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十
老子曰：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达#1，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聪#2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於前而不逆。故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国如此，用人如彼，若汉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舆马者，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使言之而是，虽商夫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人君卿相，犹不可用也。是非之处，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其计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贵其辩。夫用得其道，不劳而至，不行而达。故轩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贱乎卑弱邪？胡亥信赵高之谋而天下亡，有贵乎卿佐也？暗主则不然，群臣尽诚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亲习邪枉，贤者不能见也；疏远卑贱，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内，存万方，其离聪明亦以远矣。非圣不能静四海，非明无以安万方。老子曰：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虽日费万金不恣口以害生，虽家无儋石不苟求以伤德，可谓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遗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来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贵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爱以身治天下，所以托天下。承先人遗业而失之者，必由轻失。故不责於己，无以托天下也。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身乱而国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而况国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无名，可名非道。故言论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传也。文子问曰：何行而民亲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时，而敬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地之间，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雠也。昔者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归神农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事烦难治，法苛难行，求多难赡。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道隐小成，言隐浮伪。故无益於治，有益於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於用者，有益於费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赡，任於众人则易。故小辩害义，小义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简。圣人通明，洞见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烦易简也。河以逶迤故能远，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迟故能高，非一匊之土也。道以优游故能化。非即时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审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说，不可以广应也。夫调音者，小弦急，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贵者佚。言匀弦大小适中，治国者贵贱皆当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炁。同炁者帝，同义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同炁者无德而称，同义者救时之危，同功者与民同利。无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五帝自然无为，与天同心，物禀其生，感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三王精诚发内，动应於外，而犹有迹，未同於无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五霸诚不由中，物无应者，故虽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虽少，足以治；无道以理之，法虽众，足以乱。治存道要，乱存法多。老子曰：鲸鱼失水，则制於蝼蚁；人君舍其所守，而与臣争事，则制於有司。鱼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听从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专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为，则智日困而自负责。数穷於下，则不能申理；行堕於位，则不能持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刑，则无以与下#3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见於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则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烦乱，而智不能解；非誉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责，则人主愈劳，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人主任贤举能，不专断於己。则智有所因，明有不照，则守职阿上，有司正法。故无辜受戮，有功者不偿，主愈劳，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伤其手也。
译老子说：不是淡泊就不能彰明德，不是宁静就不能达到远方，不是宽大就不能共同覆盖，不是正直公平就不能作出裁断。用天下人的眼睛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听闻，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用天下人的力量争取，所以号令能够下达到底，臣下的实情能够上达君主，百官整治通达＃1，群臣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不会因为喜欢就赏赐，不会因为愤怒就定罪诛杀。法令明察却不苛刻，耳目聪敏＃2而不昏暗，善恶的实情每天陈列在面前而不被拒绝。因此贤者竭尽智慧，不肖者尽力做事，近处的人安于本性，远方的人感怀德化，这就是懂得用人的方法。明君治理国家就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如汉孝文帝、唐太宗。驾驭车马的人，自己不劳苦却能到达千里；乘船的人，自己不涉水却能渡过江海。假如所说的话正确，即使是商贩、樵夫，也不可以抛弃；假如所说的话错误，即使是君主、卿相，也不可以采用。是非所在，不能用贵贱尊卑来评定。计策可以采用，就不以其地位卑下为羞；言语可以实行，就不以其辩才高低为贵贱。用人得当，就能不劳而到达，不行走而通达。所以轩辕皇帝听取牧童的话而天下得到治理，难道卑贱弱小的人就没有可取之处吗？胡亥听信赵高的谋划而天下灭亡，难道卿佐贵重就一定有可取之处吗？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群臣竭诚效忠的很少，因为他不任用他们自身的才能；反而亲近熟悉邪曲之人，使贤者不能被看见；疏远卑贱之中竭力尽忠的人，也不能被听见。有进言的人，就用言辞穷究他；有进谏的人，就以罪责诛杀他。这样却想安定海内、保存万方，离开聪明之道也太远了。不是圣明之人，不能使四海安静；不是明智之人，就无法安定万方。老子说：能够尊重生命，即使富贵，也不因供养享受而损伤身体；即使贫贱，也不因利益而使形体负累。即使每天耗费万金，也不放纵口腹来伤害生命；即使家中没有一儋石的粮食，也不苟且求取而损伤德行，这可以说是能够尊重生命。如今接受先祖遗留下来的爵位，必定会非常重视失去它；生命由来已经很久，却轻易使它丧失，难道不是迷惑吗？以自身为贵来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爱惜自身来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承受先人遗业却使它丧失，必定是因为轻率地使它丧失。所以不能责求自己，就无法托付天下。文子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老子说：根本在于治理自身。从未听说自身得到治理而国家混乱，也没有自身混乱而国家得到治理的。因此说，修治自身，德才会真实。自身如果尚未治理，何况国家呢？道之所以极其微妙，是父亲不能把它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接受。因此说，可说出的道不是恒常的道，可命名的名不是恒常的名。恒常之道没有名称，可以命名的就不是道。所以言论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父子也不能相互传授。文子问：实行什么，百姓才会亲近他们的君主？老子说：按时役使百姓，并且敬重谨慎地对待他们，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着薄冰。天地之间，善就是我所蓄养的，不善就是我的仇敌。从前夏、商的臣民，反过来把桀、纣当作仇敌，而归附臣服于汤、武；宿沙氏的百姓亲自攻打自己的君主，归附神农氏。所以说，人们所畏惧的事，不可以不畏惧。可畏惧的不是君主本身，可畏惧的是不善。老子说：治理大国，道理不可过于琐小；土地广阔，制度不可过于狭窄；地位高贵，事务不可过于繁杂；民众众多，教化不可过于苛细。事务繁杂就难以治理，法令苛刻就难以施行，索求过多就难以供给。用寸来测量，测到一丈必然会有误差；用铢来称量，称到一石必然会有偏差。用石来称量、用丈来测度，直截简约而很少失误。大体而简约的辨析容易形成智慧，曲折烦琐的争辩难以称为明慧。道理隐微于小成之中，言辞隐蔽着浮华虚伪。因此，对治理没有益处、反而有助于混乱的事，圣人不做；对实际应用没有益处、反而增加耗费的事，智者不行。所以功业不嫌简约，事务不嫌省略，需求不嫌减少。功业简约就容易成功，事务省减就容易治理，需求减少就容易供给，交给众人去承担也就容易。因此，琐小的辩说会损害大义，局部的小义会破坏大道；道理局促就必然不通，真正通达就必然简约。圣人通达明察，洞见尚未发生的事，不因局部而遮蔽整体，不因繁杂而改变简约。河流因为曲折蜿蜒，所以能够流得长远，并不是靠一勺水；山因为由丘陵逐渐升高，所以能够高大，并不是靠一捧土。道因为从容舒缓，所以能够化育万物，并不是一时就能造成的。通晓一种技艺、精审一件事情、明察一种才能，可以作局部的说明，却不能广泛应对。调琴弦的人，使小弦绷紧、大弦放缓；建立事业的人，使卑贱者劳作、尊贵者安逸。这是说，调节琴弦，要使大小弦张力适中；治理国家，要使尊贵者和卑贱者各得其宜。道家的言论说：茫茫昧昧，凭借上天的威势，与天同气。与天同气的可以成为帝王，与天同义的可以成为王者，与天同功的可以成为霸者；三者一个也没有的，就会灭亡。与天同气，是不凭外在德行而自然获得尊号；与天同义，是救济时世的危难；与天同功，是与百姓共享利益。如果这些一点也没有，就会走向极度危险和灭亡。所以不发言却能取得信任，不施恩却自然仁爱，不发怒却具有威严，这是由于天心感动而产生教化。五帝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与天同心，万物承受其生命，受到感应便自行化育。施恩而显仁，发言而取信，发怒而显威，这是凭精诚去做成的。三王的精诚从内心发出，在外界得到回应，但仍留下形迹，还没有达到无心而治的境界。施恩却没有仁爱，发言却没有信用，发怒却没有威严，这是只凭外在的样子去做。五霸的诚意并不发自内心，万物没有相应，所以即使发怒也没有威严。因此，有道来治理人，法令即使少，也足以治理；无道来治理人，法令即使多，也足以造成混乱。治理在于掌握道的要旨，混乱在于法令繁多。老子说：鲸鱼一旦失去水，就会受制于蝼蚁；君主舍弃自己所守持的根本道理，反而同臣下争办事务，就会受制于主管官吏。鱼不能失去水，君主不能丧失道。君主以无为守持自己的地位，守职的官员便会用听从来求得容身；臣下藏起自己的智慧而不使用，反而凭借具体事务来专擅君权。君主不任用有才能的人，却喜欢亲自去做，智慧就会日益困窘，反而要自己承担责任。政令在下层穷尽，就不能申明治理原则；行为在君位上堕落，就不能维持制度。智慧不足以治理，威势不足以施刑，就没有办法同臣下交往了。喜怒表现在内心，嗜好欲望显露于外，守职官员就会离开正道而逢迎君主，主管官吏就会枉曲法律而顺从风气。赏赐不合功劳，诛罚不应罪过，上下就会离心，君臣彼此怨恨。百官事务繁乱，智慧却不能解决；诽谤和虚誉萌生，明察却不能照见。不是自己的过失，却反过来自我责备，就会使君主更加劳苦，使臣下更加安逸。这就像替大工匠砍木头，替大工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君主应任用贤能、举拔有才，不要把一切都专断于自己；否则智慧就会有所凭借而不能发挥，明察就会有看不到的地方，守职官员便会逢迎君主，主管官吏也会依法办事。因此，无罪的人受到杀戮，有功的人得不到报偿，君主更加劳苦，臣下更加安逸。这就是替大工匠砍木头，坐着把自己的手弄伤了。
与马逐走，筋绝不能及也，上车摄辔，马死衡下。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资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群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为难也。人君之道，无为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有为即议，有好即谀；议即可夺，谀即可诱。诱其私好，夺其正术。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国。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胜。夫为上者，常能制人，不为人所制。不为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无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闭，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为之，而有用之、而有为之。有用即为之，未有为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自有司，以不知为道，以禁苛为主，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体，任於百官，详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4。长，万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5。以为民资，生无乏用，死无传丁恋切。尸君能保和，死生尽理。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镺▯，上袄下滔。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不极物也。豺未祭兽，罝罘音浮。不得通於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於水；鹰隼未击，罗网不得张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虫未垫，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杀，鷇音遘。卵不探；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饥。年不得食。皆以其时，不妄害也。是故万物之发生，若蒸炁出。谓杀非其时，取非其当，则万物精炁发动上达于天，将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之道也。养之有宜，取之以时，不乖其道，所以富国宁家。非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忌乎心，则民自备矣。以心揆物，以身观人，何假扬眉举足，然后方备？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必计岁而收，量民积聚，知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离於饥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暗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积，男女不得耕织之业以供上求。力勤财尽，有旦无暮，君臣相疾。且人之为生也，一人跖音只。禾而耕不益十亩，中田之收，不过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时有灾害之患，无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贪主暴君，涸渔其下，以适无极之欲，则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暗主之治天下也如彼。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之精。故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气和平，故万物得以生成。是以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刚则折，太柔则卷，道正在於刚柔之间。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怀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长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故圣人体之。此圣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规矩也，卷而能舒，圣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严推即猛，猛即不和；爱推即纵，纵即不令，刑推即祸，祸即无亲；是以贵和也。老子曰：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昌衰，风为先萌。故得生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征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乱国之主，务於地广，而不务於仁义；务在高位，而不务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观贤愚以取兴亡，存道德不在其广大也。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审其己者，不备诸人也。古之为君#6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深行之则厚得福；浅行之则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坚强胜，不以贪竞得。
译徒步追马，即使筋疲力尽也赶不上；坐上车拉住缰绳，马死了也只能倒在车轭之下。让伯乐来鉴定马，让王良来驾驭马，让明主来乘坐它，不必亲自操御和鉴相的劳苦，却能到达千里，这是善于凭借他人资质的表现。君主处在上位驾驭群臣，所任用的是忠正之人，不必亲自显露精神才智。这就像乘马，借助鉴马和驾马之人，可以坐着到达千里，并不困难。君主的道，在于无为而能成就；有所建立而不自我贪恋。有所作为就会引起议论，有所偏好就会招致谄谀；议论可以夺取君主的决断，谄谀可以诱导君主。诱导他的私欲偏好，便会夺去他的正当原则。凭借个人所建立的东西而受制于人，就不能持守国家。因此，善于建立根基的人不会被拔除，说的是建立根基而不露形迹。只有神妙化育的力量，万物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它。处在上位的人，应当常能制御他人，而不受他人制御。不受他人制御，就是善于建立而不可拔除。因为运用时没有形迹，所以称为神化。内在的欲望不外泄，叫作关闭内关；外来的邪气不进入，叫作闭塞外门。内关关闭、外门闭塞，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外门闭塞、内关关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内关关闭、外门闭塞，就没有欲望，也没有祸害。所以不是完全不用、不做，而是要在有用之处使用，在应做之处去做。有用就去做，但没有先有所作为而后反倒不用的道理。不夸伐自己的言辞，不争夺权力的事务，依照名分考察实际，使各项事务由主管官吏自行办理，以不自作聪明为治道，以禁止苛细为原则；这样，百官的事务各自都有考核依据。君主掌握大体，把事务交给百官，只需详察考核，确定他们的得失罢了。老子说：食物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君主对上顺应天时，对下尽用地利，在中间使用人力。这样群生就能因此生长，万物繁茂滋生。春天砍伐枯木，夏天收取各种果实，秋天储藏蔬菜粮食，冬天采集柴薪，用来作为百姓的资用，使活着时不缺乏用度，死后也不留下丁口牵挂。君主如果能保持和谐，使生死都合乎其理，就能如此。先王的法度，不在鸟兽成群时捕捉它们，不在上方伤害、下方扰乱。不把池泽抽干来捕鱼，不焚烧树林来打猎，不把万物取用到极尽。獾狼还没有祭祀兽类，罝罘〔音浮〕就不得通行于野外；水獭还没有祭祀鱼类，网罟就不得进入水中；鹰隼还没有开始捕击，罗网就不得张设在水泽边；草木还没有凋落，斧斤就不得进入山林；昆虫还没有蛰伏，不得用火烧田；正在孕育的不得杀害，鸟兽的幼卵不得探取；鱼不满一尺不得捕取，狗和猪不到规定年岁不得食用。所有这些都要按时进行，不可任意伤害。因此，万物发生时，就像蒸腾的气息向上升出。若在不合时宜时杀害、在不当取时攫取，那么万物的精气就会向上发动而通达于天，最终会给人带来祸害。这就是先王顺应时令、修治储备、使国家富足、使百姓获利的方法。养护要适宜，取用要按时，不违背这些道理，所以能够使国家富足、家庭安宁。并不是非要亲眼看见、亲自行走去实行；只要想使百姓获利的心意不被私欲忌妒所遮蔽，百姓自然就会各自做好准备。用自己的心去揣度万物，用自身去观察他人，哪里还需要扬眉抬足之后才算作准备呢？老子说：古代的明君，向下取用有节制，自己奉养有尺度，必定计算年成而征收，衡量百姓的积蓄，知道有余和不足的数目，然后才取用供奉。这样就能承受天地所给予的资养，免除饥寒的忧患。他们对百姓怀有深切的怜悯：国家有饥荒，自己不吃多种美味；百姓有寒冷，冬天自己不穿皮衣；与百姓同享苦乐，于是天下就没有值得哀怜的百姓。这就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情形。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向百姓征取时不裁量他们的力量，向下索求时不估量他们的积蓄，使男女都不能从事耕织来供给君上的需求。劳力耗尽、财物用完，只有今天而没有明天，君臣彼此怨恨。况且人要维持生计，一个人用脚踏禾而耕作，增加的田地不到十亩；中等田地的收成，不过四石，妻子、儿女和老弱都仰赖他来供养。有时又遭遇灾害，便没有办法供给君上的需求。即使这样，君主也不怜悯他们；贪婪的君主和暴虐的统治者，仍把下层百姓榨取殆尽，以满足无穷的欲望，于是百姓不能享有上天的和气，也不能承受大地的恩德。这就是昏暗君主治理天下的情形。老子说：天地的气，没有比和气更大的。和气就是阴阳调和、昼夜均分。因此，万物在春分时出生，在秋分时成熟；出生和成熟都必须得到和气的精华。阴气积聚就不能生长，阳气积聚就不能化育，只有阴阳交接，才能形成和气。这是因为天地之气和平，所以万物能够生成。因此，圣人的道，宽厚而有严肃，严厉而有温和，柔和而能正直，刚猛而具有仁爱。过于刚硬就会折断，过于柔弱就会弯曲，道正处在刚柔之间。绳子作为尺度，可以卷起来放在怀中；拉开伸长，又可以直直铺开。它长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所以圣人以此为准则。柔和却能正直，是良匠使用规矩的道理；卷曲却能舒展，是圣人制定法度的道理。恩惠过度推广就会变得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过度推广就会变得刚猛，刚猛就不和谐；爱护过度推广就会变成放纵，放纵就无法发号施令；刑罚过度推广就会造成祸害，祸害就会使人离心。因此可贵的正是和。老子说：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得到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治理的原则闭塞。因此，圣人观察教化来考察它的征兆。德有兴盛和衰败，风气是最先萌发的征兆。所以得到生存之道的国家，即使弱小也必然强大；出现灭亡征兆的国家，即使已经成就也必然失败。国家灭亡时，疆域广大并不足以依靠；道得以施行时，国势弱小也不可轻视。因此，国家存在在于得到道，不在于弱小或强大；国家灭亡在于失去道，不在于疆域广大。混乱国家的君主，致力于扩张土地，却不致力于仁义；致力于提高地位，却不致力于道德。这是舍弃国家赖以存在的东西，反而制造国家赖以灭亡的东西。观察贤能和愚昧来判断兴亡，守持道德并不在于它是否广大。如果上面扰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面又失去万民的心，谁还能承受它呢？所以，能够审察自身的人，不会把一切都要求于他人。古代作为君主的人，深入实行的称为道德，浅近实行的称为仁义，较为浅薄地实行的称为礼和智。这六者是国家的纲维。深入实行它，就能厚厚地得到福报；浅近实行它，只能薄薄地得到福报；全部实行它，天下就会归服。古代修治道德就能端正天下，修治仁义就能端正一国，修治礼智就能端正一乡。德行厚重的影响广大，德行浅薄的影响狭小，所以道不凭借雄武建立，不凭借坚强取胜，不凭借贪求争夺而获得。
立在天下推己，胜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与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胜，仁义即得，不争即莫能与之争。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犹江海也。天之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失欲名之大，而求之争之，吾见其不得已。而虽执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与之。与之者归之。天下所归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不归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伤人胜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丧礼居之。是以君子务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浅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暂亡，凶器不宜妄动。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与明之。四海之内，哀乐不能遍，竭府库之财货，不足以赡万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万物自正，而天下赡，仁义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义浅薄，故圣人居其厚，不处其薄也。夫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制，不过其实；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称於仁。夫养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绝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适，非誉无由生矣。故制乐足以合欢，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俭之适也。人情失和，故兴於仁义，节以礼乐，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末世即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扰以淫，风俗溺於世，非誉萃於朝，故至人废而不用也。未世谓乐淫、变节、礼烦、饰情，至人见其如此，故执其朴素，易其风俗。与骥逐走，即人不胜骥；托於车上，即骥不胜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资以立功，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也。主与之以时，民报之以财；主遇之以礼，民报之以死。故有危国，无安君；有忧主，无乐臣。德过其位者，尊；禄过其德者，凶。德贵无高，义取无多。不以德贵者，窃位也；不以义取者，盗财也。无德而贵者凶，非义而取者盗。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古#7。者无德，不尊；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诛。其进人也，以礼；其退人也，以义。小人之世，其进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内之渊。圣人之用人也，不苟进，不安退；小人则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敏今时偷薄，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也。相马，失之瘦；选士，失之贫。豚肥充厨，骨▯音寺。不官。马在良，虽瘦，可以致远；臣在忠，虽贫，可以成事。君子察实，无信谗言。君过而不谏，非忠臣也；谏而不听，君不明也。不谏者谓尸禄也，不听者暴主也。民沉溺而不忧，非贤君也。故守节死难，人臣之职也；衣寒食饥，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虑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忧爵禄之不备？以大事小，谓之变人；以小犯大，谓之逆天，前虽登天，后必入渊。故乡里以齿，老穷不遗；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长幼守其节，则祸患无由生。夫崇贵者，为其近君也；尊老者，谓其近亲也；敬长者，谓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贵，因亲而敬老，因礼而敬长也。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贵不斯骄骄自至，富不辩奢奢自至。处乎贵，不明道德，使不为非者，鲜矣。学而不厌，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贤师良友，舍而为非者寡矣。观学知#8道，承教无类，入芝兰之囿，必染芬芳之气也。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仁之谓义，敬贤之谓礼，乐贤之谓乐。古之善为天下者，无为而无不为也，不生民事，故曰无为，因民所利，而无不为。故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无为而有功；不得其容，动作必凶。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犹兮其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朴；混兮其若浊；广兮其若谷。此为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业业，不敢懈怠。下文并释。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犹兮其若畏邻者，恐四伤也；俨兮其若容者，谦恭敬也；涣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积藏也；
译建立功业在于天下推许自己，取得胜利在于天下自然归服，获得名位在于天下把它给予自己，而不在于自己强行夺取。因此，守雌守牝就能建立，柔弱就能取胜，实行仁义就能获得，不争就没有人能同他争。因此，道存在于天下，就好比江海。天道是，强行作为的会失败，执意把持的会失去。把欲望和名声看作最大的东西，去求取、去争夺，我看见这样的人终究不能得到。即使执意把持而得到，也不能长久保有。名声不能靠求取而获得，而在于天下把它给予。天下给予谁，谁就归属于名声。天下归附的对象，是德。因此说：上等的德行，天下归附；上等的仁，四海归附；上等的义，一国归附；上等的礼，一乡归附。没有这四者，百姓就不会归附。不归附而使用兵力，就是危险的道路。所以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得已才使用；杀伤了人而取得胜利，也不要以此为美。所以说：死者所在之地，荆棘会生长，应当以悲哀哭泣他们，以丧礼对待他们。因此，君子致力于道德，不看重使用兵力。实行有深有浅，德行有厚有薄。道德不可片刻丧失，凶器不应任意发动。文子问：仁、义、礼为什么比道德浅薄？老子说：实行仁的人，必定用悲哀和欢乐来论断；实行义的人，必定用取和给予来说明。四海之内，悲哀和欢乐不能遍及所有人，即使耗尽府库中的财货，也不足以供养万民。这就是说，恩惠不能普遍施及。所以知道，与其修治道而实行德，不如只凭仁义；顺应天地的本性，万物自然端正，天下得到供养，仁义也会随之附着。正因为如此，大丈夫处在厚实之处，不处在浅薄之处。由此可知，道德深厚而仁义浅薄，所以圣人处在厚实之处，不停留在浅薄之处。礼，是实际内容的文饰；仁，是恩惠的效果。因此礼依据人的情感而制定，不过分超出实际；仁不超过恩惠，悲哀合乎感情，送葬合乎仁。奉养生命，不强求人去做能力达不到的事，不断绝人不能停止的事情，尺度不失其适宜，毁誉就没有产生的由头。因此制定音乐足以使人和乐，不超出和谐；明白生死的区别，通晓奢侈与节俭的适度。人的情感失去和谐，所以兴起仁义；用礼乐加以节制，使各自明白自己的分际而不互相逾越。末世却不是这样，言语和行动相违背，内在感情和外在容貌相反；礼节装饰繁琐，音乐扰乱而淫靡；风俗沉溺于世俗，诽谤和虚誉聚集于朝廷，所以至人废弃这些而不使用。末世是说音乐淫靡、节度改变、礼节繁琐、用外在装饰掩饰感情。至人看见这种情形，所以守持朴素，改变风俗。人与骏马赛跑，必然胜不过骏马；依托车子而坐在上面，骏马就胜不过人。因此，善于运用道的人，凭借人的资质来建立功业，凭借他所能做的事来弥补自己不能做的事。君主按时给予百姓，百姓用财物报答君主；君主以礼相待，百姓便以死相报。因此，有危亡的国家，却没有安稳的君主；有忧患的君主，却没有安乐的臣下。德行超过其职位的人，地位应当尊贵；俸禄超过其德行的人，就会遭遇凶祸。德行尊贵不在于地位高，合乎义的取得不在于数量多。不凭德行而尊贵，是窃取职位；不合乎义而取得，是盗窃财物。没有德行却尊贵的人会遭凶祸，不合乎义却取得财物的人就是盗贼。圣人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不因欲望损害生命，不因利益拖累自己，所以不违背义而妄取财物。古代的人没有德行，不受尊重；没有才能，不授官职；没有功劳，不予奖赏；没有罪过，不加诛罚。提升人时依据礼，罢退人时依据义。小人的时代，提升人仿佛把他送上天空，罢退人仿佛把他投入深渊。圣人任用人，不苟且提升，也不因罢退而安心；小人任用人，唯恐职位给得不高，罢退人又怨恨不能使他陷得更深。说古代的事情，是为了针砭今天。感叹今时风俗偷薄，对所喜欢的人希望他长生，对所厌恶的人希望他死亡。鉴别马匹，若因它瘦弱而错失；选用士人，若因他贫穷而错失。猪肥只能充实厨房，骨头坚硬却不能授官。马的优良在于品质，即使瘦，也可以奔驰到远方；臣子的可贵在于忠诚，即使贫穷，也可以成就事业。君子应考察实际，不要相信谗言。君主有过错而不劝谏，不是忠臣；臣下劝谏而君主不听，君主就不明智。不劝谏的叫尸位素餐，不听劝谏的叫暴君。百姓沉溺于困境而不忧虑的，不是贤君。因此，守节而死于患难，是臣下的职责；让父亲穿寒衣、吃饥饭，是慈父的恩情。有这样的君主，还担忧什么社稷会危亡？有这样的臣子，又忧虑什么爵禄不能完备？以大事小，叫作违背人情；以小犯大，叫作违逆天理。前面即使登上天空，后面也必然坠入深渊。因此，乡里按照年龄排序，年老贫困者不被遗弃；朝廷按照爵位排序，尊卑各有差等。所以长幼各守其分，祸患就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尊崇贵人，是因为他接近君主；尊敬老人，是因为他如同接近亲属；敬重长者，是因为他如同接近兄长。借助君主来尊崇贵人，因亲情而敬老，按照礼来敬长。生来尊贵的人容易骄傲，生来富有的人容易奢侈。因此，富贵之人如果不以明白道理来自我鉴察，能够不做非礼之事的就很少了。地位尊贵而不自我警惕，骄傲自然会到来；财富丰厚而不自我辨察，奢侈自然会到来。处在尊贵地位，却不明白道德，要使他不做坏事，是很少见的。学习而不厌倦，是用来修治自身的；教导而不疲倦，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有贤能的老师和良好的朋友，舍弃他们而去做坏事的人就少了。通过观察学习来知道道理，承受教化而不分贵贱；进入芝兰之园，必然会沾染芬芳的气息。知道贤能叫作智，爱护贤能叫作仁，尊重仁德叫作义，敬重贤能叫作礼，以贤能为乐叫作乐。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无为而又没有什么不做。不是制造百姓的事务，所以叫无为；顺应百姓所获利益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做。因此，治理天下要有包容。能够得到这种包容，就能无为而有功；不能得到这种包容，一举一动都可能招来凶祸。包容天下的人，应当像这样：犹豫啊，好像冬天涉渡大河；迟疑啊，好像畏惧四邻；严肃啊，好像在容纳什么；涣散啊，好像冰正在融化；敦厚啊，好像未经雕琢的朴木；混沌啊，好像浑浊之物；宽广啊，好像深谷。这就是包容天下。包容，就是包容万物。这是道的形貌。治理天下的人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懈怠。下文分别解释这些话。所谓‘犹豫啊，好像冬天涉渡大河’，是说不敢轻率前行；所谓‘迟疑啊，好像畏惧邻国’，是怕受到四面伤害；所谓‘严肃啊，好像在容纳什么’，是谦逊恭敬；所谓‘涣散啊，好像冰正在融化’，是不敢积聚收藏。
敦兮其若朴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浊者，不敢明清也；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伤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谦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积藏者，自损弊不敢坚也；不敢廉成者，自亏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处浊辱而不敢新鲜也；不敢盛盈者，见不足而不敢自贤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损弊故实坚，自亏缺故盛全，处浊辱故新鲜，见不足故能贤。道无为而无不为也。此数者，道之反也。处后则人先之，自损则人与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乐推而不厌也。通玄真经卷之十竟＃1 修达：瞿本作『条通』。＃2 聪：瞿本作『通』。＃3 下：原作『天下』，据瞿本删『天』。＃4 以：瞿本作『遂』。＃5 蒸：瞿本作『抄』。＃6 君：瞿本作『道』。＃7 妄取古：瞿本作『取安古』。＃8 知：原作『曰』，据瞿本改。通玄真经卷之十一默希子注上义老子曰：凡学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反於虚无，可谓达矣。唯夫体清，明反虚静，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纷始之际。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为本，形体为末。故太上养神，治其情性；末世养形，恣其嗜欲。治性则神清，纵欲则身害。夫神清体和，本末相济，乃全身保神，不亏其真，凡修摄有方，禀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异。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国者先治於仁义，然后法令以齐之。重法令，遗仁义，是遗首足而贵冠履也。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楝，任国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犹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犹道德也。夫根深基广而见毁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万姓不崇戴者，未之闻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为经；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为道。夫事不师。古，不遵道，不可为国法。便说棳取一行一功之术，非天下通道也。恢怪谲诡之术，非天下之大道。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周穆王时御马。齐辑音集。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膺，内得於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身不可离车舆之安，手不可失驷马之心。故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执道以御之中才可尽；明分以示之，奸邪可止。物至而观其变，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即远者治矣。不用适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万举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忧车马之奔逸；有圣人之至治，不忧黔首之危亡。老子曰：凡为道者，塞邪隧＃1，防未然。不贵其自是也，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夺，无日不争。如此即人欲释而公道行矣。有余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功劳而用朋党，即奇伎天长，守职不进；民俗乱於国，功臣争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则制於人矣。舜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纣为天子，而四海离心者，其道亡也，则为人所制。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贵，适时而已。不在数变为务也。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执言为道，即言而非道也，持石为玉，即石而非玉也。故圣人所由曰道，犹金石也，一调不可更；音律以定，不可易也。事犹琴瑟也，曲终改调。曲节既殊，故宜变易。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讯寤於俗而束於教也。登阆峰者，非凡＃2乘能及；论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译所谓‘敦厚啊，好像未经雕琢的朴木’，是不敢自以为廉正而成就；所谓‘混沌啊，好像浑浊之物’，是不敢自以为清明；所谓‘宽广啊，好像深谷’，是不敢自满充盈。前进却不敢轻率行动，是退让而不敢争先；害怕自我受伤，是守持柔弱而不敢自夸；谦逊恭敬，是自处卑下而尊敬他人；不敢积聚收藏，是自我减损破坏而不敢坚执；不敢自以为廉正有成，是自我亏损残缺而不敢求全；不敢自以为清明，是处于浑浊屈辱之中而不敢标榜清新；不敢自满充盈，是看见自己的不足而不敢自以为贤能。道退让，所以反而能够领先；守柔弱，所以反而能够自持；自处卑下，所以反而能够高于别人；自我损耗，所以反而真实坚固；自守亏缺，所以反而能够充实完备；处在浑浊屈辱中，所以反而能够保持清新；看见不足，所以反而能够成为贤能。道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这些方面，都是道的反向表现。处在后面，众人反而推让他在前；自我减损，众人反而把东西给予他。因此，天下拥戴他却不觉得沉重，百姓乐于推举他而不厌弃。《通玄真经》卷第十完。＃1“修达”：瞿本作“条通”。＃2“聪”：瞿本作“通”。＃3“下”：原本作“天下”，据瞿本删去“天”。＃4“以”：瞿本作“遂”。＃5“蒸”：瞿本作“抄”。＃6“君”：瞿本作“道”。＃7“妄取古”：瞿本作“取安古”。＃8“知”：原本作“曰”，据瞿本改。《通玄真经》卷第十一。默希子注。上义。老子说：凡是学习的人，能够明白天与人的分别，通晓治乱的根本，澄清心念、净化意念并加以存守，能够看见事物的终始，返归虚无，就可以说是通达了。只有内在体道清明，明白并返归虚静，才能明白天人与人的分别，穷究纷乱发生的起点。治理的根本是仁义，末端是法度。人得以生存的，是根本；不能使人生存的，是末端。本末本来是一体，二者都具有相爱的本性。先重根本而后重末端，叫作君子；先重末端而后轻根本，叫作小人。人的生命，以精神为根本，以形体为末端。因此，上古圣人养神，治理人的情性；末世之人养形，放纵自己的嗜好欲望。治理情性，精神就清明；放纵欲望，身体就会受到伤害。精神清明、形体调和，本末相互济助，才能保全身体、守护精神，不损害其真性。各种修养摄生的方法不同，所禀受的资质也不一样，所以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法度产生，是为了辅助仁义；重视法度而舍弃仁义，就像看重帽子鞋子而忘掉头和脚。治理国家的人，应先用仁义治理，然后用法令使之整齐。重视法令而遗弃仁义，就是遗弃头脚而珍视帽鞋。仁义，是广大崇高的根基。不增加根基的厚度而只扩大范围，必然毁坏；不扩大根基而只增加高度，必然倾覆。所以，不把栋梁做大，就不能承受重负；承受重负没有比楝木更好的，承担国家没有比德更好的。君主拥有百姓，就像城池有地基、树木有根。根深，根本就牢固；地基厚，君位就安稳。根基就如同道德。根深基广却被毁坏拔除的，从未有过；道高德盛而万姓不尊崇拥戴的，也从未听说。因此，事情不以道德为根本，就不能作为常法；言论不合于先王，就不能称为道。事情不师法古代、不遵循道理，就不能成为国家的法则。便于言说、只取一种行为一种功业的方法，并不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恢诡怪异、奇谲诡诈的方法，也不是天下的大道。老子说：治理人的道理，就像造父驾驭四匹马一样。造父是周穆王时驾车的人。他调齐缰绳和嚼环，使它们合乎尺度；调整马胸和马背，使内心与马相合，外在行动又符合马的意志，所以能够取道远行，气力还有余裕，前进、后退、回旋、转弯无不如意，确实是掌握了驾驭的方法。如今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大臣，是君主的四匹马。君主自身不能离开车舆的安稳，驾车之手不能失去四匹马的心。因此四匹马不协调，造父就不能驾车上路；君臣不和，圣人就不能据此治理。执持道来驾驭，内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明白分际并显示给人，奸邪就可以止息。事物到来，就观察它的变化；事情发生，就应对它的转化。近处不混乱，远处就能得到治理。不采用偶然应变的教条，而得到自然之道，万事行动就不会失误。有造父那样善于驾驭的人，不必担忧车马奔逸；有圣人那样的至治，不必担忧百姓危亡。老子说：凡是修道的人，都要堵塞邪恶的通道，防患于未然。不把事情做成而自以为是看得可贵，而把不让人有机会作恶看得可贵。因此说：不要使人产生可欲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追求；不要使人产生可争夺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争夺。这样，人的欲望就会消解，公道就会施行。有余的，止于法度；不足的，及时供其使用，所以天下可以统一于一人。放弃职守事务而听信毁誉，抛弃功劳而任用朋党，就会使奇巧之技日益滋长，使守职者不能进用；民间风俗在国内混乱，功臣在朝廷争斗。因此有道就能驾驭人，无道就会受制于人。舜还是平民时，天下共同拥戴他，是因为他的道还在，所以能够制御他人；纣作为天子时，四海离心，是因为他的道已经亡失，于是被人制御。老子说：治理国家有常道，但以使百姓获利为根本；政治教化有道理，但以使命令得以施行为古法。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只要能周全处理事务，就不一定要遵循旧俗。因此，圣人的法度随时代改变，礼制随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自适合它们的用途；法度制度和政令，各自因应具体情势。因此，改变古法不可以一概非难，遵循旧俗也不值得一味赞美。治理的道理所看重的，只是适合时势，并不以频繁变更为要务。诵读先王的书，不如听到先王的话；听到先王的话，不如得到他说这些话的原因。得到他说话的原因，就是知道有些道理是言语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说，可以用语言说出的道，并不是恒常之道；可以用名称命名的名，并不是恒常之名。把言语执作道本身，就是只看见言语而没有看见道；把石头拿来当玉，就会把石头误作玉。圣人所遵循的被称为道，就像金石一样，确定之后不可更改；音律一经确定，也不可轻易改变。事情却像琴瑟，曲子结束就要更换调弦。曲调节拍既然不同，就应该有所变易。法制礼乐，是治理的工具，并不是治理本身。因此，拘泥一隅的人不能同他谈论至道，因为他被世俗蒙蔽，又被教条束缚。登上阆峰，不是凡俗的车乘所能到达；谈论至道，也不是拘曲浅陋的人所能通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