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二（1/2）

译车轮的轨迹不通达到远方之外，这叫作坐着奔驰、在陆地上沉潜。端坐恭敬而治理天下，却能使教化奔驰到远方；默默施行而不留下痕迹，这就是身居陆地却能沉潜无迹。天道没有私心，不偏私地亲近谁，也不偏私地舍弃谁，它不亲疏有别、徇私偏爱，所以不涉及偏向亲近或疏远。有能力的人会有余裕，笨拙的人会显得不足；顺应天道的人得利，违逆天道的人遭凶。能够顺应自然之理，行动就会有余裕并获得利益；如果超出智虑所能达到的范围妄为，就会无能而遭凶。因此，靠智巧治理国家，难以长久维持；只有与大和相同，并持守自然、随物而应的人，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天道的心与时序、规律都相互协调，这就叫大和。君主断绝智巧而与大和相同，持守无私而应对万物，就能够承担守护天下的责任。老子说：大道和德，就像熟韦与熟革一样，距离远反而接近，距离近反而疏远；考察它却不能捕捉，细察它又并非虚无。道德的作用寄托在有和无之间；熟韦与熟革的差别，显现在虚和实之间。受到感应便自然回应，寻求它却没有固定的途径。本来就不是心智所能测量的，何况耳目又怎么能够达到呢？所以圣人就像镜子一样，不拒绝来者，也不迎合来者；有所感应却不把它藏留在心中，因而不伤害万物，没有私心而任凭万物自然运行，顺应事理而应对来去；因为随着万物的变化而应对，所以不伤害它们。得到它，正是失去它；如果把所得的东西存留在胸中，就失去了它的奇妙作用。失去它，正是得到它。达到极度虚静，才可以成为明鉴。所以通达大和的人，昏昧得像沉醉于醇酒之中，却甘愿超然于外而游心于其中；好像从未离开大道根本，这就叫大通。沉醉于甘美的醇酒，尚且能够保全安宁休息的本分，冥然顺应内外，当然能够通达天地之和。若能把心放任在自得的根本上，让精神游于混茫境界，即使形迹与万物接触，又有什么妨碍呢？这就是假借不用而能够成就其作用。世人把恩情、智巧看作应当使用的东西，现在姑且借助这种不用，来适应千变万化的作用。老子说：从前黄帝治理天下，调节日月的运行，治理阴阳之气，节制四时的规律，校正律历的数目，区别男女，彰明上下，这就是制定礼法。过去黄帝的时代，百姓丧失了真淳本性，情伪由此产生，智巧和力量开始兴起，于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有为治理变化；这确实有利于当时，却不知道给万世留下了弊病。使强者不能压制弱者，众多者不能欺凌少数者，百姓能够保全生命而不夭折，年岁和时令丰熟而没有凶灾，百官端正而不徇私，上下协调而没有怨尤，法令明确而不昏暗，辅佐公正而不阿谀，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市场上没有人预先抬价，这样，治理所取得的功效就显著了。在这个时候，日月星辰运行不失常度，风雨按时而来，五谷茂盛，凤凰飞翔在宫庭，麒麟游行于郊外。然而这只是有为之德所得到的感应。虙戏氏统治天下时，以方形的枕头和绳索作寝具，秋天收杀，冬天收敛，玄圣的行动不超越天道的法则，所以枕席和寝具都取方形、用绳索编制。秋天万物结成果实，冬天万物潜藏，这是返回根本。因此圣人顺应秋冬二时的收杀，使成全和孝养有所节制，体现返回根本的德行。背负方形的大地，怀抱圆形的苍天，大道周遍天地。阴阳所拥塞的地方，就疏通它；沉滞不通的地方，就开通其孔窍、调理其脉理。德行与大和相合，气自然就会得到治理。对于逆乱之气、乖戾之物，以及伤害百姓、积聚厚重弊害的事，就加以断绝制止。天地既然安泰，灾害自然就会消灭。那时的百姓像儿童一样蒙昧，不知道东西方向，走路蹒跚，视物昏暗，浑然无知而自得，不知道自身由什么产生，这已经在《道原》篇中见过。他们漂浮游荡，茫然不知道根本在哪里，也不知道将要到哪里去。他们没有亲近自己的亲人，所以把外物当作根本；寄托就是寄托，因此所谓根本也无所谓去向。‘浮游’‘罔养’都是漂泊无所系属的样子。在那个时候，禽兽、虫、蛇无不收起爪牙，藏住螫刺和毒液，还不知道彼此会相互伤害。功德可以与天地相等。因为是无为之功，所以可以同天地相比。到了黄帝，却在太祖之下显得卑微谦下，然而不彰显自己的功劳，也不宣扬自己的名声，不彰显功劳，功劳反而已经彰显；不宣扬名声，名声反而已经传扬。而且黄帝在涿鹿的原野讨伐蚩尤，虽然除去了祸害万物者，最终把功归于太祖，但恭敬谦让的行迹已经显著，并流传于后世。‘要缪’是卑微细小的样子。隐没了真人之道，以顺从天地本来如此的规律，天尊贵、地卑下，春天生长、秋天肃杀，这大概是自然的规律。黄帝于是仿效尊卑之序而制作衣裳，推度时序而施行杀伐，表明真人之道，却也使圣人的德行逐渐隐没丧失，使有为之法日益更新于世间。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一旦向上通达，智巧之类就会消灭。如果能与天同德，那么智巧之类自然就会成为被抛弃的东西。老子说：天不稳定，日月就没有承载之处；地不稳定，草木就没有立足之处；自身不得安宁，是非就无从显现。只有自身安定宁静，才能使是非之理自然端正。所以先有真人，然后才有真知，去除世俗的妄知，真知才会显现。如果他所持守的东西尚不明白，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不是‘不知’呢？凭借世俗的妄知来说明真知，是很困难的。所谓真知，是不以是非为知的知。那么世人的是非之知，怎么能够算是真知呢？这不是不知吗？积累智慧、增加财货，使百姓欢欣，人人乐于生活，这就是仁。节俭使用，就能积存财货；施加深厚恩泽，就能积累惠德。建立大的功业，显扬美好的名声，确定君臣之礼，端正上下秩序，分明亲疏关系，保存危亡将绝的事物，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使没有后嗣的人得到继承，这就是义。这些都是裁量决断，使事情合乎适宜。闭塞九窍，收藏心志意念，舍弃聪明，返回到无知，像这样，才是完全掌握摄生保性的道理。茫然恍惚地游荡在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事的境界，茫然无知，置身于名利之外，随遇而安，得失都不能成为负累。吸纳阴气、吐出阳气，与万物在玄妙境界中同一，这就是德。顺应阴阳的常道，与万物的本性相合而共同得其自然，这就是德。所以大道离散而成为德，德流溢而成为仁义，‘溢’也就是失去。仁义一旦建立，道德就废弃了。人的本体离开真淳，使万物各自获得其道，这就叫大道离散而成为德。因此从自然中产生出来，才处在太上之位。德将要建立时，所依凭的行迹就会显著；行迹既显著而想守住它，使它不流溢，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过失是由仁义产生的。凭借仁义来治理万物，那么诱导人们仰慕的教化就会在世间大为悬立，而自然之道和无所得之德，难道不会因此受损吗？老子说：精神浮越的人，言语华而不实；德行荡失的人，行为虚伪，精神是用来鉴察万物的，德行是用来使行为完整的。所以精神忽然浮越，言语就会失去真实；德行流荡失守，行为就会损害真性。内在的精气已经丧失，却只从外在的言语行为来观察，这就免不了被外物役使了。一旦放纵到极点，内心就没有真实的情感，只观察外物，发言便成为行动。这样的人，当然会被外物役使，不能保全自己。又说：内心没有精诚，言语行为却处在众人观察的位置上，就会蒙蔽欺骗百姓，使他们遵循无道的政令，效法苟且求利的法令。贤者因为顾忌太多而隐藏踪迹，愚者因为日久习惯而形成性情；这就是身居职位的人不以此为忧，反而以自身去役使外物。精气总会有耗尽的时候，而行为却没有穷尽；所守持的不能确定，又向外受到世俗风气的侵染。

译“愁”就像耗损。被外物役使，所以有耗尽的时候。况且举止行为都在不断施行，怎么会有穷尽呢？以不完整的精气去应对各种事物的行为，本来就没有确定的准则，怎么能免于被世俗侵染呢？所以圣人内在修养道术，而不在外表装饰仁义；知道九窍四肢各自适宜的状态，在精神和谐中遨游，这就是圣人的遨游。能够体察大道而使内心充实的人，仁义的功效自然会在外部显现；保养精气而以精神应物的人，形体的适宜状态自然会在内在安定。况且只要内外还有一处隔阂，就不能称为遨游。如今内外都顺遂，这才是圣人的遨游。老子说：至于真人的遨游，就是在极度虚静中发动，不知道有什么能够阻碍他。让心神遨游于广大无边的虚无之中，不知道自己还拥有些什么。奔驰于尘世之外，不知道有什么能够牵累他。行走在没有门户的境界，不知道由什么路径通达。听无声之声，观看无形之物，只是寂静，只是沉默，这才是遨游的真实境界。不受世俗拘束，不被世俗牵系。被外物牵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遨游。所以，圣人用来感动天下的方式，真人不会只做到这一步；救济世人、教化百姓，留下有为的行迹，使人归向德行、迁改为善，难道不算有所行动吗？所以体悟真道的人，最多也不过达到这种程度。贤人用来纠正世俗的做法，圣人是不去观察的。表现高尚的行为和清正的节操，在外表修饰情性，以此上诱下导，难道不是矫饰吗？所以实行大化的圣人，根本不窥察这些做法。人一旦受世俗拘束，必然形体受到束缚而精神外泄，所以免不了受到牵累。形体受到束缚，是被礼法拘禁；精神外泄，是被智虑耗散。精神外泄而不停息，精神就将丧失；形体受束而不停息，形质就将困顿。既困顿又丧失，难道不是牵累生命根本的大患吗？假如我能够被拘禁束缚，那一定是因为我的命运有一部分寄托在外物上。确实如此。假如我注定要被礼法拘束，那么天命所赋予我的部分就全都属于外物了。老子说：君主的思虑，应当使精神不驰散于胸中，智虑不越出四方的范围，使精神安宁而自然化育；一旦显露智巧，百姓就会产生欺诈。君主怀有仁爱真诚之心，甘雨按时降下，五谷繁茂生长，春天萌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每月省察，按时考核，一年到头进献贡物。君主能够以诚意感动上天，以仁德恩泽下民，所以天为此回应，百姓为此顺从，百官不荒废各主管部门的职责，九州每年都进献各地应交的贡物。以公正之心养育百姓，无为而治就能达到这样。威严严厉却不靠虚饰，不必严加督责，人民自然肃然敬服。法令简省而不烦琐，教化像神明一样自然；法令宽松、刑罚缓和，监狱空虚，天下风俗统一，没有人怀有奸诈之心。既然适合百姓的本性，使他们安于各自的世俗生业，那么奸邪又从哪里产生呢？这就是圣人的恩德。圣人治理百姓，大概尽在于此了。在上位的人喜好获取而没有限度，下面的人就会贪求功劳而互不谦让；君主的欲望没有止境，臣下就会盗取、窃占功名。百姓贫困痛苦，分裂争斗就会产生。赋税设置多种名目，百姓就会贫困痛苦；一旦困窘逼迫，当然会发生分裂争斗。劳费人力办理事务，却没有功效，就是制造无用的器物。欺诈的心智开始萌生，盗贼日益增多而明显。欺诈之所以萌生，是因为在上位者喜好利益。求取利益没有止境，不去盗窃就无法满足欲望。上下彼此一同怨恨，号令就无法施行。水浑浊，鱼就张口喘息；政令苛刻，百姓就会作乱。水中尘垢浑浊，鱼不能自在游动，所以张口喘息以求安息；政令烦琐苛刻，百姓不能再安于本业，所以苟且求生而造成祸乱。在上位者欲望多，下面的人欺诈也多，于是便设置各种欺诈来满足上面的欲望。上面烦扰不安，下面就不能安定；上面索求过多，下面就相互争夺。不治理根本，却到末端去补救，这和挖渠来截断水流、抱着柴薪去扑灭大火没有区别。不以道德进行治理，却只用刑法施政，这正是增加祸乱的方法。所以圣人少办事务却能治理，少有求取却能使众人富足，简约就容易遵从，所以能够治理；需求少就常能得到满足，所以人人都富足。不刻意施为却能体现仁德，保持安静，各自就能保全。不发号施令却能取得信任，顺其自然，万物就会自行响应。不加求取却能得到，满足了就没有争夺。不刻意作为却能成就事业，放手任用，事情就都能成功。怀抱自然之道，保持最高的真实，守持大道而推行诚信，天下人就会跟随他，如同回声应和声音、影子依随形体；所修养的是根本。修养自身，百姓就会端正；内心真诚，外界就会响应。老子说：精神向外驰散，智虑在内动荡，就不能治理形体。人凭借形体和气而生存。形体用来藏纳精气，气用来安定精神。若行动起来而被外物役使，反过来就会损害精神，使智虑更加劳费而形体亏损，这本来就是损害生理的。精神所用得越远，所遗弃的近身形体就越多。精神向外驰越得越远，近处的形体就越被遗弃。不走出门户便能知道天下，不从窗户向外窥望便能知道天道，说的是精神完整的人。用气来感知，可以知道万物的情状；用神来观察，可以验证万物变化的道理。三才之内，精诚彼此感通，哪里还要借助门户窗牖去窥察观察呢？他走得越远，知道的就越少，役使和妄动不停，就越发丧失真实的知识。这句话说的是精诚从内心发出，神气因此在天下运行。老子说：冬日的阳光、夏日的阴凉，万物都归向它们，却没有谁驱使万物急速趋赴；这是自然至精之气的感应，不召唤却自来，不驱逐却自行离去。“亟”是频繁、迅速的意思。冬天趋向阳光，夏天趋向阴凉，这是事物的本性。四时屡次变迁，却没有不是如此的，这完全是自然相互感应的规律。幽深昏冥，不能知道它怎样作为，功效却自然成就。凡是能够知道其缘由的，就不是幽深昏冥。这里说的是阴阳的功效日日更新，深不可测。如果要等到亲眼看见才照见事物，等到发出言语才传达使命，那么治理天下就困难了。皋陶虽然喑哑而担任大理，天下却没有暴虐的刑罚，这说明不依靠言语也有可贵之处。师旷虽然失明而担任太宰，晋国却没有混乱的政事，这说明不依靠眼睛也能看见。因此不必等到用眼睛才看见。不用言语发布命令，不用眼睛观看却能明察，这是圣人能够成为师法的原因。推行诚信的人，不召唤便会得到响应；任用有才能的人，不亲自察看也能明白。圣人统御天下，正是以此为宗师。百姓受上位者教化，不是听从他所说的话，而是跟随他所做的事情。行为是真诚的外在表现，所以百姓奉行上位者的教化；言语只是实际内容的外在华饰，所以不能立即得到下面人的信任。君主喜好勇武，即使不让人争斗，国家也会多灾多难；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然会有劫掠杀戮的祸乱。君主喜好美色，即使不让人议论，国家也会昏乱增多；这种积累发展下去，终将有淫逸的祸患。上位者教化下面，是事理本来如此。所以圣人的精诚在内心区别分明，因为它在内心显著，所以说是“别”。喜爱和憎恶清楚地显露在外，发言用来符合内心的情实，发布号令用来表明意旨。因此，刑罚不足以改变风俗，杀戮不足以禁止奸邪，内心没有精诚，法令就不能在外部施行。只有神妙的教化才最为可贵，可贵就在于没有行迹而能使人受到教化。精气达到极致就成为神；精气所推动的事物，就像春气使万物生长、秋气使万物肃杀一样。精气所产生的感应，万物没有不顺从的；既没有施德者的功名，也没有受害者的怨恨，就像阴阳二气运行那样。所以君子的作用就像射箭：在这里相差细微毫末，到了那里却相差寻丈。箭刚射出时只有毫末的差别，到了靶子那里就成了寻丈的偏差。意思是精诚即使有细微如织芥的困难，在产生感应时，差别难道不是很远吗？所以治理人的人，必须谨慎自己用来感化他们的东西。老子说：悬挂法令、设置赏赐，却不能改变风气习俗，是因为没有抱守真诚之心。

译君主在外推行真诚，万物就会信服而不犯禁；依仗智巧来治理，百姓就会欺诈而只求苟且逃避。即使再悬挂法令禁止暴行、设置赏赐劝人为善，也仍不足以改变浇薄的风气和浅薄的习俗。所以听音乐就能知道一个地方的风气，情感受到触动，声音便发出；形成文辞，善恶就显现出来。然而听音乐是为了辨取声音，考察声音便能看见人的志意。志意中有怨恨或舒畅，于是国家的风气也就可以知道了。观察一个地方的音乐，就能知道它的风俗，音乐的作用，在于调和百姓、引导政事，使官府的征调不相混杂，从而收摄各种事务。然而音乐也会受到治乱的感应和气候适宜与否的影响，所以一个地方的风俗由此便可以知道。看见一个地方的风俗，就能知道它所受的教化。百姓所爱好、所崇尚的，完全直接由君主的教化造成。抱守真实、效法诚信的人，能够感动天地；精神超越四方之外，命令施行，禁令得到遵守。抱守最高的真实，效法赤诚之心，那么天地也会随其感应而运动，何况人呢？因此能够教化八方之外的一切，法令施行于心意所到之处。真诚通达大道并传达自己的心意，即使一句话也不说，天下万民、禽兽、鬼神也都会与他一同变化，真诚如果能够通达这条大道，即使是幽暗之物和异类，谁能不与它相互感应呢？所以至高的境界是用神妙之道教化；较低的做法才是奖赏贤者、惩罚暴徒。顺应万物而不留下行迹，是教化的最高境界；百姓不忍心欺骗，是治理取得的成效；到了诛杀和劝赏的地步，已经是政治的末等手段了。老子说：大道无为，其本体寂静空漠。无为就是无有，其本体也没有形状。无有就是不居止于任何地方，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处所。不居止于一处，就是处在无形之中，所以无所不在。无形就是不动，因为虚，所以不造作。不动就是无言。道的本体断绝了一切名相和形迹。所谓无言，就是寂静而没有声音、形体。既然名相形迹都不存在，又哪里会有声响和影响呢？没有声音、没有形体的东西，看它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人的耳目，只能感知形体和声音。这就叫作微妙。从本体说，它幽深细微；从作用说，它形成玄妙。这就叫作至神。它能够善于资助万物生成，却特别使人不能察知它的端倪，这就是神妙到了极点。它绵延不断，仿佛存在，这就叫作天地的根本。道的本体虚静寂寥，生成变化没有固定方式，绵延不尽，所以是天地万物的根本。道没有形体、没有声音，所以圣人勉强给它设定形象，用一句话作为它的名称。道本来没有实体，声音又从哪里建立呢？只是圣人勉强取道路的形状，用文字表示无名的本体：一方面用它指归万象，另一方面用它贯通人的性命。虽然只是一句话，却同时具备了形和声；天下所要到达的地方，没有不由此而行的。天地的规律，是以小为大之本，以少为多之始。天地极其广大，却以微小为根本；万物的形象极其繁多，却以一为开始。天子以天地为品类，以万物为资用，功德极大，权势和声名极其尊贵。上天降下圣子治理众类，借助天地来确定尊卑的等级，凭借万物来造成贵贱的资用，于是能够成就至高的德行。圣人的功劳使天下得到安定，盛大的声名和威势使四海肃然服从。这两种德行的美好，可以与天地相配。既然以天地为品类、以万物为资用，成就了这两种尊贵广大的德行，自然可以与天地相配。然而，作为天之子，没有不是建立德行的处所；把这个位置称为德，也是适宜的。所以不能不遵循大道，把大道作为天下的母亲。既然德行和地位可以与天地相配，那么行动和作用也应当同于造化，怎么能不执守大道，处在无为之中，使天下人每天自然运用它却不知道呢？老子说：救济穷困、补助急难，就会产生名声和利益；除去祸害，功业就成就了。功名本来产生于有所行动。救济穷困、补救急难，固然免不了得到仁惠的浮名和以义行事所带来的小利。世间没有灾害，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德行。假使天下各自都能得到安定，圣人的德行又能施展到哪里呢？上下和睦，即使是贤人，也没有地方建立他的功业。君臣、父子各自都合乎自己的身份，那么贤人的功业就无从建立。所以至人的治理，是含藏德行、怀抱大道，推行真诚，施展无穷的智慧，安卧而不显说、不发言；天下没有人知道珍视他不言的作用。如果留下建立德行的形迹，就不是含藏德行；沿着道前行，也不是怀抱大道。正因为达到最高境界，才称为至人。大概只是内心推行真诚，任凭万物自行端正罢了。虽然他的智慧鉴照无穷，却止息言说而玄默无言，所以像尸居一样安坐在狭小的居室中，百姓却自然受到感化。天下那些忙碌逐利的人，哪里能珍视这种玄默之道呢？所以，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叫出的名称，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称。凡是可以把道具体指称为某物的，就不是自然恒常的道；凡是可以给它命名的，就不是寂静本体的恒常名称。所以至人不居守于这些名称和说法。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以传给世人的，都只是道的粗浅方面。功名写在竹帛上，典章法令刻在金石上，这些都是有形迹的功业，并不是无为之道。比较起来说，确实是粗浅的。三皇、五帝、三王，所做的事情不同，但用心相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归宿相同。他们都有治理天下的共同心愿，只是施政教化的道路不同。末世的学者，不懂得道的本体是一、德行的总要所在，只取古人成事的形迹，跪坐着谈论它。教授这些形迹，本来不能周遍地适应万物，只不过徒然敬重古人留下的话罢了。即使博学多闻，也免不了造成混乱。知道很多礼义的人，恰好只能感叹时世，而不是掌握治理天下的要领。老子说：心的精微之处，可以使万物神妙地变化，却不能用言语说明。精微之道发挥作用时没有形迹，却能使万物变化，不是名言所能达到的。圣人不必离开座席就能匡正天下，其真情实意的作用，超过言语像枭鸟那样的叫喊。任凭真诚发挥作用，教化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因此天下便端正了。同样的话说出来却有人相信，信任在言语之前就已经存在。同样发表言论却唯独有人受到信任，是因为他的诚信一向显著。同样发布命令却能够实行，真诚存在于命令之外。同样发布政令而唯独他的政令能够施行，是因为他的真诚与命令相符合，百姓都听从他。圣人在上位，百姓受到的教化神妙迅速，是因为他的真情先行于一切。因为信任在言语之前，真诚在命令之外，所以他的教化像神迹一样迅速。上面有所行动，下面却没有回应，是因为真情和命令彼此不同。这里的“情”，就是真诚。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道利害，而慈母爱他更加深厚，这就是出于真情。婴儿哪里知道亲疏和利害？然而慈母对他的爱却更加深厚，这就说明相互感应的道理。所以下民虽然无知，圣人虽然不显名声，双方只是相互感应而顺从罢了。所以，依靠言语发挥作用来改变事物，这种改变是多么微小啊！用言语施教所产生的教化，不能改变社会风俗。不依靠言语发挥作用来改变事物，这种改变是多么广大啊！真诚精微之气的感化，能使天下都发生变化。君子的话值得相信，君子的心意值得忠实奉行。由于相信而产生智慧，人们没有不顺从他的话的；由于真诚达到明彻，人们没有不符合他的心意的。忠信表现在内心，感动在外物上得到回应，这就是贤人、圣人的教化。感应之道在内心显著，教化的功效在外界得到回应。所谓贤，是指君子；所谓圣，是指圣人。这里把二者一同举出而形成完整的论述，是因为圣人具备君子的才能，君子阐发圣人的教化。老子说：儿子为父亲而死，臣子为君主而死，并不是故意赴死来求取名声，而是把恩情藏在内心，因此不逃避父亲或君主所遭遇的危难。做臣子、儿子的，难道是为了沽取忠孝的名声才奔赴君主或父亲的危难吗？然而恩义感动内心，自然就会有忘却生命、舍生守节的行为。君子的悲痛怜悯，并不是故意表现出来的，而是从内心自然流露，也还要观察自己所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