它一同流传；它究竟会化作风、化作雷霆、化作洪涛、化作苍峤、化作云锦箱、化作古今注、化作元屑、化作定交书，化作竹窗夜话，大概都无法确定；但总之不会脱离游动之气的精华。姑且把我同怀古交往的经过叙述到这里。怀古如果有灵，应当起身吟咏，也差不多可以同地下的山阳车马相互质问了。先生名良德，字质存，怀古是他晚年的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论 明李世熊

译前人说过：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就达到最完善的地步了。即使它承袭王安石雇役法的遗意，也不能因为制定者是谁而轻视它。所谓最完善，是什么呢？轮甲法，是每年轮流由十甲中的一甲承担一年的差役；一条鞭法，是把全县的丁粮合并征收，用来承担一年的差役。轮甲法十年轮到一次，届时一次出的负担多，容易困顿；一条鞭法每年零星办理，每次所出的少，容易缴纳。譬如十石的重量，一个有力的人也拿不起，分给十个人搬运，就轻而易举了。十年缴纳一两银子，当然不如一年缴纳一钱轻便容易。人只顾眼前，谁能每年积存一钱，等到十年以后再使用呢？而且所承担的差役，有的人编定一两银子，幸运时只按数缴纳；有的人增加到二三倍，甚至五倍、十倍、百倍，名义上叫均徭，实际上是极大的不均。如今把十甲合并编定，不分年份，那么丁粮就均平了；优免差役的人不能分拆几口人来侥幸逃避，冒滥者就会减少；把银差、力差合并，又把正办、杂办各项征收附并到秋粮中，名目就简明了；富人不必接近官府，随从人员也不必挂名，窥伺谋利的人就会减少；官府把银子发给募来的役人，役户不能反复压榨勒索，那么市场上的狡猾之徒就会屈服；取消头户、贴户的摊派，贫富就平等了。苏州、松江一带百姓的淡薄、烦苦和困顿，哪里只是如同解开悬挂的绳索而已呢？这项制度，是江西按察使蔡充首先倡导的；廉访各方面意见后上奏，详细记载在王宇沐参政的《均书》中。江西巡抚周如斗、刘光济先后奉行此法，福建巡抚庞尚鹏奉行得尤其有力。现在详细记述这项惠政的由来，难道敢忘记他们的恩德吗？可是奉行了没有多久，里甲承担供应差役的情况就渐渐同从前一样了。吏员廉洁仁惠，事情便罢了；否则，各种差役全都实实在在地督责里甲，谁敢拘泥于旧例？命令和甲长彼此为难的事情暂且不论，单是解送差役这一项，负担就极其沉重。起初粮多而家境殷实的户，害怕亲自接近官府，势不得不雇人代替自己，称为“抱役”。这不是因为官吏、胥吏和老奸猾吏内外勾结、操纵衙役，权力既然归于吏胥，小户也没有谁敢亲身承担差役。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每一石米贴补役费一二两银子就算了；又过了几年，增至五六两；如今竟达到八九两，小户即使出十几两还不够。统计宁化县米粮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七石有余。按十年轮流承担差役，每年应承担粮一千一百六十石有余。（大略说来，九甲、十甲各有一千五六百石。）抱役的人家，只按每石米八两计算，该年所耗费的抱役银就应有九千多两。宁化粮食起运解送到司、府的额定银两有一万九千四百两有余，其中每万两加收的头费为五百两。若按米粮平均解送，每石米解送十八两银子就够了，每年破费的头费也不过九百七十两。有的人向主管官府进言说：每石米的头额解送费为五十两，拨出粮食三百八十多石。但差役解送完毕后，余粮每年有时一千多石，有时数千石，数目不等。官府每石征收三两三钱，称作“缴差”；值年户的吏员每石收取一两银子，称作“规礼”。抱役的人家还可以坐享剩余部分。每石贴役费超过八两，他们坐享的部分和沉重的耗费由此也可以推知了。官吏既然督责里长，里长就不得不再把赋役摊派给十甲；十甲中多是单独的小户，容易被虐待驱使。指派一分差役，却征收十分费用，督促责罚同公赋没有区别。值年户的苦难，贫户富户都同样承受，于是没有不困顿的百姓了。这种弊端在顺治辛丑年开始萌发，到康熙甲戌年更加严重；姑且把事情和年份记下，以表示不可忘却罢了。后来一条鞭法所摊派的均徭各项费用，已经是明初的十倍，原来的说法是：十甲中应缴一两银子的，让他每年缴一钱，势必轻而且容易。如今既然已经每年缴一钱，而十年应缴一两的差役仍然存在，并且又达到一两的十倍，这就是年年征收免役的钱，十年后又让他亲身服役，而且所征的钱又是原来的百倍，哪里只是把差役、雇役合并而同时实行呢？况且一条鞭法所摊派的均徭，全县才二千八百七十四两罢了。如今这一年凭一千一百多石粮食，却搜括八九千两费用，这是一个甲所出的费用超过全县费用三倍。假使当初不建立一条鞭法，搜括剥削的数目还能增加到今天这样吗？这样看来，从前歌舞尸祝、享用祭祀，称颂一条鞭法为德政的人，如今却把一条鞭法看成依附在肉上的赘瘤，和泛滥水波中的泥土草芥；那么这项制度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明代刚开始规定赋税时，每石米折成银色只收五钱；后来加上带征折料、带征四差，共一两三钱有余。再后来辽饷、练饷等名目不断增加，每石米达到二两有余，明朝也因此灭亡。清朝初年，每石米连同官定折色和四项差役仅一两二钱九分有余，比明朝还少。后来虽然增加颜料、蜡茶、地丁等项目，每石米共一两六钱二分有余，可以说还算是惠政。可是逐渐增加到辛丑、庚戌年，这一年除丁口银外，每石米按例缴纳一两六钱六分，而颜料费还不包括在内，抱役费还不包括在内，各种没有名目的杂项征收和衙门官吏募役追呼的费用也不包括在内。这样一来，每石米收取十几两还不够，层层盘剥、截留，又有谁能把它挽回并运到山上去呢？百姓坐困其中，就好比棋子层层叠起，累积到无以为继便要倒塌，只是依靠手掌扶持着；手一疲倦，棋子松弛倒塌，必定四散崩溃。然而那些勉强供应、尚未立即填入沟壑的人，就好比浪荡子撒钱，耗尽骨髓来满足一天的欲望，旁观者还妄想他家中藏有厚重的财产，却不知道他家灶冷锅尘，连早晚的生活都无法谋划，死亡随时就会到来。朱子说：“形势就像在千仞高的斜坡上转动圆环，到了坡脚便无路可走。”如今竟然直接把深渊当作地基了。上天不会降下钱来，土地也不会长出金属钱币，而百姓超额缴纳的赋税又没有地方可以借贷，就像火焰把油脂烧尽一样，难道不可悲痛吗？邓元锡说：郁积隆盛的虫害，可以比作鼠穴；溃决的开端，要慎防蚂蚁洞。这样下去再过十年、百年，怎么能预料它的水流激荡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如今开始时只是五钱，流弊最终却达到十两，到哪里去寻找良法来善加救治呢？《均书》说：制度没有全都有利、全都无弊的；用人得当，制度就全都有利，用人不当，制度就全都有害。这只在于当今贤能的官吏加以用心办理罢了。《礼仪志论》李世熊

译礼制的因袭和变革，要顺应时代而通权达变；至于整齐百姓，则在于遵循道。古代有而后世没有的，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之礼等；古代没有而后世有的，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等。事情贯通古今，而后世一直没有固定制度的，如臣民以下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至于明代通行于郡县的制度，列举其中重要的项目，就是正旦庆贺、冬至庆贺、圣节庆贺、千秋节庆贺、开读诏书、日月蚀救护、新官莅任、文庙释奠、社稷祭祀、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祭祀、邑厉祭祀、鞭春、乡饮酒、乡射。这些仪式记载在《会典》中，胥吏都能讲述。具体数目不必一一陈列，但其中的意义不能不知道。正旦庆贺起于汉代，是庆祝踏入新年。冬至庆贺起于魏代，是庆祝阳气增长。圣节庆贺起于唐玄宗，命名为千秋节；后来沿袭下来，每位君主各自设立一个节日；到了明代，一概称为万寿圣节。戴上天子之冠，表达颂扬和祈祷，是臣子最真挚的感情。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祝祷万寿千秋，仪式相同而名称不同罢了。天子宣示诏令，百姓扶老携幼，想要看到德化成就；诏书开读时有礼仪，是适宜的。大声擂鼓来救护太阳，月亮属太阴而同太阳相对，难道可以不救护吗？治理百里的长官，在古代相当于诸侯国的君主，刚开始出任长官，难道可以没有礼仪吗？依托孔庙建立学校，以兴起教化；审讯俘虏、斩杀献囚，广施恩德、怀柔人心，都在泮宫举行，这是很重大的典礼，释奠之礼难道敢不严肃吗？百姓没有土地不能生存，没有稷米不能吃饭；用血来祭祀，是因为土地神和稷神共同平均施加功利来养育人。风神、雨神，以柴薪燔燎祭祀；境内的山川，由诸侯主持祭祀。雷神的祭祀始于唐代，云神的祭祀始于明太祖；城隍的祭祀古代较为简略，如今则非常详备。一方境内的神灵必定有都城作为归宿，鬼魂没有归宿就会成为厉鬼，由城隍主持祭祀，表示它们有所依归。春天阳气盛大，神灵为勾芒；用土牛送走寒气，辅助宣发阳气，并表示开始耕作。乡饮酒礼的意义，是座次参照三光，以彰明尊养老人，表示不争；如今礼文十分空虚，祭祀用的羊虽还存在，也没有什么补益。乡射礼中，文饰箭靶称为鹄，意思是君臣、父子依礼往来，各射六箭，这就是所谓射箭不以穿透箭靶为目的。至于具体仪式，明代御史聂豹编纂记载得很详细，认为古代选拔士人一定要通过射箭。明初，在乡里被举荐的士人要射箭三日；凡学校所属官府每月举行两次射礼，并颁布相应仪式，大概是恢复古制、崇尚德行的宏大谋划。臣民以下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概遵照朱子的书；明代诏令对此还有明确规定，如今却成为废弃的旧典了。大清沿袭明代而没有改动的礼制，十项中有八九项。礼制只是做到这些就够了吗？还不够。鲁昭公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没有一处失礼，女叔齐却说：“这只是仪式，不能称为礼。礼是用来使国家光彩、施行政令，并使百姓不失所的。”赵简子询问周旋揖让的礼节，子太叔也说：“这只是仪式，不能称为礼。礼，是规定上下关系的纲纪，是贯通天地的经纬，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两个人才知道礼的根本。如果只看仪式，那不过是草扎的狗罢了，难道连礼的意义也要一并舍弃吗？譬如祭社，蓬草鞋破了，吃完祭品就卷起离开了。仪式果真还存在吗？又有谁敢再吟唱《相鼠》呢？《晏恭人御寇论》李世熊 朱序的母亲、李侃的妻子，智慧和勇气都类似于晏恭人，只是所处的权势不同。前者凭借官府命令百姓，后者只是凭借女主人的身份命令田丁罢了。假如不是平日宽厚宽免，临危时又打开钱袋散财救济，田丁难道会为她所用吗？后唐庄宗在李嗣源手下兵败，百官请求打开内库赈济军队。刘皇后吝惜财物不肯给，于是拿出器物和三只银盆以及三个皇子，说：赏赐所剩的只有这些，请把它们卖掉来供养军队。百官惊恐退下。等到李嗣源将要进犯洛阳，庄宗才拿出金帛赏赐各军；各军背着财物骂道：妻子儿女已经饿死，用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庄宗随即被乱兵杀死，刘皇后于是把金银宝物装入袋中，系在马鞍上逃奔晋阳，被李嗣源杀死。刘皇后身为天下之母，因为吝惜钱财而失去国家并丧命。晏恭人只是一个民妇，却散尽金钱保全万民，并使荣耀延及儿子。智慧和愚蠢相差如此之远，真是天壤之别！难道只有妇人才这样吗？世上穿戴珠玉宝物而自取焚毁的人多得很。甲申之变时，大臣和皇亲国戚把高额财产锁在箱中，从没有人捐出私囊、犒劳死士，使他们效命守卫城防；一旦被狂贼攻打、蹂躏、残酷杀害，才运送巨额财物，希望免于一死，最终钱财送出巨万却仍不能免死。这实在是晏恭人所唾弃、甚至不屑把他们当作奴隶的人。难道不可悲吗！《里老论》李世熊 古代的里宰、党正，都是有俸禄、有品秩、由国家任命的官员。汉代人在乡、亭任职，设置三老，让他们劝导乡里、帮助形成良好风俗；他们可以同县令、县丞、县尉一起处理事务、相互教导，免除他们的徭役和戍守，有时赏赐肉帛，有时赏赐爵位等级。任用既专一，礼遇又优厚，所以当时士大夫都乐意担任这种职务。像张敞、朱博、鲍宣、仇香这些人，在地位卑微时也曾担任本乡的亭长、啬夫，并不以此为低下。后来，魏代的邻长、里长也要承担徭役；隋代的州、县、乡官，全都由吏部任用；唐代的里正、村正，也由品官以下的人充任。人们不愿担任乡里职务，是从唐睿宗时期开始的。至于按输纳差役的办法，则到唐宣宗时才开始出现。人们既然不愿服差役，后来就让他们轮流承担。于是定期会集、追赶呼叫、鞭笞杖打、困顿跌倒而无所依靠，便只有逃亡了。上面的人既把他们当奴隶一样呵斥，又把囚徒般的待遇加在他们身上，下面的人怎么能不自轻自贱呢？倚仗法令作奸，隐匿税粮、谋求免除，本来就是他们必然会做的事。至于明太祖设置的老人，本来是选用年长而有德望的人；如今也同里长一样看待并虐待使用他们，已经很久了。年长有德，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我们能够用礼来感动他们，用道义来教化他们。得到一个好的里长，一个里甲的事情就都能办成；得到一位好的老人，一个里甲的教化就能实行。坐守在花封之内而不必走下公堂，却能像鸣琴一样治理有方，不是很痛快吗？原 原心 宋杨方

译谈论心的人都说，必须认识心的本体。我认为，心的本体就在于顺从它最初的状态。《易》说：“复卦，显现出天地的心。”所谓复，是阳气最初发动，因此天地的心显现出来，何况人的心呢？孟子说：“人不学习就能做到的，是良能；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是良知。”又说：“如果要先摧残杞柳，然后把它做成杯圈，那么也要先摧残人，才能把人塑造成仁义吗？”这些都说明顺从本真，不涉及矫饰和强制，叫作顺从最初的状态。所谓最初，是一切思虑都忘却的时候；突然受到感触，立即作出回应，那就是纯粹合乎天性的状态。意气一发动，二念、三念就接着产生在后面。更严重的是，一个念头刚刚萌发，第二、第三个念头已经同时出现；这些后来相继出现和同时出现的念头，都不是最初的念头。亲人，是我本来爱的；若想着“应当爱”而另加一层意念，就不对了。尊长，是我本来敬重的；若想着“应当敬重”而另加一层意念，也不对。宁死守节是对的，争着去死却不对；专门聚敛财物不对，刻意散财也不对。地位越高反而越谦逊，同样可能变成骄傲；喝醉后反而格外恭敬，同样可能变成放纵。为什么呢？顺从外物的心，是做给别人看的心，就是所谓后来相继和同时出现的念头。这个心的本源不落入固定的形体，不陷入计较，轻快自在地来去，只看见眼前而看不见后果，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所谓最初的状态，只是人们也没有察觉。有一样东西放在这里，让人辨别它的颜色，必定青色就是青色、黄色就是黄色，白色就是白色、黑色就是黑色；再让人称量它，必定轻的就是轻的、重的就是重的，长的就是长的、短的就是短的。这就是谱中所说的最初的自然状态。可是世人忽略它，认为这只是世俗之心；假如让一个商人在三家市场上做买卖，随着物品的颜色和权量来上下调整价格，那么他的判断还能同先前一样吗？并不是物品的判断本来不同，而是他的心确实昏昧了。人的认识，先前明白，如今昏昧，那么语言中的说与不说、身体的行动与停止，在极细微处、极短促的时刻，都必定存在最初、并出和继起的状态。虽然如此，如果心反复受到拘束，夜气不足以保存，那么这种初心也不能算是正确的。我又有疑问：心，是上天用来赋予我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赋予我？人同禽兽的差别本来就很少，为什么要使人同禽兽不同？它是怎样形成的？天地的运行，日夜不停，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安排这一切吗？原性 国朝邱嘉穗 天下没有一种事物在本性之外。佛教谈本性，说是“空”，却不知道它并非空；道家谈本性，说是“无”，却不知道它并非无。他们何曾认真考察孟子所说火势燃烧、泉水涌出的比喻，再追溯天命究竟从哪里来呢？水的源头潜伏在土中，它的脉流未尝不清澈，只是人起初看不见它的清澈；等到泉水开始涌出，便达到洋溢而不可遏制的程度，这是因为它本性的清澈，原本就滋润而向下流，不必等到泉水涌出之后观察，才知道它清澈。火的种子埋在灰中，它的本性未尝不热，只是人起初看不见它的热；等到柴薪开始燃烧，便达到焚烧炙烤、没有什么不被烧尽的程度，这是因为它本性的炎热，原本就向上升腾，不必等到已经燃烧之后观察，才知道它炽热。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能知道性与情互相构成体和用。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命，犹如水的源头、火的种子；情，是依循本性而发动，犹如泉水涌出、柴薪燃烧。如今如果只看见泉水涌出，反而怀疑水源未必清澈；只看见柴薪燃烧，反而怀疑火种未必炽热；看见情感发动，反而怀疑本性是空的；想要完全不动用思考，这同蜉蝣不知道昼夜、蟪蛄不知道春秋没有区别，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善于治理水的人，并不只是等泉水开始涌出时才疏导它，而是疏导水源本来清澈的根本罢了；善于治理火的人，并不只是等柴薪开始燃烧时才培育它，而是培育火种本来炽热的根本罢了；善于治理心的人，也不只是等情感已经发动时才谨慎把持，而是谨慎守持本性中善于思考的根本罢了。至于这种善于思考的原因，实在源于阳变阴合、彼此交互的位置关系，都具载于我的《管窥图记》和《忠恕说》中，读者请再详细考察。说 《新制祭器说》徐尚忠 我听说，祭祀天地崇尚质朴。陶器、匏器、茧形器、栗形器，保存的是诚敬之心，用来表示报答罢了；其余器物则贵在完备。事物的道理越大，所用器物就越丰富；宣扬教化、促进生长发育，礼制本来就有以丰富为贵的情况，这就是其中一种。《易》说：圣人烹煮食物来祭享上帝，大量烹煮食物来奉养圣贤。所以古人向更老请教时，尚且把九傧、六器、瑚琏、尊彝等礼器全部备齐，以彰显敬重之意，何况孔子是万世的师表呢？黄帝向广成子学习，颛顼向老彭学习，帝尧向王倪学习，帝舜向纪后学习，这说明即使是天子也一定有老师。只是那些时代典章尚未完备，制度已无法详考。至于夏、商、周三代以来，明堂、辟雍、释奠、释菜等礼仪，也可以说完备了。如果这种诚心有一丝没有尽到，那么所作的昭示感通仍是虚假的。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应当崇尚节俭，唯独在宾客与老师的分别上，不能容许吝啬鄙陋的私心。一个国家默默运转，仿佛依靠包裹桑树的根基；至于祭祀，也只是让神灵凭依苹藻、玉爵、鸡彝等祭器罢了。即使是圣人的道，难道会因这些器物而有所增损吗？但如果偏偏在丰盛的时候，举行苟且简略的典礼，施予他人厚重，对神明报答却吝啬，按人情衡量便会感到不安，按礼制陈列也不相协调。连城地处偏僻，百姓俭朴。春秋两季举行丁祭时所用的器物，不仅玉瓒、金罍已经没有，连竹笾、木豆也都不齐备，只能临时置办，凑数而已。我到任此地，惭愧地主管祭祀之事，快步奔赴庙中，因此感到惶恐。回来后便查考《定例全编》，按其中所列陈设器物的数量，捐出资金制作备办。虽不敢说器物都用金玉装饰，但黄铜、白锡也都是扬州所产的材料；罇、罍、笾、豆、簠、簋、铏、登等器物，陈列在九筵之上，灿然齐备。将来若能钟鼓和鸣，磬管铿锵，舞动干戚，装饰羽旄，礼乐鲜明完备，这就是希望后来继续办理并增饰光彩的人所达到的境界。读书说 伊元复

译学习没有比经书、史书更重要的了。邹、鲁、濂、雒一带所传的道德学问，帝王之师、辅佐君王所需的经世才略，以及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的文章，全都从这里产生。有人只得到其中一个方面，却遗漏了全部精粹，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若说舍弃经史而另有所得，我还从未听说过。把九经合计起来：《周易程传本义》四百七十五页，《尚书蔡传》二百七十四页，《诗集注》三百三十四页，《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传八百一十五页，《礼记纂注》五百一十五页，《论语》《孟子》集注以及《大学》《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页，共二千八百四十七页。史书以《资治通鉴》作为折中标准：温公原本、胡三省注九千五百八十六页，《仁山前编》一千六十六页，《续宋元通鉴》一千五百四十七页，《合国》韦注二百九十七页，《战国策》正文三百八十页，《史记》小司马注一千九百四十九页，《汉书》颜师古注二千六百六十九页，《甲子会记》三百四页，共一万七千七百九十八页。按一年中可用于读书的日子计算，除去吉凶庆吊、祭祀祝祷和伏腊等日子，可以有三百天；每天用一半时间治经，限定读三页，用另一半时间治史，限定读二十页，读三年，经史就都可以读完。这对于上等才智的人来说，三年之内自然能够兼收并蓄、贯通条理，像金声玉振一样融会贯通；向上可以登上四科之堂，向下也可以应对石渠阁的问难。即使不是这样，降为中等才智，照此学习再用三年；还不行，降为下等才智，再这样用三年。积累九年的勤苦，却说还不能融会贯通经史，世上没有这种事。这样的功夫完成后，经史的本末都能兼顾，无论传给后世还是应付当世，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所谓“衣袖长就善于跳舞，钱多就善于经商”，学问充沛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我私下看到世上那些急于求得声名显达的人，粗疏草率，只作不出一天长远打算的谋划，以为显贵的官服可以在早晚之间取得，却把穷困显达归之于命运，把有利不利看得不一，忍受着隐忍羁绊，始终企望侥幸有一次成功。转眼几十年过去，如同从缝隙中掠过的影子。所求的未必实现，而少壮年华一去便不能回来。平生的精力白白耗费在无用之处，回头看看内心空虚，手中一无所长，终身做个庸人而死去；到穷屋中悲叹，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实在可悲可痛！我既曾因虎患而受伤，也想把这种前车之覆作为鉴戒。古语不是说过“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今后的还可以赶上”吗？如今天下才俊并不少，他们正值少年、果敢锐利时，也有不愿随俗浮沉的志向；可是典籍浩瀚无边，仿佛云海茫茫，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又怕所走的道路迂回曲折，白白错过遇合时机的捷径，于是犹豫筹划，东奔西走。等到困顿疲惫已经很深，却没有逐渐明白，才领悟到登高远行自有古人的轨迹可循，而且清楚明白；可是这时年岁已经晚了，精力已经消耗，千钧强弩也再不能发射了。这就是不寻求师友帮助的过错。我冒昧地不自量力，私下把自己比作认识道路的老马。有志之士若能听从我的话，以中等资质计算，三年达到小成，九年达到大成，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完全记诵经史是可以确定的。所取得的知识虽然有限，但精神才智的开发却无穷无尽。如今号称好学的人，不过多诵读当时贤人的科举文章，向上读到唐宋八大家、秦汉文章罢了。这就像转手贩卖以求获利，靠借贷维持生活，终究不能富足。如果研习经史在天地四方、古今内外的精微义理和深刻言论，以及数千百年来治乱兴衰、得失成败的经验，把它们酝酿积蓄在胸中，还怕见识不能开阔吗？还怕才力不能盛大吗？还怕德业不能高明吗？这就譬如河水不断流来、星宿不断运行，又如从铜山铸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孔子、孟子教人，一定说要多听多见，又说要博学并且详细辨析，这不是空话。人从十七八岁开始，完成这九年的功夫，还不到三十岁；从此以后到四方做事，也并不算晚。即使年纪已经大了才发愤学习，成为宁越、荀卿、苏明允那样的人，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放弃百无一失、必定有所得的举措，却去侥幸追求一旦跌倒便不能再振作的做法；替自己谋划，这是不明智，替儿子或弟弟谋划，也是不妥善。仔细想到这一点，又哪里是人们所称的贤父兄呢？卷之四十　艺文二 记 修建汀州府儒学记 〔明〕杨昱

译学校，是众多贤士用来藏修学业的地方。贤士，教导他们学习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使众人聚集在一起呢？因为要使他们共同遵循一种道术。道的根源在于上天，本来没有两个。难道要等待它归于一吗？道本来就没有两个。遵行道的人，不能没有智愚、贤与不肖之间的过分或不足；有过分和不足而不能约束归于中正，就不是道。因此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一定设置学校来使士人聚集。众人因此归于一，真正的人才出现，政治教化兴盛，风俗美善。我国考察古制而创立制度，从京师到郡县，无不建立学校、设置教师，以此聚集并统摄境内的贤士。使人归于一的办法已经达到极致，所以其隆盛美善可以同三代相比；既然一地已经取得成效，又为什么还要修建呢？《易》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神妙地施行教化，使百姓得到适宜。君子谋划天下，大概就是这样。汀州学校需要修建的情形怎样呢？汀州学校在龙山山麓，自从设立郡以来，一直没有改建。南面逼近官道，北面抵达城墙，东西两面各有界限，占地不满数亩，君子有的认为它狭窄；庙宇、学校大致具备，但法令规定多有遗漏，君子有的认为它残缺；所种植的树木有的不是合宜的位置，建成的建筑有的也不合原意，君子有的认为它没有秩序；年年累月下来，考察其修缮整治情况，君子有的又认为它不整饬。嘉靖丁酉年，维扬马侯坤凭敏锐的见识和清正的操守主管郡政，到任后首先察看学校，叹息说：“学校，是圣朝用来聚集贤士、使他们归于一道的地方。狭窄就会喧嚣，外界的诱惑便能动摇人的志向；残缺就会形成阻碍，文物制度便无法完备而供学习。不整齐有序就会没有秩序、不能和谐，大大违背我心中礼乐的根本；不整饬就会暴露破败、显出鄙陋，无法加重我们士人向往归依的心。主管承接流风、推行教化的人如果不为此办理，那么聚集的人就会离散，原本的一道就变成两端，这怎么可以？”于是还在各项政务开始之前，便毅然承担修葺之事，用别处的土地交换道南一带的住地。取其地改作道路，并把道路所得之地扩充给学校，又交换了学校东面若干间廛屋。计算南面拓宽三丈有余，东面拓宽五丈有余，以扩展原来的狭窄；考察礼制、核对法式，制作铜登、铏、罍、爵若干件，木豆、竹笾若干件，又增加师儒居室一所，并把迁来的名宦祠屋改作完整的厨房、仓库，以补足原来的残缺；把泮池和桥从学校门北移到戟门南，以节制前来观看祭祀的人群；把名宦祠从圣殿北面移到东庑南面，用来与乡贤祠相对，以纠正原来的无序；在墙壁屋宇上重新涂黑白，在楹柱门扉上重新涂丹漆，把破旧改成新整，把鄙陋改成文雅；又在外门东西两侧建造“乐育”“汇征”二坊，使来游学的人仰视敬慕；在正东建造“国朝祭酒张公显宗状元坊”，以激励进取的志向，从而严整原来不整饬的状况。工程于丁酉年冬十一月开始，戊戌年夏六月完工。历时虽然三年，但费用出自濠租积存的钱财，劳力则由被免除拘系罪责的人轮番承担，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服了劳役。在聚集贤士之外，其中又包含了爱民的仁心。这件事理应有文字记载。很久没有记载，马侯离开郡中已经三年了；丹徒缪侯宗尧来任本郡通判，秉持心志施行政令，一切仿效马侯。癸卯年守任空缺时，他曾代理郡政，看到有些地方损坏，便大加修饰，使规制更加相称；又感慨这项功绩没有记载，便同通判许侯士德、推官商侯琏商议，准备刻石告知后人，并让郡博曾君雨等带着礼物到我杨昱这里，命我作文。我私下认为，马侯修建学校，是振作士人的志气、兴盛礼乐技艺，辅助学校归于一体；缪侯记载功绩，是彰明过去、激励后来，使学校永久归于一体。他们都体现了通达变化、神妙教化的深意，恪尽主管承流、对国家教化有功的职责。我杨昱怎敢以文辞不佳推辞，也曾因此有所感慨。归于一，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根源在上天。唐尧、虞舜相互授受的宗旨，已经明确显示了这一点。五经、四书，是用来扩充这一道理的；濂、洛、关、闽诸位君子的精微言论和至理，是用来辅助这一道理的；不是这些内容的学问，不应列入学官所教授的范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归于一。至于我圣祖损益历代帝王的良法，把它制定为一代的成规，那是确实不可改变的。世上有些人只是扩大记诵、缀辑华美辞藻来侥幸求取利禄显达，口头上说的是归于一，内心却已经不同；又有人沉溺于新奇议论，指责既成的学说，固执浅陋的见解而怀疑儒家先贤，他们所趋向的就不止两三种了。表面上聚合于一道，内心却各不相同，或者趋向分成两三端，都不是归于一的意思。何况偏颇而产生的弊病，更是说不尽。希望诸位贤士精心选择其中的正道，一心守持它，那么协调归一、中正之道也会随之到来，足以使教化兴盛、风俗美善。这本来是上天生养万物的心意，也是当今圣明时代聚集贤士的心意，更是贤能牧守施惠的心意。我同诸位贤士有朋友之谊，所以敢于忠实劝告，与你们相互质正。长汀县学记 〔明〕王慎中

译学校的建立与否，果真同人才的成败有关吗？五臣十人以下的时代，人才之美没有比春秋时期更多的了。然而郑国处在王畿之内，学校却废弛了，诗人因此悲伤。《子衿》一诗便显著地收录在《诗经·郑风》中。子产执政时，百姓歌颂他，认为他能够教育子弟；可是关于毁掉乡校的主张，却偏偏在他的时代出现。即使不毁掉乡校，也姑且只是让喜欢议论的人到那里游览，并不是有兴起教育培养的情意。鲁国最是礼义之国，《泮宫》诗的创作还要等到鲁僖公时，学校废弃疏远、冷落简陋到了这种程度。齐、晋、秦、楚之间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周天子从未因为诸侯贡士是否合格，而对诸侯实行庆贺或责让的典制。周王的臣子巡行经过诸侯国，只会以台池苑囿的高大、堤坝桥梁道路的荒芜，来判断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有听说因为学校没有建立而讥刺的。可是原氏的乡士竟至于把“不喜欢学习”的话说到朝廷上去。当时上下之间对于学校事务的怠慢，到了这种程度。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反而有很多才德宏大、光明正直的人才，最优秀的足以治理自己的国家，其次的也足以参与政事；面对利害、生死关头，气节足以自我彰显；处在进退、去就的关键时刻，智慧足以自行决断的人，尤其不少。西汉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下诏让郡国荐举孝廉，并扩大修建学校。弟子和诸儒中经学明通的人，得以列入学宫；雅乐也全部从献于三雍的制度中产生。遇有重大政事，贤良、文学、 公卿、大夫共同议论，文质彬彬的盛况，差不多可以同金口木舌的教化相比了。从建武年间到本初元年，尤其重视这些事情。扩建学校，增加弟子员额，比西汉更加优厚。然而两汉士人都崇尚博通却容易改变，喜好奇异却多有蔽塞；所以侥幸形成苟且求免的行为，却不能合乎名分法度；诡诈攻讦、矫饰违拗的习气占了上风，却不能达到实际应用。他们那些隐微言辞、显明义理的诵读、流传和阐发，也没有达到春秋时代善于言说者的一两成。学校的建立与否，确实同人才的成败没有关系吗？唉，如果人才的成败果真同学校的建立与否毫无关系，那么我将认为先王的制度既错误又愚蠢。但先王是古代的圣人，先王要用道德使天下百姓归于一，而其中才秀出众、可以使之明白道理的人，便是可以接受并实行这种教化的人。这就是士人之所以尊贵、学校之所以建立的原因。道德落实在教化中，有讲习的课程，有辨说的次序，有舞蹈的节度，有视听的具体规范。他们受到引导很勤勉，所以春夏秋冬各有相应的方法；从早晨到白昼、直到天将黑，都一定各有应做的事情。他们受到考察很详细，所以一年、二年各有不同等级，直到九年之久，还担心他们会反过来退失。教导如此勤勉而周详，并不只是使他们善于说话、善于听闻，安于手足所做的动作而已，还要使他们思考精密而不迷惑，使精神纯正而不紊乱。因此，他们的知识明达，就能通晓天地万物的奥秘而无所不尽；他们的才力充足，就能适合天下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无所不能；教化取得成效，就达到移风易俗；学校教育推行，就达到感动众人。这样周密连续、遍及四方，规范、鼓舞着百姓，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却都归于道德。等到这种教化已经衰微，遗留下来的风俗、传统和训诫仍足以启发有见闻者的聪明，感动勉励喜爱善行者的实践修养；这大概就是学校虽然废弃而教化仍然存在。春秋时代人才之所以多，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而两汉士人不能有机会接受先王的教化，只是因为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的范围很广，也有一些能够使他们的才华得到美誉。他们所成就的确实比不上春秋时代，但后世也没有超过他们的。假如春秋和两汉的士人生在先王教化兴盛的时代，学校教育十分完备而教化一向明白，那么那些所谓才德宏大、光明正直的人，应当同五臣十人一样列入同等等级；又哪里会有崇尚博通却不能合乎法度、喜好奇异却不能用于实际的过失呢？春秋时代的士人由于学校兴盛，即使后来教化衰微、学校废弃，仍能凭借遗留下来的影响而有见闻、喜修身；两汉士人虽然所受的教化不是古代的教化，但毕竟因为有学校，他们的才华能够在后世留下名声。学校果然是不可以废止的。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做官的人把急切兴办学校作为要务，确实是有志于培养人才，也可以说已经懂得用什么办法求得成效了。汀州知府汪君俅、长汀知县祝君一鉴就是这样的人。长汀原来有学校，但地势低下、地方狭迫，不相称。孔子庙也将要坍塌。诸生前来求学，常常苦于它不足以让人按时居住游息、供人高仰瞻望，大家聚集商议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汪君凭借卓越的才干编治一郡，力量绰绰有余。我的同年朋友李君遂当时正以福建左参政的身份巡行汀州郡。他认为原来的位置不好，为什么不改建并谋划这件事呢？于是把位置改到原地的右侧，铲除废坏之处，测定方位，面向远处察看，考察地形形势，句句都说得明白爽利；没有大规模迁徙，却取得了良好的位置，如同占卜迁址一样。于是建造文庙，建造明伦堂，祠、斋舍、官署、厨房、仓库、廪舍、马厩都按次序安排。这样一来，地势朝向良好，规制也宏壮了。祝君刚到任，更加懂得原大吏的心意，奉行并完成他所经营的事业。于是砍削雕刻，施加丹青，文饰焕然一新，新学校的美盛在郡中居于首位，士人都欢喜，彼此谈说着携手前来，把能够在其中求学当作快乐。汪君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把美誉归给李君，认为如果不是李君替他表达意图并作出决策，就无法完成这项工程；又通过李君来请我写记。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之后，仍有人能够依据当时的制度，揣度先贤的意旨，兴办学校来造就士人，像诸位君子所做的这样。长汀的士人，他们的际遇已经超过春秋时代，也不落后于两汉了。诸生理应前来求学并以此为乐。然而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先王的教化也越来越微弱，将凭借什么来仰慕先王并兴起求学之志呢？先王所教导的只是道德。它具体表现在讲习、辨说的课程和舞蹈、视听的规范上；而根本在于思考精密、精神纯正，这难道会因年代久远而无法流传吗？两汉士人不能把心力完全用在这里，却使世上的评论者怀疑学校同人才成就毫无关系，这是士人的过错。所以我写下这篇记来告诉他们。唉！长汀的士人，希望你们用尽心力吧！一定要使评论者没有办法责怪士人，并且能够彰明主管官员的功劳，这大概也是汪君来请我作文的意思吧！上杭县新城记 〔明〕柯潜

译上杭是汀州所属的县邑，旧称乐土，没有发生反复动乱的忧虑。正统己巳年，沙、尤一带盗寇兴起，蔓延到邻近各县，上杭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当时知县德庆人岑嵩上奏请求筑城，但因民力疲惫困顿，工程没有实现。景泰壬申年，知县永嘉人黄希礼重申先前的请求，得到批准的圣旨。于是右布政云中人石公瑁亲临察看县邑，知县率领县人郑仕敬、林祖祯、孔文昌等二十多人同心协力办理事务，以完成保障地方的功业。天顺壬午年，溪南里愚民聚众啸乱，抢劫掠夺。巡按御史安城人伍公骥、左布政使桐庐人姚公龙、副使四明人钱公琎、佥事丰城人游公明共同安抚并捕捉他们。因百姓请求，认为城郭应当用军队守卫，于是上奏调拨汀州卫千户所的官军来防御此地。成化丙戌年，巡按御史六安人朱公贤、右参政文江人许公振、参议洛阳人张公雄、佥事西蜀人牟公俸、豫章人刘公子肃认为城池狭小，不能容纳军队，于是再次扩建。由知县古嵊人胡钺负责此事。丁亥年，巡按御史剑江人涂公棐又委托本府同知新安人程熙、通判四明人吴桓完成工程，并让县人唐纪等二十多人协助。后来右参政赵公昌、副使何公乔新、佥事周公谟、都指挥吴公杲各自提出意见，筹划补足尚未完备的部分，其中周公劝导督促的力量尤其勤勉。于是工程在壬辰年正月完工，城池高大、宽广、坚固、壮实，县人都为它足以凭借而获得安定感到喜悦，认为应当写文章记载其建成经过。周公便派县学诸生林廷瑞把事情始末带来，请我作文。我认为，君子担任官职，贵在勤勉；政令施行广泛，给百姓带来利益，使百姓倾心仰戴就可以了。如果得到民心，即使只画地为界、竖立标志来守卫，愿意效死的人也不会离开，冒死进犯的人也不能进入。否则，封疆的界限不足以成为疆域，山谷溪流的险要不足以成为坚固屏障，更何况城郭呢？虽然如此，城郭是先王创制立法时必然设置的设施，王公设置险要可以见于《易》，商邑严整可以歌咏于《诗》。大概防备祸患、建立界限，都是政治上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难道可以放置不管吗？巡按以及藩宪诸公，都是朝廷选拔为贤能之人的官员，施行宣扬政教，能够掌握事情的根本、先后次序，这自然是有办法得到民心的；又认为防备祸患、建立界限不可拖延，这就是上杭城所以建造的原因。然而从开始建造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工程才告完成，大概是因为役使民力要使他们宽缓，使用民财贵在节制，而百姓内心也欣然承顺，从未把这件事当作劳苦。用这样的心意守护这座城，上杭又将重新被称为乐土，恢复它最初的称号。凡是参与谋划建造这座城的人，他们的功勋也将一同显著于永久而不会陨灭。《春秋》的书法重视民力，凡有兴建工程都要记载，同时讥刺不合时宜。上杭的城建于盗寇祸难之后，而且施工有次序，没有错过时机，与《春秋》所讥刺的情形不同。因此我为它撰写记文，刻在碑石上，安置于城角，用来告知后代的人。迁建上杭县学记 〔明〕林俊 古代泽宫的制度，是选择国都中的胜地，筑宫、蓄水，把它作为居住、学习和行礼的场所，由三老掌管。因此士人懂得自重，互相以对方为师而成就德行，互相观察而养成品性，互相勉励而成就学业；居住在一个乡里，声名却能传遍天下，天下人都盼望在那里看到治理成效。所以说，学校是贤士所关涉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源。汀州上杭的庙学，宋乾道年间开始建在县城东面。嘉定年间再次修建，又向东迁移。此后不断修建却徒劳无功，始终没有安宁的年份，因为地势低下而且水患频繁。嘉靖癸未年，宪伯王君俊主持迁建的议论，同侍御邱君道隆一起察看镇龙的基址，选择人才、分派事务，又侵并土地扩展新基址。县令王侯世熙负责此事，县丞、主簿、文学官协助，由郡丞杨侯太古总督；同时向巡抚聂君贤、简君霄、徐君州请示，得到认可。赞助促成此事的是督学邵君锐。租用工匠、置办材料，又兼拆毁淫祠来补助费用；仍然不足，再用公家盈余补足。建筑位置和次序显著严整，景象壮丽，其中包含尊崇正道、避除邪祟的意义。工程完成后，嘱咐丁文学冕请我写记。士人对于学校，就像农民对于田地。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也不如士人在学校安居学习；但考察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士人获得道的成就大概还不如农民获得丰收，因为农民只是为一家谋划，而士人却是为天下谋划。私人的事情同公共的事情不同：私人的事情专一，公共的事情广泛。所以即使住在学校、在那里学习，进入堂上学习，进入庙中瞻仰依归，也常有虚度岁月、敷衍偷安的人。农民有这种情形，还称作懒惰的农民，何况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呢？况且所谓学校，就是求道的地方；庙和学校，不过是承载道的器物。如果舍弃道而只向器物求取，那就是舍本逐末。然而学校又有启发、诱导和感动人心的作用，其中有神妙教化的道理。闽、蜀、邹、鲁等地，都把兴办学校的美誉归于选择贤师；潮州士人的文章品行，也把根本推溯到选择教师。这正是宪伯为上杭士人倡导的道理。倘若只是使新学校变新，却不能使士人焕然一新，那仍然等于没有学习。发扬圣贤的声响，在海内树立功业，士人和百姓都对此有所期待；上杭难道能不因此急切努力吗？练塘书屋记 〔明〕湛若水

译张子、邓子和湛子居住在西樵的郊野，有一天来访并说：我们县的邱侯是一位贤能的县令，从前曾在练塘建书屋，在练塘求学；等到他考中进士、出任本县县令时，对人说：“我曾经似乎没有忘记练塘。练塘这个名称的意义，我私下有所取用。我现在守职，请你们二位替我向湛子探究其中的意义。”湛子说：“邱侯真贤能啊！从前孔子顺应天时，因袭水土，抬头观察天象，低头察看地理，同天地万物的创造相合，邱侯大概有所取法吧？塘，是从它的形状来说的；练，是从它所呈现的形象来说的；形象，是从它所体现的德性来说的；形状，是从它所具有的本质来说的。德性表现为纹、縠、经、纶，本质表现为润、清、泽。因此风吹过水面，便产生水纹的形象；雨落过水面，便产生细波的形象；这两者纵横分合，便产生经纶的形象。泉水承受这些作用，便形成清的状态；水浸润蓄积，便形成润的状态；水决口流动，便形成泽的状态。”二子说：“既然如此，那么从这些意义中取法什么呢？”湛子说：“在天上形成形象，在大地上形成形状，所以圣人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以一种德性来兼备各种作用。” 所以人伦、事理完备了天下最精美的文理，大概是取法于水纹；自身有美德，不希望别人给自己增添文绣，大概是取法于细波；挽济天下的云雷，成就天下的变化，大概是取法于经纶；刚正而能合乎义，获得利益却不苟且，不因卑污的沟渠而玷污自身，大概是取法于清；阴德滋润百里，使枯槁者复苏，使干涸者得到滋养，大概是取法于润；广泛而均等地施行，贯彻德爱，施加于百姓，大概是取法于泽。因此，纹用来修饰治理，縠用来成就文采，经纶用来汇集事业，清用来树立根本，润用来蓄养德性，泽用来发挥功用，大人的事业就完备了。”二子把这些话告诉邱侯，邱侯说：“请问具体应当怎样用功？”湛子说：“曾经从练丝这件事上领悟到练人的道理。颜回通过博学和约取来修养，最后达到卓然独立；曾参以每日三省自身来修养，最后达到万理一贯。有人从丝缕上下功夫，这叫练；有人从布帛上下功夫，也叫练。处理丝缕的人所面对的是分别不同的事，处理布帛的人所面对的是相同的道理吗？与其拘泥于分别，不如归于一贯。万事万物都能得到恰当处理，才叫有德。邱侯应当努力啊！”所以要用智慧来综合，用仁德来纯化，用勇气来精炼，这就是百般锻炼；邱侯应当努力啊！”二子把这些话告诉邱侯，邱侯说：“请再多说一些。” 湛子说：“用江水、汉水来洗涤，用秋日的阳光来曝晒，洁白光明到了无可再超越的地步！” 游滴水岩记 〔明〕宗臣

译我读汀州的记载，知道归化东北五里大概有滴水岩。过去徐君同我谈到这座岩，认为非常奇异。戊午年九月，我督兵向西征讨，驰马赶往归化，揭君来拜见我，说：“您将要从紫云出兵，那么请在滴水岩停下来吃饭吧。”于是第二天我带着几名骑兵向东走，越过山岭稍稍转向北面，随后又转向东面，一共转了三次才到岩下。岩壁陡峭，向外悬坠。沿小路上行，揭君落在后面。小路上去以后，看到有题字，因此把这里旧名为“迎仙”。我说：“等待仙人，岂不是比迎接仙人更合适吗？”堂后有亭，亭上的题字我奇怪它已经腐朽了，便同揭君在亭中解下衣服休息，于是换题为“振衣”。不久便听到雨点纷纷落下，原来滴水岩就在这里。水有三股：一股从像莲花一样的悬石上流出；第二股从石缝中流下，汇聚在石盂里。揭君说：“岩中的人都饮用这水。”我尝了尝，水很甘甜；后来用它煮茶，更加甘美。我说：“大概是天上的甘浆吧！大概是天上的甘浆吧！”那石头蜿蜒曲折，像龙脚在云中嬉戏，时隐时现，我感到很奇怪。稍稍向前，有块斗大的石头向下悬垂，形状像莲花而且正在开放，于是给它取名“垂莲水”。石头本身也像莲花，但没有以莲命名，是因为名称随水而取。我又俯身看它右边的角落，那里有一名僧人，炉中的烟气幽暗地向上升。我问：“是什么僧人？”揭君说：“这就是记载中所说的赖僧。他已经圆寂，却坐在那里好几天，岩中人才知道，于是大为惊异，便画下他的身形来祭祀；这就是他的身像。遇到旱灾祈祷，往往就下雨；抬着身像去祈祷，雨就下得更大。”我于是叹息说：“真有道行啊！人身应当显露在众人面前，佛法却适合幽静隐秘。如今把他的身像暴露在四面通达、人人看得见的地方，让挑担的商贩、放牧的孩子折辱他的面目并嬉笑，即使僧人真的有灵，也一定会非常愤怒。”于是命人把身像藏到幽僻处。把它藏起来，是为了使它显灵。洞穴共有三道门，其中有竖立的石柱，于是命名为“天柱”；石柱有三根，又分别命名为“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有一块像狮子一样的石头形成洞门，其中又有块斗大的石头向外悬挂，中间连接得极细，像花蒂一样，所以命名为“蜂窝”。但揭君说：“乡里的百姓有心痛病，常常削取这种石头，泡水饮用，立刻就痊愈。石头天天被削，已经不像蜂窝了。”向远处眺望左边，有两道门；左边的是道路，右边的竟是一座桥。断桥横在上面，上方又是空的，像鼋一样，于是命名为“鼋梁”。从鼋梁左边向上走，石头层层叠叠，像珠子，又像垂杨下垂的细长枝条和流动的水。我抬头看它右边，有片石头突出而下垂。看了很久，我叹息说：“这是一只坠落的猿啊。”那石头呈五色，仿佛祥云；云彩下面有两个空洞，敲击竹篾便发出回声，因为中空所以鸣响。又有一个洞狭窄险峻，旁边叫“天鼓”；敲击它，便发出彭彭的鼓声，我感到惊异。又有一处幽深的石磬发出清越声，我问：“这是什么声音？”揭君说：“这就是所谓的石磬。”左边有洞，洞中有石床；点火后才能进入，不点火就不能进入。进去后坐在石床上敲击石磬，就像走进禅室一样。我更加惊异。揭君于是命人为我斟酒。我便命侍童左边击鼓、右边敲击，顿时天籁般的声音充满山谷。有一间巨大、整齐而雄伟的石室，我向右斜视，却不知道它的名字；看了很久，说：“像冕啊。”于是称它为“冕石”。所谓冕石，就是既像磬又像床的那块石头，也是洞门。这个洞最深邃，命名为“鸿濛”。我又起身环视鲤石、鹰石、龟石、鳌石，石头是多么纷杂交错，真是神奇啊！各种变化总聚在一起，幻化铸成，空旷处忽明忽暗，苍翠之色飘忽不定，于是总称为“小崆峒”。我在这里仰头叹息说：“唉，我真遗憾没有同徐君一同游览啊。” 揭君说：“为什么思念徐君呢？”我说：“往年我曾同徐君游览华阳洞，听说华阳洞自陶隐公以来就声名赫赫、盛名远播，后来宋帝又亲自用丹书题写。那洞本来就不能进入，即使进去，也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假如陶隐君看见这里，应当怎样称赞呢？况且这座岩的奇异，是上天造就的奇异；既然造就得如此奇异，却把它放在荒山僻壤、杂乱草野之中，不以奇景著称。世上把一片石头、一座假山拿来供人观赏的地方，哪里还少呢？唉，这座岩！唉，这座岩！我又怎么知道其中的机缘呢？”揭君说：“华阳洞因陶隐公而显名，怎么知道这座岩从今以后不会同华阳洞一起闻名呢？”唉，揭君是想把我说成陶隐公吗，是想把我说成陶隐公吗！于是停止饮酒。徐君名中行，是汀州太守，同我交情深厚，比我早三日游览此地，留下书信给我。揭君名鸿，曾同我一起被荐举于京畿。初建归化县记 〔明〕林文

译环绕百里设置县，这是古代的子国、男国一类的制度。县中有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共同掌管县政，用来教化养育这里的百姓。划分五土来供养百姓，施行五典来教导百姓。至于褒奖善行、劝勉义举，查察奸邪、惩罚恶行，平定赋税、均衡徭役，处理争端、平息诉讼，都是亲民官的责任。归化县的设置，是划分清流的归上里、归下里，宁化的柳杨里、下觉里，将乐的兴善里、中和里，沙县的沙阳里而成。四乡百姓各自距离县治很远。从前沙、尤一带邓氏盗寇作乱，四方百姓中不免有被胁迫而从乱的人。大军征讨剿灭之后，仍有一些人没有完全归顺教化。当时监察御史吴公璘会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的秦民敬等人，认为汀郡二守程熙一向得到民心，便委派他前往紫云台安抚教养百姓。程熙到达后，百姓全都诚心归顺，受到教化。成化六年，巡抚都宪滕公巡察到此，程公详细陈述民情，请求在明溪镇增设县治为宜。滕公移文给巡抚御史左公钰、参政赵公昌、副使何公乔新，会同商议后具奏。奏章下交户部议论，议论的结果都认为合适；入朝报告皇上，皇上批准了所议。于是命礼部铸造县印。礼部选定官员：知县郭润、县丞杨燦、主簿孙复、典史艾清，领取印信文书赴任。到任办事时，分巡漳南道佥宪周公谟恰好负责这件事，督察汀郡。通判吴桓、明溪驿驿丞孙亮亲自来到当地。他们观察地形胜势，后面山峰高耸，前方地势平坦，四面形势环绕拱卫，一条水流回旋曲折。坐向为首丙、趾壬，龟卜筮卜都显示吉利，于是确定县治的位置。便拨出漳建道没收的赃罚财物以及官府公用白银数千余两，郡守李公桓也拨出所属县邑旧日积存的赃罚财物，帮助供给创建所需。到这时，购买良材，招募良匠，开采石料、烧制瓦片，先建造县治。庙学、城隍、山川社稷、邑厉诸坛、藩宪公馆、驿舍、各司衙署，也依次建成，全都坐北朝南，各自占据优胜之地。成化七年十月初三日开工，到成化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竣工。钱财出自公家而没有虚耗，劳力借助百姓而得到他们的欢心。规制简朴，做工周密，足以作为长久使用的打算。周公又同都阃吴公杲谋划说：“县治既完整又美观，不可以没有城郭环绕保护。”都阃公上疏，皇上又批准了他的奏请。工程按次序兴建，都是周公筹划的结果。知县郭侯承奉周公的命令，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派儒学生罗龄赶赴莆地，请求征集文章为此作记，以示永久。我认为：设置这个县，对百姓十分合宜。四乡百姓的居处彼此相距不远，土地相连，鸡犬之声相闻，桑梓相接，风俗相似，这种适合百姓的情形是明确无疑的。有人说：四乡百姓都是过去难以治理的人，应当用严刑峻法来治理。我说：天下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无论聪明还是愚笨、贤能还是不肖，虽然天资和习惯各不相同，但礼义之心从来没有完全不存在。过去子路认为蒲邑难以治理，孔子说：“用恭敬可以收摄勇悍，用宽厚而正直可以使强者归附，用仁爱和宽恕可以容纳困窘者，用温和而果断可以压制奸邪，这有什么难的呢？”如果确实能依照这个道理治理县邑，那么即使百姓中愚昧顽钝的人也一定会变成善良的人，机巧欺诈的人也一定会变得质朴诚实，呻吟叹息的声音会转为歌唱，争斗的风气会变成谦让，动用兵器的习惯会归于礼义，又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在这个县掌管典章教化的人，希望你们阐明并实践圣贤的正学，用来辅助完成政事；一个月便可以初见成效，三年便会取得成就。我对出任这个县的官员深有期待。知县郭侯是湖广零陵人，从科举中出身，曾在江右任县令，有治理的声誉。如今来治理本县，名誉更加显著，可以说很好地符合吏部慎重选拔官员的本意了。这就是这篇记。时雨堂记 〔明〕王守仁 正德丁丑年三月，我奉命平定漳州的盗寇，驻军上杭。旱灾非常严重，我在行台祈祷，昼夜降雨，百姓还认为不够。到四月戊午日，军队凯旋，天降大雨；第二天又下雨；再过一天大雨倾盆，百姓这才出田耕作。我登上城南的楼阁观看，百姓非常喜悦。有关官员请求把行台的厅堂命名为“时雨”，并说：“百姓苦于盗贼已久，又加上旱灾，以为将要死无遗民。如今军队刚刚结束战事，大雨恰好降下。所谓王者的军队如同及时雨，如今这些都有了，请用这个名字记载事实。”唉，百姓只关心耕种收获。德政在于雨水，在于上天；上天默默护佑皇帝，能够成就这些，全靠将士听命效力。除去那些如莨、蜮般的祸害，则全靠你们这些官员。实在是因为锄耕收获，才希望能够有一个丰收年。我有什么德行，竟敢贪取这份功劳？然而，百姓所喜悦的事，也不能不记载。这一天，参政陈策、佥事胡琏从凯旋的军队中来到这里。于是到水南拜谒文公祠，观览七峰的壮美景色，回来后把这件事记在行台墙壁上，并赋诗以记喜悦。大忠祠记 〔明〕熊汲

译李公祠，大概是为宋朝丞相李忠定公修建的，此前从来没有。今天才开始修建，难道是顺应百姓的心愿吗？读《写怀诗》，李公自己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诗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其中讨伐贼寇、报仇雪恨、忠于君主、忧虑国家的感情，深沉得留下了无穷余意；直到今天仍传诵于人口，即使三尺童子也能高声诵说。这样看来，圣贤教化所留下的恩泽，千年之后仍如同一日。建庙祭祀他，本来就是本邑百姓争先恐后奔走办理的事情。我认为李公忠义的本性，与天地元气一同流行，常常充满天地之间。他预见事变的智慧、敏捷通达的才能和果断的气魄，又足以实现自己的志愿；而且善于任用人才、发挥器能，豪杰尤其归附他。只是上天没有保佑宋朝，李公受困于谗邪之人，使他颠沛流离、屡次濒临死亡，实在可悲！朱子说：“忠定公一来，才整顿得成朝廷。”史臣评论说：“凭李公的贤能，如果能在靖康、建炎年间竭尽力量整顿国事，那么徽、钦二帝怎么会北行，宋朝又岂会只落得偏安一隅？”这个评论确实正确。如今来到神祠暂歇，词意慷慨，几乎忘却贬谪的愁苦；北伐的心志如雷霆震响、疾风奔驰，至今仍然凛然有生气。有人说，李公激烈忠勇，与诸葛武侯相似。诸葛武侯吞并吴、魏的志向百折不改，而在征讨孟获时，曾徘徊瞻拜伏波庙，词意感慨愤激，难道不与这件事相类似吗？草仓是伪闽的勇将，为国事至死尽力；如今他端正地拜祭酬奠，希望得到神灵保佑，他对这位将军的感念实在很深。将军在闽地任将，地位本来远在丞相之下，理应面向丞相行臣礼；但双方以意气相感，他便钦敬仰慕丞相的威灵，洒酒赋诗。后来将军混入淫祠，幸亏有李公的诗篇，祠庙才没有被毁；借此使祠庙更加光大，实在有很多好处。如今先祭奠将军，而李公居于正中的堂上，神灵各安其位，百姓仰慕他们的德行。忠义的遗风，千年相互辉映；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当时，那些喋喋不休诋毁忠臣的卖国奸人，竟想把李公捆绑起来送给金人，又商议不赦免李公来向金人谢罪，真是罪恶滔天！然而，宋朝兴亡的关键，难道不正值得对此三叹吗？我到本邑主持校文时，县令潘时宜把事情的先后经过整理出来，请我作记。庙宇仍依旧制，没有增建；祭祀所需，就靠借住民房、取用民间物资来满足。各项筹划经营都很适当，可以说是能够认识大局的人了。因此为此作记。笃功亭记 〔明〕宗彞 古代的君子将要要求属下建立功业时，必定先使他们乐于任职、安于居处，让他们以从容喜悦的心情去完成我们的事业，难道只是姑且使他们高兴吗？一般人的性情是，将要有所作为时，如果心中乐意去做，就会精心尽力而不马虎，即使竭尽力量、耗费心神也自己不知道，所以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而不感到困难。古代驾驭官吏，制定法令不苛刻；官吏勤惰、办事疏密，都顺随各人的意愿，而我只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因此，古代奉行善政的官吏都能有所建树。既然希望别人建立功业，却使他们心情忧愁沮丧、不得快乐，连求得离职逃避都来不及，谁肯用怨恨、沮丧和不平的心情来实现我的愿望呢？前些时候，我见监司因郡县政事没有建树而忧虑，气愤地捶腕说：这都是因为他们喜好饮食宴乐、居处游观。我便日夜用法令督促责罚他们，使他们不得有一件这样的事；一年之中，把日影和时刻都计算清楚，我又跟着考核督率他们，使他们没有片刻闲暇。用约束还觉得不够，接着便辱骂；辱骂还觉得不够，接着便审讯盘问。当时，官吏起床不等天亮，睡觉时席褥还未暖热，废止饮食，冒着疾病，房屋破败漏雨也不敢修缮，器具用品破旧缺乏也不敢更换制作；他们辛苦到这种程度，仍然不足以满足监司的意愿。这样看来，郡县政务应当无不兴举，大小官吏各得其职，百姓和万物都能安定了。然而官吏更加奸猾，百姓更加劳苦。又把文书备齐交给有关部门，事情却没有真正办成；官吏足以免除自身的责任，百姓却不知道感恩，彼此互相欺骗，只求暂时把事情办得像样；监司最终也无法察觉。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做事没有至诚喜悦之心，而是出于害怕获罪、不得已，苟且求得称职的缘故吗？他们所建功业如此破败，按道理本来就会这样。连城县令杜君治理县邑很有能干的声名，利用余力建造燕居之堂，打扫洁净，足以宴请宾客、阅览图书。庭院有一块匾额，便用它作为亭堂名称。杜君难道是认为，徒然劳苦而没有益处，不如闲适安逸却能建立功业；于是安顿自己的居处，使自己快乐，在讼狱、簿书的空闲中，与贤士大夫弹琴饮酒、欢欣共乐，舒展心情、涵养精神，使内心宽裕安适；然后观察事物、谋划如何发挥其作用，把志向放在文法尺寸之外，以追随古代奉行善政、清廉能干的君子风范，从而大大改变庸俗官吏的弊病吗？古人中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放纵安逸却常常安适，不劳苦苛迫却能把事情办好。我知道杜君对此一定有所领会。此前，他曾向大冢宰杜纯一先生请求题名，先生命名为“笃功”。我思考这个名称的含义，确实有所寄托，于是作了这篇记。增修褒忠祠记 〔明〕刘戬

译天顺壬午年，上杭溪南里的贼首李崇政因愤恨嫉妒县里的富豪侵吞掠夺，而有关官员又不加禁止，便聚集一群凶徒攻破县衙，大肆抢掠。监军以及都、布、按三司率兵驻扎汀州，听说贼势大盛，竟不敢前进，只是每天敲击金鼓，炫耀士卒，散布虚张声势的话。百姓更加惊恐逃散，贼寇越发猖獗，占据险要山岩，诱骗流亡百姓，时常出来侵犯；邻近县的官兵不能抵御，只得退守自保。癸未年，监察御史安成伍公骥奉命到闽地巡察审理，驻在建宁。他听说此事，立即奔驰前往汀州，发布檄文命三司带兵，并共同商议方略。众人一点也没有坚守的意志，伍公于是询问从上杭来的人，他们都说道路阻塞，不能前往。伍公说：“既然道路阻塞，你们怎么能够站着来到这里？”于是乘肩舆，带着几名老兵抵达上杭，询问贼寇的巢穴。听说有一名退休教官在家居住，便屏退随从，单人骑马前去拜访。教官惊愕地出来迎接，把家属被贼寇驱迫的情况详细说出。伍公命他召集亲戚来听取告谕。贼寇看见伍公没有别的防备，第二天到营寨投来的有十几人。伍公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无不感动流泪。这些话传到贼寇内部，投降的有一万多人。伍公立即命令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贼寇首领也想请求投降，恰逢有人谋划欺骗贼寇假意招降后加以诛杀，伍公坚决不同意；贼寇心中疑惑，于是拥众不肯投降。伍公亲自督率将士逼近贼巢扎营，贼寇倾尽力量前来抵抗。都指挥桂福想避开敌人的锋芒，伍公拔剑指向桂福。桂福跪下谢罪说：“请让我听命作战。”于是奋力战斗，贼寇稍稍退却。伍公派都指挥丁泉率领奇兵绕到贼军后方，焚烧其营寨，并告诫他贼寇退走后不要追赶。丁泉乘胜追击，遭遇伏兵，激战而死，贼寇也死伤很多。不久，伍公督战更加急迫，贼寇终于被平定，于是班师。伍公因长期在军中积劳，已经染上瘴疠，替换下来回京，最终因病去世。上杭百姓听到死讯，如同哭泣自己的亲人一样，把泥土捏成伍公的像，供奉在县城楼上，按时拜祭，并把丁泉配祀。过了很久，百姓多次请求当地官员建祠祭祀伍公和丁泉，却没有得到答复。壬辰年，按察司佥事新淦周公谟分巡此地，才答应百姓的请求，在布政分司前选择地方，把此事委托给汀州同知、歙县人程熙和知县武攸肖宏办理。祠庙在甲午年建成。武宏把事情始末上报，朝廷赐额“褒忠”，命有关官员每年仲春用羊、猪祭祀。丁未年，汀州推官涂琳来掌管本县，在祠中举行祭祀，环顾四周而感慨，认为祠宇狭小简陋，便重新修建并扩大。这样一来，朝廷褒奖崇敬忠臣的典礼和百姓感怀的诚意，才得到充分体现。涂琳写信来请求我作记。我考察祭祀制度：能够抵御大灾祸的就祭祀他，能够为国事至死尽力的就祭祀他。伍公和丁泉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祭祀，大概正符合经典所说的“发自内心而以礼奉祀”，以及传文所说的“从今以后，使后世世代敬仰”吧。然而我对伍公还有另外的感触。百姓难道喜欢盗贼吗？盗乱尚未发生时，治理他们不用正确的方法；盗乱已经发生后，又不能以诚意安抚他们；把他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处境，又逼迫他们必然改变，于是百姓才开始以安居的身份，策划这种使族类灭亡的行动。因此，我曾思考伍公的忠诚，不在于消灭贼寇，而在于招抚贼寇，亲自把自己置于不可预测的危险中。这本来是保全自身、选择利害的人深深躲避的事情，而伍公却毫不顾惜。假如伍公能够最终实现自己的志愿，那么国家无需付出损失箭矢、遗弃箭头的军费，反复无常的百姓也不会遭受肝脑涂地的惨祸，上杭人口和生业的恢复也一定不只是今天这样的程度。这样说来，伍公忠诚所成就的功业，大概反而只是伍公留下的余泽吗？这实在令人感慨。至于那些身披甲胄、奋勇而不顾自身、最终战死的将士，古人所说的烈丈夫，像丁泉这样忠勇的人，能够配享伍公，本来是不必再加以论述的。汀郡节推刘侯生祠记 〔明〕马森

译临汀郡古代属于七闽，崇山重叠，山岭绵延，向南通往交州、广州，向北通达江右。连城是郡外的县邑，处在闽、广交界，那里多是荒林野径，荆榛丛生、草木蔓延，是流窜盗寇聚集的地方。山谷中不守本分的人，也时常放纵抢劫掠夺。因此当地百姓虽然按时耕田养蚕，也习惯于战斗和守御，从不忘记防备。沙寇被荡平以后，击鼓报警长期停止，县邑没有大的警报。近来因为倭寇作乱，远近都戒备森严。嘉靖庚申年以来，广寇张琏、萧晚等像蜂蚁一样聚集，四处抢掠；经过连城境内没有一个月是安宁的，掳掠人民，焚烧储藏，侵扰得没有留下一个完整之处。辛酉年，百姓遭遇大饥荒，死者接连倒毙在道路上；其中穷困而强横的人，往往聚集起来进行抢劫，而三隘一带尤其严重，善良百姓束手无策。在此以前，汀州节推刘侯任职一年，审案判决公平，大有惠政的声誉。于是连城有见识的父老互相说：“事情紧急了。我听说刘侯对百姓有很大的惠政，除了刘侯没有人能使我们活下来。”于是他们一同跋涉数百里，赶到军门叩头请求，希望让刘侯镇守本县。军门立即发檄文命刘侯前往，刘侯到了以后，城郭附近的张坊和隔川的民众正打算乘机作乱。刘侯听说后，立即亲自前往劝谕他们，说：“我是刘郡推，因父老的请求和军门的命令而来，是为了使你们平安，你们不要再做坏事。”于是众人立即解散。后来刘侯打开粮仓大规模赈济，设法煮粥，使百姓无论远近都能前来就食，救活的人很多。不久，忽然有几千名广寇突袭逼近城南。当时官民的粮食都将耗尽，城中一片哀号，危急就在旦夕之间。刘侯尽心筹划，发檄文请郡主石帆杨公捐出俸禄，向瑞金购买粮食，再把粮食调运到三隘，用来牵制贼寇。贼寇制造冲车、云梯攻城，刘侯设下奇计应对；贼寇收买奸细作为内应，刘侯又将其缉捕；贼寇还想焚烧文川桥，以延烧南楼，刘侯招募壮士，拆除靠近城池的三座桥。贼寇的计谋受到极大阻碍。这样的对峙持续了十天。当时稻谷遍野已黄，贼寇凭借余粮驻扎在田间，仗恃即将攻破城池的势头；而城内粮食只够几天。刘侯担心难以持久，于是与乡官谢魁等谋划，秘密命壮士乘夜进入贼营，借风势放火。火势猛烈，风势强劲，官兵乘机进攻，刺杀、俘获贼寇超过一半，其余全部连夜逃走。刘侯安慰抚恤军民，急忙担心三隘的民众被贼寇煽动而反叛作乱，又亲自前往招抚安定；从此三隘民众全部归顺，成为编入户籍的良民。刘侯于是全面巡视城郭，加高城墙数百丈，增建窝铺数十所。又因城中缺少水井，便疏通要地，使水泉能够流通。局势平定，百姓安居，获得大安宁。刘侯当时恰逢应当赴省参加会审，尚未满两个月，市民罗三妹、隔川的陈文、章上琴、马东山、徐姑塘、罗七，分水铺的大和尚等相继作乱，县中大为震动。幸好刘侯返回车驾，把他们全部平定。此后新任县尹许君尚静主持县政，刘侯因会剿的战事在上杭记功。张琏的党羽罗袍、杨顺、赖赐等，又从上杭突然进入连城境内。刘侯便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许县尹又施行离间，使他们的核心党羽分离，赖赐最终投降，罗袍、杨顺也都被擒获。刘侯又担心清流有罗村的贼寇，永安岭后有土楼的贼寇，都将成为连城的大患，于是调集三隘的兵力平定罗村，袭击攻破土楼，荡平东部边界。又拿出没收的赃物和罚金，修葺此前拆除的文川桥，以便往来。后来主将会合围剿张琏，也在这时取得胜利。当道官员上表请求奏报功劳，朝廷奉旨给予优厚奖赏：赏赐一千金，加俸一级；这时是壬戌年九月。刘侯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将要升任天曹官职。连城百姓感戴刘侯的功劳，想到无法报答，便共同召集工匠、筹办材料，在县衙左边建立生祠，塑像祭祀刘侯。二三位父老又不远千里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古代面对重大事务、救济巨大灾难的人，第一要有德望，第二要有才智。必须内心切实忧虑时局的艰难，始终把完成职责作为谋划；而不是苟且侥幸取得一时的功劳，粗略地把事情办完。刘侯平息张坊的变乱、招安三隘时，如果平日没有惠政和在百姓中的德望，哪里足以使他们心悦诚服？至于守城的策略和剿贼的谋略，如果不是刘侯平素才智充足，谁能办到？看刘侯在连城时，几乎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同连城的城池联系起来共同存亡；他离开连城时，又要把自己的心同连城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即使刘侯日后显达、升登高位，他的精神也一定常常往来于莲峰青山深谷之间，希望安定连城四境、庇护当地人民，使那里长久安宁而没有祸乱。这些都是刘侯以真实的学问成就真实的事业，并非苟且侥幸把事情一时办完。连城人感戴刘侯的恩德，为他建立生祠祭祀，是理所当然的。刘侯名宗寅，字子肃，别号萝岩，是江右万安人；嘉靖癸卯年中乡荐，开始在汀州任官。他的先世尚书公广、卫侍郎公玉、景州牧兼嘉兴守悫，以及尊君祈阳令荣，都有功德留在百姓心中，他们任职所在之地的百姓都为他们建祠祭祀。我长期在江表做官，详细了解刘侯先人的功业；如今刘侯在连城的显著政绩又如此卓著，因此应父老请求，作了这篇记。修学宫记 〔明〕林大化

译武平与东广、西江接壤，那里山冈重叠、岭峦反复，森林深密、山谷幽邃，山间烟雾、峰间云气笼罩其上；带刀抢劫掠夺的盗贼，也在其中出没。勉强在这里求生的人，早晨还不能想到晚上，哪里有空闲讲求礼义？自古以来，穿戴儒服、弦歌诵读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宋、元以来，叛乱者把这里当作藏身的兔窟，兵火接连到来，烟火荒村长满荆棘，弦歌诵读的声音更加稀少。元大德癸卯年，古汴人李实，字伯英，来此任县令，悲怆地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改变风气、迁移习俗，全在我一人，不能任由这里荒僻鄙陋。”于是以平和的心态实行慰劳招抚的政策，一年后，卧倒的人有了枕头；二年后，耕作的人有了粮食储备；三年后，废墟和社坛的聚会中，人人谦让，互相礼让之后才饮酒。李伯英说：“现在可以教化他们了。”于是捐出俸禄修饰先圣先贤的庙貌，以及从祀诸贤的塑像和牌位，从大殿到台阶、到门庭，都焕然高耸，足以供人瞻仰。又创建明伦堂，宽阔敞亮，高大清爽，四周围以墙垣；让教谕薛瀛士每天同生员、弟子在那里讲习仁义经典和传注。山林水泽间居住的人、与鹿猪为邻的人，争相派遣子弟来求学；上堂时低声交谈，下堂时应答欢笑，长久不停，这样下去，即使把这里教化成邹鲁之地也是可以的。薛瀛士来请我说：“郡里的博士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记下来呢？武平是山岩险峻的县邑，而且残破不堪，不久之间文教却兴盛到这种地步，孔夫子如果有知，也应当为此微笑了，怎么可以不写下来呢？”我来到临汀，所见六县的县令中，只有连城的质夫和武平的伯英不迂腐地拘泥于儒术，却能在乡学中建立显著政绩。我一直想记述质夫的事情却没有做到，姑且把他的事迹一并写在这里，用来劝勉后来的官员。守备行司记 〔明〕马驯 安定边疆没有比设置守备更重要的，将帅任用的关键必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这是统治天下者的大政。所以周宣王中兴时，整治南方诸国，就任命申伯；修筑北方边城，就任命南仲；修筑东方边城，就任命尹吉甫。他确实知道这三人是中兴的良将。把边防事务托付给三人，既得到合适的将帅，控制边疆又有正确的方法，蛮夷哪敢窥伺中原呢？弘治改元时，圣明的天子登基，正值更新大政之时，担忧边将缺乏人才，于是命将相大臣推举天下武臣，选取有智谋、勇气、才干和谋略的人，储备为将帅人才，分为三等，按照进用的成例办理。当时金山卫指挥使西侯宁因众议一致，得列入一等。不久，朝廷商议驻守汀州、漳州的人选，认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众臣共同推举西侯，认为他可以胜任。于是授予敕书，使他得以按照都指挥的体制行事。西侯到任后，整顿防备、训练士兵，威名震动海边，不到一两年，边境烽火便告平息。后来镇守太监陈道、巡抚都御史刘公缨和兵备佥事伍公希闵共同商议，认为汀州武平县处于深山绝谷之中，南邻湖广，西接江、赣，地处偏僻而百姓强悍；千户所的孤城又耸立在豺狼出没的要冲，一旦仓促发生警报，谁能与它相互应援、随机处置呢？于是他们写成奏疏，请求让西侯驻节武平城，以便控制这一带。命令下达后，武平人自己感到欣喜，认为又得到了一道长城。当时有关官员按照惯例为西侯创建官署，汀郡吴公文度于是再命知事周琛负责督办，又委托义官舒显才总理事务，西侯也亲自到场督察。官署选址在城东北角，连接百户丘崇祖的宅址，并划出附属仓官的土地来抵充。房屋朝向离位，面向南方；木料坚固，尺度质量优良。庚戌年秋开始动工，壬子年冬完工。前堂、后厅、仪门内外、左右厢房廊庑以及差役住舍等，无不完备壮丽。说到前后赞助的功劳，指挥李智、王昇、县尹李俊、黄贯等人都共同协助，使工程尽善尽美。落成后，郡守吴公为正堂题匾“筹边”，让我作记。我认为，三军的最高指挥在将领，而将帅的雄武在于威势。官署厅堂，是用来张扬国威、辅助主将显示雄武的地方。偏将副将要在这里接受命令，军师要在这里发布号令，谋略要在这里深思熟虑。这些设施用来疏通精神、培养根本，建筑壮丽并不过分，实在是适宜的。过去李德裕在西川建造筹边楼来谋划对付吐蕃，《唐史》记载了此事，后人又相继称道，难道不是因为李德裕攻下维州、困扰吐蕃的谋略，或许曾得到这座楼的帮助吗？正当这座官署兴建之时，皇太子确定了名位，朝廷下诏颁布恩典，凡各处负责防守的官员，按照指挥体制行事的，都重新授予官署职权，以便办事。这样看来，朝廷对守备将臣的眷顾，心意也已经极其深厚了。这同周宣王任命申伯等人整治南方、修筑北方和东方边城的用意，有什么不同呢？何况西侯凭一等将才担任东南的重要职务，郡守吴公又以李德裕“筹边”之名为堂题名，西侯应当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西侯平日无事时，应在这座厅堂激励将士、训练军队、整修武备，制服豺狼般敌人的野心，使他们震慑于威势武力而不敢发难。仓促发生警报时，则应在这座厅堂发号施令、派将出师，随机应变，挫败犬羊般敌人的势力，使他们头颅粉碎、尸骨成尘而不能作乱。这样或许就不会辜负圣天子任命将领的本意，不会辜负吴公的期望，也不会辜负武平人把西侯视作长城的喜悦。即使南仲、李德裕之类的人，也不能独自专享前代的美名了。邑令章侯祠记 〔明〕王世懋

译当初我王世懋在嘉靖己未年考中进士，而我的岳父二山先生没有考中，参加吏部谒选，得到汀州归化县的任命。归化原来只是将乐、清流之间的聚落。由于地处偏远，百姓强悍难治，于是才开始创建两县并筑城。因此，城郭所凭依俯临的设施、厅堂和仓库等建筑，大多仍然简陋，不能同其他山险县邑相比。适逢嘉靖末年，广寇的祸害流窜于赣州、汀州之间，所经过的城邑，唯独轻视归化，认为可以攻下，于是包围归化一月。章侯率领官吏百姓登城坚守，最终没有被攻克。围困解除后不久，章侯因竭尽劳瘁去世。章侯去世将近二十五年后，我再次起用，担任福建督学使者。刚到任，岳母哭着请求说：“听说我丈夫死后，县里百姓怜惜他，给他塑像。如今墓上的树都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了，这座像应当早已不存在。你到那里后，试着查访一下还在不在。”我在汀州考校士子，路途经过归化，便偶尔向县里人询问。不要说年长老人能够详细讲述，即使轿夫、皂隶，也都清清楚楚地称赞谈论。塑像原来就在城隍庙中，至今仍像当初一样。原来章侯任县令时，凭借平易宽简的作风得到众人的心；敌寇到来时，他昼夜不解衣，与百姓共存亡。百姓非常感念他的恩德，又深深怜惜他的死亡，所以为他塑像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有人说，章侯死后成为城隍神，所以就把他的像放在城隍庙中，饮食供品都用来祭祀。近来祭祀渐渐懈怠了，但尚未去世的父老仍能指着塑像给人看，说：“这就是我们章县令。”我既然已经查考清楚这件事，汀州知府徐君、归化县令宋君都共同写信说：“故县令既然已经受到百姓的祭祀，而您有幸掌握着教化风俗、劝善惩恶的权力，为什么不下檄文把他列入名宦祠来祭祀呢？”我推辞说：“你们把我看作使者，难道我能偏私地为岳父办事吗？他任职两年，没有其他特别的节操功绩，不可以这样做。”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请求说：“县令已经因百姓的心意而享受祭祀。即使因为使者的意思，不能列入名宦祠，难道忍心不另辟一尺土地，却让他混在城隍神祠中吗？”我迟疑未答，父老们便争相上书，愿意出资买地建祠，为县令报恩。我说：“不可以。如果再次烦劳县中父老，恐怕不是章侯勤劳爱民的本意。”于是，知府和县令愿意捐出若干金赎金，在城东买地，建造若干楹若干椽的祠堂，把章侯的像从城隍庙迎来供奉。后来他们又请求说：“祠堂应当举行春、秋两次祭祀。捐出的学租没有多少，可以买三亩田，用田租供祭祀，年年不烦扰百姓。这是使者能够做的事。”我不得已答应了他们，于是把祠堂命名为“勤事遗恩”，用来记载建立祠堂祭祀他的原因。唉，章侯任县令仅仅两年，既没有奇特事迹足以使百姓震动，也不是因为有长久相处、与百姓感情深厚的基础，只是和百姓共同经历患难，还没有享受到百姓的报答就去世了，百姓至今仍然怜惜他。况且县令本人去世时儿子年幼，谁能知道他的女婿后来会显贵，并为他塑像？又谁能知道二十多年后，他的女婿会来做使者，而塑像仍然不衰败呢？从前所说归化百姓强悍难治，究竟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如果章侯死后，百姓不思念他，那么其中恐怕确实有不足之处，足以成为百姓的灾祸。祠堂建成后，王世懋升任左参政，知府和县令也因其他事情离任，于是我记下事情的始末，交给代理县政的教谕丁君，命他刻在碑上保存。让人知道国家有劝善惩恶、表彰风教的大典，即使使者也不能偏私自己的亲属；同时又劝勉做县令的人懂得百姓的感情容易受到感动，不要因为愤怒而厌恶百姓，也不要过分责罚他们。章侯名宗实，号二山，是常熟的名宦，大理公的后代；因两代入赘居住在崑山，如今又成为常熟人。辟永定县诸险塞记 〔明〕杨昱 汀郡南部的县是永定县，南面与广东饶平、大埔接壤，中间有大洞，名叫苦竹山、平水澚、望天坵；这些地方山势高峻幽深，林木茂密阴翳，环绕绵延、相互连接数十里。邻近地区有些顽劣凶悍之人，或有不安分的行为，常常把这里作为潜藏身形、销声匿迹的地方，守土官员一直以此为忧。嘉靖戊申年冬十二月，提兵都御史余姚龚公辉曾采纳众人意见，认为除非开辟赭山兑道，就无法断绝他们原来的谋划，便列名上奏请求，获准后，下令漳南佥事上饶桂公荣转发檄文，命府县砍伐清理这些地方；只是这项工程多年积累，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庚戌年秋，恰逢仁和人陈公洪范到任知府，他认为这件事实在是一方治乱安危的关键，不能拖延。但耗费财物、劳累百姓、兴师动众并惊扰远近，都不是恭敬奉行皇帝仁德旨意的办法。于是他借着便利亲自到县里，暗中核定工程费用，分发给附近百姓。辛亥年冬十月己未日开始动工，历时四十天完成工程。于是知县洪良弼认为龚公竭尽思虑经营此事，使边疆安宁，不能没有文字向后人告知，后来便命人把事情刻在石碑上。我私下认为，有些事情看似小，却实际关系重大；看似可以缓办，形势实际上紧急，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认识并采取行动。开辟数十里山洞，足以暗中破坏奸人的谋划，使善良百姓长久安居，说它实际重大而紧急，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可见他的仁德和智慧。《易经》说：“猪被阉割后露出的獠牙，吉祥。”这次工程正有这样的意义。何况官府没有浪费钱财，百姓没有受到惊扰劳苦，最终又完成了既定谋议，这尤其体现了仁德和智慧，是吉祥中最大的吉祥。因此记下这件微小简陋的事情，谨慎地按事实叙述。仁爱祠记 〔明〕裴应章

译甲辰年秋天，我游览翠华，登上龙门桥。桥东有一座翼然的祠堂，我恭敬地拜谒，原来祭祀的是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神。几位父老向我作揖，请我进去，说：“这其实是本县县令唐侯的生祠。”匾额题作“仁爱”。我感叹说：“千古流传的义气，与全县传扬的仁爱声名，前后相互辉映，难道不可以并称为盛大吗？”父老们于是请求说：“为什么不赐下一篇文章，使它流传不朽呢？”我的籍贯在邻近的县境，受唐侯庇护爱惜的地方很多，怎敢以年老疲倦、懒于任事为由推辞？于是记述如下：宁处于重山叠岭之中，疆域较为广大，田产也很丰饶；当地风俗俭朴而质直，山泽赋税往往不用催督就能缴纳。在这里做官的官吏，既乐于当地风俗淳厚，又少有迎来送往的烦劳，能够从容安闲、养尊处优，自古以来就被称道。后来淳厚朴实的风气逐渐消散，百姓竞相奢侈靡费，和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喧闹市集的习气没有区别；山谷中的百姓也有依仗地处偏僻而强横好讼的人，所以长官也苦于案牍事务，没有空闲安逸。风俗的变迁，大概就是这样。我看来，唐侯治理宁县，已经在这种形势下更进一步了。唐侯年轻时便考中进士，性情恭谨温雅，不像专事刑法的官吏；他洁身自持、使百姓富足，从不把敲打责罚、钩稽搜查当作能干。他侍奉母亲慎太夫人时，恭敬严肃，务求使母亲欢心。凡是审讯案件，退堂后一定叙述案情大概；对于不敢报告的事情，也不敢擅自行办。县中有按惯例收取的钱，掌管仓库的人按照旧例送来，唐侯拒绝接受，连看也不看，并且张榜公布，作为劝诫后来官员的榜样。他只用文学教化整顿吏治，城中士人纷纷仰慕；就连邻县的博士弟子，也把唐侯称为文章宗师，都不远数百里前来求学。于是他在翰墨林中建造房屋，作为游学研习的场所，又估量材料、聚集石料，把庙宇面貌全部修饰一新，用来激励士风、培养元气；士人们衣冠整齐、举止雍容，海滨之地又看到了邹鲁般的景象。广文张先生廉因病死在学校，唐侯哭祭他，并拿出半年俸禄作为丧葬赙赠。县邑不在交通要道，有人收买中贵人的随从，诱使他们绕道借路，借此进行恐吓。人人都感到危险，唐侯不为所动，不抗拒也不阿附。等到他们到来，最终没有喧闹就离开了，百姓因此得以安宁。又因县邑距离会城很远，道路经过九龙滩，险要异常；监司、台使者有时发粮接济，往往在罗滩翻船倾覆。唐侯把运输艰险路远的情况上报，所有这类差事一概停止。此前十年重新编造黄册，不免有挪移户籍、虚报冒名的弊病。唐侯亲自审查讯问，按各户财产多少分派赋役，并命各甲编造册籍，不敢有舞文弄法、滋生弊端的人。每逢年节便制衣发粮，供给监狱囚犯，说：“即使让他死，也只是依法处死，难道忍心看着他因受冻挨饿而死吗？”至于火灾突然发生，他能及时改变风向、扑灭火势；旱魃肆虐，他所到之处便有及时雨；修缮应当祭祀的庙宇，治理交通要道的桥梁；严格守御，充实仓储，对外没有盗贼侵扰的忧患，对内免除饥荒的祸患，凡是可以用仁爱对待百姓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做到。他功绩中最显著的，没有比鼎力修建龙门桥更突出的了，耗费钱财不可计算，而工程并不使百姓劳苦。大体说来，唐侯治理政事，掌握大体，不专门从事琐碎事务；偶尔有所惩治攻击，并非情理不能宽恕，就是道理上不能放过；积累如山的弊端，一经查阅便立即扫除。我估计以前的宁县令，被公私繁杂事务困扰，整天忙碌不休；而唐侯这里诉讼庭院长满草，却常常可以安坐长啸；山峦正对着官阁，常有吟咏作诗。又时常召集文士作诗饮酒游览，唱和相继，闲适雅致而盛美，翠华一带因此光彩显著。听说他一两次入朝侍奉，所携带的东西还装不满囊袋；跟随乡人在京城官舍居住时，还借用他们出城所需的车马费用。唐侯有操守，又是如此。如今又将进行第二次政绩考核。圣明天子认为唐侯在宁县施行仁爱，于是想让他以仁爱施于天下，把他安置到台谏部门，充任辅佐和耳目的官职。我每天盼望着这件事，宁县士人难道能够长久私自享有唐侯的仁爱吗？父老们于是请求我把这些事写下来，刻在石碑上。惠烈祠记 〔明〕邵锐 我读《闽志》，了解到清流县吕侯镛为抵抗贼寇而死的事情，十分壮烈，感动得起身说：“刚毅啊！吕侯捐弃自己的身躯来保卫百姓，这才是真正的好牧守。”于是奉有关部门的檄文，选择并祭祀名宦，便向巡按御史杨瑞说明，请求为他专门建祠，以扩大朝廷的德意。查考学宫册籍：吕侯死于埠。于是立即派遣丞、博士赶去，向当地年高长者询问事情经过，说：“正统戊辰年，沙尤一带盗寇猖獗。冬十一月，贼将陈正景拥众抢掠我们的梦溪，进而逼近铁石矶。巡检邹姓的人恰好有官守职责，贼众把他捉来，带着他攻打我们的埠。吕侯率领乡兵远道赶来救急，杀了贼军两名总兵，其中罗姓、姜姓是尤溪人，贼势几乎被振作起来。吕侯兵少，不能胜过众贼，最终又被擒获。年长百姓魏得礼挺身前往劝说贼寇，说：‘吕侯善于安抚我们，实在是我们的父母官，为什么要把他捉住？我是他的子民，难道不敢代他而死吗？’贼寇故意逞凶，杀死魏得礼和邹姓巡检，威胁吕侯交出金钱赎命。吕侯不答应，第二天便被杀害。贼寇退去后，魏茂卿亲自为吕侯收殓安葬，又在我们的土地上召集他的遗民，谨慎地塑像祭祀。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就前往祈求神灵。”同各志书记载的话相比，这些叙述更加详细而且经过核实，同时把邹姓巡检、魏得礼两位原来的主祭者也一并奉上。大概朝廷命令配享祭祀的人，礼制失传已经很久了；如今却从民间得到这些材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县里既然已有祠庙，又召集诸生，谋划修缮这座所谓故祠，以安慰百姓的愿望；众人都以义理出资相助，没有烦劳官府。又想到魏得礼的后代十分贫困，便为他修建住宅、授予田地，使其世代担任守祠之职。考量事情、斟酌措辞后，给祠庙命名为“惠烈”，并用显赫的大字书写，永远昭示于后世。唉，闽地环山面海而分为各县，自古以来饱受盗寇之患。凡是担任地方长官、牧养百姓的人，都应当善待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这样就不应当有盗寇。即使盗寇已经窘迫，哪里还需要蔓延扩张？不幸如果真的蔓延开来，各郡各县都划定地域坚守，拼死不退，盗寇还将往哪里去呢？只是实际并不能全都如此，这正是我暗中忧虑的。吕侯的德行适合百姓，百姓愿意同他一起死；如今有人请求报功祭祀，记述之事本来就已经具备。景泰初年，残余盗寇再次作乱，百姓因此惊恐逃散。县中县丞邓瑶前往扼守各处险隘，亲手歼灭冲在前面的贼寇，盗贼才退却。他已经身负重伤，倚靠山石僵卧而死。贼寇回头怀疑他还活着，不敢再次逼近，因此当时有很多人得以脱离灾祸。把邓瑶合葬、附祀于吕侯祠中，确实符合祭祀制度，所以把他附祀在那里。重修宁化城记 〔明〕阴维标

译当今天子即位五年，晚食早起，竭尽精力谋求治理，按理说四海应当安宁，万民应当安定。然而考察各方面的形势，却有并不完全如此的地方。边境发生争乱，盗寇侵扰，百姓骚动不安，到现在还没有安宁之处。闽地偏处南方，海上的战乱尚未平定。汀州据守上游，虽然没有海上警报，却自戊辰年以来山寇不断蔓延，方圆千里之内听到风声便惊恐逃窜。宁化县六十多年没有战事，百姓不知道战争；今年春天忽然听到盗寇警报，全县戒严。此时又连降淫雨，水势上涨，两座桥陷毁，城墙中未经修理的部分以及沿河一带都崩塌了。盗寇之患和水灾交相威胁，震动民心。县侯张公刚到任，正好匪莪王公因查核钱粮事务来到这里；他看到这些灾变，督促县令、县丞以下官员昼夜登城防守，防御没有懈怠，又招募强壮勇敢的人，占据险要据点。盗寇知道已有防备，窥伺之后便打消了谋攻的念头。于是专心召集工匠，百项工程都得到鼓励。四月初开始施工，十月底完工；修缮城墙以及女墙、马道，共二百五十丈，耗费钱八百缗。在此以前，宁化城屡次修缮又屡次崩塌，在雨中聚集沙土，简直像儿戏。癸亥、甲子年，我开始参与这项工程；如今倒塌的地方，都是过去将要倒塌而尚未倒塌、想修却力量不够的部分，经过再次修葺治理，应当能够成为坚固如金的城池。只是人之常情总是喜欢安逸、厌恶劳苦，想得到更多却害怕损失、躲避规避，人人都想袖手旁观、吝惜出力，谁肯承担损失，只会使贤能的官员在上面心焦，使北山先生在下面发出叹息罢了。深重的忧患能启发圣明，多重的困难能造就国家；严厉奋发可以使国家兴盛，嬉笑逸乐却会使国家衰败。天下多事，君主和宰相焦虑劳苦；百官众吏都应尽力奉职。我这个住在简陋茅屋中的卑微士人，也不吝惜牺牲身体来稍尽微薄之力。因此能够转危为安、消除灾祸而招致祥瑞，未必不是国家兴盛的契机。从一个角落的情形就可以推知天下；从此消灭盗寇、宾服蛮夷，使内外都享受福祉，即使说有这样的道理，最终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实，也可以了。我将拜手颂扬太平，祝愿天子万年长寿。一柱阁记 〔明〕李世熊 密公修建千佛阁，大概是在兵乱凶险、艰难困乏之后，将毁坏的阁楼重新修复；它的运输和物资汇聚，就像车轮辐条相互会合，又仿佛有许多人共同助成此事。有人问我说：“古佛应世，经历的年代不可计数。我听说同姓同名的佛有两种说法：万佛贤劫中的千如来，以及释迦，合称七佛。现在为什么不称七佛，为什么不称万佛、二万佛，乃至亿千万佛，而只称千佛呢？”我说：“是这样。密公用一个愿心摄受百千个愿心，用一己之力摄受百千种力量，用一双手眼摄受百千双手眼。当密公的念头刚刚生起时，百千信施者的念头便与之相应，山水与之相应，水土瓦石与之相应，香花音乐与之相应，五谷八类作物和五金与之相应，布帛丝絮、铅华丹碧与之相应，飞禽走兽、水中潜虫和地下蛰虫、天龙神鬼也都与之相应。譬如拔动一根头发，身体百骸、九窍以及千万毛孔没有不知道的；又如注入一勺水，江、淮、河、海以及溪、涧、池、沼中的滋味无不具备。既然如此，为什么佛不能是千佛，为什么不能是万佛，甚至亿万佛呢？”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仍然只是一个佛罢了。一个佛可以成为千佛，一座阁可以成为千座阁吗？”我说：“是的！如今并没有真正新建这座阁，过去也没有真正毁掉这座阁。所谓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寄托在这座阁上；所谓毁，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寄托在这座阁上。即使微尘之中，无不具有这座阁；即使大地之上，无不具备这座阁。即使把宁阳全部土地撮成一把土，与大千佛土相等，这座阁也没有宽广或狭窄的分别；即使把十方信众布施的财物全部拿来，倾尽满天的宝藏，这座阁也没有增加或减少。究竟是佛寄托在阁中，还是阁寄托在佛中，还是佛阁寄托在密公身上呢？”有人说：“这样说来，实际上是没有阁了。没有阁就是阁吗？没有佛就是佛吗？”我说：“如果说有佛，那么就有佛和非佛，也有阁和非阁；如果说无佛，那么无佛之处也没有不是佛的，无阁之处也没有不是阁的。说一佛而有千阁可以，说千佛而有一阁可以，说千佛而有千阁可以，说一佛而有一阁也可以。说佛住在阁中，便不能称为佛；说阁住在佛中，便不能称为阁。说住在阁中就是不住在阁中，住在佛中就是不住在佛中，也可以；说佛所住并不是阁所住，说阁所住并不是佛所住，也可以。说有千佛阁就没有密公，说有密公就没有千佛阁，也都可以。” 《题邓公德政祠记》〔明〕黄道周

译天下能够太平，是因为百姓得到公平；百姓能够得到公平，是因为政事公平；政事能够公平，是因为内心公平。治理百姓的人，先使内心公平，再使政事公平，天下就太平了。不只是一个县邑如此，太史公在《循吏列传》中说：“自身修养好，做官就从未扰乱政事。奉行职守，遵循事理，也可以称为善于治理。”这就是所谓公平的道理。把事理还给上天，把法令还给君主，再把便利还给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循理之道了。以今天清江县令邓公的政绩来看，他与这一道理多么相合啊！他并不是那种昂首挺胸、肩负经纶天下和割据宰制之才的英雄，也不是拥有碧鸡炙毂、文绣雕镂之类华美声采的人，更不是那种善于探钩射覆、问羊得马的机巧之士；但也不是陷于甑上积尘、屋中漏雨，像悬犊辞鱼那样清苦困窘的人。然而，他清廉、谨慎、勤勉，以文章修饰吏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了。善于射箭的人讲究平稳，善于下棋的人讲究实着。公的为人和政事，只有一个“平”字而已。平就真实，真实就不会只有纸面上的召父、杜母，也不会成为困苦中的阿大夫。孙樵说：我住在长安时，听说给事中考核官员，就说：“某人任某县县令，考得上等或下等；某人凭上等或下等考核得到某官职。”问其原因，就说：“某人能督促赋税，提前完成；某人能督办差役，节省度支费用；某人任职于要道，能让往来的达官贵人为他说好话；某人能擒获若干盗贼。”现在廉公治理县政的实绩，即使评为上上等，也还不足以报答他循良的政绩；处在这样的时势中，不是已经非常难得了吗？流寇猖獗，耗尽天下物力；朝廷讨论雇募兵员、增加摊派、裁减开支、搜括财物、减免输纳等事，纷乱得就像把湿柴捆在一起、把乱丝搅成一团。清江本来就是贫瘠的土地，没有富庶丰盛的物产，土地所出的一切，也没有什么物产能够使利益遍及四方。何况连年饥荒，百姓生活比过去更加困苦，功令却比过去更加严厉。公不敢以催收赋税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不忍向没有粮食的人征收粮食，向没有衣服的人加派赋税。公为百姓疾苦操心，心血几乎耗尽；每当听到“救荒没有奇策”这类话，就痛心不已。他多方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发放官府粮仓的储粮仍然不足，于是亲自劝富户按平价出售粮食，使百姓苏醒过来。起初只是勉强消除不逞之徒作乱的苗头，形势仍然十分危急。后来公堂上有争讼的百姓，他从容地为他们指出冤枉和正理；罪小的加以劝诫，罪大的予以惩罚，全都当场遣散。由于没有侵吞金钱、箭矢等物，所以不必说损害百姓的身家；百姓也爱惜自己的性命，盗乱自然渐渐平息。一时间人们异口同声称赞他，而公自己却只把这些看作平常无奇。难道没有听说班固称赞何武吗？何武所任之处没有显赫的声名，但百姓思念他，恰恰就在于此。这正是所谓奉行职守、遵循事理的治理，所以我用“平”来评价公。史官对于天下的山川名物、风俗是淳厚还是浇薄、吏治是好是坏，都可以采集各地风俗、铺陈文辞，以备君主顾问，流传于典籍。我的家乡在漳海一带，境域与汀清相连，早已充分听闻公的政绩。清江的几位孝廉，过去就与公有文字交往，因而更加熟悉公。我同僚杨伯祥先生，是公同社、同年的朋友，常说公的文章如龙鸾般华美，品德如金玉般高洁。因此公做县令时，以公平之心施行切实政务，能有这样的成效。过去欧阳文忠公上奏《四事》，大意在于选用良吏来抚恤困敝的百姓。如今天下急切忧患的，正是不公平；公守持公平以等待时机，难道不可以得到大用吗？我的老师时鲁公谈到选拔人才时说过：不要取用机敏捷速的人，因为机敏的人只求取巧获利，不可全部任用；不要取用刚健好胜的人，因为刚健的人想压倒别人，不可作为法则；不要取用言辞尖锐的人，因为言辞尖锐的人多虚妄而少守信，日后必然不能验证。我因此把公的公平看作足以担当大任的根本，公应当更加努力啊！岘山的一块碑石，千古不磨；清江县城南有公祠，难道会比南阳的信臣祠逊色吗？因此应当为此作记。《招捕祠记》李世熊 这是祭祀宋代招捕使陈公的祠庙。公名讳，字子华，是侯官人，开禧元年进士，屡次升迁至仓部员外郎。绍定二年，闽中盗贼兴起，帅臣王居安命他提举四隅保甲，他因母丧辞职。不久朝廷夺情起用他，以宝章阁学士的身份起任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负责招抚捕捉盗贼。公登记民间丁壮编成一军，号称忠勇军。当时沙县盗贼从间道奔向城池，公在高桥击败他们。盗贼又进攻汀州，公与淮西帅曾式中会合漳州、泉州兵民，再次将其击败。公又亲自带兵到沙县、将乐、清流、宁化督捕盗贼，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当时晏头陀聚众啸聚在潭飞砦，进攻磜寨，公将其攻破，又晓谕连城七十二砦投降。盗贼溃败，晏头陀伏法，汀州的盗乱全部平定。公上奏改下土寨为安远寨，增加土兵三百人驻守。诏令晋升为右文殿修撰，仍任提点刑狱招捕使，兼任知建宁府，历任至观文殿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后来以福建安抚大使身份任知福州，最终去世。宁化百姓感念公的恩德，为他建立祠庙，旧址在正南门外。当时有沙县主簿刘纯，是建阳人，拿出家财招募士卒，得到一千三百多人，也号称忠武军，与陈公联合攻破潭飞磜。不久，建宁下瞿一带的盗寇猖獗，刘纯带兵直抵贼巢，兵败而死。事情上报后，诏令追赠朝散郎，加谥“义壮”，荫补一子为下州文学，庙额赐名“忠烈”。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刘纯一并祭祀。南门祠就在寿宁桥北面，宝祐年间毁坏，开庆年间重建，元代又被焚毁，洪武十六年重建，不久改为连山行祠。嘉靖年间改为张义亭，又改为府公馆。后来奉命上供采讨灵芝，连山屡次产出灵芝，运往京城，于是又改为连山保障行祠。当初废掉招捕祠而改称连山祠，不知道是谁首先提出这一主意，于是也没有坚持正义来纠正它的人。轻视百姓的道义而沉溺于鬼神迷信，这种风俗由来已久。《九仙岩记》〔明〕邱梦鲤

译从县城向东十里，沿溪而行，有一座石山丘，昂首圆背，张开爪距，回头望向北方，似奔跑又似蹲伏，高高耸立在大溪旁边，这就是狮子潭。沿潭向南走，经过横亘的山口脊梁，只见石涧水声潺潺，迎着大溪流入其中，道路左边有盘曲的虬松遮蔽树荫。乡人过去在上面叠石架桥，低头俯视细流，水中鳞状波纹与斑驳苔藓相互映照，行人常在那里休息。稍稍转向东面，越过平整的田地，穿过洞口，石阶道路非常狭窄，走了几步，忽然豁然开朗，便到了所谓的石岩。石岩深、宽大约二丈多，高度约为宽度的三分之二；碧绿的溪流绕着岩下流过，时而飞溅成水沫，涓涓流出。岩底四周都是石盘，平坦处可以跨过急流，形成九个水窟；有的约宽二尺，有的约宽数尺，深度全都超过宽度的一倍。这些地方可以沐浴，也可以饮酒，次第分布，似乎不是人力开凿的，难道所谓九仙正是因此而得名吗？岩脚起初很平缓，后来却变得尖锐向下。丙辰年以前，县令李公衷素游览此处，觉得奇异，便在岸边稍稍叠石。游人来到后，可以在其中长啸吟咏，才开始席地饮酒。转向右边远处，就是回峰，山势陡绝如削，高数百仞，古树覆盖其上。另建一阁，供奉大士，匾额题为“潮音”。潮音并不是因为有潮声才取此名，而是因为阁中供奉大士。” 与阁相对的一座山，盘曲着飞来，像垂下的彩虹俯身到涧中饮水。文昌阁跨在山脊上，下面有一座翼然的亭子，名叫“西爽”。清晨来时的景象，我曾经托腮坐在亭中观赏。到了正午以后，只见红色的阳光沉向西方，回头眺望潮音阁，它仿佛和陡峭的山峰、峭壁时而躲避、时而靠近。曲折的楹柱间有风吹来，四周的流水环绕萦回，发出声响。低头静听，幽深得不知不觉把身世都忘了。亭阁都是李公所建；岩石左边过去曾累石架桥，后来被上涨的溪水冲毁，亭阁仅仅保存下来。我曾倡议募捐，除去茅草，搬运石块，在岸边叠砌，并用小型束水工程减弱水势；桥石则改用木材架设。又在潮音阁右边另建一座桥以便渡水，旧庵很快被洪水冲坏，岸边的石头几乎全被冲走，亭阁如今也零落残破。俯身想到它从建成到废毁，不胜今昔之感。后来便离开了这里。沿溪另找小路上山，只见丛竹夹岸，纷红杂绿，蓬蒿茂密。提起衣襟登山，九仙庵巍然坐落在阴翳之中，旧有匾额题为“栖霞深处”。九仙的来历不详，有人说何氏九子曾在莆田仙游悟道成真，那里有一个湖。前来顶礼的人凭梦境相互指示，但始终把它秘藏起来，不轻易告诉别人。九仙庵的创建，未必不是由此开始的。庵北面又建有玉皇阁，周围有数亩平整田野，林木交错而通畅；旁边种着数百株茶树，客人来时便采摘茶叶相赠。我过去在甲子年春天于旧庵读书，第二年又坐在玉皇阁中，前后相隔二十五年。如今因寻访山景再次经过这里，到处寻找旧日遗迹，却仿佛什么也找不到了。恐怕从前贤达大夫喜好兴建此类胜迹的心意也会因此湮没，无法流传，所以姑且追述这些事情，以备山中隐居者记载。戊子年冬月，邱梦鲤记。《修宁化城记》〔明〕黄槐开 宁化城修筑于正德十六年，临河的一段有三百多丈。冯夷兴风作浪，城墙常常因此倾塌，随塌随修，尚未修完便又塌毁。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官府库藏没有余积，不得不向富民借资。富民中狡黠的人常常用贿赂免除义务；即使强令他们从事修筑，也只是草草了事、敷衍塞责，姑且应付功令罢了。这就如同聚沙筑堤而遇雨冲刷一样，城墙很快再次倾塌也就不足为怪了。天启辛酉年冬天，长汀县令郭公环洲代理治理此地。他急忙筹划修治，我不自量力，陈述了末等的建议，主管官员全都回复说可以。工程还没有开始，彭公象石到任，决心实行修筑。当时议定拨用官库银三百两，彭公考虑不够，于是捐出俸禄首先倡导。不久便筹集了一千多两银子。于是召集工匠，督办劳役，分区施工，从东门到南门，曲折向西，修筑临河倾塌的城墙一百四十三丈，修筑靠山倾塌的城墙十七丈，补修残缺的雉堞数十丈，修整马路二百多丈。工程开始于癸亥年六月，完工于甲子年十月。费用是以前的数倍，工程质量和规模也远远超过以前。只是工程浩大、费用繁重，其中有些城段将要倾塌却还没有完全塌坏，本想一并修整，却因力量不足而停止。数年以后，恐怕仍不免成为贤明守土官员的忧患。《聚星楼记》〔明〕阴维标

译崇祯壬申年春夏交替之时，县中发生大水，商船和木材堵塞水流顺流而下，桥梁倾塌，城墙毁坏。福司理查盘、匪莪王公亲自踏看受灾受伤的地方，下令收集二百多根木料，用作修城的各种费用。恰逢流寇告警，全县戒严，便急忙召集工匠竖起栅栏，姑且用来巩固防御。剩余的木料和费用，用来在敬止馆上面建楼，作为乡先生、孝廉、明经、上舍等人聚会的地方。楼建成后，命名为“聚星楼”。从前陈实拜访荀淑，太史观察星象说：“百里之内，贤人聚集。”由此可知，杰出的高贤大德挺生于天地之间，每当一人出仕或居处，都与天上的星宿相应，所以有人说傅说是箕星，东方朔是岁星，李白是长庚星，苏轼是奎星。又有人说严光是客星，赵普是紫微垣中的小星，鲜于侁是“一路福星”。这些人既是人，又是星，都是上天纵使其才成为一代伟人，用来光耀世间。我们同乡文质彬彬的人才本来就不少。幸而遇到天地太平的时代，依托日月的光辉，在境内施布云雷，在天下降下甘霖，人们将仰望他们，把他们看作景星。等到他们解下官印告老还乡，悠闲地拄杖穿鞋，陶冶情性于三条小径之间，饮几杯酒以自得，成为后辈的榜样，继承先民的法度，人们又将仰望他们，把他们看作老人星。即使不是这样，若高雅的志向暂时不能实现，壮志未能施展，不是因为没有公这样的贤者到来，而是因为没有走这条道路；若操守可比彦方，节义可与孺子相齐，人们也将仰望他，把他看作处士星。即使不能立即同名册上的诸贤争辉斗艳，只要不辜负上天使他挺生于世的本意，也就是一样的。星辰联系着下界，在清虚之境映照，在碧落之中辉煌，地位极高，品格极贵；假如坠落到地上，化为石头，樵夫牧童也会踩踏它。人不能在世上树立名节，轻易自我陨落，顽钝而没有灵性，那就不是星，而只能题作石头。更有甚者，若结交权势、遇合强暴，凭借权力煽动祸乱，依仗势力作恶，使祸患延及士大夫，毒害流布百姓，那么他将成为欃枪、荧惑那样的凶星，人们会指着他唾骂，连顽石都不如，哪里还配称为星呢？俗话说：凶星退避，吉星降临；吉凶从来不是固定的，只在于人自己的作为。怎样才是吉？修养德行就是吉。怎样才是凶？违背正道就是凶。希望我们同乡登上这座楼的人，不要把聚散看成寻常之事，不要把彼此看得像浮萍断梗；听到善行就互相告知，见到善事就互相指示；有人有过失就救助，有错误就规劝，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以达到吉祥。我要把自己琢磨成玉，谁会不把我当作玉来琢磨呢？国君以礼相待，国人爱戴；居住在乡里，乡里就尊重；身处朝廷，朝廷也尊重，总之不辜负上天使我们挺生于世的本意，就可以了。若说建这座楼只是为了俯瞰碧绿的流水，远望丹色的山岭，用来留连景色，听新唱的双曲，观看百年艳舞，那么作为名教中的乐境，恐怕不应当是这样，大概也不是建楼的本意。《重建连城儒学记》〔明〕林华 连城县隶属于汀州府，县中设置学校，过去在县治东南角，建于宋绍兴四年。淳熙年间，县令常訚迁到现在的地方。经历宋末、元末，屡遭兵火。治理此地的官员虽然有时重新修建，但大多因陋就简：前面受道路逼迫，后面又被池塘限制，除了正堂和斋舍外没有多余地方，求学的士人只能住在外舍。这样虽然有学校的名义，培养士人的实际作用却几乎废弃了。正德癸酉年秋天，佥宪胡公琏奉天子之命来总理整顿闽地兵备，巡视到这个县，来到学校察看，感慨地说：“学校是施政的首要事务，破败到这个地步，是我不能忍受的。如今学校宫舍北面开凿污池，山川之气已经泄散了。”于是向县中富民筹集费用，各自拿出私有盈余，召集工匠，选择日期，又重新修建。负责督促考核的是耆民沈长权、义民童世昌、黄玉奎；县令郑君倌、县丞来君锦负责提调；汀州府同知陈君袞来共同筹算，又亲自捐钱购买学校西角的民居土地，建为名贤祠，并使建筑方向端正。后来府推宋君炫也从旁协助此事。于是学校规模扩展，空间深广，坑洼填平，堵塞疏通，俨然成为一处形势胜美的地方。凡是殿宇廊庑不相称、正堂斋舍破坏的，全都拆除重建。正堂北面建立祠庙，以报答胡公的功德；左边接着名贤祠，以彰显潜德的光辉；右边接着会馔之所，作为观看饮食礼仪的地方；东西两边的号舍，是子弟修业和收藏书籍的地方。正堂前有两斋，斋舍左边沿着大道，直到黉门、台阶次序、屏障、仓库、厨房，屋瓦墙壁的粉刷涂饰，无不整齐严肃、井然有序。从开工到落成，仅仅超过三个月。县令王君理、县丞王君锺岳、县簿黎君琇、县幕俞君仕辉先后负责提调，学校的规制于是焕然一新。《愍忠祠记》〔明〕沈日表 愍忠祠祭祀的是本县县令徐公承泽。公死于戊子年的灾难，盗贼残杀了他的身体，碧血淋漓，肝脑涂地，唉，惨烈啊！公任职县令不久，内乱便接连溃发；他本来可以离去却没有离去，这难道不是所谓死重于泰山吗？古代凡是对百姓有功德的人，便祭祀他；为国家社稷而死的人，也祭祀他。公刚到任，便使惶恐不安的百姓重新安定下来，这不也是公的功劳吗？利剑藏在鱼腹中，进献还没有完成，匕首便已经显露；公为社稷而死，是社稷之臣。过了二十年，杜公士晋更加悲悼公，捐出俸禄四十两购买车田，以田地每年的收入供奉公的祭祀。酒器、祭牲和祭祀房舍都已备办，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祭礼，士绅、乡绅和老人依次行礼。祠庙建成后，作此记。《学记》李世熊

译天下各郡各县的学校都有记文，必定请名儒来撰写。唯独宁化不是这样，只是让腐儒轮流砍削拼凑罢了，没有什么足以给求学者看的。现在选取宋代贤人的文章来补充它，是因为我读了江陵项氏的论说，更加感叹后世学校记文的鄙陋。他在《枝江县学新记》中说：古代周天子治理百姓，不仅天子和诸侯的国都，凡二十五家以上的聚落就都设有学校。（如今地方志所说的社学、义塾，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学校没有比这更受重视的了。当时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用来张设完备的法度，治理众多百姓。看其中没有一件事不设法度，却唯独对建立学校没有制度，那么这些官员就不是在应付文书；没有一个百姓不受到养育，却唯独没有给士人发放廪粮，那么学校就不是为了供养士人。可是上下都争相趋赴学校，像对待皮衣、葛衣和饮食一样，必定有不可舍弃的原因。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举行朝会、发布命令、祭祀上帝、尊奉先祖时，就把它当作明堂，配合音律；观察节气、制定历法、考察祥瑞时，就把它当作灵台；诸侯的学校称为泮宫；大师出征时，将士在这里会集；发生重大诉讼时，官吏百姓在这里集会；举行重大祭祀时，在这里祭享始祖。大概学校制度都设在国都的胜地，依傍水面修筑宫室，成为一个重要的官署。国家有大事，就用礼制召集百官、群吏和百姓，讲明并实行这些事；没有大事时，国家的耆老和子弟就在这里游息，讨论钟鼓礼乐，修养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品德。学校所在地位尊贵，礼制重大，三百六十种官职都不能管理学校的事务。想来，是三公中年老退休的人掌管它，称为乡老；两个乡设一位三公之老，六乡大概正好对应三公。所以说，三公在朝廷，三老在学校；三公和三老都不任职于六官。学、序、庠、塾，也都不受六典的制度管辖。古代论说道理的人，本来就是这样说的。唉，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吕氏、东莱也说，学校制度一变，后世便同先王完全背离，再也无法考察恢复了。即使只说学校一事，舜命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周代则由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法，都是由掌管音乐的官员兼掌教育，难道不是因为通过优游涵养、鼓舞感发和潜移默化，教育深入人心吗？这本来就不是专门设置一个官署来办理的事。秦汉以后，却错误地把教育看作一个官署的事务；即使法度齐备，也不过是用法制从外部临督罢了，怎么能够深入人心呢？大概教育和政事本来是两件事，后世却错误地把政事当成了教育。又如《周礼》，设置官职来施行教育，像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一类官员，所教的不过是国子。至于乡和遂，用来培养贤能之士，却没有听说掌管州、遂的是哪一种官，教导州、遂又依据什么法令！先王设置官职，细密得就像射鸟一样，尚且没有遗漏，难道在培养贤能这件事上反而会埋没相关文书吗？大概六官所掌管的，都是法度所寄托的事务；在上面，三公讨论治道，所以不载入具体官书；在下面，学校官员施行教育，所以不隶属于六官。这两件事体制重大，不是普通官署所能掌管的。唯独国子，是世代享受俸禄的官员子弟，很少有人能依循礼义，反而放荡而凌辱德行，因此不能不设官来教养他们。然而，教养他们的本意，也从来不是只有原则而没有事务、只有形式而没有实效。比如舜除国子之外并没有另设掌教官员，但侯明挞纪、书识、纳言等职掌又如此完备。周人的学校官员虽然不隶属于六官，但每年入学，两年考核；从第一年使学生离析经文、辨明志向，到第七年考察学问、选择朋友，称为小成；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称为大成。至于不遵从教导的人，就排斥他，不让他列入士人之列；教育的体制、功用、本末又如此完备。后世只是把政事当作教育，当然会同先王背道而驰。汉武帝表彰六经，光武帝放下武器讲习经艺，魏孝文帝想要改变戎狄习俗，唐太宗扩建学舍一千二百区，游学者达到八千多人。世俗儒者看到这些，便认为这是兴办学校，却不知道这只是粉饰治理的工具，并非内心确实有不能自已的真实体会。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本来就不容埋没；但后世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内外用心不同，与唐虞三代相距越来越远了。由项氏、吕氏关于学校重要性的言论可知，先王不敢轻率设置学校官职。因此宋代设置教授一职，其迁调任免不由吏部决定，多由宰相保举；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正气多从学校中发扬出来。而如今却把学官看作冗员，只是任用来充数占位罢了。那么为什么不精心选拔像淳公、安定先生一流的硕德之士，让他们表率正道人伦，为朝廷储备栋梁呢？《凉伞寨记》〔明〕陈鸣春 我曾查考县图，河源里璧洲的南面有凉伞寨，距离县城大约八十里。山顶圆团，形状像凉伞，因此得名。寨内地势低洼平坦，可以居住；外面石壁陡峭崎岖，难以攀登，形势险要大概是天然形成的。正统戊辰年，沙县、尤溪一带的草寇邓茂七越境作乱。当时县令王公依临里，对各乡百姓说：“本县没有城池，难以抵御外侮；幸好还有可以保障的地方，只有寨子而已。我愿意和你们共同死守。”里民中懂得义理的，如林景容、吴秉英，愤然响应。于是又回答县令说：“村落篱笆就是我们的家室，难道不是吗？天下一统，国家就是我们共同的国家。那些盗寇正猖獗，我们这些人只怕没有死守之地。王公几句话说得凛然，使我们成为忠义之民，我们又哪里还会有苟且求生的念头呢？”于是共同率领一里的民众，日夜守护寨子。不久盗寇来到，四面围攻；吴秉英、林景容又劝告众人：“我们宁愿战死，本来就没有投降的意志。”经过十多天仍未攻下，忽然有一天出兵迎战，盗寇溃败，众人终于依靠这座寨子保全了性命。唉，在危急细微之际请求修建保障之地，正如晋阳的尹铎；灶台沉没、蛙生其中而百姓仍无叛意，正如晋阳百姓。当时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里，家户不到数百，百姓不满千人，却能这样效力守御，完全足以抵拒敌人。难道不是因为王公平日的政教足以使百姓信服，也就是所谓覆盖保护一方、遮蔽庇护一县吗？所以在刀兵战火、景况凄凉之时，这里的民众反而气魄更加壮大，胆识意志更加坚定。王公不就是晋阳的地方长官吗？百姓不就是尹铎治下的百姓吗？那些占着空缺、徒充官员名额的人，只知道坐在车上张开伞盖；一旦百姓遭遇缓急，他们却毫无激发振作百姓之力，难道不觉得有愧于王公，也有愧于王公所治理的百姓吗？《重修冠豸寨记》〔明〕童玺

译本县有一处抵御外侮的地方，叫作冠豸寨。山的四面都是石壁，高耸险峻，直插云霄，奇峰怪石竞相呈现，草木郁郁苍翠。起初连人的脚都无处落下，后来凿出数百里的石阶，才开通一条道路。山上豁然是一片平地，有泉水，有菜圃，可以汲水，可以种菜，足以安置万人，确实是上天设置的险要之地。至正二十六年，福建省架阁马公、周卿、方公、虞侯率领一千人开凿南北壕沟，修筑城墙，挖掘护城池，作为保障。正统年间，沙县邓茂七侵犯本县，县令王公佐、乡官许浩志、耆民童得庆、桑叶茂捐资修葺，百姓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弘治辛亥年，漳平温文进兴兵作乱，百姓非常恐惧。县令关铨认为连城各处没有坚固城池，所能依靠的只有冠豸寨，于是率县丞万贯等人营缮修建。当时郡守章公颀到本县，也深切忧虑百姓的祸患，亲自登临绝顶，增加资助费用。县令于是计算丈数，估量高低，测定厚薄，筹划粮饷。依照南、北壕沟旧址，增筑新城五十多丈，设置南、北两门，开辟右道最险窄的地方，并用石栏杆护卫；在下面十步左右的地方建敞云楼，门上架设三间楼屋，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又整顿扩充武备，盗贼在远处听说后，不敢侵犯。还在苍玉峡、芙蓉波、金字泉、白云洞等名胜处重新修整，之后规模宏大深远，遇到警报足以保卫百姓，平时也足以供人游览；这项功劳同马公、虞侯和王公相比，也可以并列了。工程开始于辛亥年七月，完成于壬子年三月。知道事情应当做，能够捐出自己的财物去做，这是义；知道百姓应当保护，能够修整地利来保护他们，这是仁。仁和义，县令关公大概兼备了。他在任官时的慎重，施政时的显著成效，也都在人们耳目之中；这件事只是其中一端。某位耆老在这座寨子有事，来请我写几句话作记，因此应当详细记载事情的始末，永远刻在石上。《始建归化县儒学记》〔明〕尹直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政事和教化不过是两件事罢了。政事用来禁止防范，教化用来感化引导，最终都归于治理安定，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只是谈论教化的人，喜欢标举高远之论，却不切合世俗实际；谈论政治理的人，又只追求卑近小利，不以道德为根本。甚至出现只有官府政事而没有学校教化的情况，于是两方面偏废不举，人才因此不能成长，风俗因此日益下降，治理教化因此不能达到古代的境界。凡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先从教育入手。学校建立，教化才有施行的地方，士人才能得到培养，政事才有根本；这样人才成长、风俗美善，治理教化就会兴盛。我朝圣圣相承兴起，效法古代治理天下，从京师直到山边海角，即使偏僻狭小的新设县邑，也没有不建学校的；大概就是政事、教化同时举办，不因新旧、大小而有所偏废。汀州的归化是新设县，处在清流、宁化、将乐、沙县交界处，山谷阻隔而道路遥远，官府相距很远，许多不法之徒容易乘机煽动，成为百姓的祸患。福建藩司、臬司以及巡行部使共同商议，请求就在清流明溪镇增设一县，以临近抚治此地；朝廷依照建议施行，于是赐名归化。当时分巡佥宪周君谟亲自规划，兴工创建；县治刚建成，庙学接着兴建，都坐丙向壬，中间是大成殿，东西两侧以两庑为翼，前面排列棂星门等门，各有若干楹。门内东面是宰牲所，西面是神厨；门外南面开凿泮池，半边以墙垣环绕；大殿后面是明伦堂，东西两边都是斋舍；堂后是供士人住宿的房屋和学官居住的地方，也各有若干楹。曾馔之堂、储蓄粮食的廪仓，凡是应当具备的设施，没有不齐全完备的。学校大门外，学校西面建立养贤、育才两座牌坊，规制宏大宽敞，丹红粉饰光彩夺目，远近都是首次见到，称得上是闽南最好的学校。各处学校学宫落成后，便从民间选拔秀士，请铨曹选派教师；于是教谕赵智、训导利元善随文书携印到任，主持学校事务。知县郭润按岁时举行释奠礼、督促课业，一切依照制度；全县士人接受县里的约束，在学校诵读经书，耳目受到熏陶渐染，心志受到感发激励，一心向善。伟人杰士应当会在这里成长，而过去长期横行的豪强狡猾之徒，也必定会改变心志、接受教化，成为太平时代的良民。归化被称为善县，难道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更能得到民心。”这话是有道理的。学校建于成化辛卯年，第二年，巡抚都宪张公瑄、巡按侍御郑君昱、尹君仁因巡行部地来到这里，拜谒孔庙、视察学校，认为创建的年月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共同谋划，请推官熊德到京城来征求我的文章。我写完这篇记，又附上一篇诗。诗说：“大明的声教，广泛浸润四方。汀州地处幽僻，重山深谷相连。官府相隔遥远，百姓有时彼此争逐。守臣献上谋略，增设县邑任命长官。天子明白应允，我将覆盖养育他们。命名为归化，希望他们渐渐驯服。看看那明溪之地，吉祥与卜问相合。县治在这里设立，学校在这里修建。讲堂光明盛大，言说都仿佛王屋。周密的学校有重重门户，有馆舍也有廪粮。人们在这里休息游乐，在这里弹琴诵读。不只是亲自接受熏陶，也能私下得到启发。士人兴起而成为贤能，百姓因此和睦。归化这个名称，闻名于人们耳目之间。大概千百年后，文教仍将郁郁兴盛。诏令之后还会有铭文，使后人瞻仰而恭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卷第四十一　艺文三 记 《徐公北闸记》〔明〕唐世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