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谤第七
万死一生之际为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诸路监司非人，视选簿有不可者，辄笔勾之。或谓：“一笔退一人，则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呜呼！如是处心，斯不负宰相之职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难，有利有害，难而有害者人多辞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为，殊不知官有长佐之分，体有劳逸之殊，长者逸而佐者劳，此天地之大义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劳；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劳；以一身言之，头目逸而手足劳。呜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遗君父以忧，措其长于众怨之地矣。近代为执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厉色不敢加于人，事或犯众，激使居己之右者发之。呜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劳，为国家而使君长任其怨，尚得为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责，有善不旌，虽三代不能为治。故刑罚不患于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诸葛孔明废廖立，而立闻亮死辄泣下；为宰相诚能公其心如是，则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译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情况会怎样呢？从前，范仲淹先生担忧各路的监司官员任用不当，看到选拔名册中有不合适的人，就立刻用笔勾掉。有人对他说：“一笔勾掉一个人，就会让一家痛哭。”范仲淹说：“一家痛哭，那又能拿一路百姓的安危怎么办？”唉！像这样存心，才不辜负宰相的职责啊。
大抵天下的事情有容易的也有困难的，有利的也有有害的。困难且有害的事情，人们大多推辞躲避；有利且容易推行的事情，人们大多欣然去做。殊不知官员有长官和佐官的区别，职分有安逸和辛劳的不同，长官安逸而佐官辛劳，这是天地间的至理大义。
以朝廷来说，君主安逸而臣下辛劳；以一家来说，父母安逸而子弟辛劳；以一个人来说，头脸安逸而手足辛劳。唉！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一定不会给君主和父母留下忧虑，也不会让自己处于众人怨恨的位置上了。
近代担任执政的人，往往姑息迁就、喜好虚名，哪怕是一句严厉的话、一个严肃的脸色都不敢加在别人身上，事情如果触犯了众人，就激起让位居自己之上的人去揭发。唉！治理家庭却让父母承担辛劳，治理国家却让君主承担怨恨，这还能算是忠孝吗？况且有罪不惩罚，有善不表彰，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刑罚不担心用得严直，担心的是使用得不公正。
从前，齐桓公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直到老死都没有怨言；诸葛亮罢免了廖立，廖立听说诸葛亮去世就流泪哭泣。做宰相如果真能像这样公正无私，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归服的人了。
分谤第七
夫共署联事，一人努力而前，则余者皆当辅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动焉而不相随，语焉而不相应，则事功之成者能几？此古人所以有推车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济，而一人溺焉，则凡在舟者无论疏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贤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为臣子，同受天下国家之寄者，可坐视一人被祸而不恤哉？使其为一己之私自贻伊戚，固无足恤。其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家之务一以大公至正处之，彼非为己为家而得罪，则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与之共难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为长者若曰“此我之罪”，为贰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阖堂之人皆争引为己罪，则彼获罪者虽不能释，亦必不至于重论矣。古之敢于谏争者，其遇不见听纳，至谓“与其杀此人，不若杀臣”，尚为如此求解，其肯坐视同官冤抑而不省哉？呜呼！使分谤引咎之事为宰相者诚能力行于今，将见士大夫之名节愈厉，民间之薄俗可敦，而国家他日亦不患其无仗义死节之士矣。一事之行，所系如此，孰谓任怨分谤为宰相细行哉？
应变第八
事机之发，有常有变，常者中人处之而有余，变者虽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报兵，遽然而闻寇，则当详其虚实，度其逆顺，殆不可一闻其言辄仓皇上变，徵发百出，未见敌而先自挠也。且事固有声虚以钓实，乘间以拘利，传微为巨，以无形为有形，疑似之间，不可不察。若夫国有大奸，境有大敌，彼既非常，而吾则以非常之计备之。若乃泥文守经，终见动辄有碍，而事亦无所济矣。故古人遇此，权以济才，随宜应变，如丸转于盘而不出于盘，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于海。王商闻大水之言，君臣皆惊，而商独必其无事。桓温将移晋祚，声诛王、谢，而谢安雍容谈笑以折其锋。回纥、吐蕃合兵泾阳，郭子仪单骑以往喻。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独不能为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辈谓：“镇定大事，非至公血诚不能。或死或生，举置度外。”呜呼！世常以大臣国家柱石者，其谓兹与！
献纳第九
人臣之纳言于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则十从八九。无事则游畋般乐，日相亲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极其力以救之，殆未见其济者；政使或允，亦必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因燕居，先事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耸然，乃可陈善，而无捍格之患。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职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往往旁召耆年宿德，置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则其为虑亦深远矣。虽然，臣之于君也，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洩于外而伐诸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其若是者，非欲远嫌避祸，大臣之体所当然也。坤之六三“含章可贞”，盖亦此意。尝见近代执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谗谮乘之，中途见弃。《易?大系》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谅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愿也。然有志而无才则不能，有才而无位则不能，有位而不见知于上则不能；见知矣，而小人间之则不能。呜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难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尧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世俗所乐，若声色，若宫室，若珍异、车服之奉，一皆无有。其所有者，自顶至踵，天下国家之忧而已。为君上者，诚能亮其如是之怀，凡有所言，优容喜纳，犹或庶几；其或疑其夺权违己，卖直售名，将见举动皆愆，而身死无所矣。所以自古忠直为国者[少]，阿容佞诈惟己之为者多，此无他，盖由为己则有福而无祸，为国(以下据《贷园丛书》本补)则有祸而无福故也。呜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则凡尽忠于我者，万不至于谴责矣。虽然圣
译分担谤议第七
众人共同任职处理政务，如果一人努力向前，其余的人都应当辅助他来实现志向。倘若他前进我后退，他行动我停止，行动时不跟随，言语时不呼应，那么能够成就的功业能有几许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有推车、同舟比喻的原因。如果是共同乘船渡河，而一人溺水，那么船上所有的人，无论关系疏远还是亲近，都应当合力去救他，这是贤者与不贤者共同知晓的道理。何况同为臣子，共同承受天下国家的托付，难道可以坐视一人遭受祸患而不顾惜吗？如果他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自招灾祸，固然不值得顾惜。但如果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公家的事务一律以公正至正的态度来处理，他并非为了自己或家族而获罪，那么所有同僚怎么可以不挺身而出，与他共同承担危难呢？大体上，一人不幸获罪，作为长官的人如果说“这是我的罪过”，作为副职的人也说“这是我的罪过”，使得满朝的人都争着把罪责引到自己身上，那么那个获罪的人虽然不能完全免罪，也必定不至于受到严厉的惩处了。古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遇到意见不被采纳，甚至说“与其杀这个人，不如杀我”，尚且如此请求解救，难道肯坐视同僚冤屈压抑而不加省察吗？唉！如果分担谤议、引咎自责的事情，宰相确实能在当今大力推行，将会看到士大夫的名节更加严正，民间的轻薄风俗可以得到淳厚，而国家日后也不担心没有仗义死节的士人了。一件事的施行，关系如此重大，谁说任怨分谤是宰相的细枝末节之行呢？
随机应变第八
事机的发生，有常态也有变局，常态之下，中等才智的人处理起来都绰绰有余，变局之下，即使是上智之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宴饮之间突然报告战事，骤然听闻敌寇入侵，就应当详察其虚实，估量其顺逆，几乎不可以一听到消息就仓促改变常态，征发调动层出不穷，还没见到敌人就先自己扰乱了阵脚。况且事情本来就有虚张声势来试探虚实，乘隙以谋取利益，把微小的传闻夸大，把无形的变为有形，在疑似之间，不可不仔细考察。如果国家有大奸臣，边境有大敌，对方既然非常态，我们就用非常之策来防备。如果拘泥于条文、固守常理，最终会发现动辄受阻，事情也无济于事。所以古人遇到这种情况，权变以济其才，随宜应变，如同弹丸在盘中转动而不跳出盘外，如同水流曲折奔赴大海而不违背大海的方向。王商听到洪水泛滥的消息，君臣都惊恐，只有王商断定无事。桓温打算移换晋朝国祚，扬言要诛杀王、谢两家，而谢安从容谈笑以挫其锋芒。回纥、吐蕃合兵泾阳，郭仪单骑前往晓谕。大概宰相是非常之任，居于非常之任却不能做非常之事，可以吗？所以前辈说：“镇定大事，非至公血诚不能做到。或死或生，都置之度外。”唉！世人常把大臣视为国家的柱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进献纳谏第九
臣子向君主进言，事情还没发生就进言，那么十次有八九次会被听从。如果没有事就游猎享乐，日日亲近，一旦有了不可行的情况，才左遮右拦，竭尽全力去补救，几乎没见成功的；即使偶尔被允许，也必定是出于勉强，而不是本心。至于善于进言的人则不然，有时借进见之机，有时借讲读之机，有时借闲居之机，事先陈述说这样做国家就安定，这样做国家就危险，这样做就是圣君，这样做就是暴主，或者引用古昔，或者援引祖宗，必定使君主心悟神会，内外震惊，然后才可以陈述善道，而没有抵触的祸患。从前孟子三次见齐王而不谈政事，说：“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侍奉君主，职责应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于自己直言的，往往旁召年高德劭之人，安置在左右，使君主有所畏惮而不敢放纵，那么他的考虑也是深远了。虽然如此，臣子对于君主，入朝则恳切以尽忠，出朝则谦恭以自省，凡是在上面陈述的，不可泄露于外而向人夸耀，善则归功于君，过则归于己。像这样的做法，不是想要远避嫌疑、躲避祸患，而是大臣的本分所应当如此。《易经》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贞”，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曾见近代执政者有所建议，喋喋不休唯恐别人不知道，最终导致谗言中伤乘虚而入，中途被抛弃。《易经·系辞》所说“君主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自身”，确实如此啊！
退休第十
广施恩惠、兼济天下，是士君子的共同愿望。然而有志向而没有才能就不能做到，有才能而没有职位就不能做到，有职位而不被上级了解就不能做到；被了解了，而小人从中离间就不能做到。唉，这就是士大夫出仕用世艰难的原因啊！对上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对下思虑有一人未蒙受恩泽，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一样。世俗所喜爱的，如声色、宫室、珍异、车服等奉养，一概没有。他所拥有的，从头到脚，只是天下国家的忧患罢了。作为君主，如果能确实了解他这样的胸怀，凡有所言，宽容喜悦地采纳，或许还差不多；如果怀疑他夺权违己，卖直售名，将会看到他的举动都有过失，而身死无所归依。所以自古忠直为国的人少，阿谀容媚、奸诈只为自己的人多，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为自己就有福而无祸，为国家则有祸而无福的缘故。唉！君主如果能这样思考，那么凡是尽忠于我的人，万万不至于被谴责了。虽然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