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斋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平斋集》卷十一　宋·洪咨夔撰　策问 饶州堂试十 问：大江以东，文士官绅兴盛，饶州最为突出。螺州地灵人杰，奇异人物不断出现。他们在大廷考试中夺魁，世代取得殊科，功名显著可数，都是学校培养造就的功劳。汉代的番君、唐代的颜鲁公，德泽留在人心，深厚无比，却唯独没有听说他们曾留意兴办学校，为什么？晋代虞公任内史时，大力修建学校，这是在此以前曾经有学校了。那么究竟是谁奠定了基础？移文告知所属各县，广泛招收学生达到七百多人，教育供养的盛况如此。如今所供养的学生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连粗粝的饭食都常常供应不足。不知道当时云集而来的学生，靠什么供养？先正范文正公在东湖上相度地形，后继者才开始修筑儒宫，凭借水光山色的胜境。范公的诗文为什么没有涉及此事？买田三顷来赡养士人，大书特书，惊叹为盛举。然而其中的收入究竟能有多少？如今肥沃田地每年增加，数量已是过去几倍，仓廪的积蓄却看不出有余，难道是像尾闾泄水一样没有办法堵住源头吗？高堂宽敞明亮，仍不改变旧日景观；砚湖平远，更觉得增添光明。二位公以此教化、培育后人的功德，即使百世之后听到他们的风范，也会振奋而起。诸位在其中藏身修业，讲明正心诚意的学问，涵养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事业，以求不辜负教育的本意，何不各自向我陈说你们的志向？十一 问：世代显贵之臣如乔木，承继旧德的元老如占卜之龟，是有国者极其看重的人物；他们的出仕、退隐、升迁、退处，天下没有不把他们当作榜样来仰望的。考论古人，却不能没有疑问。恢复亳地、占卜洛邑以后，想要告老归去的志向相同，为什么有的人想离去却又留下？不但自己留下，还写信挽留同列。同列也因此长久留下而不离去，为什么勇于退隐这样困难？海滨二老一同以善于修养而来归，叩马进谏与鹰扬起用，究竟哪一种才是义？天下安定以后，表彰东海之人的人，竟然不让他担任师保左右之职吗？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纪，还要惶惶然接受历次征聘吗？以天下公认的尊贵身份自居，最终却不去见诸侯吗？乘驿车前往相见，乘车如同公卿发布公告，年老了仍然能够参与听闻国事。至于朝廷重大议论，派廷尉前往咨询，也有古代请求老臣遗言的意思吗？想要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遨游，看来已经见到先兆便行动了。为什么衣冠很壮伟的四皓，刚来就上书哀叹闵将军年老，并召他的儿子任太仆，可以说是求贤心切。为什么知道满足便不会受辱的人，却突然请求离去？寻求文武人才唯恐来不及，而用蒲轮迎接，却只会以词赋治理政事，关键在于实际力行；至于鲁王府的议论，却先从服色说起，骑在马鞍上精神矍铄，并不是不锐利，却免不了有乘坐下泽车的悔恨。以肉食为俸禄而奔驰万里，并不是不壮盛，却免不了提出进入玉门关的请求。而说‘老臣还能够再走一趟’，又是到老仍然好勇不衰；与那些年老头白的谋略相比，究竟谁得谁失？晚年应试贤良，只看见不合真情而多有诈伪。周游四公，不过是恭敬谦逊来取得媚悦。请求尚方宝剑，赐给灵寿杖，以及长乐老的自叙，血气既然衰弱，本来就应当这样。那种游览绿野堂、绘制九老图，也一定是有所惩戒而这样做的。身着有节纹的礼服而称为祭酒，考察周代，应当是什么官职？用遮说之法得到三老，想不到秦代还保留这个名号。从谏大夫升任御史大夫，担任太傅而封为褒德侯。汉家考校年龄的制度，又在哪里？书写陈列旧臣的图像，任用诗歌赞颂元老的壮志宏图。年高而德行美好，对义理看得非常熟悉；出仕退处的大节，一定有不是常人能够认识的地方，希望共同考订。十二 问：汉代公子的好学，没有比楚元王一门更盛的。元王向浮丘伯学习《诗》，诸子都读《诗》，到了孙辟疆，也喜爱读《诗》。过了几代，仍有人因稍通《诗》《书》而闻名，难道不是庭训的结果吗？然而德行修养黄老之术，从淮南得到《枕中鸿宝秘苑书》，他的儿子最终因此被交给官吏治罪，恐怕这不是用来作为义方教育的办法。至于在天禄阁典校秘书，太一神持青藜杖为他照明，刘歆又兼领五经，最终完成父亲的事业，可以说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官业了。然而刘向自主张《谷梁春秋》的义理，刘歆却想建立《左氏春秋》，论辩和诘难接连出现，自己形成矛盾，难道父亲的书就不一定要读吗？还是像轮扁砍轮，不能把技艺传给儿子吗？他们研究《谷梁》《左氏》对于圣人经书的解释，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左氏》多用古字，刘歆独自喜爱它，引传来解释经文，彼此发明；他在文字学方面，大概十分精深。既然如此，他还要向扬雄询问奇异文字，难道没有重视奇字、贪求新奇的意思吗？刘向作《洪范五行传》，是为了告诫外戚；刘歆却挟持《周官》《泉府》的说法，担任新室国师，父子心志不同，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国师正处于尊贵显赫之时，刘歆却把符命交给四方远裔，为什么这样忘记护犊般的亲爱呢？董仲舒是汉代纯正的儒者，贯通古今，对治理国家有所补益；刘向与他不相上下，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们。这种话一定不是轻易许人的，然而学术渊源还比不上子游、子夏，为什么刘歆反而轻视他？曾孙刘龚笃论君子，认为刘歆的话正确；那么结党同类、攻伐异己，究竟谁才最为恰当？从刘交到刘龚，弓冶箕裘的家学事业延续十代，光辉映照两京；其中先后异同、是非得失，不能一概而论。或许他们同样喜好学习，却各自所学不同，这也不妨碍成为世代相传的家族吗？诸位平日自许才学，不在汉代公子之下；这种家学传承，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兴盛吗？十三 问：周代的士人，地位尊贵而放纵；秦代的士人，地位卑贱而拘束。究竟是谁使他们变成这样？地位卑贱而且拘束，秦国固然因此灭亡；地位尊贵而放纵，周代又怎么会取用这种情况？难道是周代以道胜过法律，秦代以法律胜过道吗？太学是贤士出入的关口，士气的屈伸、公论的通塞，所系非常重大。鲍宣担任司隶时，诸生举着旗帜聚集在宫阙之下挽留他。司隶在内治理京师，在外统辖各郡；对于太学来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他们爱戴而挽留他，不忍心让他离去，他为什么能够得到众人的心？曾经听说乡校议论执政者的好坏，有人憎恨这些多嘴之人，想要毁掉乡校。为什么对鲍宣却如此眷恋？韩愈担任祭酒，招来诸生教导他们学习，学生们竟纷纷发出‘侮辱我’的嘲笑。祭酒是古代的司成，国人以他为榜样；对于学生来说，关系最近，也最容易感化。学生侮辱嘲笑他，竟不接受教导；他为什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曾经听说学生聚集成为朋党，辱骂有关官员，而退后自我约束的人很少。为什么对韩愈也不能稍微降低身段来相互顺从？后来处士纵论时政，彼此以名节相望，恰好加速了汉室的衰落；六馆的士人不陷入不义，最终却也无法平息唐室的变乱。追溯源流、寻找根本，必定有其中的道理。十四

译问：孔门弟子中迅速相似、能够继承圣学的，七十弟子里名列四科的只有十人，究竟是谁替他们作了区别？曾参在口耳传授之外领悟一以贯之的道理，为什么不在四科之列？孔子把道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这样看来，道统的传承竟然是曾参得到的，而列在四科中的人反而没有参与其中，为什么？假如说政事、言语、文学不足以穷尽德行，那么颜回、闵子骞的德行，孔子也曾在寝中称许过；平日所认可、所期望的，恐怕是曾子不敢自望的。如今不传给这些人而传给曾参，一定有深意。难道认为曾参质朴，有接受道的资质，也像颜回那样近于愚鲁吗？还是认为曾参的孝是百行的根源呢？闵子骞也很孝啊，起初又有什么惭愧？或许道如珍宝藏在海中，任凭各人自行取得。可是后世把颜回、孟子与先圣相配，认定他们是道统的正传；曾子却只与子游、子夏等并列，又有难以理解之处，希望听到其中的说法。十五 请问台谏：它们是天子的耳目，其设置的原委，可以说给我听吗？九官任命时，圣王选纳谏诤之臣，为什么只让龙独自承担这项责任，其他官员做什么？不能同善旌、谤木那样，让人人都可以进言；而四凶的罪恶，为什么没有听说有人斥责它们的过错？《周官》的御史、司谏，似乎以宣扬风教、发表议论为职责；然而御史掌管治理政令、赞书等事，起初并不涉及弹劾邪恶、指斥奸佞。至于▯群吏的官，则有小宰、司谏，掌管纠正万民的德行，也没有涉及纠正过失、辅弼违失；至于规谏君王过恶的官，才有保氏。官名与后世相同，职责却不同，是什么缘故？假如说：凡是治理政事的人，都要接受法令约束，御史可以弹劾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过，并据此奏请罢免或任用；司谏可以根据事情进谏规劝。那么三百六十种官职中，专门负责纠察的只有两人，岂不是自己限制了进言的道路吗？汉朝承袭秦制，以御史大夫为三公中的执法之官，统领十五名侍御史；谏大夫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数十人。唐朝则有十名监察御史，又有里行之名；谏议大夫四人，拾遗、补阙也同时设置。与周人设置官职相比，可以说详细了；但当时的治道却始终不能接近成周的盛况，难道只是因为任用的人不行，而不是官制本身也有问题吗？如今众位正直之士都在朝列，国家大政已经坚定；台谏是维持纲纪的地方，虽然没有完备设置这些官员，但一个士人直言不讳，曾经首先在君王的诏令中受到嘉叹。然而考察本朝制度，天禧年间，御史、谏官都是四员；庆历年间有任命三名谏官的制度；元丰年间有任命六名监察御史的诏令。如今掌御史之职、伏于蒲席进谏的人，各自专任一官而不并设，必然有深意。若说是人才难得，所以不轻易授官；但贤俊之士满朝，难道没有明目张胆直言的志气吗？否则，得到合适的人而只设一名，也足以抵得十位贤臣，连神龟的预兆都不能违背他；这样看来，设置得多一些也没有什么可厌恶的。又或者是圣朝没有缺失，小人退避不敢作声，那么黑囊白笔这些台谏之职就可以略去吗？这样看来，人情的虚妄纷乱、国事的纠缠混乱，不能全都推说是太平无事。莫非御史、司谏各自专任，是要恢复成周的制度吗？复兴古制很难，不能不详细议论、深思熟虑地谋划。诸位有志于做有用之学，请你们把圣贤相逢这一盛事充分发挥出来。十六 请问：与其有聚敛财货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为什么？因为聚敛之臣会替国家向百姓积下怨恨。盗窃宝玉、大弓，《春秋》还要诛责；为什么偏偏聚敛之臣不及贪赃的官吏那样被论罪？法令还在，奸吏便玩弄法令；法令一旦废弛，国家也就无法治理。大概没有法令，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伐檀树的官吏贪鄙而无功，《诗经》讥刺了他；为什么没有听说有人讥刺在位者的奸邪？如果改变赋税向百姓征取，靠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甚至拿两枚鸡蛋，也会被怀疑伤害廉洁；然而按照人情，偶尔把米肉作为馈赠放在一边不追究，又是什么道理？刘宠任太守时，只收一文钱便离去，人人都称赞他的贤能；然而法令明文禁止，凡接受所监临之地一孔钱以上都按贪赃论罪，又是什么道理？难道不是礼与法不能同时发挥作用吗？近来贪婪的宰相和将帅得志，上下形成风气，安然视之而不觉得奇怪；圣明教化更新，首先严格执行簠簋不整的禁令，以革除贪婪、恢复廉洁，本应全都发生重大改变。议论者还说，赏罚不能取信，就不足以惩治污浊染习；而善类、名家、科甲出身的人，不应迁就而替他们讳饰，这是想一概用文法来惩处他们。除了用礼义廉耻维持士大夫的风俗、用法令禁制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实行的吗？如果说人心趋利如水往低处流，礼不足以防止他们无厌的欲望，法不足以制止他们营求私利，又将用什么办法才行呢？史家都记载酷吏，唯独没有记载贪赃官吏的传记。我想把他们汇编成一部书，揭露于国史之中；对他们一字的贬斥，就像在集市上鞭打他们一样。不知这样能不能使他们改过自新、改变行为，以纯洁清白的品行承受国家的休明与否泰呢？十七 请问：宰相在朝廷上议论政事的是非，以推行自己的治道；谏官在殿阶之间争辩是非，以实现自己的谏言。筹划国家治理的功业、弥补君德的缺失，确实不是其他官员所能相比的。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必须在年末办理。然而《周官》说，太宰在年终接受群吏的财务报告，只有酒、膳食和服饰不在审核之内。君王唯独享用珍贵饮食，膳食、服饰不受审核，这是合理的。《酒诰》一篇反复告诫不可失常，关于酒的禁戒，难道可以不审核吗？庖人、膳夫所供之物不审核，王、王后、世子都是如此；而酒正所供之酒不审核，却只有王和王后，世子不在其内，难道不是要在审核中培养世子的端正品德，不容许因酒而扰乱德行吗？年终天子斋戒，接受群臣的谏诤。然而《周官》的司谏不过纠正万民的德行，掌管规谏君王过恶的只有保氏一官，向君王进言的道路为什么显示得如此不广？假如说左右前后之臣都可以纠正过失、接受谏诤，那么偏偏到了年终才有事情可以进谏，必须等到一年结束以后才说，这样成为执仗马、只会沉默的人就多了。那孟春之月巡行、摇铃发布政令，工匠执掌自己的技艺来进谏，是在年终接受；而那些在年初进谏的，又是什么缘故？后世宰相兼领盐铁、度支，谏大夫没有固定员额，拿它与周代设置官职的制度相比，究竟对还是不对？我在朝廷上提问：一年钱粮的数目，与元旦在兽尊前斟酒来赏赐直言之臣，概括起来看，是否与年末掌管财用、年终接受谏诤相同？我近来在朝廷上建言，请求宰相掌管国家财用、谏官补足员额。如今一年将尽，因此引用《周官》关于王制的疑问来发问。十八

译恭敬地想，主上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冠绝历代帝王；宏大的美善光辉，照耀天地。近日从仲秋初一开始，天天驾临昕朝。随后又有太子宫授册、宗庙祭祀礼成、千秋节上寿、元正和长至，群臣执玉来朝，盛事接连而至，祥瑞仪容反复讲习。所有这些大朝会的礼仪，本来都有太常礼院的议论可考。然而国家的制度，大多沿用唐代旧制，因此不能不加以考察。现在考察唐制：大驾有属车十二乘，大规模陈设时分列左右，设置在卫士以内；三卫轮番值宿，分为五仗，号称衙内五卫。元日、朔日、望日临朝视政，穿翼善冠服；此后朔望仍穿弁服。元日、冬至朝会，七德舞与九功舞一同表演；后来甚至有人不能忍心观看《破阵乐》的舞蹈。至于大规模陈设，皇太子以下依次上寿，并演奏祥瑞云物之乐，大致也不过如此。其中不能没有疑问：太极宫的承天门接受万国朝贺，既然说它是古代的外朝，那么又有人说含元殿在周代是外朝、在唐代是大朝，这是什么缘故？太极殿在朔望日坐朝听政，既然说它是古代的中朝，那么又有人说宣政殿在周代是中朝、在唐代是正殿，这又是什么缘故？两仪殿通常说是每日听政、处理政事的地方，是古代的内朝；又有人把紫宸殿比作周代的内朝、汉代的宣室、唐代的上阁，也称作内衙，这说法对不对？两仪殿、承庆殿都是接受朝见、听理诉讼的地方，而元和年间正月初一却在紫宸殿接受朝贺，宝历年间又在每月初一驾临紫宸殿举行入阁仪式，为什么接受朝见的地方竟没有固定所在？旧制在单日临朝，后来却命令停朝、放朝都用双日；有时又五日一次驾临太极殿，为什么临朝的日子竟没有固定期限？引见廷臣，为什么屡屡见于延英殿？宣读月令，为什么唯独见于宣政殿？入阁仪式，开元旧礼本来没有，后来的儒者却随之增益，这又该怎样解释？唐代一朝的制度，历经损益沿革，难道没有得失可辨吗？向上参照周代典章，向下采纳汉代仪制，其中合于古制而又适宜今日的，必定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诸位佩绶登上朝廷，出使观光各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请试着说说大概情形。《平斋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