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之七
文子问曰：为国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车者，前呼邪轷，火乎切。后亦应之，此挽车劝力之歌也。虽郑、卫、胡、楚之音，不若此之义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夫所用者必有宜，须各当其要，犹挽车劝力，而不当奏以咸池之乐。治国宁民务崇朴素，又何烦藻丽之色也。老子曰：道无正而可以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云雨，云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无达其意，天地之间，可陶冶而变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犹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云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状无象，故能包罗万有，总括群方。唯体道者知变化无穷。老子曰：圣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终始，见其造恩。造恩，谓制立教也。故民知#1书则德衰，知数而仁衰，知券契而一信衰；知机械而实衰。斯数者，皆由失道而后兴。随时而立制，制之逾谨，违之逾切。是知实信衰而机械设，政教兴。而奸滥甚矣。瑟不呜，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於己，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然后能成曲；车有劳佚，然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使有转者，乃无转也。瑟无声，声在於弦。轴不转，转在於轮。是无声而能有声，无转而能有转，故无声之声而曲节成，无转之转乃能致远。上下异道，易治即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践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乱，亡。无日矣。小德害义，小善害道，小辩害治，苛悄伤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纵小忿而伤至德。大正不险，故民易导，至治优游，故下不贼。至忠复素，故民无伪匿。上有平正，下无险诐，上有清简，下无巧伪。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狱讼相引，无辜方受其怨。爵位减默，有功者怀其叛。故察於刀笔之迹者，不知治乱之本；习於行阵之事者，不知庙战之权。治乱者，谓垂拱无为之堂，非督责之吏所知。庙战者，谓决胜之术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晓。圣人先福於重关之内，虑患於冥冥之外。重关之内，冥冥之外，谓无祸福之场。绝思虑之境，自非圣人，孰能玄鉴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见忘大，得利忘害，速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爱人，智莫大於知人，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乱政。爱人犹己，则刑不滥。知人尽诚，即政无乱。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出须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飘风横厉，不日而止也。德无所积而不忧者，亡其及也。夫忧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为强，转祸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满也。愚者执迷而不只，以忧为喜，则速亡。为福者必昌。老子曰：清静恬和，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则自养不悖，知事之制，则其举措不乱。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规矩者，制欲之过也。牵於欲利，虽静而常悖。明其法度，虽动而不乱也。发一号，散无竟，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发号谓使心不竞，使心不竞即混。百节归根，应万物冥一，谓之术也。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谓言凶县料。若其不然，何以为道也。使人高贤称举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过也。言出於口，不可禁#2於人，行发於近，不可禁於远。善恶由已，谤誉因人。众口所称，莫之能禁。一行有亏，无远不至。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祸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同邻，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为必谋，始克料於终。且名利之所起即祸福之生门。故杜名利之原，闭祸福之门，即智虑自息，动静无变也。老子曰：人皆知治乱之叽，而莫知全生之具，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圣人能阴谁汤，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动诤，因资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机於治乱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乱之间，故圣人论世权事，应变无穷，相时而为，终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为而难成者，或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诈伪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者，圣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独见也。审行藏之势，察成败之由，其唯圣明方能独见也。
译文子问：“治理国家也有方法吗？”老子说：“现在那些拉车的人，前面喊着‘邪轷’，后面也应和着喊，这是拉车时鼓励用力的歌。即使是郑、卫、胡、楚的乐调，也不如这歌的意义实际。治理国家有礼制，关键不在文辞辩说。法令越是繁多彰显，盗贼就越多。所使用的东西必然要适宜，必须各自符合事情的要点，就像拉车时用歌声鼓励用力，却不适合演奏《咸池》那样的音乐。治理国家、安定百姓，应当致力于崇尚朴素，又何必烦劳于华丽的文饰呢？” 老子说：道没有固定的形态，却可以成为一切正道。譬如山林可以成为木材，但木材比不上山林；山林比不上云雨；云雨比不上阴阳；阴阳比不上和；和又比不上道。道，就是所说的无形状之状、无物象之象。没有什么能够穷尽它的意旨；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可以由它陶冶变化。大道没有固定的正形，却从道中产生；这就像山林本身不是木材，而木材从山林中产生一样。至于云雨以下的层层事物之所以不及道，是因为道没有形状、没有物象，所以能够包罗万有，总括各种事物。只有体悟大道的人，才知道变化无穷。老子说：圣人建立教化、施行政令，必然考察事情的始终，看见它由此造成的恩惠。所谓“造恩”，就是制定并建立教化。因此，百姓懂得书契，德行就衰败；懂得计算，仁就衰败；懂得券契，一体同信就衰败；懂得机械，真实就衰败。这些事都是因为失去道以后才兴起的。随着时势而建立制度，制度制定得越严密，违背它的情形就越严重。由此可知，真实和诚信衰败之后，机械才被设置，政令教化才兴起，而奸邪放滥也更加严重。瑟本身不鸣，但二十五根弦各自以自己的声音应和；车轴本身不自行运转，但三十根辐条各自凭借力量旋转。琴弦有松有紧，然后才能形成曲调；车子有劳有逸，然后才能走得远。使它发出声音的，正是那个无声的东西；使它转动的，正是那个不转动的东西。瑟本身没有声音，声音存在于琴弦；车轴本身不转，转动存在于车轮。因此，无声却能产生声音，无转却能产生转动；无声之声才能形成曲调节拍，无转之转才能到达远方。上下各走不同的道路，改变治理方法就会导致混乱；地位高而道大的人，众人应当跟从；事情重大而道术浅小，就会凶险。帽子不能踩在脚下，臣下不能尊贵过君主；上下违乱，国家灭亡就不远了。小德会损害大义，小善会损害大道，小的辩说会损害治理，苛细的责求会伤害德行。夸耀小恩小惠而遮蔽大道，放纵小的愤怒而伤害最高的德行。最高的正道不险僻，所以百姓容易引导；最高的治理从容宽舒，所以下面的人不会互相残害；最高的忠诚归于朴素，所以百姓没有虚伪隐藏。上面有平正，下面就没有险诈；上面有清简，下面就没有巧伪。老子说：相互连坐的法令一旦建立，百姓就会怨恨；削减爵位的命令一旦施行，有功之臣就会反叛。诉讼中相互牵连，无罪的人也会平白承受怨恨；爵位减损而沉默，有功的人就会怀有反叛之心。所以只考察刀笔文书痕迹的人，不知道治乱的根本；熟悉行军布阵之事的人，不知道朝廷决战的权变。所谓治理治乱，是说在垂拱无为的殿堂中治理，并不是督责官吏所能知道的。所谓庙战，是说决定胜负的谋略在方寸之地，并不是一个士卒能够明白的。圣人在重重关隘之内先谋求福，在幽冥深远之外预先考虑祸患。“重关之内、冥冥之外”，是指没有祸福显现的境地。处在断绝思虑的境界，若不是圣人，谁能以玄妙之鉴察看呢？愚者被小利迷惑，忘记大的祸害，所以事情有利于小处却有害于大处，在这里得到却忘记了那里。只看见小处而忘记大处，得到利益而忘记祸害，急迫到这种地步，除了愚昧还能是什么？所以，仁没有比爱人更大的；智没有比知人更大的。爱人，就不会滥施刑罚；知人，就不会有混乱的政事。把爱别人看得如同爱自己，刑罚就不会滥用；能够真诚地了解任用人，政事就不会混乱。老子说：江河水势再大，泛滥也不会超过三天；旋风暴雨即使在白天出现，也不会持续片刻就会停止。意思是，人凭借暴虐行事，不久就会灭亡；像旋风一样横行猛烈，也不会过一天就会停止。德行没有积累，却不感到忧虑的人，灭亡就要临头了。忧虑可以使人昌盛，喜乐放纵可以使人灭亡。所以善于处事的人把弱势转化为强势，把祸患转化为福庆。道冲虚，却可以运用，而且总不会充满。愚者执迷不悟，把忧患当作喜乐，便会很快灭亡。能够制造福庆的人必然昌盛。老子说：清静、恬淡、和谐，是人的本性；仪表和规矩，是事情的制度。知道人的本性，就能自行修养而不违背；知道事情的制度，举止行动就不会混乱。恬淡和谐，是顺应本性的根本；规矩，是用来节制欲望过度的。被欲望和利益牵引，即使表面安静，内心也常常违背本性；明白法度，即使有所行动，也不会混乱。发出一个号令，散开无穷事物；总摄一切关键，这叫作心。看见根本而知道末节，执守一而应对万事，这叫作术。所谓发号，是使心不争竞；使心不争竞，就能归于混同。百般事物都归于根本，暗中以一体应对万物，这叫作术。居处时知道凭什么，行动时知道往哪里，办事时知道依靠什么，发动时知道在哪里停止，这叫作道。至人无论行动还是退藏，都有其道理和言语。若不是这样，怎么能称为道呢？使人尊崇贤能、称赞举荐自己，是心的力量；使人卑下并诽谤自己，是心的过失。话从口中说出，不能禁止别人传播；行为从近处发生，不能禁止它流传到远方。善恶由自己造成，毁誉借别人传播。众人的言语一旦称扬或毁谤，没有谁能禁止。一件行为有了亏失，传到再远也不会不到。事情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名声难以建立却容易废弃。凡人都轻视小害，轻视细微的事情，最终造成大的祸患。祸患到来，是人自己造成的；福庆到来，也是人自己成就的。祸与福同出一门，利与害相邻而生；若不是最精明的人，没有谁能把它们分辨清楚。因此，智虑是祸福的门户，行动和安静是利害的关键，不可不谨慎考察。至人的作为必然谋划，开始时就能推料到最终结果。况且名利兴起的地方，就是祸福产生的门户。因此堵塞名利的源头，关闭祸福的门户，智虑自然止息，行动和安静也不会发生变化。老子说：人人都知道治理混乱的机巧，却没有人知道保全生命的工具。因此圣人考察世道而采取相应行动，权衡事情而制定谋略。圣人能够阴柔，也能够刚强；能够柔弱，也能够强大；随着时机行动和争辩，依据资质建立功业；看见事物向前发展，就知道它将反转；处理一件事而能察知它的变化；有变化就依其形势而行动，有运行就依其情势而应对。因此终身实行这些原则而没有困厄。人人都能在治乱之道上施展机巧，却不能在治乱之间保全自身；所以圣人考察世道、权衡事情，应对变化而无穷，观察时机而行动，终身不会受辱。因此，有些事情可以说却不能实行，有些事情可以实行却不能说；有些事情容易做却难以成功，有些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败坏。所谓可以实行却不能说，是取舍；可以说却不能实行，是欺诈虚伪；容易做却难以成功，是事情本身；难以成功却容易败坏，是名声。这四件事，是圣人留心之处，也是明达之人独自能够看见的。审察进退的形势，考察成败的原因，只有圣明之人才能独自看见。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动不失时#3，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贤者无虑为愚，愚者有备为贤。夫积爱成福，积憎成祸，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於救患难。今人不务使患无生，而务施救於患，虽神人不能为谋。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方。圣人深居以避患，静默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动而陷於刑，虽曲为之备，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於无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夫陷於利害由爱憎。爱憎不生，毁誉安在？君子见未形则易治，小人曲备，而终祸。救於已形，成则难脱。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音旁。流四远，渊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错废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众，执约以治广，处静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约所持也。凡此数者，非大至圣高真，莫能兼也矣。故圣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过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觋，而鬼神不敢先，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是以无为而一之成也。外不负物，内不惭心。何须巫觋？宁惧鬼神？由怀兢栗然可保终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为之事又多，故动必穷，故以政教化，其势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势难而必败。舍其易而必成，从事於难而必败，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难致，虽劳将败。物简易从，易从必成，而不为者，愚之至也。老子曰：福之起也绵绵，祸之生也纷纷，祸福之数，微而不可见。圣人见其始终，故不可不察。福如鸿毛，圣人独见；祸若太山，愚者莫睹也。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以为国也。适於己而无功於国者，不施赏焉，，逆於己而便於国者，不加罚焉。明主赏罚在於公正。益於国，便於人，则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则止也。故义载乎宜谓之君子，遗义之宜，谓之小人。君子小人，岂有定分？举措合宜，即为君子，动用乖分，即为小人。通智得而不劳，上士玄解。其次劳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劳。下士心服昏滞，精神迷到，故劳俞甚，病愈焉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无道而自伐也。纣为象箸，箸以象牙为之。而箕子唏，晞其华侈也。鲁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为盟器之类也。而孔子叹。叹其非礼。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小人见象着，偶人，以为其生也荣，其死也盛。君子观之，其道也衰，其得也亡。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义者，人之所高也。为人所慕，为人所高，或身死国亡者，不周於时也。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不达於道也。徒高仁义之风，不识机权之变，无救败亡，岂为周达者也？五帝贵德，无为而治三王用义，诛暴宁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誉在俗，趋行等，逆顺在时。言时代既异，治化不同，当五伯之时，行太古之道，犹胶柱调瑟，瘵渴饮鸩，实亦难矣。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经於世矣。经，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元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与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时，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直志适情，即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即阴阳食之。适我志即乖彼心，必为强坚者所忤。徇於物即劳其体，犹冰炭之相攻，阴阳之躁静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所贵乎道者，贵其龙变也。得道之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动静失时，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羁。故尼父见老君，其犹龙乎。变化无方也。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成满，犹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滞一方，宁论大道？道者寂寞以虚无，非有为於物也，不以有为於己也。物我之间，居然已泯。寂寞之卿，自然而神。是故举事而顺道者，非道者之所为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为，今云顺道，即是有为。有为即事起，事起即患生。旦道无常容，事无常顺，为是逆之，则是非纷然，祸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为也。施者，设也。言外设程科，是道仪表，非其真实，不可执之。执者失之，为者败之。
译老子说：道重视细小微末，行动不失时机；百般射猎都加以重重戒备，祸患才不会滋长。谋划福庆不要只考虑眼前能否得到，思虑祸患却要超过它可能造成的程度。同一天遭受霜冻，有遮蔽的人不会受伤；愚者有所准备，也能与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贤者如果没有忧虑而像愚者一样谨慎，愚者有所准备也可以成为贤者。积累爱可以成为福，积累憎可以成为祸。人人都知道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却没有人知道使祸患根本不发生。使祸患不发生容易，等祸患发生后再救治却困难。现在的人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却致力于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们谋划。祸患到来的缘由千千万万，没有固定的方式。圣人深居以躲避祸患，静默以等待时机；小人不知道祸福的门户，一行动就陷入刑罚，即使曲折周全地预作防备，也不足以保全自身。因此上等之士先躲避祸患，然后才趋近利益；先远离耻辱，然后才求取名声。所以圣人常常在无形之事尚未形成之前处理它，不把心思停留在事情已经形成之后，因此祸患没有由头到来，非议和声誉也不能沾染他。陷入利害，源于爱憎；爱憎不产生，毁誉又从哪里存在呢？君子在事情尚未显形时看见它，就容易治理；小人等事情显现后再曲折防备，最终仍会遭祸。等到已经显形之后才救治，事情形成了就难以脱身。老子说：凡人的修养之道，应当使心思细密，使志向宏大；使智慧圆融，使行为方正；使才能广博，使所办的事情简约。所谓心思细密，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思虑它，戒备祸患、谨慎细微，不敢放纵欲望。志向宏大，是兼容万国，使不同的风俗归于齐一；各种是非都汇聚而来，自己居其中作为车毂。智慧圆融，是始终没有端倪，旁流四方，像深渊泉水一样不会枯竭。行为方正，是树立正直而不屈挠，素白而不受污染，困穷时不改变操守，显达时不放纵志意。才能广博，是文武兼备，行动和安静都合乎仪法，举措、废置各自适宜。所办事情简约，是执掌要领来统摄众多，持守简约来治理广大，处于安静来控制躁动。因此，心思细密的人不会放过细微之处；志向宏大的人没有什么不包容；智慧圆融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行为方正的人有所不为；才能广博的人没有什么不能治理；事情简约的人，能够用简约来把持所任之事。这几项，如果不是大至圣、高真之人，没有谁能够兼备。所以圣人对于善，没有小到不去实行的；对于过错，没有细到不去改正的。他行事不依靠巫觋，鬼神也不敢抢先干预，可以说是极其尊贵了。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无为而能使一切归于一体而成就。对外不辜负万物，对内不愧对自己的内心。哪里需要巫觋？又何必害怕鬼神？正是因为心怀戒惧谨慎，才能保全始终。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而他所做的事情又多，所以一行动就必然陷入困穷。用政令教化百姓，形势容易而且一定能够成功；用邪说教化百姓，形势艰难而且一定会失败。舍弃容易而必然成功的道路，反而去从事艰难而必然失败的事情，这是愚昧迷惑造成的。不衡量得失，安坐着就招致危亡。事情繁杂就难以成功，即使劳苦经营也将失败；事物简约容易遵从，容易遵从就必然成功，却不肯这样做，是愚蠢到了极点。老子说：福庆的兴起绵延不绝，祸患的产生纷杂无端；祸福的征兆细微而不可见。圣人能够看见它的始终，所以不可不察。福庆像鸿毛一样轻微，只有圣人独自能够看见；祸患像太山一样巨大，愚者却看不见。明智的君主施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自己有利却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不施加赏赐；违背自己却对国家有利的，不施加惩罚。明智君主的赏罚在于公正。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就施行；只对自己有利、对百姓不利，就停止。因此，行为合乎义和适宜，叫作君子；抛弃义和适宜，叫作小人。君子和小人难道有固定的界限吗？举措合乎适宜，就是君子；行动违背分寸，就是小人。通达智慧的人得到道而不劳苦，是上士的玄妙领悟；其次的人虽然劳作却不困病，是中人的努力；最下等的人既困病又劳苦。下士心中昏暗滞塞，精神迷乱，所以越劳苦，病也越严重。古代的人体味道而不舍弃它；今天的人舍弃道而不去体味它。“不舍”就是不居留；“味道”就是体味道。古人能够体味道而不自居，今人没有道却自我夸耀。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因此叹息，因为他看见了奢华的开端。鲁国用木偶人陪葬；木偶人，是刻木制成的人形，属于盟器之类。孔子因此叹息，因为那不合礼制。看见事物的开端，就能知道它最终的结果。小人看见象牙筷子、陪葬木偶，认为活着时荣耀，死后也隆盛；君子观察这些，却认为他的道已经衰败，他所得到的也将归于丧失。老子说：仁，是人们所仰慕的；义，是人们所尊崇的。受到人们仰慕、受到人们尊崇，却有人因此身死国亡，是因为不能适应时势。所以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世道的权变，就没有通达道。只是推崇仁义的风尚，却不懂得机权的变化，不能挽救失败和灭亡，哪里能算周全通达呢？五帝以德为贵，无为而治；三王运用义，诛灭暴行、安定百姓；五伯任用力量，即任用智力和武力。如今把帝王的道路用于五伯的时代，就不是合宜的道路。因此，善恶可能相同，毁誉却取决于世俗；行动方向相同，逆顺却取决于时势。意思是时代既然不同，治理教化也不同；处在五伯的时代，却实行上古太平时代的道路，就像胶住琴柱来调琴，又像口渴时饮鸩止渴，实在也很困难。知道天所施行的，知道人所行动的，就能够治理世间。所谓“经”，就是治理常道。只知道天而不知道人，就无法同世俗交往；只知道人而不知道天，就无法同道游行。知道天、知道人，知道世俗、知道时势，才能治理世间，也才能与道游行。只顺从自己的志意和情感，就会被坚强之物伤害；把身体交给外物役使，就会被阴阳消耗。满足自己的志意，就会违逆别人的心意，必然受到刚强者的抵触；追逐外物，就会劳损身体，就像冰和炭彼此相攻，也像阴阳之间躁动和安静的相互作用。得道的人，对外能够变化而内在不变；对外变化，是为了了解人情；内在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因此内心有一定的操守，对外却能屈伸变化，随万物推移；即使施行万般举措，也不会陷入困境。道之所以可贵，就贵在能够如龙一样变化。得道的人，行动时如天，静止时如地；行动和静止不失时机，收卷或舒展都由自己掌握，所以世俗不能伤害他，世间不能束缚他。因此孔子见到老君，称叹说：他大概就像龙吧！因为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固守一种节操，推行一种行为，即使因此成就圆满，也仍不改变，拘泥于小的喜好，就会堵塞大道。既然滞留在一隅，哪里还谈得上大道？道是寂寞而虚无的，不在外物上施行有为，也不在自己身上强作有为；物与我之间，已经自然消泯。寂寞之中自然而神妙。因此，做事而顺应道，并不是有道者刻意施为，而是道自身的施行。道的本体本来无为，如今说“顺道”，就已经是有为；有为就会使事情兴起，事情兴起就会产生祸患。道本来没有固定的容貌，事情也没有永远顺遂的状态；如果把有为当作逆道，就会是非纷纷，祸患由此产生，所以说这不是道者自身的作为。所谓“施”，就是设置。意思是说，对外所设置的程序和科仪，是道的仪表，并不是道的真实本体，不可执着于此。执着它就会失去道，勉强作为就会失败。
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所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圆者履大方，谓人戴天履地。镜太清者视大明，谓睹日见月也。立太平者处大堂，谓在宇宙之间。能游於冥冥者，与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托期於灵台，而归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视於冥冥，听於无声，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言 真人在天地之间，睹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则何往不适？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晓乎无声，而众声应寂寞之内，照乎无形而群形见，则与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托灵台，含藏至精，谓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后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后能知之也。前已释。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证也，义者比於心而合於众适者也。四者，所用以处世修身，不可失也。道灭而德兴，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怀，下世绳绳唯恐失仁义，故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祸福异矣。道丧德亡，仁绝义薄。君子无义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惧失义以为祸，小人欲利以为福也。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湿而强食之热#5，病渴而强饮之寒，此众人之所养也，而良医所以为病也。悦於目，悦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圣人者，先迎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逢，故祸福之门，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饮之以水，良医以为祸；贫者取财於不义，君子以为害。先迕而后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后迕，圣人之所恶。夫利害相反，祸福相倾，不可不察也。老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言虽功名已立而仁义不可舍之，舍之则罪累斯及顺之则爵禄可尊，虽谋得计，当虑息解图，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也；言虽无中於策，其计无益於国；而心周於君，合於仁义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计常不当者，不若舍趋而审仁义也。为人臣，图国解难、骄王尊己、而功不成者，去仁义故也。或有良谋、不用，奇计不行，戴君尽力，虽不见察，终保仁义，不敢暂忘，而身亦无害也。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则通功易食而道达矣。德泽被乎下，禄利奉於上，则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达也。人多欲即伤义，多忧即害智，欲生义夺，爱积智昏。故治国乐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国乐所以亡。继其欲也。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未之有也。圣人之治者，明四目，达四聪，屏邪慝，任贤能，则上垂拱无为自化，则下尽心而奉职。岂有交争之理？则根本日固，枝叶繁盛也。老子曰：慈父之爱子者，非求其报，不可内解於心。圣主之养民，非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赖其功勋，而必穷有以为，则恩不接矣。父之爱子，君之牧民，岂求其所报？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骄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众人之所爱，则得众人之力，举众人之所喜，则得众人之心。故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兼爱天下，天下虽大，其为一家之人，不爱天下，则匹夫虽微，由万方一敞。以此而观，则终始可知，存亡可察也。老子曰：人以义爱，党以群强，是故得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薄，则武之所制者小。此谓德泽无私，所附者众；弃义用武，即所存者寡也。老子曰：以不义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愚人，无以异於枭爱其子也。取之不义，积而不散，则谓养自喷，育枭自祸也。故持而盈#5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然扃固筐筐，终为大盗之资，安得长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备，与变化无极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福至祥存，祸至祥先，见祥而不为善，则福不来，见不祥而行善，则祸不至。利与害同门，祸与福同邻，非神圣莫之能分。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言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夫见福而为祥，则知福为祸始；见祸而遽为善，则知祸为福先。祸福之来，有如纠缠，自非至圣，莫知其极也。人之将疾也，必先甘鱼肉之味；
译其中的道理可以说明。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阴阳所温煦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助的，都同属于一和之气。因此能够头顶大圆之天、脚踏大方之地，也就是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能够照见太清之境，就能看见大明，也就是看见太阳和月亮；建立太平，就能居处于大堂，也就是处在宇宙之间。能够游行于幽冥之中，就能与日月同放光明；无形却在有形中生起。因此真人寄托于灵台，返回并居于万物初始之处，也就是返回尚未出生的状态。能够在幽冥中观看，在无声处听闻；幽冥之中独自有明晓，寂寞之中独自有照见。意思是说，真人处在天地之间，观看日月的光明，游行于太平之境，那么到哪里去不能适意？居处于大堂之中，却能在幽冥之中无所不容；明白无声之境，却能使众声在寂寞之内得到应和；照见无形，却使各种有形显现出来。这样就能与天地相保，与日月同样明亮，寄托于灵台，含藏至精，这就叫作真人。他运用它，正是达到了不用；不用之后，才能真正运用它。他知道它，正是达到了不知；不知之后，才能真正知道它。前面已经解释过。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德，是生命所依靠的扶助；仁，是积累恩惠的证明；义，是合于内心并与众人相合、适宜于众人的原则。这四者，是用来处世和修身的，不可以失去。道衰灭而德兴起，德衰败而仁义产生。因此，上古崇尚道而不特别标举德；中古守持德而不怀抱私欲；下古则紧守不舍，唯恐失去仁义。所以君子没有义就不能生存，失去义就失去生存的依据；小人没有利益就不能活命，失去利益就失去活命的依据。因此君子害怕失去义，小人害怕失去利；观察他们所害怕的东西，就知道祸福各不相同。道丧失，德灭亡，仁断绝，义浅薄。君子没有义就不能保全自己的道，小人没有利就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君子害怕失去义，把它看作祸患；小人追求利益，把它看作福庆。老子说：有些事情本想使它得利，结果正好足以伤害它；有些事情本想伤害它，结果反而足以使它得利。患湿病却强行给他吃热性的东西，患渴病却强行给他喝寒性的东西，这是普通人以为的养护，却是良医所认为的致病。使眼睛愉悦、使内心愉悦，是愚者认为有利的事，却是有道者所避忌的。圣人先迎合事物的变化，然后与之协调；众人先苟合，后来才遭遇祸患。因此，祸福的门户、利害的反转，不可以不察看。患渴的人给他喝水，良医认为这是祸患；贫穷的人用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君子认为这是祸害。先违逆而后来合，是愚者所犯的错误；先苟合而后来违逆，是圣人所厌恶的。利害彼此相反，祸福彼此倾转，不可以不察看。老子说：有功劳却背离仁义的人，就会受到怀疑；有罪过但遵行仁义的人，必定会取得信任。所以仁义，是办事一贯顺利的原则，也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意思是说，即使功名已经建立，也不可舍弃仁义；舍弃仁义，罪祸就会降临；顺从仁义，爵禄就值得尊重。即使谋划已经取得成功，也应当考虑停止和解除谋划。国家存在时，若所做的事背离仁义，功业必定不能成就；即使所说的没有切中策略、计谋对国家没有益处，但内心周全地为君主谋划，符合仁义，自身必能保全。所以说：百说百谋却常常不合宜的人，不如舍弃趋逐功利，审慎遵行仁义。作为臣子，谋划国家、解除危难，骄矜于君王面前而尊崇自己，却不能成就功业，是因为舍弃了仁义。有的人有良好谋略却未被采用，有奇计却不能施行，仍然侍奉君主、竭尽力量；即使不被察知，始终保守仁义，不敢片刻忘记，自身也不会受到伤害。老子说：教化以君子为根本，小人也受到它的恩泽；利益以小人为根本，君子享有它的功效。假如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那么功劳可以相通，食禄可以互易，道路就能通达。德泽施加于下，禄利奉献于上，就会不用设置官府而自行治理，不用发布命令而自行运行，各自安居本位，这就是道的通达。人的欲望多，就会伤害义；忧虑多，就会损害智慧。欲望滋长，仁义就会被夺去；私爱积聚，智慧就会昏暗。所以治理国家所应当乐于实行的，是保存这种原则、守住它的道。使国家受虐而仍以为乐，是走向灭亡的原因，是放纵欲望的结果。水向下流而变得广大，君主谦下对待臣子而变得聪明。君主不与臣子争功，治理之道就会畅通。因此君主如同根本，臣子如同枝叶；根本不美而枝叶茂盛，从来没有这种事。圣人治理国家，使四方之目都能看见，使四方之耳都能听到，屏除邪恶，任用贤能；于是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上下自然化育，臣下尽心奉行职务。哪里有彼此争斗的道理呢？这样根本日益牢固，枝叶日益繁盛。老子说：慈父爱护儿子，并不是为了求取儿子的报答，而是这种感情不能从内心解除。圣明君主养育百姓，也不是为了供自己使用，而是本性不能停止这样做。等到他倚仗自己的力量，依赖自己的功勋，必定要穷尽办法有所作为时，恩惠就不能相互接通了。父亲爱儿子，君主牧养百姓，难道是为了求取他们的报答吗？这是自然的分际，是天道。若有君主或父亲倚仗功劳力量而对臣子、儿女骄傲，恩惠就不能相通。所以采用众人所喜爱的事，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举用众人所喜欢的人，就能得到众人的心。因此看见事情的开端，就能知道它的结局。兼爱天下，即使天下广大，也会成为一家人；不爱天下，即使一个普通人微不足道，也会使天下万方一同离散。由此观察，事情的始终可以知道，国家的存亡也可以察见。老子说：人凭借义而相亲爱，党众凭借群体而强盛。因此，所得之物施予得广，威势所能施行的地方就远；义所施加的范围狭小，武力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小。这就是说，德泽没有私心，依附的人就多；舍弃义而使用武力，所能保全的东西就少。老子说：用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又不把它施舍出去，祸患就会降临自身；既不能帮助别人，也没有办法自我救助，可以说是愚人，与枭鸟爱护自己的幼子没有区别。以不义手段取得财物，积聚起来而不散发，这就叫作养育自喷、培育枭鸟而自招祸患。所以，持有财物使它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锤炼刀剑使它锋利，不能长久保持锋利。然而即使把箱笼牢牢锁闭，最终也会成为大盗盗取的资财，怎么能够长久拥有呢？德之中含有道，道之中含有德，它们的化育不可穷尽。有道的人必定有德，有德的人必定有道。道德充足完备，就能与无穷的变化相合。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都是如此，不能完全说明。福气到来时，祥瑞也随之存在；祸患到来时，祥瑞往往先出现。看见祥瑞却不行善，福就不会到来；看见不祥却行善，祸就不会到来。利益和祸害同出一门，灾祸和福气相邻，若不是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分辨它们。所以说：祸啊，福气依托在其中；福啊，灾祸潜伏在其中，谁知道它们的终极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是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看见福气而以为是祥瑞，就应知道福气是祸患的开端；看见祸患而立即行善，就应知道祸患是福气的先导。祸福到来，彼此纠缠；若不是至圣之人，没有谁知道它们的终极。人将要得病时，必定先贪恋鱼肉的滋味。
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征。国乱者，恶忠言，信谗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将死者，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者，不可为忠谋。人将死者，医虽良而莫救。国将亡者，忠虽尽而难存。唯良医忠臣，审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为谋也。修之身，然后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后可移官长。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国，其德乃丰。以身观彼，自家国，其要修真，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与食也，事周於衣食则有功，不周於衣食则无功，事无功，德不长。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长於国也。故随时而不成，无更其刑，顺时而不成，无更其理，时将复起，是谓道纪。时有兴废，运有休否。不可以前时之繁政为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废，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纪纲也。帝王富其民，孰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务其广也。危国富其吏，重敛则困。治国若不足，治乱也不足，将乱之微也。亡国困仓虚。费用无度，仓廪日虚，君荒民罢，不亡何待？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为而民自化。安其居，乐其业。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兵革兴之於前，凶荒随之於后，国费万金，民罢征役。故知凶器非圣之所宝。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为不善也。夫和怨者，谓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为后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愤骄於下，奈何其为不善以积余怨也。古者亲近不以言，来远不以言使，近者悦，远者来。近悦远来者#6，在德不在言。与民同欲则和，与民同守则固，与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誉者显。行有召寇，言有致祸，无先人言，后人已，附耳之语，附，传也。先言后之於耳也。流闻千里。言者祸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追。寇有所爱者利，祸有所起者言。然言者无足而走，元翼而飞，白珪之玷，驷马何追？言祸之疾也。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声有五音，宫、商、角、征、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咸也。色有五章，青、黄、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类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变化不测曰神，纯素不杂日真，通达元碍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万物曰圣。次五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含畜曰德，仁爱曰贤，明慈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辩。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无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义，恭柔曰礼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泽曰虞，治田曰农，通货曰商。下五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类曰众，伏役曰奴，昏味曰患，无慧曰肉，无识曰小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言贤愚有差，天地悬隔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在世圣人，六情滞隔，犹有因假。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行而从，不言而公。出世圣人，方寸已虚，触涂元隔。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所以娇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治世存真，各尽其分，故唐尧圣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矫俗也。所谓道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是无非。迎之无前，随之无后，孰能於左？谁知其右？泯然玄同，强名为道。通玄真经卷之七竟＃1 知：原作『之』，据瞿本改。＃2 禁：瞿本作『止』。＃3 时：瞿本作『祀』。＃4 病湿而强食之热：瞿本作『病湿而强食之』。＃5 盈：瞿本作『备』。＃6 近悦远来：瞿本作『近讷近木』。通玄真经卷之八默希子注自然自然，盖道之绝称，不知而然，亦非不然。万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寄#1，故曰自然也。
译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先厌恶忠臣的言语。人患病时，口中贪甜，觉得滋味美好，这是必死的征兆。国家混乱时，厌恶忠言、相信谗言奸佞，这是必定灭亡的征兆。所以，疾病将死的人，不能再用良医救治；国家将亡时，不能再靠忠臣谋划。人将死时，医生即使高明也无法救治；国家将亡时，忠臣即使竭尽力量也难以保全。只有良医和忠臣，审察确实必死的病便不再救治，察知还有可能挽救的情形才提出谋略。先修养自身，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先在家中整治有序，然后才可以调任为官治理一方。所以说：修养自身，德才真实；整治家庭，德才有余；治理国家，德才丰厚。以自身观察他人，从家庭推及国家，关键在于修养真实之德、保全完整之德。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事情若能周备地满足衣食需要，就有功效；不能周备满足衣食需要，就没有功效。事情没有功效，德就不能增长。衣食是百姓的生命，百姓是君臣立国的根本。衣食既能周全地供给百姓，君臣的事业就能长久于国家。因循时势却不能成功，不要更改它的刑法；顺应时势却不能成功，不要更改它的治理原则。时势将会重新兴起，这就叫作道的纲纪。时势有兴有废，运数有盛有衰。不能把前代繁多的政令作为当今治理的根本原则；这只是说刑法不可废弃，治理原则不可轻易更改。能够懂得这些，就是掌握了道的纲纪。帝王使百姓富足，重在充实根本；霸王使土地富足，致力于扩大疆域；危险的国家使官吏富足，重重征税便使百姓困苦。治理国家却像不足，是治理混乱的表现，也是将要发生混乱的微兆。国家灭亡，是因为仓库困乏而粮仓空虚。费用没有节制，仓廪日益空虚，君主荒怠，百姓疲敝，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所以说：上位者无事扰民，百姓自然富足；上位者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化育。使百姓安居，乐于自己的事业。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军队出征之后，必定会有凶年。所以兵器是不祥之器，不是君子所珍爱的东西。兵革在前方兴起，凶灾荒年就会随后到来；国家耗费万金，百姓疲于征役。因此应当知道，凶器不是圣人所珍爱的。调和大的怨恨，必定还会留下余怨，怎么能把它当作善行呢？所谓调和怨恨，是说君主不明察：贬黜有功的臣子，削夺有封地的君主，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因而造成后日的祸患。君主在上面大发雷霆，臣子在下面愤怒骄横，怎么能做这种不善之事而积下余怨呢？古代亲近的人不靠言语强求，远方的人也不靠言语役使；亲近者喜悦，远方者来归。亲近者喜悦、远方者来归，靠的是德而不在于言辞。与百姓有共同欲望，关系就和谐；与百姓共同守护，国家就牢固；与百姓有共同思虑，就是有智慧；得到百姓的力量，国家就富足；得到百姓的赞誉，君主就显达。行动可能招来寇盗，言语可能招致祸患。不要等到先说的话传到后人的耳中；附耳之语，“附”就是传递，先说的话传到后人的耳边，便会流传千里。言语能够带来祸患，舌头就是祸患的机关；话一旦说得不恰当，即使有四匹马拉车也追不回来。寇盗是因为利益而产生，祸患是因为言语而兴起。然而言语没有脚却能奔走，没有翅膀却能飞行；白珪上的污点，四匹马又怎能追得回来？这就是言语造成祸患的迅速。过去中黄子说：天有五方，即四方和中央；地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声音有五音，即宫、商、角、征、羽；事物有五味，即甘、苦、辛、酸、咸；颜色有五章，即青、黄、赤、白、黑；人有五种等级，即五常。因此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类人。二十五等人的品类各有差别。上五等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变化不可测叫作神；纯粹质朴、不杂乱叫作真；通达而没有阻碍叫作道；心灵洞察玄妙叫作至；智慧周遍万物叫作圣。其次五等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能含藏蓄积叫作德；有仁爱叫作贤；明察而慈爱叫作智；柔和叫作善；能够知晓叫作辩。中间五等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没有私心叫作公；奉事君主叫作忠；不欺骗叫作信；合乎适宜叫作义；恭敬柔顺叫作礼。其次五等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侍奉上级叫作士；制造器具叫作工；掌管山林湖泽叫作虞；治理田地叫作农；流通货物叫作商。下五等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众多的庶类叫作众；伏身服役叫作奴；昏昧无知叫作愚；没有智慧叫作肉；没有见识叫作小人。上五等与下五等的差别，就像人与牛马的差别一样。意思是说，贤能和愚昧各有差等，天地悬殊。圣人凭眼睛观看，凭耳朵听取，凭口说话，凭脚行走。处在世间的圣人，六种情感仍有滞碍隔绝，还必须有所凭借。真人不用观看却明察，不用听闻却聪敏，不必行动却能使人顺从，不必言说却公正。出世的圣人，心地已经虚空，接触任何事物都没有阻隔。所以，圣人用来撼动天下的手段，真人从未超越它；贤人用来矫正世俗的做法，圣人从未留意。治理世道、保存真性，各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因此唐尧以圣德配合上天，仲武以高尚的操守矫正世俗。所谓道，没有前后，没有左右，万物玄妙地同一，无所谓是非。迎接它，看不到前面；跟随它，看不到后面。谁能说它在左？谁知道它在右？一切泯然归于玄妙同一，勉强命名为道。《通玄真经》卷第七完。＃1 “知”：原文作“之”，据瞿本改。＃2 “禁”：瞿本作“止”。＃3 “时”：瞿本作“祀”。＃4 关于“病湿而强食之热”这一处，瞿本的文字是“病湿而强食之”。＃5 “盈”：瞿本作“备”。＃6 “近悦远来”：瞿本作“近讷近木”。《通玄真经》卷第八 默希子注 自然 “自然”大概是对道的极致称谓：不是有意知道却自然如此，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此这回事。万物都是这样，不得不如此。然而所谓自然，并不是有某个能使它如此的主宰，也不是有所凭借寄托，所以称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