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十一
老子曰：天下几有常法哉？当於世事，得於人理，顺於天地，详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顺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处牺、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项、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汤、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从，未世峻法而民诈，故无为为化易，有为为治难，盟誓不禁，刑戮随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夫制於法者，不可与达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必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动用乖滞，独闻独见者，不得离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非此不治，犹持方柄而内圆凿也，欲得宜适亦难矣。夫执法守文而无变通者，自以为治，犹持方内圆，安能适中？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人不行也；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事当虽愚必用，理乖虽贤必舍。文子问曰：法安所主？老子曰：法生於义，义生於众适。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於未。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诸己，不非於人；无诸己，不责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废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检於己，则民禁於彼也。县法者，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3。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4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反朴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从己出也。立君宜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专断，故上守正术，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难也？老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与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圣人守约而治广，此之谓也。此圣人致理之道若此也。老子曰：臣道者，论是处当，为事先唱，守职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异道即治，洞道即乱，各得其宜，处有其当，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干，末不得强於本，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则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势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得所势也；五寸之关，能制开阖，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今，顺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听从者，顺也。发号令行禁止者，以众为势也。义者，非能尽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之；暴者，非能尽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慎其举措乎其爱憎，利无偏赏，害无偏罚。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面大直，圣人为之。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间其小节；人有大誉，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以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之才不能尽善尽美。固当无疑其小疵，乃全其大用。闾里之行，谤黜之言，不足信也。故小谨者元成功，訾行者不容众。体大者节疏，度巨者誉远，论臣之道也。论用臣之道如此，则不失其人也。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於一人。人无全能，量其才力而任之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博达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责备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责於人，易赏也。自修以道，则无病矣。自修者，不责於人而行於世，世可为之哉？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於天下，即难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秽，贤人君子岂能尽善尽美？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则无遗才必矣。夫众人之见，位之卑，身之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几人之情，恶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举觉才也。富即观其所施。济物也。穷即观其所受，非义不为。贱即观其所为。非道不处。
译老子说：天下哪里会有永远不变的法呢？适合世事，合乎人情，顺应天地，详察鬼神，就可以端正治理。便于处理事务，顺应人的情理，就可以治理天下。既然自然能够通达神明，哪里有永恒不变的法呢？从前三皇没有政令而百姓顺从，五帝有政令却没有刑罚；夏后氏重视不违背诺言，殷人用誓约，周人用盟约。三皇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三王是夏禹、殷汤、周文王。上古没有政令而百姓顺从，末世法令严峻而百姓欺诈。因此，无为而进行教化容易，有为而治理艰难；盟誓不能禁止，刑杀就会跟随而来。末世衰败时，人们忍受污垢而轻视羞辱，贪求所得而缺少羞耻。因此，法度、制度、政令，要考察民俗来调节缓急；器械要根据时代变化来制定，适合实际需要。受制于法的人，不能同他讨论通达的举措；拘泥礼制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必须有独到见识的明察、独到听闻的聪敏，然后才能独立把握道而实行。拘泥法令、死守文字的人，一行动就会乖舛滞塞；有独到见闻的人，则不能离开道。知道法令从哪里产生，就会随着时势变化；不知道治理之道的根源，即使始终遵循旧法，最终也会混乱。如今做学问的人，沿袭先人的事业，手持篇籍，死守文字和法令，想用这些来治理，认为除此之外便无法治理；这就像拿着方形的柄去插入圆形的孔，想要合适也很困难。执守法令、拘守文字而没有变通的人，自以为是在治理，其实如同拿方形去套圆形，怎么能够恰到好处？保存危局、治理混乱，不凭智慧不能做到；若一味以古代为先而称说，即使愚昧也会自以为有余。因此，不合时宜的法令，圣人不实行；未经验证的言论，明主不听取。事情适当，即使愚笨也要采用；道理乖谬，即使贤能之人提出也要舍弃。文子问：法以什么为主？老子说：法产生于义，义产生于众人的适宜。众人的适宜合乎人心，这是治理的要领。法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上产生的，而是在人间发生，再返归自身而使人自我端正。真正通达根本，就不会在尚未发生的事情上混乱；知道要领，就不会被疑惑迷乱；自己有某种缺失，就不要非难别人；自己没有某种过失，就不要责备被自己所任用、所制定的人。下层所立的原则，不应在上层废弃；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不能去做。因此，君主制定法令，首先要以自身作为检验和示范。禁令先能约束自身，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施行。法，是天下的准绳，是君主的度量。君主先自我检点，百姓才会受到相应禁约。悬示法令，是为了使不合法者受到法的制约；以法来约束不守法的行为。法令确定以后，符合准绳的就奖赏，偏离准绳的就诛罚。即使尊贵的人，也不减轻对他的奖赏；即使卑贱的人，也不加重对他的刑罚。违法的人，即使贤能也必诛；符合尺度的人，即使不肖也无罪。因此，公道得以施行，私欲得以堵塞。古代设置主管官吏，是为了禁止百姓，使他们不能任意妄为；设立君主，是为了制约主管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擅行事；法度和治道，是为了制约君主，使他不能横加决断。没有人能够任意妄为，道就胜出，治理原则也就得以实现。所以要返归朴素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行动，而是说政令和行动从正道自身出发。设立君主，就应当设置主管官吏；上面不能任意妄为，下面不能专擅独断，于是上面守持正道，下面不枉曲法令。这样治理天下，哪里值得认为困难呢？老子说：善于奖赏的人，花费很少而劝勉很多；善于惩罚的人，刑罚简约而奸邪自止；善于禁止不当给予的人，所用约束很少却能形成德治；善于取用的人，收入很多而没有怨恨。因此，圣人顺着百姓所喜爱的来劝勉善行，顺着百姓所憎恶的来禁止奸邪。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趋向善行；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畏惧。因此，最高明的奖赏不必耗费很多，最高明的刑罚不会泛滥。圣人守持简约而治理广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圣人达到治理之理的方法。老子说：臣下之道，在于辨明是非、处置适当，遇到事务首先倡导，守持职分、明白界限，以建立功业。因此，君臣各守不同的道路就能治理，若混同其道就会混乱；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处在应当的位置，上下就有凭借来相互役使。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末端不能强于根本，说的是轻重大小之间要有相互制约。君臣分际明白，大与小就不会越位。得到威势的人，所持的东西很小，影响所在却很大；所守持的原则很简约，所能制约的范围却很广。十围粗的树木，可以支撑千钧重的房屋，是因为取得了相应的势；五寸宽的门闩，可以控制门的开合，是因为处在关键位置。下层必然执行上层的命令，顺从的得利，违逆的遭凶；天下没有不听从的，是因为顺应了这种势。能够发布号令、实行禁令，是把众人作为势力。仁义之人，不是能够使天下百姓全都获利，而是使一人获利，天下就跟随他；暴虐之人，不是能够使四海之内人人受害，而是伤害一人，天下就背叛他。因此，举用、废置都不可不审慎。尤其要谨慎对待自己的举措和爱憎，使利益不能偏私地奖赏，使祸害不能偏私地惩罚。老子说：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小的委曲换来大的正直，这是圣人所做的。如今君主评论臣下，如果不计算他的大功，不总括他的主要行为，反而专门寻找他的小善，就会失去贤才。一个人有深厚的德行，不要苛求他细小的节操；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不要因他细微的小过失而毁损他。人的性情没有谁不有所短处，能够成就大体和主要事业就是对的；即使有小过，也不应因此成为累赘。若不能成就大体和主要事业，即使乡里的行为也不值得赞美。这是说人的才能不能完全善、完全美。固然应当不因小瑕疵而疑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乡里的行为、诽谤和贬斥之言，不足以作为凭据。所以，只讲小节谨慎的人不会建立大功，专门指责行为的人不能容纳众人。器量宏大的人，细节可以疏略；气度宏大的人，声誉自然远播。这就是评论臣下的道理。按照这样的方式评论和任用臣下，就不会失去人才。老子说：从古到今，从没有人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完全无缺。因此，君子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备。人没有全能，应当衡量他的才力而任用他。方正却不割伤人，廉洁却不刺伤人，正直却不放纵，博学通达却不诋毁别人；道德、文才、武功，都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凭借力量自我修养、凭借道来行事，而不苛责他人，就容易得到赏识。自己以道修养自身，就没有忧患。自己修养自身，不苛责别人而行于世间，这个世间能做到吗？夏后氏的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污点；然而天下仍把它们视为珍宝，是因为不以小的缺点妨碍大的美好。如今只记住人的短处，忘记人的长处，却想在天下寻求贤才，就困难了。夏后氏的璜、明月之珠尚且有瑕疵污点，贤人君子难道能够完全善、完全美吗？舍弃他的短处，取用他的长处，就一定不会遗漏人才。一般人的见识，只看到地位卑下、身份低贱、事务污辱，却不知道其中的大体和主要才能。多数人的情感厌恶卑下和屈辱；君子任用人，却保全他的主要才能。因此，评论人的方法是：地位显贵时，观察他举荐什么，举荐可以显露才能；富有时，观察他如何施予，施予可以济助万物；困穷时，观察他接受什么，不合义的事不做；卑贱时，观察他做什么，不合道的处境不留。
视其所患难，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难，方见仁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不逾滥也。委以货财，以观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惧，以观其节。杀身成仁。如此，则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干也；七者备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观之，贤愚可知，忠信可见矣。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谷；趋行殊方，不归善者不为君子。善言贵乎可行，善行贵乎仁义。夫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不害於明。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择是而为之，计礼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称也。为其可为者，杀其可杀者，然后功遂名立，称於后世也。虽有智能，必以仁义为本而后立。智能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故尧舜为善，至人称之；桀纣为恶，其名不成。善恶之名俱存，故君子慎为不善行也。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虽愚者不为，身贵於天下也。旦为称孤之客，夕为暴尸之人，皆愚琐之辈，非君子之伦也。死君亲之难者，视死如归，义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此伤时无仁义？故切论君子死义，小人死利也。老子曰；道德之备，犹日月也，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虽蛮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诸夏何？趣舍同，即非誉在俗；意行均，即穷达在时。事周於世，即功成；务合於时，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简於世而谨於时，时之至也，即间不容息。夫济倾弱立功名者，睹其机厄宁容瞬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叨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讨强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赤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势位，利其土地，贪其宝货，去其残贼，安其人民，为天下除其虐害，不得已而用之也。教人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临之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财，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长海内之患，此天伦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桀、纣是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今乘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以虎傅翼，何谓不除？夫畜鱼者，必去其蝙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道莫大乎诛暴，德莫加乎安民。凡为人君暴虐无道，万姓不安，若不除之，犹纵猛兽以害人物，畜鱼鳖以食蝙獭，罪莫大焉。老子曰：为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此至治之世也。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音底。文者，逐烦挠以为急；事为诡辩，久稽而不决，无益於治，有益於乱；此衰世之理也。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於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故天子耕田所以劝农，皇后亲蚤所以劝织，而况匹夫匹妇惰於耕织而受於饥寒也。不贵难得之货，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养生；织者不力，无以衣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错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用之有？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动，非以图存也。将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闻敌国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举兵而临其境，责以不义，刺以过行。兵至其郊，令军帅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无捕民虏，无聚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雠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其县。克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图圄，赏其有功。百姓开户而内之，渍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义兵至於境，不战而止。义兵所临，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万物；
译观察他面对什么患难，就能知道他的勇气；通过他的患难，才能看见他的仁和勇。用喜乐来触动他，观察他的操守，看他是否逾越放纵；把财物交给他，观察他的仁德，看他是否任意取用；用恐惧震动他，观察他的节操，看他是否能够舍身成仁。这样，就可以了解人的真实情性。只要具备其中一项，就是人的骨干；七项都具备，就是世间的英杰。能够用这些方面观察人，贤与愚就可以辨知，忠与信就可以看见。老子说：委屈，是为了求得伸展；弯曲，是为了求得伸直。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小的委曲换来大的正直，君子愿意这样做。百条河流共同奔流，不汇入大海，就不能称为水谷；奔向不同方向，如果不归于善，就不能称为君子。好的言论贵在能够实行，好的行为贵在仁义。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不会损害光明。过错发生时，众人都看见；改正过错时，众人都仰望。因此，智者不妄自作为，勇者不妄自杀伐；选择正确的事去做，考虑礼义而行动，于是事情能够成功，功业足以依靠；即使身死，名声也足以称扬。做应当做的事，杀应当杀的人，然后功业完成、名声建立，并为后世称道。即使有智慧才能，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立身。智慧才能与仁义并行时，圣人一概以仁义为准绳；符合准绳的称为君子，不符合准绳的称为小人。君子即使死亡，他的名声也不会灭亡；小人即使得到权势，他的罪名也不会消除。因此，尧舜行善，至人称赞他们；桀纣作恶，他们的恶名不能成就为美名。善恶的名声都能留存，所以君子谨慎，不去做不善之事。左手按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却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自身比天下更为贵重。早晨还作为自称孤家的尊贵之客，晚上就成为横尸暴露的人，都是愚蠢琐屑之辈，不属于君子的行列。为君主和父母的患难而死的人，把死亡看作归宿，是因为义重于生命。因此，天下最大的利益同自身相比就显得小；自身最看重的东西同仁义相比就显得轻。这就是把仁义作为准绳的人。这里是在感叹当时没有仁义吗？所以特别论说：君子为义而死，小人为利益而死。老子说：道德完备，就如同日月一样；即使夷、狄、蛮、貊，也不能改变它的旨意。如果有道，即使在蛮貊之国也能施行；如果无道，即使面对中原诸夏又能怎么样？取舍相同，毁誉就存在于世俗；意志和行为相等，穷困和显达就取决于时势。事情周全合于世情，功业就能成就；致力于合乎时势，名声就能建立。因此，建立功名的人，对世俗取舍简约而对时机谨慎；时机一到，间隙就容不下一口气。救济倾危、扶弱立功的人，看见时机和危难，哪里容得片刻迟疑？古代用兵，不是为了贪图土地、贪求财宝，而是要挽救存亡、平定混乱、为百姓除害。贪婪多欲的人残害天下，万民骚动，没有安宁之处。有圣人突然兴起，讨伐强暴，平定乱世，为天下除害，使浑浊变清明，使危险变安宁，所以不得不在中途制止暴乱。赤帝造成火灾，所以黄帝擒获他；共工造成水患，所以颛顼诛杀他。这两位君主突然兴起，并不是想尊崇自己的权势地位、贪利土地、贪取宝货，而是要除去残暴贼害、安定人民、为天下除去虐害，不得已才使用兵力。用道教导人，用德引导人，如果仍不听从，就用威武临之；用威武临之仍不服从，就用兵革制裁。杀害无罪的百姓，供养不义的君主，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聚集天下的财物，满足一个人的欲望，灾祸没有比这更深的了。放纵一个人的欲望，增长四海之内的祸患，这是天理所不取的。意思是上天要使他灭亡，桀、纣就是这样。设置君主，是为了禁止暴乱；如今却借助万民的力量，反过来残害他们，这就如同给老虎增添翅膀，怎么能不除掉他呢？养鱼的人一定要除去蝙蝠和水獭，饲养禽兽的人一定要除掉豺狼，何况治理百姓呢？因此，兵革正是由此而兴起。道没有比诛除暴虐更大的，德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高的。凡是君主暴虐无道，使万姓不得安宁，如果不除掉他，就如同放纵猛兽伤害人和物、蓄养鱼鳖却让蝙蝠和水獭来吞食，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老子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上面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府没有繁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度奇巧的制作。事务可以承担却不扰乱人，器物完整却不加过度装饰。这是政治达到极致的时代。乱世就不是这样：从事行为的人互相夸耀高尚，讲究礼的人互相以虚伪自矜；车舆极尽雕琢，器物用具任意刻镂。追求财货的人，争夺难得之物，把它当作珍宝；诋毁〔音底〕文饰的人，追逐繁琐扰乱，把它当作急务；事情用诡辩处理，长久搁置而不能决断，对治理没有益处，反而有助于混乱。这是衰世的治理情形。工匠制造奇巧器物，经过多年才完成，却不合实际使用。因此，神农的法则说：男子正当壮年却不耕种，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女子正当成年却不织布，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所以神农亲自耕作，妻子亲自纺织，作为天下人的先导。他用这种方式引导百姓，因此天子亲自耕田来劝勉农业，皇后亲自养蚕来劝勉纺织；何况普通男女如果懒于耕织，就只能承受饥寒呢？不以难得的财货为贵，不把无用的物品看得重要。因此，耕种的人不努力，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织布的人不勤劳，就没有办法给身体穿衣。多余和不足，各自归于自身。衣食丰足，奸邪就不会产生；安乐而无事，天下就和平。智者没有地方施展计策，勇者没有地方施展威势。用智慧来挽救危难，用勇力来制止暴乱。危难和暴乱不发生，又有什么需要使用智慧和勇力的地方呢？老子说：霸王之道，在于用谋略筹划，用策略谋图。以义为名而行动，并不是为了图谋自身生存，而是为了使将亡者得以保存。所以听说敌国的君主暴虐百姓，就立即发兵抵达其边境，以不义责问他，以过错行为刺责他。军队到达郊外，命令军帅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毁坏五谷，不要焚烧积聚的财物，不要捕捉百姓为俘虏，不要聚敛六畜。”于是发布号令说：“那个国家的君主违逆天地，侮慢鬼神，断狱不公平，杀戮无罪之人，这是上天所要诛灭的，也是百姓所要报仇的。我们的军队到来，是为了废除不义，把政权交给有德之人。谁敢违逆天道、作乱害民，便身死族灭。以一家归顺的，就把一家赏赐给他；以一里归顺的，就把一里赏赐给他；以一乡归顺的，就把一乡封给他；以一县归顺的，就让他为该县的侯。”攻克其国，却不牵连百姓；废黜其君，改变他的政令；尊重其中的优秀士人，显扬贤良之人；救济孤儿寡妇，抚恤贫穷者；释放囹圄中的人，赏赐有功之人。百姓打开门户迎接他们，浸米储备粮食，只怕他们不来。义兵抵达边境，不战便使敌人停止抵抗。义兵所到之处，明白地告知天地，暗中与鬼神相通，德泽遍及万物；
以辞禧众，以罪问敌，亦非容易而动凶器。百姓悦戴，唯恐不至。殷汤文武，以义而平暴乱也。不义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动，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不义之兵，以强浚弱，恃大侵小，戮无辜，害有道。虽屠城万计，掠地千里，其由项籍威镇海内，气吞宇宙，势拔丘阜，终为高祖所摧折者，以其不循道理，虽大必败，虽强必亡，图霸尚不可得，而况欲成王业者乎？老子曰：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正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此其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敌相当，未交兵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苛政之变，察行阵之事。白刃合，流矢＃5接，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义之下也。修德而胜者上，守法而胜者中，用兵而胜者下也。兵之胜败，皆在於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老子曰：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争先者，赏信而罚明也。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视下如弟，即必难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难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之斗。有君如此，则天下如一家。万兵共一心，则虽敌不惧，虽死不顾。恩义所感，则视死如归。岂有见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君有难而臣惧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若归，恩之加也。信义立，虽死不顾。恩威治，无远不至。通玄真经卷之十一竟＃1 隧：瞿本作『道』。＃2 凡：原作『九』，据瞿本改。＃3 诛：原作『殊』，据瞿本改。＃4 行而：原作『而行』，据瞿本改。＃5 矢：原作『天』，据瞿本改。通玄真经卷之十二默希子注上礼老子曰：上古真人玄古之君也。呼吸阴阳，而旱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领理、隐密自成，纯朴纯朴未散，而万物大优。内韬明德，外和万物，天下无事，各乃遂其性，无相侵害，故并优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悟乎，天地之问，其德烦而不一。时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以类万情，结绳以为纲罟，以畋以渔。离蒙觉悟其君於天下，渐失其本，德烦不一，比玄古之时，以为衰世也。及至神农黄帝窍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於是万民莫不炼身而思，戴听而视，故治而不和。伏羲作未耜，以教民播种；黄帝造轩冕之服，窍领，谓阴阳壅沈而通之，逆气戾物绝而止之。造书契，建律历，纪四时，和五行，恐失其所，使万物皆炼身，莫不注其耳目，听视德化，以严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达於物，聪明诱於外，性命失其真。至夏殷兴嗜欲，则诱於物外，眩聪明，则内失其真。施及周室，浇醇散朴，离道以为伪，险德以为行，智巧萌生，狙学以拟圣，华诬以协众，琢饰诗书，以贾名誉。各欲以行其智，伪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丧性命，衰渐所由来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丧。浇酿弥甚，以伪险为道，以华巧为贤，显道矜德，贾名求誉以失大宗。时之衰薄，从羲、轩已来数千载，故云久矣，非周室顿尔也。是故至人之学也，欲以反性於无，游心於虚；世俗之学，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乃巧切。喧呼也。名声於世，此至人所不为也。擢德自见也，攓性绝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益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无代不有，但稀尔。万中有一，为多也。至人之学，反性於华伪之场，沐神於虚静之域，不矜其德，不伐其才，死生无变於己，利害不经於心。今之学者，佛性命以求达，走声誉以高名，遂使奸衰竞起，忠正伏匿，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译用言辞安抚众人，以罪责问敌人，也不是轻易就动用凶器。百姓喜悦拥戴他们，只怕他们不到。殷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凭借义来平定暴乱。不义之兵，则直到尸体横陈、血流成河，彼此交战之后才停止。所以，为土地而争战的人不能成就王业；为自身谋求利益的人不能建立功业。举事是为了众人，众人就会帮助他；举事是为了自己，众人就会离弃他。众人拥护的，即使弱小也必然强大；众人离弃的，即使强大也必然灭亡。不义之兵，以强凌弱，倚仗强大侵凌弱小，杀戮无辜，残害有道之人。即使屠杀数以万计的城中百姓，掠夺千里土地，像项籍那样威势震慑海内、气吞宇宙、势力拔起丘阜，最终仍被高祖摧毁折败，正是因为他不遵循道理；这样的人即使强大也必然失败，即使强盛也必然灭亡，图谋称霸尚且不能实现，更何况想成就王业呢？老子说：最高层次的义，是治理国家，治理境内，实行仁义，广布恩德、施行惠泽，确立正法，堵塞邪道；群臣亲近归附，百姓和睦，上下同心，群臣协力。诸侯畏服其威势，四方怀念其德泽。在朝廷上修明政事，却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发布号令，天下便响应，这就是上等。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良善，国家富足，军队强盛，约束诚信，号令明确；双方势力相当，还没有交兵接刃，敌人便奔逃灭亡，这就是次等。懂得土地的适宜之处，熟悉险要关隘的利处，明白苛政的变化，察知行军布阵的事情；刀刃交接，流箭相接，车辆载着死者、扶助伤者，血流千里，尸骸暴露遍野，这是义的下等。修养德行而取胜，是上等；遵守法度而取胜，是中等；使用军队而取胜，是下等。军队的胜败，都取决于政事。政事胜过百姓，臣下归附君上，军队就强；百姓胜过政事，臣下背叛君上，军队就弱。义足以使天下百姓归心，事业足以应对天下的急务，选拔足以获得贤士之心，谋划足以决定轻重的权宜，这就是上等之义的道理。老子说：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将士抱有必死之心；之所以有必死之心，是因为有义；义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有威。因此用文德教导他们，用武力整齐他们，这叫作必然取胜；威与义并行，这叫作必然强盛。刀刃交接，箭石如雨，而士卒争先向前，是因为赏赐可信、惩罚明确。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儿子，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如同侍奉父亲；上位者把下位者看作弟弟，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如同侍奉兄长。上位者视下属如子，必能称王于四海；下属事奉上位者如父，必能治理天下。上位者视下属如弟，下属就必然难以不为他死；下属事奉上位者如兄，便必然难以不为他亡。所以，父子兄弟般的仇敌，不可与之争斗。有这样的君主，天下就如同一家。万名士卒同心一意，即使面对敌人也不害怕，即使面临死亡也不顾惜。受到恩义感动，就把死看作归家。哪里有见父亲处于危急之中，儿子却吝惜生命而不去救援；君主遭遇危难，臣下却害怕死亡而不尽忠的道理呢？因此，有义的君主对内修治政事，以积累德行；对外堵塞邪恶，以彰明自己的威势。察看臣民的劳逸，以了解他们的饥饱。战斗日期已经确定，便视死如归，这是恩德加被的结果。信义一旦树立，即使死也不顾惜。用恩德和威势治理，远方也没有不能到达之处。《通玄真经》卷之十一完。＃1 “隧”：瞿本作“道”。＃2 “凡”：原本作“九”，据瞿本改。＃3 “诛”：原本作“殊”，据瞿本改。＃4 “行而”：原本作“而行”，据瞿本改。＃5 “矢”：原本作“天”，据瞿本改。《通玄真经》卷之十二。默希子注。上礼。老子说：上古的真人，就是玄古的君主。他吐纳阴阳之气，天旱时也能使万物生长，万物无不仰赖他的德行而和顺。当时，领理、隐密自然形成，纯朴未曾离散，万物都十分安乐。他内在收敛明德，对外与万物和谐相处，天下没有祸事，各自顺遂其本性，彼此不相侵害，所以都能安闲自得。到了世道衰落的时候，出现伏羲氏；人们昏昧而又勤勉，都想离开童蒙之心而觉悟于天地之间，于是他的德行变得烦杂而不专一。当时开始画八卦，以沟通神明、类比万物之情；结绳作为网罟，用来打猎、捕鱼。脱离蒙昧而觉悟，使君主治理天下，渐渐失去了根本；德行烦杂而不专一，比起玄古时代，就称为衰世了。到了神农、黄帝掌领天下，统理四时，调和阴阳，于是万民无不锻炼自身，凝神听察、注目观看，所以虽有治理却不和谐。伏羲制作耒耜，教百姓播种；黄帝制作轩冕之服，掌领天下，意思是使阴阳壅塞沉滞的地方得到疏通，使逆乱之气和乖戾万物的情形断绝停止。他又制作文字契券，建立律历，记载四时，调和五行，唯恐万物失去其所，于是使万物都锻炼自身，无不专注耳目，听察观看德化，以此严肃对待上位者。所以说这时已经不和谐了。下至夏、殷时代，嗜欲扩展到万物，聪明才智受到外物诱惑，人的性命失去了真实本性。到了夏、殷兴起嗜欲，就被外物诱惑；炫耀聪明，就从内在失去了真性。延续到周王室，淳厚被浇薄，质朴被离散；背离道而制造虚伪，把险诈的德行当作行为，智巧开始萌发，学习猕猴般模仿圣人，以浮华欺诳来迎合众人，雕琢修饰诗书，以此买取名声。人人都想施展自己的智巧，以虚伪容身于世，于是失去了大道根本。所以世人丧失性命，衰败逐渐形成，其来由已经很久了。到了周王室，道德完全丧失，浇薄愈加严重，把虚伪险诈当作道，把浮华机巧当作贤能；显耀道、夸示德，买取名声、追求声誉，因而失去大道根本。当时世道衰薄，从伏羲、轩辕以来已经数千年，所以说由来已久，并不是周王室突然变成这样的。因此，至人的学问，是想使本性返归于无，在虚静之境中畅游心神；世俗的学问，却拔高德行、扭曲本性，使五脏内忧，使行为暴烈、逾越知识，以喧嚣来获取世间的名声，这些都是至人所不做的。拔高德行，是自我显扬；扭曲本性，是断绝生命。至人能够安定地看待死生的意义，通达荣辱的道理；全天下都赞誉他，也不会因此更加勉励自己；全天下都非难他，也不会因此更加沮丧，这就得到了至道的要领。至人各个时代都有，只是稀少罢了。万人之中只有一个，已经算多了。至人的学问，是在华饰虚伪的环境中返归本性，在虚静的境域中沐浴精神；不夸耀自己的德行，不自恃自己的才能；死生不能使自己改变，利害不能进入内心。如今求学的人，背弃性命以求通达，奔逐声誉以抬高名声，于是奸邪衰败之风竞相兴起，忠正之人反而隐藏起来；想求得世道安定，想求得自身安宁，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