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精蕴大义卷九　　　　　元　解蒙　撰

译《系辞上传》。天尊贵而居上，地卑下而居下，乾坤的定位就确定了。卑下与高上排列开来，贵贱的位次也就确定了。天地不能隐秘自然的《易》，而《易》也不能脱离自然的形势。圣人还容得下什么私心呢？动与静都有常规，刚与柔的分别就确定了。阴阳以健为体，顺从是它的性质；卦爻用奇偶来确定其画象。所以从阴阳入手探求《易》，《易》道就清楚显明了。事物按类别聚合，万物按群类区分，吉凶由此产生。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变化就显现出来了。道理散布在万物之中，而卦辞则系属于《易》的占断；形迹显著于两端，而其中的道理则在《易》的运动中得到验证。这就是《易》能够与天地相准的原因。先儒说：“这里说的是，圣人观察天地阴阳有这样的道理，所以作《易》时便确立这样的义理。‘类聚’是说相同的聚合，‘群分’是说不同的分别。顺从相同之处就吉，违背不同之处就凶，这就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吉凶，是卦爻作用的显现。有了形和象，然后才有变化的验证。类聚群分而产生吉凶，就是后章所说的‘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成象，就是下文所说的雷霆、风雨、日月；成形，就是下文所说的男女；变化，就是下文所说的相摩相荡。鼓动、滋润、运行，是成象的变化；形成男、形成女，化生万物，是成形的变化。我认为，充满天地之间的，无非以阴阳的实质为体；确定卦象的，无非是把阴阳的道理说明给人看。所以观察天地，就能看见《易》了。” 因此，刚柔相互摩荡，八卦相互激荡。数以两画建立卦，再以倍数成卦，这就是圣人作《易》的次序。雷霆使万物振动，风雨使万物滋润。日月运行，形成一寒一暑。乾道形成男，坤道形成女。阴阳二气运行，产生人物的万般差异。它的变化之道，都完备地包含在《易》中了。先儒说：“这是承接上文‘变化见’而说卦，以说明变化的实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正是在说制作这些卦的时候。这是成象的变化；成形的变化也在这些卦中显现，在这些卦里可以看见造化的关键。只要一发动，那许多事物就都出现了。《易》只是权且描写这个道理。起初《易》是《易》，天地是天地；到了后来，《易》就是天地，天地就是《易》。变化之道不可知、不可见，能够看见的，只是形象□而已。所以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是阴阳交感而成为二气的推移。雷霆属阳，风雨属阴；日属阳而月属阴，暑属阳而寒属阴。阴阳运行于天，人物生长于地。乾道就是阳，坤道就是阴。这些形象的变化，才可以知晓、可以看见。造化的妙处，不过在于它的运行作用罢了。假如刚自为刚、柔自为柔，八卦各自居于其方位，雷霆风雨不能相互发挥作用，日月寒暑不能彼此往来，又怎么能成就造化呢？正因为它们相摩相荡、鼓动滋润、运行不息，彼此发挥作用，所以能生养万物。上文说阴阳的实理，是建立《易》的根本，是相对待的阴阳，是交易的体。” 这里又说明《易》的变化显现在阴阳之中；这属于流行的阴阳，是变易的作用。体建立起来，作用运行起来，这就是《易》的道。我还曾据此一卦考察先天之卦：卦画开始时，以一刚一柔同第二画的刚柔相摩而成四象；又以二刚二柔同第三画的刚柔相摩而成八卦。八卦既成，又各以八个悔卦加在八个贞卦之上，于是一卦成为八卦，八卦成为六十四卦。震为雷，离为电，霆就是电。我认为：“圣人作《易》，既然精妙地把握了阴阳的道理，《易》的变化也就完全发挥了阴阳的妙处。我曾从《易》出发，在实际事物中加以验证，确实看到了这一点。” 乾懂得万物的大始，坤使万物成形。乾凭借简易而能知，坤凭借简约而能成事。先儒说：“这是赞美乾坤的功劳，虽然广大无边；乾坤的德行，实际上却极其简要而不繁杂。说‘知’，只是知晓；说‘能’，则涉及有形有器，能够成就万物。阳以阴为根基，阴以阳为倡导。阳知道开端而享有成果，阴效法其法则而成就其功劳。然而乾以无所作为而能知，所以它的知晓迅速；坤以无所作为而能成，所以它的成就广大。乾坤是同一个道理，并没有两样。天道运行流行、浑然无形的是乾；天道的变化显现在功用上的，是坤。所以前文以男女区分乾坤，这里以形与气区分乾坤。以男女来说，男属乾、女属坤；以形气来说，则每一物各自都具备一个乾坤。” 我认为：“要知道万物形与气的差异，都是禀受于阴阳健顺的差异。” 这样才可以说到乾坤的德行。《易》就是易知，简就是易从。易知便会使人亲近，易从便能建立功业。如果不能去除一己的私欲，以符合天下的公理；不能依据健顺的道理，以会通内外之道，就做不到这一点。有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业，就可以广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广大，是贤人的业。专一于内，是用来成就自身的；兼顾外在，是用来施行于事务的。人效法乾坤，达到这一步，就可以成为贤人了。先儒说：“没有险诈偏邪的行为，就容易知晓；办事抓住要领，就容易遵从。有亲近，就能终身爱戴而没有离异的忧患，所以可以长久；有功业，就能日积月累而逐渐增益，所以可以广大。没有亲近，怎么能长久？没有功业，怎么能广大？但这还不是最高境界。”所以说这是贤人的德业。德，是说得到于自身的；业，是说成就于事务的。然而求学之道，最先在于立志。志向长久，气就长久；德性长久，所以说可以长久。又说‘日新’。广大，是才大；事业广大，所以说可以广大。又说‘富有’。德业不能长久、不能广大，就不足以称为贤人，更何况能称为圣人吗？但特意称为贤人，是为了说明乾坤的德业人人都可以努力达到。” 我认为：效法健顺的道理，以会通内外之道，那么美德就蕴含在内，并会从事业中表现出来。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能得到；得到天下的道理，就能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位置。先儒说：“贤人效法易简之道，仍未免存在天与人的分别，还没有同乾坤合为一体。”所谓做到易简而得到天下的道理，是说圣人与乾坤的易简相合，凡是用来象示天下、经营万物的，都顺应其自然，没有丝毫以穿凿的智巧制造事端的私心。因此，没有一物不能通达其理，没有一事不能合乎其理。达到这里，就是体察大道的最高功夫，是圣人所能做到的极致，可以与天地并列。”

译我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能够尽人事而与天地并列。”以上是第一章。先儒说：“这一章专门论述伏羲体察造化而制作《易》的事情，重点在于乾坤二卦生出八卦，直到六十四卦。先天之《易》中，乾坤最终包摄六十四卦在内。凡属阳的就是乾，凡属阴的就是坤。最后归结到乾的德，贤人效法它，造诣达到极致，圣人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 圣人设立卦，观察卦象，系上卦辞以说明吉凶；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先儒说：“这两句是纲领。”刚柔并立，是相摩；交替消长，是相推。我认为：“圣人即根据已经显现的卦象来告诉人占断，也是依据阴阳的进退而得到的。” 所以，吉凶，是得失的象；悔吝，是忧虑和忧惧的象；变化，是进退的象；刚柔，是昼夜的象；六爻的变动，是三极之道。先儒说：“变化对于刚柔，正如进退对于昼夜。白昼推移而前进，黑夜就退去；柔变为刚。黑夜推移而前进，白昼就退去；刚变为柔。昼夜的进退没有止息，刚柔的变化没有穷尽。”‘动’是说变爻，是承接上文的变化而言。圣人根据动爻向人显示吉凶，使人随时进退、趋吉避凶，参与阴阳的运行，合于刚柔的宜适，以顺行仁义的施行，这样就不会遗漏三极之道。” 我认为：观察人事的变化，以参与造化的运行，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所以，君子居处时能够安定的，是因为懂得《易》的次序；所喜爱并玩味的，是因为懂得爻辞。先儒说：“‘居而安’，指身体所处的位置；‘乐而玩’，指内心所喜好的。序，就是次序。从卦来说，是否、泰、剥、复这一类；从爻来说，是潜、见、飞、跃这一类。知道次序有常，所以处在相应位置便安定，乐于体会其中的道理，反复玩习而不厌倦。卦辞可以说明道理，知道其中的道理无穷，所以乐于玩味。能够乐于玩味爻辞，卦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 我认为：“学习《易》而能够运用《易》，明白道理而能够契合《易》，就不会在事情上迷惑，也不会在内心疑惑。” 所以，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因此，得到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先儒说：“卦辞产生于卦象，所以先观察卦象，然后玩味卦辞；占断产生于变化，所以先观察变化，然后玩味占断。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学习《易》；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是运用《易》。学习《易》，要穷尽它全部的道理；运用《易》，只在于穷尽某一爻所处的时位。既然穷尽了天道的运行，就必然合于天时，所以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文说居处安定、喜爱玩味，都是居处方面的事；下文以居处对行动来说，重点就转到行为方面了。” 我认为：“静时穷究道理，已经尽知《易》的全体；动时阐明道理，又发挥《易》的大用。这样，就不会遗漏道理，也不会使内心厌倦。” 以上是第二章。先儒认为，这一章专门论述文王、周公系辞，以说明伏羲卦象中的刚柔变化、吉凶悔吝；凡三极之道，都显现在卦辞爻辞中，而君子学习《易》，一定应当结合卦象来说明。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吉凶，是说得失；悔吝，是说小的过失；无咎，是善于弥补过错。因此，排列贵贱取决于爻位，齐一小大取决于卦，辨别吉凶取决于卦辞，忧虑悔吝取决于细微的分界，警戒而达到无咎取决于悔改。所以，卦有大小，卦辞有险易。所谓卦辞，就是各自指示人所应趋向的方向。以上是第三章。《易》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容、贯通天地之道。先儒说：“‘准’是说恰好相当，没有丝毫过度或不足；它的静态之体、动态之用，都彼此相似。‘弥’是周遍其全体，‘纶’是详尽其条理。只有与天地相准，所以凡天地体用所达到的地方，都能穷尽其始终本末，得到天地并行并育的全体；只要有一丝过度或不足，就不能如此。”我认为：“《易》具备天地的道理，所以对天地有很深的补益。” 抬头观察天文，低头察看地理，因此知道幽明的缘故；推究开始而反求终结，因此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物，游魂离散而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先儒说：“‘以’字，是圣人作《易》的本意；下文说的都是《易》中完备的道理。天高而垂示象，所以说‘观’；地卑而效法，所以说‘察’。‘文’是交错而相互成就，‘理’是性情必然达到的结果。天文、地理也只是互文而已。幽，是隐微不可见；明，是显著可见。幽的缘故产生于明，明的缘故产生于幽。隐微的终将显现，显现的本来又含有隐微，所以要从它们不可不如此的道理来理解。始，是明的开始；终，是明的穷尽。明穷尽就转向幽。所谓‘原始’，是推求事物周流运行而得其源头；‘反终’，是返观终点，因为终结的原因正是开始的原因。开始必有终结，生必有死，往来出入，始终是一脉相通的。刚明白彼方，就能晓得此方；刚明白开始，就能知道终结。始终虽然不同，却同是一个当然的道理。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不是两条不同的道。死生之说，是人情好恶中最深的一种。知道这个道理，明白其中的义理，就能不妄作。” 因为没有妄作，所以生时顺遂，死时安宁。圣人就着具体事物说明道理，由有形之物看见无形之理，得到它以后自然能够贯通为一。‘情’是实理必然达到的结果；‘状’是众多存在之物可以命名的形态。精气从无进入有，游魂从有趋向无。从无到有，是神的情状；从有到无，是鬼的情状。从无到有，所以显现为物；从有到无，所以隐而成为变化。显现为物，是神的形状；隐而成为变化，是鬼的形状。大概鬼主静而神主动，其实是一条道理，并不是两种事物。都是二气的聚散，是事理当然如此。由道理所成，所以看似无形而实际存在。这就是幽明、死生的道理，贯穿于幽明死生之中，按时出入，精妙地发挥作用并完成其事情。然而总的说来，不过是阴阳两端罢了。圣人是体察造化之理而作《易》，所以天下所有道理都不能超出《易》；圣人又运用《易》来穷究道理。” 我认为：道理不在《易》之外，所以从《易》入手穷究道理，这样才能通达阴阳的变化。

译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智慧周遍万物，道德事业救济天下，所以不过度。旁通万事而不流荡，乐于天道、知晓命运，所以没有忧患。安于所处之地，敦厚地实行仁，所以能够爱人。先儒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这是总的论述圣人的体量。‘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是指圣人的知与仁在实际上同天地相似。我曾论述过：天地是道的全体，《易》是天地的全体，而圣人又是《易》的全体。知，是卦爻所指示的；道，是圣人所实行的。周遍万物，是表里精粗没有不到之处，全体大用没有不明之处。救济天下，是每一物、每一事都没有遗憾。智慧周遍万物而道德救济天下，于是心与道相合，行动无非合乎道理，万物各得其宜。并不是徒有广大周遍之名，施行到事物上却一件也不适合，反而成为祸害，如后世异端之学那样。‘不过’是得到中正，利于万物、适宜于人，而不是徒有周遍万物的虚名。旁通而不流荡，是说事物的道理和形势有时超出常规，《易》无不具备，圣人无不应对。这些都是道所达到的地方，是时中所在，所以虽旁通而不至于流荡。” 达到这里，才是与天地相似而不违背的极致。这样一来，天地的流行就无所不包。富贵贫贱、死生寿夭，以及夷狄、患难，有些出于非常、出乎意料，但都在天理之中；随着所遇到的环境和所处的位置，都有预先确定的应对方式。‘土’是所处的地方；‘安土’是随着自己所处的地方而安定。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只有得到它的常经、定序和大中之道，人才能成为人。安于所处之地，道理就纯熟、义理就确定，生生之心也更加培植巩固；不安于所处之地，私欲就日益滋生，本来从天地所得的东西也日益浅薄。这就是使天地与圣人合为一体，并最终归结到这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产生，难道只是徒然如此吗？” 我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合其德，也只是因为尽其本性罢了。” 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度，曲尽万物而无所遗漏，通达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所以神没有固定方位，《易》没有固定形体。先儒说：“范围天地的变化，使万物合成一个完整的总体，都不超出道所规定的范围。所谓‘化’，也不过是恰到好处；若超过整体便有弊病。曲尽万物，包括各类众生，无论洪大纤小、高下不同，都曲折详尽，没有不尽其心、完成其事的，这就是所谓‘纶’。‘遗’就是不及；有所不及，对于整体来说也就不完整了。昼夜就是阴阳。‘通’是以一贯通二，‘知’是立于一而为二者照察。所知的就是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事，万物都只是一阴一阳。通达于道，就合于一；在应当出现的时候出现，时阴便阴，时阳便阳，所以神没有固定方位，《易》没有固定形体。事物的方位和形体都有一定，而天地圣人的作用无感不应、无所不宜，万般变化都由一个道理贯通。神能够为阴、为阳，在这里显现又在彼处显现，所以没有固定方位。《易》以一阴一阳相互交易，变易本来没有固定形态，所以没有固定形体。这就是天地圣人随时出现而一以贯之的道。所以说：‘造化的妙处不在神易之外，而神易的妙处独独在圣人那里得到体现。’学习者若能得到这个道理，小德如川流，大德敦厚地化育万物，就没有不到之处了。” 我认为：仁足以辅助化育万物的功业，知足以穷究造化的道理。这就是圣人使神易之用达到精妙的地方。以上是第四章。这一章，先儒说：“三个层次虽然在穷理尽性之外另有达到天命的事情，但前两种功夫达到这里，知就更加精细，行就更加纯熟了。”所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尽人物之性而达到与天地并列。所谓通达昼夜之道而知，是穷尽道理的妙处，达到穷神知化。范围曲成，是道德救济天下、安土敦仁的最高功夫；通达昼夜而知，就是幽明死生所以然的道理。所以用‘神无方，易无体’来总结上文的意思。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先儒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造化流行来说；‘成之者性’，是就人所禀受来说；‘继之者善’，是就天赋与人受之间的承接处来说。一阴之后又一阳，一阳之后又一阴，就是没有固定方位的神、没有固定形体的《易》，这就叫道。以一贯通万物，以一贯通阴阳二者；道无声无臭，虽无形象可见可闻，但阴阳二者往来屈伸以成就万物，道之所以为道，就在于此。朱子解释说：‘继’，是气刚刚出现而尚未形成；善，是理刚刚运行而尚未确立的名称，属阳，是诚的根源。成，是事物已经形成；性，是理已经确立，属阴，是诚的确立。元亨利贞是乾的四德，道开始出现并赋予万物，就是善的继承；复是各自得到而藏于自身，就是性的成就。《易》是交错代换的名称，卦爻的建立就是这样。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在其中一方面赋予、一方面承受，也由此而来。我认为，《大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乾坤二象所说的一年运行功用。” 周子在《通书》中用人事来解释，所以说“元亨”是诚之通，“利贞”是诚之复。诚就是《易》所谓的道；通就是元亨所表现的善；复就是利贞所表现的性。善用来阐明这个道，所以说“继”；性用来完整地保持这个道，所以说“成”。因此朱子兼取两种解释。我认为：理乘着阴阳的机运运行，赋予万物，所有这一切都不超出这个道理。仁者看见它，就把它称为仁；知者看见它，就把它称为知。百姓每天都在运用它，却不知道它，所以君子之道就很少有人明白了。

译先儒说：“人虽然同有这种善性，但由于禀生的气质不同，不能没有偏全、清浊的差异。”我曾论述过：道，是至极的道理和当然之理。用仁来实行，用知来认识，不过是这两方面而已。有的人专力于实行，却不求知晓实行的根据，就免不了成为贤者的过失，因而道不能实行；有的人专力于求知，却不知道如何实行，就免不了成为知者的过失，因而道不能彰明。至于习惯而不察知，实行而不显著，就是所谓人人都饮食，却很少有人能知其滋味。然而对于气质之性，君子不能只把它当作本性。假如有澄清治理的功夫，所谓全体早已浑然存在于本性之中，那么君子之道怎么会始终稀少呢？所以这一节说，道在人身上，从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以下，不能没有偏失；必须像上章那样穷究道理，才能尽性而至于天命。这是学习《易》的最高功夫，也是作《易》的本意。” 我认为：道的全体本来无所不备，但人所禀受的很少有不偏的，所以圣人对此道有很深的感慨。仁显现在万物之中，用则藏在无形之中；它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共同忧虑。盛大的德和伟大的业，达到极点了啊！天地之道，无非显与微同出于一个机。阴气生阳，由内向外，所以鼓动万物向外生发；这个机显现在仁中。阳气生阴，由外向内，所以鼓动万物向内收藏；这个机藏在作用中。这个机一发动，作用哪里会停止呢？显仁之后又藏用，藏用之后又显仁，这就是一阴一阳所说的道。说显、说藏，不过是道的体和用而已。‘鼓’是发动机缄，使万物生长，端正其开始并完成其终结；万物的性命义理，都已预先确定。天地的作用，不过随着时令鼓动而使它发生，以鼓舞而使它完成。‘鼓’就是藏在作用中的那个作用，它所鼓动的常常潜行默运而不可见，所以说‘藏’。显仁是已经如此，藏用是所以如此；道的定体和妙用，又可以从‘鼓’这一字看出来。仁，是众物显露生长；用，是神妙的作用没有踪迹。所以在天而言，生就是仁，产生万物的原因就是用；在圣人而言，发显出来的是仁，使之发显的就是知。天地不能用智来说明；知不离于心，有心便有忧，这就是天与人的区别。天地作为万物，其生其杀都顺其自然，天地不在其中增加丝毫人为作用。” 圣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对象，所以说天地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有相同的忧虑。天地的大德叫作生，生万物的作用就是用。仁与用是天地的德业，而它们的盛大又不是圣人所能达到的，所以说“达到极点了啊”。这里的“仁”字与上文“仁者见之谓仁”的“仁”字不同；这里纯粹是理，那里已经涉及气。乾以元为仁，就是这里所说的仁。我认为：上天对于万物，只是运行一气而没有主观意识，所以它功用的精妙之处，不是圣人能够参与的。广泛充足叫作大业，日日更新叫作盛德。兼容承载万物而没有外部边界，是作用的广大；贯通万物而没有穷尽，是本体的恒常。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不断生生叫作《易》，形成象叫作乾，效法规律叫作坤。阴阳相互交替而没有穷尽，它的道理显现在实际事物中，就表现为形与气的差异。穷尽数而知道未来叫作占，通达变化叫作事，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运用《易》而施行于人事，虽然不能脱离阴阳的本体，却一定要使阴阳的作用达到精妙。先儒说：“富有而广大，没有限制；日日更新，悠久无穷。天高地下降，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异，这大概就是所谓富有吧？阴阳升降，万古如同一日，这大概就是所谓日新吧？《易》是变化而无穷尽，所以说‘不断生生，就是《易》的道’。这些都是造化自然的道理。象，是从无进入有，借作用显现本体开始的状态。法，是从未然到已然、千古恒常、不变的定体。说‘成象’，是法已经具备但还没有确定；说‘效法’，是道已经完全显露而没有隐藏。乾坤形成，而《易》在它们之前已经开始；详细考察这三句，就可以明白性、道、太极是其本体。数，是蓍草之数；变卦，就是变化。万物没有能逃脱数的，所以穷尽占筮之数就可以知道未来。‘物事’就是行事，也就是根据占卦的变化而通达运用它。‘生生之谓易’到‘通变之谓事’，说的是《易》的阴阳。‘生生之谓易’一句是总纲，下面四句是分目。‘成象之谓干，效法之谓坤’，是阴阳属于卦象的部分；‘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是阴阳属于占筮和行事的部分；‘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是总结上文的意思。” 上章说“易无体”，这里说“生生之谓易”；正因为不断生生，所以能成为体。上章说“神无方”，这里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正因为不可测，所以没有固定方位。说到《易》而继之以乾坤，是因为乾坤毁坏，就无法显现《易》，也无法成书。说到神而先说占事，是因为占事是神所寄托并显现的地方。神易发挥作用，变化无穷，但其实际不过不超出阴阳两端。我认为：功用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而书中显现的道理，穷尽了无穷变化的形态；气以阴阳为体，而筮法中显现的作用，穷尽了变化通达的利益。但使其中道理变得精妙的地方，又不是人所能完全说清的。以上是第五章。先儒说：“这一章专门说明阴阳之道。在造化以及《易》《书》中，落实到造化，生而为人，就有仁者、知者和百姓的分别；生而为物，则在显仁藏用之后，有鼓动万物的妙用。落实到《易》《书》，从生出两仪四象直到生卦，‘成象之谓干’是乾阳的作用，‘效法之谓坤’是坤阴的作用，这是阴阳在卦中的表现。穷尽七、八、九、六之数而占，以知道未来；通达阴阳老少的变化，并据此办事，这是阴阳在蓍筮中的表现。所以开头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可以看见天地的变化；大《易》的道理无不各自具备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以看见道的体用不离阴阳，而它所以不偏不倚、默默运行于二者之间，是因为神妙而不可测。它的体叫作道，它的用叫作神。学习者怎么可以浅薄地看待它呢！” 《易》的范围真是广大而伟大啊！从远处来说，它的道理没有穷尽；从近处来说，它安静而端正；从天地之间来说，一切都完备了。

译先儒说：“这是论述《易》所涵盖的道理是广大的。说量，是说大；说性质，是说广。说到远处，道理不会因为遥远而穷尽，作用也不可阻挡；说到近处，眼前所见就有道存在。它的本体无为而端正，因此可见它本体所涵盖的范围广大。天地有的，《易》都有，所以没有不完备的地方。由此可见它所容纳的范围广大。” 我认为：道的全体无所不包，所以大到没有外界，小到没有内界，能够明察天地。乾在静止时专一，在运动时直行，因此产生广大。坤在静止时收合，在运动时开展，因此产生广阔。先儒说：“《易》的广大，都是乾坤造成的。大的方面，是专一、直行造成的；广的方面，是收合、开展造成的。专，是一而不杂；直，是纯粹循理而无私心。受到感应便能通达，这产生于专直；而直也是专所造成的。专，就是纯粹的道体；直，就是纯粹的道用。纯粹合于道，就无所不周，所以称大。翕，是从乾的静中得到的，意思是合；在尚未发动之前，如同保持合拢，没有间隙。辟，是时机到来而发出，也是感应而通达，不可阻挡，是没有间隙造成的。所以称广，这些都是道的体用，而坤是以乾为体。专而不杂、翕而无间，都是小到没有内界；直、辟而达到广大，都是大到没有边际。直、辟出于专，翕也由专而来。我曾论述过，天地的动静以形气区分，乾坤各有动静，在四德中可以见到。《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就是这个意思。动以静为根基，只是一个道理。正因为专，所以直；正因为翕，所以辟。专直用一个词来说明，翕辟用两个词来说明。它静止时专而翕，所以静；它运动时直而辟，所以不可阻挡。” 总的说来，乾以健为主，静止时只是专一，运动时就直行。坤以顺为主，极静时只是收合，运动时便开展而已。所以说：‘不能专一，就不能直行；不能先收合聚集，就不能发散。’ 我认为：阳凭借一来施行，所以它的本质无所不包；阴凭借两来承受，所以它的容量无所不受。因此圣人根据体用的完整情况，把它推到极致来说明。广大配合天地，变通配合四时，阴阳的义理配合日月，易简的善配合最高的德。先儒说：“广配地，大配天；变通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不是广大就不能变通，不变通就不能成就广大，所以这样说。太阳照耀白昼，月亮照耀黑夜，这是阴阳之气。至德，是人心达到极致的德，就像《大学》所说的至善之至。广大是从体来说，变通是从用来说，阴阳是从气来说，易简是从理来说。” 我认为：天人的道理都完备于《易》，所以《易》与天道、人事相合，正是如此。以上是第六章。先儒说：“这一章是圣人赞美《易》之道，最终追溯到广大之源先在乾坤二画，最后又推而论述天道与人事。” 孔子说：“《易》的道理，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崇高德行、扩大事业的。智慧崇高，礼节卑下；崇高效法天，卑下效法地。” 先儒说：“崇德，是体察道、明白理所积累的结果；广业，是全体大用充实的结果。知，是周遍万物的知；崇德，就是立于万物之上，德的全体森然完备于其中。礼就是广业，万物和各种政事各有品级、节度、法数。卑，是运行于万事之中，散布在形而下的器物中；它都是知的流行，无处不在。德业，是《易》的最高境界。德积藏于内，穷究道理则知更加明彻；知超越而没有固定方位，所以说崇知、崇德，实际上也是崇高。业显现在外，遵循道理则礼更加恭敬，遵循次序则各有分别；所以说卑礼、卑业，实际上也是广大。圣人的践履都合于《易》，所以能够崇德广业。以这种知而崇高，就向上达到高明，因而效法天；礼节卑下，就向下达到谦顺，因而效法地。这就是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吧？”我认为：“圣人之所以深深赞美《易》，是因为《易》达到极高明而又广大，并且能够与天地之道并列。” 天地确立了各自的位置，《易》就在其中运行。成就本性并不断保持它，就是道义之门。先儒说：“道义在造化中，叫作《易》；《易》落实在人身上，叫作道义。‘设位’是确定而不移动，也就是道体的确定；然后变化运行，静为动的根本。‘成性’是说知道与礼的本性。保持而又保持，是不断用功；没有什么不是本性。这里只摘取知、礼两端来说，是取其崇高与卑下合为一体，并且能够拥有知礼的本性。不断存养，使之有体；像天地一样，道义便由此本性中发出。所以先有天地的位置，随后《易》才能运行；先有知礼之门，随后道义才能显现。” 我认为：体确立而用运行，天与人同是一个道理。以上是第七章。先儒说：“这是赞美《易》的极致，说明圣人借此崇高、广大自己的德，而与天地并列。” 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万物幽深复杂的情状，于是模拟它们的形态和容貌，象征它们各自的事物宜适，所以称为象。把万物的情状分类归纳，建立确定不变的卦，这就是圣人作《易》的用意。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万物的运动，观察它们的常道与变通，施行相应的典章礼制，系上卦爻辞来判定吉凶，所以称为爻。根据万般变化的事情，建立确定的道理，这就是圣人命名爻辞的用意。讲述天下最幽深复杂的事物，却不可厌恶；讲述天下最剧烈的变化，却不可使人混乱。圣人作《易》，就在事物纷杂胶结之中，向人显示最为恰当的归宿，所以能够顺合人心而符合天理，正是如此。先模拟考察，然后发言；先审议思量，然后行动；通过模拟和议论来成就变化。天下的道理都完备于《易》，所以君子的作为无不合乎《易》。若不是深深得到观象玩辞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一境界。先儒说：“所谓防，是合而不遗漏；所谓通，是随时变化而无穷尽，这就是顺应时势。典章制度有条理但较简略，礼制有等级而较详备，这正是用来趋合时势的。趋合时势会有得失，于是吉凶就产生了。学习《易》的人，揣度所立的卦象来发言，那么言语的浅深、详略，必定各自符合其中的道理；考察所合的爻来决定行动，那么行动的久暂、出仕或退处，也必定各自符合时势。所以说：‘发言要重视卦辞，行动要重视变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系辞》末章也有这一段，其下文同样归结到人的诚实端正，与这里相同。蒙说：“圣人创作《易》，确定天下万物的象，并概括天下的道。这正是君子应当观览玩味并效法实行的。” 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也应声和鸣。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有。

译天下凡是真诚相互感应的，就没有显露与隐蔽的区别；凡是以诚心相交往的，就没有彼此之分。我从《中孚》九二爻看到了这一点。孔子说：“君子居处在家中，发出的言语善良，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他，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在家中，发出的言语不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背离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远近的形势虽然不同，但感应的道理却是一样的，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从哪里发出。” 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动从近处开始，却能显现于远方。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经发动，就是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能不谨慎呢？君子对于言语和行动，知道它们发端于一心，起初极其微小；但它们达到天地人的三极却没有间隔，所以一定把行动作为戒慎之事，并审察其关键。这是圣人因《中孚》九二、九五以至诚相互感应，而把道理极力说透。先儒说：“万物的变化没有穷尽，但感应不过是这两个方面而已。”所以孔子就根据《中孚》九二的爻辞加以推广。居处在家中，就是‘在阴’的意思；发出言语，就是‘鸣鹤’的意思；千里之外响应，就是‘幼鹤和鸣’的意思，只是特别从人的方面来说罢了。感应，是心的声音；行动，是心的踪迹。言语和行动就是感应的关键。人以善意相感应，就与天相同了。所以说‘感动天地’。达到感动天地的程度，所关系的事情就重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违背或响应也就不足以作为荣辱了。这一爻是下面六爻的纲领。‘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就是说言语善良，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不谨慎言语而招致祸乱，就是言语不善，千里之外也会背离。专就言语来说：谨慎便无灾害，谦恭便能保住地位，这是行动中主导荣耀的一面；高傲亢进就会有悔，背负而乘车会招来盗寇，这是行动中主导耻辱的一面。蒙说：“至诚之心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然而君子一定要谨慎行动和发动的根由。” 《同人》卦九五说：‘先号啕大哭，后来欢笑。’ 由于彼此离散与会合的形势不同，所以忧愁和欢乐的感情也不同。从《同人》九五可以看出这一点。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斩断金属；同心的话语，其香气像兰花一样。” 君子的同心，不在于外在行迹，而在于内心。所以外物没有什么能够离间他们，而他们的话语也富有意味。先儒说：“行迹虽然不同而内心相同，并不妨碍称为同心；内心不同而行迹相同，彼此相距反而更加遥远。所以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这是行迹不同。两刚相遇，本来能够彼此间隔；但行迹虽不同而内心相同，所以两刚最终不能相互离间。金属是最坚硬的东西，‘其利断金’，斩断它，坚硬就被破除了；破除之后便能相合。所以又说：‘同心的话语，其香气像兰花。’兰花是最芬芳的，同心的话语也这样，说明彼此相亲相爱而没有厌倦。” 蒙说：“看他们彼此寻求的情意十分迫切，便可明白他们相互交往时同心同德；所以起初好像彼此违背，最终实际上没有任何隔阂。” 初六：借用白茅垫着，没有灾害。以柔顺的阴爻居于下位，却能够谨慎行事，就可以保全自己的安稳而不犯过错；这就是《大过》卦初六所说的作用。孔子说：“即使直接把东西放在地上也可以了，再用白茅垫在下面，又有什么灾害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白茅这种东西本来很薄，却可以用来承载重要之物。谨守这种方法而行事，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 正是借最微薄的东西，来彰明慎重谨慎的心意；依照这样行事，就没有一点苟且了。先儒说：“东西放在地上，也已经可以安稳了，却还要用白茅垫着，这是谨慎过度。天下一切事情，过度就会有失误，只有过度谨慎才不会有失误，所以说没有灾害。” 蒙说：人如果能够常存敬畏之心，就可以成就天下的事情。所以孔子根据《大过》初六加以赞述。周公用借白茅垫物作比喻，来拟议《大过》初九；孔子阐发其中拟议的意思，就是这样。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人能够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所以才能成就自己的功业。然而只有品德成就的人，才能长久实行这种做法。孔子说：“有劳苦却不夸耀，有功绩却不自以为有德，这是宽厚到了极点。”这是说把自己的功劳归于他人之下。说到德，是盛大；说到礼，是恭敬。谦逊，就是用恭敬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先儒说：“事功叫作劳，国家的功业叫作功。”人对天下建立大的功业，都是职分中应当做的事。如果不知道谦逊地对待它，反而在言辞和神色上表现骄傲自满，那么本来是自己应当做的事，就成了超出本分的举动，哪里合乎礼呢？所以君子虽有劳苦却不夸耀，虽有功绩却不自居有德，并不是想退让来求取名誉，而只是遵循自己的礼，表达自己的恭敬，以守住自己所处的地位罢了。蒙说：“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却没有自我夸耀的私心，这样就会尊贵而光明。” 亢龙有悔。孔子说：“尊贵却没有相应的地位，高高在上却没有百姓，贤德之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佐，所以一行动就会有悔恨。” 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灾害。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地方，言语往往成为祸患的阶梯。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损害事情的成功。因此君子谨慎守密，不把机密说出去。” 先儒说：“爻辞的意义主要是讲出仕和退处，这里又涉及言语的节制，是说明不仅要谨慎行动，还要进一步谨慎言语。况且兑卦有言语的象，所以《节》初爻特别加以说明。蒙说：人所应当节制的事情中，言语最为重要，所以孔子在《节》初爻中阐明这一点，希望人审察言语发动的关键。” 孔子说：“创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寇的道理吧？”《易》说：“背负东西却又乘车，会招来盗寇。”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用君子的器物，盗寇就会想来夺取它。上面轻慢，下方暴虐，盗寇就会想来攻伐。收藏财物不谨慎，是在教唆盗寇；装饰得妖艳，是在教唆淫乱。《易》说：“背负东西却又乘车，会招来盗寇。”这就是招致盗寇的原因。蒙说：推究横逆之事的到来，都是自己招致的；这是圣人设立卦象，以穷尽人情真伪的一端。以上是第八章。先儒说：“这一章的七个爻，都是要人畏惧谨慎。‘鸣鹤’说处于隐微之地的诚心；《同人》说同心的意义；白茅说明以谨慎求得善终；‘劳谦’崇尚谦逊；‘亢龙’厌恶亢进；‘户庭’用来教人谨慎言语；‘负乘’用来告诫轻慢。这些都是为了培养人的敬畏之心。若依姚氏的说法，把‘自天祐之’移到这里，那么以信顺所得的福分作为结尾，在义理上也不相违背。”

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先儒说：从天一到地十，这是天地生成的自然之数。然而《易》讲阴阳，不讲五行，是因为五行的道理已经包含在阴阳之中；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都是五行的作用。文公说：五行本来只是五种，却有十个数；每一种就是两个数，这层意思是先儒没有阐发的。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二气罢了。所谓奇偶十数之所以不相同，是因为数的产生，有的根本在天地消长的运行，有的源自万物生成的事情。然而十个数虽然说是不相同，总体而论不过是五类事物的生成罢了。五行又根本出于阴阳奇偶，而阴阳又同出于一气。所以周子说：五行虽有五种，实质只有阴阳二气；阴阳的根本则是一。学习《易》的人必须通晓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谈数。从一到五，是生数的次序；从六到十，是成数的次序。水、火属于气；金、木属于形。因此先说气，后说形。但在气中分别来看，水的生成又在火之前，因为水生于阳，火生于阴。” 水生成时还很微小，而火生成时已经显著了。在形中分别来看，木柔而金刚；木生于春，金则在秋天凝成。这是水、火、木、金四行的次序。至于土虽然排列在第五，位置实际上居于中央，是其他四行赖以生成的，并不是在四行之后才生成，所以不能按照四行的次序来类推它。有人问：五行本来是一回事，又有所谓成数之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凡物的生成，无不具有阴阳；生于阳的，必定在阴中成就；生于阴的，必定在阳中成就。水生于气的阳面，如果不能流动而滋润，气就一定会枯涸；火生于气的阴面，如果不能趋向干燥，火就一定会熄灭。木虽然生于阳，也必须在阴中凝聚，然后才能结成果实；金虽然生于阴，也必须在阳中熔炼，然后才能制成器物。这说明生于天的，必定凭借地而后成；生于地的，必定凭借天而后成。由此看来，生成哪里能够强行分开呢？” 蒙说：相互对待，是《易》的体；流行变化，是《易》的用。这就是河图中奇偶生成的数。天地，是阴阳相互对待的实体；一至十，是阴阳流行的次序。然而有对待而没有流行，就不能发生变化；有流行而没有对待，也不能自行运行。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并且各自有所合。天数合计二十五，地数合计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原因。先儒说：“相得而各有合，是两个意思。相得如同兄弟，是取奇偶彼此作为次序，辨别其数而不容错乱；相合如同夫妇，是取奇偶彼此生成，合并其数而不容分离。‘相得有合’四字，把河图之数的意义全都说尽了，真是圣人的话啊！天数二十五，是五乘五；地数三十，也是六乘五。小衍为十，是两乘五；大衍为五十，是十乘五。《易》的数都大致如此。说变化，是说它的功；说鬼神，是说它的作用。” 蒙说：观察交易之体，可以看见相互对待的位置；全面考察变易之用，可以知道盈余与不足的数。至于万物的生成，没有不是依靠这种功用的。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运用其中四十九。把它分成两份，以象征天地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天地人三才；用四根一组来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于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余于指间，然后再挂起一根。先儒说：“数发挥作用时，奇数圆而不方，偶数方而有定。所以虚去一数作为数的本体，而分为二、挂一、揲四、归奇，各自都有象征。奇偶相互交错，作用便无穷无尽。”我曾经这样论说：去掉的一不是作为数的数，所挂的一才是数的开始。二分所运用的四十八数，用来穷尽天下无穷的数。若把《易》专门看成取数，不过是步占的方法罢了，因此一定还要有东西统摄这些数。按照周子的说法考察：五十去一，就是无极；四十九而挂一，就是太极；挂一而运用四十八，就是产生阴、产生阳。以四十八这个数为宗本于一数，而总摄于非数之数，其中的意义实在深远。” 蒙说：举出大《易》的全部数，却虚去其中一数，是为了把它隐藏在各种作用之中；推演大《易》的作用之数，使其功用发挥到极致，因而用来彰明它的象。这也无非是自然的道理。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天数。这是把乾、坤的策数相加，正好合于阴阳二气的中数，大概有恰好相符的道理。上下两篇的策数，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这是取《易》中上下两篇的策数推演而来；那么充盈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也不超出这个数。先儒说：“天地之数，是数的本体；指间所归的余数，是数的作用；乾坤的策数，是数的中和。” 蒙说：把《易》中的数与《易》之外的数相合，都有恰好相当的道理，确实是因为上天一年的运行、地上万物的生长，无不各自存有一定的数。因此，经过四次运算而成一变，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一卦，形成八卦便算是小成。由此引申推广，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就全都包括了。先儒说：“已经得到三画，八卦的名称便可以看见，于是内卦作为贞卦的地位就确定了。从这里再引申推广，又得到一个小成卦，作为外卦的悔卦便齐备了。六爻形成，内外卦都具备，六十四卦的卦象便可以看见。然后显示爻的变与不变，触类旁通而加以推衍，那么天下的事情，其吉凶悔吝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蒙说：“圣人运用《易》的筮法，追溯其用功的开始，归结其功用的终点，其中也无不有一定的次序。” 显明大道，神妙德行，因此可以同万物酬酢应对，也可以辅助神化。先儒说：“只有道义显著，所以道理明白、义理精确，可以应对万事万变而不出差错；只有德行神妙，所以先于天时而行动、后于天时而成就，并在无形中辅助神化。”下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种’，于是道便因卦象、卦辞、爻变、占筮而显明。君子将要有所作为、采取行动时，以此接受天命，像回声一样迅速；无论远近幽深，都能推知将来的事物，于是以数来施行神妙，以言语来应对，以人事来辅助神化，在应对之中自然有合乎道理、辅助造化的功效。正因为能够应对并辅助神化，所以能够完成天下的一切事情。” 蒙说：既然能够明察天道而使人事神妙，就能应合人事而辅助天道。

译孔子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了吧？” 先儒说：“阳转化为阴、阴转化为阳，就是变化；使其发生变化的，就是道。道，是本然的精妙；变化，是所凭借的时机。所以阳变阴化之中，无处不有道。道无所不在，因而不可测度，这就是所谓‘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了吧’。” 蒙说：要明白《易》的功用，推究《易》的妙用，如果不是圣人，又有谁能够做到呢？以上是第九章。《易》有圣人的四种道：用于言语，就重视卦辞；用于行动，就重视变化；用于制作器物，就重视卦象；用于卜筮，就重视占断。先儒说：“重视卦辞，言语就不会有过失；重视变化，行动就一定精当合义；重视卦象，所效法的器物就一定能发挥作用；重视占断，谋划就一定能知道将来。这四件事如果不是神所做的，又有谁能参与其中呢？”这一节与第二章所说的‘平时就观览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实际上互相表里。蒙说：“圣人的道，没有一样不具备于《易》中；所以君子的运用，也没有一样不遵循《易》。然而若没有深切观览玩味所得的领会，就不足以谈论这些。” 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采取行动时，便向《易》询问而以言语求取指示；《易》接受命问，就像回声一样迅速。无论远近幽深，都能推知将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先儒说：所谓至精，是指能够辨明是非、明断吉凶。蒙说：人运用《易》，随取其中一端便各自足以应事；《易》资助人，只要有所感就一定能够通达。大概不是最明察的人，不能察知其中的关键，所以圣人深深赞叹它。通过参伍来使数发生变化，交错综理这些数；通晓它的变化，于是成就天地间的文理；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万物的卦象。若不是天下最善于变化的道理，还有谁能参与其中呢？先儒说：“错，是往来交错；综，是上下综理。交错综理这些数，不过就是七、八、九、六。六与九相对，七与八相对，就是东西相错。六向上生成七为阳，九向下生成八为阴，就是上下相综。参伍是为了通达它，处理起来简略而疏散；错综是为了穷尽它，处理起来繁复而严密。”蒙说：“揲数到三而以参伍推求变化，实际上是考察刚柔的进退。卦象所含的数并不单一，必须求得其终点，才能确定卦爻的动静。它的变化无穷，天下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 《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经感应，便通达天下的一切事情。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还有谁能参与其中呢？先儒说：“以上四点，是《易》的本体所以成立、作用所以运行的道理。”《昜》指蓍与卦；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是说它没有私心。君子将要行动而命令蓍草求取卦象，是人以有心求问《易》；枯槁的蓍茎、确定的卦体，本来没有施为，这是《易》以无心等待万物。还没有占问时，蓍藏在盒中，卦在蓍策上，正是寂然不动的时候。等到发问，以言语求取指示，它接受命问就像回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推知将来的事物，这不正是感应而通达天下一切事情吗？寂然，是感应的本体；感通，是寂然的作用。只有动而没有静、只有静而没有动，是物；动中有不动、静中有不静，才是神。寂静而能够感应，是静而不滞于静，不曾拘泥于虚无；感应之后又归于寂静，是动而不滞于动，不曾停滞于有形。因此《易》的蓍与卦，言语属于动而其本体属于静，作用属于动，这正是太极本然的状态。人的心的精妙也是如此。圣人凭借它洗涤心灵，退藏于隐密之处；凭借它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这就是圣人的全身都贯通着《易》；若没有贯通全身的《易》，凭什么知道《易》体用的全貌呢？” 蒙说：“《易》之道无心而善于应合，所以它的体用之妙就是这样。” 《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事物几微的工具。正因为深，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把握几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达到，不用行走却能到达。先儒说：“穷极深奥，是在内在方面精研；研求几微，是在外在方面穷究。心志属于内，卦辞和占筮的道理能够通达内在的几微；变与象属于外，变化和卦象的道理能够成就外在的事务。穷极深奥，静而无内，立下根本；研求几微，则一切都是道理，广大的作用得以运行。穷极深奥，可以得到性命的精微；研求几微，可以穷尽预先察见的道理。把众人的心志推归于一个本性，并不是把各种心志强行归为一律；凭此把万物的差别归于同一道理，并不是使一切事务都没有差异；凭此而成就。所谓深，是《易》最精微的地方，是寂然不动的状态；所谓几，是《易》最善变化的地方，是感而遂通的状态。深，是道理的奥秘，即使隐微也能照见，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几，是行动的微妙，只有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察觉其端倪，事情才无不成功。至于不必等到研求几微的功夫，便能得到几微的深妙，那就是神。凡是有形体的，都必须快速行进才会迅速；有方所的，行走之后才会到达。神没有固定的方所和形体，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不需等待；不用行走却能到达，因为它无所不在。不疾行而迅速，是没有停滞，属于通达心志的事情；不行走而到达，是无为而成，属于成就事务的事情。”蒙说：“《易》之道能够穷究道理的幽深之处，审察行动的开端；但它所以能在其中发挥妙用，是因为能够发明微妙而不可见的事理，又能充周而没有穷尽。” 孔子说：“《易》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 先儒说：总结上文。蒙说：“圣人的内在蕴藏，全都具备于《易》中，也就是所谓卦辞、占断、卦象、变化。”以上是第十章。先儒说：“这一章承接上一章来说，《易》的作用有这四个方面。然而它所以能在其中发挥妙用，无非都是神所做的事情。” 孔子说：“《易》究竟是做什么的？《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概括天下的道理，如此而已。” 圣人明白《易》，既看到了它作用的周全，又看到了它本体的完备，于是《易》之道便没有剩余的蕴藏了。因此，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这是圣人凭借《易》向人显示趋向的方向，用来勉励人的懈怠，使人专心一致。

译先儒说：“开启万物，是预知尚未发生的事情，属于阳气开始生成万物；成就事务，是确定本来应当如此的事情，属于阴气完成万物。‘概括天下的道’，是说《易》之所以为《易》，不只是涵盖眼前的具体事务，凡是阴阳造化的妙理、出入起居的常道，无不包罗其中。因此，圣人凭借它开启万物，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凭借它成就事务，确定天下的事业。然而天下人不能都像圣人那样穷极深奥、研求几微，所以道理有尚未通达之处，对于道理的是非不能没有疑问；事情有尚未确定之处，对于是非的当否不能没有迷惑。圣人把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寄托在《易》中，使人通过卜筮判定吉凶，决定进退取舍，这就是所谓决断天下的疑惑。《易》之道在几微之前开启万物，是神；在变化通达之后成就事务，是智。正因为它能开启万物，所以圣人运用它，其深奥足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它能成就事务，所以圣人运用它，其几微足以确定天下的事业；正因为它能概括天下之道，所以圣人运用它，其神妙足以决断天下的疑惑。” 蒙说：《易》具有使人取用的道理，所以圣人充分发挥《易》的妙用。因此，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六爻的意义变化而能显示。圣人凭借这些洗涤心灵，退藏于隐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用神妙来预知未来，用智慧来保存过去的经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明勇武而不以杀伐为事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吧。先儒说：“这里说的是圣人创作《易》的本体，用来承接上文。圆融神妙，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方正有智，所以能够确定天下的事业；变化而能显示，所以能够决断天下的疑惑。蓍在没有卦象之前便开启事理，所以称神；卦在有了卦象之后才确定，所以称智。六爻存在于蓍与卦之中，具备方正、圆融、神妙、智慧的本体，所以其意义能够变化并有所显示。圣人凭借这三者洗涤自己的心，使全身都浑然是这种道理，不让丝毫私意和小聪明夹杂其中；又退藏于隐密之处，难道不是寂然不动、无思无为的时候吗？虽然尚未进入实际运用，但运用的道理已经具备。等到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又是《易》感应而通达天下一切事情的表现。吉凶隐藏在尚未显现之时，便用神妙预知未来；吉凶显露于已经发生之后，便用智慧保存过去。洗心是为了保存神妙，退藏是为了安定本体，共同忧患是为了辅助决断。所以能够知几，就是神开启万物；能够积蓄德性，就是智成就事务。这就是所谓聪明睿智；能够决断吉凶，就是神武的决断；与百姓共同忧患，就是不以杀伐为事的仁。通过卜筮知道吉凶，是极其明白天道的表现；到这里以下，才是说卜筮开始进入实际作用。” 蒙说：“静止时具备《易》的完整本体，行动时显现《易》的妙用，这是圣人自然具备的《易》，不必依赖外物。” 因此，明白天道，考察百姓的事情；于是兴起神妙之物，用来先行满足百姓的需要。圣人凭借这些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 先儒说：“上文说圣人自身具备神与智的德性，这里说圣人把神与智的德性寄托在蓍龟上。圣人用《易》洗心，所以能够明白天道并与百姓共同忧患；又考察百姓的事情，于是知道百姓难以明白吉凶悔吝的征兆，不可不预先启发他们，因此创作卜筮来教导人。不只是使人必须斋戒之后才敢听从蓍龟，即使圣人自己用蓍龟卜筮，也同样先行斋戒，以彰明自己的德性。斋戒之后，心境清湛肃敬；神明之后，才能有所确定、有所感应。这就是无思将要进入有思，无为将要进入有为。尚未进入实际运用时，道理已经具备；进入实际运用之后，德性更加神妙，便可看见。圣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不只是借助外物；人的心就是神明寄居的处所。人若能洗涤自己的心，使它不受一丝尘累，那么在揲蓍成卦时，这颗心便能在静中与神明合一；能够以斋戒保存它，行动时这颗心便能与神明相通。心在，神就在。否则蓍不过是枯茎，卦不过是虫蛀的竹策，怎么能使德性神明而灵验如回声呢？把蓍龟称为神物，是因为若说它神，神便寄托在物上；若说它只是物，它又是神所寄托之处，所以称为神物。” 蒙说：圣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以阐发《易》的大用；又敬慎地对待卜筮之事，以保全《易》的妙用。大概《易》的创作虽在于圣人，但圣人运用《易》，也不能完全不依赖《易》。因此，关闭门户称为坤，打开门户称为乾。一闭一开称为变化，往来不穷称为通达。显现出来称为象，形成具体形体称为器。制定法则并加以使用称为法，善于利用而使百姓出入都能使用，称为神。先儒说：“关闭，是阴的静；打开，是阳的动。开合是动静的枢纽。乾刚健而运动，坤柔顺而安静。阳气一呼出，万物由此产生；阴气一吸入，万物随之收敛。气由静转动，所以先说坤而后说乾。乾坤的变化和通达，是从运行的方面来说。变化，是动静的节律；通达，是贯穿动静的连续性。门户关闭之后又打开，打开之后又关闭；阴气过去而阳气到来，阳气过去而阴气到来。开合循环、阴阳相生，都是从自行运行而不停息的方面来说。”所谓见象，是万物流形的开始，属于阳；所谓形器，是成象以后形成的实体，属于阴。这是从造化方面说。法，是效法象器的本体；神，是使象器的作用神妙。这是从圣人修道立教方面说。这一节论述乾坤生成万物的功效，以及圣人裁成天地、经营天下的妙用。然而从画卦布爻的方法来说，也不超出这些道理。‘关闭门户称为坤’，是说画偶爻；凡偶数都属于阴。‘打开门户称为乾’，是说画奇爻；凡奇数都属于阳。‘一闭一开称为变化’，六画已经形成，刚柔相互推移，这是说成卦；‘往来不穷称为通达’，是说往来不息。” 九、六爻发动，彼此交互往来，这是在说之卦。按其迹象来说，显现在蓍策上，称为形象；在卦爻上，称为器制；将其制作并加以运用，就是上下卜筮的方法。推究其作用来说，枯茎和残策，以及内外卦静止、发动的作用，都凭借它来发挥效用。王公和皂隶等人，都取它来作决断。穷极深奥、研求几微，其妙用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吗？朱子曾说这一章专门论述卜筮，所以我在这里这样追溯卜筮的由来，以引起下文对《易》制作本意的论述。蒙说：凭借《易》来明白天道，有相互对待的本体，就必定有流行变化的作用；凭借《易》来通达人事，有当然如此的本体，就必定有自然而然的作用。天地人事没有两种道，所以体与用同出于一个关键。因此，《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

译先儒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道就是太极。”所以朱子曾说：“谈到道体的最高极致，就称为太极；谈到太极的流行运行，就称为道。”虽然有两个名称，实际上并没有两个本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若从生成的角度说，它是在两仪交互变化之中自有太极之理；但若论其次序，必须先有这个实在的道理，才有阴阳。所以‘《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是先从实在的道理说起。” 蒙说：“《易》不超出阴阳，但它的道理却在阴阳之前开始；《易》不借助人事而存在，但它的作用却通达于人事的要点。”这就是创作《易》的自然次序。因此，效法万物之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天象而显明光亮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不是阴阳、形体和气的实体。圣人特意举出其中大的事物，以说明《易》不能从细小处来谈论。崇高尊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使万物齐备、使其发挥作用，制作成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处在相应的地位而具有相应的德性，所以能够成就大业。探究幽深难见之处，搜索隐微之理，钩取深奥、推及远方，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努力之事，没有比蓍龟更大的。阐明难以阐明的道理，用来决断天下的疑惑，这就是所谓兴起神物而预先满足百姓的需要。先儒说：“法，是效法；象，是形成的卦象。赜与隐，是从物象来说；深与远，是从事理来说。钩，是曲折地取求；致，是推演而达到极致。天下有自然的法则和象，若不是处于崇高富贵的地位，能够与天地并列，又凭什么修明道理、建立教化呢？四时有自然的变化和流通，若不是圣人创作《易》、使变化流通而尽其利益，又凭什么实现神妙变化、适合百姓呢？日月的光明照耀幽深遥远之处，若不是《易》把本来隐微的道理显示出来，又凭什么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呢？”这三方面的说法，各有相应之处。上面三句话，是从造化方面说《易》之道，即创作《易》的事情；下面三句话，是从人事方面说《易》之道，即运用《易》的事情。前面说吉凶和大业，这里又阐明其中的道理，接着说明六个‘莫大’。天地、日月、四时、富贵、圣人、蓍龟，而《易》实际运行在这六者之中。必须有能够备具万物、使其发挥作用的圣人，并处于崇高富贵的地位，然后才能以前两者的大用，发挥后四者的大用。所谓‘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加以效法’，是说圣人从蓍龟中获得了其中最大的道理；‘天地发生变化，圣人加以效法’，是说圣人获得了变化通达的最大道理；‘上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圣人加以取法’，是说圣人获得了显明光亮的最大道理。” “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加以效法”，是说圣人从法则和卦象中获得了最大的道理。由此，四象所以能够显示，系辞所以能够告知，吉凶所以能够判定，无不是这个道理。蒙说：“《易》存在于造化之中，是先有形气的实体，然后才发生变化而使形气显著；《易》存在于人事之中，是先有处于尊贵地位的圣人，然后神物才兴起，百姓的使用才彰明。这些都不能从细小处来谈论。” 因此，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加以效法；天地发生变化，圣人加以效法；上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圣人加以取法；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加以效法。先儒说：“效法神物，是用来卜筮；效法图书，是用来创作卦象。天在上形成天象，地在下形成形体，变化便显现了。圣人效法这些而创作《易》，所以刚柔相互摩荡，八卦相互激荡，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之处，周遍流转于六虚之间。上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大概日月有亏盈、交食等变化，五星有运行迟速、隐伏逆行等不同，所以圣人取法这些天象，系上辞来判定吉凶。变化和天象的垂示，是天地造化运行的大势，是明显而可以考察的。圣人效法并取象它们，于是《易》之道得以明白。神物、图书，是天地一时出现的祥瑞征兆，借托于物来显示数。圣人效法它们，于是《易》的法则得以彰明。从太极到这里，说的是圣人制作《易》的根本。但制作的根本有三方面：‘《易》中有太极’以下六句，说爻象由此产生；‘效法万物之象没有比天地更大’以下六句，说形器由此建立；‘上天产生神物’以下四句，说《易》书由此创作。蒙说：《易》的根本在于天地，只有德性与天地相合的人，才能推阐明白它。” 《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系上文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它，是用来决断的。先儒说：“因为画出卦象，所以说‘显示’，是为了使人有所看见；因为有文辞，所以说‘告知’，是为了使人有所了解。爻有吉凶，又用文辞加以确定，所以说‘决断’，是为了使人不再疑惑。”前面四句，说的是创作《易》时取法的根源；这里三句，说的是创作《易》向人显示的用意。蒙说：圣人创作《易》，已经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但仍不能在言语中全部表达；等到系上判定吉凶的文辞，《易》的作用便没有剩余的蕴藏了。以上是第十一章。先儒说：“这一章一共八次称说圣人，都是指伏羲。只有系辞来告诫人，这是文王、周公的事。开头提出‘《易》究竟是做什么的’这一句作为问语，唤起全章大意；以下用‘开物成务’作为答语，把所说的都归结到卜筮上。下面六个‘是故’和一个‘是以’，都在阐明卜筮的事理。本义说，这一章专门讲卜筮；至于伏羲画卦的方法，其纲领已经完整地见于两图；作《易》的根源，也因此得到发明，这是不可不知道的。” 《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理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理，又尊崇贤人。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 先儒说：“考察《本义》，它说这是解释《大有》上九爻的意义，但放在这里没有所属，恐怕是错简，应当放在第七章末尾。横渠又说，应当放在下系‘立心勿恒，凶’的下面；只有节斋把它接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末尾，说：‘学习《易》的事情，已经向人指示了；又加以告诫，又加以断定，所以要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这正与第二章的意义相同，只是孔子解释得更加详细。节斋的说法到这里为止。现在如果先看第二章‘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的意义，就能明白了。” 蒙说：“圣人解释《大有》上九的意义，并说明它获得福祐的原因，在于不违背义理。” 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显现吗？有些道理还没有形成具体形态，语言不能显明它，圣人就反复致意来表达它。”

译孔子说：“圣人树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表现事物的真情和虚伪，系上卦爻辞来充分表达语言，使卦爻变化而通达，以充分发挥其利益；用鼓舞的方式推动人们，以充分表现其中的神妙。” 圣人阐发精微的心意，见于书中。既都随具体事物来说明义理，显出它的广大作用；施用于事务，又能神妙变化而使百姓得到适宜。这就是圣人对天下有功的地方。圣人的功劳既在于创作《易》，尤其还在于运用《易》。” 先儒说：“象，是仪象，是创作《易》的开始；画奇爻来象征阳，画偶爻来象征阴。但奇偶两画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必须有三画、六画组成卦，然后阴阳交错，远近相取，天下古今的真情和虚伪才可以充分表现出来。树立象来表达心意，不只是显现圣人的心意，而是象本身自然含有这种意义。设置卦来表现真情和虚伪，并不是说圣人既有真情又有虚伪。变通，是为了充分表达卦的意义并显明其中的深奥；鼓舞，是为了充分表达系辞的语言并使其发动之用达到神妙。象、辞、卦三者，是《易》的本体；变通、鼓舞二者，是《易》的作用。所谓变通，就是‘使变化通达，使百姓不感到困倦’；所谓鼓舞，就是‘使之神妙变化，使百姓得到适宜’。” 蒙说：义理没有穷尽，圣人不容易用语言完全表达；人心还没有开启，圣人也不愿意明说而有所隐藏。开始时好像没有说，后来实际上没有任何隐藏。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乾坤排列成列，《易》就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无法看见，乾坤的作用大概也就要停息了。先儒说：“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各卦都是阴阳奇偶构成的，举出乾坤，就都可以知道了。‘成列’，指伏羲横图，从乾一到坤八，各按次序排列。‘蕴’是包含的意思，就像胞胎中包藏着胎骨。《易》建立在其中，是说卦画里面蕴藏着《易》的道理。‘乾坤毁’，是说卦画不成立，就无法看见《易》；卦画不成立，《易》就无所凭借而显现。‘乾坤息’，是说《易》道不明，乾坤变化的作用就不能运行。乾坤与《易》都是本体，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易》本来没有固定形体，能与《易》构成本体的就是乾坤。乾坤排列成列，而《易》建立在其中。乾坤有形体，《易》没有形体；有形体的东西会有成立和毁坏，所以前面说‘成列’，下面说‘乾坤毁’。《易》凭借无形体而寄托于乾坤，因此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之道也就随之停息。其实《易》的道并不系于书籍有无，乾坤本来也不能用成立或毁坏来说明。只是卦画不成立，就无法看见其变化之理，也无法看见乾坤的功用罢了。” 圣人在这里说明了《易》不得不创作的原因。蒙说：“《易》必定以乾坤为根本，然后阴阳的形体才得以确立；乾坤也必须依赖《易》，然后变化的作用才能运行。这二者可以相互成就，却不能相互缺少。” 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称为道；有形体之下的，称为器。使它变化并加以裁制，称为变；推演并使之运行，称为通。把这些道理举出来施行于天下百姓，就称为事业。先儒说：形而上的东西幽深难知，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可以用心体察，却不是耳目所能达到的。形而下的东西明显易见，已经形成形体、成为器物，是耳目能够接触到的。道就是使事物成为事物的原则，运行在事物之中，从来没有离开事物，也就是所谓的物则。但事物有往来、消长，而其不变的固定本体自有不息的存在，所以能统一人心、确定物理。既然说到形，又称为器；又说形而下称为器，为什么呢？以象与器相对来说，象隐约而器显著，所以说有形便称为器；以道与器相对来说，道在上而器在下，所以说形而下称为器。变化裁制、推演运行、举出施行，都是把道落实为器。器与道虽然不同，但其变通是一致的。‘化而裁之’，是说一开一合，不能拘执于一端；‘推而行之’，是说可以运行而没有穷尽。这样就能施行于天下。前面说乾坤的变通，就是《易》道的变通。” 这里说的是道与器的变通，也就是圣人运用《易》的变通。说变化裁制、推演施行，是圣人的事情。下面说卦象、爻辞和书籍，是说卦象、爻辞本身各有变通。其中说变化裁制，是说运用《易》的卦爻辞，也在于圣人的变通。这一节承接上文，说《易》存在于乾坤之中。既然说《易》生成了乾坤，就存在于乾坤之中，所以从乾坤内部加以分别说明。所谓道就是《易》，器就是乾坤。虽然如此，形而上与形而下不能截然分成两个，器也是道，道也是器。因此说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也就将近停息。有《易》便有乾坤，有乾坤便有《易》，说明二者不能分离。就《易》的道理来说，在奇偶尚未形成以前，称为太极，不能用阴阳来命名；奇偶已经形成以后，称为两仪、四象、八卦，阴阳的形体便确定了。形，是运动而可以看见的时候；在此以前没有形体，所以称为道；在此以后有形体，所以称为器。器有固定形体，形体既定便发生变化，所以乾本来刚健，初爻变化为入，中爻变化为离，上爻变化为兑；坤本来柔顺，初爻变化为动，中爻变化为陷，上爻变化为止。六十四卦的小象都向人显示变化裁制的道理。变化发生时，顺势推行就能通达，违背它而固执就会闭塞。乾的灾变为无首，就吉祥；坤的伤变为永贞，就有利。这些都是教人推演施行而达到通达。由此可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断定天下的疑惑。这就是把道理举出而施行，称为事业。” 蒙说：义理没有形体，而事务有具体形体；圣人用来充分发挥利益、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无非是把道落实为器。因此，所谓象，是圣人能够看见天下事物的深奥之处，把它比拟为形状和容貌，象征其事物的宜当，所以称为象。所谓爻，是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变动，观察其陷与通，以此施行典礼，系上卦爻辞来断定吉凶，所以称为爻。先儒说：“这里重复提出，是为了引起下文。先说象，因为象不容易看见，于是设置卦、观察象，以穷尽其深奥；爻不容易知道，于是仿效它并系上辞，以说明其中的变动。” 蒙说：“事物虽然有万类，但各自有确定的形体；事务虽然有万种变化，但各自有确定的道理。所以圣人创作《易》，用来彰显它们的象，并阐明它们的意义。” 穷尽天下深奥之处的，存在于卦中；鼓动天下变动的，存在于辞中。

译圣人创作《易》，既然能够概括万物的情状，就一定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变化并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推演并施行，关键在于通。《易》的道理，不是平均地只属于一个圣人的运用。《易》难道可以拘泥于一种用法吗？这正是为了充分发挥变通的利益。也就是说：圣人既然能够穷尽事物的道理，使之成为《易》的内容，就必定能够穷尽裁制成就的道理，以阐明《易》的作用。这一句是承接上面两句而说的。把它神妙而明白地阐发出来，取决于那个人；默默实行而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取决于德行。圣人制作《易》，不只是能够创造并说明其中的道理，还必须能够亲自践行其中的事务，这样才算把《易》发挥得文理完备。先儒说：“深奥之处借象而显现，所以卦一旦确立，天下一切深奥之处都无法逃遁，因此称为‘极’。变动由辞来决断，所以吉凶既已判定，人们便都趋向事务、努力成就而不能自已，因此称为‘鼓’。卦就是象，就是用来显现深奥并比拟形状容貌的东西；辞就是爻，就是所谓系辞来断定吉凶。变通就是上文所说的变通；上文从道理方面说，是《易》中所包含的道理；这里从作用方面说，是人在运用《易》。卦爻所寄托的道理，如果能够变化裁制并推演施行，就应当随时变通，不能有所拘泥。上文称为变、称为通，重点在变化裁制和推演施行；这里说‘存乎变，存乎通’，直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说变化之道不是人就不能完成。明，是能够认识变通的道理；神，是能够使变通的作用达到神妙。至于默默实行而成就，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取决于德行，是说默默成就它，不是亲身实践的人不能做到；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不是心中真正体会的人不能做到。所以说取决于德行，说明变通在于人。但人之所以能够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不是内心得到真实体会、身体切实实践，就不能靠勉强造作达到。上文五个‘谓’字，都是圣人创作《易》的事情；这里六个‘存’字，才是圣人运用《易》的事情。” 前面说变通而归结到事业，是把《易》的道理推行给百姓；这里说变通而归结到德行，是把《易》的道理存于自己身上。圣人不只是希望人们随事运用《易》，尤其希望人们在自身上体现《易》。下系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就不会自行运行，意思大概就是如此。蒙说：行动与《易》一同运行，而穷究义理的妙处在于人；安静与《易》一同安定，而尽其本性的实处在于自己。动与静都是同一个《易》，所以不只是推演它的道理和事务，还要把它的道理体现于自身。这是圣人教人运用《易》的深意，所以在这里把它说到极致。以上是第十二章。先儒说：“这一章有三节。第一节说象、卦、辞，是《易》的本体；变通、鼓舞，是《易》的作用。第二节说乾坤与《易》不能相互缺少，并说明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区别。第三节再次说明象、卦、辞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三节末尾都谈变通的道理，这是圣人运用《易》的方法。大概正因为有象、卦、辞，才知道变通的作用；由于变通，然后认识到《易》所谓神明，而这不是人运用它就不能实现的。人如果没有德行在身，不能做到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层层深入，到这里便是得意而忘象，《易》与圣人合为一体。” 《经部，易类，易精蕴大义》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易精蕴大义》卷十　　　　　元代　解蒙撰 《系辞下传》八卦排列成列，象就包含在其中了。由此重叠八卦，爻就包含在其中了。考察三画卦，以确定刚柔的形体；具备六爻的画，以效法天下的变动。这种发展趋势是不能停止的。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包含在其中了；系上卦爻辞并给它命名，变动就包含在其中了。依据阴阳的进退来显示无穷的变化，依据人事的得失来系定所遇到的占断。观察变化、玩味《易》道，道理就没有剩余的蕴藏了。先儒说：“八卦所运用的是象，所以称为象；六十四卦所运用的是爻，所以称为爻。刚柔是爻的形体；相推，是刚推移柔、柔推移刚。变化，就是本卦变成其他卦；正因为刚柔相推，所以能够形成变化。辞，是爻象的辞，也就是随着变化而命名它、系上辞来判定吉凶；占问者所遇到的应当发动的爻象，也不超出这个范围。上篇从乾坤成卦开始，以易简的德业结束；下篇从八卦成列开始，以乾坤向人显示道理结束。《易简》的道理虽然相类似，但上篇没有说尽的，在下篇显现出来，这就是终始之道。” 蒙说：观察《易》卦的三画小成，又使其本体完备；依据奇偶的变化，又使其作用显现，这是圣人创作《易》的自然次序。吉、凶、悔、吝，都是由变动产生的。考察《易》的占辞，推究《易》的变化本体，这是圣人赞助、阐明《易》的事情。刚柔，是确立根本的；变通，是趋合时势的。观察阴阳具有相对相待的趋势，然后知道阴阳有消退和增长的机理。先儒说：“文王的卦辞只说吉凶，周公的爻辞才有吉、凶、悔、吝。这四者凡是所说的，都是指发动的爻。程氏《通书》所引用的，是截取一章中的语句来取义。刚柔是变通的根本，变通是刚柔随时的运用。刚柔确立根本，是说开始揲蓍所画出的卦，或刚或柔，各有固定的形体。变通是趋合时势，是说卦已经画成，如果遇到老阳，就变成柔；遇到老阴，就变成刚，从这一方趋向另一方，以顺应时势。‘立本’总的说一卦，‘趣时’专指发生变化的爻。下章‘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互杂处，只是由于各有时和物，意思也是这样。先说变动，随后单独说吉凶悔吝，是因为悔吝由变动产生，变动的含义更加详细；又先说吉凶悔吝由变动产生，后来只说吉凶，是因为吉凶是悔吝积累而成的。” 蒙说：静止时似乎没有，发动时便有了；但卦辞在占问之前就已经系定，形体确立而作用运行，所以变化在有象之后显现。《易》的纲纪，完全在这里了。吉凶，是正道不断胜过邪曲的结果。既然已经明白善恶的分别，就必然不能让两种不同的原则同时成立；这就是正道常常胜利而不停止的原因。天地的道，是永远以正道向人显示的；日月的道，是永远光明的；天下的变动，永远归于一条正道。造化有恒常长久的道理，天下没有两种不同的原则，所以圣人赞助《易》而把它阐明出来。先儒说：“吉凶由正道常胜，是说《易》所论的吉凶，常常相互胜负而没有停止。天地的实情，因为正大，所以向人显示的道理贯通古今而长久存在。日月的运行，因为有常，所以照临万物，没有丝毫不被照见。天下的变动虽然万般不齐，但其中正而胜的一面，也只是同一条道理。前面说‘《易》道有变通’，这里又说它的道理有恒常，是为了向人显示这一点。” 乾刚健坚定，明白地向人显示了《易》；坤柔顺下沉，明白地向人显示了简。天地之所以没有什么向你隐藏的，只是一个刚健、柔顺的道理罢了。所谓爻，就是效法这个道理；所谓象，就是模拟这个道理。先儒说：“效法乾坤的变化，分成六爻；象征乾坤的虚实，作为奇偶。” 蒙说：天地不能把自然的《易》道隐藏起来，圣人也不能超出自然的道理。圣人的《易》，就是天地的《易》。天地把自然之性显现在仁爱之中，这就是天地成为天地的原因；圣人把自然之性寄托在《易》中，这就是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天地与圣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人事参照造化，便知道它的道理有恒常；由造化验证人事，又知道它的道理没有两样。开始以人事为起点，最终仍以人事为归宿。所以说，《易》用天道来说明人事。爻象在内里发动，吉凶在外部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意在卦爻辞中显现。先儒说：“内外，也可以说是先后、微显、阴阳、老少。分揲并确定卦的时候，吉凶是在卦形成以后才显现，作用也在此时发生。所以观察它在内里发动的变化，以成就功业，探究其中的精微；再考察它在外部显现的辞，以看见圣人的心意，这样圣人的事情就完成了。发动于内的是理，显现于外的是事；所谓变，是爻象的变化；所谓辞，是关于吉凶的辞。功业显现在义理中，是心意；而心意显现在辞中，说明内外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蒙说：卦还没有确定时，必定要观察变化；卦已经形成后，才考察占断。用来制订事务、阐明义理的，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圣人最大的珍宝叫作地位。靠什么守住地位？靠仁。天地广泛覆载万物的功劳，无非是巧妙运行一个元气。圣人处在崇高的地位，必须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心。靠什么聚集人民？答：靠财货。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不正当的事，这叫义。圣人得到民心，固然必须顺应百姓的利益，使天下富厚；圣人安定民心，更必须节制百姓的欲望，使天下得到适宜。圣人对待天下，不过是顺着百姓所利而使他们获利，也从来不把这看作自己的私利。只知道顺应天下的利益来团结天下，所以能使百姓内心没有违背；却不知道以天下的义理来防范天下，更应当使百姓没有邪念。我担心只知道什么能聚集人民，却不知道聚集人民的方法，那么百姓的聚集，难道只是小小的利益所能维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