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对第八
官得人，则书吏不敢恣。抑闻各道公▯，司官、书吏、奏差同堂而坐，喧哗笑谑，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纵自如，百无忌惮。谚谓：“廉访司，书吏之权。”迹此观之，信匪虚语。诚能设法以禁之，盛威以临之，小有所犯，即随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锐消沮，威福不张于外矣。凡初入风宪者，不可不知。
译官员任用得当，那么书吏就不敢肆意妄为。又听说各道廉访司中，司官、书吏、奏差同坐一堂，喧哗嬉笑，上下尊卑不分，这正是导致他们操纵自如、毫无顾忌的原因。谚语说：“廉访司，是书吏掌权的地方。”由此看来，确实不是虚言。如果真能设法禁止这种行为，用严盛的威势来震慑他们，稍有冒犯，就立即施以鞭打，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的锐气消沉沮丧，威福不再在外张扬。凡是刚进入风宪机构任职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
审录第五
《书》曰：“庶狱庶慎。”又曰：“非侫折狱，惟良折狱。”《易》谓：“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呜呼！于以见圣人好生之心与天地等矣。夫饥寒切身，自非深知义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无他，况蚩蚩之氓，为守牧者教养之，不至穷而为盗，是岂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为制也恒宽而不亟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为盗也，而有长幼疏戚之分；均之为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则医药之，疾革则释梏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凶险之徒既丽于理矣，何足缀意，而古人为制如此者，则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见矣。昔欧阳公父治死囚之狱，求其生而不得，则掩卷而叹，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残忍者一切不务，而惟威刑之尚，谓其无茹冤而死者，吾不信也。夫莅官之法无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则欲其事集，心善则不欲轻易害物。况久系之囚，尤当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旧所隶卒吏，温以善色，使自陈颠末，情无所疑，然后参之以按。若据按以求其情，鲜有不误人者。盖州县无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厘或差，生死攸系。故圣人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轻。”论囚之道，尽于此矣。君子其慎诸。
荐举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辈谓“报国莫如荐贤”，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于家，有田焉，必求良农使之耕；有货焉，必求能商使之贾；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则？盖彼拳拳于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责者，乃不知求天下才共治之，岂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为国之心未尝如其为家之心之切故也。于此有人焉，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虽骨肉之亲，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谓风宪非亲不保，非仇不弹；又有身为宪佐，风御史荐己就升者。呜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权，授以仪表百司之职，乃不思报效，惟假之以行己私，人则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后举，不若不求而举之；为公识而后荐，不若采之舆议之为博。夫己不求贤，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盖求则不必举，举则不必识矣。故古人有闻而举者，有见而举者，有举仇者，有举亲者，有集为簿者，有拜其剡者，有书之夹袋者，虽其举不一，要极于公当无私而已。于戏！诚如是，则为相为风宪者安有临事乏才之叹。
纠弹第七
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务尽公无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贵近焉，有疏远焉，贵近者不少贷，则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辈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亦此义也。切尝谓荐举之体则宜先小官，纠弹之体则宜先贵官，然又当审其素行为君子为小人。如诚小人，虽有所长，亦不必举。何则？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况刑宪本以待小人，君子之过苟不至甚，殆不宜轻易加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地于一旦也。盖人才难得，全才为尤难得。昔赵清献公在言路，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尝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虽有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于戏！赵公之言可谓深识远虑，真知大体之论矣。故余表而出之，以为当路者楷式。
奏对第八
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
译审录第五
《尚书》说：“审理各种案件都要谨慎。”又说：“不是巧言令色的人断案，而是善良正直的人断案。”《易经》说：“君子明察审慎地用刑，而不滞留案件。”唉！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爱惜生命的仁心与天地同等广大。当饥寒交迫切身时，如果不是深明义理的人，不敢保证内心没有别的念头，何况那些愚昧的百姓，是由地方官教养的，不至于走投无路而去偷盗，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古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制定的制度总是宽缓而不急促，总是哀怜而不愤怒。同样是盗窃，却有长幼亲疏的区别；同样是奸淫，却有丈夫亡故与丈夫在世的差异。囚犯有病就给他们医药，病情危急就解开刑具让他们回家侍奉亲人。那些愚昧凶险的罪犯既然已经触犯法律，有什么值得在意，而古人制定制度如此，那么他们仁爱宽恕、忠厚的情意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欧阳修的父亲审理死囚案件，寻求让他活命的理由而找不到，就合上案卷叹息，他说：“常常寻求让他活命，尚且还有判错的，何况世人常常寻求让他死呢！”后来的残忍之人完全不致力于此，只崇尚威猛刑罚，说他们没有含冤而死的人，我不相信。做官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口威心善罢了。口威是为了让事情办成，心善是不想轻易伤害他人。何况长期羁押的囚犯，尤其应当对他们表示慈祥，召他们稍微上前，更换原来管辖他们的卒吏，用温和的脸色，让他们自己陈述事情的始末，对情况没有怀疑，然后参考案卷来核实。如果只依据案卷来探求实情，很少有不误伤人的。因为州县没有好官吏，所以不敢相信已经写好的文书，毫厘之差，就关系到生死。所以圣人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又说：“功劳有疑问时从重赏，罪过有疑问时从轻判。”审问囚犯的道理，都在这里了。君子要谨慎啊。
荐举第六
士人有公心对待天下，然后能举荐天下的贤才。因为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完全知晓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必须广泛采纳，治理才有希望。所以前辈说“报国没有比举荐贤才更好的”，真是知道关键的话啊！现在富人对于家庭，有田地，一定寻求好的农夫让他耕种；有货物，一定寻求能干的商人让他经商；有牛羊，一定寻求善于饲养的人让他放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治理家庭，所以不得不寻求合适的人。何况受托管理天下、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却不知道寻求天下的人才共同治理，难道他们的智慧不如那些富人吗？是因为他们为国的心不如为家的心那样急切。在这里如果有人，廉洁而且干练，即使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公论之下也不能掩盖他。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是骨肉至亲，在公论之下也不能偏私。世人常说监察官员不亲近不保举，不仇视不弹劾；又有身为监察副职，风闻御史举荐自己就升迁的。唉，把罢免升迁百官的权力委托给他，授予他作为百官表率职位，却不思报效，只借机行私，人受欺骗罢了，天地鬼神难道也受欺骗吗？大体上，寻求后才举荐，不如不寻求而举荐；为了公心认识后才推荐，不如采纳公众议论更为广泛。自己不寻求贤才，一定让那些寻求自己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寻求就不一定举荐，举荐就不一定认识了。所以古人有听说就举荐的，有看见就举荐的，有举荐仇人的，有举荐亲人的，有收集成簿的，有拜谢举荐者的，有写在夹袋里的，虽然举荐方式不一，但关键在于公正恰当没有私心罢了。唉！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做宰相和监察官员的哪里会有临事缺乏人才的感叹。
纠弹第七
监察官员的职责，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凡是有所知晓，都可以尽情进言让皇上听闻。即使在地方，如果知道中央官员不合适，纠举进言，是可以的。即使在中央，如果知道地方官员不法，纠举进言，也是可以的。大体上只致力于公正无私，就对了。人做官，有尊贵亲近的，有疏远卑微的，对尊贵亲近的不稍加宽贷，那么地位卑微而罪行轻微的就不等弹劾就改正了。所以前辈说“豺狼当道，何必问狐狸”，也是这个意思。我常认为举荐的体例应该先小官，纠弹的体例应该先贵官，但又要审察他平素的品行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确实是小人，即使有所长处，也不必举荐。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日不善的事情多。何况刑宪本来是用来对待小人的，君子的过错如果不至于严重，大概不适宜轻易加罪，使几十年培养人才的功绩一旦扫地。因为人才难得，全才尤其难得。从前赵清献公在言官职位上，弹劾不避权贵，京城号称铁面御史。曾经想让朝廷分辨君子小人，他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应当尽力排斥杜绝，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就应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保全他的德行。”唉！赵公的话可以说是深识远虑，真正懂得大体的言论。所以我表彰并拿出它，作为当权者的楷模。
奏对第八
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没有比监察官员更难做的，没有比监察官员更危险的。为什么说难？别人趋附的不敢趋附，别人喜欢的不敢喜欢，别人私下的不敢私下，所谓高峻的容易缺损，洁白的容易污染，不是难是什么。为什么说危险？入朝与天子争辩是非，出朝与大臣辨明可否，至于揭发别人的奸邪，贬低别人的爵位，剥夺别人的官职，严重时把人置于死地，一旦有不察，反而成为罪过，
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所学。其或奏对于殿廷之上，平心易气，惟事之陈。理诚直，虽从容宛转而亦直；理诚屈，虽抗厉激切而亦屈。夫悻悻其辞色，非惟有失事上之体，而于己于事悉无所益。古之攀阑断鞅，曳裾轫轮者，皆势危事迫，不得已而为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执以为法。前辈谓：“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体此而行，则蔑有不从者矣。
译那么终身就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这不是危险又是什么呢？然而君子身处其位，就想着尽到自己的职责，所谓危险和艰难，本来就不是所回避的，竭尽忠诚、倾吐诚意，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希望对上不负国家，对下不负所学。如果在殿廷之上奏对，保持心境平和、气息舒缓，只陈述事情本身。道理确实正直，即使言辞委婉曲折，也是正直的；道理确实理亏，即使言辞激烈急切，也是理亏的。那种愤愤不平的言辞神态，不仅有失侍奉君主的礼节，而且对自己和对事情都毫无益处。古人那些攀附栏杆、扯断马缰、拖着衣襟阻挡车轮的行为，都是因为形势危急、事情紧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事情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大概不可以把它当作效法的准则。前辈说：“慷慨激昂地牺牲生命容易，从容不迫地赴义很难。”领会这个道理并付诸行动，那么就没有不听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