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卫第十四
昏行，夜合也。此明百王执礼不移。连缓夜行乘车，至卫君门前过，下车揖门而过。卫君在内闻之乘车至门，不闻行车之声。卫君曰：叉是连环也。颜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践拘於石室，君臣之礼不替，越王与范蠡，吴王囚之石室，乃行君臣之礼，不改易也。冀缺耕於炯野，夫妇之敬不亏，冀缺是晋国农人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炯。冀缺在炯野耕田，其妻饷食，冀缺见妻，乃行宾主之礼不亏也。斯皆慎乎。隐微枕善而居，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之不闻而变其情也。谓天盖高而听甚卑，谓日盖远而照甚近，谓神盖幽而察甚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魄於屋漏。西北隅，谓之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观。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显，昏惑之行无有隐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则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则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盗锺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为善孜孜，东平居室以善为乐。东平王，名仓。有人问曰：君以何为乐。答曰：仓以善为乐也。故身恒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袅，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伦，德被幽明，庆祥臻矣。刘子卷之二竟＃１『欲无伤手，其可得乎』文渊阁本作『能无伤乎』。＃２『凿山穴，川不能周水西流』文渊阁本作『凿九川不能过水西流』。刘子卷之三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贵农第十一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给民衣食。故农祥旦正，辰集陬訾，农者，耕种之称。旦，正月，祥，吉也。农吉之月，谓是正月旦也。阳气愤盈，土木脉发，天子亲耕於东郊，用上亥日。后妃躬桑於北郊。用上已日。国非无良农也，而主者亲耕；世非无蚕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庙，下可以劝兆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织，以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强者无以养其生，其织不力者无以盖其形。衣食饶足，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以施其策，勇者无以行其威。故衣食为民之本，而工巧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镂伤於农事，锦绩蔡组害於女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欲禁人为盗，是扬火而欲无炎，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衣食足知荣辱，仓凛实知礼节。故建国者必务田蚕之实而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比珠玉於粪土。何者？珠玉止於虚玩，而谷帛有实用也。假使天下瓦砾悉化为和璞，砂石皆变为隋珠，如值水旱之岁、琼粒之年，则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饥也。虽有夺日之鉴，代月之光，归於无用也。何异画为西施，美而不可悦；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与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为本也。霜雪岩岩，苦盖不可以代裘；苦，茆也。言无布帛可衣，唯衣茆蒙。蒙者，女人之衣曰蒙。今江东亦呼苦茆为盖也。室如悬磬，草木不可以当粮。故先王制国有九年之储，可以备非常救灾厄也。尧汤之时，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载大旱，不闻饥馑相望，捐弃沟壑者，蓄积多故也。谷之所以不积者，在於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胜秋生而秋死，食苗心曰螟，食节曰腾，食根曰螫，食叶曰贼。此四虫皆为人之灾也。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胜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食之人，减摇役之费，则仓凛充实，颂声作矣。虽有戎马之兴，水旱之珍，国未尝有忧，民终无害也。爱民第十二天生烝民，而树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养物，以阴阳为大；君之化民，以政教为务。故寒暑不时则疾疫，风雨不节则岁饥。刑罚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风雨也。刑罚不时则民伤，教令不节则俗弊。故水浊无掉尾之鱼，土涌无岁奠之木，政烦无逸乐之民。政之於人，犹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小弦绝大弦问矣。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榣役以休民力，轻约赋敛不匮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犹子之於父母
译“昏行”是夜间行礼的意思。这里说明历代君王都坚持礼制而不改变。连缓夜间乘车，经过卫君宫门前时，下车向宫门作揖，然后才走过。卫君在宫内听见乘车来到门前，却没有听见车继续行驶的声音，便说：“这一定是连缓。” 颜回不因夜间洗浴而改变容貌，句践被囚禁在石室中，君臣之礼也没有废弃。越王句践和范蠡被吴王囚禁在石室中，仍然履行君臣之礼，没有改变。冀缺在郊外荒野耕作，夫妻之间的敬意也没有减少。冀缺是晋国的农人。城郭外叫郊，郊外叫野，野外叫林，林外叫畋。冀缺在畋野耕田，他的妻子送饭来；冀缺见到妻子，便行宾主之礼，没有失敬。这些都是慎独的表现：在隐微之处依靠善而居，不因别人看不见就改变心志，不因别人听不见就改变情操。《诗经》说：“看你独自在室内，尚且不要惭愧于屋漏。” 西北角叫作屋漏。不要以为没有显露，就没有人看见我。隐秘昏暗的事情，没有幽深而不显露的；昏乱迷惑的行为，也没有隐藏而不彰明的。在明处修养操守，在暗处作悖逆之事，只是因为以为别人不知道。即使别人不知道，鬼神也会知道；即使鬼神不知道，自己也知道。还说不知道，这是盗钟者捂住耳朵的愚蠢办法。孔门弟子早晨起来勤勉不倦地行善，东平王居处室内也把行善当作快乐。东平王名叫刘苍。有人问：“您把什么当作快乐？”他回答：“我把行善当作快乐。” 所以自身经常处在善中，内心就没有忧虑，外在也没有畏惧；独自站立不因自己的影子而惭愧，独自睡觉也不感到羞愧。这样上可以与神明相接，下可以巩固人伦，德行遍及幽明，福庆祥瑞也会到来。《刘子》卷二完。“欲无伤手，其可得乎”，文渊阁本作“能无伤乎”。“凿山穴，川不能周水西流”，文渊阁本作“凿九川不能过水西流”。《刘子》卷三 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 贵农第十一 衣食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依靠衣食，就像鱼必须依靠水；国家依靠百姓，就像人必须依靠双足。鱼没有水就不能生存，人失去脚就不能行走，国家失去百姓也不能治理。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供给百姓衣食。因此，农事祥兆出现在正月初一，日月星辰会聚于陬訾。农，是耕种的称呼；旦，指正月；祥，是吉利。所谓农事吉月，就是正月初一。阳气充盛，土木的生机开始发动，天子亲自到东郊耕田。采用上亥日。皇后亲自到北郊采桑。采用上巳日。国家并不是没有优秀农夫，君主却亲自耕田；天下并不是没有养蚕织布的妇女，皇后却亲自采桑织布。这样对上可以供给宗庙，对下可以劝勉百姓。神农的法则说：“男子正值壮年却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女子正值成年却不织布，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冻。”所以天子亲自耕田，皇后亲自织布，作为天下的表率。由此，耕作不努力，就无法养活自己；纺织不尽力，就没有东西遮蔽身体。衣食充足，奸邪就不会产生；生活安乐而无事，天下就会和平；有智慧的人无从施展计策，勇武的人无从施展威势。所以衣食是百姓的根本，而工巧是末节。因此雕饰文彩、雕刻镂空会损害农事，织锦、绩麻、染组会妨害女工。农事受损，是饥荒的根源；女工受害，是寒冷的来源。饥寒一同到来，却想禁止人做盗贼，就像举起火却想不让它发热，搅动水却希望它保持平静，都是不可能的。衣食充足才知道荣辱，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所以建立国家，必须致力于田地和养蚕织布的实际利益，抛弃华美的外表；把谷物和丝帛看作珍宝，把珠玉看作粪土。为什么呢？珠玉只能供空虚玩赏，而谷物丝帛有实际用途。假如天下的瓦砾全都变成和氏璧，砂石全都变成隋侯珠，遇到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的年份，璧不能御寒，珠也不能充饥。即使有能夺取太阳光辉的镜子、能代替月亮光明的宝物，最终也都没有用处。这同画出西施，虽然美丽却不能使人欢悦；雕刻出桃李，虽然相似却不能食用，有什么不同？衣服和食物，是活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其中最急迫的，食物是根本。霜雪高积，茅草不能代替皮衣。苦，就是茅草。意思是没有布帛可穿，只能穿茅草编成的衣服。蒙，是女子所穿的衣服。如今江东也把苦茅叫作盖。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的磬，草木也不能拿来充当粮食。所以先王治理国家，储备足够九年使用的粮食，以备非常之事、救济灾祸。尧、汤时期有十年的积蓄。后来遭遇九年洪水、七年大旱，也没有听说饥荒相接、百姓弃尸沟壑，这是因为储积很多。粮食之所以不能积存，是因为游食的人多而农民少。螟虫在秋天出生、秋天死亡。吃禾苗心的叫螟，吃禾苗节的叫螣，吃禾苗根的叫螫，吃禾苗叶的叫贼。这四种虫都是给人造成灾害的害虫。它们一时造成灾害，却能使人多年缺粮。如今一人耕田，却有一百人吃他的粮食，它造成的灾害比螟螣还严重。因此先王慎重地把农时告诉百姓，劝导督促农耕和养蚕，减少游食的人，降低徭役的耗费，这样粮仓就会充实，歌颂之声也会兴起。即使发生战争，遭遇水旱灾害，国家也未曾忧患，百姓始终没有受到伤害。爱民第十二 上天生育众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君主，是百姓的天。上天养育万物，以阴阳为大；君主教化百姓，以政令教化为要务。所以寒暑失时就会发生疾病瘟疫，风雨失节就会造成粮食歉收。刑罚，是百姓所受的寒暑；教令，是百姓所受的风雨。刑罚施行失时，百姓就会受伤；教令没有节制，风俗就会败坏。所以水浑浊，就没有摇尾的鱼；土地翻涌，就没有长年生长的树；政令烦苛，就没有安逸快乐的百姓。政令对于人，就像琴瑟一样：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会断；小弦断了，大弦也会受到影响。脚受寒会伤心，百姓劳苦会伤害国家；脚温暖则内心平和，人安逸则国家安宁。因此善于治理的人，必定以仁爱为根本，不把苛酷放在首位；宽缓刑罚以保全人的性命，减少徭役以休养民力，减轻赋税而不耗尽百姓财物，不耽误农时以满足百姓所需，那么家家富足、国家富强，太平就可以实现。人对于君主，就像子女对于父母。
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贫，父母贫而子富也。故人饶足者非独人之足，亦国之足；渴乏者非独人之渴乏，亦国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之谓也。先王之治，上顺天时，下养万物，草木昆虫不失其所，獭未祭鱼，不施网罟；豺未祭兽，不修田猎；鹰年未击，不张厨罗；霜露未沾，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无识，乌兽有识而无知，犹施仁爱以及之，奚况在人而不爱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泽如雨，德润万物，则人为之死矣。昔太王居合，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宣甫也。后稷十五代孙居合土，行仁爱於百姓，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乱｀以然者，仁爱有余也。而人随之，仁爱有余也。夙沙之君，风沙，国名也。仁爱不足者而人传之，来归舜。又云：舜伐之，沙国之人背君而来舜。未审将何为先也。而人背之，仁爱不足也。仁爱附人，坚於金石，金石可销而人不可离。故君者壤地，人者卉木也。未闻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万民不盛矣。从化第十三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从之。未见心好而身不从，君欲而民不随也。人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故君之德，风之与器也；人之情，草之与水也。草之戴风，风骛东则东靡，风骛西则西靡，是随风之东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则水方，器圆则水圆，是随器之方圆也。下之事上，从其所行，犹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诗》云：诱人孔易，言从上也。昔齐桓公好衣紫，闱境尽被异彩。晋文公不好服羔裘，群臣皆衣牂羊。牂羊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鲁哀公好儒服，举国皆着儒衣。赵武灵王好鴂鹉，国人咸冠骏冠。紫非正色，祥非美义，儒非俗服。鴂非冠饬，而竞之者随君所好也。楚灵王好细腰，臣妾为之约食，饥死者多。越王勾践好勇而揖斗蛙，越王勾践好勇，将兵欲灭吴，招集天下壮士。乘车於路，乃见一蛙在车辙中努身似拒车轮。越王於是下车而揖之，於是壮士皆悉效之，遂灭吴。此明勇士力之甚也。国人为之轻命，兵死者众。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恶。今轻其所重，重其所恶者，何也。从君所好也。尧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纣之人可接屋而诛，非尧舜之民性尽仁义，而桀纣之人生辄奸邪，而善恶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时俗；树之风声，以流来世。或为上化而下不必随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尧之世而四凶纵，殷纣之时而三人贞，汉文节俭而人庶奢，齐景奢而晏婴俭。此未达之词也。何者？冬之德阴，而有寒炎萧丘，萧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灭。其丘方千里，火褊中生。夏之德阳，而有霜霰。霰，雨雪杂下也。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阴阳，况其贤圣岂能一於万民哉。故权衡虽正，不能无毫厘之差；钧石虽平，不能无抄撮之较。从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尧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独乱，犹曰尧治。治者多也。殷纣在上，天下皆乱而三人独治，犹日纣乱。乱者众也。汉文节俭，而人有奢，犹日世俭。俭者多也。齐景太奢，而晏婴躬俭，犹日国奢。奢者众也。水性宜玲，而有华阳温泉，华阳，是南地名，属梁，则出温泉也。犹曰水玲。玲者多也。火性宜热，而有萧丘寒炎，犹曰火热。热者，多也。迅风扬波，高下相临，山隆谷洼，差以寻常，较而望之，犹曰水平。举大体也。故世之论事，皆取其多者以为之节。今观言者，当顾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法卫第十四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机也。术藏於内随务应变，法设於外适时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数者，术也。悬教设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卫化世，犹天以气变万物。气变万物而不见其象，以术化人而不见其形。故天以气为灵，主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淳风一浇，则人有争心；情伪既动，则立法以检之。检，犹正也。设令教导，以示人正法也。建国君人者，虽能善政，未有弃法而成治也。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为政者不可废法而治人。舜执干戚而服有苗，苗民不服舜。舜执干戚，舞於两阶间，苗民自服。《尚书》云：七旬有苗格。征伐者不可释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马之力，揣途之数，齐其衔辔，以从其势。故能登阪赴险，无覆辙之败，如车难行，犹无覆坠也。
译从没有父母富裕而子女贫穷，也没有父母贫穷而子女富裕的。所以百姓富足不只是百姓富足，也是国家富足；百姓困乏不只是百姓困乏，也是国家困乏。这就是有若所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先王治理天下，对上顺应天时，对下养育万物，使草木昆虫都各得其所。水獭没有举行祭鱼，就不张网捕鱼；豺没有举行祭兽，就不进行田猎；鹰没有到击杀鸟兽的时节，就不张罗捕鸟；霜露还没有沾润大地，就不砍伐草木。草木有生命却没有意识，鸟兽有意识却没有智慧，尚且施加仁爱来保护它们，何况对人却不爱护呢？所以君主的仁爱应如春天，恩泽应如雨水；德行润泽万物，百姓就会愿意为他而死。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太王，是周太王，即古公亶父。后稷的第十五代孙居住在邠地，对百姓实行仁爱：一年形成集市，二年形成城邑，三年形成都市。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仁爱十分充足。于是百姓跟随他，因为仁爱十分充足。夙沙的君主。夙沙是国名。有人说，这是因为仁爱不足，百姓背弃他而归附舜；又说舜讨伐夙沙，沙国人背弃君主而来归附舜。究竟哪一种说法在先，尚未考定。百姓因而背弃他，这是因为仁爱不足。仁爱能够使人归附，比金石更加坚固；金石可以销毁，人却不能离散。所以君主如同土地，百姓如同草木。从未听说土地肥沃而草木不茂盛，也未听说君主仁爱而百姓不兴盛。从化第十三 君主以百姓为身体，百姓以君主为心。心喜欢什么，身体一定会安于什么；君主喜欢什么，百姓一定会跟从什么。从未见过内心喜爱而身体不跟从，也没有君主想要而百姓不随从的。人跟从君主，如同草跟从风、水跟从器皿。所以君主的德行，就像风和器皿；百姓的情性，就像草和水。草承受风吹，风向东刮，草就向东倒；风向西刮，草就向西倒，这是随风的东西而改变。水在器皿中，器皿方，水就方；器皿圆，水就圆，这是随器皿的方圆而改变。下属侍奉上级，跟随上级的行为，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这话并非虚妄。上面喜好的东西，下面必定更加喜好。《诗经》说：“诱导人是很容易的。”意思是百姓会跟随上级。从前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国都内外都穿上奇异的彩色服装。晋文公不喜欢穿羔皮袍，群臣都穿黑色羊皮。牂羊，是说老羊的皮；又说是母羊的皮。鲁哀公喜欢儒者的服装，全国都穿儒服。赵武灵王喜欢鹦鹉，国人都戴骏冠。紫色不是正色，祥并非美好的义理，儒服也不是世俗服装；鹦鹉也不适合做冠饰，但人们争相仿效，都是因为跟随君主的喜好。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臣妾因此节制饮食，饿死的人很多。越王勾践喜好勇武，曾向争斗的青蛙作揖。越王勾践喜好勇武，带兵想要灭掉吴国，招集天下壮士。他乘车行走在路上，看见一只青蛙在车辙中鼓起身体，仿佛要抵挡车轮。越王于是下车向它作揖，壮士们都纷纷仿效，最终灭掉吴国。这说明勇士的气力极其强盛。国人因此轻视生命，战死的人很多。生命是人所珍重的，死亡是人所厌恶的。如今轻视所珍重的、看重所厌恶的，为什么呢？因为跟从君主的喜好。尧、舜时代的人可以挨家挨户封赏，桀、纣时代的人却可以接连不断地诛杀；并不是尧、舜的百姓天性全都仁义，桀、纣的百姓生来就奸邪，而是受到教化染习的缘故。因此明君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喜好，以端正时代风俗；树立良好风声，使其流传后世。有人说，上面的教化传到下面，百姓不一定跟随君主的喜好，人们也不一定都相同。这种说法没有通达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呢？冬天的德性属阴，却有寒炎萧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萧丘是自然生火的山，常常春天燃起、秋天熄灭。山丘方圆千里，火从中部广泛生出。夏天的德性属阳，却有霜和雹。霰，是雨和雪混杂着落下。天地的德性尚且不能专一地归于阴阳，何况贤者圣人，难道能使天下万民完全一致吗？所以秤衡即使端正，也不可能没有毫厘的差别；钧石即使平衡，也不可能没有抄撮的差异。用君主影响百姓的比喻来说：唐尧居于上位，天下都得到治理，只有四凶作乱，仍然可以说是尧治理天下，因为得到治理的人多。殷纣居于上位，天下都混乱，只有三人治理得好，仍然可以说是纣造成混乱，因为混乱的人多。汉文帝节俭，而百姓中也有奢侈者，仍然说当时社会节俭，因为节俭的人多。齐景公极其奢侈，而晏婴亲自节俭，仍然说齐国奢侈，因为奢侈的人多。水性宜于寒冷，却有华阳温泉。华阳是南方的地名，属梁地，那里出温泉。仍然可以说水是寒冷的，因为寒冷的水多。火性宜于炎热，却有萧丘寒炎，仍然可以说火是炎热的，因为炎热的火多。疾风扬起波浪，高处低处彼此相接，山高谷低，虽然有寻常大小的差别，从整体上比较，仍然可以说水面平，这是概括大体而言。所以世人议论事情，都取其中多数的情形作为标准。如今观察说话的人，应当顾及言语之外的旨意，不可拘泥文句而损害意义。法卫第十四 法术，是君主所掌握的东西，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术藏于内，随着事务而应变；法设置于外，适应时势来驾驭人。人遵循它的道理却不知道它的具体运用，这是术；悬示教诲、设置命令以告示众人，这是法。君主用法术卫护、教化天下，如同上天凭气使万物变化。气使万物变化而看不见它的形象，君主用术教化人而看不见它的形迹。所以天以气为神灵，君主以术为神妙。术凭神妙隐微而成就功效，法凭公开明断而发挥作用。淳厚的风俗一旦浇薄，人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情伪已经发动，就要制定法令来纠正它。检，就像端正。设置法令教诲，用来向人显示正当的法则。建立国家、统治人民的君主，即使能够实行良好政治，也从来没有抛弃法令而成就治理的。所以神农时代不施刑罚而人民善良，但后世执政者不能废弃法令而治理人民。舜手持盾牌和大斧，终于使有苗归服。苗民不服从舜。舜手持盾牌和大斧，在两阶之间起舞，苗民自然归服。《尚书》说：“七十天后，有苗来归。” 征伐敌人，不能解除铠甲而制服寇盗。制定法令，就像善于驾车的人：察看马的力量，估量道路的情况，调节缰绳和嚼子，使它顺应形势。所以能够登上山坡、奔赴险地，不会因车辙翻覆而失败。就像车子虽然难行，却不会翻倒坠落。
乘危涉远，无越轨之患。君，犹御也；法，犹辔也；人，犹马也；马，犹轨也；理，犹执辔也。执辔者欲马之遵轨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辔不均齐，马失轨也；法不适时，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务循其法，因时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旧。夏商之衰，不变法而亡；三代之兴，不相袭而王。尧舜异道而德盖天下，汤武殊治而名施后代。由此观之，法宜变动，非一代也。今法者则溺於古律，儒者则拘於旧礼，而不识情移法宜变改也。此可与守法而施教，不可与论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论理。若握一世之法以传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拟寒暑，一药治座痕也。若载一时之礼以训无穷之俗，是刻舟而求剑，宋人乘船，失剑於水，刻舟记之？待船至彼，方始求之。守株而待兔。有狩惊兔集株而死。有人过而得之，竟日不去，专守此株，更待兔来而诛死者也。故制法者为礼之所由，而非所以为治也。礼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者。成化之宗在於随时，为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随时而成化。以斯治政，未为忘也。赏罚第十五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赏罚。赏罚者，国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数成岁，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度各有其数，日行迟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国以法教为治。晷运於天，则时成於地；法动於上，则治成於人。晷之运也，先春后秋；法之动也，先赏后罚○是以温风发春所以动萌华也，寒露降秋所以陨茂叶也，明赏有德所以劝善人也，显罚有过所以禁下奸也。善赏者因民所喜以劝善，善罚者因民所恶以禁奸。故赏少而劝善，刑薄而奸息。赏一人而天下喜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狭而治广，事寡而功众也。其王良之善御也，识马之饥饱，规矩徐疾之节，故鞭策不载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无鞭策者，以马之有佚也。圣人之为治也，以爵赏劝善，以仁化养民，故刑罚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则理道立矣。故君者，赏罚之所归，诱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悬小利，足以劝善；虚设轻威，可以惩奸。蚓复张厚赏以饵下，操大威以临民哉。故一赏不可不信也，一罚不可不明也。赏而不要，虽赏不劝；罚而不明，虽刑不禁。不劝不禁，则善恶失理。是以明主一赏善罚恶非为己也，以为国也。适於己而无功於国者不加赏焉，逆於己而便於国者不施罚焉。罚必施於有过，赏必加於有功。苟善赏信而罚明，则万人从之，若舟之循川，车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济，何行而弗臻矣。审名第十六言以译理，理为言本，名以订实，实为名源。有理无言，则理不可明；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实由名辨而名非实也。今信言以弃理，实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实，非得实者也。故明者课言以寻理，不遗理而着言；执名以责实，不弃实而存名。然则言理兼通而名实俱正。世人传言，皆以小成大，以非为是，传弥广，理逾乖，名弥假，实逾反，则回犬似人，转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转白似黑，则不类矣。转以类推，以此象彼，谓犬似攫，大猿五百岁，则自善能媚美女。攫似狙，狙似人，则犬似人矣。谓白似缃，浅黄色也。捆似黄，黄似朱，朱似紫，紫似钳，青色也。钳似黑，则白成黑矣。黄轩四面，非有八目；黄轩，是轩辕黄帝也。治国乃使诸侯至於四方，因为四面。时人传之，言黄轩有四个面，故言非有八目也。夔之一足，必有独经；《吕氏春秋》曰：昔哀公谓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对曰：调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则足。时人谓言：夔身只有一足。《庄子》云：夔之一足，其行踯躅者也。周人玉璞，其实死鼠；周人，是周国人。其周国贵玉璞，其人不识。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诳其谓死鼠为玉璞，卖与周人，以五彩裹之，於宝匣藏之，天下人谓其实是玉璞。卞和闻之，故从其家借而观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怀惭，并宝匣弃之也。楚之凤凰，乃是山鸡；楚人得山鸡，见五色花文，谓是凤凰。以将献其君，行至路半，见野田中极多，乃问之。人曰：此是山鸡。楚人怀惭而退，走归。愚谷智叟，而像顽称；昔有贤人隐在愚谷，自号愚公。时人闻之，谓之实是愚人，后知是贤智之人也。黄公美女，乃得丑名；黄公有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正。有人问其女，黄公谦曰：女丑不嫁出。人谓之实丑，后纳为妃，时人始知其美丽也。鲁人缝掖，实非儒行；
译乘着危险的道路远行，也不会有越出轨道的忧患。君主如同驾车者，法令如同缰辔，百姓如同马，马所行的道路如同轨道，治理之理如同执掌缰辔。执缰的人希望马遵循轨道，明白法令的人希望百姓遵循治理。缰辔调节不均，马就会偏离轨道；法令不合时宜，人就会违背道理。因此明君务必遵循法则，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只要有利于人，就不必拘泥古法；如果会妨害事务，就不可沿袭旧制。夏、商衰亡，是因为不改变法令；三代兴起，是因为没有相互沿袭。尧、舜治理方法不同而德行覆盖天下，汤、武治理方式不同而声名流传后世。由此看来，法令应当随着时代变动，不可能一成不变。如今执法者沉溺于古代律令，儒者拘泥于旧礼，却不知道情势已经改变、法令应当变更。这些人可以同他谈守法施教，却不能同他讨论如何制定法令、建立教化。所以有智慧的人制定法令，愚昧的人受法令限制；贤者改变礼制，不肖者拘守旧礼。拘泥法令的人不足以谈论事务，死守成法的人不足以讨论道理。如果拿一代的法令传给百代的人，就像用一件衣服应对寒暑，用一种药治疗所有病症。如果把一时的礼制用来教训无穷时代的风俗，就是刻舟求剑。宋国有人乘船，剑掉进水里，便在船舷上刻下记号；等船到了那个地方，才开始下水寻找。又像守着树桩等待兔子。有猎人惊动了一只兔子，兔子撞在树桩上死了。有人经过捡到兔子，整天不肯离开，专门守着这个树桩，等待兔子再次来撞死。所以制定法令，是礼制得以产生的途径，却不是治理本身；礼制，是形成教化所依据的宗旨，却不是形成教化的唯一方法。形成教化的根本在于顺应时势，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依据当世情况。从来没有不依据时代却想治理好国家、不顺应时势却想完成教化的。用这个道理治理政事，才不会忘失根本。赏罚第十五 治理百姓、驾驭下属，没有比法令更正当的；制定法令、施行教化，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赏罚是国家的利器，也是控制人的权柄。所以天凭日晷的运行计算而形成一年。太阳运行一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日月运行的度数各有定数：太阳运行迟，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运行快，一个月运行一周天。国家依靠法令教化来治理。日晷在天上运行，四时便在大地上形成；法令在上面施行，治理便在百姓中形成。日晷运行，先有春后有秋；法令施行，先赏后罚。所以温暖的风在春天吹起，是为了催动草木萌芽开花；寒露在秋天降下，是为了使茂盛的叶子凋落；公开赏赐有德之人，是为了劝勉善人；公开惩罚有过之人，是为了禁止下民作奸。善于赏赐的人，顺着百姓所喜欢的事情来劝善；善于惩罚的人，顺着百姓所厌恶的事情来禁奸。所以赏赐少而能劝善，刑罚轻而能使奸邪止息。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为之高兴；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因此畏惧。这样就能用狭窄的教令取得广泛的治理，用少数事情取得众多功效。王良善于驾车，知道马的饥饱，掌握快慢徐疾的节度，所以不用频繁鞭策也可以预期日行千里。但也不能完全没有鞭策，因为马有放纵懈怠的时候。圣人治理天下，用爵位赏赐来劝善，用仁爱教化来养育百姓，所以刑罚可以不用，太平可以实现。然而刑罚不能废弃，是因为百姓有放纵的时候。因此赏赐虽然能够劝善，也不能没有惩罚；惩罚虽然能够禁恶，也不能没有赏赐。赏罚公平适当，治理之道就建立了。所以君主是赏罚所归属的主体，用赏罚诱导人趋向善。它的利益很重，它的威势很大。空悬小利，已经足以劝善；虚设轻威，也可以惩奸，何况还要颁布厚重的赏赐来诱导下属、掌握巨大的威势来面对百姓呢？所以一次赏赐不可不兑现，一次惩罚不可不明确。赏赐却不兑现，虽然赏赐也不能劝善；惩罚却不明确，虽然施刑也不能禁恶。不能劝善、不能禁恶，善恶就会失去准则。因此明君赏善罚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自己有利却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加以赏赐；违背自己意愿却对国家有利的人，不施加惩罚。惩罚一定施加于有过错的人，赏赐一定给予有功劳的人。如果赏赐善人能够守信、惩罚恶人能够明确，那么万人都会跟从他，如同船沿着河流、车辆遵循道路；这样无论驶向哪里不能渡过，前往哪里不能到达呢？审名第十六 言语用来表达道理，道理是言语的根本；名称用来确定事实，事实是名称的来源。有道理却没有言语，道理就无法明白；有事实却没有名称，事实就无法辨别。道理由言语说明，但言语不等于道理；事实由名称辨明，但名称不等于事实。现在相信言语而抛弃道理，不是真正得到道理；相信名称而忽略事实，也不是真正得到事实。所以明智的人考察言语以寻找道理，不会舍弃道理而只执着于言语；执持名称以考核事实，不会抛弃事实而只保存名称。这样，言语和道理都能贯通，名称和事实也都能端正。世人传述言语，往往把小的说成大的，把错误说成正确；传得越广，道理越偏离，名称越虚假，事实越相反，就会把狗说成像人，把白色转说成黑色。如今若指着狗说它像人，把白色说成黑色，就不相类似了。再根据相似之处推演，用这个形象说明那个事物，就说狗像攫。大猿活到五百岁，就会自己善于变化，迷惑美女。攫像狙，狙像人，那么犬也就像人了。所谓“白似缃”，缃是浅黄色。捆像黄，黄像朱，朱像紫，紫像钳，钳是青色。钳像黑，那么白也就变成黑了。黄轩有四面，并不是有八只眼睛；黄轩，就是轩辕黄帝。他治理国家时，使诸侯到达四方，因此说有四面。后来人们传说，说黄轩有四张脸，所以这里说并不是有八只眼睛。夔有一只脚，必定另有独特的经文依据；《吕氏春秋》说：从前哀公对孔子说：“夔有一只脚，这话可信吗？”孔子回答说：“调和六律、协调八音，只要有一个人就足够了。”当时的人便说，夔的身体只有一只脚。《庄子》说：“夔有一只脚”，意思是说它行走时踯躅不稳。周国人得到的玉璞，其实是一只死老鼠；“周人”就是周国人。周国人以玉璞为贵，却不识玉璞。有一块东西放在道路旁，市中有人欺骗周人，把死老鼠说成玉璞，卖给他，并用五彩丝包裹起来，藏在宝匣中，于是天下人都认为那确实是玉璞。卞和听说后，便从他家借来观看，原来是一只死老鼠。卞和笑着说：“这是死老鼠，不是玉璞。”那人满怀惭愧，连同宝匣一起丢弃了。楚国所谓的凤凰，原来只是一只山鸡；楚人得到一只山鸡，看见它有五色花纹，便以为是凤凰，打算献给楚君。走到半路，看见野田中有很多这样的鸟，就向人询问。那人说：“这是山鸡。”楚人满怀惭愧，退了回来，跑回家去。愚谷中的智叟，却被称作顽愚之人；从前有一位贤人隐居在愚谷，自称愚公。当时的人听说后，以为他真是愚人，后来才知道他是贤能而有智慧的人。黄公的女儿明明是美女，却得到丑女的名声；黄公有一个女儿，三十岁还没有出嫁，姿态容貌端正。有人问起他的女儿，黄公谦逊地说：“女儿丑，所以没有嫁出去。”人们便以为她确实丑陋，后来她被纳为妃子，当时的人才知道她很美丽。鲁国人穿着缝掖之衣，其实并不表示实行儒者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