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麓漫抄卷三

译（前文）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花费八十多亿，原本计划三年的费用，花费五十四亿，后来平定东羌，花费四十四亿。袁安在封事中说道：“汉朝的旧例，供给南单于，费用每年一亿九千多万；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近来议论的人，只是奇怪赠送契丹的财物数量多，却不知道汉朝的费用更加严重。

译汉天子驾崩后，都先安葬，再配享太庙，待这些仪式完毕后，新君才在太庙中即位，然后开始实行以日代月的丧期制度，所以安葬的速度非常快。汉文帝从驾崩到安葬共用了七天，汉景帝用了十三天，只有汉哀帝最久，用了150天。当时王莽独揽大权，安葬的快慢并不在意。

汉代担任吏长的人，子孙世代做官并以此为姓氏，从夏侯婴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夏侯婴自从跟随汉高祖在沛县起兵，担任太仆一职，历经惠帝、吕后、文帝三朝都没有改变。

地理学家不知起源于何时，自从黄帝时的大挠制定甲子，用天干地支相配来划分五行。现在的地理学家有大五行的说法，比如壬属水，地理学家却说属火之类，再参合人的姓氏，归入五音，分出三十八将山，以此判定吉凶。近年又多用郭璞的锦囊，先看山从哪里得到金气，山若是木、水、火、山土山，各自按五行生旺轮转，吉方要求山高水来，凶方则相反。再用七星来配合，称为天星法。又有使用古青囊术的，只用三垣，以壬亥为紫微垣，丑艮为天市垣，乙卯为天乙，巽巳为六尚书，丙巳为少微垣，丙丁为老人星，辛酉为午太乙，庚酉为天纲柄，水出入都没有妨碍，只有坤申是地母不可使用，这些都不是圣人占卜宅兆的本意。然而世人贪图名利，大多被这些说法所迷惑。

古人戴冠，上身穿衣，下身穿裳。衣是直领宽袖，裳则是裙子。秦汉开始使用现在道士的服装。因为张天师是汉代道家的祖师。周武帝开始改为袍服，上领下襕，窄袖幞头，穿靴，是为了便于军事行动。五代以来，幞头拉长了脚，袍子放宽了袖子，就是现在的公服。有人说古代的贴身内衣，就是现在僧寺行者穿的直掇，也就是古代的逢掖之衣。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两汉部分采用荀悦、袁宏的《汉纪》，唐代部分采用《旧唐书》，所以与《汉书》及《新唐书》的文字不同。他并非不想从三皇五帝开始写，是因为周平王以来，包含了《春秋》经，不可随意增删；又不想接续《春秋》获麟的记载，招致续经的讥讽，所以断代从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开始。然而《春秋》之后的事情，散见于各家史书而没有统纪。刘恕在编修局中，探知司马光的心意，从三皇五帝接续到《资治通鉴》，写成前纪。他说：“鲁隐公之后，只依据《左传》《国语》《史记》等书，而增删不涉及《春秋》，就不牵涉到圣人的经典。那本书记载三代的事情很详细，如果得到大手笔，稍微删减其冗杂，附在《资治通鉴》后面，与之并行。上下数千年的事情，就像指掌一样清楚。”司马光为他作序，也是这个意思。刘恕后来将前纪改为外纪，但这并非《资治通鉴》之外的事，大概是不想排在司马光之前吧。

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唐代。从中叶以来，藩镇自行征召，称为版授。当时称为假版官，意思是还没有授予王命，只是暂代而已。本朝既然收回了各藩镇的权力，凡是一命以上的官吏都由吏部注选。而选人有七个等级：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为一等；现在的承直郎、节度掌书记、观察度支使为一等；现在的儒林郎、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京府至观察推官为一等；现在的文林郎、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为一等；现在的从事郎、县令录事参军为一等；现在的从政郎、试衔知县、知录事为一等；现在的修职郎、军巡判官、司户等参军、主簿、尉为一等。现在的迪功郎，宣和年间才改为现在的制度。有五位举主推荐以及六次考核以上没有过失的，允许改任京官。建国初期任子、进士很少，内朝侍从官、常参官，外朝监司、知州、通判都可以荐举。历任及四次考核，有四位举主推荐，允许改官。增加考核为六次，举主为五人。在皇祐年间罢免常参官的荐举权，在康定年间罢免知杂御史以上官员的荐举权，在治平年间罢免通判的荐举权，在熙宁年间禁止补发，在乾道年间削减荐举名额，严格年度限额，在淳熙年间增加教官、添设县丞、各衙门属官，而员额更加冗杂。荐举名额日益减少，人们有滞留沉沦的感叹。

临安知府升迁至殿撰，大多兼任工部、兵部侍郎、尚书，大概是因为这两个部门事务简单所以如此。虽然出于近代的制度，但也是旧例。开封尹自从真宗皇帝因此确立储君，就不再设置尹，改少尹为权知府，由资历较深的翰林学士兼任，称为省府学士。如果由侍从官充任知府，则声望重，有事就可以直接回奏。从普通官员晋升为侍从官，则难免要委曲应酬，而权力就轻了。

绍兴年间议和之后，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禁令宽松，富家大户竞相建造房廊，租金日益增加。庚午、辛未年间，江阴军知府赵隽之稍微削减了房租，民间很高兴。相传有旨意减免。镇江卖药人高嵩，十九岁，携带小刀，假扮皂衫幞头，像京都亲事官的样子，袖中藏着一张黄纸，欺骗府门吏说：“秦太师现在带着知府升迁的文书来了。”府中的人高兴地为他通报。当时知府张楠才仲，就在便座接见他，展开名帖拜谒如礼，说：“太师有指令，请退下左右侍从。”张楠挥手让他们退下。高嵩拿出袖中的黄纸，慢慢走到旁边的桌子边展开，拢手靠近，于是抽出刀刺向张楠。张楠都避开了，稍微划伤了脸上，又刺向他的脖子。张楠仰起头，刀从他的嘴边划过，

译张齧咬住高的一根手指。高因疼痛难忍，手中的刀掉落，头巾被风吹到了外面。虞候等人进来查看，看见两人扭打在一起，于是将他们逮捕并送往监狱审问。高全部供认，被判处死刑。黄纸上写着：“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免除房钱。”从此以后，房钱顿时减少了。

译宋徽宗禅位后，不久巡幸淮浙，曾作小词，名为《月上海棠》，末句说：“孟婆暂且给我行个方便。”隆祐太后保佑之功，大概就在于此。谚语把风称为孟婆，这是不对的。段公路《北户录》说：“南方人祈祷船神，名叫孟姥。”孟公，梁简文帝《船神记》说：“又叫做孟公、孟姥。”刘思贞说：“元防是水官，死后成为水神，‘防’与‘孟’声音相似，就是元防。”王安石出生时有祥瑞之兆，出现在集市上，有一个道士头上常戴花，当时人称他为“戴花道人”。他前来拜访王安石的父亲，说：“这是文字方面的祥瑞，这个孩子会应验，将来会以文章名扬天下。”于是详细叙述了来历，等到他担任执政官时，自然会见到的。王安石父亲把这话写在册子后面，后来验证没有差错。王安石非常神异地看待这件事。等到王安石拜相，告诫守门人：“如果有戴花道人来了，不管早晚，立即通报。”一天道人果然来了，王安石接见他，叙述父亲所记渴望相见的意思。道人说：“从此更加得到你，务必不要再报仇。”王安石追问他说：“您前世是李王。”告诫一番后就辞别离去。出自《戴花道人传》。

宋高宗即位之初，隆祐太后送给他一顶小冠，说：“这是祖宗闲暇宴饮时所戴的。”大概本朝习惯戴防而不戴巾，闲居时虽然穿袄，也戴防，否则就戴小冠。宣和、政和年间，君主才开始戴巾，在元祐年间，只有司马光、伊川先生因为体弱怕风，开始裁制黑色的防包着头，当时只称为温公防、伊川防，也没有巾的名称。到了南渡之后，才穿紫衫，称为窄衫，公卿士大夫全都戴巾，下至民间平民，也都一样了。巾的形制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秦伯阳又把砖顶防去掉顶内的重纱，称为四边净，外面又有面袋等，这就近乎怪异了。魏道弼任参知政事时想恢复衫帽，最终没能实现。宣和以前，士大夫辈分相等，都称字，即使通报上级官员，也不过直呼其名。如果是大夫以上，只说运判、大夫之类。秦桧与人书信，多称“丈”，世俗效仿他，即使给晚辈写信，也称“丈”。知州以上称朝议大夫，以下都称学士。秦桧死后，臣僚议论纷纷，不久，昔日的朝议大夫升为太中大夫，学士升为朝议大夫，近年尤其严重，知州以上都有太中、通奉的称呼了。

古代尺牍的格式，某顿首，或者再拜，或者启。唐代人开始改为状，末尾说“谨奉状”，谢恩不写“谨状”，或者写“谨上状”，不写“谨状”。日期，某官姓名状上某官。《北梦琐言》说：唐代卢光启受租庸使张濬赏识，张濬出征并汾，卢光启为他起草书信，每件事单独写在一幅纸上，后来没听说别人这样做。唐末以来，礼书庆贺用启一幅，前面不具官衔；又有一幅通候时气冷暖，一幅问候近况、祝颂加餐，这两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宣和、政和年间则在启前具官衔为一幅，又把上面两幅六行的合为公启，另外叠七幅。

当秦桧掌权时，有人投递札子，其格式前面去掉顿首再拜，后面加上“右谨具申”。呈上日期具官姓名札子，多的多达十余幅。平辈交往则去掉“申”字。庆元三年，严禁折叠纸张，只用三幅。后来又只允许用一幅，非常简便。

本朝公状格式，前面具官衔，另起一行叙述事情，后面说“牒件状如前，谨状”。宣和以后，才开始使用现在的格式，前面具官衔，另起一行稍低叙述完毕，再另起一行稍高，写“右谨具申闻，谨状”。

本朝印玺制度，沿袭唐代旧制。诸王及中书门下印，边长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三司、尚书省各衙门印，边长二寸。只有尚书省印不涂金。节度使印，边长一寸九分，涂金。其余印，边长一寸八分。观察使印，也涂金。又有朱记，发给京城以外职司及军校等。其形制，长一寸七分，宽一寸六分。现在的印记，大多不符合制度。军校印还有保存的，大概可以考证。

绍兴初年，曾经抓获北方探事的人，说北方人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下，又一阵上来，每一阵都比前一阵增加重兵，兵力多了，就结成圆阵来旋转攻击敌人。如果敌人也结成圆阵向外，就下马步战，等到敌人败走，就上马追击。自从用兵以来，都是这样。

绍兴年间，军队兴起，急于用度，度牒发放没有节制，上等户和籴所得，减价到三二十千。当时有“无路不逢僧”的话。觉果了等人，都是青出于蓝，每个防下不止一二千人，游荡在江浙之间，士大夫、富室、巨家为之倾动，小民也信奉向往。佛法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候的。苏东坡说“恐怕不是佛门的福气”是对的。觉果南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禁止度牒二十多年间，僧徒消减殆尽。福建各寺庙多用保甲看管，现在度牒卖八百贯，人们争着买。坚守坚真良法是根本。

古代马用来驾车，不是朝臣的正礼。汉宣帝时，韦玄成因列侯身份侍奉孝惠庙祭祀，早晨进入庙门，天下雨路泥泞，不驾四马马车，而骑马到庙下，有关官员弹劾上奏，同辈数人都因此获罪

译削去爵位。唐睿宗时期，太子将要举行释奠礼，主管官员起草礼仪程序，随从大臣都骑马，穿着朝服。左庶子刘子元说：“古代大夫乘坐车，马匹并驾齐驱；魏晋时期的朝臣，乘坐牛车。李广北征，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跨在马鞍上环顾四周，可见鞍马用于军旅，是军装所便利的。东晋时尚书骑马，御史加以弹劾。颜延年被罢官后，骑马出入，世人称他放荡不羁。从唐朝到本朝，却以穿朝服骑马为合乎礼仪，比如入朝及拜谒宗庙，先乘车到门外，换马进入宫门。如果跟随皇帝出行，那么宰相、执政及侍从官员都骑马跟随。在南郊祭祀上帝时，宰相骑马引导。由此说来，古代以乘车为合乎礼仪，骑马为不敬；今人以骑马为合乎礼仪，乘车为不恭敬。古今适宜不同，就是这样。”

译汉代以丞相、御史台为两府。《杜延年传》记载：“与两府及廷尉分章。”《赵充国传》记载：“两府上奏派遣义渠安国巡视各羌部。”即是此意。本朝自从改革官制，以少师、少傅、少保取代太尉、司徒、司空。宣政年间改革武官制度，又以太尉作为武阶之首，成为真正的两府。大概相当于参政、枢密使的地位。自五代以来，尚书省称为东府，枢密院称为西府。从此参知政事、枢密使也被称为两府。而太尉也就被称为两府，即太尉。

陆羽《茶经》说：“江东近日才有蜡面茶的称号。”李氏另外取乳制成茶片，有的称为京挺、的乳及骨子。又说：“浙西地区，湖州为上品，常州次之。湖州出产于长城【今长兴】顾渚山中，常州出产于义兴【今宜兴】君山悬脚岭北岸。”唐代重修茶舍记记载：“进贡的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兴起郡县时说：‘陆羽认为它冠绝其他产地。’李栖筠开始进献旧例。湖州紫笋茶，在清明日到达，先荐献宗庙，后分赐众人。”近日紫笋茶生长在顾渚，位于湖州和常州之间，正值采茶时节，两郡太守全部到来，成为盛大的集会。见蔡宽夫《诗话》记载：“玉川子谢孟谏议寄新茶，有‘手阅月团三百片’之句。”又说：“天子必须品尝阳羡茶，那么孟谏议所寄的就是阳羡茶。”又湖州太守袁高诗中说：“捣声昏晨，众功何枯栌？”由此可知阳羡茶又是饼茶，并非始于李氏。袁高诗又说：“黎民百姓停止耕作，采摘实在辛苦，一个男子且当差役，全家都一同前往，攀着葛藤爬上倾斜的石壁，蓬头垢面进入荒榛之中，整天采不满一捧，手脚都皲裂，悲叹声遍满空山，草木仿佛不再逢春，阴岭上的茶芽尚未吐露，使者的公文已频繁下达。”如今人们不再制作饼茶，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现在有蜡梅，按照黄庭坚诗后所说：“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像梅花，也是五瓣，但不能晶莹剔透，类似女子手工捻蜡所成，京洛人因此称为蜡梅。”木身与叶子类似蒴藋。窦高州家中有一丛，能使整个园子飘香。王立之《诗话》说：“蜡梅，黄庭坚初次见到，戏作两首绝句，因此盛行于京师。”诗中说：“金蓓锁春寒，恼人香未展。虽无桃李颜，风味极不浅。体熏山麝脐，色染蔷薇露。披拂不满襟，时有暗香度。”

黄庭坚《山矾花二首》序中说：江南野外有一种小白花，树高数尺，春天极香，野人称为郑花。王安石曾经想求取这种花栽种，作诗却嫌它的名字粗陋。我请求命名为山矾。野人采集郑花叶用来染黄，不借助明矾就能成色，所以命名为山矾。海岸孤立绝险之处，补陀落伽山，译者认为那是小白花山。我怀疑这就是山矾花，不然为什么观音老人坚坐不去呢？杜渊解释说：这首诗及序都经过黄庭坚手迹校对。近世曾慥端伯作《高斋诗话》说：唐代人有题《唐昌观玉蘂花》诗说：“一树珑璁玉刻成，飘廊防地色轻轻。”现在的玚花就是玉蘂花。王安石以玚相比，认为应当用这个玚字，因为玚是玉名，取其白色。黄庭坚又改名为山矾，认为可以染色。庐陵段谦叔家藏有杨汝士与白居易的一帖：唐昌玉蘂因为稀少所以显黄。自从江南山山都有，土人取来供染色之用，并不爱惜。由此可知玚花就是玉蘂，毫无疑问了。诗中说：“北岭山矾取意开，轻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着幽香未拟回。高节亭边竹已空，山矾独自倚春风。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由此可知这两种花因黄庭坚而名声始著。水仙花有单叶的，有千叶的。杨万里说：世人以水仙为金盏银台，大概单叶者其中真有一个酒杯深黄而金色。至于千叶水仙其中花片卷皱密蹙，一片之中下部轻黄而上部白如染了一截，与酒杯的形状很不相似。怎么能用旧日的俗名辱没它呢？总之，单叶者应当用旧名，而千叶者才是真正的水仙。薤叶葱根两不差，重防风味独清佳。薄揉肪玉，围金钿浅，染鹅黄剩素纱。台盏元非千叶种，丰容要是小莲花。向来山谷相看日，知是它家是当家。

晏殊《鹿葱花诗》说：“宫后扇开青雉尾，羽人衣剪赤霜文。”《农皇药录》真无谓不向萱丛辩纠纷。注说：“《本草经》说，萱一名忘忧，一名鹿葱。现在验证此花中有鹿斑纹，与萱草小同而大异。其开花也不在同一时间，那么知道应当以有鹿斑纹的为鹿葱，无斑纹的为萱草。”

李卫公《草木记》有永嘉的簇蝶，现在这种花来自浙东，四布如蝶，中有攒蕊。晏殊说：“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诗注此于下。苏辙又有《万蝴蝶花》诗说：“谁唱残春蝶恋花，一团粉翅压枝斜。美人懒向钗头插，犹恐惊飞避鬓鸦。”由此可知簇蝶、万蝴蝶就是现在的玉蝴蝶。

现在人们使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

译富贵人家有时用象牙做扇骨，并用金银装饰。这大概起源于高丽，《鸡林志》说：“高丽将纸折叠做成扇子，用铜兽面环扣，加上银饰，也有画上人物的。”中国转而更加华丽奢侈。“云”字有两种含义，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这是礼制中成人的道理。仪父、子突就是这样。五十岁有伯仲之类的“字”，《檀弓》说这是周代的制度，仲遂、叔肸就是这样。现在的人不再按次序排列，刚行冠礼就加上伯仲之类的字，是不符合礼制的。

译金石刻辞本意在于长久流传，所以必定要选择质地优良的石头。峄山碑上写着“刻此乐石”，解说的人认为这是指石头可以制作乐器，就像泗水边用来做磬的浮石那样。近来地方中只有吴县的太湖石和铅山石最好，浙东的石头大多夹杂砂粒，刻起来费刀，刻字多了字边就会倒伏，顿时失去字形。曾经看见会稽禹庙的一块碑，没有字的脉络凸起非常奇特，碑背上有宣和年间的人刻字说：“刚经过时看见有字，现在再来字都剥落了”，恐怕后人会误以为是古碑而不对。碑额上的字是南朝人的字体，后来台州军资库前的一块碑，下半部分已经剥落没有字，正与禹庙碑相似，上半部分则有字，这是因为石头是层状结构，因为敲打震动而翘起。所以我刻台州登瀛图，选取太湖石，既坚硬又晶莹，敲击有声，郡中的人认为很奇特。

汉代郡守权重，凭借数千里之地，官吏都由自己征辟设置，生杀大权也出自自己。所以唐高祖将郡改为州，设置刺史，凡是以前郡守的制度都不能再用。到了唐代中期，设置节度使来统领，权力反而超过了汉代的郡守。五代时期权力尤其重，宋太祖将节度使全部收归京师，授予虚名而给予厚禄，命令朝臣出外担任知州，那么以前节度使的制度也不能再用了。又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作为监司，来督察他们，这种制度暗中符合唐代的做法，而控制驾驭的方法更加完善。

建康经图中有孔子巷，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宣尼庙，后来将庙迁移到秦淮水北，把旧处作为孔子寺，巷子叫做孔子巷。现在平江府也有孔夫子巷，大概是在崇宁、大观年间在这里兴办三舍，建立长洲县学，后来废止三舍，法学也废弃了，现在基址依旧，土地则归属临安。裴氏目录中称为孔夫子巷，嘉泰改元时，郡里设立坊名，不知道考证这个，于是挂牌为孔圣坊。大抵南方称孔夫子巷的，都是这个意思。正如道家说黄帝，凡是山水高耸秀丽，都说黄帝在这里升天，曾经不知道黄帝不曾南游。

灵柩有旐，礼书上说：“死者无法辨别，所以用他的旗帜来识别。”古人把它放在灵柩旁边，近俗多用竹子，悬挂在屋顶外面。阴阳家从而附会它，认为死者的灵魂在太空中飘荡，依靠这个来认路回家。像浙东温州、台州直到江东各郡，兼采佛教的说法，从而改为幡。树立巨大的木头，高入云端。如果儿子多，就立幡相接，尤其奇怪。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四分之一度，是把一天分为四份中的一份】，月亮每月运行二十九度半有余，那么十二月合计运行三百四十八度，又加上十二个半有余，总共六度，合计成为三百五十四度。剩下的小月余度六日，加上五日及四分之一度，六日共十二日，用来设立闰月。一个月绕天一周，又二十九度半，于是与太阳相合。而且月亮以二十九日过半，而太阳不可分割，所以两个月各自以二十九日半，通共一个月作小月，一个月作大月。太乙八十一首，每首当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赞，每天当二赞，合计七百二十九赞，只当三百六十四度的一半，欠半度并四分之一度，合计欠三分。将奇赢二赞补足其数，成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度。据每赞当一日，二赞计四分，却剩了一分。老苏自己制定加分的方法，将奇赢二赞除去，却将奇赢所加的四分分成一百八分，又开作四分，每分当二十七。除去一分外，所存三分有八十一分，每首加一分，则与周天数相合。

古代在宗庙祭祀，大概有九献，开始奏乐九变，来降神。尸在室内，王用圭瓒酌取郁鬯，灌于地，求神，然后以璋瓒酌取郁鬯，来亚灌。王于是到庙门外迎接牺牲，而大夫拿着币帛跟随牺牲。祝官则迎接尸从堂户牖之间的位置出来。后先推荐笾八、豆八在前面，而王在碑旁系住牺牲，射杀它，用毛告纯，用血告杀，然后解为七体，生肉献祭。王用玉爵酌取醴齐来献给尸，后也用玉爵酌取醴齐来献给尸，用酌献尊，这叫做朝践。那么朝事的笾就是如此。馈食，朝践之后，肢解犬豕牛羊，烹煮成熟。将要献祭的时候，后又先推荐笾八、豆八，来配合王的荐熟。尸未入室之前，王与后再酌取醴齐来献，叫做馈食。结束后，后又献加笾八、加豆八，而王又酌酒来酳尸，后也跟随王酳尸，这叫做加笾之实，而羞从此进献。酳之后，后又献羞笾八、羞豆八，而诸臣进献来酳尸。所以王与后各一灌，而三献与诸臣的酳，是九祭。太祝又在祊索祭，乐舞进入，来乐皇尸，兼作六代之乐，于是行加爵，为旅酬的开始。加爵者，太子、三公之长一人，九卿之长一人，各行一加爵，复有三献。如果祭天，则七献。汉代五供，但一献，人主即坐在东厢。后世虽备三献，但责之有司，而王后不参与。

古人多自称下官，见于传记不一。大概汉晋诸侯之国，都对其主称臣。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开始有制度不得称臣，

译只应当称“下官”。《文选》中江淹《诣建平王书》便是如此。今人仍有这样说的，使臣这一称谓始于藩镇。建国之初，武官设置三班，只应官有左右班、供奉班等。太宗认为他们的资历品级较低，又创设了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东西头供奉官，有关部门称之为小使臣；内殿崇班、内殿承制则称为大使臣。宣和年间改制，改称为郎使，“臣”这个名称没有改变。“臣”字损害义理的地方很多，这就与汉晋时期诸侯王在其境内称臣的情况相同了。况且这些本来就是王官，却在平起平坐侍奉君主的人面前自称臣，尤其违背情理。

译《西京杂记》记载：李广与兄弟在冥山北面一同打猎，看见一只卧虎，射它，虎立即毙命。李广砍下虎头骨当作枕头，表示征服猛虎；铸造铜器模仿虎的形状作为便壶，表示厌恶和羞辱它。所以汉人称便壶为“虎子”。郑司农注解《周礼》时有这样的话。唐代避讳“虎”字，改为“马”。现在人们说的“厠马子”，就是这样来的。

汉代天子的笔管用错杂的珍宝做笔脚，笔毛都用秋兔的毫毛。现在多称“宝跗”，大概出自《西京杂记》。

《云麓漫抄》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云麓漫抄》>

钦定四库全书

《云麓漫抄》卷五 宋 赵彦衞 撰

本朝凡是前代的僧寺道观，大多因为郊祀赦令改赐名额，有的用圣节的名字，如承天、寿圣、天宁、干宁之类就是。隋唐旧有的名额，很少有不被改动的。后来新建寺庙，多沿用古名，州郡也迫于人情，往往曲意顺从，哪有皇帝敕赐在那里，而臣下可以移到这里的道理，只是他们不思考罢了。甚至富人的功德寺，都有名额，朝廷下令两府以上官员可以建造功德寺，赐给名字，往往无力建造，反而不如富人。

郦道元《水经注》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称为三吴。汉顺帝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因为县远赴会稽，非常困难，请求分置，于是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

《钱塘地理志》说：会稽西部都尉治所。又《钱塘记》说：会海大塘在县城东一里，符郡议曹华信家商议建立此塘以防海水。开始招募能运来一斛土的人，就给他一千钱。十天半月之间，来的人像云一样聚集。塘还没建成就不再给钱，于是运土石的人都丢弃而去，塘因此建成，所以改名为钱塘。张君房辨析钱塘，引用《十三州记》说：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围三十里，在钱塘县西南十二里。灵隐寺正坐落在这山上，寺的东西涌出两股水，东龙源横过寺前，就是龙溪。冷泉亭在它上面。西面叫钱源，水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经过横坑桥流入钱湖。大概是钱源汇聚的地方。钱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圣湖。湖中有金牛，遇到圣明君主就出现，所以有两个名字。钱湖是本名。现在万松岭下西城第一门叫钱湖门，可以验证其实。行次北第二门叫涌金门，就是金牛出现的地方。第三门叫钱塘门，县衙在那里。大概自古以来，居民筑塘以防备钱湖的水，所以叫钱塘，与图经不同。北方人谚语称胡孙为马流。《交广志》：马文渊在林邑岸立两根铜柱。北边有遗兵十余家不返回，居住在寿冷岸，南面正对铜柱，都姓马，互相通婚。交州因为他们流寓，号称为马流。历年既长，人物与他们一起变化，语言嘈杂，所以取比喻说。

魏设置河东郡，郡中多杂流徙民。有刘堕者，擅长酿酒。王公庶友牵拂相招饮，常说：“索郎有顾思同旅语。”索郎返语为“桑落也”。桑落酒，现在僧人饮酒也有隐语，称为“般若汤”。又说“不喏”，意思是不作揖而直接饮酒。

孔子的门徒中受业并精通六艺的有三千人，列入四科的有十人，这在经书中可以看到。后世却有七十二弟子的说法，考证传记，既不是孔子的话，而且人数多少不同。刘歆说七十弟子死后大义丧失，扬雄说快啊七十弟子像仲尼，司马迁《孔子世家》说弟子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文翁《孔子庙图》、东汉肃宗、安帝到阙里祭祀的就是这些人。有多至七十七人的，《史记·仲尼弟子传》、《家语·仲尼弟子解》就是这样。《开元礼》用这个数目但取舍又不一致，琴张、申枨、林放、陈亢、蘧瑗不在名录中。建国初断定为七十弟子的说法，取琴张等五人，而公夏守等十人又不参与。大观四年才参定弟子名，宋公夏字子乘，后处字子里，公肩定字子仲，颜祖字子里，单字子家，罕父里字子章，泰商字子丕，厚元字子籍，乐颜字子声。《唐会要》《开元礼》互相可见，都赠侯爵。曾经考证，《史记》、《家语》都没有的有四个：蘧瑗、林放、申枨、琴张。《史记》没有，《家语》有的叫：陈亢、琴牢。《家语》没有，《史记》有的：颜何、秦商。苏子由作《古史》有说：《史记》、《家语》两书既不可偏废，而琴张、陈亢又见于《论语》，这话得当，所以一并收录，共七十九人。

光武二十八将，前史认为上应列宿，求其符合机宜的，不过九人罢了。如邓禹、冯异消灭赤眉，寇恂打败朱鲔，耿弇杀死张步，贾复诛杀五校，岑彭、吴汉平定公孙，邳彤守卫信都，这七件事一失不可，其他臧宫之类，只是小才罢了。汉高祖与郡臣来跟随的，名字不一，以中涓，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