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五（2/2）

译执守这种道，向前没有阻碍，向旁也无不通达，难道不是天下最尊贵的吗？老子说：执守一代的法令典籍，来非难后代的风俗，就好比把琴柱胶住而调瑟一样。五音彼此配合、随变化而形成声文，百代各自适宜而制定法度。调瑟的关键在于变化，不可以胶住琴柱；治理的关键在于适宜，不可以拘执成法。圣人顺应时势而随机变化，看到具体形势便施行相宜的措施，这就叫作不胶着、不拘执。时代不同，事情就会变化；时势转移，风俗就会改变。应当审察时代来制定法令，随着时势来兴办事情。众多百姓的真情和伪饰各不相同；帝王所崇尚的质朴或文饰也有变化，世代之间有增有减。能够使所办之事与时势相合，除了圣人，谁能完全做到呢？上古的君王，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故意彼此相反，而是时势和事务不同。所以不应当拘泥于已经制定的法，而应当效法它所以成为法的原则；所谓成为法的原则，就是随着变化而推移。已经制定的法，如祭祀天地时所用的祝辞，只是一时的用途，怎么可以拿来限制后世呢？只有因应变化而推移、据此制定法度的原则，才不可不效法。圣人所制定的法可以看见，但他制定法度的根由却不可穷究。法度施行在外，就可以观察看见；权衡取舍存在于内心，却无法追根究底。圣人的言语可以听见，但他所以这样说的内在根据却无法具体显现。关于法度的言语可以传述、可以听闻，但其立意的缘由本来就难以显明。三皇、五帝把天下看得很轻，把万物看得微小，使死与生平等，同变化一起流转，舍弃帝位而忘却个人的情怀，一切都顺应大道。他们抱持大道、推诚待物，以此照见万物的情状，道法真实而明彻，所以能够通达地鉴照万物。上面同道交友，下面顺应变化而成为治理人的人。往来反复都不离于道，道就是与自己相交的朋友；动与静都在变化之中，而变化要通过人来治理。如今想学习古人的道，却得不到那种清明。〔原文“未俗清变”疑有讹误〕，已经不再有清明之道。即使玄圣守持自己的法令典籍，施行自己的宪令，也一定不能用它来治理好天下。〔原文“响使”疑为“假使”之讹〕玄古的圣君处在当今时代，仍然施行古代的法度，本来就不能治理好；况且拘执古法来驾驭今天，不合乎时势的变化；用今天的情形去学习古代，又得不到古代的清明。大概只有顺应时势、使道理发扬光大，才是可取的。文子问治理政事的方法，老子说：用道来驾驭百姓，用德来养育百姓；用道驾驭他们，百姓就能得到适宜的归宿；用德养育他们，百姓就知道应该归依的地方。不要向他们显示贤能，不要向他们施加武力；国君崇尚贤能，臣下就会在朝廷争夺名声；施加威力，就会使众人因此结怨。减损外在的争竞而执守‘一’；削弱对贤能和武力的崇尚，秉持并执守道德。不要设置可以谋利的处所，不要显露可以引发欲望的事物；设置可以谋利的处所，必然会遗弃博爱之义；显露可以引发欲望的事物，必然会扰乱持守恒常政道的心。方正却不割裂，清廉却不伤人；方正而不因此割裂，〔原文“廉”下句作“康”疑有讹误〕清廉而不因此削伤，都使各自完整保全其〔原文“陆”疑有讹误〕。不自夸，不自我炫耀功劳。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夸示自己的功劳。用道来驾驭百姓，百姓就会归附；彼此亲近归附。用德来养育百姓，百姓就会服从；心悦诚服。不向百姓炫示贤能，百姓就会知足；各自满足。不以强力加于百姓，百姓就会保持淳朴。没有人知道该怨恨什么，百姓自然就能保全自己。不向百姓炫示贤能，是因为节俭；不以强力加于百姓，是因为不敢妄为。君主节俭用度，天下就没有不满足的；君主不敢妄为，万物就都能顺其自然而保全。在下位者靠聚集来收拢，靠赂赠来取得，靠节俭来保全自己，靠不敢妄为来使自身安定。懂得亲近下民的道理，就能聚集众人并使他们和睦；保全并供给养育的资财，就把利益归还给他们。节俭而知足，就没有欲望，这样才能保全德性；不敢妄求安逸，就没有怨恨，所以反而能够安定自身。不亲近下民，民众就离散；不养育他们，他们就背叛；向他们炫示贤能，他们就相互争竞；以强力加于他们，他们就产生怨恨。民众离散，国势就衰弱；民众背叛，居上位者就没有威信；民众争竞，就容易轻率地为非作歹；下民怨恨上位者，君位就危险。这四件事如果确实能够修治，合乎正道就差不多了。君主若能成就并修治各种德行，断绝这四种祸患，虽说这是德政之道，也已经接近淳朴古风了。老子说：上位者所说的话，下面的人要实行；下面的人所说的话，上位者要采用。接纳下属的言论，听从劝谏如同水流；奉行上位者的言论，发布命令如同缁衣上的丝带。上位者的言论，是通常要实行的；下位者的言论，属于权宜之计。建立教化要由君主施行，所以君主的话通常要实行；劝谏而必定采纳，贵在懂得权宜之变。只有圣人能够懂得权宜之变：说出的话一定可信，约定的事情一定恰当。言语可信，最终必有事实验证；约定恰当，事情返回时必定相合。天下所谓最高尚的行为，是正直到告发父亲、诚信到让女儿去死，谁能以此为可贵呢？父亲偷取财物，儿子因正直而告发父亲；为守信，女儿让自己溺死。像这样的高尚行为，谁应当为之悲哀呢？所以圣人论定事情的是非曲直，随着事情而屈伸变化，并没有固定的仪式和标准。圣人依据事情的适宜情况，把它作为处置的准则；行动总是以有利于万物为目的，哪里会拘泥停滞在一时一事上呢？祷祝时直呼君主的名，溺水时揪住父亲的头发，是形势使然。“捽”是提着头发。以君主和父亲的尊贵身份，处在祷祝和溺水的紧急时刻，不直呼君主之名，就不算恭敬；不揪住父亲，就不算孝顺。形势要求违背常规，只要能够救济当下的困境就可以了。权宜之变，是圣人独自能够看见的。权变的机理极其微妙，一般人的情识无法达到。先违背常规而后与义理相合，叫作权变；先迎合而后违背，叫作不懂权变。不懂权变的人，善事也会反而变成丑事。试着论述它说：体察权变的人，处在机变的两端之间；在变化发生以前思虑，在机势出现以后行动。变化表现在事情上，机势存在于内心。只有权变能够从内心发动机势，在外部控制变化，虽然反常却合乎经义，从而扶助正教；后来顺从而先前违背，才完全体现曲成万物的道理。君主掌握事理，行动有损有益，使百姓以为一切都是自然如此，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因此《易》赞美重巽卦，《诗》赞美棠华；若不是圣人的智慧，谁能独自看见这些道理？况且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给自身带来祸害；权宜之事处理不恰当，就会把善事变成丑事，怎能不谨慎呢？文子问道：先生说，不是依靠道德就无法治理天下；上古的君王承继先祖的后嗣和事业，也有无道的君王能够终其一世而没有遭遇祸败，这是依靠什么道理才会如此呢？所谓败坏祖宗的功德，却终其一世没有遭遇祸败，是因为前代曾有类似的功德余泽。所以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以便使后代那些对道有所怀疑的君主得到警戒。老子说：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各自维持生活；然而他们生活的厚薄不同。天下时常有亡国破家的事情，都是由于没有道德。说有些人虽终其一世而没有遭遇祸败，只不过是命数深厚罢了。然而他们亡国破家，无不因失去道而导致。早晚都不懈怠，战战兢兢，常常害怕国家危亡；拥有家国的人，确实能这样谨慎，所以说：君主承接先人的事业，就像驾驭六匹马却使用朽坏的缰绳一样。如果放纵欲望、怠慢心志，国家什么时候才会不灭亡呢？只是不能长久保全罢了。假如桀、纣能够修习道、奉行德，即使商汤、周武王贤明，也没有地方建立自己的功业。夏、殷末世，并不只是因为桀、纣无道。然而有的人终其一世，在当时没有败亡，后来仍导致灭亡，确实只是命数有厚有薄不同，但同样都是覆亡的资因。假如这两位君主依循道、据守德，那么成汤、周武王凭什么建立功业呢？大概只有失道丧德却侥幸免祸的人，从来没有居于道、树立德而仍延续祸败的人。道德，是用来使万物相互生养、相互蓄养成长、相互亲爱、相互敬重尊贵的。道德的养育作用和敬爱之美，就由此建立起来。

译聋虫虽然愚蠢，也不会伤害自己所爱的东西；假使天下百姓都怀有仁爱之心，祸灾从哪里产生呢？天下的聋虫和愚物，难道不是蠢动之类吗？它们尚且能够避开祸害、趋向利益，顺从自己的适宜之处，那么百姓的心情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假如确实能够以道教化、以德施被，感发他们亲爱之心，祸灾的端由就没有产生的途径。无道却没有遭遇祸败，是因为仁爱还没有断绝，义还没有灭亡。因为相互亲爱的情分还没有断绝，相互扶助的义还没有灭亡，所以虽然危险，却还没有覆亡。仁爱虽未断绝，义虽未灭亡，诸侯已经轻视君上了。诸侯轻视君上，朝廷就不恭敬，即使勉强也不会顺服。凡是恭敬顺从达到极点的，根本都在于内心受到感化。仁爱断绝、义理灭亡，诸侯背叛，众人用力攻伐，强者凌辱弱者，大国侵略小国，百姓以攻伐为业，灾害产生，祸乱兴起；国家灭亡就在眼前，怎么还会有不遭祸患的期限呢？失道时还可以凭借德，失德时还可以依靠仁，仁断绝时还可以由义扶持，义灭亡便会亡国。这些变化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总的来说都是造成祸败的因素。所以在无道、失德之时，就会有轻视君上、违背命令的弊病；乘着仁断绝、义灭亡之后，就会有亡国辱身的忧患。只是个人有命分厚薄，国家有危亡的运数；命分厚的人处在危境中仍能终其一世，命分薄的人遇到覆亡之时便会陷入其中。若建立根本来看，没有什么不是由于失道造成的。老子说：法令烦琐、刑罚严酷，百姓就会产生欺诈；上位者事务过多，下位者就会生出许多机巧和姿态。必然会产生许多办法和姿态来应付这些事务。追求得多，反而得到的少；禁令越多，反而越难压制少数行为。因为追求的事情太多，所以得到的反而少；因为触犯的禁令太多，所以能够制胜的反而少。用一件事务引发另一件事务，又用事务来制止事务，就好像煽旺火焰却想让它不焚烧一样。不用事务去制止事务，事务自然会停止；用事务去制止事务，事务停止后还会再次产生。制止由彼事产生的此事，又产生应当制止的新事，就像煽旺火焰想求它不焚烧，反而更加焚烧一样。用智巧产生祸患；这是说，上位者的智巧会产生下民的祸患。又用智巧去防备它，就好像搅动水却想求得清澈一样。上位者抛弃智巧，下民才能保全本性。消除祸患的根本，在于停止多端纷扰；既然因智巧而产生祸患，又设置智巧来防备祸患，距离不搅动而自然清澈的道理就很远了。老子说：君主喜好仁，便会没有功劳的人也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也被释放；君主喜好刑罚，便会有功劳的人被废弃，无罪的人也受到牵连。仁以慈爱救济为功用，刑以施加罪罚为作用；如果有所偏好，那么赏赐和刑罚就会失当而滥用，便不能统治万民了。试着论述说：道，是万物尊贵的根本；事务，没有不凭借所好而成就的。然而树立某种偏好来求道，那么偏好就存于胸中，而道反倒背离所求，结果违背了道理。又说，不失去德的，就是不以德自居。况且道与德尚且不能靠专一的偏好来成就，更何况偏向崇尚其他事务，怎能达到治理天下的正道呢？没有偏好和憎恶，诛罚人而无人怨恨，施惠于人而不自以为有德。这就像上天施行春秋四时，万物怎么能够有所怨恨呢？放下准则而遵循绳墨，自身不介入事务；像天、像地一样，有什么不能覆盖和承载的呢？遵循常规法度而没有私心，才能与天地二仪合其德性。使众人相合并使他们和谐的，是君主；使众人合于和谐之义，关键在于一个人。把彼此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是法。犯了法的人自然有轻重不同，这是国家的常法。百姓接受诛罚，怨恨就无处藏匿；君主不容私情，以清明公正治理天下，那么抵触罪法的人也甘愿踏入过失之地，不会再有所责怪怨恨。这就叫作道德。这样以后，国家才有太平之道，君主才有无私之德。老子说：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标准，各个时代都认为自己所喜爱的正确，而认为自己所厌恶的错误。别人也不认为你所喜爱的正确，反而认为你所厌恶的正确；只是这并非公正恰当，所以不能确定。所谓求取正确，并不是在寻求道理；推究道的道理，那么万物幽玄而同一，没有什么不是正确的。这是寻求与自己相合的东西，不是去除包裹，而是去除违逆内心的东西。如果只是有所相合，就会偏执地系着外物，怎么能说是在去除邪曲呢？不过是除掉自己所厌恶的东西罢了。现在我想选择正确的而居守它，选择错误的而除去它，却不知道世人所说的是非究竟是什么。求取正确的人，未必真能做到正确；排除错误的人，也未必能够无所错误。现在想选择正确的而居守、选择错误的而排除，那么怎么知道世人不会各自执着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反而说我是错误的呢？如果这样，符合自己的所谓正确就还没有脱离邪曲；这说明仅凭辨明是非来治理，还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所以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只是说不要搅动它罢了。小鱼一经搅动就会碎烂，万民一经烦扰就会溃乱。因此，靠设置法令来判定彼此是非，是不能治理天下的。一味趋合的人，言语迎合就会更加亲近；自身疏远而谋划恰当，反而立即被怀疑。世俗的常情，没有公认的正确，只有符合私意才被认为正确。所以谄媚的话说得中听，就会更加亲近；自身疏远而进忠言，反而会被怀疑。现在我即使想端正自身来对待外物，又怎么知道世人将依据什么来规正我呢？想要端正自身来对待外物，难道不会有世人因为我与他们不相合，反而拿他们所坚持的“正”来规正我吗？我如果和世俗争着奔走，就像躲避雨一样，无论逃到哪里都不能不被淋湿。如果我想端正世俗，世俗也会来规正我；急忙奔走争论谁才正确，谁也不能摆脱衰败。就像躲避雨一样，随便逃向哪里，都会被淋湿。想要达到虚，就不能虚；因为心中有所存留，所以不能虚。就像刻意追求端正，行动就从未真正端正。至于不刻意求虚而自然虚静的人，所想达到的没有不能达到。顺应万物而乘合事理，不厌恶有所存在，就不会刻意存想虚静而自然虚静；寄身于世间以求安定，不非难他人，就不会争论端正而自然端正。如今不费劳力就得到虚静，不加选择而始终端正，岂不是从前所想求取的，都可以安坐而得到吗？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像车轴不为自身运转，却能使车毂到达千里；在无穷无尽的根本上转动。处在中正之处而不动，就能与万物一同运行，不受远近限制。况且万物变化循环周转，从来没有终极，而我的本体随之应化，没有什么不能穷尽。所以圣人体现道而返归至极，不主动变化以等待万物变化，行动却无所作为。体道的人，其常存本体不可改变。凭借不变之道，就能驾驭千变万化；这种微妙作用，哪里是涉及有为之事呢？老子说：屡次取得战争胜利，国家必定灭亡；“亟”是多次、屡次的意思。屡次作战，民众就疲惫；多次取胜，君主就骄傲。让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民众，而国家还不灭亡的，很少有。君主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把万物逼到极限；民众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使忧虑达到极点。万物达到极点，事务就会达到极点并发生变化。上下都走到极端而国家不灭亡，从来没有这种事。所以功业成就后自身退处，是合乎天道的。缺文。《通玄真经》第五卷完。《通玄真经》第六卷。宋宣义郎、试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缙云县令朱弁，字正仪，注。《上德篇》。万物没有主宰，依循道而有常规；它的作用与其他事物相同，玄妙的功德自然积累。因此，以柔顺使天下服从，并不是我有意为之；懂得使众生和合而生，万物没有不能各得其理的。这就是上德的本体，无所不能获得，所以本篇之中内容交杂而归于冲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老子说：君主，是国家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