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第三
临难第九
夫人臣而当国家言责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无有，要在顺处静伺，以理胜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怜，惴詟无所，已先挠矣，何以自明？夫尽己之职，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缧绁之，荆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历观自古处祸患而不乱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结缨，宜僚之正色，王景文之与客弈棋，刘祎之自书谢表，魏元忠之闻赦不动，是皆有以真知义命所在，非区区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养其情与伪，于焉可以见之。李斯临刑，父子相泣；杨子云被收，投阁几死；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来朝，倒执手板；崔浩自比子房，为辨史事，声嘶股栗，便溺不能隐；此可见彼惟事名耳，而于圣贤性命之学实未尝得诸心也。善乎韩文公之言曰：“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故君子之学，以明理自信为贵。
全节第十
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讶。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呜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耳之年，使之嵩华耸而星日揭者，非节义能尔耶？况人之贵贱寿夭，天所素定，而谓附此人则得官，违此人则失官，言事则身危，不言则身无所患，此世俗无知者所见，士君子岂以是为取舍哉！然正直亦有时而被祸者，君子以为不幸；奸邪亦有时而蒙福者，君子以为幸。一以为幸，一以为不幸，则其是非荣辱不待别而可知矣。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己徇人者，所谓无关得丧，徒缺雅道，政使获荣宠于一时，迨夫势移事易，其前日之荣电灭风休，漠无踪迹，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犹一日，其为辱也，庸有既乎。呜呼！宁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是处心，庶无愧于古人矣！
庙堂忠告
修身第一
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于戏，身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顾乃为区区之利蛊惑而妄行，岂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闻死于冻饿，而死于财、于酒、于色、于逸乐者，无代无之。昔诸葛孔明为丞相二十年，无尺寸之增于家，未尝忧其贫，竟以劳于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荣尝若世享万钟而不绝者。唐元载为相，惟利是嗜，及其败也，籍没其家胡椒八百斛。其名之秽，常若蒙不洁而播臭无穷者。呜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过八十、九十，姑以八十为率，计其得志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岂有三四十年之间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谓利令人智昏，兹明验矣。呜呼！凡为相者，能以诸葛孔明为法，唐之元载为戒，虽台鼎终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贤第二
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然则何以知其贤？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所举则知之。夫为室而不众工之资，梓人虽巧，室不能成矣。为国家而不众贤之集，相臣虽才，国不治矣。彼为相者，诚能开诚布公，廓焉无我，己有不能，举能者而用之，己有不知，举知者而用之，己有不敢言，举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则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众人之事，虽大圣大贤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举世无
译面临危难第九
臣子既然担任为国家进言的责任，刑罚羞辱之事不敢断定不会发生，关键在于顺应处境、冷静等待，用道理去战胜它罢了。如果去哀求怜悯，恐惧战栗无处安放，自己先就动摇了，凭什么来证明自己清白呢？竭尽自己的职责，为了国家、百姓而获罪，君子不认为这是耻辱，反而认为是荣耀，即使被捆绑囚禁，被荆条鞭打，被斧钺砍杀，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纵观自古身处祸患而不慌乱的人，夏商周三代以后，像子路结正帽带，宜僚神色庄重，王景文与客人下棋，刘祎之亲自书写谢罪表章，魏元忠听到赦令而不动心，这些都是因为真正知道道义和命运所在，不是普通人力所能改变的。然而士人君子平时修养的情操是真诚还是虚伪，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李斯临刑，父子相哭；杨子云被逮捕，跳楼几乎丧命；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入朝，他倒拿着手板；崔浩自比张良，为辨析史事，声音嘶哑、大腿发抖，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这可见他们只是追求名声罢了，对于圣贤关于性命道理的学问，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领会于心。韩愈的话说得好：“儒者对于患难，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他们拒绝而不接受于胸怀，就像筑起河堤来阻挡屋檐下的雨水，容纳它然后消解它；就像水流入大海，冰融化在夏天，玩赏它而忘记它，用文辞来化解它；就像奏响金石音乐来压倒蟋蟀的鸣叫。”所以君子的学问，以明白道理、相信自己为贵。
保全节操第十
人的死亡，就像白天之后必定有黑夜，暑热之后必定有寒冷，这是古今常理，不值得深深惊诧。只是作为儿子因尽孝而死，作为臣子因尽忠而死，那么这种死意义重大，身体虽然消亡但名声不会消亡。太史公说：“死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不符合道义就不死，这就是所谓的“重于泰山”；符合道义就一切不顾，这就是所谓的“轻于鸿毛”。唉！人凭借渺小的身体，短暂的生命，能使自己像嵩山华山那样高耸，像日月星辰那样明亮，不是节义能做到这样吗？况且人的贵贱寿夭，上天早已注定，而说依附这个人就能得官，违背这个人就会失官，进言就会危及自身，不言就会没有祸患，这是世俗无知之人的看法，士人君子难道会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吗！然而正直的人有时也会遭祸，君子认为这是不幸；奸邪的人有时也会得福，君子认为这是侥幸。一个认为侥幸，一个认为不幸，那么是非荣辱不用分辨就知道了。所以节义，是天下的重大法度，臣子的美德。不被富贵所动摇，不被贫贱所逼迫，不被威武所动摇，道义所在的地方，生死都依从它。那些阿谀奉承、卑劣苟且、委屈自己迎合别人的人，所谓无关得失，只是缺失了高雅的道义，即使一时获得荣耀恩宠，等到时势改变、事情变迁，他们昔日的荣耀如闪电般熄灭、如风般停止，毫无踪迹，那明显在人耳目中的，是奸佞的名声，千古如同一天，这种耻辱，哪有尽头呢。唉！宁愿为此而死，不为此而生，以此存心，大概就不会愧对古人了！
庙堂忠告
修身第一
前辈说：“做官做到将相，是人之常情所认为荣耀的，这是不知道荣耀是耻辱的基础。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正好加速他的耻辱。”所谓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廉洁来约束自身，忠诚来侍奉君主，公正来处理事务，恭敬谨慎来率领百官，这样好名声就会跟随，舆论就会归向，鬼神就会赐福，即使想推辞荣耀，也不可能了。所谓不善于自我修养的是什么？徇私忘公，贪婪没有极限，不吸取翻车的教训，不考虑报效国家，这样坏名声就会跟随，众人的诋毁就会归向，鬼神就会降祸，即使想躲避耻辱，也不可能了。唉，身为宰相，什么善事不可以做，什么功业不可以建立，却竟然被微小的利益蛊惑而胡乱行事，难道不是深深可惜吗！而且自古担任相位的人，没听说死于冻饿，而死于钱财、酒、色、安逸享乐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从前诸葛孔明担任丞相二十年，家里没有增加一尺一寸的土地，不曾担忧贫穷，最终因操劳国事而死，至今他的名声荣耀，常像世代享受万钟俸禄而不断绝一样。唐元载担任宰相，只嗜好利益，等到他败落时，抄没他家产有胡椒八百斛。他的名声污秽，常像蒙受不洁而散发臭气无穷无尽一样。唉！人凭借百年的身体，上天借给的寿命不过八十、九十岁，暂且以八十岁为率，计算他得志不过三四十岁而已，难道有三四十岁之间能吃掉八百斛胡椒的道理吗。古人说利益使人智力昏乱，这就是明显的验证了。唉！凡是担任宰相的人，能以诸葛孔明为榜样，以唐代的元载为警戒，即使终身位居三公高位，又有什么悔恨遗憾呢！
用贤第二
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那么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询问众人就知道，考察他的行为就知道，观察他举荐的人就知道。建造房屋而不借助众多工匠的帮助，木匠即使巧妙，房屋也不能建成。治理国家而不聚集众多贤才，宰相即使有才能，国家也不能治理好。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如果能开诚布公，心胸开阔没有私我，自己有做不到的，举荐能做到的人来任用；自己有不知道的，举荐知道的人来任用；自己有不敢说的，举荐敢说的人来任用，这样他们的才能就都成了我的了。一定要一个人兼做众人的事，即使是大圣大贤也有所不能。纯白的狐狸，举世无
所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于众而已矣。况大臣初不贵乎事无不知，第公正其心，无所媢疾，则智者效谋，勇者效力。呫呫以为才，捷捷以为辩，自炫自伐，则贤者必不乐为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则臣职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则百执事之职有所不行。为人上者，操约以驭繁，居静以制动，以无心而应天下之心，则所令者从，所庸者劝。苟知其贤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务胜之，顾与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异？若然，则体统失，而謟佞之小人至矣。与小人处，则天下之事不论可知吁！
译虽然拥有众多人才，然而能制成纯白皮衣的，不过是善于从众人中选取罢了。何况大臣起初并不贵在事事无所不知，只要公正其心，没有嫉妒怨恨，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献出谋略，勇敢的人就会贡献力量。如果以喋喋不休为才能，以口齿伶俐为辩才，自我炫耀、自我夸耀，那么贤能的人一定不愿意为他效力。大体上，君主自我夸耀，那么臣下的职责就无法推行；宰相自我夸耀，那么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无法推行。作为上位者，应当掌握简约的方法来驾驭繁杂的事务，保持静止的状态来应对变动，以虚静之心来回应天下人的心思，那么所发布的命令就会有人遵从，所任用的官员就会受到鼓励。如果知道某人贤能就任用他，任用之后又怀疑他，并且致力于胜过他，这与不知道也不任用、自己独揽才能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那么朝廷的体制纲纪就会丧失，而谄媚奸邪的小人就会到来。与小人相处，那么天下的大事无法论断是显而易见的，唉！
重民第三
盖闻古之王者，授版则拜，切意万乘之尊为其民贬抑若是，尝疑焉而不取。既而思之，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夫天以亿兆之命托之君，君以亿兆之命托之相，是知相也者，为君乂民者也，君也者，为天为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托我，祖宗以是托我，敢不敬与，敢不慎与。苟受其托而不能使之遂生安业，乃从而扰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国也，而可乎？彼为民者，固不敢与校，然于天之心，于祖宗之心，其能无所戚欤？尝谓爱民者无过于天，无过于祖宗，天生之难，祖宗得之为尤难。王者知其如是，凛凛焉未尝不以民生为重，闻其害则除之，睹其利则举之，牧守非其人则易置之。今夫鹰师、圉人，所掌者不过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内侍重之，刺史、县令乃为祖宗为国家牧养斯民者，反视为不切而漫畀之，是爱民不如鹰犬，重内侍不如受祖宗国家一方生灵之寄者，岂不颠倒失体哉？大抵下之所以为，惟上是视，在上者诚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无有也。
远虑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已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识远虑者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壶，疾已成而求艾，虽殚力为之，无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蚁之穴，宜若无所损，然周于识者必塞而实之，虑其久而必底于讧溃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虑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国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轨，固非一朝一夕之积，良由今日以某事为小过而不谏，明日以某人为小罪而不惩，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祸乱之成也。故臣之于君，献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为无伤，卒至大可伤；始以为不足虑，卒至深可虑。惟君子为能见微知著，思患而预防之；于饮宴则防流连，于田猎则防荒纵，于营缮则防踰制，于货财则防损民，于爵赏则防僭及，于刑法则防滥杀，于君子则防疏远，于小人则防玩狎，于听览则防容奸，于征伐则防渎武。夫君之于臣，亦有所当远虑者：虽爱而不锡以过分之赏，虽旧而不授以非据之官，虽亲而不交以亵渎之谈。盖尊卑之分严，则上下之体定；上下之体定，则祸乱无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调爕第五
人皆曰燮理阴阳为宰相事，然举世第能道其辞，迄不知阴阳何术可以燮理。按《书?周官》：“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盖周之三公即今宰辅。而汉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厥后又有灾异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盖本诸此。切尝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调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旸，要不越尽人事以来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与人若判然，而实相表里。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从而序矣。若乃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己，谄佞是亲，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务从命，如此欲望民心顺、阴阳之气和，难矣。大抵天道之灾祥视民心之苦乐，民心之苦乐视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视宰相之贤与不贤。昔丙吉舍死人问牛喘，自以为得体，殊不知天道逆顺当于政事观之，固不在区区一牛之喘与否也。晋庾冰为相，或谓天文错度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冰之此言，可谓简明切要，深得宰相之体者矣。苟政事修整，虽阴阳之和不应，乃天道之变也，又何慊焉？苟政事庞焉棼焉而不理，虽祯祥集而风雨时，若顾敢以为治乎？呜呼！凡为相者，诚能以是求之，则天人之理了然矣。
任怨第六
夫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庙堂之上，凡有所为，惟当揆之以义，义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两军之交，兵刃丛前，而心诚报国者尚冒之而不顾，夫临政之与临敌，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犹顾惜，抑不知于
译重民第三
我听说古代的君王，接受象征国土的版图时就要行拜礼，考虑到万乘之尊的帝王竟为百姓如此贬抑自己，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而不以为然。后来仔细思考，国家之所以昌盛，四方夷狄之所以安宁，朝廷之所以兴隆，宗庙社稷之所以长久享受祭祀，如果没有百姓，是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上天将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君主，君主将亿万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宰相，由此可知，宰相是为君主治理百姓的人，君主是为上天和祖宗保全百姓的人。上天将百姓托付给我，祖宗将百姓托付给我，我怎敢不恭敬，怎敢不谨慎呢？如果接受了托付却不能让百姓得以生存、安居乐业，反而去骚扰他们，虐待他们，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他们，像践踏野草一样对待他们，这就是违背上天的意志和祖宗的命令，从而自我毁灭国家，这难道可以吗？那些百姓，固然不敢与君主争辩，但在上天的本心、祖宗的本心上，难道能没有哀痛吗？我曾经说，爱护百姓没有比上天更甚的，没有比祖宗更甚的，上天创造百姓很难，祖宗得到百姓尤其艰难。君王知道情况是这样，战战兢兢地从未不把百姓的生计当作重中之重，听说百姓受害就予以消除，看到百姓有利就予以推行，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予以更换。现在那些掌管鹰犬、马匹的官员，所掌管的不过是君主服侍驾驭的一件物品，人们尚且用内侍来重视他们，刺史、县令却是为祖宗和国家牧养这些百姓的人，反而被视为不紧要而随意任命，这是爱护百姓不如爱护鹰犬，重视内侍不如重视受祖宗和国家寄托的一方生灵，难道不是颠倒失序、不合体制吗？大抵下面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只是看上面的态度，在上面的人如果真有重视百姓的心，而天下不能治理的，从古到今是没有的。
远虑第四
天下的事情，知道已经发生的，不知道将要发生的，这是普通人的情况。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而对尚未发生的情况预先知道，不是有深刻见识和长远谋略的人是做不到的。房屋已经烧毁了才搬走柴草，船已经沉没了才去买壶，疾病已经形成了才去求艾草，虽然竭尽全力去做，也来不及了。现在那高大的堤坝有容纳蚂蚁的洞穴，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损害，然而有见识的人一定会堵塞并夯实它，是考虑到时间久了必定会导致溃决的缘故。天下的事情都能这样考虑，还有什么后患呢！大抵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不能治理，臣子之所以行为不轨，本来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的，实在是因为今天把某件事看作小过错而不劝谏，明天把某人看作小罪行而不惩罚，日子一天天过去，错误越来越深，自己不知道祸乱已经形成。所以臣子对于君主，进献可行的建议，替换不可行的建议，不敢产生一丝一毫姑息纵容的心。起初认为没有伤害，最终到了伤害很大的地步；起初认为不值得忧虑，最终到了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步。只有君子才能见微知著，考虑到祸患而预先防范；在饮宴时防止沉溺流连，在田猎时防止荒废放纵，在营建修缮时防止超越制度，在货财上防止损害百姓，在爵位赏赐上防止僭越冒犯，在刑法上防止滥杀无辜，对于君子防止疏远，对于小人防止轻慢狎昵，在听信阅览上防止容纳奸邪，在征伐上防止轻率用兵。君主对于臣子，也有应当长远考虑的地方：虽然喜爱但不给予过分的赏赐，虽然旧交但不授予不合规定的官职，虽然亲近但不进行亵渎的谈话。大抵尊卑的分别严格，那么上下的体制就确定；上下的体制确定，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根源，天下的事情就可以按次序治理了。
调燮第五
人们都说调和阴阳是宰相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只是能说出这句话，终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调和阴阳。查考《尚书·周官》：“三公讨论治国之道，调和阴阳。”大抵周朝的三公就是现在的宰辅。而汉朝丞相陈平也说：“宰相在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后来又有因灾异罢免三公的制度。世俗所说的，大概源于此。我尝就这些来思考，宰相之所以要调和，并不是能让干旱下雨，下雨放晴，无非是尽力做好人事来招致天地的和谐罢了。天与人虽然看似截然分开，但实际上互为表里。大抵政事顺当那么民心就顺当，民心顺当那么天地之气就顺当，天地之气顺当那么阴阳就随之有序了。如果倚仗权势树立威风，挟持权力放纵欲望，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亲近谄媚奸佞的人，该说的不说，该救的不救，上下互相蒙蔽，只务求服从命令，像这样希望民心顺当、阴阳之气和谐，很难了。大抵天道的灾祸祥瑞看民心的苦乐，民心的苦乐视政事的得失，政事的得失看宰相的贤与不贤。从前丙吉路过死人不管却问牛喘气，自以为得体，殊不知天道的逆顺应当从政事上观察，本来不在于区区一头牛喘不喘气。晋朝庾冰做宰相，有人说天文错乱应当尽消除灾祸的方法，庾冰说：“玄妙的天象哪里是我所能测度的，只应当勤勉做好人事。”庾冰的这番话，可以说简明切要，深得宰相的体统。如果政事修整，即使阴阳的和谐不应验，那是天道的变化，又有什么遗憾呢？如果政事杂乱无章而不治理，即使吉祥聚集而风雨适时，难道敢认为是治理得好吗？唉！凡是做宰相的人，如果真能以此求得，那么天人的道理就清楚了。
任怨第六
作为臣子只想要名声，而不敢承担怨恨，这是最不忠的表现。身处朝廷之上，凡有所作为，只应当用道义来衡量，道义如果不失，那些悠悠众口又何必忧虑呢！现在两军交战，兵刃在前，而真心报国的人尚且冒着危险而不顾，临政与临敌，其安危利害相差天壤，这还顾惜，更不知道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