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 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

译在搏击方面。这就像庸医一样，实证用补法，虚证用泻法，损害不足的方面而增加有余的方面。像这类人，虽然不能把握恰当的分寸，但终究胸中有自己的主张，不致力于随波逐流。到了近代，专门致力于逢迎拍马，揣摩上意唯恐不够精巧。偶尔有人发表一句直言，必定会招致众人聚集起来阻挠诋毁，用各种手段来倾轧陷害，一定要让他被君主恼怒，被众人厌恶，不把他定为诽谤罪，就定为妖言惑众罪，不让他被罢免退职或获罪不止。因此经过五到十年的时间，朝廷内外、职位大小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议论治国之道，这难道是国家的福分吗？

译两汉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执政者终究能够穷究事理、尽人性情。虽然他们不能凭借亲身实践和心得的余绪推广到众人，实现无为而治，但也懂得抓住根本，向百姓展示什么是喜好、什么是厌恶，所以刑罚清明而风俗美好，所施行的政令并不烦琐。今年下诏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作的人免除徭役，明年也是这样，再明年也是这样。从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往下，一直到西汉末年，没有不是这样的。人伦关系不外乎内外，对内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对外侍奉君主上级就必然顺从，结交朋友就必然诚信谦让，不冒犯上级，不制造动乱，不荒废懈怠祖先基业，不放纵邪僻、邪恶、过度。民心达到这种程度，那么监狱就会空虚，刑罚搁置不用。史书是真实记录，难道是虚言吗？从后世看来，越看越相信两汉懂得根本与枝末的区别。不劝勉激励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作，已经是不知道紧急事务，却又放纵儿子控告父亲，弟弟申诉哥哥，妻妾指责丈夫，婢仆揭发主人，雕刻花纹、刺绣编织，认为美好而给予荣耀宠信，民俗随风倒伏。年年丰收，百姓不免受冻挨饿；粮食布匹收成，价格反而更加昂贵。近年以来，百姓日益流离失所，如果不幸遇到一年歉收，让那些不孝不悌、无礼无义、背弃根本追求末节的凶恶之人处于困顿窘迫之中，我恐怕鞭打杖责不能禁止，监狱牢房不能容纳，哪里只是冒犯上级、制造动乱而已呢。有智慧的人在祸患将要发生时就加以防范，不在祸患已经发生后去补救。那些把公文簿册、定期汇报没有答复当作大务的人，不认为我迂腐，必定认为我狂妄，诬蔑我厚古薄今，喜欢制造事端，只是一个腐儒罢了。

西汉谈论治国之事，不避讳君主的过错，不隐瞒百姓的疾苦，明确说出上天的谴责，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以秦朝为警戒，以夏商周三代为法则，把道德仁义、礼乐教化作为君主德行和政事的首要任务，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修身敦本作为臣民的事业，把公文簿册、定期汇报、审理诉讼案件视为可鄙，视为俗吏。从后世看来，俗吏也找不到，鄙事也办不成。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后世的政事，距离齐国太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望见鲁国的水平。做君主的以圣明智慧自居，做臣子的以奴仆自处，言论怎么可能实行，这大概就是孔子辞去高位、居于低位的原因吧？又说：“国家无道，富有且尊贵，是可耻的。”为政的关键，大体上沿袭前代，补救停滞、弥补弊端，则有时减损有时增益。想要比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更轻，就会变成貊、越那样的蛮夷；想要比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更重，就会变成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执政的大臣不通晓经学古义，不知道后世的虐政都不出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出于汉朝、唐朝。好大喜功，夸耀奢侈，设立官职没有法度，征收民财没有节制，检点自身、管理家庭、统御下属没有制度，舍弃夏商周三代不遵循，却遵循秦朝、西汉，这是万世的罪人。汉武帝的罪过甚于秦始皇；秦始皇未曾实行的，汉武帝首创实行。后来习以为常、耳闻目睹，认为理所当然，不认为是虐政，沿袭不停，有增无减，怎么能不让百姓贫困且困苦呢？怎么能不让政事紊乱且混乱呢？官员冗杂则事务繁杂，欲望多则财物受损，政事紊乱则百姓困苦，官吏不循良则祸患迅速。《通典》一书，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十之八九，不是三代君主建立政事不智不才，不能像后世那样详细完备，凡是后世所有、三代所没有的，都是危害国家、危害百姓不可实行的政事。不能经常实行，怎么能把它当作典范呢？

论治法

法律，是君主的大权，天下的公器。法律确立，君主的权重；法律不确立，君主的权柄就丧失了。为什么说呢？国家立法说杀人者应当受某种刑罚，伤人及盗窃者应当受某种刑罚，让作恶的人畏惧法律而不敢触犯，触犯了就必定依法处置，即使有奸臣老吏，也不能随意轻重其手。根据罪行举用法律，或者失之于轻，或者失之于重，官吏就要抵罪。因此善良的人有法律可以依靠，良吏有法律可以遵守，奸恶的人有法律可以恐惧、可以威慑、可以诛杀。无论大小贵贱，只看法律而不敢越轨。不怒而威严，死而不怨恨。这不是君主的大权、天下的公器吗？法律不确立，权柄就转移到臣下，小则一个县邑，大则一个州郡，没有法律可以遵守。选拔官员官吏既不精粹，多不是公正清廉循良的人，百姓有犯罪，漫无定法，或者性情偏于宽猛，或者好恶不公的弊端，或者被请托所迷惑，或者徇私贿赂，或者被亲戚故旧的情分所牵制，或者被权势所逼迫，或者被奸吏执持恐吓、舞弄智巧、玩弄文字，或者被巧言说诱欺诈。暧昧不明之间，固然受不尽委屈压抑，公开明朗之下，也很少有不失公平的。现在既然没有法律，城邑政令不同，县邑法律不同，州郡文书不同，郡县案卷不同，六曹意见不同，三省议论不同，冤枉之情无处控诉，生杀祸福一概出于文深之吏，等到叩问九重而申明，那么枉死者已经十之八九了。百姓知道畏惧官吏而不知道畏惧法律，知道有县邑而不知道有朝廷，所以说法律不确立，权柄就转移到下吏，而君主的权柄就丧失了。

我所说的法律，不只是刑法而已，各种制度各种方法都是。所以正直的人喜欢法律确立，奸恶的人乐于没有法律。有法律则权柄在君主，没有法律则权柄在自己。权柄在君主就奉行执行，畏惧遵守。权柄在自己就轻重高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放纵恣意，惟我所

译想要做却没有人禁止，让百姓只畏惧我，在一个县邑就足以倾覆该县邑的权势，在朝廷就足以倾覆天下的权势，其根源大概在于没有法律而把权力授予他人。木匠和车工，不依靠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统治天下却不制定法律，让臣下百姓自行其是，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道理。后世的法令刑政繁多，比古代细密百倍，却对天性和人伦大体不加注意。孝顺、友爱、和睦、姻亲、信任、救济，是美好的品德；违背这些，国家就有固定的刑罚。如今浅薄的世俗风气，都触犯这六种恶行，执政者安然不知过问。对亲近的人厚待而对疏远的人薄待，那么凭什么做人呢？人丧失了本心就连虎狼都不如，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

译又说：法律可以依赖吗？没有法律，上下就没有所遵循的依据；依赖法律，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有了弊端就会产生奸邪。所以古人治理天下，没有没有法律的政令，也没有不变化的法律，一张一弛，根据时势来补救弊端，使奸邪不能产生，法律不至于产生弊端，使贤能的人创造事物，不贤的人遵守法律，这是圣人阐明道义、通达权变，法律因情理而设立，也因情理而废除，思虑深远、议论公正，人在则政举，两方面都尽善尽美。当今的弊端，法律之所以不能确立，其原因有五个：思虑不深远，见识不明了，议论不公正，信任不笃厚，任用不重视。议论法律的人追求末节而不知道根本，拘泥于古法而不考虑时势，自以为是，一个人阻止他，就闭口无言而不能辩解，这难道不是思虑不深远、见识不明了吗？一个私心念头一起，就创设一种法律，趋利避害，卖弄恩惠、谄媚权势，自相矛盾，被人搜集罪证，没有人敢说话，用爵位来堵塞诽谤，修补漏洞，好比破锅坏船，越是缝补堵塞，左边修好了右边又裂开，前面止住了后面又泄漏，越是补救越是坏，这难道不是议论不公正、曲尽私意，让人得以攻击吗？于是让上面的人疑惑失去依靠，说：“你们建议立法，为什么不坚定到这种地步？别人指责你们的瑕疵而不能辩解，自己背叛自己的说法而伏罪。我任用你们，未曾不真诚；你们辜负我，动不动就用虚伪。我该听从谁呢？你们既然不可依赖，我自有办法处理。”因此去寻求那些不合常道的言论、没有根据的话、不咨询就做的谋划，自我推销的人接踵而来，导致春天的命令秋天就更改，夏天的命令冬天就废除，这难道不是信任不笃厚、任用不重视吗？导致这样的原因，是议论法律的人的罪过，但他们仍然不醒悟，不能展示大公无私，彻底洗刷偏私的弊端，顺从众人的议论。再加上那些刀笔俗吏、小智自喜的人，沾沾自喜于笔墨删改，将会看到他们窥探间隙、伺机攻击瑕疵、喜好揭发，利口长舌的人，比从前多几倍了。唉！法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呢？

法律不能确立，其根源在于南方不能顺从北方，北方不能顺从南方。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呢？不如让南方自守南方、北方自守北方，那么法律就自然确立了。让南方顺从北方是不行的，让北方顺从南方就更不行了。南方事务繁杂，事务繁杂则法律繁杂；北方事务简单，事务简单则法律简单。用繁杂去顺从简单就不能治理，用简单去顺从繁杂则人们会厌恶痛苦。假如南北有关联的事务，各自按照较重的一方来确定。比如婚姻，男为重而女为轻，男为主而女为宾，有事就各自按照夫家的法律来论处；北方人崇尚延续亲属关系，南方人崇尚回归宗族之类就是这样。

论时事

时势的弊端难以挽救，法律的弊端容易革除。法律的弊端，是一项政令或一件事物或许会讹误败坏，所以容易革除。时势的弊端，是贵贱内外、纲纪风俗都败坏了，所以难以挽救。儒生俗士所见浅近，所坚守的固执拘泥，把救时和救法混为一谈，不能分别，又不衡量德行和力量，弊端不能革除而祸患已经降临自身。识时务的人，在于杰出的人才。时，是一时的时势；务，是时势内的一项政令或一件事物，自有大小，不可不区别。时，是纲；事，是纪。纲坏了而仅仅去修补纪，不仅没有成就，即使成就了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是贤人避世藏器等待时机的原因。

孔子说：“血气已经衰弱，要戒慎的是贪得。”凡人的血气将要衰竭时，贪得之心反而更加严重。即使贵为天子，有什么求而不得？富有四海，有什么东西不是我的？比如唐德宗在殿侧设置琼林、大盈两个仓库，只怕自己不能拥有，结果竞为朱泚等贼人白昼抢夺。鹿台的财宝，巨桥的粮食，也有这样的情况。财物分散则民众聚集，财物聚集则民众离散，难道不确实吗？

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平定陈国，赵太祖平定南唐，都是凭借兴国初年的王气，君主英明，谋臣策士众多，加上良将精卒（以下疑似有脱误）不少，兵甲不坚利，天时不适宜，然而王猛临死时谆谆告诫不要南伐。君臣之间敢说的，正是因为晋朝尚有人，上天未厌弃晋朝这两件事而已。不敢说的，哪里能计算得尽呢？苻坚的谋略，苻坚的将士，难道能逃脱王猛的鉴戒吗？大概因为苻坚不是统一天下的英主，一时的将士也不是智谋雄勇、料敌应变的人才，所依赖的只是百万乌合之众罢了。兵法所忌讳的，没有比使用大众更难的了；以汉高祖驾驭群雄，韩信说最多只能统领十万，何况苻坚呢？使用大众而不得其道，只会增加败乱罢了。吴起说：“能使五万人成为一心赴死的死士，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军队胜利不在于人多，也明白了。战胜敌人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知己知彼罢了。对方以弱昧，我以强明；对方以众叛亲离，我以风集云会；对方以不足，我以有余；对方以某人为谋臣将帅，我以某人为谋臣将帅；对方的甲士有多少，我的甲士有多少；对方所依赖的是什么，我所依赖的是什么；对方所畏惧的是什么，我所畏惧的是什么；事事物物，在帐幕中谋划、在庙堂上计算，如同国手下棋，拿着棋子不下，熟计多筹，万胜万全，然后再下子，像这样而不能胜利的，从来没有过。大体上用兵的道理，缺少一项都不行：一、人情国势，二、君王，三、將帅，四、徒卒，五、戈甲器刃

译仓库的供应，以及天时、地形这七件事，如果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很少有不能取胜的。凭借诸葛亮的才能，因为粮草运输无法接续，所以六次出兵祁山却没有成功。王翦虽然勇猛，如果没有六十万大军，也不可以讨伐楚国。兵器铠甲不坚固锋利，因此士兵就会与敌人相当；士兵不精于训练，因此将领就会与敌人相当；将领不智勇双全，因此国家就会与敌人相当；君主不能驾驭将领，因此宗庙社稷就会与敌人相当。既然如此，那么国君在运用军事上能不慎重吗？用几十年的积蓄和涵养，在一次行动中决一胜负，苻坚的失败就是明显的鉴戒：能不慎重吗？

译孔子回答门人关于为政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说要有充足的军队。军队是用来平定暴乱、防备意外、尊崇朝廷、镇守四海的。即使九年没有警报，也不能一天没有军队。军队不能一天没有法度。无事时就要养育训练，恩威并施；有事时就要指挥调度，缓急得当，多寡都符合处理事务的需要；所以能够闲暇时不至于骄纵懒惰，征伐时不至于困顿疲敝糜烂。一旦编入军籍，生死就有定数，十人一组、五人一组，层层向上，直到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官员没有冗员，士兵没有虚数，节制完美，以一当十。这是养兵用兵的大略。

曾经听说，听讼断案的人看到有罪的人应当受笞刑或杖刑，必定会发怒。憎恶邪恶的心固然不可没有，但表现为愤怒就过分了。有罪则有法度，这是惩戒报偿的心。愤怒，是好恶血气的私心。这种心一旦发怒，不仅有伤天和，既然愤怒，心就被气所动，轻重失当。以官府来说，这就叫做法度，法度不是圣人敢私有的，是天理的最公正，圣人代天治理万物，一死一生，一祸一福，只是顺理而已。诛杀四凶，杀死管叔、蔡叔，是他们自己招致的，不是我心中敢私有的。那么愤怒，不也过分了吗？

论臣道

前车之覆的缘由，不廉洁守节，增加俸禄以自厚，是一；不能犯颜直谏，沉默自保，是二；不能秉心公正，专用私门，是三；不能振立纪纲，畏首畏尾，不能同心协力，引养小人以开启告讦，是四；不审察大利大病，切切于细务，是五。大臣之道，先能正己，德行足以服天下，才能足以洞察万事，在祸乱未萌发时救乱，在祸乱未发生前致治，不动声色，怀有忠贞尽瘁的节操，然后用义理从容不迫地纠正君心的错误，培养君心的良德，将顺匡救，以道事君；必定知道不可辅佐，以义而离去，见机而作；这是为臣始终的道义。至于既不能正己，又不能培养君德的德行，事成则说，事遂则谏，事过则咎，知道不可而强为，身名俱辱，事情也无成，虽然言论有可取之处，也不足珍贵。近世居大臣之位的人，不衡量自己，不了解君主，无德行，无才学，依人而进，君主看待自己如同路人不相识，漠然如貊、越之不信任，有无不系毫末之重轻，缄默充数窃禄，事败祸至，四海称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君主用人如此，悲哀啊！

前代大臣的事业有看似平易而后人不能企及的，萧规曹随就是。在秦朝末年，法令烦苛刑罚峻厉，百姓如同鼎中之鱼，接着是高帝、项羽连年的战争，困顿疲敝糜烂，岁无定月，月无宁日，凄惨毒害之气，愁苦之声，上彻九天，下入九地，求死而不可得。一旦豺虎屏息，汉室既定，汉政所急所先，应天顺人的，只在宁静简易宽仁而已。即使有三代礼乐文明之政，也都无所施用了。譬如久患痼疾疮毒的人，一日病稍愈，痛稍定，所缺的只是安眠粥食罢了。像萧、曹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先务了，起身于刀笔吏，而智识有守竟是这样，这大概是天姿高远，不被学术风俗所夺的。后世为臣的人喜于有为而昧于用静，一旦执掌国政就追求智名勇功，因此纷纷扰扰，求治而愈乱，求利而生祸，上无定政而下无宁心，直到乱亡而后已。至于萧、曹之法，不仅适宜施行于秦亡汉兴之初，即使万世守之也可以。大凡自古败家之子弟、亡国之君臣都不是拘谨无能的愚人，而全都败坏于才俊骛驰之辈，由此可以看见了。

古今大臣得君者，其道有二。君子得君，进以道，合以义，感以忠诚，语以仁义，如皋、夔、稗、契、伊尹、周公、傅说就是。小人得君，揣知其意向，逢其欲，迎其意，导其所欲为而未能逞尽其心的，必定超过其所期望而后已，笼以权术，曲邀固结，如同哲妇妒女，巧谋钳其悟先，誓哀键于宠初，像战国之苏秦、张仪，秦之李斯、赵高，汉之弘恭石显，唐之卢杞，宋之王安石就是。然而历观往古，君子得君者寡，小人得君者众；君子得君也难，小人得君也易。大概君子言不用道不合则纳履而去，小人不耻自售，枉曲求合，一旦踏入君门，如同油之投面，胶之投漆，牢固不可解，密不可间，始于趋利固权，终于丧身败国而后止。唉！朝廷之有小人，如同阳之有阴，昼之有夜，倚伏相对，何时无之？窥伺人君一念之萌发，巧投其所欲，如同鼠之俟夜，应时而发。为人君的，好恶取人之际，可不慎重吗？然而为小人之所祸败的，载在史册，历历可见，后来者又重蹈覆辙，终莫之悟的，为什么呢？唉！君者如龙，命律者吕，则各

译这是因为它属于同一类事物。

译探究事理、处理政务而不能达到精微的境界，接受任命担任官职却超越职权干涉其他部门，不仅会造成纷乱庞杂、秩序紊乱，而且将看到心思越劳累，事情反而越不能成功。所以唐尧、虞舜时代的圣君贤相互相告诫的歌谣说：“君主如果琐碎繁杂，大臣就会懈怠懒惰，万事就会荒废！”庄子也说：“厨师即使不做饭，主祭的人也不会越过祭器去代替他做饭。”前人也有用治理家庭来比喻治理国家的，鸡负责报晓，狗负责守门，男仆负责耕种，婢女负责做饭，主人在上面提纲挈领，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天子选择一位宰相，宰相选择内外百官，所以王臣属公，公臣属大夫，大夫臣属士，士臣属皂，皂臣属舆，舆臣属隶，隶臣属僚，僚臣属仆，仆臣属台，以尊贵统辖卑下，以卑下承奉上级，各自有固定的职责。卑下的官员专职负责，尊贵的官员总揽全局。专职的人所掌管的事务不杂乱，所以办事效劳；尊贵的官员统领他们的勤惰，考察他们的众多事务，所以不亲自做细微的劳役。宰相看似安逸实际上却烦劳，因为他所管辖的人众多；卑下的官员看似劳苦实际上却省力，因为他所掌管的只是一件事。政务就像木匠，大厦的各种材料，成功的制度，都应当照料，而又让代替用斧头的人用斧头，代替用斧柄的人用斧柄，代替用锯子的人用锯子，代替用绳墨的人用绳墨，那么一座宫殿的规模，众多职事的人谁工谁拙、谁先谁后，谁顺从谁听从呢？都省就是木匠；六部就是众多工匠中各有一技之长的人；百司庶府郡县就是众多工匠中执行劳役的人。奸臣阿哈玛特违背正道追求虚名，谄媚上级迷惑众人，以至于接受司县职分所掌管的诉讼状纸，亲自处理米盐之类的细微事务，今天清点粮仓，明天清点库房，外表显示公正勤勉，内心蓄养奸邪贪婪，丧失了大臣的体统，辱没了朝廷的尊严。清点仓库导致仓库空竭而私室充盈；亲自处理细微事务和受理诉讼状纸只是徒增烦扰，百姓的疾苦更加严重。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百件中做不了一件，只是让决断政事的人难以自己辨明，不敢向皇上告劳，上面用风化下面，于是导致六部、台院、诸司、百局虚文百倍，欺上瞒下，利己虐人，罗织罪名督责，奸吏借此败坏法纪，群小横行恣意以树立威势。朝政更新以来，这种弊端依然存在，即使是舆台皂隶应当做的事，部里的符令下到州郡，州郡下到司县，必定说委派正官一人亲自监视。正官有限，公务无穷，小县有三员，大县有四员，州府也是这样，然而不三四件事就没有人可以委派了。疲倦劳累躲避事务的人庆幸有所委派，府州司县的官署因此空无一人，以至于文书堆积，监狱填满，百姓的诉讼冤屈滞留，百务纷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胥吏抱着案卷没有人判署，又害怕提刑司照刷稽迟，不免颠倒月份日期，虚押催检，以逃避杖责，那么这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欺骗更加精巧，奸伪更加盛行，考核文书则没有瑕疵可指，责求成效则废弛停滞不前，俗吏督责欺上之弊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六案互相戏弄说：“火速，火速。这次火速，不比前次火速。”近年吏风又在文书背面批写说：“紧紧不入递。”今天天下太平，内外没有忧虑，何必这样辛苦。郡官例阶三品，掌管数十万户，朝廷稍微不信任，每件事又委派断事官、宣使、奏差，前后相望，驿马尘土相连，使得治理郡县的人送迎侍奉尚且来不及，又哪有空暇过问政事呢？加上所委派的官吏都贪污荒淫，下马就震怒喝骂，索取供词时辱骂，凭借朝廷的威势作为自己酒色声伎贿赂的资本。按照《大典》原本此处有缺漏，谨仍其旧。

论按察失职

不推荐善人，不弹劾恶人，不激励风俗，不通过外部了解内部。书史、书吏、奏差选择不精，想要精干就必须有程式。查看原本钓卷。照刷不是好方法，回避权势而威吓微贱，省部弊政委曲随从，像体覆之类一切细碎烦文，一两年轮换官吏。府州司县反而被省部沮抑的人不肯申明。诸衙门司吏必须经过程式考试。诸官吏有善有恶，不能人人周知。不考察民情的利弊，军力不均，民差发不均。水旱灾害。既然上报雨泽水旱每月申报，随即应当检路。不考察狱讼的稽迟。刑名每月申报，漫为虚文，不加诘问。提举学校教育，有名无实。按照《大典》内此句下注“疑有阙文四字”。今无从考订，谨仍其旧。

仁义礼乐，是治理的根本；法令刑罚，是辅助治理的。人如果不仁不义，不遵循理，不平和，作恶还觉得不够，鞭挞刀锯，究竟有什么用呢？抵冒顽嚣，不可救药。风俗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善人再次起来治理，不经过百年三世之久，不能战胜残暴去除杀戮。宋朝南渡后，刑罚苛刻，吏人犯法，往往刺面，多么不仁不智啊。人的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不能没有过错，如果谆谆教导，培养廉耻，开辟自新的道路，也差不多能改悟而耻于作恶。人面一旦刺字，即使想自新，人们终究不会敬信；照镜子一看，不如早点死更好。既然不能死，那就无所不为了。为什么不思考古人先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养士人，那么乡举里选，胥史必定推择而得到，又有官爵来尊荣他们，廪禄来温饱他们，虽然在用人上如此精密，尚有幽明之不齐，三

译任职时间长久，经历一次贬黜和一次升迁，因此官员能得其人，百姓能蒙受恩泽。这种制度一旦废弃，选拔人才只看言辞，不考察其平素品行，只要让百姓处于上位，凭借口舌就能获得官职，于是放纵自己、肆意妄为，哪里还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哪里还有教化百姓的道理？苛刻严酷，贪婪污秽，收受贿赂，奔走于权贵之门，巧言辩白、奸诈欺骗，耸肩谄媚、强颜欢笑，结成朋党，一人唱和、百人附和。在这个时候，府、州、司、县上下风气如一，却想用一两个似是而非的人担任监察纠劾的官职；用正道攻击邪道尚且不能取胜，用邪道攻击邪道连众多邪道中的一笑都填不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论除三冗

文书冗杂则官吏冗杂，官吏冗杂则事务冗杂。不削减冗杂的文书就不能减少冗杂的官吏，不减少冗杂的官吏就不能消除冗杂的事务。要想除去这三项冗杂，大臣之中必须得到通晓时务、精通儒学、明断而不烦琐、有作为的人才，作为纲领，确定规模，精选六部左右司的官吏。事务有条不紊，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各有主管，遵法奉行，没有杂乱琐碎，没有推诿拖延；懈怠违犯，必定惩罚而不宽贷。文书有典籍，有案卷，从头到尾清晰可见，询问没有不知道的，接收与授予相互承接，执行没有阻滞。人才精良，政令要点得以施行，文案明晰，这三项冗杂不能除去，是没有的事。人才不精良则政令要点不能施行，政令要点不能施行则文案日益烦杂，纷乱如沸腾的羹汤，一天比一天严重，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我私下认为为政的方法，纲领和细节，本来不是单一方面的，不敢妄加议论。至于不拖延，没有违犯错误，也不是难事。我朝官制，在内设立省部台院，在外设立府州司县，高低虽然不同，元气应当统一。就像人的身体，心、思、耳、目、手、脚无不相应，才是安康的完整的人；稍有凝滞，就会生病疼痛妨害事情。省部台院，是人的心与思；府州司县，是手、脚和十指。一根手指不能屈伸，就不是完整的人。心与思如果不神明，不主宰，四肢百骸谁跟随谁听命呢？现在府司的案例应当申报到部，有十年不裁决的；有申报数十次而没有明确批复的；有屡次申报只得到一句话，说不见原来的行文卷宗，或者说仰请申报复核若干部分，或者说如何才申报复核，或者说仰请仔细查勘再行申报，或者说不见以前申报的事理；或者已经申报完备、屡次申报而取招问罪不停；或者体察复核已经完成而再行体察复核；或者倒递日期三四十天才到达路级机构；或者今天到达路级机构明天就要到达大都。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依照惯例的事情，尚且如此；稍有疑难，不要指望得到一句话。这是往来申报文案的弊端。至于监狱填满不蒙处决，司县人员无人主事得不到填补，钱粮不能核准免除，军民户籍交错参杂不能开收，田亩不能推征赋税，州县官员或者贪污滥劣，或者疲软不胜任，或者老病不能处理事务，不加退职罢免，像这样拖延违犯错误，罪责应当归谁？恳请巡按官每次照刷，有这些违犯错误，开列款项申报台院呈报省部，问罪惩罚施行。

政事

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扣留滞留，应当大举进军长江边问罪，索要使者勒令讲和。大理叛乱，用左手诸兵讨平安抚安定。我朝经制没有确定，下面没有法度遵守。比如律义律令就是这样。君王的命令一旦发出，不应当反悔；估计不能实行，不应当轻易发出。名位和器物应当吝惜，不可以轻易授予人。宣命虎符现在大大泛滥，应当依法收集。居重驭轻，是圣王的长远谋略，应当增选精兵宿卫巩固根本。开凿御河，建立漕运，充实京师仓廪，罢免远仓以舒缓民力。南边边境的军队应当致力于屯田，农闲时乘隙向南征伐，三个季节致力于农业以富实兵力。军户贫富不均，应当按物力分数纳钱入官，招募健壮士卒以济实用，以舒缓疲乏。没有省部密院元帅府统军司应付饮食草料的文书，不得向农家索取，农家也不得应付。不制造不急用的工匠及一切杂户，查勘现有数目，与民一体当差。谷贱货贵，应当重农抑末，百货应当以工本价的一半为准。设立御史台兼按察司纠察贪污滥劣，廉洁举荐公正能干的人，以劝善惩恶，以消除告发揭发。

仓场库务官令各处上三户出资得爵，增加筹谋进升官秩，不让利益归于转运司。上自省部官员，下至州县仓库，同为臣子，俸禄不可以不均。救弊如治病，去除太过严重的，是最先要务。汉高祖进入关中，约法三章，知道百姓最痛苦的，是秦朝的苛虐罢了。后世浅陋的儒生不识时务，只举陈言不切实际的事情，扰乱人的耳目。在无事之世谈论治理，那么言论简略而容易恰当；在多事之际谈论治理，那么议论繁杂而难以工巧。僧道伎乐不可以滥赏，现在的世道动不动被商人贪婪欺诈所欺骗。天子明照四海，总天下户口只抵得上金朝河南二十一余县，一任举守令足以处理其事。府州名实不相符，冗官可以减，百工诸府可以罢。百工所贵重的技艺超过买价，百工的力量虚耗于所掌管的官吏。伎乐头目尤其可以罢。不可以聚敛贡献为忠勤。

爵禄，是君主的权衡，用来等待贤者能者，使他们趋事赴功而乐于为我所用。所以古代明智的君主设立各种科目，不仅使人难得而贵慕之，也使不才无能之人各安其分，而杜绝非分之想。今天的弊病，失于取人无法，轻易赐予，所以得到的人不以为恩，而失去的人足以兴怨。一个人，开始以勤约武勇而成事，最终因侈靡安逸而败功，何况继承守成的人呢？自古得天下，没有不以祖考英武勤约而得，没有不由子孙宴安逸乐怠惰而衰，所以兵不可不蓄养精练，本不可不大，末不可不缩小，为子孙者不可忘记祖考得天下的原因。必欲息天下之

译欺骗，洞察万事细微，驾驭众官，使臣下廉洁公正、畏惧犯罪，如同侍奉神明一般，不如让皇太子以下，直至各藩王的子孙，都致力于学习，懂得治理政事，了解民间疾苦，通晓官吏实情。那些俗儒所著、门类不切时务、陈词滥调、对治国毫无补益的书籍，不足以扰乱视听。注重根本而轻视枝节，重视内部而轻忽外部，不如将恩惠和权力分授给各藩王的子孙。各位宗室子弟跟随皇太子求学，久而久之便会敬爱畏服；一旦发布命令，就没有不畏惧顺从的。各位主管官员虽然没有大功，也没有大过，论其权力没有鞭打人的威严，论其贪污没有百金以上的贿赂，即使有，也不及贪官污吏的百分之一。当今没有能承担重任的豪杰英伟之才，不如用廉洁的准则来培养他们，用赤诚之心来推待他们，任用他们的亲信旧友，仍胜过那些品行不端、只凭口舌之利的小人。任用一个小人，不仅会开启他人的觊觎之心，招来谗言侮辱之口，迷惑清明的视听，而且会使朝廷之外的人轻视嘲笑朝廷，讥讽用人不当。

译做事如果不建立法度，事情最终就不能成功。治理汉人必须用汉人的法度，治理北方人必须用北方人的法度，选择那些可以任用的地方，两种法度兼用也是可以的，从来没有不依靠法度就能建立功业的。官制的设立，后世只有繁杂而没有精简。为什么呢？因为倚仗权势、贪图利益，这是天下人的共同心理。如果可以获取官职，哪里还知道所谓损害国家、制造事端、祸及自身的道理呢？国家掌管名位和爵禄，根据事务的繁简、人的贤愚来授予官职。现在却让那些贪图利益、窃取权位的小人自我推销、自我买卖，说“我可以担任某官，我愿意担任某职”，不仅不考察他们的实际能力，不惩罚他们的狂妄，反而信任任用他们。一个人得到了官职，成千上万的人就谋划争取，上万人踮起脚来期盼，那么官制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呢？又怎么能精简呢？

古代圣王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听闻，不偏听偏信，不盲目相信，不轻易怀疑，让正直诚实的人采集民谣，听取公论，国人说贤能然后才任用，国人说犯罪然后才诛杀。现在却不是这样，没有根据的言论、未经咨询的谋划都能陈述出来。探究他们的本意，原本不是为了国家铲除奸邪，一旦采纳了他们的言论，便想占据官位享受俸禄，因此纷纷扰扰，有的被当作儿戏采纳，有的被指责为罪过，非常没有意义。

大的府州，人口物资繁多，足以施行政令，也足以享受崇高的尊贵。与其让地位低下的仆役掌管一地的政令，处于享受俸禄名爵的尊荣地位，何不让他们服从所属，分派诸王的子孙弟侄中慈仁爱物的人来主持呢？一则熟悉为政的要领，二则蒙受国家推恩的福泽，三则最终有命令容易驱使而没有邪念，四则亲自面对所有的士人和百姓，那些沾湿身体、涂满双脚的辛劳，严寒酷暑、风雨交加的痛苦，各自知道爱护，长久以来自然富贵。那些追逐利益、希求宠幸的小人，稍微看到上级心意明察善恶，就趁机竞相进身，不过是讥讽攻击、散布诽谤旧日的微小过错，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关系。今后指出真实的事情，言论不虚假谬误，该赏的就赏，该罚的就罚，那么言论就没有不真实的，刑罚就不会滥加于人。

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不可以没有军事防备。近年以来，京师护卫的士兵只知道服役，不知道战阵击刺的法度。边疆的士兵富裕的，被长官收钱后放散回家；贫穷的，为长官服劳役从事土木工作，也不习战；一旦有警报，都不能使用。过去萧县、宿州的失败，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当时派遣官员点集训练精锐，主管的人不合适就更换。

北方强劲，所依靠的是马匹的力量。近年马匹极度衰耗，比起十五年前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国家应当公平收购，设置官员选择地方来蓄养繁殖，希望恢复滋生繁殖，以备一朝急用。

西南的祸患，不可以不防备。为什么呢？因为恩宠荣耀太重，势力均等力量相当，不听从命令。强悍的人应当安置在内地，逐渐用其他职务替换，使他们不知不觉。软弱的人应当逐渐振兴他们的权力，不要导致滋养姑息，以消除东南的隐患。这是消除祸患于未萌的良好计谋。

仓库的储蓄，不可以不广泛。趁着丰收的年成，在包银中应当估量比例收取三分之一的粮食，根据远近储存积累，不要导致腐烂，以备有用之时。

官职事务在前，必须不得已而言说的，应当裁减浮夸的言辞和冗长的话语，不仅涵养正气，也减少口舌过失。心像静止的水，映照事物就清晰，发言符合节度，言辞简少就能使众人信服。由我决定的应当努力实行，修养自身。不由我决定的任其自然。外部事务。人人都想行善积福，没有权位也就不能做到。胡子尔你现在总治百城，凡是危害众人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除去。国家既然没有定制，应当见到一件事就施行一种法度，不要厌烦繁杂。

提刑的职掌：一是官吏，二是风俗，三是狱讼，四是农桑，五是学校，六是文案，七是人才。

庸俗的儒生议论事情，不探究本源，不寻求实情，使用计谋和权术，矫枉过正、补救弊端，百姓犯罪就用严酷的刑罚，百姓违抗法令就用急迫的法律，百姓浇薄就用罗网陷阱防备，却不知道法令越严密，奸恶越滋生，上面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只有圣人能以端正名分为首要任务，担心弊端必然导致百姓无处安身立命。典故不可以不知道。典故没有比礼乐刑政更优先的，然而孔子却说：“人如果不仁，礼有什么用？人如果不仁，乐有什么用？”仁，那么这颗心就循序而和谐，所以礼乐得以发挥作用；不仁，那么玉帛再多，钟鼓再响，也只是形式上的器具罢了。形式上的器具存在而实质丧失，怎么能得到万国的欢心，祖先降临，凤凰来仪，神人和谐，百福并至呢？人追求利益，就像猛禽追求食物。猛禽追求食物，只看食物，不知道力量的强弱；人追求利益，只看利益，不知道道义是否应当。探究其本源，则出于人的引导诱惑如何罢了。那么作为上位者，一次喜怒，一次刑赏，一次好恶，能不慎重吗？所以说：“向百姓显示好恶，百姓就知道禁忌。”

铨调

铨的含义，是衡量，是度量，是次序，是法度。调的含义，是根据每个人的功过依法准律宣告，用来表示调动，提拔，贬降。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那么铨调的法度就思考过半了。后世用人，害怕贤与不肖混淆，就有移问；担心官员旷职弃责，日月诈冒，就有解由；又恐怕出身入仕的欺罔奸伪，就有对凭；又恐怕老疾不胜任，假人替代，通过体貌应对来详查其真伪

译辨别优劣；又考察其才能适宜担任什么职务，适宜担任什么官职，就有引证检验。这四个方面既已查明实情，然后衡量评定如同天平般公平，从而决定升迁降黜：对于无功无过的平庸之才，凭借年资积累等待其升迁；对于杰出非凡的人才，破格提拔；对于有罪的人，予以左迁远贬。不仅仅限于将南方的人调往北方，将东方的人调往西方，治理州郡的人再次调任其他州郡，治理县邑的人再次调任其他县邑。像这样，那么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众职没有空缺，这就是选拔调任的职责。现在主持选拔调任的人能做到这样吗？能做到就应当谨慎遵守而不违背，不能做到就应当竭尽其道。外部依据调任的日期，虽然说是旧例，以现在来看，似乎太快了。应当增加县尹一任为五十个月，州尹六十月，散府七十个月，总府八十个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节省送旧迎新的人力物力耗费；二是节省选拔调任的虚文，求取官职的人路途往返，到达吏部迟滞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三是新官旧吏时间久了不敢欺瞒掩饰，政事有成诉讼理清，百姓蒙受恩惠；四是职官知道任职时间长久，不敢苟且保全俸禄，而能振奋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译铨选条例

一，谋求官职的人到达吏部，等到获得新的任命，近的三个月，远的半年，中间胥吏玩弄法律，调弄言辞、驳回文书，严重的甚至滞留经年，有的甚至长达两年。京城柴贵如桂、米贵如玉，加上往返二三千里，路途的困顿破败，往往导致卖马典当衣服。一次考核的俸禄，耗费无几，这不仅挫伤求仕者的心，使壮年精力虚度日月，国家用人求治也不便利。这种弊端不可不革除，应当命令到达吏部随即发放任命，不符合资格的就明确告知，晓谕还家，永不受理。再有妄投诉状告发不实的人，以诬告抵罪。这样则侥幸觊觎的人不会妄进，品行端正任事的人都会乐于被任用。

一，现在的调选，立法似乎严格，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法则。因此胥吏趁机作奸犯科，侥幸没有资历的人有时得以升迁注授，遵循资历等级以廉耻自律的人却因不合时宜而不得进用。至于引验有名无实，中间有残疾重病、衰老昏聩的人，百问而百不知，这样的人，主管部门也不诘问。选人不精，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可不革除。

一，徇名而不责实，拘泥法律而不求情理，有在流内任职二三十年，选法未建立以前，本路及宣抚宣慰得以任命官职，而最后偶然居流外职的人，现在选法一律以没有先例为由不迁注。又有素无勋业，中统三年偶然挂名仕版的人，不追究贤与不肖，便行迁注。流内流外的废立，是国家的制度，其名虽殊，但其居官任事，承担利害，经历勤苦则是一样的。法律的废革，在于国家，这些人怎么可以废弃呢？都是人臣，因革除流外的名目而一并废弃其人，难道合乎情理吗？

一，用人与取人相辅而行，不可偏废。前代通过多条途径取人，内外仍有空缺的职位，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三年，比较士人多寡而取舍。现在取人的方法未建立，而用人的方法太拘泥，在职任者日老月病，年衰岁死，有空的职位，没有可用的人，这犹如堵塞源头而希望水流长，没有这样的道理。我认为取人的方法不可不建立，未建立之间选法宜稍放宽。凡曾经经过本路及宣抚宣慰委任历职的人，应当取其籍姓名列入名册，以备空缺职位。

一，实行守试之法，是古人用来补救滞碍、弥补弊端的方法。员多阙少则守，阙多员少或行或兼，因此人无废才而官无旷职。假如县尹空缺职位多，而以县丞权行，给丞俸权尹之任；丞缺则主簿权行，簿缺则尉权行。若州若府，依照此例，国家不费财，下不滞贤，职无废事，官无滥受，一举措而四得之，何苦不为？而现在长期空缺其员，虚滞其人而注守官，多么像胶柱鼓瑟那样固执不知变通！

一，循资格而无黜陟，东移到西，南徙到北，功过无别，贤不肖混淆，如果是这样，让一个胥吏主管也可以办理，那么尚书、侍郎、诸郎官为何而设呢？有铨调而无黜陟，英伟之材老死下僚，庸庸之徒不失其资历。现在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都不识字的人，一县的政事想要不出于胥吏之手，也难了。宪台既已建立，应当命令监察官分路纠察守令功过，吏部可以凭此黜陟，庶几杜绝白吃饭占着职位的侥幸。

一，牧养小民，培植根本，是县令的职责。现在县令率皆庸流，又贵贱相遇的礼节没有定制，州尹、府尹、本路总管可以凭喜怒辱骂捶打之，所以有志有为之士都轻视它而不愿得到。前代省掾外除，复注县令،现在都耻于为之，良以此也。这种弊端不可不革除，应当有定礼。

士人进身，与古代殊异。三代兴学养士，乡举里选، 未闻鬻技售能以求仕也。士人不求仕，则其自持也重，不苟且就任，不诡随，不以富贵易其操守。有国有天下者惟恐贤才不接近我，国无仁贤则国如空虚，我和谁一起守呢？所以有去见君主的，有以币聘的。论其位则君尊，语其德借其才则士重。自从射策决科之法实行，士人求食于上而自轻，在上位者不以得士失士为重轻，持贵人富人的权而奔走群才，说“我不依赖你，你必依赖我”。上位者轻士日益骄横，士人媚上日益卑下，日益屈从谄媚，惟恐不善逢迎，以致龃龉而不能入。为士的人说：“如果能富我贵我，惟君欲之随。”弯曲寻而不直尺，有什么伤害呢！因此治少乱多，身名俱辱。今天做吏部的人也很难了，德行、才能、勋劳、岁月四者都不坚守，何以为吏部呢？前人有言，铨调之法只以日月而移徙之，一个胥吏足以办理。现在一并废弃这些，虽有皋陶九德知人之明，将何用之？以似有实无、不自信、不自保的薄法，而进退迁除巧宦曲结、恃宠恃势、贪欲无厌的小人，惟敛怨聚谤、辨短论长、比较是非之暇

译又怎么能替国家选拔人才呢？

译官吏拖延推诿的弊端

拖延推诿危害百姓，比违背法令、错失判案更为严重。如果诉讼案件送到官府，立即决断，即使在案卷文书中想要掩饰过错、粉饰是非，错失之处自然显现，百姓含冤，随即会有其他途径申诉。县司判案有误，州府辨明改正；州府判案有误，按察司辨明改正。百姓没有因拖延滞留而遭受冤枉的冤屈，官吏应当承担违背法令、错失判案的罪责。近年奸邪贪婪的官吏害怕承担罪责，事事不予决断，至于双方是非曲直显然明白的，故意拖延，轻则数月，重则一年两年，以至于主官任期结束，本司吏员更换数人，仍不决断。原告、被告两家共同贿赂，仍不决断，岁月既久，随衙门奔波困苦，破家坏产，荒废农务和年度生计，不得不私下和解。私下和解之心，本非自愿，都是出于奸吏勒索、故意拖延的计谋。两家贿赂，钱多者胜，把屈打成直，把直打成屈，偏颇不公达到极点。条令虽然规定了大、中、小三类案件的期限次序，最终却没有明确的罪责。拟定依照违背期限的条令，初犯职官罚俸一月，再犯罚俸两月，三犯判处罢职。吏员初犯判处杖刑，再犯判处罢职。因拖延而勒索私下和解的，尤其不可准许，罪责比拖延加重一等。恳请上报台省，如果蒙恩允许，乞赐遍示天下，将此情弊和断例，省谕府州司县，用大字真书书写在各衙门厅壁，以示惩戒告诫。

又论拖延推诿和违背错失的弊端

违背错失的奸弊容易看见，拖延推诿的奸弊难以查明。格例虽然设立了小事、中事、大事的期限，府州司县上至按察司都不执行。即使有依照格例想要执行的，大多不通晓吏事。奸吏倒提月日，贴补虚假检核，行文调发，文饰捏合，弥缝完备，应付支吾，肆意欺瞒，苦虐军民。百姓所争，不过土地、房屋、婚姻、良贱、钱债罢了，这几项都不是难以询问、难以决断、可疑的大事。有争田一二亩而拖延不决，受赂枉法，巧言佞说，直至三月务革，十月务开（农忙时节），又复如前，动辄经过一年两年不决。按察司对于司县，查卷求奸，不是太疏漏了吗？所争之物不值几贯钱，随衙门经年累岁，一家起讼，连累几家，妨碍荒废生计农功，破家坏产，冤抑百端。然而拖延之祸害百姓，岂是细过？有司安然不问，即使遇到审讯明白的，不过杖责县吏一二十下，不足以让奸顽之徒一笑。虽然设立按察司，与没有设立有什么区别？况且动辄经过两年，不进行照刷（核查），虎狼蛇虺，有什么可畏惧的？朝廷仁爱，询问百姓疾苦，让百姓陈述官吏奸弊，每人每月每年须上陈若干款项以及决断完毕的情由，牒文上报司台呈省。

又论只责吏不责官的弊端

听讼决事的拖延推诿、违背错失，作为总府、宪司的长官仅能粗略责罚吏员，不询问判署之官，不仅责罚偏重，不能使人信服，将见司县政事日益松弛紊乱。为什么呢？拖延推诿、违背错失的罪责不专在吏员，吏员请求倒提日月枉法决事，判署之官听从，那么罪责应当均分。所以前人立政，责罚判署官吏。现在只罪吏而不罪官，正中奸吏、滥官的下怀，即使每天杖责吏员一百下，政事也不能举行。为什么呢？不耻于辱骂，不苦于杖楚，只要得到贿赂，甘心受鞭扑的，是县吏的素习；颇惜廉隅、避责罚的，是司县之官。现在舍弃司县之官而责罚吏员，即使将违背错失改正，察司总府既不亲民，怎能事事诘问？今后拖延推诿、违背错失，罪责专在吏员的责罚吏员，在判署之官的责罚判署之官，罪责均分的均责之。吏员则受杖，官员则罚俸降等，追官解除现任职务，庶几令行而禁止。

又论司吏迁转的弊端

人之所以为恶，害人以利己，有的是天赋贪婪，有的是生计门户所逼。二者交攻，饥寒切身，却能安然安贫，不务苟得，两千年中只有颜回能做到。以颜回的品行来要求庸人，是多么不宽恕啊。现在的县吏，日俸二百，一身尚不能养活，何况父母妻子奴婢呢？所依赖的不离乡井，特别凭借田园产业，因身在官门，减薄本户差发，才能勉强打发日子。现在命令两年一转，挈家移徙他邑，赁房买粮，创置一切什物器用、柴薪草料，沿路车脚搬载脚钱，一弃一取，所费不轻。谚语所谓“无折匙”（意为没有固定的家当，像没有折匙一样漂泊），正是因此。穷迫如此，想要不取于人，怎么可能呢？又兼两年光景，三转案则年限已满，导致案牍紊乱亡失，前后承继不能通晓，不相接续，虽有明敏刚断的官长，没有吏员也不行，中间情弊百端。况且如争田竞土一切词讼公务，奸吏暗中计算转迁之限，二三务革（农忙时节），则拖延之罪不在己，一切违背错失不在己，接卷承行的日月浅近，罪归前吏，那么罪责也不在己了。为官长想要穷诘前吏，则已迁别县；询问目前承行的司吏，则日月不该（时间不对应）。迁转吏员的弊端以至于此，执政者尚以为良法，是多么不思量啊！不务选择人才，专恃迁转，希望不为恶；不思本欲止恶，反而为

译助长恶行。如果官员本身贤良，即使终身不升迁，也不会危害政事和百姓；如果官员本身贪污、愚钝、无耻，一天之内升迁九次，所到之处都会作恶。这就像松柏的刚直、藤萝的弯曲，本性一定，即使把它移到万里之外，难道能改变它的本性吗？旧例规定，省掾、部掾任职满一百二十个月才允许出职，这是因为他们主管文书档案，不能不在任上待得长久，频繁变动就不能全面了解情况。亲近百姓的官吏全面了解一县的政务、民情以及前后的文书档案，像这样快速转任升迁，实在是不便，反而导致奸诈狡猾的人借此作恶，损害政事、危害百姓。由此看来，转任升迁不如选拔人才。选拔人才主要看门第清白、家产丰厚、不贪污、行为谨慎的人，任职时间长久，最终确定其出身资格。

译又，百姓诉讼，奸吏借此作弊。

规定四条，涉及投下（贵族领地），约定会审而不到者，由当地官员判决。奸吏反而借会审之名虚调公文，多年不决。各种交易买卖契约，本应有公据、问账、正契，然后到官府纳税，契约正本和契尾加盖官印，才算完备，中间仍有欺诈伪冒。近来见州县断案，凭契约定是非，所立契约无公据，无问账，即使有正契，也无房亲邻佑作证，田亩则无条段尺寸，经税则无契本，契尾印押多用木印，篆文难辨，明显是欺诈伪冒，州县官吏却作为凭据，实在冤枉。各种诉讼契约原本没有邻佑，奸吏想行欺骗，教唆诉讼人虚指邻佑干证，引作见证人，捏造虚词，强行指证，润饰案卷，以为是非分明，即使让明敏公正者审查，也认为判决得当，无可指责。

论迁转太速

古人用人，评定后才授官，任职后才封爵，职位确定后才定俸禄，既不轻率晋升，也不轻率降退。才能胜任某职的人有时终身不调动，子孙能继承家业的袭爵不断，所以子孙以官职为姓氏，叫仓氏、库氏、司马氏、太史氏、羲氏、氏。那些才能堪当大任的人，从田间、筑墙、渔盐、市井、屠宰、垂钓中选拔为辅弼。所以小才即使多年，也不离开小官；大才即使不久，也不妨碍成为辅佐。自从铨选调迁之法实行以来，只以日月为功劳，不考核贤能，平庸碌碌、随波逐流的人反而得到升迁，廉洁谨慎、不结交权贵的人沉滞降职。连区区日月都不能遵守，专以铨选调迁为巧宦侥幸的阶梯，贪婪竞争奔走，既不守道，又不守官。今天得七品，明天望六品、五品；今天除五品，便望升三品、二品名器有限，贪欲无厌，急躁进取容易得到，所以使人位极人臣而不以为恩。官至三品的接连不断，七品、八品的十余年不得替代。天下州县空缺，掌管吏部的人不是不铨选调迁，白衣不能迁得品官。在官的升迁太快，不到十年而至三品二品。牧民急缺，无人可注。贵官堆积，中外百人争填一缺。铨选调迁太快，弊端至此，可不更改其法？

论体覆之弊

功必赏，罪必罚，责任专一，那么下属以忠信事上，事实而不虚文。如今庶政，赏不必，罚不信，责任不专一，下属以巧伪报上，事迟惰而虚文者几乎不是一端。最不实的，是体覆。或出入钱谷，或军民告贫乏，或出入户�，或地亩争差，或官吏荐举才能， or 水旱灾伤，或和雇和买， or 一切造作，或给散义粮，例行体覆。起迹于州县，申解于州府，府下别管州县体覆；体覆相同，复申解至州府，州府牒呈按察司，按察司因本府官未曾体覆，覆牒总府总府行移同僚曰请体覆某事同僚官体覆相同，移关总府总府再牒呈察司体覆察司移牒本司同僚官一员体；同僚官体覆相同，移牒本按察司，回牒总府曰体覆相，总府才方申部，部呈省省复下部准拟施行。少有疑难，则反复降六次而至于县，再六转申而至于省又降三次而才至于府。每事略无凝滞凡十六往返而始得结绝一有疑难疏驳则倍之。噫若之何文不繁而吏不冗哉吏冗文繁费时乱日事久不决置而无论。敢问省廷果取信者司？果责任者何人？果可疑者司何人？自察司以至县司每事无不雷同安用其为体覆哉是无不可信之有司也无不可委任之人也。举皆可信可任然则必须往返曲折果孰疑而孰责之哉推原此法是盖出于执政者外示公慎详密不敢苟且一旦事或不完上位见责明其罪之不在己也究其罪则有所归若归其罪则自上而下皆能脱免互相推递必至于至贱至微之人而后已何以言之事关兵农则罪在于田夫野父事关钱帛则罪在于市井商贾行铺户牙。天下庶事有司不任其责而罪归于细民此奸邪胥吏之末技省部遵而行之宁有愧于心乎？

然则体覆之无用更请以实事明之且如官买诸物已赴大都送纳了支用尽绝体覆之文尚未至半体覆之人不见元物之形状高下好漫为应答曰体覆相同非虚文而何举此一事类皆如此虽欲不同不可得矣自县司而至察司皆为虚文为政者不信仁贤而信虚文于国何益矣难者若曰如此关防尚有欺蔽更不关防奸伪日甚。是盖不知为政之要在信赏在必罚在责任

译专断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不精，又不能以诚待人，因此自然会有这种弊病；如果不这样，那么法令越严密，奸邪就越巧妙。据此参详，体覆这种虚文就应当革除。对于虚妄不实、奸伪欺瞒的人，追究发起此事者的罪责；对于亲自处理事务且廉洁能干、不欺瞒的官吏，加以褒奖；对于作奸犯科、制造弊病的人，予以治罪；对于职责在于纠察却失于举发觉察的人，予以治罪。这样，虚文就可以削减，冗官就可以减少，舞文弄法的弊病日渐消除，下级以真情实意和忠信侍奉上级，事务办理完毕而没有凝滞，政治清明，百官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大凡弊政，依此类推，都应当如此。所以暂且举出体覆这一端，以阐明各项政务都不应像这样漫不经心地应付虚答。恳请斟酌是否可行并加以裁决。

译论沙汰

“沙汰”这两个字，外表看似刻薄，内里实则有益。吃饭不嫌精细，是为了去除糠秕；镜子不嫌多磨，是为了去除尘垢；金子不嫌多炼，是为了去除杂质。当今政治的弊病在于疏漏宽泛、混淆不清，缺乏规范性的拣选；又在于繁冗紊乱，缺乏整齐的裁减。什么叫繁冗？就是繁多的文书、繁多的政令、多余的官员、多余的吏员。比如造车，一个车毂配九个轮辐、十八根辐条，减少则缺损，增加则多余。缺损与多余都不可行，任用人才怎能与此不同呢？又如牧羊，一千只羊由一个牧人放牧则太少，十只羊由九个牧人放牧则太多，不多不少则人力适中，羊群也能安适肥壮。如今的政治文书和官员设置，选拔人才不精，署任人员太多。不精则十个不如一个，遇事又推脱不肯任用。太多则互相倚靠，耽误政事，文书杂乱，前后不一，议论纷纭，是非没有定论。用兵也是如此，古人凭借两三万军队就能击败百万大军，这是因为军队精锐与否的缘故，哪里在于人数的多少呢？设置官员吏员，应根据人口和政事的多少来增减。如今的一个州郡，还不如往昔的一个大县，官吏却无不齐备，而且更加增多。孟子说：“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百姓。”如今府、州、司、县的官吏，果真都是威德兼备、多才多艺可以治理百姓的人吗？没有才能的人大概占十分之六七，贪污害民的人大概占十分之七八。用贤人治理愚人，尚且不能办到；用愚人治理愚人，怎么能治理得好呢？除了达噜噶齐、县尉之外，治理百姓的官员都应通过身、言、书、判来考核并加以沙汰，吏员则通过刑名、算数来考核。

杂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

宝钞法

凡是物品，价格昂贵产生于供给不足，价格低廉产生于供给有余。供给不足，是人实际造成的。近年来五谷、布帛等各种货物普遍涨价，是因为物品不足；宝钞的法度日益空虚，是因为宝钞有余。有余就制定法令来收敛，不足就制定法令来增加。当前的弊病，百姓因饥荒而流离失所，定居务农的人日益减少，原有的田地抛弃荒芜，杂草荆棘无暇开辟。中原肥沃的土地，不耕种的占十分之三四；耕种的也因为无力，大多粗疏马虎。五谷布帛，是百姓日常生活急需的物品，丰收之年尚且不足。稍微遇到水旱灾害，十户人家就有九户空荡，物品怎么会不昂贵呢？追逐末利，学习异端，奢侈淫靡，穿衣不靠养蚕，吃饭不靠耕种，游手好闲、侥幸求利的人与农民各占一半，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物品怎么会充裕呢？由此看来，五谷衣帛常常苦于不足，不足就不得不昂贵。没有实物支撑的宝钞已占十分之六七，加上像水流海溢一样泛滥四出，已经苦于过多，过多怎么会不低廉呢？现在的计策，可以收敛的是宝钞却没有法令来收敛，可以增加的是农业却没有法令来增加，饥寒日用的物品日益不足，作为信用凭证的纸币日益有余，昂贵的更加昂贵，低廉的更加低廉，即使让桑弘羊、刘士安这类人再次出现，也没有办法了。善于机变巧诈的人一定会说：“有这种事吗？你的言论迂腐，你的智慧拙劣！农业不能一天成就，宝钞不能一天缺失。如今的宝钞就是古代的铜钱，推行铜钱的法度，百姓嫌钱轻，就铸造重币来流通，称为‘母权子’；如果不堪重负，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称为‘子权母’；重币行其贵，轻币行其贱。宝钞的法度也是如此。何不改印新钞，一枚新钞抵五枚旧钞，一年之内，旧钞自然废弃，宝钞与百物价格就会平衡。”我驳斥他说：“恐怕不是这样。宝钞代替百物进行交易，所依靠的只是信用；一旦失去信用，百姓就不会遵从。新旧都是宝钞，有什么优劣之分，不像五金有精粗之别，也不像鼓铸搜求有难易之分。”驳斥的人一定会说：“宝钞是国家的大权大法；轻重变化，出自一句话，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又不对。汉武帝用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果真可行吗？以新换旧，只是失去了信用。积蓄宝钞的人受不了损失，破家败产；拥有粮食布帛的人不肯接受低价，甚至可能停止出售。我担心农民和工匠两方都遭受祸害，对国家没有益处。上策莫过于致力于农业，致力于农业则土地没有遗留下的利益，粟麦布帛像水火一样充足，一斗米三钱，吉祥自然到来。致力于农业的关键，没有比抑制末业更优先的。什么叫抑制末业？奇技淫巧，不在市场上出售。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吉凶庆吊的礼仪，饮食、衣服、车马、宫室，上自公侯，下至百姓，各有等级差别，制定法令格式。越礼逾制的人有罪，务必崇尚敦厚朴实、纯朴节俭。凡是劳役，不耽误农时，全部由游手好闲不务农的人承担。裁撤不必要的官府，减少冗官，削减冗吏，沙汰僧侣、道士、医生、儒生；那些名义上是僧侣、道士、医生、儒生，行为上却是商贾小人的人，都编入户籍；愿意务农的人，五年不服劳役。务农的人多，布帛五谷丰足，百物的价格不用费力估计均平而自然日益降低。不胡乱耗费赏赐，支出兼用银两、粮食、布帛，那么宝钞的价格就会日益坚实。如今工农交易，宝钞虽然空虚，物品虽然实在，而百姓不很痛苦的原因，是百物工价彼此衡量相当，好像互不亏损。只有省部随朝官吏与外地没有公田的人日常费用不足，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