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精蕴大义卷十 元 解蒙 撰
先儒曰:「天地有大徳,以其生生不已也。圣人有寳位,所以配天地而遂其生物之心也。有圣人之位,又有圣人之徳,位曰寳位,不亦宜乎?」守位聚人,承上文而言。何以守?与民共守之。何以聚?有财以聚之。财者,百物之总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辞,谓殊贵贱使有度,眀取予使有义,辨名实使有信。诚以利之所在,不可不道之,使知义也。禁民为非,谓宪禁令致刑罚,以齐其不率道者也。盖理财以富之,正辞以教之,禁民为非以齐之。富之而后教,教之而后齐。虽其理之、正之、禁之,无适而非义。然圣人不忍之政,则尽此三者矣。理财则易之备物致用也,正辞则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为非则易之断吉凶、眀得失、外内使知惧也。《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者也。蒙谓天地以生物为心,圣人尽裁成之道,故其履尊位、合人心者,不惟有以厚乎民,而又有以齐乎民也。右第一章先儒曰:「此章先言象变辞占,而及天地造化;再言象变辞占,而及圣人功业,以眀易与天地凖。而日月天地之道,如此也。」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逺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眀之徳,以类万物之情。先儒曰:「象以气言,属阳;法以形言,属隂。鸟兽之文,谓天产之物,飞阳而走隂也;与地之宜,谓地产之物,木阳而草隂也。近取诸身,逺取诸物,无适而非隂阳也。」盖《易》有太极之理,不可见;形而为物者,可见。圣人徧观乎物,得《易》全体而后作卦也。故其所画之卦,精可以通神眀之徳,粗可以类万物之情。神眀之徳不可见也,故曰「通万物之情」,可见者也。故曰「类八卦者,道之全体也」。作《之所以眀道于万世也。圣人运时用道以利天下,趣时者也。圣人不能独尽天下之时,故亦不能尽用天下之道。是以圣人眀大全之道于万世,而其遭时所立不过一二而已。故眀与不眀系乎圣人,而用与不用又系乎时焉。虽圣人不能必也。然其制是器之时,当时之人知其制是器适用而已,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观之,然后知其有取于卦,故曰:「盖取诸其卦也。」蒙谓:「圣人尽万物之理,而寓诸《易》,故其功用之妙,无间于隠显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先儒曰:「离体中虚,两目相承而物丽之,网罟之象。蒙谓虚其中以丽乎物,虽圣人之神智,亦自然之法象也。」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先儒曰:「制器尚象,无非利天下。然或不言利者,盖网罟非不为利也,然待杵臼、耒耜然后能裕万民之食,则是网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交易非不为利也,然待牛马、舟楫而后能备四方之货,则交易之利不足言,舟楫、牛马之利大矣。门柝非不利也,然门柝能保内,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则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则是门柝之利不足言,弧矢之利大矣。此或言利,或不言利之意也。然独于牛马、舟楫曰『利天下』者,牛马、舟楫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有曰:「教天下,则其利有待于教而后成。」也有曰:「利天下,则其物备、器成,直为天下利耳。」有曰:「威天下,则其利有待于威而后保。」此又立言之防也。蒙谓:「器用利,而农事备,其为益也大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大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先儒曰:「上离下震,离为日,震为大涂,故有日中为市之象。天下之民不同业,天下之货不同用,致而聚者,噬而嗑之之义也。」蒙谓通天下之则,以顺民心之欲,所以聚其散而合其离也。盖当明盛之时,以通有无之利,则彼无适市之欺,而此无折阅之贾也。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圣人迭兴,以当世道一新之防,既有以致天下之勤,必有以妙民生之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运世不息,故知其妙者无不利。圣人体大易不息之理,知极其用者无终穷。故圣人之妙用,即《易》之功用也。连上文,通其变至此,通则变为义。既终而始,要之而不见其终;既始而终,原之而莫知其始。此大易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也。専释此三句。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有变化之机,无终穷之理。《易》之道,亦天之道。其用无二致也。人能尽《易》之道,以合天心,斯能获天之助矣。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制万变而无为,造化溥万物而无心。圣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
译先儒说:“天地有伟大的德性,因为它生生不息。圣人有珍贵的地位,是为了与天地相配,完成天地生养万物的心愿。既有圣人的地位,又有圣人的德行,称为珍贵的地位,不是很恰当吗?守住地位、聚集人民,是承接上文来说的。怎样守住?与人民共同守住。怎样聚集?用财货聚集。财,是各种物资的总称,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正辞’,是分别贵贱使各有尺度,明确取予使各合乎义,辨别名实使彼此守信。确实,利益所在不可不加以引导,使人民知道义。‘禁民为非’,是制定禁令、施加刑罚,用来整齐那些不遵循正道的人。治理财货使人民富裕,端正言辞来教导他们,禁止为非来整齐他们。先使人民富裕,然后教导;教导以后,再加以整齐。虽然治理、端正、禁止三者各有不同,但无论怎样都不离义。圣人不忍伤害人民的政事,全部就在这三件事中。治理财货,就是《易》所说的备物致用;端正言辞,就是《易》所说的辨物正言;禁止人民为非,就是《易》所说的断定吉凶、明辨得失,使内外之事都令人知道畏惧。《易》的事业,全在这三件事中。” 蒙说: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心,圣人穷尽裁制成就的道理,所以处在尊贵地位、合乎民心时,不只是能够使百姓富厚,也能够使百姓得到整齐治理。以上是第一章。先儒说:“这一章先说象、变、辞、占,进而说到天地造化;又说象、变、辞、占,进而说到圣人的功业,以说明《易》与天地相准相合;日月和天地的道理,也是这样。” 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大地的适宜之处;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用来分类万物的情状。先儒说:“象从气来说,属于阳;法从形来说,属于阴。鸟兽的纹理,是说天所生的物类,飞行属阳,行走属阴;大地所宜,是说地所生的物类,树木属阳,草属阴。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没有什么不是阴阳。大概《易》有太极之理,不能直接看见;形成形体而成为万物的,就可以看见。圣人遍观万物,得到《易》的全体,然后创作卦。所以他所画的卦,精微处可以贯通神明的德性,粗显处可以类比万物的情状。神明的德性不可见,所以说‘通’;万物的情状可以见,所以说‘类’。八卦就是道的全体。圣人创作〔原文此处残缺〕,是为了向万世说明道。圣人顺应时势运用道来使天下获利,是趋合时势的人。圣人不能独自穷尽天下所有的时势,所以也不能把天下的道全部运用出来。因此圣人向万世阐明完整的大道,而在自己所遭遇的时代所确立的不过一二方面。所以道的明与不明取决于圣人,而道的用与不用又取决于时势,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强求。然而制作器物的当时,当时的人只知道制作这种器物可以适用,并不知道它还有象义可取。孔子从《易》道来观察,然后知道它取法于某卦,所以说‘大概是取法于那个卦’。” 蒙说:“圣人穷尽万物的道理,把它寄托在《易》中,所以它功用的神妙,无论隐显都没有间隔。” 结绳制作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先儒说:“离卦的中间空虚,两只网眼相连,物体附着在上面,这是网罟的象。蒙说:使中间空虚以使物体附着,虽然是圣人的神智,也不过是顺应自然的法象。” 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作耜,弯曲木头制作耒;耒、耨的好处,用来教导天下,大概取法于《益》卦。先儒说:“制作器物而崇尚象,没有不是为了使天下获利的。但有的说利,有的不说利。网罟并不是没有利益,然而要等有了杵臼、耒耜,才能使万民的食物充足;这样说来,网罟的利益就不值得特别说,而耒耜、杵臼的利益更大。交易并不是没有利益,然而要等有了牛马、舟楫,才能备办四方的货物;这样说来,交易的利益就不值得特别说,而舟楫、牛马的利益更大。门和梆子并不是没有利益,但门和梆子只能保卫内部,使暴客不能进入;弧矢又能威慑外部,使暴客不能到来;这样说来,门和梆子的利益就不值得特别说,而弧矢的利益更大。这就是有时说利、有时不说利的意义。只有说牛马、舟楫‘利天下’,是因为牛马、舟楫无所不通,可以遍及天下。有人说:‘教天下’,是说它的利益有待于教导才会实现;有人说:‘利天下’,是说器物完备、器具制成,直接成为天下的利益;有人说:‘威天下’,是说它的利益有待于威慑才能保存。这也是立言时的区别。” 蒙说:“器物能够使用,农事得以完备,它所带来的益处就很大了。” 在太阳正中的时候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后各自离去,每个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大概取法于《噬嗑》卦。先儒说:“上为离,下为震;离为太阳,震为大路,所以有正午设市的象。天下百姓职业不同,天下货物用途不同,把它们招来并聚集起来,是《噬嗑》中咬合的意义。” 蒙说:贯通天下的法则,以顺应百姓的欲求;这是为了聚集分散的人、合拢分离的物。正当文明盛大的时候,贯通有无之间的利益,卖方没有赴市欺诈,买方也没有折阅亏损的商价。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使变化得到贯通,使百姓不感到困倦;把道理运用得神妙而变化,使百姓得到适宜。圣人相继兴起,正好应对世道一新的时势;既然能够招致天下人的勤劳,就必定能够使民生的作用达到神妙。《易》穷尽了就发生变化,变化了就能通达,通达了就能长久。《易》的运行贯穿世代而不停止,所以知道它的妙处就没有什么不利。圣人体现大《易》不息的道理,知道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没有终结和穷尽。因此圣人的神妙作用,就是《易》的功用。承接上文,从‘通其变’说到这里,‘通’就转为‘变’的意义。已经终结又重新开始,推究其终点却看不见终点;已经开始又归于终结,追溯其起点却不知道起点。这就是大《易》之道长久不息的原因。本句专门解释这三句话。” 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其中有变化的机理,也有无穷尽的道理。《易》的道理也是天的道理,它们的作用没有两样。人能够穷尽《易》的道理,以符合天心,就能获得上天的帮助。黄帝、尧、舜垂下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两卦。圣人制御万般变化而不显得有所作为,造化广泛养育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道,就是天地的道。
先儒曰:「包牺、神农,聚人以财,能富民者也。黄帝、尧、舜,则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教民者也。」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变宜民之事,独于黄帝、尧、舜言之者,盖羲农之时,人害虽消,而人文未着,衣食虽足,而礼义未兴,至于黄帝、尧、舜,则世道一新之防,黎民于变之机也。神化宜民,谓制作精妙如神化,使民利用出入,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时异则世异,于是乎有变,惟圣人能通其变,则民不困于事,是不倦也。故虽圣人神道设教,在乎宜民,宜民则非有髙逺难行之事矣,盖其变化循理而无为,故干上坤下,有垂衣裳而治之义。蒙,谓圣人鼓舞羣动而莫测,其民亦蒸蒸向化而不倦,虽易之道,亦天之道也。故观天地则见圣人矣。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逺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先儒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通所不通,济涣之意。蒙谓以乗木之功,济涉险之用。圣人盖有取卦之象也。」服牛,乗马,引重致逺,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先儒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马,引重致逺,因动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顺为道,故服而驯之以引重;马以行为事,故乘而驾之以致逺。牛非不可以致逺,于引重为力而已;马非不可以引重,于致逺为敏而已。引以有所进为义,致以有所至为义。」蒙谓:「因物之法,以为天下利,固非圣人之自为也。」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先儒曰:「川有舟楫,陆有牛马,虽良民资之,而暴客亦可致也。」制重门以御之,所以为防者,不能攻击;柝以警之,所以为盗者,不能窃。内坤阖戸,互艮为门之象;震属木,为动为鸣。木动而鸣,击柝之象。二隂在外,暴客之象;一阳御之,待之之象,豫备之象。非一独于此者,黄帝、尧、舜之世,惟有此耳。蒙谓:「圣人虑患深而防患早,此豫备之象,有取于此也。」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先儒曰:「暴客不至,而居者安,可养矣。」上震为木,下艮为土,互兑为金。震木而兊金制之,断木之象;艮土而兑金止之,掘地之象。震木上动,艮土下止,杵臼别米之象。蒙谓:「圣人之欲利用以厚生,亦必尚象而利器。此杵臼之制,有取于上动下止之象也。」▯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先儒曰:「外有门柝以防暴客,内有杵臼以治其粒食,而无以威不轨,则虽有险而不能守,有粟而不能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缓也。盖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义也。盖并行而不相悖矣。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诸睽者,亦为物睽争,而弧矢足以威之耳。弧矢之用,以睽而▯也。蒙谓:「修武备以威不轨,此圣人合睽之用也。」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先儒曰:「睽乖逺,则可以安其居矣。冬穴居,夏野处。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蒙谓:「圣人既虑民居之不安于古,斯奠民之居,使得所于后。此大壮之义,所以有取于大易也。」古之▯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先儒曰:「上古之事难眀,十三卦圣人据闻见而言,可得而知者,牺农、黄帝、尧、舜耳。如以宫室易穴居,棺椁易衣薪,书契代结绳,已不知其谁氏,但曰后世圣人。夫子述上古之事,其意如此。」蒙谓:「圣人欲人长其亲爱之思,故当尽送终之大事,不为太古之无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先儒曰:「言有不能记者,则造书以记之;事有不能信者,则造契以信之。」取眀决之义也。夫治至于养生送死之无憾,则其道备矣。其法有以贻后者,于是有书契焉。书以记乆而眀逺,契以结信而正诬。故百官之事虽烦,以此治;万民之情虽隠,以此察。盖夬之成卦,五刚决一柔,是去小人之乱而归之治,决小人之蔽而归之眀。睽以至治,夬以眀决,文武并用,圣人之道也。蒙谓世道既不如太古之无事,治道安得不因时而制宜?以夬之义,有取于决也。右第二章
译先儒说:“包牺、神农以财货聚集人民,是能够使百姓富裕的人;黄帝、尧、舜则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人民为非、教导人民。十三卦制作器物、崇尚象,都是贯通变化、使百姓得到适宜的事情;只有在黄帝、尧、舜处说这些,是因为包牺、神农时代,人的祸害虽然消除,但人文尚未显著;衣食虽然充足,礼义却尚未兴起。到了黄帝、尧、舜,世道已经有一新的变化,黎民正处于变化的机运中。所谓神妙变化而使百姓适宜,是说制作精妙得如同神化,使百姓能够利用器物、出入顺利,却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时代不同,世道也不同,于是就有变化;只有圣人能够贯通这种变化,人民才不会困于事务,这就是‘不倦’。所以即使圣人以神道设教,目的也在使百姓适宜;既然使百姓适宜,就不会是高远难行的事情。大概变化遵循义理而不显得有意作为,所以乾在上、坤在下,有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的意义。蒙说:圣人鼓动群体的变动而使人无法测度,百姓也欣欣然向着教化而不感到困倦;这虽然是《易》的道,也同样是天的道。所以观察天地就能看见圣人。” 剖空木头制作船,削尖木头制作桨。舟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之处,到达远方而使天下获利。大概取法于《涣》卦。先儒说:“木在水上,是舟楫的象;使不通之处得到通达,是济涣的意义。蒙说:凭借乘木而行的功用,发挥渡过险阻的作用。圣人大概是取法了卦的象。” 驯服牛,驾乘马,用来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使天下获利。大概取法于《随》卦。先儒说:“剖木造船、削木造桨,凭借植物的材料使水路通达;驯牛驾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凭借动物的本性使陆路通达。牛以顺从为特性,所以驯服它来牵引重物;马以奔行为特性,所以驾乘它来抵达远方。牛不是不能到远方,只是在牵引重物方面力量较大;马不是不能牵引重物,只是在到达远方方面更加敏捷。‘引’以有所前进为意义,‘致’以有所到达为意义。” 蒙说:“顺着万物各自的规律,来为天下谋利,本来就不是圣人凭空创造出来的。” 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等待防备暴客,大概取法于《豫》卦。先儒说:“水路有舟楫,陆路有牛马,虽然善良百姓可以借助它们,暴客也同样可以借助它们到来。设置重门来抵御暴客,这是防守的方法,使暴客不能进攻;设置梆子来警戒,这是防盗的方法,使盗贼不能窃取。内卦坤为闭合门户,互卦艮为门的象;震属木,又代表行动和声响。木被撞动而发声,是敲梆子的象。外部的两个阴爻,是暴客的象;一个阳爻抵御它,是等待防备的象,也是预备的象。并不是只有这里这样,因为黄帝、尧、舜的时代,只有这些条件。” 蒙说:“圣人考虑祸患深远,防备祸患及时;这正是《豫》卦预先防备的象,所以从这里取得意义。” 砍断木头制作杵,挖地制作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救济。大概取法于《小过》卦。先儒说:“暴客不来,居住的人便安定,可以奉养生活。”上卦震为木,下卦艮为土,互卦兑为金。震为木而兑金制约木,有砍木的象;艮为土而兑金止住土,有挖地的象。震木在上发动,艮土在下止住,有用杵臼分离米粒的象。蒙说:“圣人想要使器物便于使用、使生活富厚,也一定崇尚卦象而制作有利的器具。杵臼的制作,正是取法于上动下止的象。” 把木头制成弧,把木头削成矢。弧矢的便利,用来威慑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先儒说:“外面有门和梆子来防备暴客,里面有杵臼来处理粮食,如果没有东西威慑不守法的人,即使有险阻也不能守卫,有粮食也不能食用。”因此弧矢的利益不能缓置。使天下获利是仁,使天下畏服是义;二者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睽》没有弧矢的象,而弧矢取法于《睽》,也是因为事物相互乖离争斗,弧矢足以威慑它们。弧矢的作用,是因乖离争斗而发动的。蒙说:“整治武备来威慑不守法的人,这是圣人合用《睽》卦作用的方式。” 上古的人住在洞穴、居处于旷野,后世圣人改用宫室,上面架设栋梁,下面覆盖屋宇,用来等待防御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先儒说:“既然与外物乖离而相距遥远,就可以安定居处。冬天住在洞穴,夏天住在野外。栋梁直立承托在上,所以说‘上栋’;屋宇两边下垂,所以说‘下宇’。” 蒙说:“圣人既然考虑到百姓居住在古代方式下不安定,就为百姓安置居所,使后世人民各得其所。这就是《大壮》的意义,也是大《易》取法的地方。” 古代埋葬死者,用厚厚的柴薪包裹尸体,葬在旷野,不堆土为坟,不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先儒说:“上古的事情难以明白,十三卦中圣人只是依据所听闻和所见来讲述;能够确切知道的,只有牺农、黄帝、尧、舜。至于用宫室改变穴居,用棺椁改变柴薪包裹,用书契代替结绳,已经不知道是哪一氏族所作,只称为后世圣人。孔子叙述上古的事情,用意就是这样。” 蒙说:“圣人希望人们长久保持亲爱亲人的情感,所以应当尽力完成送终的大事,而不能采用太古时代那种无所作为的办法。” 上古用结绳来治理,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得到考察。大概取法于《夬》卦。先儒说:“语言有不能记载的,就创制文字来记录;事情有不能取信的,就创制契券来取信。这是取《夬》明断的意义。治理已经达到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道就完备了。治理方法还要留传给后世,于是有了书契。文字用来长久记录并使远方明白,契券用来结成信用并纠正虚妄。所以百官的事务虽然繁多,可以用它治理;万民的情状虽然隐微,可以用它察知。大概《夬》卦成卦时,五个刚爻决去一个柔爻,是除去小人的祸乱而归于治理,决去小人的蒙蔽而归于明察。《睽》用来达到治理,《夬》用来明断,文武并用,这是圣人的道。蒙说:世道既然不如太古那样无事,治理之道怎么能不因时制宜?《夬》有决断的意义,所以从它取得象义。” 以上是第二章。
先儒曰:「此章乃圣人尚象制器之事,所以为此养生送死、御暴防奸之道,可谓尽矣。」始而包牺之鲜食,而继以神农之粒粟,二者不可兼得,于是乎贸迁有无之法,所以致民聚货,而使之各得其所欲也。其求得欲,从而心意广,器利用便,而巧诈生,强弱相凌而攘夺作。圣人于是为之通其所穷,而使之无厌倦之意,防其奸暴,而使之有以遂其相生相保于无穷。粒食足矣,而为杵臼;穴居足矣,而为宫室;邻近相贸迁可也,而为之舟楫牛马以致其逺;衣薪不封可也,而为之衣衾棺椁。犹以为未也,重门撃柝所以御暴,剡木▯弧所以威冦,则强者不得凌弱矣。夫既有以养生而送死,而又有防奸而御暴,圣人犹以未足以徧天下及后世也。于是又作书契以记之,祸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其所以忧天下,抑何深而虑抑何详耶?非特此也,因木上有水之象而为井,因以木巽火之象而为鼎,触类而长之,天下无一物而非易矣。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圣人之作,是也。既象物之宜,以着其体;必眀卦之象,以尽其眀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着也。观易爻之变化,其用为至广。考人事之得失,而知其机为甚微。则可以尽易之理,而达事之变也。先儒曰:「象者,全卦之体,下文所谓阳卦竒、隂卦偶是也。」彖者,卦下之辞,所以▯眀一卦之才徳。阳如君子,隂如小人,健、顺、动、止、防、説之类,下文所谓「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君子小民之道」是也。爻者,效天下之动,下文诸爻皆效乎动之事也。《易》之为书,卦象莫知先后,虽圣人观象以设卦,卦立而义复见于后。彖所以眀一卦之才,爻所以效天下之动,爻立而后吉凶生,而悔吝着,此成《易》之序之情。系辞以尽人事之变,此前圣所以不能秘于书,而后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右第三章。先儒曰:「此章言卦象、彖、爻辞,乃眀人事吉凶、生悔吝着也。」阳卦多隂,隂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竒,隂卦耦。圣人之賛易,始若疑于阳隂之不以类行,终则信夫隂阳之各有定体。其徳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隂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一为众所宗,于以见阳徳之盛;寡以多为主,于以见世道之衰。此圣人以易而騐诸人事者如此也。先儒曰:「阳宜多阳,隂宜多隂,今则反是,何耶?」盖凡阳卦皆五画,其数竒;隂卦皆四画,其数偶。然隂阳之卦虽不同,而皆以阳为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顺,故为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故为小人。又一说:阳卦二隂,故竒者为之主;隂卦二阳,故偶者为之主。何则?少者多所宗,一者众所归。此以卦之成卦言之也。若论徳行则不然,何则?以竒为君,以偶为民,则隂阳之理顺,故隂阳之卦皆以偶为民,竒为君,而以寡统众者为君子之道。此亦以大槩而言之也。震、坎、艮不皆君子,巽、离、兑不皆小人。蒙谓圣人以隂阳不从其类也,既有以见刚柔之虚实,又有以騐世道之盛衰,此賛易之防也。右第四章。先儒曰:「此章専以隂阳八卦画数分君子小人之道。」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蒙谓:「吾之感人,以已之私心,则人之应己,非天下之公心。」故圣人即咸九四以眀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先儒曰:「事绪万端,不过一理。涂虽殊,而归则同。往来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则私矣。虑虽百,而致则一。思亦人心所当有,而局于朋从则狭矣。但当自然贞节守之,不必自为纷也。」蒙谓:「人心不虑乎物,则天下之事可一贯之而无疑矣。」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嵗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先儒曰:「日月必相推,而后眀生;寒暑必相推,而后嵗成。然则来固来也,而往亦所以为来。又何必憧憧然用其知虑,以系于一人,着于一事,惟恐其往而不来,必欲其来而不往也?」此以造化眀往来之理,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诚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杂以伪也。此立言之防也。蒙谓气尚迭运,既知其始而终者有定序,理尚黙运,当知其终而始者无定机,盖其功用亦莫非感应之自然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徳也。
译先儒说:“这一章讲圣人崇尚卦象、制作器物的事情;养生送死、抵御暴客、防备奸邪的方法,可以说全都讲尽了。开始是包牺氏使人获得鲜食,继而是神农氏使人获得粮食;这两者不能同时完全具备,于是制定交易有无的方法,用来招聚人民、聚集货物,使人们各自得到所希望的东西。人们既然求得了欲望,心意便扩张;器物便利,巧诈便产生;强弱相凌,掠夺便发生。于是圣人为他们疏通困穷,使他们没有厌倦之意;防备奸邪暴行,使人们能够相互滋生、相互保全而无穷无尽。粮食已经足够了,于是又制作杵臼;穴居已经够用了,于是又制作宫室;邻近相互交易已经可以了,于是又制作舟楫、牛马以到达远方;用柴薪包裹、不筑坟已经可以了,于是又制作衣衾、棺椁。仍然认为不够,于是设置重门、敲击梆子来抵御暴客,削木制弦、制作弧来威慑盗寇,使强者不能凌辱弱者。既然已经能够养生送死,又能够防奸御暴,圣人还认为不足以遍及天下和后世,于是又制作书契来记录,在祸患到来之前作好准备,在忧患发生之前加以防备。他为天下忧虑,是多么深远,考虑又是多么周详啊!” 不只是这些,还因为木在水上的象而制作井,因为以木入火的象而制作鼎,触类旁通、不断推广,天下没有一件事物不是《易》的体现。因此,《易》就是象;象,就是模拟。彖,就是资材、才能。圣人创作〔原文残缺〕,既然象征事物的宜当,以彰显它的形体;就必定阐明卦的象,以穷尽它的明〔原文残缺〕。爻,是效法天下变动的东西。因此吉凶由此产生,悔吝由此显著。观察《易》爻的变化,它的作用极其广泛;考察人事的得失,就知道其中的机理极其微妙。这样便可以穷尽《易》的道理,通达事务的变化。先儒说:“象,是全卦的形体,下文所谓阳卦为奇、阴卦为偶就是这个意思。彖,是卦下的卦辞,用来阐明一卦的才性和德性。阳如君子,阴如小人;健、顺、动、止、陷、悦之类,就是下文所谓‘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君子小人之道’。爻,是效法天下的变动,下文各爻都是效法变动的事情。《易》这部书,卦象并没有可以知道的先后次序;即使圣人观察象而设置卦,卦确立以后,其意义还会在后来显现。彖用来阐明一卦的才性,爻用来效法天下的变动;爻确立以后,吉凶产生,悔吝显著,这就是完成《易》的次序和实情。系辞用来穷尽人事的变化,这是前代圣人不能把它隐藏在书中、后代圣人也不能停止发言的原因。以上是第三章。” 先儒说:“这一章讲的是卦象、彖辞和爻辞,乃是说明人事的吉凶,以及悔恨和忧患的显现。” 阳卦中阴爻多,阴卦中阳爻多,这是什么缘故呢?阳卦以奇数为特征,阴卦以偶数为特征。圣人赞述《易》时,开始好像疑惑阴阳为什么不按同类相从,最后却相信阴阳各自有确定的形体和规律。它们的德行又怎样呢?阳卦是一位君主统领两个民众,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个君主统领一个民众,这是小人之道。一个为众多者所尊奉,由此可以看出阳德的盛大;少数反而统领多数,由此可以看出世道的衰败。这就是圣人用《易》来验证人事的情形。先儒说:“阳卦本应多阳,阴卦本应多阴,如今却恰好相反,为什么呢?凡是阳卦都有五画,数为奇;阴卦都有四画,数为偶。然而阴阳二类卦虽不相同,却都以阳为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顺,所以是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所以是小人。又有一种说法:阳卦有两个阴爻,所以由奇数者作为主;阴卦有两个阳爻,所以由偶数者作为主。为什么呢?少数往往为多数所尊奉,一个往往成为众人的归依。这是从卦的构成来说的。若论德行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呢?以奇为君、以偶为民,则阴阳之理顺,所以阴阳二类卦都以偶为民、奇为君;以少数统率多数,就是君子之道。这也只是概括地说。震、坎、艮并不全是君子,巽、离、兑也并不全是小人。” 蒙说:圣人说明阴阳并不按同类相从,既由此看出刚柔的虚实,又由此验证世道的盛衰,这就是赞述《易》的宗旨。以上是第四章。先儒说:“这一章专门根据阴阳八卦的画数,区分君子和小人之道。” 《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只因朋友而顺从你的思虑。” 蒙说:“我用自己的私心去感应别人,那么别人回应我的,就不是天下共同的公心。”所以圣人就取《咸》卦九四来说明这一点。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下万事最终归于同一处,只是道路各不相同;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 先儒说:“事情的头绪虽然有万端,不过只是一个道理。道路虽不同,归宿却相同。往来本来不可没有,但若再加上纷乱的牵挂,就成为私心了。思虑虽然有百种,归结却只有一个。思虑也是人心应当具有的,只是局限在对朋友的顺从上,就狭窄了。只应自然地守住正道和节操,不必自己制造纷乱。” 蒙说:“人心如果不被外物牵累而思虑,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一贯地看待而没有疑惑了。” 太阳西往,月亮就东来;月亮西往,太阳就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由此产生。寒气退去,暑气就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就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由此形成。往去的是屈,来的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由此产生。先儒说:“日月一定相互推移,然后光明才产生;寒暑一定相互推移,然后一年才形成。既然如此,来固然是来,而往也是为了成就来。又何必纷乱地运用自己的思虑,把心系在一个人、一件事上,只怕它去了而不回来,非要它来而不去呢?”这是借天地造化说明往来之理。屈伸相互感应而产生利益,是以真诚相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则是掺杂了虚伪。这就是这段话的宗旨。蒙说:气尚且按照交替的规律运行,既然知道从开始到终结有确定的次序,就应当知道从终结再到开始并没有固定的时机;大概其中的功用,也无非是感应自然的结果。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实际应用;善于运用而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增崇德行。
先儒曰:「此又因造化之往来,以眀物理之屈信,与君子之学也。」尺蠖之屈,然后能信;龙蛇之蛰,然后能奋。必屈而后信,蛰然后生。然则今日之屈,所以为后日之信,又何必憧憧然恶屈以求信也?此即物理之眀騐也。精义入神,言凡天下之事,莫不同究其义理之当然,至于精研入神,则泛应酬酢,无不曲当,而用自可致矣。利用安身者,言日用之间,无物不顺,身之所处,随遇而安,则此心不愧不怍,慊快充足,而徳日崇矣。夫精义入神,用心于内,屈之至也,而用自致于外,则是由屈而信也。利用安身,收功于外,信之极也,而徳自崇于内,是自信而屈也。盖穷理而深造乎理,故应诸外者无不足;应物而不役于物,故养诸内者为有余。此君子之学,贵乎内外之交养也。蒙谓观物理之微,其信必在于既屈之余;知君子之学,其效常在于用功之后,是感应自然之机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徳之盛也。先儒曰:「神妙万物而无方,化运万物而无迹,此天地之屈信也。」穷神则有以参造化之妙,知化则有以穷化育之功。至此乃徳盛仁熟而自致,夫岂思虑智力之所能及哉?茍不能涵养以俟其自化,而有欲速之心,则是不能免憧憧往来之病矣!安能深造于髙明盛大之机哉?蒙谓:「用力而至于无可为之地,穷理而至于不可知之天,是殆难以思勉及也。」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蒙谓:「既有所困之道,其至于辱身而亡家也,宜矣。」易》曰:「公用射隼于髙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蒙谓:「圣人去害之道,固在于有其备,尤在于得其人。」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蔵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先儒曰:「君子道存于己而用于外,在时是以藏器于身,犹有待也。括结也,结则有阂。凡无其道则括,非其道则括,动而不括,然后出而有获。此盖语成器而后可动,动亦有其时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髙墉之上,则其时也。」蒙谓:知君子审可为之防,有所▯而必中。当知君子备能为之才,期于中而后发。盖机所以图天下之事,而才者所以应天下之机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蒙谓:「小人之为恶,虽尚微,君子之禁,贵乎早。」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先儒曰:「小人之为不善,其始岂欲甚其恶以自取祸哉?积渐而成,有不觉耳。及其恶积罪大,虽欲自悔,不可得矣。小人之为恶,初无畏耻之心,而劝惩之道眀,则在夫上之人耳。大▯于噬嗑六爻中,独摘初上二爻以眀用刑之小惩,所以大诫也。又推而至于此,其所以劝善惩恶,盖兼举矣。岂惟可以警发小人畏耻之心,亦所以示万世人道之▯鉴也。」蒙谓:「小人之为恶也,既莫辨之于早,必痛惩之于终。」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繋于苞桑。」蒙谓:「惟其防患之意深,故其保治之本固。」圣人于《否》之九五,深眀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先儒曰:「否九五,着其亡之戒,使后之为君者常存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之心,而后常存、常安、常治矣。鼎之九四,示覆餗之戒,使后之为臣者知徳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谋大,为力小而不敢当重任,则无致败人家国事矣。」大▯举此二卦以示万世,为君臣者各知其义,则知为君尽君道,知为臣尽臣道,不亦善乎?蒙谓:「取柔弱之才,以胜重大之寄,其不至于废事而丧身者寡矣。」子曰:「知防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渎。其知防乎?圣人所以深賛乎防者,以其审夫事之将然而不溺于事之已然也。」防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防而作,不俟终日。君子以见夫善之端,必有以致其行之果。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守之坚,行之果,此夫子賛豫六二之防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理无不眀,诚无不格,此防之所以为神也。
译先儒说:“这里又根据天地造化的往来,说明万物之理的屈伸,以及君子的学习。尺蠖先弯曲,之后才能伸展;龙蛇先蛰伏,之后才能奋发。一定要先屈而后伸,先蛰伏然后才能生长。既然如此,今天的屈伏正是为了成为后日的伸展,又何必纷乱地厌恶屈伏而追求伸展呢?这就是万物之理的明显验证。所谓‘精义入神’,是说天下一切事情,都要探究其当然的义理;精研到达神妙境界后,面对各种事务,无不应对周当,实际功用自然能够实现。所谓‘利用安身’,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一物不顺当,身体所处之地都能随遇而安;这样内心无愧无怍,满足而充实,德行就会日益增崇。精研义理而入于神妙,是在内心上下功夫,是屈伏到了极点;但功用自然显现于外,这就是由屈而伸。善于运用而安定自身,是在外部取得功效,是伸展到了极点;但德行自然在内心增崇,这就是由伸而屈。大概,穷究事理而深入义理,所以应对外物没有不足;应接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所以内在的涵养绰绰有余。这就是君子的学习,贵在内外相互培养。” 蒙说:观察万物之理的细微处,可以知道伸展必在已经屈伏之后;懂得君子的学习,可以知道成效常常在用功之后,这就是感应自然的机理。超过这个境界以后,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通晓变化,是德行盛大的表现。先儒说:“神妙使万物各得其宜而没有固定方所,变化运行万物而不留痕迹,这就是天地的屈伸。穷尽神妙,就能够参悟造化的奥妙;通晓变化,就能够穷究化育万物的功效。到了这个境界,才是德行盛大、仁德成熟而自然达到,哪里是思虑和智力所能达到的呢?如果不能涵养等待它自然变化,却存有急于求成的心,那就不能免除纷乱往来的弊病了!哪里能够深入到高明盛大的机理呢?” 蒙说:“用力做到无可作为的境地,穷究义理达到不可知的天道,这大概不是靠思虑和勉强所能达到的。” 《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该受困的地方却受了困,名声一定受辱;不该凭靠的地方却凭靠了,身体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时日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够见到呢?” 蒙说:“既然采取了导致受困的道路,最终落到辱身亡家的地步,也就不奇怪了。” 《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 蒙说:“圣人除去祸害的方法,固然在于有所准备,尤其在于得到适当的人才。” 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再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出动就能有所收获。”这说的是具备才能之后才行动。先儒说:“君子的道存在于自身而施用于外界,时机未到时因此把器具藏在自身,仍有所等待。‘括’是结的意思,结住就会有阻碍。凡是没有相应的道,行动就会受阻;采取不合宜的道,行动也会受阻。行动而没有阻碍,然后出动才会有收获。这大概是说,具备了才能之后才可以行动,而行动也要有它的时机。因此,把器具藏在自身是有其道理的;隼在高墙之上,就是时机已经到来。” 蒙说:知道审慎判断可以做什么,就能有所发动而必中;应当知道君子具备能够担当事情的才能,等到能够命中目标之后才发出。大概,时机是用来谋划天下事情的,才能则是用来应对天下时机的。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不见到利益就不肯受劝,不受到威慑就不肯受惩。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上的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蒙说:“小人作恶,即使还很轻微,君子的禁止也贵在及早。” 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去除。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行重大到无法解脱。《易》说:‘肩上的刑具遮没耳朵,凶。’ 先儒说:“小人做不善之事,起初哪里是想把恶行做大而自取祸患呢?只是逐渐积累形成,自己没有察觉罢了。等到恶行积累、罪行重大,即使想要悔改,也已经做不到了。小人作恶,起初本来没有畏惧和羞耻之心;至于劝善惩恶之道能否彰明,就在于居上位的人。《大传》在《噬嗑》六爻中,唯独摘取初爻和上爻,说明施用刑罚时从小处惩罚,以达到大的警戒。这里又推展到恶行积累的后果,劝善惩恶的意义也就兼备了。这哪里只是可以警醒、激发小人的羞耻心,也是在向万世显示人道的龟鉴啊!” 蒙说:“小人作恶,既然没有在早期辨察制止,就必定要在最后严厉惩罚。” 孔子说:“危险,正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灭亡,正是因为只顾保守已有的存续;祸乱,正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拥有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存续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祸乱,所以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快要灭亡了,快要灭亡了,像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蒙说:“正因为防备祸患的意识深,所以保全治理的根基牢固。”圣人在《否》卦九五爻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孔子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尊贵,见识短浅却谋划大事,力量微小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受祸害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爵的食物,鼎身沾染污秽,凶。”这是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先儒说:“《否》卦九五着重提出将要灭亡的戒惧,使后世做君主的人常存‘存续时不忘灭亡、安定时不忘危险、治理时不忘祸乱’的心,这样才能长久存续、长久安定、长久治理。《鼎》卦九四提出倾覆食物的戒惧,使后世做臣子的人知道德行浅薄就不敢居于尊位,见识短浅就不敢谋划大事,力量微小就不敢承担重任,这样就不会导致败坏人家的国家大事。《大传》举出这两个卦来向万世示范,做君臣的各自知道其中的道理,就知道做君主要尽君主之道,做臣子要尽臣子之道,岂不是很好吗?” 蒙说:“任用柔弱的才能去承担重大的托付,能够不至于废误事情、丧失自身的,实在很少。” 孔子说:“能够知道防患的微妙吗?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才是知道防患吧?圣人之所以深深赞说防患,是因为他能审察事情将要发生的征兆,而不沉溺于事情已经发生的局面。” 防,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征兆,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先兆。君子见到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君子见到善的端绪,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取得实际成果。《易》说:“坚定得如磐石,不等到一天终了,守正则吉。”坚定得如磐石一般,哪里还需要等到一天终了呢?事情的决断已经可以看清了。守持坚定,行动果断,这就是孔子赞说《豫》卦六二爻所体现的防患之机。君子能够知道细微,知道显著,知道柔弱,知道刚强,是万人所仰望的人。道理没有不明白的,真诚没有不能感通的,这就是防患之机所以神妙的原因。
先儒曰:「豫六二,惟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而夫子以知防教人,盖「介」有防义,神解谓至微细者,深为得之。盖豫卦诸爻皆溺于豫,惟六二居中得正,有介然不易之操,所以能察于方动之微,故能见防而作也。防者,象见未形者也,形则涉乎眀不待神而后知也。君子知道,则知防,由诚则通。夫道,天下之事物,未有逃乎此者,是以祸福善恶必先知之。自君子观之,谓之知几;自众人言之,谓之前知。《易》曰:「知几其神。」《中庸》则曰:「至诚前知。」夫「介于石」者,守素定也。守之定,故见之眀见之眀故断之果。惟见之明,是以炳照几先,由微而知著,自柔而知刚。惟断之果,是以当行则行,不俟终日。此君子以一身之进退而为天下之仪表也。微彰,以事言,自其事端之方萌,而知其异时必至于昌炽;柔刚,以物言,坤初「履霜,坚氷」,至姤初「羸豕孚蹢躅」是也。大抵人惟所守之坚,然后不躭乐逸豫,不谄渎求容,而见几之速也。蒙谓防妙于万事之先,故不溺于豫;善形于一念之初,故能致其果然。非守之坚而识之眀,不足以语此也。故圣人深賛之。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防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逺复无祗悔,元吉。」先儒曰:「有不善,未尝不知,即上文先见者也。知之,未尝复行,而今不复耳。非谓过惟在心而不复▯于言行之间也。」曰:「顔子无形显之过,若是则防之己形,而悔之已着矣。又得谓之无只悔乎?」蒙谓明足察其几而健足以致决,顔子之于圣,未逹一间耳。故夫子即复初九,▯眀之。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先儒曰:「损下体本干,上体本坤。缘三与上交,而后为损,故有天地絪緼之象。」盖意不専,则交不密;交不密,则象不凝。此言万物之气化者也。盖天地之合以气,故以絪緼言;精合于气者也。序卦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是也。损上卦艮,下卦兊,少男与少女交,故有男女构精之象。构精亦是相与専固之意。惟相与専固,然后能成孕育之功,万物化生,形化者也。盖男女之感以形,故以构精言;形生于精者也。序卦「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是也。盖隂阳两相与则専,三则杂,致一之道也。此释损六三爻义,言人之相与不可不専也。蒙谓隂阳妙合而气化,男女交感而形生。盖对待乃物之常理,损有余而益不足,则两相与而専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也。」然立心有恒者,须事事固密,缺一便不谓全。蒙谓人于言行交际,慎始而虑终,其无所失矣。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则其律诸身者可以无憾矣。」既不茍合,又不妄求,而其所以接待物者,又极其至焉。君子茍能如此,则其所以处内外人已之间者,无不各尽其道,故谓之全也。上三句正言之也,此三句反言之也。而要其应以戒其人,言贪利而反害也。上与字是党与之与,下与字是取与之与。蒙谓不务诚身而求动乎物,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也。右第五章先儒曰:「此章示人以拟议之方也。」夫子于上繋释七卦,下系释十一卦,共十八爻之义,示人行事,自精至粗,深切着眀。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特取此十八者,盖发其端耳。他卦可触类而求之也。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干,阳物也;坤,隂物也。隂阳合徳,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徳。」先儒曰:「阳画为干,隂画为坤。门犹阖戸辟戸之义,为易之门。其变不穷,皆二物也。隂阳合徳,谓二物交错而相得有合。如干以阳往交于坤之隂而为震,坎,艮;坤以隂往交于干之阳而为巽,离,兑。然后见诸爻有刚柔之体。隂阳主全卦而言,刚柔主一爻而言。故説卦曰:『观变于隂阳而立卦,▯挥于刚柔而生爻』是也。刚柔有质,故以体言;隂阳无形,故以徳言。天地之撰,隂阳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拟,故曰体,体天地之撰。言圣人作易,皆以体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徳,隂阳健顺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徳。言易书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极于至著者也。」蒙谓:「圣人作易,观阖辟之机,以定竒耦之象,则可以阐造化之迹,而明健顺之性矣。」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译先儒说:“《豫》卦六二只是说‘坚定得如磐石,不等到一天终了,守正则吉’,而孔子却用能够知晓防患之机来教导人,大概是因为‘介’有防守之义;把它解释为极其细微,确实深得其意。《豫》卦各爻都沉溺于安乐,唯独六二居中得正,有坚定不变的操守,所以能够察知事物刚刚发动时的细微征兆,因而能见到征兆便行动。防,是已经出现征象而尚未形成明显形态;一旦形成形态,就属于明显之事,不必等到神妙的洞察才知道。君子懂得道,就能知道征兆;依靠真诚,就能通达。道遍及天下的事物,没有什么能逃离它,所以祸福善恶一定可以预先知道。从君子的角度说,叫作知几;从众人的说法说,叫作前知。《易》说‘知几其神’,而《中庸》说‘至诚前知’。所谓‘介于石’,是说操守朴素而坚定。守持坚定,所以看得明白;看得明白,所以判断果断。唯有看得明白,才能照见征兆之前,由微小知道显著,由柔弱知道刚强;唯有判断果断,才能应当行动时就行动,不必等待一天终了。这就是君子以一身的进退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所谓微与彰,是从事情来说:在事情的端绪刚刚萌发时,就知道它在另一时必然发展到昌盛炽烈;所谓柔与刚,是从事物来说的,例如《坤》初爻的‘履霜,坚冰’,直到《姤》初爻的‘羸豕孚蹢躅’就是这样。总之,人只有所守坚定,才不会沉溺于安乐逸豫,不会谄媚轻慢以求取容悦,也才能迅速见到事物的征兆。” 蒙说:防患之机在万事发生以前就已微妙显现,所以不会沉溺于安乐逸豫;善念在一念刚开始时就已成形,所以能够使它取得实际成果。若不是守持坚定、识见明白,就不足以谈论这些道理。因此圣人深深赞扬它。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于能够知晓征兆吧?有了不善,没有一次不知道;知道了以后,没有一次再去实行。”《易》说:“回归得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先儒说:“有不善而没有不知道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预先察见;知道以后从未再去实行,也就是如今不再重犯。并不是说过错只存在于心中,而没有再发于言语行为之间。”又说:“颜子没有已经显露出来的过错;如果是那样,征兆已经显现,悔恨也已经明显了,又怎能说是没有大的悔恨呢?” 蒙说:颜子明察足以看出事物的征兆,刚健足以作出决断;他距离圣人的境界,只差一间而已。所以孔子就取《复》初九来加以阐明。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因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损失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这是说要达到专一。先儒说:“《损》下体的本体是乾,上体的本体是坤。因为三爻与上爻相交,才成为《损》,所以有天地气息交融的象。大概心意不专一,交往就不亲密;交往不亲密,形象就不能凝聚。这是说万物由气化生成。天地相合凭借的是气,所以用‘絪缊’来说;精气相合,也是这个意思。《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就是如此。《损》上卦是艮,下卦是兑,少男与少女交合,所以有男女交合精气的象。‘构精’也是彼此专一坚固相合的意思。只有彼此专一坚固,才能成就孕育的功效,万物因此化生,这是形体的生成。男女相感凭借的是形体,所以用‘构精’来说;形体由精气所生。《序卦》所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就是如此。阴阳两方彼此相交就能专一,三方相交就会混杂,这就是达到专一的道理。这是解释《损》六三爻的含义,说人与人相交往不可不专一。” 蒙说:阴阳奇妙地相合而产生气化,男女相互感应而产生形体。大概相对而又相待,是万物的常理;《损》减去有余而补益不足,使双方相交而归于专一。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内心平和舒展,然后才说话;先使交往关系稳定,然后才有所请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 先儒说:“安定自身、平和内心、稳定交往关系,不是立心有恒的人做不到。”然而立心有恒的人,也必须事事稳固周密,缺少其中一点,就不能说是周全。蒙说:人在言语、行为和交际方面,慎重开始并考虑结局,就不会有所失误。以危险的状态行动,民众就不会同你合作;带着恐惧说话,民众就不会回应;没有交往关系却有所求取,民众就不会帮助。没有人与你相助,伤害你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心不能持久,凶。” 先儒说:“安定自身、平和内心、稳定交往关系,那么用来约束自身的原则就可以无所遗憾了。既不苟且求合,也不妄自求取,而对于接待外物,又做到极其周到。君子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处理内外、人与己之间的事情,就没有不各尽其道的,所以称为周全。上面三句是从正面说,这三句是从反面说;归结起来,是用它们的回应来告诫人,说明贪求利益反而会招致祸害。上面的‘与’是党与、同党之意,下面的‘与’是取与、给予和获取之意。”蒙说:不致力于使自身真诚,却想求得外物的行动,利益还没有得到,伤害自身的祸患就已经随之而来了。以上是第五章。先儒说:“这一章向人说明拟议、推求事理的方法。孔子在《上系》中解释七卦,在《下系》中解释十一卦,共十八爻的含义,向人显示处事的方法,从精微到粗显,深切而明白。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特意选取这十八爻,大概只是揭示一个开端;其他卦也可以触类旁通地推求。” 孔子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阴阳合其德性,于是刚柔有了形体。用它来体现天地的造化,用它来贯通神明的德性。” 先儒说:“阳爻画作乾,阴爻画作坤。‘门’有合户、开户的意义,是《易》的门户。它的变化无穷,都是由这两类事物构成。所谓阴阳合德,是说这两类事物彼此交错而相互获得、相互结合。例如乾以阳爻前往与坤的阴爻交合而成为震、坎、艮;坤以阴爻前往与乾的阳爻交合而成为巽、离、兑。这样以后,才显现在各爻中有刚柔的形体。阴阳是就整个卦而言,刚柔是就一爻而言。所以《说卦》说:‘观察阴阳的变化而确立卦,发挥刚柔的变化而产生爻。’刚柔有形质,所以说‘体’;阴阳无形,所以说‘德’。天地的造化,是阴阳造化的踪迹;有形可以取法,所以说‘体’,即体现天地的造化。意思是圣人创作《易》,都是取法造化之事,效法其中最明显的部分。神明的德,是阴阳刚健、柔顺的本性;有道理可以推究,所以说‘通’,即贯通神明的德。意思是《易》书既然创作出来,又用来通晓造化的道理,并把它推究到最明显的境界。” 蒙说:“圣人创作《易》,观察门户开合的机理,确定奇偶的象,就可以阐明造化的踪迹,说明刚健和柔顺的本性。” 它所称说的名物虽然纷杂,却不超越范围;考察它所取的类别,这难道是衰世的心意吗?
先儒曰:「易中卦爻之称,名物虽杂出多端,而实不外于隂阳刚柔两端而已。今欲稽考易中所称之名,又当即其物类而求之,盖隂有隂类,阳有阳类,是也。然其所以反覆丁宁者,盖为衰世易道不明之故也。」蒙谓:「观其言之切,而知其意之逺且深,因辞以知意,非圣人其能若是乎!」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先儒曰:「往谓隂阳消长,刚柔变化,卦爻所藏者易,皆着明之,故曰彰。往来谓吉凶未定事之方来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来显者,微之使求其源,故曰微。显幽者,阐之使见其端,故曰阐幽。当名,谓父子君臣之分,贵贱上下之等,各当其位也。辨物,干马、坤牛、离火、坎水、硕果、苋陆之类,悉当其物也。正言,谓直方大、元亨利贞之辞,正其言以晓人也。断辞,谓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类,所以决其疑。」蒙谓「考易之理,无不该由;易之辞,无不备也」。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物之微,以象隂阳之变,此之谓易之道也。其防,逺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隠。圣人之情,可见其辞。固明以告乎人,大易之教,若易知其理,则难以示人。微显而阐幽,此之谓易之道也。因贰以济民行以眀失得之报成天下之务,而断天下之疑,此之谓易之道也。先儒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此因上文「当名辨物」而言。如牛马之健顺,可以类于乾坤也。括囊射隼,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而取类皆于隂阳。而《易》之命辞,则文章粲然,足以▯眀其言,曲而中。此因正言句而云:「易虽所言甚委曲,而无不切中于理。」其事肆而隠。此因显微句而言:「言易所述之事,虽显在目前,而含隠微之理也。」因贰以济民,行以眀得失之报。此因断辞句而言:「因民疑贰,莫知适从,而为之断辞,以决其所趋也。」盖行有得失,则报有吉凶,福善祸滛,必然之理,人其可不知所决择乎?「蒙」谓《易》言不拘于一,圣人既详其蕴,以示天下,人心未协于一,圣人斯推其蕴,以善天下。故曰:「圣人之蕴,因卦以▯。」右第六章先儒曰:「此章専论乾坤为易之门,而六十四卦之所従出,乃易之关键也。其究无非所以防民疑,明吉凶之报耳。」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先儒曰:「仁者不忧。」此言作《易》者,其有忧患,须要知得用处各别也。蒙谓圣人虽幸易道之始备于今,而实忧世道之未纯乎古。其原前圣作易之心,所感者深矣。是故履徳之基也谦徳之柄也行已笃实,而礼卑巽,则本立而道生矣。复徳之本也恒徳之固也既能反于善,又能率以常,二者实相须也。损徳之修也益徳之裕也既能寡欲以养心,又能改过以长善,乃克己复礼之功也。困,徳之辨也;井,徳之地也;巽,徳之制也。人能不以外物失其介贞,则守经行权,各尽其道矣。先儒曰:九卦皆反身修徳,以处忧患之事也。履,徳之基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实践乎此,然后吾之徳有所依而立,如筑室先立基址也。谦者,自卑而尊人。柄者,居物之后,能持守乎物者也。言人之有徳,必当谦逊以自持,不然骄且吝,则才之羙不足观矣。复者,阳之反,以人心言之,善端之复萌也。人心之徳,其本无不善也。虽或诱于外物而失之,茍能积累践履防养之功,则其本心由是以复矣。故曰:徳之本,履与谦以身之所得者而言,复以人心之反善而言。恒,徳之固也。谓虽复矣,茍不能加常守之功,则内之所以不常固,其徳皆由忿欲有以害之,过失有以累之耳。茍能如此加之功,则徳之在我者有成而无亏,有进而无退。自履至益,所以修诸己者至矣。困,则其所遇也。因其所遇以验其所存,所守固则困而亨,所守不固则穷斯滥。平日所养騐于此矣。故曰:徳之辨也。井,不可改,乃人之守道而不变者也。地者,其所居之位。巽者,随时顺理,可以制裁事变,故谓之制。井者所以体常也,巽者所以尽变也。此承上文「困徳之辨」而言,人惟所守既固,不为得丧祸福所动,是以临事从容,以之体常,以之尽变,酧酢泛应,无适而不宜矣。蒙谓:行礼而能自卑,复礼而能有守,则可以修身而固穷,体常而尽变矣。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和而有其节,卑而不可逾,乃处忧患之要道也。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善端始复,而甚眀;事机每变,而不乱。非知几而守常者,不能也。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始加克治之功,终有自得之妙。徳修而业崇也。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隠。惟其无入而不自得,故不动以及物,而能存体而应用也。
译先儒说:“《易》中卦爻所称的名物,虽然从多方面杂然出现,实际上都不超出阴阳、刚柔这两个方面。如今要考察《易》中所称的名物,又应当根据它们所属的类别来求取,大概阴有阴类、阳有阳类,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所以反复丁宁地说明这些,是因为衰世之时《易》道不明的缘故。”蒙说:“看它言辞切实,就知道它的意旨深远而深厚;能够由言辞了解意旨,若不是圣人,哪里能做到这样呢!” 《易》彰明已经过去的事,察知将要到来的事;使隐微之处显现,阐明幽深之理;使名分各当其名,辨别事物而使言辞端正;用断语作出决断,这样就完备了。先儒说:“所谓往,是指阴阳消长、刚柔变化,这些藏在卦爻中的变化都加以明白揭示,所以说‘彰往’。所谓来,是指吉凶尚未确定、事情将要发生的情形;占筮中所告诉人的事情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说‘察来’。所谓微显,是使显而未明的事物追寻其根源,所以说‘微显’。所谓阐幽,是把幽深的道理阐发出来,使人看见它的端绪。所谓当名,是说父子、君臣的名分,贵贱、上下的等级,都各自处在相应的位置。所谓辨物,如乾为马、坤为牛、离为火、坎为水,以及硕果、苋陆这一类,都与其所指的事物相合。所谓正言,是指‘直方大’‘元亨利贞’这类辞语,端正其言辞来晓谕人。所谓断辞,是指‘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这一类,用来决断人的疑惑。” 蒙说:“考察《易》的道理,没有不包括的;《易》的言辞,没有不完备的。” 它所称说的名物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从细微的事物出发,取象来说明阴阳的变化,这就是《易》的道理。它的宗旨深远,言辞含蓄;修饰它的语言,曲折而又切中;它所叙述的事情显豁,却含有隐微的道理。圣人的心意,可以从他的言辞中看见。他本来是明白地把道理告诉人;《大易》的教化,如果说它的道理容易知道,那么要把它显示给人却很困难。使隐微显现、阐明幽深,这就是《易》的道理。因人心的疑贰而帮助民众行动,以说明得失所对应的报应。成就天下的事务,决断天下的疑惑,这就是《易》的道理。先儒说:“‘它所称说的名物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这是承接上文‘当名、辨物’来说的。牛、马的健顺,可以类比乾、坤。‘括囊’‘射隼’是事物名称中较小的,‘茅’‘棘’‘豕’‘雉’是物类名称中较小的,但所取的类别都在阴阳之中。《易》创制辞语,文采鲜明足以阐明其言,曲折却切中要理。这是承接‘正言’来说的:虽然《易》所说的事情十分委曲,却无不切合义理。‘其事肆而隐’,这是承接‘显微’来说的:意思是《易》所叙述的事情虽然显现在眼前,却含有隐微的道理。‘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得失之报’,这是承接‘断辞’来说的:因民众心存疑贰、不知应当趋向哪里,所以替他们作出断辞,来决定其所趋。大概人的行为有得有失,所以报应有吉有凶;福善祸淫是必然的道理,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如何作出选择吗?”蒙说:《易》的言说不拘泥于一端,圣人既详尽说明其中的蕴含来教示天下;人心没有统一,圣人于是推演其中的蕴含来使天下趋于善。因此说:“圣人的蕴藏,借卦来发明。” 以上是第六章。先儒说:“这一章专门论述乾坤是《易》的门户,是六十四卦所由产生的根源,乃是《易》的关键。归根结底,无非是防止民众疑惑,说明吉凶的报应罢了。” 《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意识吧?先儒说:“仁德之人不会忧愁。”这里说创作《易》的人有忧患,是要知道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蒙说:圣人虽然庆幸《易》道到如今才大体完备,实际上却忧虑世道还没有恢复古代的淳厚。他推究前代圣人创作《易》的心意,可见其所感受的忧患深重。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把柄。行为笃实,礼法又谦卑柔顺,那么根基就树立起来,道也就由此产生了。《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坚固。既能返回善,又能按照常道坚持下去,这两者确实相互需要。《损》是修养德行,《益》是使德行充裕。既能减少欲望来涵养内心,又能改正过失来增长善行,这就是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功夫。《困》是辨别德行,《井》是德行的处所,《巽》是德行的制宜。人能够不因外物而失去自己的坚定和正贞,就能守持常经、实行权变,各自尽到自己的道。先儒说:“九个卦都是反求自身、修养德行,以便处在忧患之中的事情。《履》是德行的根基。上为天、下为泽,名分确定而不可改变,必须实践这一点,然后自己的德行才有所依凭而树立,就像建造房屋要先打好地基。《谦》是把自己置于卑下而尊重别人。所谓柄,是处在事物之后,却能持守事物。意思是人有德行,必须用谦逊来持守自己;否则骄傲而吝啬,才能之美也就不值得观看了。《复》是阳气返回;从人心来说,就是善的端绪重新萌发。人心的德性,其根本没有不善的。即使有时受外物诱惑而失去它,只要积累实践、涵养防护的功夫,本心就会由此复归。所以说它是德行的根本。《履》和《谦》是就身体所得到的德行而言,《复》是就人心返回善而言。《恒》是德行的坚固。虽然已经复归善,如果不能再加上恒久守持的功夫,内在不能恒常坚固,德行就会因愤怒和欲望的损害、过失的拖累而受损。如果能够这样加功,德行在自身就会有所成就而没有亏损,有所进步而没有退失。从《履》到《益》,在自身修养方面已经极为完备。《困》则是说所遭遇的处境。根据所遭遇的处境来验证平日的操守;所守坚定,就会困而通达,所守不坚定,就会一困穷便放纵泛滥。” 平日的涵养,就在这里得到验证。所以说《困》是辨别德行。《井》不可改动,是说人守持道而不改变;‘地’是指所处的位置。《巽》随顺时势、顺应义理,可以裁制事变,所以称为‘制’。《井》用来体现常道,《巽》用来尽行变化。这是承接上文‘困,德之辨’来说的:人只有所守已经坚定,不被得失祸福所动,临事时才能从容;以此体现常道,以此尽行变化,应接各种事务,无论遇到什么都合宜。” 蒙说:实行礼而能自处卑下,恢复礼而能有所守持,就可以修养自身、固守困穷,体现常道而尽行变化。《履》平和而达到极致,《谦》尊重他人而德光显。平和而有节制,谦卑而不可逾越,这是处在忧患中的重要道路。《复》从细微处开始,却能辨别万物;《恒》处在纷杂之中,却不感到厌倦。善的端绪刚刚复归,就能看得十分明白;事情的机变屡屡发生,却不因此混乱。不是能够知几而又守常的人,做不到这一点。《损》开始艰难,后来容易;《益》使德行日益长大充裕,却不是刻意造作。开始时加以克制修治的功夫,最终获得自然而然的妙处。德行得到修养,事业也得到崇高。《困》虽然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却能施及外物,《巽》称量事物而不显露声色。正因为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所以不必以外在的发动来影响万物,却能保存根本并施行功用。
先儒曰:「此一节句法,如书之九徳,履非强世,然理皆至极,未尝茍且,循物以立法也。谦虽自处卑逊,然自下而人髙之,自后而人先之,所以为人所推,而徳益光显也。复小而辨于物,言一阳虽微,而羣隂不能乱;一念之正,而羣邪不能干也。恒执一不变,盖投之杂乱胶扰之中,而此初无厌倦之意,此所以能有恒也。损欲先难,习熟则易,求益之道,当使其従容自得,而不可有欲速即化之心。困穷而通,谓身虽困而道则通。井者定体而不动,故功可以及物。如人能守道而不移,所以能济物也。巽有优游巽入之义,如人遇事变之来,低心下意,将心入事里去,顺他道理,故能称物而酌其宜,处事而得其当,亦未尝动声色,犯乎势,而从容顺适,与物无忤,故曰称而隠。」蒙谓天下之理,无一不具于易,故圣人之用,无一而不资于易,其处忧患乎?何有。履以和行谦以制礼行而可乐,无非天理之自然;卑以自牧,必尽人事之当然,乃善于用义者也。复以自知恒以一徳反善之机,固在于知之明,行之力,尤在乎守之固。此乃知行并进之道也。损以逺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人能损人欲,以复天理,则于忧患之来,处之裕如也。井以辨义巽以行权静以处之,故能通乎事之宜;顺以入之,故能制乎事之变。非善于《易》者不能也。先儒曰:「行非礼,则不能无过不及。故和于履礼,自卑而尊人。故制于谦,复以阳反于内。故自知恒,以终始如一,故一徳。人欲日损,故逺害;天理日进,故兴利。困通则寡怨,井迁故辨义,巽隠故行权。」蒙谓:「君子之行,乐之深而知之宻;知之明而守之固,则体常应变,无往而不尽道也。」右第七章易》之为书也,不可逺;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先儒曰:「章首二句,言书与道乃一章纲领。言易之卦爻所以示人者,皆切于日用,而不可须臾离也。」变动不居,以下六句,先释上文屡迁之意。虽有六位,而刚柔未定,故谓之虚。上下指爻,或自上卦而降,下卦而升,或柔自上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是也。典常也要约也,谓预定也。言刚柔变易无常,不可预定也。蒙谓道之所以屡迁无常者,以其书无定体,随时而在也。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眀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先儒曰:「自此至章末,释上文不可逺之意。」本义云:「此句未详大指,不过言出入内外之间,无不设为法度典礼,以警戒人耳。」有度知惧,律之以法也。又眀忧患,则有以处之于后;眀其所以致忧患之故,则有以防之于初。夫《易》之示人,不徒示之以法,而又论之以理。故天下之人,皆知《易》道之不可离,虽无师保之告戒,惧常如临父母侧也。蒙谓易之资于人者,随处而各在,以眀夫得失事物之情,故能警其戒惧之心也。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虚行。先儒曰:“此五句所以结上文书与道之意。”上文求卦之始,其道屡迁,虽不可为典要,然所变既定,而率循其所值卦爻之辞,以揆度其当行之方,然后得其一定不易之法,故曰“既有典常”。然典常之理,在圣人虽能言之于书,而不能必天下之皆行;学者虽能明于易之理,而未必其身之能行。然则易虽不可逺,又安保人之不逺于易乎?此圣人所以深致意于“道不虚行”之一语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蒙谓由辞以度其意,既知其理之有常,明易而妙其用,又在其人之有徳,故以是终言之。右第八章先儒曰:「此章専论观变于学易之事,而深有望于其人也。」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先儒曰:「易之为书也,在上章乃眀易之道,而此章则总论圣人作易、立卦、生爻之义。下文逐爻分说而申眀之也。质谓卦体时物,谓隂阳二物,原其始,要其终,以为一卦之体。质卦有六爻,刚柔错杂,通其时物。言卦虽有全体,而爻实无定用也。」蒙谓:「君子之于易,欲得其体之常,又尽其用之变,舍卦爻,其何以哉?」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徳,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译先儒说:“这一节的句法,类似《书》中所说的九种德行。《履》并不是强力压服世人,但它所体现的道理都达到极致,从不苟且,而是顺着事物建立法则。《谦》虽然自己处于卑下谦逊的位置,却使自己居下而抬高别人,处后而让别人居先,所以为人所推重,德行也更加光明显著。《复》从细微处开始而能辨别万物,是说一阳虽然微弱,众阴也不能扰乱它;一念正念一旦发生,众多邪念也不能干扰它。《恒》坚持专一而不改变,是说把它投入纷乱胶结的环境中,它也始终没有厌倦,这就是它能够恒久的原因。《损》减少欲望,开始困难,习惯成熟后就容易;求取增益的道路,应当使自己从容自得,不可存有急于求成、立刻改变的心。《困》虽穷困而能通达,是说身体虽困顿而道仍通达。《井》有固定的形体而不移动,所以功用可以施及万物;如同人能够守道不移,所以能够救济万物。《巽》有从容顺入之义,如人遇到事变到来时,降低心态、放下姿态,把心进入事情内部,顺着它的道理,所以能够衡量事物而酌定适宜,处理事情而得到恰当结果;又不曾震动声色、触犯形势,始终从容顺适,与外物没有抵触,所以说‘称而隐’。” 蒙说:天下的道理,没有一条不具备于《易》中;所以圣人的施用,没有一件不借助《易》。这样处理忧患,还有什么困难呢?《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约礼法。行为能够使人快乐,无非是天理自然如此;谦卑以自我约束,必定要尽到人事的当然之理,这才是善于运用义。《复》用来使自己知晓自身,《恒》用来保持专一的德行。返回善道的关键,固然在于认识明白、实行有力,更在于守持坚定。这就是知与行并进的道路。《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尤。人能够减损人欲,以恢复天理,那么忧患到来时,就能宽裕从容地处置。《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实行权变。以安静来处置事情,所以能够通达事情的适宜;以顺应来进入事情,所以能够制御事情的变化。不是善于《易》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先儒说:“行为如果不合礼,就不能没有过分或不足。所以在《履》中以和来调节;自处卑下而尊重别人,所以在《谦》中加以制约。《复》以阳气返回内在,所以能自知。《恒》始终如一,所以保持专一的德行。人欲日益减少,所以远离祸害;天理日益增长,所以兴起利益。《困》能够通达,所以减少怨尤;《井》能够施及外物,所以辨明义理;《巽》含蓄不显,所以实行权变。” 蒙说:“君子的行为,深深以此为乐而且认识精密;认识明白而守持坚定,就能体现常道、应对变化,无论到哪里都不违背道。” 以上是第七章。《易》作为一部书,不可远离;作为一种道,屡屡迁变。它变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行于六个虚位之间;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预先规定为固定的典则,只有随着变化所适宜的方向而行。先儒说:“章首两句,是说《易》这部书和《易》之道,是这一章的纲领。意思是《易》的卦爻用来指示人的内容,都切近日常应用,不可以片刻离开。‘变动不居’以下六句,是先解释上文‘屡迁’的意思。虽然有六个位置,但刚柔尚未固定,所以称为‘虚’。上下是指爻:有时从上卦下降到下卦,有时从下卦上升到上卦;或者柔爻从上方下来修饰刚爻,刚爻上升去修饰柔爻,就是这个意思。‘典’是常法,‘要’是约定,意思是预先规定。刚柔不断变易而没有常态,所以不能预先规定。蒙说:道之所以屡屡迁变、没有常态,是因为《易》书没有固定的形体,随着时势而存在。” 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在内外之间都知道戒惧;又能明白忧患以及事情发生的缘故,所以即使没有老师和保傅,也会像面临父母一样敬畏。先儒说:“从这里直到本章末尾,都是解释上文‘不可远’的意思。本义说:‘这句话的主旨尚不十分详明,大概只是说人在出入内外之间,没有一处不设置法度和礼仪来警戒人。’有法度而知道戒惧,是用法律约束人。又能明白忧患,就可以在事后处理它;明白导致忧患的原因,就可以在最初防备它。《易》向人显示的,不只是法度,也还用道理来说明它。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易》道不可离开,即使没有老师和保傅告诫,也常常像站在父母身边一样戒惧。” 蒙说:《易》对人的资助,随处都存在;它说明事物得失的情状,所以能够警醒人的戒惧之心。开始时,沿着卦爻辞来推求它所指的方向,便有了常法。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自行运行。先儒说:“这五句是用来总结上文关于书与道的意思。上文说求取卦的开始时,道屡屡迁变,虽然不能预先规定为固定典则,但变化确定之后,仍可沿循所遇卦爻的辞语,推测应当实行的方向,然后得到一定而不可改变的法则,所以说‘既有典常’。然而典常的道理,圣人虽然能写在书中,却不能保证天下人都实行;学者虽然能明白《易》的道理,却未必能在自身实行。这样说来,《易》虽然不可远离,又怎么能保证人不会远离《易》呢?这正是圣人对‘道不虚行’一句特别着意的地方,所以说:‘把神妙之理阐明出来,在于有相应的人。’” 蒙说:由辞语来推度它的意旨,既已知道其中的道理有常,又能明白《易》而使它的功用神妙,仍然在于人自身具有德行,所以用这句话作为总结。以上是第八章。先儒说:“这一章专门论述学习《易》时观察变化的事情,并且对学习《易》的人寄予了深切希望。” 《易》这部书,追溯事物的开端,考察它的终结,以此作为卦的本体。六爻彼此交错,只是随时体现事物而已。先儒说:“《易》这部书,上章说明《易》的道,而本章总论圣人创作《易》、建立卦、产生爻的意义。下文再逐爻分别说明并加以申述。所谓‘质’,是指卦体;所谓‘时物’,是指阴阳两种事物。推究其开端,考察其终结,以此构成一卦的本体。一卦的本体虽有六爻,刚柔交错,却贯通体现着时与物。意思是说,卦虽然有完整的总体,爻实际上却没有固定不变的作用。” 蒙说:“君子研究《易》,既想得到卦体恒常的一面,又想穷尽卦用变化的一面;如果舍弃卦和爻,又凭什么能够做到呢?” 卦的初爻难以知晓,卦的上爻容易知晓,这是因为一个在本,一个在末。初爻的爻辞只是对事情作出拟议,到了最后才能完成。至于把各种事物交错起来而安排其德,辨别其中的是与非,如果不考察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唉!即使只想要知道存亡吉凶,只要安处其中便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卦辞,大概就已经思考到了大半。
先儒曰:「初爻就卦言事之本本,则其质未明,故难知;上爻究及其末,则易知。所以然者,盖初爻之辞但虚拟其理,必及上爻终其事,乃见得失之成也。」所云「杂物撰徳者」,杂隂阳二物以为徳也;「辨是与非」,其徳之是非也。此示人者看六爻体统:干初戒潜龙,终戒亢龙,中爻则备干之徳;坤初戒履霜,终戒龙战,中爻则备坤之徳。此所以虽考初上,而其徳必得中爻而后备也。又一説:「物」谓内外卦隂阳二物杂而互之,又成两卦之徳;「是非」者,当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内外卦既显以示人矣,复自互体而辨之,则于是是非非益可见矣。「杂物撰徳,辨是与非」,大抵所归不出乎存亡吉凶之所在。观彖辞,盖所要愈约,则所知愈易矣。蒙谓:「观六爻之防,固所以知夫难易之得失;总全卦之义,又可以得夫义理之统防。」如此则无余蕴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逺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先儒曰:功,事任也。二、四同功,为处臣职同,居隂位;三、五同功,谓同处,在上子民之职同,其阳位。蒙谓观卦爻有事同而势异者,亦惟以得中当位之为贵耳。右第九章先儒曰:「此章示人读易之法,先观初上之难易,以辨中爻之是非。盖中爻统称一卦之义,又观彖辞,总论卦爻之緼,则得易之大纲矣。」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也,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始画八卦,而三才各一其体;既重六爻,而三才之道各两其性。此《易》之所以无不备欤?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道不一其体,而爻有贵贱之殊;位不一其势,而事有得失之异。蒙谓:「易道无不该,吾于卦爻而得其体之备,与其用之全矣。」右第十章先儒曰:「此章论卦画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变动不居。」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徳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先儒曰:「纣慢易,文王忧患,故文王系辞。其辞多述忧危之事。危者使平,文王也;易者使倾,纣也。然此言文王与纣之事,寔为天下后世法。恐惧者可使安平,慢易者必至倾覆。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然使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即《易》论之:『干干夕惕,虽危无咎,灾在外而敬慎不败。』此危之所以能使之平也。《泰》之上六不知戒惧,而有「城复于隍」之忧;《大壮》之六五不知戒惧,而有「防羊于易」之虑。此《易》之所以能使倾也。《讼》之谋,始终凶;《比》之无首而无终,是也。八章言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此云「惧以终始」,言出入外内终始之间,无所不知其戒。圣人所以虑夫事,可谓周矣。」蒙谓圣人之于易也,玩其词而论其世,有以见其理之无不该,然所以约人心于无过之地,则一言之外无余蕴矣。右第十一章先儒曰:「此章论作易者之有忧患,而欲人之善补过也。」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徳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徳行恒简,以知阻。先儒曰:「易而能知险,简而能知阻,则其于遇事处物之际,皆知所戒惧,而不敢以轻易简畧处之也。如以干之健而能用九,则不至于髙亢,是知险也;以坤之顺而能用六,则有以贞固其所守,是知阻也。惟能知险阻,则其遇忧患也,操心危而虑患深,所以能危惧而无易者之倾也。」蒙谓:即易为其性情,若于天下之事无所难,即易而处乎忧患,实于天下之事不敢易,此易之所以为圣人也。能説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先儒曰:「説心,故能定其吉凶;研虑,故能成其亹亹。説诸心,干徳之事;研诸虑,坤徳之事也。定吉凶,乾坤之事也。」盖干则易直而沛然,坤则凝重而有守。蒙谓:「理之浃于心者,有以精其知;行之成于思者,又能加于行。盖皆本于乾坤之徳行也。」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译先儒说:“初爻就一卦而言,是事情的根本;根本尚未显明,所以难以知晓。上爻推究到事情的末端,所以容易知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初爻的爻辞只是在空泛地拟议事理,必须到了上爻、事情终结时,才显现出得失成败。”所谓‘杂物撰德’,是把阴阳两种事物交错起来而形成德;所谓‘辨是与非’,是辨别这种德的是非。这是在告诉人们观察六爻的整体格局:乾卦初爻告诫不可显露的潜龙,终爻告诫不可高亢的亢龙,中间各爻才完备乾卦之德;坤卦初爻告诫履霜,终爻告诫龙战,中间各爻才完备坤卦之德。这就是虽然考察初爻和上爻,但卦德必须得到中爻才完备的原因。又有一种说法:‘物’是指内卦、外卦的阴阳两种事物交错互用,又形成两卦之德;‘是非’是指当位与不中、不正与正。内卦、外卦已经显现出来以告示人们,再从互体中加以辨别,那么是非就更加清楚了。‘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归根到底不超出存亡吉凶所在的范围。观察卦辞,因为所要把握的更加简约,所以所知也更加容易。蒙说:‘观察六爻所显示的防范,固然可以知道难易和得失;总括全卦的意义,又可以得到义理的统绪。’ 这样一来,就没有剩余而未说明的蕴义了。二爻和四爻所承担的职事相同而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忧惧,是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点在于没有咎害,它的作用在于柔顺而居中。三爻和五爻所承担的职事相同而所处的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不同的缘故。阴柔则危险,阳刚则胜任吗?邪先儒说:‘功’,是所承担的职事。二爻、四爻职事相同,是说都处于臣位,且居阴位;三爻、五爻职事相同,是说都处在上位,所承担的统治民众的职分相同,而处于阳位。” 蒙说:观察卦爻中职事相同而形势不同的情况,也只是以能够得中、当位为可贵。以上是第九章。先儒说:“本章告诉人们阅读《易》的方法:先观察初爻、上爻的难易,以辨别中爻的是非。因为中爻总括一卦的意义,又观察卦辞,总论卦爻的蕴义,就得到《易》的大纲了。” 《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有天道,有人道,也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取两爻,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最初画出八卦时,三才各自只有一个体;后来重卦而有六爻,三才之道各自有了两方面的性质。这就是《易》无所不备的原因吗?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作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作物。各种事物彼此交杂,所以称作文。文理如果不相当,吉凶就由此产生。道的体态并不只有一种,所以爻有贵贱的差别;位置的形势并不相同,所以事情有得失的不同。蒙说:“《易》道无所不包,我从卦爻中得到了它本体的完备,以及它作用的全面。” 以上是第十章。先儒说:“本章论述卦画中具备天地人的道。正因为有这些道,所以能够变化运动而不固定不变。” 《易》兴起,大概是在殷的末世、周德最盛的时候吗?是在文王与纣王相遇的事情中吗?因此它的卦辞多有戒惧之意。危险的使它转为平安,轻忽的使它走向倾覆。《易》的道理非常广大,没有一种事物被废弃不用。始终保持戒惧,根本在于没有咎害。这就是所谓《易》的道。先儒说:“纣王轻慢而自以为容易,文王处于忧患之中,所以文王系辞。卦辞多叙述忧患和危险的事情。能使危险转为平安的是文王,使轻忽者走向倾覆的是纣王。然而这里所说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实际上是给天下后世作法则。知道恐惧的人可以安定平安,轻慢的人必然走向倾覆。所以说:‘危险的使它转为平安,轻忽的使它走向倾覆。’但这并不是有人强行使它如此,而是上天生养万物,必定依据它们的材质而加以成就。因此,栽培的就培植它,倾斜的就使它倾覆,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就《易》所论而言:‘勤勉不懈,夜晚仍戒惕,即使处在危险中也没有咎害;灾祸在外,而因敬慎不会失败。’这就是危险能够转为平安的原因。《泰》上六不知道戒惧,所以有‘城墙倾覆到城壕中’的忧患;《大壮》六五不知道戒惧,所以有‘在平地上失去羊’的忧虑。这就是轻忽能够使人走向倾覆的原因。《讼》卦所谋划的事情,始终都是凶;《比》卦没有首领,也没有善终,正是如此。第八章说出入都要合乎法度,审察内外,使人知道恐惧;这里说‘始终保持戒惧’,是说在出入、内外、终始之间,没有一处不知道戒备。圣人用来忧虑事情,可以说是周密了。” 蒙说:圣人研究《易》的卦辞并论说它所处的时代,可以看出《易》的道理无所不包;然而要把人的心约束在没有过错的境地,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就没有更多的蕴义了。以上是第十一章。先儒说:“本章论述创作《易》的人怀有忧患意识,并希望人们善于补救过失。” 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先儒说:“平易却能够知道险难,简约却能够知道阻碍,那么在遇到事情、处理事物时,都知道戒惧,不敢用轻率、简略的态度来处理。例如凭乾卦的刚健而能够用九,就不至于高亢,这就是知道险难;凭坤卦的柔顺而能够用六,就能够坚守正道,这就是知道阻碍。只有能够知道险难和阻碍,遇到忧患时才会内心戒惧而深思祸患,所以能够保持危惧而不轻忽,不会像轻忽者那样倾覆。” 蒙说:如果把平易、简约作为自己的性情,好像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但正因为如此,在忧患面前反而能够平易处之,实际上对天下的事情不敢轻忽,这正是平易、简约之道成为圣人之道的原因。能够使道理在心中得到喜悦,能够深入研究诸侯的思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不断前进的事业。先儒说:“心中喜悦,所以能够决定吉凶;深入研究思虑,所以能够成就不断前进的事业。使道理在心中喜悦,是乾德的事情;深入研究思虑,是坤德的事情;决定吉凶,是乾坤共同的事情。”大概乾是平易正直而充沛流行,坤是凝重厚实而有所守持。蒙说:“道理浸润于心中,就能够精审自己的知识;行为经过思虑而成,又能够落实到实践中。这些都根本出于乾坤的德行。” 所以,观察阴阳的变化和人的言语作为,吉祥的事情会有祥兆,观察事物可以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
先儒曰:「变化隂阳之所为,云为人事之所作。吉者,事之着;祥者,吉之瑞兆。吉事有祥,谓吉事自有祥兆,见之明也。惟其变化云为,故象事可以知器。盖象理之方,兆恍惚未定之时,器者,日用饮食,形而下者之事也。盖人之云为,既能尽变化而无间,所以恍惚未定之时,而能知事物当然之则也。惟能于吉事而知其祥,故占事可以知来。盖易之占辞,虽告人以吉凶,必能察微之防,而后能预防其未定之吉凶而无差也。不然,则虽从事于占,而未必应也。象事知器,明事理之已然也;占事知来,知吉凶于将来也。盖上二句是説理,下二句是説徴騐。」蒙谓道无定体,而兆于未形之先;事有定迹,而騐于既形之后。盖天下道备于易,故人得即其道而由其事也。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先儒曰:「两间之位定,而易之理行乎其中矣。然天地不能以此理而语诸人,必得圣人作《易》,卜筮以成天地之能。使天下将有为、将有行之际,既集羣议而谋诸人,又考占筮而谋诸鬼。百姓至愚,无所知识,亦得以考吉凶而成亹亹。虽圣人所能为者,彼亦得以与其能也。」蒙谓圣人有参天地之徳,故能賛天地之功。圣人必兼天下之智,故能资天下之用。盖天下一理耳,而易之作,所以为天地心,立人极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先儒曰:“八卦以象告,有象之可观;爻彖以情言,有辞之可玩。刚柔相杂,而吉凶可见。百姓观象、玩辞、占事、知来,所以与能也。”蒙谓观象玩辞,既知其理之有常;观变玩占,又知其用之不一。盖有常者,易之理;而不一者,易之事也。即天理之常,而通乎事之变,易道无余蕴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逺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先儒曰:「变动,即上文爻有变动是也。」以利言者,变动本皆教人趋吉避凶而归于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者,由情而迁也。情有善,则迁乎吉;有恶,则迁乎凶。是不能皆归于利矣。爱恶逺近,情伪也,相攻相取,相感迁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总名之曰吉凶也。爱恶相攻,如讼九四「不克讼,以与初相爱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恶九五也」;九五「大师克相遇,恶三四也」。逺近相取,姤九五「以杞包▯,逺取初六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伪相感,如中孚九二「以情感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初也」。蒙谓蒙六三,见金夫以伪感二也。渐九三,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以伪感四也。凡此皆情迁者也。爱恶相攻,因于逺近相取。逺近相取,因于情伪相感。相感者,情始交,利害之开端也。相取者,逺迩之已着,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则事之已极,吉凶之不可移也。此三者,言吉凶以情迁之事。凢易之情,以下独举近者,总言之道之运行,无不善。故易之所示,欲人皆善,心之趋向有不同,故辞之所命,不能以强同。盖欲人之皆善者,圣人之本心。其有不善者,岂圣人之得己耶?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先儒曰:「变动以利言,言命爻之义。将叛者以下言,繋辞之法。将叛正理,其中有慊,则发于辞,自然惭愧也。疑者可否不决,其辞不直,裁成两岐也。诬善者,言语不实,如物在水上浮,防不定也。失其守者,见理不明,无所操执,其辞多屈而不伸也。」叛、疑、吉、躁、诬善、失守六者之情不同,故惭、枝、寡、多、防、屈六种之辞亦异。作《易》者因是情系是辞,义使人因是辞以得《易》之情也。将叛者,其辞惭,渐之九三是也。中心疑者,其辞枝,如睽之六三是也。吉人之辞寡,蒙六五是也。躁人之辞多,如大壮九三是也。诬善之人,其辞游,如无妄六三是也。失其守者,其辞屈,如讼六三是也。夫子特举其凡,它可类推矣。至孟子答公孙丑之问曰:「诐辞知其所蔽,滛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邪辞离,即将叛之辞也。遁辞穷,即失守之辞也。《易》因情而命辞者也,孟子因辞而知心者也。盖善学《易》者,莫如孟子。蒙谓人之存于心者,有邪正之殊,故▯于言者,有善恶之异,而《易》所命,亦犹是也。右第十二章先儒曰:「此章承上章『危者使平』而言,乾坤之徳行,虽易简而知险知阻,乃圣人所以处忧患之道。」继言「易之功用之在人者如此其着」,而圣人作《易》之功,实与天地参矣。终言「命爻繋辞之防」,乃圣人「成能百姓与能」之实也。言此以终下系上章之意欤?
<经部,易类,易精蕴大义》>
钦定四库全书易精蕴大义卷十一 元 解蒙 撰
译先儒说:“变化,是阴阳的作为;言语作为,是人的行为。吉,是事情显著的结果;祥,是吉的征兆。‘吉事有祥’,是说吉祥的事情本来就有祥兆,而且能够清楚地显现。正因为能够通晓变化和人的言语作为,所以观察事物可以知道器物。大概在象理初现、征兆恍惚未定的时候,器是日常使用和饮食等形而下的事情。人的言语作为既然能够穷尽变化而没有间隔,所以在事物尚恍惚未定时,也能知道事情和事物应然的法则。正因为能够在吉祥的事情中知道祥兆,所以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大概《易》的占辞虽然把吉凶告诉人,但必须能够察知细微的征兆,然后才能预先防范尚未确定的吉凶而不发生差错。否则,虽然从事占问,也未必能够应验。‘观察事物可以知道器物’,是明白已经发生的事理;‘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是知道将来会出现的吉凶。上面两句说的是道理,下面两句说的是征验。” 蒙说:道没有固定的形体,却在事物尚未显形之前显现征兆;事情有固定的迹象,却在已经显形之后得到验证。大概天下的道理都具备于《易》中,所以人们能够依据《易》的道理来行事。天地安置好了各自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的功能。人们谋划,鬼神谋划,百姓也能够参与完成其功能。先儒说:“天地之间的位置确定了,《易》的道理就在其中运行。然而天地不能把这个道理直接告诉人,必须有圣人创作《易》,通过卜筮来完成天地的功能。天下将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时,既汇集众人的意见以谋划于人,又通过考察占筮以谋划于鬼神。百姓虽然极其愚昧、没有知识,也能够借考察吉凶来成就不断前进的事业。即使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百姓也能够参与其中、共同完成。” 蒙说:圣人具有参赞天地的德行,所以能够辅助天地的功业;圣人必须兼有天下人的智慧,所以能够借助天下人的作用。大概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而《易》的创作,就是为了成为天地之心,树立人的准则。八卦用卦象来告示,爻辞和卦辞用情状来说明。刚柔交错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先儒说:“八卦以象告示,是有卦象可以观看;爻辞和卦辞以情状说明,是有文辞可以玩味。刚柔彼此交错,吉凶就可以看见。百姓观察卦象、玩味文辞、占问事情、知道未来,所以能够参与完成其功能。” 蒙说:观察卦象、玩味文辞,已经知道《易》之理有恒常的一面;观察变化、玩味占问,又知道《易》的作用并不只有一种。恒常的是《易》的理,不同的是《易》的事。依据天理的恒常而通达事情的变化,《易》道就没有遗留的蕴义了。变化运动以利益而言,吉凶随着情状而迁移。因此,爱与恶彼此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彼此取用,悔吝由此产生;真情与虚伪彼此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便是凶,有时还会伤害对方,因而产生悔恨和吝惜。先儒说:“‘变化运动’,就是上文所说爻有变化运动。所谓‘以利而言’,是说变化运动本来都是教人趋吉避凶而归于利益的。然而吉凶仍不免有分别,是因为它随着情状而迁移。情状有善,就迁向吉;有恶,就迁向凶,因此不能都归于利益。爱与恶、远与近、真情与虚伪,都是情状;相攻、相取、相感,是情状迁移的原因。吉凶、悔吝、利害,总称为吉凶。爱恶相攻,如《讼》九四‘不能胜讼,因为与初爻相爱’;《同人》九三‘在草莽中埋伏兵戎’,是因为憎恶九五;九五‘大军获胜而相遇’,是因为憎恶三爻、四爻。远近相取,如《姤》九五‘用杞柳包住瓜’,是从远处取初六;《豫》六三‘抬头看而取乐’,是从近处取九四。真情与虚伪相感,如《中孚》九二以真情感动九五;《屯》六四求婚,是以真情感动初爻。” 蒙说:《蒙》六三,见到有钱的男子,是用虚伪之情感动六二;《渐》九三,男子出征而不返回,妇女怀孕却不能生育,是用虚伪之情感动九四。这些都是情状发生迁移的例子。爱恶相攻,是由于远近相取;远近相取,是由于真情与虚伪相感。相感,是情意刚开始交接,是利害的开端;相取,是远近关系已经显著,是悔吝道路的分界;相攻,则是事情已经发展到极点,吉凶也无法改变。这三点,都是说明吉凶随着情状迁移的事情。至于‘凡《易》的情状’,以下单独举出接近的情况,总说道的运行本来没有不善的。所以《易》所显示的,是希望人都行善;但人心趋向各不相同,所以卦辞的告诫不能强使所有人完全相同。希望人都善,是圣人的本心;其中出现不善,难道是圣人愿意如此吗?” 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会显出惭愧;内心疑惑的人,他的言辞会枝蔓分歧。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他的言辞浮游不定;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屈曲不直。先儒说:“变化运动以利益而言,是说系爻辞的意义;从‘将要背叛的人’以下,是说系辞的方法。将要背叛正理的人,内心有所不满足,就会自然从言辞中流露出惭愧。疑惑的人在可与不可之间不能决断,所以言辞不直截,像分成两条道路。诬陷善人的人,言语不真实,如同物体浮在水面,飘荡而不能固定。失去操守的人,见理不明,没有可以把持的原则,所以言辞多屈曲而不能伸展。”背叛、疑惑、吉善、急躁、诬善、失守六种人的情状不同,所以惭愧、枝蔓、少、多、浮游、屈曲六种言辞也不同。创作《易》的人依据这些情状系定这些辞义,是为了使人依据这些言辞而了解《易》的情状。将要背叛的人言辞惭愧,如《渐》九三;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枝蔓,如《睽》六三;吉善之人的言辞少,如《蒙》六五;急躁之人的言辞多,如《大壮》九三;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浮游,如《无妄》六三;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如《讼》六三。孔子只是举出大概,其余可以类推。至于孟子回答公孙丑的问题说:‘偏颇的言辞,可以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可以知道它陷入什么境地;邪僻的言辞,可以知道它背离了什么;逃避的言辞,可以知道它困窘在哪里。’ 所谓邪僻言辞所显示的背离,就是将要背叛者的言辞;所谓逃避言辞所显示的困窘,就是失去操守者的言辞。《易》是根据情状来规定言辞,孟子是根据言辞来了解内心。大概善于学习《易》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孟子。蒙说:人心中所存有的东西有邪正的不同,所以表现在言语中的内容有善恶的差异,《易》所规定的辞义也是如此。以上是第十二章。先儒说:“本章承接上章‘危险的使它转为平安’而说,乾坤的德行虽然平易简约,却能知道险难和阻碍,这正是圣人处理忧患的道。接着说《易》功用在人身上的作用如此明显,而圣人创作《易》的功业,实际上已经与天地相参。最后说规定爻辞、系属卦辞的原则,这就是圣人‘完成天地的功能、使百姓也能参与完成’的实际表现。说这些,是为了结束下系辞上章的意思吗?” 《经部,易类,易精蕴大义》钦定四库全书。《易精蕴大义》卷十一 元代解蒙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