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五。《战国策》，杂史类。提要。臣等恭谨考察：《战国防》十卷，为宋代鲍彪所注。考黄鹤《杜诗补注》引用鲍彪的说法，郭知达《集注九家杜诗》都称作“鲍文虎说”，那么他的字应是文虎。他是缙云人，官至尚书郎。《战国策》一书，由刘向编纂，高诱作注。到了宋代，高诱的注文已经残缺，曾巩才把各家版本汇合起来加以校订，但对注文没有增删。姚宏开始稍微补充高诱注文的缺漏，校正的地方较多，而训释的地方较少。鲍彪的注成于绍兴丁卯年，他的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姚宏的版本，大概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而姚宏又因触犯秦桧获罪而死，他的书当时还没有广泛流传，所以鲍彪没有见到。鲍彪的书虽然开头载有刘向、曾巩的两篇序，但编排次序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已经不是刘向、曾巩的旧本了。这部书扰乱古本，实际上就是从鲍彪开始的。然而刘向的序说：“中书所藏的余卷错乱混杂，又有《国别》八篇，篇数不足，臣刘向于是依照《国别》篇目大略按时代编次，把没有次序的分别排列，用来互相补充，删去重复，共得到三十三篇。”又说：“中书本有的名称，有的称《国策》，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长书》，有的称《修书》等等。”由此可见，刘向编这部书，本来是汇集各国史记，删并重复内容，编排成书。所谓三十三篇，实际上并不是原来的编排次序。鲍彪考察其中的事迹和年月而加以调整，这同胡乱改动古书的人还是有区别的。他重新确定东西二周的篇次，自以为这是考据上的独到之处。元代吴师道作《补正》，极力批评其中的错误。考察赵与旹《宾退录》说：“《战国策》旧传为高诱作注，残缺疏略，实在不值得看。姚令威宽所补的注释，也没有周全。只有缙云鲍氏的校注较好，虽然间或有小的瑕疵，大多不妨害大体。唯独东西二周一节极其错乱，严重误导学者，反而不如姚氏、鲍氏二人的说法。”这样看来，南宋人已经先指出这一点了。吴师道注中所谓“补”，就是补鲍彪的注文；所谓“正”，也就是订正鲍彪的注文。他的考订精密确实胜过鲍彪，但鲍彪的注文疏通解释，也确实耗尽了一生的力量。因此鲍彪自己记述说：“四次修改稿本以后，才明白《周策》的严氏阳▯就是《韩策》的严逐阳坚，并且有校书如同尘埃随风飘落、树叶随风翻飞的感叹。”虽然后来继续整理的人做得更加细密，但也不能立即埋没鲍彪首创的功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战国策》序。前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言：臣所校订的中书《战国策》，其中余卷错乱混杂，文字颠倒；又有《国别》八篇，篇数不足。臣刘向于是按照《国别》篇目大略依时代编次，把没有次序的分别排列，用来互相补充，删去重复，共得到三十三篇。原本文字大多有错误脱漏，有的只剩半字，把“赵”写成“肖”，把“齐”写成“立”，像这样的字很多。中书本的名称，有的称《国防》，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长书》，有的称《修书》。臣刘向认为，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辅佐各国，为各国谋划策略，因此应该称为《战国策》。其中记载的事情承接《春秋》以后，直到楚汉兴起，共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都已经定稿写在竹简上，可以誊写。序言说：周王室从周文王、周武王开始兴盛，崇尚道德，尊重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庠序等教育场所，陈设礼乐，奏乐歌咏，以教化移风易俗，叙明人伦，端正夫妇关系，天下没有不明白孝悌之义和敦厚笃实的行为的。因此仁义之道充满天下，最终使刑罚停止使用四十多年，远方国家仰慕仁义，没有不来宾服的，雅诗颂诗都歌咏周王的德行。到了周康王、周昭王以后，虽然德行有所衰退，但纲纪还算清明。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过去四五百年了，然而周代遗留下来的功业和威烈仍在流传，没有完全消失。五霸兴起后，都尊重并侍奉周王室。五霸以后，当时的国君虽然没有德行，但辅佐国君的大臣，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都借助国君、辅理政事，使诸侯能够并立于中原，仍然用义相互扶持，以歌咏相互感发，以聘问朝觐相互交往，以约期会盟相互统一，以盟誓相互救助。天子的命令还能够有所施行，诸侯按时朝聘进贡的国家还知道有所羞耻，小国还能有所依靠，百姓还能得到休息。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周代流传下来的教化难道不伟大吗？到了《春秋》以后，众多辅佐国家的贤人已经去世，礼义便衰落了。孔子虽然讲论《诗》《书》，制定礼乐，使王道清楚鲜明，但他以平民身份而没有权势，能够受其教化的只有七十二人，而且都是天下俊杰。当时的国君没有人尊崇他，所以王道最终不能兴盛。因此说：“没有威势就不能立足，没有权势就不能施行。”孔子去世以后，田氏夺取齐国，晋国的六卿分割晋国，道德大为败坏，上下失去秩序。到了秦孝公时期，抛弃礼让而重视战争，放弃仁义而采用欺诈权变，只求取得强盛罢了。那些篡夺盗取的人被列为侯王，靠欺诈权变的国家兴起而成为强国，于是彼此转相仿效，后代也以此为师，最终相互吞并，大国兼并小国，军队常年出征，鲜血遍野，父子不能相亲，兄弟不能相安，夫妻离散，没有人能够保全性命，道德就彻底断绝了。后世更加严重，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七千乘兵车的国家以及五个势力相当的国家争夺权力，全都成为战国；贪婪无耻，争相进取而没有满足，各国政教不同，各自制定决断；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凭武力争强，胜者居于上风，战争不停，欺诈伪饰一同兴起。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道德也无法施行，有谋略的强国凭借险阻、依恃坚固的城防，互相联合、交换人质，反复订立盟约、结下誓言，以守护自己的国家。因此孟子、荀卿这样的儒术之士被世人弃置，而游说权谋之徒却受到世俗尊重，所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一类人兴起纵横短长之说，游移周旋，左右倾侧。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实行连横，秦国就能称帝，实行合纵，楚国就能称王；谁采用他们，哪个国家就显得重要，谁失去他们，哪个国家就显得轻弱。然而在那个时候，秦国势力最强，诸侯正弱，苏秦把他们联合起来，使六国合为一体，以抵御秦国。秦人恐惧，不敢向函谷关以内出兵，天下二十九年没有发生交战。然而秦国的形势便利，地势有利，权谋之士全都争先投奔秦国。苏秦起初想实行连横，秦国不任用他，所以向东联合六国实行合纵。等到苏秦死后，张仪推行连横，诸侯听从他，向西侍奉秦国。因此秦始皇凭借四面险塞的国家，占据崤山、函谷关的险要，拥有陇、蜀的富饶，听取众人的策略，依靠六代积累的功业，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侵吞六国，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他依靠长期积累的欺诈谋略，始终没有诚信笃实的诚意，也没有道德教化、仁义感化来维系天下人心，而任用刑罚作为治理手段，信奉小术作为治道，于是焚烧《诗》《书》，坑杀儒士，抬高小尧、贬低三王。秦二世更加严重，恩惠不能向下施行，民情不能向上通达，君臣互相猜疑，骨肉亲属彼此疏远，教化浅薄，纲纪败坏，百姓看不见义，却悬处于不安之中。统治天下十四年，天下彻底崩溃，这是欺诈伪饰造成的弊病。拿它同王道的德政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约束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约束他们，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于正道。”要使天下人有所羞耻，才可以实现教化。如果只靠欺诈伪饰来苟且求生、取得容身之处，却由上面的人带头这样做，又凭什么率领下属呢？秦朝的败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战国时期，君主的德行浅薄，为他们谋划策略的人，不得不顺应形势而行，凭借时势和条件来谋划【此处脱字】。因此，他们的谋略在危急时扶助急难、挽救倾覆，作为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虽然不能用来推行教化，却是以兵革救急的办法。这些人都是才智出众的士人，能够估量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提出奇谋异策，使危局转安、将要灭亡的国家转而保存下来，也值得欣喜，值得观照。这是前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订的《战国防》一书的目录。

译《战国防》序。刘向编定并撰写的《战国防》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其中有十一篇缺失。臣向士大夫之家访求，才全部得到这部书，订正其中的错误，对那些疑惑而无法考证的地方加以存疑，这样《战国防》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言说：刘向的序文讲到，周代早期阐明教化、修治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到了后来使用欺诈谋略，仁义之路闭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已经很美好了，但最终却说这部书所记的战国谋士，是根据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来谋划，不得不这样做；这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了。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初已有几百年，周代旧法已经消亡，旧有风俗也早已熄灭。孔、孟二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它不能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后世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根本做不到的事吗？他们也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故，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则，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本意罢了。尧、舜、二王的治理，具体变化固然不同，制度也固然各异，但治理天下国家的本意以及先后本末，却从来没有不同。孔、孟的道理不过如此。大概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孔、孟二人坚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议论吗？不过是不肯苟且而已。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坚定地相信自己。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值得信守的，反而喜欢那些容易迎合的言说。他们用心所想、留意所在，只是苟且制定一时的计策罢了。因此他们只谈欺诈的便利而避讳它的失败，只谈战争的好处而掩盖它的祸患。他们相互带头这样做，没有谁不是看到利益，却承受不住它的危害；有所得到，却承受不住它的损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具起、李斯一类人因此丧失自身，而诸侯和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给世间造成大祸，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能够顺应时势、适应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法则，考察它没有弊病，施行它没有祸害。因此古代的圣贤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该放弃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难道不可以消灭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向天下阐明这种学说，使当世之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才是整齐的；使后世之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才是明白的。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放弃并断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人假托神农之言，有人假托墨子之言，孟子都记录下来并加以批评。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承《春秋》，下至秦汉兴起，记载二百四五十年间的史事，本来不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共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记载尚存八篇，现在保存十篇。编校史馆书籍的臣曾巩作序。《战国防》序。《国防》属于史家一流。它的文章有辩析、有广博，文辞明白而含蓄，简约而深刻，是太史公考察史事的根本材料。自汉代以来称为《战国防》，又杂有《短长》的名称，并有苏秦、张仪的纵横学说。学者因避讳而不谈它，这是不对的。史家的方法，是完整记载一时的事情，善恶都必须记录，起初并没有什么取舍。楚国把史书称为《梼机》，这是记载恶事；鲁国把史书称为《春秋》，则善恶兼记。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佞幸”等列传。学者难道会因此认为它们不正，一概抛弃吗？何况这部书中，张孟谈、鲁仲连发表谋略时的慷慨坚毅，触詟进言时的从容，养叔停止射箭而保全功劳，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越人用投石的计谋，贤能没有比这更高的；王斗爱惜縠、忧虑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重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都符合先王的正道，是孔子、孟子也不能违背的。为什么要把它弃置不论呢？曾巩的序写得很好，但他说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向天下阐明其说，那么也就是要探求其中的缘故而为它作说明，这难道不正是这部书的主旨吗？从秦朝到现在一千四百年，因为学者不研习它，有的地方增衍，有的地方脱漏，有的前后次序错乱，所以“肖”“立”等半字的次序也彼此混杂。刘向已经为此感到忧虑了。旧时有高诱的注，既然疏略而没有可以考查的依据，注文又不完整，逐渐衰微，几乎到了不能保存的地步。鲍彪于是考察《史记》等书，为它作注，确定篇章条目，订正衍文和错误说法，同时保存旧文，处理得十分谨慎。地理方面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那里没有的地方就保留缺字；训诂以《说文解字》为依据，没有相应解释的就说“犹”。材料杂出于各书的，也分别注明来源。人的姓名多不能传见，为了彰显他们所说的内容，所以把他们归属于某一国；有时也加以议论，用来辅助宣扬教化，可以订正一部史书的错误，补足《七略》的缺漏。对于其中的是非进行论说，辨别得失，并考察兴亡，也对世间有所补益。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战国防》卷一。宋代鲍彪注。西周【《汉书·地理志》说：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都属于周地。】安王【安王是周威烈王的儿子；这类内容都因事见于《纪》《表》《世家》，是新近刊出的。】严氏成为贼人【严仲杀死韩国相国韩傀，《列侯三年》记载的“杀侠累”就是这件事；不按正道杀人叫作“贼”，这里指严仲在位五年】；阳竖也参与其中【《淮南子·人间训》的注说，“竖”是小使者；《韩策》中的名字作坚】。他逃亡经过周国【从韩国逃出，经过周国】。周君把他留下十四天，用驷马车装载着送走【一辆车驾四匹马，叫作驷马车】。韩国派人责备周君【“让”是责备、谴责的意思；这样看来，这时周君的命令已经不能在诸侯中施行了】。周君对此忧虑，有门客对周君说，应当这样回答：“寡人知道严氏是贼人，而阳竖也参与其中，所以把他留下十四天等待韩国的命令【等待韩国的处置命令】。小国没有能力容留贼人，贵国的使者又没有到来，因此把他送走。”【原文在《东周策》时，周国还没有分为东西二周。鲍彪说：门客的辩解虽然足以替周君文饰，但周君实际上是在做天下逃亡者的庇护者，正是想掩盖反而暴露；这样做拿什么向天下人交代呢？】赧王【《周纪》说：赧王是周慎靓王的儿子，丁未年即位，迁都到西周；西周就是镐京。宋忠说：死后的谥号是西周武公。】周共太子去世【《周纪》说，西周武公的共太子去世】。他有五个庶子，个个都受宠爱，却没有确定谁来继立【“适”同“嫡”，这里指确定；所以“与”读作“预”】。司马翦【楚国的司马，可能就是昭翦】对楚王【楚怀王】说：“为什么不封公子咎【周君的庶子】，并替他请求立为太子【向周君请求，让他立为太子】？”左成【楚国人】对司马翦说：“周君如果不听从，这就是您的谋略陷入困境【困是行不通的意思】，并且同周国断绝交往。不如对周君说：‘您想立谁为太子？’暗中把这话告诉我，司马翦，我让楚王用土地资助他【封给他土地，作为他的资本】。您如果想让他成为太子【这是左成告诉司马翦的话；“为”都去声，犹如‘帮助’】。”于是派人对楚国相国的御者展子【楚国相国的车夫，姓展】、廧夫空【“廧”同“啬”，是小臣；空是他的名字】说：“楚王似乎想让您来做这件事【楚王就是楚王；‘类’是似乎；‘若’是你，意思是楚王有这样的意图】。这是个强悍之士【这也是左成向司马翦说明的话；“健”就是强悍】。让他留在国内【居于国中】，对相国不方便【两个士人留在国内参与政事，因为他们强悍，所以相国不喜欢他们。如果把他们派到周国去，他们就不留在国内干预政事，这正是相国所希望的。】所以用这番话去游说相国，相国一定会听从。相国于是命令他去做太子【《周纪》记载，这件事原在《东周策》中】。对齐王【凡是说“谓”，是说给某人听；原文漏写“人”字；犹如说“或谓”“或为”。这里的齐王是齐湣王】说：“大王为什么不把土地赐给周最【赍是携带、赠送；周最是周国的庶子，凡是姓周的都是周国宗族】，让他做太子呢？”齐王命令司马悍【齐国人】用贿赂把周最推荐进周国【进是推荐的意思】。左尚【齐国人】对司马悍说：“周君如果不听从，这就是您的谋略陷入困境，并且同周国断绝交往。您不如对周君说：‘您想立谁？’然后暗中把这话告诉我，司马悍；司马悍【一本作‘悍请令’】请求让齐王用土地资助他。”左尚因此得到任用【因为把这个办法教给司马悍，取得了齐王的心意，所以受到任用；恐怕这里的左尚就是上文所说的楚王、楚国人一类的名字。】司寇布（“司寇”是周官，“布”是他的名）替周最对周君说：“您派人告诉齐王，说周最不肯做太子，我认为您这样做不对。函冶氏（冶是铸造、销熔铁器，函是他的姓）替齐太公（即田和，开始取代吕氏成为齐侯）买了一把好剑，齐太公不知道剑好，退还宝剑并索回买剑的钱。越人请求用千金买它，函冶氏把剑折断也不卖。函冶氏将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只自己知道它是好剑。如今您派周最做太子，这只是单方面知道的约定（契是约定，本应双方都知道，如今却只有一方知道），天下还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我担心齐王会认为您其实已经决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却假装让位给周最，以此欺骗齐国。您太过巧诈，周最也太过奸诈：心里想要做太子，嘴上却说不肯。您为什么不买一种可以让人信服的证据，而只让周最暗中知道呢？您应当奉养他，不要吝惜对他的待遇，让天下人都看见这样做；这样，立周最为太子的事才会被相信。’（依《周纪》，周最最终应当成为楚王。） 秦国命樗里疾（秦惠王的弟弟，居住在渭水南面的阴乡；樗里是他的旧称，后来担任秦武王的相国）带着一百辆车进入周国，周君派士卒（百人为卒）迎接他，态度十分恭敬。楚王（即楚怀王）对此大怒，责备周君过分看重秦国使者樗里疾。周人防腾对楚王说：“从前智伯（晋国卿士智防子的孙子瑶）想攻打仇由（夷国，属临淮；《汉书》作‘犹’，又《九域图》说并州有仇犹城）时，送给它一口大钟，用宽大的车辆装载，借此开通道路，随后率军进入，仇由最终灭亡，就是因为接受钟而没有防备其中有军队。齐桓公攻打蔡国时，公开声称要攻打楚国，实际上却袭击蔡国；不鸣钟击鼓就叫袭击。如今秦国是虎狼之国，贪婪残暴，并且有吞并周国的意图，却派樗里疾带着一百辆车进入周国。周君害怕了，把蔡国和仇由的事情当作教训，所以让长兵器在前、强弩在后，名义上说是保护樗里疾，实际上却是把他囚禁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周君难道会不爱护自己的国家吗？他是害怕秦国有一天灭亡周国，也是在替大王担忧。楚王于是高兴起来。（《樗里传》中有这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