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纪略卷之四

译学校 澎湖学校隶属于台郡，与内地隔着三百多里的大洋，因此士人仰望内地车服、心神驰往，难免看到波涛便心生恐惧。考察七闽之地，早就以海滨邹鲁著称，例如唐代观察使李公椅振兴学校、常公衮奖掖生徒。当时每年向礼部尚书进贡的士子，大多可以和中州士人并列。人们以考究古学为荣，士人以不学习为耻，这是福建风气一经开启便走在前面的原因。到了宋代，海滨四位先生相继出现，杨、罗、李、朱接踵而生，道学渊源远承洙泗，近接洛濂，真是盛大啊！然而这些都是内郡儒生，能够每天亲身接受礼乐诗书熏陶的结果。至于海外偏远角落，当时还没有完全受到这种教化。到了本朝，文教广泛传播，德威远播；讨平郑氏叛逆之后，即使是裸人番社，也无不受到诗书教化。这真是追踪并弘扬虞、夏、商、周四代，远远超过唐宋的盛况。澎湖列入版图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长久受到教化，已经深入骨髓，家家讲礼让，户户有弦歌。只是澎湖地方狭小如弹丸，孤悬于大海之中；有才华的士人有志于到内地观光求学，与内郡儒生能够近受官学熏陶、早晚讲习相比，他们仰望高山、追慕高尚德行的心情，尤其真切而专一坚定。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岁贡生吕崑玉等人联名呈文，请求准许澎湖童生就近参加考试，造册送交道台，使贫寒士子能够实现到内地观光求学的愿望。查澎湖原来隶属于台湾县，与台湾隔着大洋，水程需行五更。上年十月间，台湾县发布考试告示，立即传谕各位童生领取凭照赴台应试；但人人都说要守候县试、府试两场，等到道考，不论考中与否，总共需要半年多时间，实在难以负担盘费，因此不能前往。结果竟然百人中没有一人应试，以致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考取生员入泮的人。下职只得把每月在署中考课、文章义理稍好的学生，从养廉银中捐资帮助，供给他们盘费，发给凭照；再三劝告，也只有九人。县试考在前列的有三人，府试考在前列的也有三人，现在经道宪考试取录、入泮的有三人。这样，渡海到台湾应试的仅有十分之一，其中已经列名黉序的有三人；而留在澎湖不能应试的还有十分之九，无不人人羡慕、人人叹息，甚至有许多满头白发、穷究经书，却始终没有一次参加童子试的人。这种情形实在值得怜悯。如今根据舆论请求转报上级，恳请准许在澎湖设场考试，造册送交道台，以免在县试、府试之间长期等候；仍然把他们编入台湾县童生的名额内，一并凭文书取录，使人人都有通往青云的道路。下职查得，广东南澳同知所辖地方的童生，都归该同知衙门考试，仍附入饶平县名额内考取生员。现在澎湖远隔大洋，比南澳更为艰苦，不知能否仿照办理？又查定额既不受影响，也不是增加广额，似乎可以不必题报并咨送兵部。下职亲眼看到实际情形，不敢隐瞒不报，理应据实转禀。是否可行，恭候上级裁决批示并饬令遵行。承蒙各位上级批令议定详报，奉藩宪钱批示：澎湖通判胡格禀请澎湖所属童生就澎湖考试，造册送道，附入台湾县名额内，凭文书考取一案，奉宪台批令司中移文台湾道确实查核，妥善议定后详细通报。于是立即咨文移送台湾道议覆：澎湖地方由台湾县管辖，岁试、科试两场的童生一向由该县录取送考。只是澎湖孤悬海岛，距离台郡隔着大洋，各童生领取凭照渡海到台湾，由县试到府试，等候阅卷发榜、造册录送，直到道考结束，才能回澎湖，动辄超过半年；家境单寒的士子，旅费实在困难，因而裹足不前。所以学习儒业的有一百多人，应试的却只有几人。希望详察这一情况，实在值得怜悯惋惜。理应筹划酌情变通，以扩大培养人才的机会。查广东潮州府南澳同知所辖地方的童生，也因远隔海面，都归该同知衙门考试，仍附入饶平县名额内取录；已有成例可以仿照，请准许澎湖童生在该通判衙门就近考试，造册送交道台，移送府中备案，免除县试、府试两场，仍附入台湾县童生名额内，一律凭文书取录，不必另行酌定取录人数，通融办理。台湾道将上述意见移文回复。本司查得，澎湖地方属于台湾县管辖，童生考试一向归县籍办理。现在据该府、县所称，各童生盘费困难，等候时间长，援照南澳同知所辖地方都归同知送考的成例，议定在澎湖考试并录送道台，仍附入台湾县名额内，一律凭文书取录，不必酌定取录人数，通融办理，确实是培养人才、体恤贫寒儒生的意思，似乎可以实行。应当按照该道、府所议：澎湖童生都归该通判衙门考试送考。至于澎湖童生目前没有廪生出具保结并作识认，应请责成该通判查照烟户门牌；只有入籍二十年以上、现有田地、坟墓和房舍的人，才准许应试。道考时，仍令台湾学中的廪生出具保结并作识认；等将来澎湖籍中有人补为廪生，再改由澎湖就近出具保结，以明确责任。县考、厅考的事情同属一理，现在又不是增加人数、扩大名额，对学政也没有改动，似乎可以不必题报咨送。理应核议后详细回复，恭候宪台批示饬令遵行。奉督宪苏及署理抚宪苏批示：照详细议定的意见移文执行。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本府邹关的移文到达澎湖厅，于本年丁亥岁试、科试开始，准许在澎湖设场考试。于是遵照详细议定的章程办理，录取后送道台考试，与台湾县童生凭文书比较考试；承蒙取录入泮的，又有三人考中。查澎湖几十年来，只有七名生员。如今承蒙各位宪台恩准澎湖就地举行童子试，儒林士子十分踊跃。因此列名学校序列的，经过四场考试增加了十三人。士子日新月异，澎湖文教的兴盛，哪里能够估量呢！从今以后再加倍奋勉，使文章和品行一同修养，德业相继增进，科名接踵而来，从而不辜负刘宪培育人才的恩德，这也是我个人最深切的期望。书院

译浚仪王氏说：汉朝初年，郡国往往有夫子庙，却没有学官，也不设置博士弟子员。这些学士是否曾经接受考课、试验和供养，经典传记中没有记载。然而各地儒者以经学在乡里讲授，跟从他们学习的常有数百人。在齐、鲁、燕、赵之间，以《诗》《书》《礼》《易》《春秋》《论语》著名的学者很多，书院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时学校尚未修建，士人苦于无处求学，便共同选择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作为群居讲学的场所；像石鼓、岳麓、白鹿、睢阳，便是世人所称的四大书院。福建士人的兴盛，实际始于唐代。当时书院是否有建置，遍查福建地方志，也没有可以考证的记载。只有宋咸淳三年，将乐县人、礼部尚书冯梦得奏请建立龟山书院。宋度宗敕赐“龟山书院”四字匾额，并下诏令郡县拨田供奉祭祀，同时资助供养诸生。福建省设置书院，能够考知的，确实以此为开端。到了明代，书院建置十分广泛，起初没有听说有禁止书院的规定。嘉靖十七年，吏部许赞才开始说，各按察司、府多建书院，用来聚集生徒，供应费用却扰累科举，应该赶快撤毁；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万历十年，张江陵主持国政，又因言官讲论此事，命令京城和各省一概查办革除书院。但当时士人舆论并不一致，最终也不能全部撤除。那时地方长官所建的书院，名义上叫学舍，暗中实际上却是生祠；借讲学的地方作为奉祀场所。所谓培养士人，实际上只是具文，以致后来成为严厉禁止之事，大概也确实有其原因。至于崇尚文教、尊重士人，本朝实在有超过千古各代的地方。例如会城的鳌峰书院，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亲自挥毫，御赐“ 三山养秀 ”匾额；龙文凤藻光耀东南，以高寿造就人才，确实称得上极盛。雍正十一年，世宗宪皇帝又命令各省书院聘请老师督促课业，颁赐帑银一千两，永久资助灯火费用。书院教育从此更加兴盛。乾隆元年，当今皇帝即位之初，便颁布谕旨，慎重聘请讲席，选择生徒，让他们在书院学习；又命令酌情仿照朱子《白鹿洞规条》制定礼仪，仿照分年读书的方法安排课程，务必使诸生约束身心，贯通经史，成为当世通儒。乾隆五年，又认为学者进入德行的途径在于辨明志向、专心为己，于是训诫大学诸生。皇帝的话多么伟大，确实是万世治学的标准。历代圣主相继推行，文教广泛传播，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能达到：兴化有考亭书院，泉州有泉山书院，漳州有龙江书院，延平有道南书院，建宁有文定书院，邵武有崇贤书院，汀州有龙山书院，福宁有正学书院，台湾有海东书院；以至于二州六十四县，以及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和重要城镇，也没有不设置书院的，用来作为士人专心学业、乐于群居讲学的场所。真是兴盛啊！只有澎湖这一角，自从列入版图至今八十多年，一直没有设置书院；而且学官又被三百多里大洋阻隔，实在是学校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生员、童生有志于考究古学，却没有求道问学的门路，优秀教师又少，以致只能望着大海叹息。这与各种工匠没有工场，却希望他们按照器物形制制作器具、达到得心应手，有什么不同？难道不艰难吗？我并不是懂得教育的人，但既然冒昧担任这一职务，教化百姓、培养士人就是不能推辞的责任。因此刚到任时，便召集生员、童生考察阅览，发现士子中有很多俊秀杰出之人；只是受到见闻局限，又没有人指点教导，聪明俊彦最终埋没，实在可惜。后来利用公务之余，编纂各位儒者修养德性的途径、读书的方法和作文的格式，作为学习的范本；按季考课、按月考试，人的品行和学业逐渐显出成效。澎湖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入泮，今年岁试、科试竟有三人考中，实在是澎湖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因此人人受到鼓舞。当时有贡生许应元、张绵美、监生蔡联辉等呈请捐资创建书院，以惠及士林；随即禀明本道学政张公，又发札与本府秦公商议，都承蒙批准。我于是捐出养廉银一百两，来襄助众人的善举，选择文澳的胜地创建书院。工程始建于乾隆丙戌年初冬，落成于丁亥年初夏。中间建讲堂三楹，匾额题为“鹿洞薪传”，中间祭祀朱子、二程子、周子、张子五位贤人。前面是三间头门，中间架楼，楼上祭祀魁星之神。后面是三间后堂，中间祭祀文昌之神，左右两间作为山长居住之所。东西两面各以书室十间作为翼房，作为诸生读书的精舍。总匾题为“文石书院”。所谓文石，是澎湖的特产。这种石头五色斑斓，纹理灿烂。石头的纹理，哪一样不是人的文采呢？因此取这个名字。只是书院虽有讲学的场所，一年四季师生所需的灯火费用，也更应当为它谋划长久的来源。过去文翁教育蜀地，常常把刀布钱赠给勤奋好学的士人；孔文举兴办学校、喜爱贤才，范希文体恤儒生、周济困乏。这几位君子都有惠及士人的心意，而且力量又足以实现它。时隔千年之后，想起他们遗留下来的风尚，仍然使人悠然满足。及至读到《台湾郡志》海东书院一条，大书贡生施士安捐田一千亩作为书院灯火费用一事，又令人拍案惊奇，不觉为此手舞足蹈。俗话说：在三代以后寻求士人，唯恐他们不好名。确实如此！如今澎湖书院一切善后事宜，也实在需要费尽心思筹划。与那种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能够有条件做成事情便顺利做成的情况相比，又相差多少呢？学约（十条）

译第一，重视人伦：古代庠序学校的教育，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因此，人伦不是教育者最应重视的事情，也是求学者必须首先学习的内容。试想，人生哪一天不与五伦中的人相处，圣贤哪一句话不是在阐明五伦的道理？孟子说：规和矩，是方形、圆形的极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又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朱子《白鹿洞规条》开头就列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项教条，认为求学者所学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是学习这些道理的方法。至于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条目，都应放在后面。人伦之理，由上天赋予人就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就叫作道。人的本性与天道，是学问的根本来源；但其实际不过是在日常人伦生活中，各自尽到应尽的真实责任，自然就可以成为天下后世的准则。比如《中庸》一书，其大无所不包，其小无所不入；放开来说可以充满六合，收拢来说可以退藏于幽密之处。书中谈到至诚、至圣，直到上天运行的根本，无声无臭，已经达到极点，不能再增加了。而其中真正能够收到功效的地方，实际上就在于以三达德去实行五达道，循序渐进地达到最高境界罢了，哪里还有别的呢？不过，人伦固然应当重视，而孝又是各种品行的根源，因此也是五伦的根本。人如果能够善待父母，一定会对兄弟深厚、对妻子和睦；寻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之家去找；天性厚重的人，对朋友也不会薄情。以至于明察天地、通达神明、光照四海，哪一件不是孝心推展扩大的结果呢？倘若人身在学校宫墙之内，家门之中却有许多惭愧之事，天性越来越薄薄，拿他同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羊羔相比，连禽兽都不如，又怎能希望他忠于君主、信于朋友、亲爱亲族、尊敬长辈呢？在清静的夜晚自我反思：凭什么做人，凭什么做儿子？又凭什么称为求学者？难道不应当警醒地明白什么最值得重视吗？第二，端正志向：所谓志，就是心之所向。人的心要到这里或那里，志向一定先为它指引方向，然后心才会跟随志向前往。比如走路的人想向东，志向必须先指向东方再走；想向西，志向也必须先指向西方再走。志向有方向，正如射箭必须有箭靶。因此求学者的志向如果没有端正的方向，就不可能有所作为。《礼记》说：一年之后便要离开经书，辨明志向。意思是说，儿童开始跟随老师学习时，必须先使他的志向端正，然后才能逐渐进步，直到智慧思虑通达，达到大成的境界。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必须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开始，后来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朱子说：书本记不住，就熟读到能够记住；义理不精，就仔细思考到能够精通。唯独志向不能立定，实在就没有着落。世人读书，不以道德为志向，却以功名为志向，方向已经错了；何况他们所谓的功名也只是科举名次、官职爵位，并不是真想建立功业、树立声名以流传不朽。把富贵当成功名，除了富贵之外还追求什么呢？趋向不端正，难怪所学都不正确。相差毫厘，谬误便有千里，关键就在这里。如今生员、童生中尽有才资出众的人，只是志向不专一，被世俗习气所染，不能摆脱；即使勉强跟从学习，也往往时作时辍，连口耳之间的功夫都难以完成，更何况修养心性之学呢？白白浪费光阴，最终毫无成就，实在可惜。试看汉代儒者董仲舒放下帷幕发愤求学，潜心于圣贤大业，三年不曾窥视家园；宋代范文正公割断腌菜、分划稀粥，勤苦励学，做秀才时便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志向啊！你们诸生难道不应当努力吗？第三，辨别天理与人欲：凡人没有谁不具有本性。本性就是天理。本性发出来成为情感，情感一动便产生欲望。这是正道与危险、隐微与显著之间的关口，也是圣人与狂人的分界，怎么能不辨别呢？刘子说：烟由火产生，却使火气郁滞；冰由水凝成，却使水流受到阻遏。所以烟少则火旺，冰融则水流通。人的本性贞正，情欲就会消退；情欲炽盛，本性就会消灭。因此明珠光亮，尘埃不能附着；本性明澈，情欲也不能沾染。又说：要收束情欲，先要收敛五关（五关：耳、眼、口、鼻、身体）。意思是说，五关不被欲望攻破，五德便无法进入（五德：仁、义、礼、智、信）。比如孔子谈仁，必定先从富贵、贫贱说起。人必须能够在富贵时不贪恋安逸，在贫贱时不改其志，这样取舍的界限才会清楚。取舍清楚，存养功夫才能严密，或许可以逐渐达到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仓促急迫、颠沛困顿时也必然依循仁道。求学者如果能在这里辨别清楚、守持坚定，即使站在高达千仞的峭壁之上，又有什么困难不能与圣贤同归呢？《东庄学约》说：柴米、盐、妻子以及各种事务的应酬，都用道心来处理，没有一件不是道。假如让这些事情萦绕心怀，豪杰的志气也不难因此逐渐损耗殆尽。比如应试这件事，对于明白道理的人来说，入场赴考、审题作文，不过是把平日的学问修养发挥出来，阐明圣贤的道理；至于能否中式，就听凭天命，丝毫没有侥幸求取的想法。如今的人却满心都是欲望，入场后一定想靠诡诈取巧，拟题、套用范文，无所不用其极。朱子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拖累了科举。”又说：“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要参加科举，难道科举还能拖累孔子吗？”天理与人欲可以同行，但情实不同，像这样，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第四，要勉励亲身实践。吕献可曾说：“读书不必多，读懂一个字，就实行一个字。”伊川程子也曾说：“读得一尺书，不如实行一寸。”因为读书而不努力实行，只不过是在说空话。如今我们生在圣贤之后，凡是自身还没有实行的，都是古人已经实行过并且写在书里的。所以诵读时，不能看成“书是书，我是我”，仿佛书与自己毫不相关。一定要像朱子所说的那样：必须把圣贤的话落实到自身，例如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例如出门时如同面对贵宾等，都要在自己身上反省体察：我确实能够做到克己复礼、以主敬之心行恕道吗？每件事都这样做，才有益处。又如颜氏所说：不知道怎样奉养父母的人，应当让他观察古人如何事先体察父母的意愿、顺承父母的脸色，和颜悦色、放低声音，不怕辛劳，为父母取得甘美柔软的食物，使他惊惕惭愧，立即起身实行；不知道怎样侍奉君主的人，应当让他观察古人如何恪守职分而不侵犯职权，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不忘记诚恳进谏，以利国家，使他悲切地反省自己，想着要效法古人；一向骄傲奢侈的人，应当让他观察古人如何恭敬节俭、节约用度，以谦卑自守，把礼作为教化的根本、把敬作为立身的基础，使他惊惶自失，收敛容色，压抑骄志；

译一向鄙吝的人，应当让他观察古人如何尊崇义理、轻视钱财，少思少欲，忌讳盈满、厌恶自满，周济贫困、救助匮乏，使他羞惭悔恨，积聚财物而又能够散发出去。由此引申开来、推广扩大，件件事都按照古人成法去做，就是读懂一句、实行一句了；这样的人不就是亲身实践、真正笃行的君子吗！第五，要尊重老师和朋友。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没有比老师更重要的；劝人为善、规劝过错，必定要依靠朋友。师友正是人成就德行和事业所凭借的力量。《书》说：“以善人为师。”又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礼记》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师友难道不重要吗！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鲁国没有君子，这种德行是从哪里取得的呢？”这是说子贱能够尊重老师、结交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行，所以孔子称赞他。考察古人，没有不尊重师友的。比如宋代贤人杨龟山、游定夫侍立在伊川程子身旁，程子偶然闭目静坐，杨、游二人侍立而不离开。程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有三尺深了。古人尊师重道到了这种程度。至于朋友，就是朱子所说的“五伦的纲纪”。人有时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有难以启齿的隐情和无法说明的心事，积累成嫌怨；得到一位良友，替我排解、替我消除纠纷，委婉周全地从中调护，使彼此能够像从前一样和好，他对人的益处就更加深厚了！何况勉励实践、劝人学习、质疑问难、读书作文，没有一件不需要向朋友求证。师友所关系到的事情如此重大。 《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世上的人没有尊师的诚心，也没有求友的实意，把师友看作路过的客人和陌生人，难道不可悲吗？他们所谓尊师，极端也不过是多送束修、隆重讲究节礼，把这些当作尊敬罢了；至于尊崇德行、以道为乐，几乎从未谈论过。对待朋友即使情意很深、表面很亲热，也不过把酒食往来当作亲密，把谈笑投合当作莫逆之交罢了；所谓以文章结交朋友、凭朋友来辅助仁德，又在哪里呢？你们诸位生员，应当常以古人为自我要求，以今人为鉴戒。第六，要确定课程。《礼记》记载：每年招收学生入学，中年时考查学业；第一年考察能否分析经文、辨明志向，第三年考察是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第五年考察是否广泛学习、亲近老师，第七年考察讲论学问、选择朋友，这叫小成；第九年智慧思虑通达，这叫大成。这是古人求学的次序和法程。何况今人想学习古人，难道可以没有方法吗？孟子说：“大木匠教人，一定使用圆规和曲尺。”求学的人也必须有规矩。课程，就是木匠的规矩；想读书，难道可以不确定课程吗？至于课程的方法，没有比程畏斋分年日程这一方法更好的了。它本末兼顾，体用俱备。陆清献说：“这不是程氏的方法，而是朱子的方法；也不是朱子独创的方法，而是孔子、孟子以来教人读书的方法。”他尊崇信奉到这种程度。如今书院内仿照这种方法，命诸生各置一本簿册，作为每日课程记录：记下当天读什么书、从哪里读到哪里；是读生书还是温习旧书，以及先生讲了什么书；午间学什么，夜间学什么；一一登记在簿册中，如实检查，不得虚夸乱记。日积月累，逐年下来，历历都可以考察。功夫有恒常，自然会不断进步。每隔五日，又按照簿册从已经读熟的书中抽查背诵一次；我有时也在处理公事的空闲到书院来，按照簿册抽查背诵，以检验熟练或生疏。如果有人能够从头到尾背诵，连一个字也不忘，就发给纸笔费用，以奖励他的勤奋能干。倘若有人擅自虚写簿册，背诵却不熟，就申斥并处罚，以此警戒懒惰的人。至于作文，每十日写文章一篇、五言排律诗一首；夏天则增加策论一道。务必用一整天的功夫完成这项课程，不许点灯续烛。平日用功，应以看书、读书为要紧，不像临近科场时那样，需要多写时文来熟悉应试技巧。每天讲书以后要看书，先把不加圈点的正文通读理解一遍，再看原书注文，然后看《大全》等讲章。这样下功夫，书中的道理自然会逐渐明白。四书明白以后，经学便会势如破竹地通晓了。第七，要读经书和史书。经书如经线，史书如纬线。求学的人必须读经，才能考察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同样，也没有不读史而能够认识人物、评论时代的。因此，十三经、二十二史，难道不是求学者必须阅读、作为学问根基的书吗？如今国家选拔士人，乡试、会试的第二场考经义四篇，本来就是为了重视经学；至于第三场常常用历史事实出策题，史学又何尝不受重视？所以经与史不能偏废。自从世上的学者把读书当作作文的工具，正如薛文清所说：学习科举业的人，读经书只是安排作时文的材料，与自身原本没有关系。因此，一时用来谋求仕进的，都是古人的糟粕；终身用来处事的，都是生来形成的气质习惯，这与不学习的人有什么不同！不过，这种读书即使没有修养心性的益处，仍然有记诵的功效。只是近来科场中拟题这一件事，最为恶劣鄙陋。凡是不出题的地方，便完全不讲；即使出题之处，也不过略知大意，只能敷衍成文而已。更有人剽窃雷同，甚至连章句也大多茫然不懂。对于本经尚且如此，其他经书就可想而知了；又怎能指望他们兼读各部史书，成为学识渊博、融会贯通的儒者呢！只是人的资质禀性不同，聪敏迟钝各异，如果一概要求他们熟习并熟读经史，也不是容易的事。但也有办法，可以循序渐进；不如仿照欧阳文忠公限定字数读书的方法，按照中等资质的人来定标准，每天约读三百字，四年半可以读完《四书》《五经》《周礼》《左传》等书。照此做下去，史书也可以全部读完；不过也只有勤奋的人才能自行取得成效。求学的人如果真能像朱子所说的那样，振作精神，像救火、治病一样急迫，像撑一只逆水上行的船，一篙也不能放松。这样用力读书，又有什么书读不完呢？难道仅仅是经书、史书而已吗！

译第八，要端正文体。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浓淡繁简适中，长短合乎尺度，没有一种文章没有体制。所谓文体，就是文章的规矩准绳，难道可以不端正吗！如今朝廷选取士人，重视科举文章，要求文章清纯真实、典雅端正；上面这样要求，下面这样应答，本来已经应该文章无不纯正、文体无不端正了。平淡、奇峭、浓厚等文章各自具有一种体格，都足以入选。至于肤浅卑弱的文章，虽然不合程式，但这种文字如同人的资质微弱，病只在表面末端，元气尚未受损，服用汤药、进食精美粮食，自然会一天天强壮起来，仍可成为完整的人。唯独有一种艰深怪僻的文章，把荒诞当作新奇，把背离正道当作超脱，这与病入膏肓、外表强健而内里枯竭有什么不同；即使有扁鹊、和缓这样的名医，难道还能用药救治吗！凡是这种情况，都是假借江西派名义的一种说法误导所致，于是日复一日沉溺其中而不知回头。江西五子的文章，有的构思先于落笔，有的精神驰骋于题目之外，自成一家风格。然而考察其题位、题理，依然丝毫不乱。这正是这种文章可贵、可以流传的原因。如今的人没有这种本领，只会剽窃险怪的字句来装饰门面、蒙蔽耳目；写得像牛鬼蛇神一样，想要欺骗别人，结果只是欺骗自己罢了。然而我认为，要端正文体，更应先端正题目。如果想出割搭题来考验学人的灵活思维和精妙文思，也不能割裂得过分，以致首尾不贯通、上下没有联系。近来看到坊间刊本，往往多是牵强拼搭的题目，如“两马之力”和“齐饥”等题，学者遇到这种题，又怎能不凭空捏造、支离附会呢？这与驾驭脱缰的马，却想让它按照我的要求奔跑，勒住缰绳、使铃声协调，在康衢九逵的大道上游行，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够做到呢！第九，要珍惜光阴。人生百年共有三万六千日，光阴本来很多；但其中可以读书的年龄，从七八岁到三十岁，只有二十二三年而已。即使按照陆桴亭分年读书的方法，所说五岁至十五岁十年诵读，十五岁至二十五岁十年讲习贯通，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十年广泛涉猎，总共也不超过三十年。读书的日子，能有多少呢！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受到厌恶，他这一生也就完了。”又说：“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因为人到四五十岁，血气逐渐衰退，精神日益减少，眼睛近视昏花，记性也变差。《礼记》说四十岁出仕、五十岁掌管政事；没有听说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求学的。我看如今读书的人，任意荒废的固然很多，姑且等待的也不少。他们说今天不读还有明天，今年不读还有明年，却不知道眼前的一刻，就是百年中的一刻。日月不断流逝，挥戈也难以挽回，叹息又有什么用呢！如今幸好书院已经落成，你们诸位生员聚集在这里，白天有明亮的窗户、洁净的书案，夜晚点燃蜡烛、焚烧灯膏，真正有读书的乐趣了。正应当励志潜心修习，及时勤奋求学；绝不可群居闲坐，三五成群地闲谈，以致耗费精神、荒废时日。如果遇到良辰佳节，放假一天，这也是游玩事物、调适性情，用来舒展天机的一种方式。正如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游观时，仍没有忘记询问“崇德”；这样看来，游玩难道也能废弃学习吗！至于家中有事，或者日久回家省亲，也是人情常态，不能避免。但一定要回禀先生请假，登记在簿册中，限定日期回来销假，总不得超过五天。过去乐羊子外出求学后回家，他的妻子便割断织机来劝诫他。妇人尚且如此懂得求学；倘若无故频频请假想家，不仅会受到师友责怪，也会对妇女感到惭愧，怎么可以对有限的光阴漫不经心、不加珍惜呢！第十，要戒除喜欢打官司。古人说：“饿死也不要做贼，气死也不要告状。”贼，是害人的名声；一个人做了贼，乡里的舆论不会把他当人看，国家法律也不能容忍，卑贱可恶到了极点。可是说告状的人与贼相似，也是因为告状的人用虚假言辞构陷他人，败坏人的名节、倾覆人的身家，与贼没有区别。事情虽然不同，情理却相同，所以要深刻揭示其危害，郑重加以警戒。比如《易经》以天水命名为讼卦，卦象外刚内险；有时是前面刚强、后面险诈，有时是对方刚强、自己险诈，双方互不相让，于是争讼便兴起。喜欢打官司的人，没有不是刚强险诈的。他们大多贪婪暴戾、崇尚意气，心机深、善于诡诈；顺着刚险的本性，明处便舞弄文书、曲解法律，暗处便含沙射影、暗中中伤；有的倚仗自己善于讼争而颠倒是非，有的唆使别人争讼而混淆曲直，罗织苛细文法以求巧妙中伤，制造争端以图谋丰厚酬报。无知的人称他们为讼师，有见识的人鄙称他们为讼棍。这种人的品行，实在是乡里的鬼魊，也是名教的罪人。即使偶然法网疏漏，时常有漏网之鱼，天地神明也绝不会因此稍加宽恕。姑且从诉讼之事说起。告状时，每天都要在衙门前等候；有时官府出署，便拦路下跪；有时官员坐堂接受告状，便在台阶前俯伏；官员呼喝、差役叱骂，也只能厚着脸皮忍受。这是第一种苦。倘若不受理，还必须再次告状。幸而准许审理、发出票据时，承办书吏百般勒索刁难，告状人只好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委婉顺从，超过孝子侍奉父母。等到差役来到家中，又要准备接风酒、下马钱，恭敬迎接款待，比对待贤宾嘉客还要殷勤。稍有不合他们心意，就会喝光你的酒、发泄酒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第二种苦。到了临审时，所有保邻、词证也都需要供养，请他们在酒楼茶馆任意宴饮游乐；用尽各种办法逢迎，总想借助他们偏袒自己。又有派摊的堂费杂费，一班衙头、皂快像饿虎遇到羊一样，必定要把人逼得没有活路。若不是遇到清廉明察的官员，身家必然立即破败。况且等候听审，从辰时到酉时，一步也不敢离开；心惊胆战，忘了饥饿，顾不上吃饭。若遇到事务繁重的地方官因公外出，又要收回牌票，另行发布告示，十天、一个月都没有确定日期。这是第三种苦。至于审理之后真相大白，轻则受到训诫，重则定罪拟刑，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值得高兴地去做呢？

译你们诸位生员读书明理，心平气和。既然没有刚强险诈的性情，倘若遭遇不合礼法的侵犯或蛮横无理的对待，以情理排遣、以宽恕相待，又有什么难以涣然冰释的呢？即使万不得已，也务必要向官长申诉，并据实直书，仍不失为忠厚的做法；这样便有居中警惕的吉兆，而没有最终争讼的凶祸。千万不要仗恃官府待我优厚，便奔走公堂；不要仗恃与衙门熟悉，便钻营勾结贪吏。遵守卧碑上的训诫，一心从事诗书学习，品德端正、行为清白，谁会不爱护、不敬重你们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们诸位生员将来身为官员，看到这类喜欢争讼的人，又有几个不会痛恨厌恶他们呢！社学 社学这个名称，难道就是古代的小学吗？《周礼》说，乡中有党正，就是一党的老师；有州正，就是一州的老师；下至比、闾的胥，上至乡、遂的大夫，都是老师。又有已经出仕的人在闾里教导，被称为乡先生。所以《学记》说：“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党、遂都有学校。闾里以上的情况由此可以知道。明代洪武年间仿照《周礼》，诏令天下每五十家设置一所社学，聘请有学问、有品行的秀才，教导启发军民子弟。社学的设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闽南，天顺年间，督学游明命令每个厢里增设社学二所，制定教条并免除教师本人赋役；后来遂成为法令。继而督学潘璜又发布檄文给有关官府：城中必须设立社学，聘请有学问品行的生员主持。民间的私塾，则选拔品行优良的士人，免除其本人赋役；制定教约让社师宣誓遵守，制定教学方法来训导蒙童。闽地志书称郡县奉行此制后，渐有如邹鲁之乡般的文雅风气。只是当时颁布的教约、教法，如今已经无法查考了。不过，这些都是内地郡县的事情。到了本朝平定澎湖、台湾以后，教育推广得更加广泛，甚至远及荒僻偏远的岛屿。即使是裸人番社，也无不设置社学，难道只限于中原地区吗！因此澎湖十三澳都有私塾来教导蒙童。大的澳有三五处，小的澳也不少于二三处；读书窗中的灯火，已经远远不是从前那种蛮烟之地的景象了。但学校必须有老师，老师必须有教学方法，这样教育才能成功，学业才能兴盛。《易经》说：“蒙昧之时用来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社学虽小，实际上是大学的根基。此时开始时稍有差错，后来就难以挽回，不可不慎重。一定要像吕司寇所说的那样：选社师务必选择四十岁以上、良心尚未丧失的人——必须有良心，才不会误人子弟——以及志向比较端正的士人，不论已经入学还是尚未入学。如果见识接近正道、音韵没有错误、粗通文理，讲解也还可以，就选任为社师。这是选择教师的方法。他又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的儿童，先读《三字经》来增长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常使用；《千字文》也有义理，应刊刻颁布到社学，让他们学习。读书先要认数字，其次要读联句，再次要做到一句紧接一句；眼睛看得专注，字就不会读错；心不游移，书就容易读进去；句子读得连贯紧密，书就容易熟练；遍数读得多，就能长久不忘。每次讲书，都要教儿童联系自身来体会：这句话与你有关还是无关？这一章书你能学习还是不能学习？还要把值得效法、值得警戒的故事讲两个给他们听，让他们猛然醒悟。以后如果违反了，就用曾经教过的书来责备他，这样或许能对身心有益。至于作文、写字、歌诗、习礼，都足以增长德性；此外又有五项禁止，用来防止他们轻佻放纵；十条戒律，用来整饬他们的品行。这是教育他们的方法。榕门陈中堂称赞吕司寇因材施教，做到知行合一，恳切而精要，确实是笃实的论断。我私下采用他的方法施行，每年二月中旬召集澎湖所属各地的社师，考核一次。又仿照程纯公的方法，因事下乡时亲自到私塾，把儿童所读书籍的句读订正清楚。教导不好的，就调换安置；勤奋而且得法的，就表彰奖励。儿童能够背书、能够讲解，并且能够熟练背诵《圣谕广训》的，就发给纸笔作为鼓励；否则就加以训诲，使他们有所劝勉，也有所羞耻。社学的教育，或许可以由此兴盛起来吧！科目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二年，在唐贞观、永徽年间兴盛。当贞观初年，放榜那天，唐太宗私自来到端门，在榜下看见进士们排列成行走出，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的英雄都进入我的罗网中了。”因此士大夫都把由进士出身看作荣耀。当时除了贤良科以外，还有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指通晓老子、庄子学问的人——俊士、童子，加上进士共十二科；但最受重视的只有进士科。进士科考试时务策五道，帖经全对的列为甲第，答对四道的列为乙第。调露二年，增加杂文考试。天授元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在殿前策试进士；神龙二年，才实行三场考试，增加诗赋，并把诗赋题目列在榜中。每年放榜，不过三四十人。这些人集会的地方称为举场，通常称为秀才；投递名帖参加考试称为乡贡，考中称为前进士——当时有诗说：“曾经题名的地方添上‘前’字，送出城的人来乞讨旧衣。”彼此推举教习称为先辈，一同考中称为同年，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为座主。由京兆府考试后升送的，称为等第。外府未经考试而贡送的，称为拔解。考中后在慈恩寺塔上列名，称为题名；在曲江亭设大宴，称为曲江会。福建省考取进士，从神龙二年丙辰福宁州薛令之开始及第，这是福建进士的开端。可是韩文公说福建人考取进士始于欧阳詹，这是不对的。欧阳詹在贞元八年考中进士，距离神龙二年中间隔了五位皇帝，晚了九十年。而且薛令之后，还有晋江蔡沼、莆田林藻，都在欧阳詹之前。他不是福建进士的开端，历历可考。之所以以欧阳詹为开端，是因为欧阳詹当时受到宰相常衮的器重，有文名，担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又与韩公共事，所以韩公因而这样称说。五代时科举制度无法考知。宋代设置科目仍沿袭唐制，进士考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条，帖《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有时答对四五六条才算通墨义；如果题目作者有七人，就回答“某某七人”；有不能记忆的，就回答“未审”。此外还有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但进士科最为兴盛，殿试增加论一首，以三道题为标准。

译榜次分为三甲，都是从太平兴国年间开始的。到治平年间，才确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熙宁三年，开始颁布以经义取士的格式——这就是八股时文的开始；而殿试专门考策，分为五甲。元祐初年，把经义、诗、赋、论策分为四场。绍兴年间，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也仍以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谓特奏名，是用来区别于正式奏明的进士，始于开定三年。诏令贡士十五年中最后一场考试的文章即使不合格式，也不许黜落，各赐予本科进士出身；这是特奏名的恩例。凡未考中的举人，不能凭此取得入仕资格——元代也没有乡试举人出仕，明代才开始以举人出任县邑长官。到了推恩特奏，就不再举行乡试。元代到仁宗皇庆三年，才开始宾兴贤能，设置进士科，废止特奏名的例子；由行省举行乡试，次年由礼部举行会试。每科把蒙古人、色目人列为左榜，把汉人、南人列为右榜，考试科目各不相同。其考试内容是：第一场考经疑，并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考古赋、诏、诰、表、章中的一科；第三场考策一道。明初废除词赋，专门用经义取士。洪武初年，三场考试后十日考骑射、书法、算术、法律，后来都废止。洪武三年，开始举行科举：秋季八月举行乡试，第二年春季二月举行会试。洪武四年、五年连续举行考试；六年下诏停止科举，命有关官府察举贤才。到洪武十七年，才颁行科举格式，规定子、午、卯、酉年为乡试年份，辰、戌、丑、未年为会试年份。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不能完成的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不能完成的允许减二道。乡试中式、赴京会试再次中式后，再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考试，传胪并赐宴。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都是极为荣耀的名称。本朝开科后，全部沿用明制。康熙二年，把三场裁为两场，并废除书义八股文。第一场考时务策五道，第二场考四书论一篇、五经论一篇、表一道、判语五条。康熙七年，又恢复三场。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经文四篇；第二场考论一篇、表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时务策五道。乾隆二十一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二十三年，增加性理论一篇。第二场考经文四篇、表文一道。乾隆二十二年，第二场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诗一首，第三场考策五道；表文、判语都删减省略。会试从丁丑科开始，乡试从己卯科开始。至于台湾府的科举名额，康熙二十六年，提台张云翼奏请获准台湾府乡试另编字号，取中一名。康熙三十六年，前任督宪郭世隆奏请撤销另号，改为全省均匀取中。雍正七年，巡台御史夏之芳奏请恢复另号，取中名额一名。雍正十三年，前任抚宪卢焯奏请获准在本省解额之外，增加台湾府中额一名；因此每科台湾府取中二名，另编台字号，定为常例。乾隆四年，巡台御史诺穆布等奏请台湾府会试仿照乡试另编台字号，取中一名；有关部门议定，台湾府士子进京人数达到十名以上，再行上奏，请皇帝钦定。如今澎湖的士人，难道科举没有可期待的吗？然而英才并不择地而生，像邱文庄、海忠介，都出生在琼崖儋耳的荒僻之地，参加科举而兴起；文章、政事都超过中原。澎湖的士人，难道可以轻易估量吗！《左传》说：“百年大计，莫如树立人才。”这不正是时候吗！我将拭目以待。贡途 贡途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榜几类，统称为贡生。考察唐、宋、元三代，都没有正式的贡生科目；只有明洪武十六年，才开始命令天下府学、州学、县学每年贡送一人进入国子监学习。这是贡途的开始。洪武二十五年，规定府学一年贡送二人，州学两年贡送三人，县学一年贡送一人。正统六年定下例制：府学一年贡送一人，州学三年贡送二人，县学三年贡送一人，并著为法令。贡生都从领取廪膳年限较长的人中按次序选出，所以又称为挨贡。宣德八年，命天下生员中年满四十五岁以上者，考选贡入国子监。天顺五年，命天下廪膳生员、增广生员中年满四十岁以上者，考选贡入国子监。这就是所谓拔贡；但也是特地颁诏举行，并不是固定的制度。至于援引例制贡入国子监，则始于景泰三年。到了本朝，岁贡仍沿用明制，而恩贡、拔贡、副榜、优贡又有所增加。康熙三年停止岁贡，九年恢复岁贡。所谓恩贡，是遇到广施恩典的年份，各学把正贡改作恩贡，把次贡改作岁贡。这是特别的恩典。拔贡制度在雍正五年确定每六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奉上谕说：从前选拔有时几十年一次，有时二十年一次，如今六年一次，期限太近，应斟酌变通；此后定为每十二年选拔一次，永远作为定例。考试内容方面，乾隆十六年规定第一场考书文二篇、经解一道；第二场考策一道、性理论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删去判语一道。都由学政考试，府学选拔二名，州学、县学选拔一名。副榜，是在乡试中式的举人之外另列一榜，称为副榜。明代虽然张榜，却不准作为贡生；到本朝才一律准许作贡生，称为副榜贡生，每科按照大省、中省、小省规定录取名额。至于优贡，雍正四年奉上谕说：此后学政任满三年，应从生员中选取确实品行端正、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大省选四五人，小省选二人，送交有关部门引见，由皇帝亲自考试，再酌情提拔任用。现在遵照此例实行，学政任满三年，举荐优等生员升入大学：大省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宁可缺额，也不要滥选。澎湖隶属于台湾府学，今年岁贡的士人已经有两名了。这或许也正是“有开端就必定先出现成效”吧！武科

译古代，士人列于庠序；有宾客来便举行射礼，遇到祭祀便举行射礼，区别士人的品行是否相同、是否志趣相投，也举行射礼。平时用射礼来教育培养士人，三年后也用射礼来选拔人才，射礼难道专属于武事吗！汉武帝下诏说官吏百姓中有才华出众、资质异常、可以担任将相的人，汉成帝下诏举荐勇猛强健、懂得兵法的人，这些也都是特诏举行，并没有另立科目。到了唐代武后时期，才另立一科，称为武举。其制度有马射、步射，又有马枪、身材等方面的选拔，于是与进士科并立。开元年间，下诏两京各路都设置太公庙，以张良配祀；武学也由此开始。宋代开宝年间，停止武举考试。仁宗朝因富弼、苏洵说武举应当恢复旧制，才重新恢复。乾道以后，下诏规定武举及第后的补授，都仿照进士的恩例。淳祐四年，便由皇帝亲自检阅武举进士的射技。明初，教导士人设有武学，考试科目有武举，任用武官有武选。成化十四年，太监汪直请求按照进士科的制度设置武举，交给有关部门制定具体仪式制度。刘大夏说：应仿照唐、宋旧例，对乡试、会试两场考试制度有所增减，于是下诏第二年四月开科。第一场考骑射，九箭中四箭为合格；第二场考步射，九箭中二箭为合格；第三场考策论，优等者按职位授官。到了本朝，开设武科；乡试中式者称为武举，会试中式者称为进士。武进士也分一甲、二甲、三甲，传胪、及第、赐宴等礼仪，与文进士同样隆重。乡试、会试的考试方法是：第一场考马箭，连续射三回、中四箭合格；第二场考步箭远把，以五十步为标准，射九箭中二箭合格。同时考弓、刀、石，分为头号、二号、三号，称为技勇。合格者再射近把。考内场，考策二道、武经论一篇。康熙四十九年，兵部会同九卿议复山西太原镇马见伯的条奏：考试武生、武童使用论二篇，第一篇取题于《论语》《孟子》，第二篇取题于《孙子》《吴子》《司马法》。乡试、会试照此例举行，删去以《六韬》《三略》等书出题的做法。乾隆二十四年，兵部议复御史戈涛的条奏，规定外场考弓、刀、石三项，必须有一项或两项达到头号技勇，才准进入内场；三号技勇者，不准合格。至于内场考试，也应按照御史所奏，删去四书论一篇，只保留武经论一篇、策一道，以求简易。乾隆二十五年，兵部议复江苏巡抚陈宏谋的条奏：马箭考试射两回，共射六箭；再考地球一回，总以射中三箭为合格。步箭考试，把惯例五十步的远把改为三十步，每人各射六箭，射中二箭为合格。马弓以三力为标准，步弓以五力为标准；投递文章时报告明白，临时抽查验证，不达到标准的不得合格。超过标准的听凭自便。又在乾隆二十四年，部议把双好、单好者列在甬道东号房，合格者列在甬道西号房；彼此分开，中间隔着甬道，无法跳越过去寻找替考者。乾隆二十七年，大学士兼管兵部尚书刘统勋议复本部侍郎王际华：此后武科乡试，除双好、单好字号外，不必另设“合式字号”。座号自然可以均匀分派，不必再分列东西两边。但既然“合式”一项已经裁去，双好、单好字号就应根据各省中额斟酌人数，比从前选取的数量适当增加，以备内场选拔。这就是武科制度的沿革原委。台湾府的武举，历科都可与内地相媲美，也算是海外的雄健俊才吧！《诗经》说：“公侯的屏障。”我对澎湖的士人寄予深厚的希望。题名 《孝经》说：“立身处世，实行正道，使名声流传后世来显扬父母，这是孝的最终境界。”士人参加科举而兴起，难道不是得到君主任用、施行正道、显扬父母的时候吗！宋神宗在殿廷考试进士，考定第一名后，焚香祭告说：“愿得到一位忠孝状元。”可见教人孝、教人忠，是上面有所要求，下面有所应答；科举的名声，就是忠孝的名声，而不是声誉荣华的名声。世人却只把它看成浮虚的名声，为什么呢？朱子说：“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要参加科举。”朱子这样说，难道孔子也是一心追求名声吗？陆九渊认为，经过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再笃实行之，由此进入科场，所写文章都是阐明平日的学问、胸中的积蓄；凭这个取得名声，显然不能与靠侥幸求取科场名次、用诡诈取巧而考中者相提并论。因此，上等的有状元、甲第，姓名题在雁塔；次等的有乡试荐举，姓名列在虎榜。即使到了明经、拔隽，也能声名震动儒林，名列天府。实至名归，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假使身列胶庠，终身默默无闻，也是君子所厌恶的。名声难道不重要吗！考察福建省的科目志，进士、举人、贡生各自分列；册页彼此隔开，不能一眼看清全貌。如果仿照《欧谱》的体例，把三类人的姓名并列标出，像眉毛一样整齐，这是最完善的办法；岭南各郡县的志书，大多以此为依据。我现在也仿照这种体例，把进士列在上格，举人列在中格，贡生列在末格，这样便有三者并列、各得其美的效果，也没有彼此隔开、错落不齐的弊病。这就是这种体例可以采用的原因。所有题名的方格，谨慎列在左边。进士 举人 贡生 颜我扬　康熙五十二年台邑学岁贡 吕崑玉　乾隆十七年台邑学岁贡 许应元　附生例贡 张绵美　俊秀例贡 张德伦　俊秀例贡 ●《澎湖纪略》卷之五 岭南胡建伟勉亭纂辑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