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苑第五十四
道者，老聃#5、关尹、庞涓、庄周之类也，以空虚为本，清净为心，谦抱为德，卑弱为行，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见其迩，亭毒万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弃忠孝，杜绝仁义，专任清虚，欲以为治也。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於六艺，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阴阳者，子韦、邹衍、桑丘、南公之类也，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范三光之度，随四时之运，知五行之性，通八风之气，以厚生民，以为政治。然而薄者则拘於禁忌，溺於术数也。名者，宋鉼#6秦公子，《春秋》云：秦士也、尹文、惠施、公孙龙#7之类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定尊卑，正名分，爱平尚俭，禁攻寝兵，故作华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则宽宥之说以示区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辩，苟析华辞也。法者，慎到、李俚、韩非、商鞅之类也，其卫在於明罚，讨阵整法，诱善惩恶，俾顺轨度，以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废义，专任刑法，风俗刻薄，严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俳之类也，俭啬，谦爱尚贤，右鬼非命，薄葬无服，不怒非国。然而薄者其道大谷，俭而难遵也。纵横者，阙子阙子，名子我，是齐人，善用兵也、庞暖、苏泰、张仪之类也，其术本於行仁，译二国之情，弥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然而薄者则苟尚华诈而弃忠信也。杂者，孔甲、尉缭、尸校、淮夷之类也，明阴阳，本#8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触类取与，不拘一绪。然而薄者则芜秽蔓衍，无所系心也。农者，神农、野老、宰氏、范胜之类也，其卫在於务农，广为垦辟，播植百谷，国有盈储，家有畜积，仓凛充实则礼义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与庶人并耕於野，无尊卑之别，失君臣之序也。观此九家之学，虽有深浅，辞有详略，偕侨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犹五行相灭亦还相生，四气相反而共成岁，淄渑殊源同归于海，宫商异声俱会於乐，夷惠同操齐踪为贤，二子殊行等迩为仁。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乐为训。若以教行於大同，则邪伪萌生；使无为化於成康，则氛乱竞起。何者？浇淳时异，则风化应殊；古今乖舛，则政教宜隔。以此观之，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违礼复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刘子卷之十竟＃１本注，文渊阁本作：『秦见昆弟前倨后恭，喟然叹曰：一人之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２本注，文渊阁本作：『偃家贫，游齐为亲友排槟。后为齐相，遂列九鼎，奏锺而食』。＃３『俱』文渊阁本作『齐』。＃４文渊阁本先儒后道。＃５文渊阁本『老聃』之前尚有『斋熊」。＃６『妍』原作『骈』，据文渊阁本改。＃７『龙』原作『捷』，据文渊阁本改。＃８『本』文渊阁本作『通』。
译道家，是老聃、关尹、庞涓、庄周这一类人。他们以空虚为根本，以清净为心，以谦退自持为德，以卑下柔弱为行为准则；居处奉行无为之事，施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却不显露自己的近功，养育万物却不据有功劳。然而其中浅薄的人完全抛弃忠孝，杜绝仁义，专门任用清虚之道，想以此治理天下。儒家，是晏婴、子思、孟轲、荀卿这一类人。他们顺应阴阳的性质，阐明教化的根本；心游于六艺，情系于五常；主张厚葬和华美服饰，重视音乐并相信命运；以尧舜为祖述的对象，以文王、武王为效法的典范，以仲尼为宗师，用来尊崇和敬重儒道。然而其中浅薄的人，流派越分越广，文辞越积越多，难以穷究。阴阳家，是子韦、邹衍、桑丘、南公这一类人。他们敬畏并顺从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制定三光的度数，顺应四时的运行，了解五行的性质，通晓八方风气，用来使百姓生活丰厚，并以此施行政治。然而其中浅薄的人，就拘泥于禁忌，沉溺于术数。名家，是宋鉼、秦公子、《春秋》中所说的秦士、尹文、惠施、公孙龙这一类人。他们的学说在于辨正名分；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因此他们确定尊卑，端正名分，爱好平等而崇尚节俭，禁止攻伐、停止战争；又制作华山之冠，以表示均平的制度，并以宽宥之说显示区别。然而其中浅薄的人舍弃根本而趋向末流，专事分析和明辨，苟且追求华丽的言辞。法家，是慎到、李俚、韩非、商鞅这一类人。他们的防卫在于明确刑罚，讨伐叛乱、整饬法令，诱导善行、惩罚邪恶，使人顺从法度，把这些作为治理的根本。然而其中浅薄的人削弱仁、废弃义，专门任用刑法，使风俗变得刻薄严酷，严厉而缺少恩惠。墨家，是尹佚、墨翟、禽滑、胡俳这一类人。他们节俭吝啬，谦逊兼爱，崇尚贤能；尊重鬼神而否定命定之说，主张薄葬、不穿丧服，不因国事而发怒。然而其中浅薄的人，使这种学说过于广大，虽然节俭，却难以遵行。纵横家，是阙子、庞暖、苏泰、张仪这一类人。阙子，名子我，是齐国人，善于用兵。他们的谋术以实行仁义为根本，沟通两国的情势，消除战争的祸患；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言辞，因应事情而制定权宜之策，安定危局、扶助倾覆，使灾祸转为福祉。然而其中浅薄的人，苟且崇尚华丽和欺诈，抛弃忠诚和信实。杂家，是孔甲、尉缭、尸校、淮夷这一类人。他们明察阴阳，以道德为根本，兼取儒家和墨家的思想，合并名家和法家的学说，包容纵横家的谋术，吸收农家的种植之术，触类旁通而取舍采用，不拘泥于一种学说。然而其中浅薄的人，思想芜杂污秽而不断蔓延，心中没有可以系着的根本。农家，是神农、野老、宰氏、范胜这一类人。他们的主张在于致力农业，广泛开垦土地，播种栽植各种谷物，使国家有充足的储藏，家中有积蓄；仓廪充实，礼义就会产生。然而其中浅薄的人，又主张王侯和庶人一同在田野耕作，使社会没有尊卑区别，丧失君臣秩序。考察这九家的学说，虽然有深有浅，言辞有详有略，彼此形迹相反，流派分歧隔绝，但它们都共同通达精妙的道理，也都汇合于治理之道。表面行迹虽然不同，最终归趣却没有差异，就像五行相互克制却又相互生成，四时之气彼此相反却共同成就一年，淄水和渑水源头不同却同归于海，宫调和商调声音不同却都汇合于音乐，伯夷与柳下惠操守相同、行迹相齐而同为贤者，二人的行为虽不同，所达到的境界却相等而同属于仁。道家以玄妙的教化为根本，儒家以德行教化为宗旨。在九流之中，这两种教化最为重要。道家用无为教化世人，儒家用六艺救济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乐为训导。如果把儒教施行于天下大同之时，邪伪就会萌生；如果把无为用于成康之治，纷乱就会争相兴起。为什么呢？淳厚与浇薄的时代不同，风俗教化就应当不同；古代和后世相互乖异，政治和教化也应有所区别。由此看来，儒教虽然不是已经获得真理的学说，但这种教化可以引导万物；道家虽然是通达情理的论说，但违背礼制、返归无为，也不能用来挽救弊病。如今治理天下的贤者，应当把礼教放在首位；喜爱退隐的士人，应当以无为作为要务。这样，二者的操守和事业都能实现，个人与声名也都能保全。《刘子》卷第十完。本注，文渊阁本作：‘秦见到兄弟前倨后恭，感慨叹息说：一个人富贵时，亲戚就敬畏他；贫贱时，亲戚就轻视他。假如让我拥有洛阳城外二顷田地，我哪里还能佩带六国相印呢？’ 本注，文渊阁本作：‘偃家中贫困，游历齐国时，靠亲友排解和接济。后来做了齐国的相国，于是陈列九鼎，奏着钟乐进食。’ ‘俱’字，文渊阁本作‘齐’字。文渊阁本把“儒”排在“道”之前。文渊阁本在“老聃”之前还有“斋熊”二字。“妍”字原作“骈”，据文渊阁本改正。“龙”字原作“捷”，据文渊阁本改正。“本”字，文渊阁本作“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