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七

译使别人尊重贤能、称誉自己，是内心修养的力量；使别人轻视卑下、诽谤自己，是内心的过失。言语从口中说出，就不能禁止别人传播；行为在近处发生，也不能禁止它流传到远方。善恶由自己造成，诽谤和赞誉因别人传播；众人的议论一旦形成，没有谁能禁止。一件行为有所亏失，传播到再远的地方也不会停止。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建立却容易废弃。凡人都轻视小的祸害，轻视细微的事情，最终导致大的祸患。祸患到来，是人自己造成的；福分到来，也是人自己成就的。祸与福同出一门，利与害相邻而生，若不是极其精微明察的人，没有谁能分辨清楚。因此，智虑是祸福的门户，行动和静止是利害的枢机，不可不慎重审察。至人做事一定先谋划，开始时就能推料到结局。况且名利产生的地方，就是祸福发生的门户；所以堵住名利的源头，关闭祸福的门户，智虑自然通达，行动和静止也不会发生偏变。老子说：人人都知道治理和混乱的关键，却没有人知道保全生命的工具。所以圣人考察世道而安排事务，权衡事务而制定谋略。圣人能处阴也能处阳，能柔也能刚，能弱也能强，随时而动、随时而静，因应条件而建立功业；看到事物向某处发展，就知道它会反转；面对一件事，就能察觉它的变化；变化出现就形成相应的形态，运行起来就作出相应的应对。因此终身实行这些原则，也没有什么困窘。人人都能谈论治理和混乱的机要，却不能在治乱之间保全自身。所以圣人考察时代、权衡事务，应对无穷的变化，观察时势而行事，终身不会受辱。所以有的事情可以说却不可以实行，有的事情可以实行却不可以说；有的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所谓可以实行却不可以说，是取舍；可以说却不可以实行，是虚伪欺诈；容易做却难以成功，是具体事务；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是名声。这四种情况，是圣人留心之处，也是明智者独自能够看见的。审察出仕与退藏的形势，考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只有圣明之人才能独自看见。老子说：行道的人重视细小微末之处，行动不失时机，即使百次受到警戒，祸患也不会滋长。估计福分，不要只看眼前所得；思虑祸患，要超过通常的程度。同一天遭受霜冻，被遮蔽的人不会受伤；愚人若有所防备，也能和有智慧者取得同样的功效。贤者不担心被视为愚人，愚人有所防备就可以成为贤者。积累爱意会形成福分，积累憎恨会形成祸患。人人都知道挽救已经发生的祸患，却不知道使祸患根本不发生。使祸患不发生容易，等祸患发生后再救治却困难。如今人们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却只施行补救；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们谋划。祸患的来由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方式。圣人深居以躲避祸患，静默以等待时机；小人不知道祸福的门户，一行动就陷入刑罚，即使曲意多方防备，也不足以保全自身。所以高明之士先躲避祸患，然后才趋就利益；先远离耻辱，然后才求取名声。因此圣人常在无形之处预先用心，而不留意于已经形成的事物，所以祸患没有途径到来，毁誉也不能沾染他。陷入利害，是由爱憎造成的。爱憎不产生，毁谤和赞誉又在哪里呢？君子在事情尚未显形时就看见它，因此容易治理；小人等到事情显现后曲意防备，最终还是遭遇祸患。等到祸患已经形成再去救治，就难以脱身了。老子说：凡人的处世之道，应当心思细密，志向远大，智慧圆融，行为方正，才能多而事务少。所谓心思细密，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思虑它，警戒祸患、慎重对待细微处，不敢放纵欲望。志向远大，是兼容包纳万国，使不同风俗归于一体；各种是非从四面汇聚，以中间为轴心。智慧圆融，是始终没有固定的端绪，〔“方音旁流”疑有误〕向四方流布，如深渊泉源而不会枯竭。行为方正，是正直站立而不屈挠，素朴纯白而不受污染，困穷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志意。才能多，是文武兼备，行动和静止都合乎仪则，举动、废置等各种事情都能曲折地处理得适宜。事务少，是掌握要领来统摄众多，以简约治理广大，处于清静来持守躁动。所以心思细密，就能防范细微祸患；志向远大，就没有什么不能包容；智慧圆融，就没有什么不能知晓；行为方正，就有所不为；才能多，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事务少，就能守持简约。凡是这几方面，不是至圣高真之人，没有谁能够兼备。所以圣人对于善事，没有小到不去做的；对于过错，没有细微到不改正的。行动不用巫觋，鬼神也不敢抢先作祟，这可以说是最尊贵的了。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因此能够无为而有所成就。对外不辜负万物，对内不愧对自己的内心。哪里还需要巫觋？又何必害怕鬼神？因为心怀戒惧忧惕，所以可以保全到最后。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但所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一行动就陷入困境。因此，用正道教化，事情容易而且必定成功；用邪道教化，形势艰难而且必定失败。舍弃容易成功的道路，反而去做艰难而必败的事情，这是愚昧迷惑造成的。不衡量得失，坐等危亡到来。事情繁多而难以治理，即使辛劳也将失败。事物简约而容易实行，本来必定能够成功却不去做，这是愚昧到了极点。老子说：福气的兴起绵延不绝，祸患的发生纷杂不断；祸福的征兆微小而难以察见。圣人能够看见它的开始和结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审察。福气如鸿毛般轻微，只有圣人能够独自察见；祸患如泰山般重大，愚人却没有谁能看见。明智的君主施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自己有利而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不施加赏赐；违背自己意愿而有利于国家的，不加以惩罚。明智的君主施行赏罚，以公正为准则。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的，就实行；只对自己有利、对百姓不利的，就停止。所以，能够把义落实在合宜之处的，称为君子；遗弃义所适宜之处的，称为小人。君子和小人，难道有固定的界限吗？举止行动合乎适宜，就是君子；行动作为违背分寸，就是小人。通达智慧的人获得道而不劳苦，上等士人能够悬解自脱。次一等的人劳作却不困病，中等之人努力而不疲倦。最下等的人困病却不劳作。下等士人心智昏昧滞塞，精神迷乱颠倒，所以劳苦更加严重，病患也更加深重。古代的人体味道而不舍弃它，今天的人舍弃道却不去体味它。“不舍”就是不居留、不停滞；“味”就是体味道。古人能够体味道而不自居，今人没有道却自我夸耀。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筷子是用象牙制成的。箕子却感到高兴，是为它的华美奢侈而高兴。鲁国用偶人陪葬，偶人，是刻木制成的人形物，属于明器一类。孔子却为之叹息。叹息这种做法不合礼。看见事物的开端，就能知道它的结局。小人看见象牙筷子和陪葬偶人，认为活着时荣耀，死后也显赫；君子观察这些现象，却认为这是道在衰败、德在灭亡。老子说：仁，是人们所仰慕的；义，是人们所尊崇的。受到人们仰慕、受到人们尊崇，却有的人因此身死国亡，是因为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所以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世俗权变的人，是不通达道的。只是尊崇七义的风尚，却不懂得时机权变，既不能挽救失败和灭亡，哪里能算通达周全的人呢？五帝尊崇德，以无为而治理天下。三王运用义，诛除暴乱，使百姓安宁。五霸凭借力量，凭借的是智谋和武力。如今把帝王时代的道施用于五霸时代，不合乎当时的道路。所以，善的内容各不相同，是否受到赞誉取决于世俗；行为趋向相同与否，顺逆则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译这是说时代已经不同，治理教化也不同。在五霸的时代，实行太古的道，就像胶住琴柱却想调准琴弦，又像用鸩毒医治口渴，实在也很困难。知道上天所施行的，知道人所实行的，就有办法治理世事了。“经”就是治理、常道的意思。只知道天而不知道人，就无法同世俗交往；只知道人而不知道天，就无法同道遨游。懂得天与人，懂得世俗和时势，就可以治理世事，也可以同道遨游。只顾使自己的志意得到满足，就会被刚强之物所伤害；以自身去役使万物，就会被阴阳所消耗。满足自己的志意，就会违背他人的心意，必然受到强硬之人的抵触。顺从外物，就会使身体劳苦，如同冰与炭彼此相攻。“阴阳”指躁动与安静。得道之人，对外能够随物变化，对内却不改变；对外变化，是为了了解人情，对内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因此内心有一定的操守，外在却能屈伸变化，随着万物推移；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陷入困境。道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如龙一般变化。得道之人，行动时像天，静止时像地。动静都合乎时宜，收卷舒展都由自己作主。所以世俗不能伤害他，世间不能束缚他。难怪尼父见到老君时说，他大概像龙吧？因为他的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固守一个节操，推行一种行为，即使已经做得圆满，仍然不肯改变，拘泥于狭小的偏好，反而堵塞了大道。既然已经滞塞于一端，哪里还谈得上大道？道以寂寞虚无为本，不以有为去作用于万物，也不以有为去作用于自身。物与我之间，自然而然已经泯合；处在寂寞之中，自然就显现神妙。所以，举动行事而顺应道的，并不是得道之人的作为，而是道的施行。道本来是无为的，如今说顺应道，便已经属于有为。有为就会引起具体事务，事务一起就会产生忧患。况且道没有固定的形态，事情也不总能顺利；若勉强逆着事务去做，就会是非纷纷，祸患随之发生，所以说这不是得道之人的作为。“施”就是设置。意思是说，外在设置的程式科条，只是道的仪表，并不是真实的道，不能执著于此。执著它就会失去道，强行作为就会失败。这个道理是可以明白的。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显明的，阴阳所温煦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助的，全都在说明同一个“和”字。所以，能够头顶大圆之天、脚踏大方之地的，这是说人头顶着天、脚踏着地。能够以太清为镜而观照大明的，这是说能够看见太阳，也能看见月亮。能够建立太平而居处于大堂的，这是说身处宇宙之间。能够遨游于幽冥之境的人，便能与日月同放光明；无形之中生出有形。因此真人把时日寄托在灵台，返归本初。返归到尚未出生的状态。在幽冥之中观看，在无声之处聆听；幽冥之中独自有明晓，寂寞之中独自有照见。这是说真人处在天地之间，能够看见日月的光明，遨游于太平之境，那么到哪里去会不适宜呢？居处于大堂之中，却能在幽冥之内无所不容；明晓无声之境，而众多声音在寂寞之内得到回应；照见无形之境，而各种形体由此显现。这样就能与天地相互保全，与日月同样明亮，寄托于灵台，含藏至精，这就称为真人。它的作用正在于不使用它；先做到不用，之后才能真正使用它。它的认识正在于不自以为知；先做到不知，之后才能真正有所知。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道，是万物所由以运行的道路；德，是万物生长所凭借的扶助；仁，是积累恩德的证明；义，是内心相合并且与众人相适应的准则。这四者，是用来处世修身的，不可以失去。道衰灭而德兴起，德衰微而仁义产生。所以，上古崇尚道而不特别言德；中古守持德而不存怀仁义；下古拘守不变，唯恐失去仁义。因此，君子没有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义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小人没有利益就无法活命，失去利益就失去了赖以活命的东西。所以君子害怕失去义，小人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各自害怕什么，就能看出祸福的不同。道已经丧失，德也衰败，仁义断绝而义理浅薄。君子没有义，就无法保全自己的道；小人没有利益，就无法养活自身。君子把失去义看作祸患，小人把获得利益看作福气。老子说：有的事情本想使它有利，结果恰好足以伤害它；有的事情本想伤害它，结果反而足以使它获利。患湿病却强行吃热性食物，患渴病却强行饮寒凉之物，这是一般人所用来养病的办法，却正是良医认为会造成病患的做法。使眼睛感到快意、使内心感到喜悦的，是愚人认为有利的东西，也是有道之人所避开的东西。圣人先使事情符合道，然后才与之相合；众人则先迎合事物，然后才自以为处于其中。所以，祸福的门户、利害的反转，不能不仔细察看。患渴病的人给他饮水，良医反而认为这是祸患。贫穷的人用不义的方式取得财物，君子认为这是祸害。先违逆而后求合，是愚人所犯的错误；先求合而后违逆，是圣人所厌恶的事情。利与害相反，祸与福相互倾覆，不能不加以察看。老子说：有功劳却背离仁义的人，就会受到怀疑；有罪过但具备仁义的人，必定会得到信任。所以仁义，是事情通常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也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这是说，即使功名已经建立，仁义也不能舍弃。舍弃仁义，罪责祸患就会随之而来；顺从仁义，爵位俸禄就可以得到尊重。即使谋划得到、计策适当，能够考虑祸患并解除危难，国家也保存下来了，但如果其中有背离仁义的地方，他的功业必定不能完成；反过来，即使意见不切中策略，计策对国家没有益处，但内心忠诚于君主，合乎仁义，他自身必定能够保全。所以说：说一百句话、想一百条计策却常常不恰当，还不如舍弃追逐功利，审察仁义。作为臣子，谋划国家的危难，向君主逞强并抬高自己，却不能成就功业，是因为舍弃了仁义。有的人虽有良谋却未被采用，奇计也未能施行，仍然拥戴君主、竭尽力量，即使不被察知，始终保守仁义，不敢片刻忘记，自己也不会遭受祸害。老子说：教化根本在于君子，小人承受它的恩泽；利益根本在于小人，君子享有他们的功劳。假使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就能使功劳互通、使食禄互相供给，道也就通达了。德泽施加于下，俸禄利益供奉于上，这样即使没有官府也能自行治理，没有命令也能自行实行，各自安居于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道的通达。人的欲望太多，就会伤害义；忧虑太多，就会损害智慧。欲望滋长，义就被夺去；忧虑积聚，智慧就昏暗。所以，治理国家时以安乐为务，国家就能存续，这是因为守持了它的道。残害国家而追求享乐，国家就会灭亡。这是放纵自己的欲望。水向下流，水势就会汇聚广大；君主谦下对待臣子，君主就会聪明。君主不与臣子争胜，治理之道就能通行。所以君主是根本，臣子是枝叶；根本不美好而枝叶却茂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圣人治理国家，使四方之目都能明察，使四方之耳都能通达，屏除邪恶，任用贤能；这样君主在上面垂衣拱手、无为而自行教化，臣民在下面尽心尽力地奉行职守。哪里有彼此争斗的道理？这样根本就会一天比一天牢固，枝叶也会繁茂兴盛。老子说：慈父爱护儿子，并不是为了求取儿子的报答，这种爱在内心无法解除。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也不是为了供自己驱使，而是本性使他不能停止。等到他倚仗自己的力量，依赖自己的功劳和行动，必定穷尽所有作为，这样恩德就不能相互接续了。父亲爱儿子，君主牧养百姓，难道是为了求取报答吗？这是自然的名分，是天道。有的君主和父亲倚仗自己的功劳力量，便对臣子和儿女骄横，恩惠就不能相互沟通了。所以，采用众人所喜爱的，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推行众人所喜欢的，就能得到众人的心。因此看见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它的结局。

译兼爱天下，天下虽然广大，都成为一家之人；不爱天下，那么即使普通人十分微小，也仍然会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由此观察，就能知道事情的始终，也能察见国家的存亡。老子说：人们因为义而相互爱护，群体因为团结而强大。所以德泽施行得广，威势所到达的地方就远；义施加得少，武力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小。这是说，德泽无所偏私，依附的人就多；舍弃义而使用武力，能够保有的地方就少。老子说：用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又不把它施散出去，祸患就会降临自身；既不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又没有办法使自己真正受益，这可以说是愚人，和猫头鹰爱护自己的孩子没有区别。用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积聚起来而不分散，这就是所谓养虎自留敌人、养育猫头鹰最终使自己毙命。所以，与其紧紧持有并加以防备，不如趁早停止；把东西锤炼得过于尖锐，不能长久保持。然而即使把它牢固地藏在箱笼筐箧之中，最终也会成为大盗的资财，怎么能够长久拥有呢？德之中包含着道，道之中包含着德，它们的教化作用没有穷尽。有道的人必定有德，有德的人必定有道。道德充足完备，就能与无穷无尽的变化相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都是如此，其中的道理无法全部说明。福气到来时，祥瑞存在；祸患到来时，祥瑞往往先出现。看见祥瑞却反而作恶，福气就不会到来；看见不祥而行善，祸患就不会到来。利益与祸害出自同一门户，祸与福彼此相邻，除了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够分辨。所以说：祸啊，福所依托之处；福啊，祸所隐藏之处，谁知道它们的极限在哪里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是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看见福气便认为祥瑞，就应知道福气是祸患的开端；看见祸患便立即行善，就应知道祸患是福气的先导。祸福的到来彼此纠缠，如果不是至圣之人，没有谁知道它们最终会怎样。人将要得病时，必定先贪恋鱼肉的滋味；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先厌恶忠臣的言语。人患病时，贪恋口腹、追求美味，这是必死的征兆。国家混乱时，厌恶忠言、相信邪说，这是必然灭亡的预兆。所以，疾病将要使人死亡时，就无法再施治于良医；国家将要灭亡时，也无法再施行忠臣的谋略。人将要死亡时，医生即使高明也无法救治；国家将要灭亡时，忠臣即使竭尽全力也难以保全。只有良医和忠臣，能够审察确定已经必死的便不再救治，察知尚可保全的便出谋划策。先修养自身，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先治理好家庭，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治理推广到朝廷和国家。所以说：修养自身，德才真实；治理家庭，德就有余；治理国家，德就丰厚。从自身观察他人，从治理家庭推及治理国家；其中的关键在于修身，而修身在于保全德。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事情如果能周全地解决衣食问题，就有功劳；不能周全解决衣食问题，就没有功劳。事情没有功劳，德就不能长久。衣食，是百姓的性命；百姓，是君臣和国家的根本。衣食对自身已经供应周全，君臣就能长久保全国家。所以，顺随时势却没有成功，不要改变治理的法度；顺应时势却没有成功，也不要改变治理原则，时势将会重新兴起，这就叫作道的纲纪。时势有兴有废，运数有盛有衰。不可以把前代繁多的政令当作当今治世的关键。意思是说，刑法不可废弃，治理原则不可更改；能够懂得这一点，就是道的纲纪。帝王使百姓富足，是因为厚实了国家的根本。霸王使土地富足，是因为专力于扩张疆域。危亡的国家使官吏富足，因为赋税沉重，百姓就会困苦。治理国家却好像财力不足，治理混乱也显得力量不足，这是将要发生动乱的征兆。灭亡的国家仓库困乏而粮仓空虚。费用没有限度，仓廪一天天空虚，君主荒怠，百姓疲敝，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所以说：在上位者无事扰民，百姓自然会富足；在上位者无为而治，百姓自然会受到教化。安居于自己的住所，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经历战争之后，必定会出现灾荒之年。所以，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不是君子所珍爱的宝物。战争在前面兴起，凶灾和荒年就会在后面跟随而来；国家耗费万金，百姓疲于繁重的劳役。所以可知，兵器这种凶器不是圣人所珍爱的。即使平息了大的怨恨，也一定还会留下余怨，这怎么能算是没有做坏事呢？所谓平息怨恨，是说君主昏暗不明，贬黜有功的臣子，削弱有才士人的君主势力，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反而因此酿成祸患。君主在上面盛怒，臣子在下面愤懑骄横，这样怎么能说没有做坏事，反而只会积下更多余怨呢？古时候，亲近的人不用言语招致，远方的人不用言语役使；近处的人就会悦服，远处的人就会来归。能够使近处的人悦服、远处的人来归，凭借的是德行，而不在于言语。与百姓有同样的欲求，关系就会和谐；与百姓共同守护，国家就会稳固；与百姓有共同的心念，就能明察；得到百姓的力量，就会富强；得到百姓的赞誉，就会显达。行为可能招来敌寇，言语可能招致灾祸；不要抢在别人之前发言，也不要让别人事后收拾；贴近耳边说的话，就是附在耳边传递的话。先说出来，再贴着耳朵传递给别人。流传开来，千里之外都能听到。言语会带来灾祸，舌头就是祸患的机关；话一旦说得不恰当，即使有四匹马拉车也追不回来。敌寇往往因有所贪爱而谋求利益，灾祸往往因言语而发生。然而言语没有脚却能奔走，没有翅膀却能飞传；白圭上的污点，四匹马又怎么追得回来？言语造成灾祸，速度是如此迅疾。从前中黄子说：天有五方，即四方和中央。地有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声音有五音，就是宫、商、角、征、羽。万物有五味，就是甘、苦、辛、酸、咸。颜色有五种文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就是青、黄、赤、白、黑。人有五个部位，就是五脏。所以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种人。二十五等人的品类，各自都有差别。上等五类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变化莫测叫作神，纯粹质朴而不杂叫作真，通达而没有障碍叫作道，内心洞察玄妙幽微叫作至，智慧周遍而能通晓万物叫作圣。次一等五类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能够包容蓄积叫作德，受到人们爱戴叫作贤，明达聪慧叫作智，通达宽恕叫作善，长于文辞叫作辩。中等五类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没有私心叫作公，奉事君主叫作忠，不犯过错叫作信，合乎适宜叫作义，恭敬柔顺叫作礼。再次一等五类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奉事上级叫作士，掌管器物叫作工，掌管山林川泽叫作虞，治理田地叫作农，流通货物叫作商。下等五类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普通的各类人叫作众，屈身服役叫作奴，昏昧不明叫作愚，没有智慧叫作肉，没有见识叫作小人。上等五类人与下等五类人相比，就如同人与牛马相比。这是说贤能与愚昧有差别，二者之间如同天地一样悬殊。圣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口说话，用脚行走。处于世间的圣人，六情仍有滞碍隔绝，还需要凭借这些外在条件。真人不用眼看也能明察，不用耳听也能聪闻，不用行走也能随从应合，不用言语也能公正无私。超出尘世的圣人，心中已经虚空通达，接触任何事物都没有隔碍。所以，圣人用来发动天下的方式，真人从未越过这一层；贤人用来矫正世俗的方式，圣人从未留意过。治理世间而保存真性，各自都尽到自己的本分。因此，唐尧以圣德与天相配，仲武以高亢的操守来矫正世俗。所谓道，没有前也没有后，没有左也没有右，万物玄妙地同一，没有所谓是也没有所谓非。迎着它，看不见前面；跟随它，看不见后面。谁能说它在左边？谁知道它在右边？万物泯然相同，只好勉强称它为道。《通玄真经》卷第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