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斋集卷十　　　　　　宋　洪咨防　撰策问

译问：上面明白治道的纲领，下面严格守持法度，那么天下的治理就不难完成。居于宰辅之位的官员，奋发建功、使事业兴盛；三公的职责，是论说治道、治理国家。古代大臣承担天下重任，何曾因琐碎事务而自我牵累？汉、唐时期，九卿更换而担任其他官职，参与政务，已经失去了委任大臣的本意；他们贪恋俸禄、固守职位，陪坐吃饭、模棱两可，又怎能希望他们尽到职责？其中稍微懂得治国体要的人，也不能没有疑问。钱粮和刑狱，本来应当参与听闻，却一概推给内史、廷尉，不再省察事务，对一切不加统领顾察，难道是这样吗？死者伤者横陈道路，难道不比牛喘气更严重吗？而科举琐碎之事和边地官吏，只在赤白囊文书交驰以后才出现，恐怕忧虑边防、思考职责的人不会这样做。听受诉讼刑狱，每天忙得没有空闲，甚至惭愧于礼乐教化，难道是万世长久的策略吗？还是没有空闲讲求这些呢？按次序擢升郎吏，却仰头看着而不顾，体貌尊严在哪里？而只选择十名使者，还担心不能完全得到人才，恐怕兼收等待任用的人不会这样做。坐下来论说治道，称为三公；纲举目张，难道没有关键吗？可是世上喜欢事事亲自办理的人，竟以亲身处理细务为称职；不事事亲为的人，又以没有提出建明为合乎体制。汉、唐宰相事业低下，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吗？主上更新万事万化，图谋任用老成之臣，以扩大治理功业，本来应当日新月异。然而天下的弊病多得像刺猬的毛，二三位大臣日夜在其中尽心劳瘁，却还没有达到成功，所以议臣想要清理中书的事务，简化条目、疏通纲目，而讲明其中的大要。治理与守成的分别，关键一定有所在。至于贤才还没有完全选用，幸进之门还不容易堵塞，军队聚集而难以遣散，百姓困苦而容易动摇，粮价高涨使和籴尤其艰难，纸币轻贱仍费力整顿提高其价值；凡此数端，无不是当今的急务。哪些属于大臣的职责？哪些属于有关部门的事务？轻重缓急，应当同懂得时务的人共同筹划。诸位不要隐瞒。五 谈论用兵，往往以谋算多的一方取胜。智者能够洞察事理，在几乎一呼一吸之间就判断清楚；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估量敌人的形势，出兵没有不中的，像箭射穿靶心一样，这是多么神妙啊！然而，谋略是否采用，又有幸运与不幸运的区别。广武游说成安君，想借助奇兵截断韩信军队的辎重，这样就可以擒获两位将领；淮阴侯派人暗中窥察，知道成安君不会采用这个计策，然后才敢攻下井陉，也可以说是奇策了。假使成安君果真采用了他的计策，那么韩信将用什么来应对呢？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兵，总想请求另派军队从别的道路进军，在潼关设防，像韩信的旧例那样。他的谋略还颇能使人满意，诸葛亮却加以制止而不采用，常常感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假如有幸采纳了他的计策，谁知道长安究竟能不能攻入呢？韩信怀有国士的谋略，诸葛亮具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其中的得失胜负，明白得像观看火焰一样。他们能够随机应变，预料胜利并预先设防，其中一定有不是众人所能看透的地方，希望仔细考察推究这一点。六 问：《三盘》《五诰》不再撰作，而汉代的制诏几乎等同于典诰，难道是因为离古代还不远，仍保留着浑厚浩大的遗风吗？汉、唐拥有天下都达数百年；汉代的帝纪、诏书并没有全部记载，而唐史又加以略去，为什么？文帝的诏书，一半是在勉励农事；在崤山以东发布诏令时，年老衰弱、扶杖而行的人都来观看聆听，希望看到德化的成就，可以说很善于布告宣示了。然而当时还说官吏奉行我的诏令不勤勉，劝导百姓不明白，为什么责备官吏这样深？循良之吏没有留下传记，只有河南太守一人，难道是吏治确实还有不足吗？宪宗时期，藩镇接受诏令，诏书下达到魏博，士卒欢声如雷，甚至发出‘倔强有什么益处’的叹息，可以说很容易感动人了。然而淮州、蔡州凭三州兵众合兵围攻，累年才平定，为什么平定盗乱这样艰难？起草诏书措辞失当，以致烦劳重新修订，难道也是人心还没有完全信服吗？轮台诏、奉天诏，都是皇帝罪责自己的诏书，它们的言辞哪一篇更为恳切？宽大诏、阵伤诏，都是抚恤百姓的诏书，它们的恩惠哪一篇更为深厚？河、凉三镇的告示文书，都是为了夺取人心，它们的用意哪一篇更为明白？起草诏书的才士，与以除书、德音著名的人相比，谁胜过屡次进谏的臣子？拿批答诏敕、毁坏麻制来称为忠臣的人，谁更为优胜？这还不足以深究。后元年间独盛于七制，元和年间与三宗并列；号令焕然可述，温雅而有古代风烈，却没有见于文帝的赞语。唐朝的威令几乎重新振作，只在赞颂宪宗时说到，至于二祖的制诏命令却没有称述。作史的人一定有深意。恭敬地想，主上敬畏上天的警戒，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愿意与天下共同登上仁寿之境。近来明白的诏令接连颁布，告诫监司、守令奉行职务的用意，并为受盗贼胁迫而从犯的人打开自新之路。皇帝的言语伟大，一见诏令就可以决断；四方万里在风雷般的号令下欢欣鼓舞，当然不只山东、魏博的吏士如此。然而清除贪浊的人流于姑息，安抚百姓的人转而只知催收科税；习俗改变人，哪里能够立即革除？钱币弊病长期堵塞而没有疏通，粮价正在上涨而没有止息，灾荒之年盗暴增多，百姓归还安定仍然艰难。如果想使吏治振兴，奸盗改变心志，一致大为响应，达到汉、唐盛时的境地，应当怎样才能做到？忧虑世事的人，何不共同谋划呢？七 问：《周南》是三百篇的开端，文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这也像《易经》以乾坤开头、《尚书》从唐虞开始的意思吗？然而从《关雎》到《兔置》共七首诗，开头说《关雎》的教化流行，又过了四首，才开始显现《麟趾》的应验。王道从闺门寝席传达至天下，远而难以教化的，应该没有比边远蛮夷更甚的；近而容易教化的，应该没有比同姓亲族更近的。如今教化却不在那边应验，而在这边应验，为什么？《羔羊》是《鹊巢》教化的功效，使在位者都节俭正直，直到它的应验显现在《驺虞》中，于是天下完全受到文王教化，草木和群生没有一样不顺遂。《召南》只是诸侯之风，与《周南》王者之风相比，本来有差距。前者的应验明显显现在众类草木之中，这里却只应验在公子忠信笃厚、不冒犯非礼之事上，又为什么呢？诗篇取麟作为应验的象征，麟的脚趾确定是有仁厚的形象吗？还是说太平时代到来才会招致麒麟呢？《诗序》说这是衰世，不知究竟指纣王与文王的时代，还是指周朝末世？《麟趾》铸金来分赐诸侯，王公难道没有什么说法，而良史的创作竟止于《麟趾》，其中用意在哪里？古语说：‘做人而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有志于学习的人，必须反复诵读思考这两篇；而喜好修身的公子，更应当把它们佩在心中而不忘。反复推究《周南》《召南》的意义，再推广到《行苇》《角弓》，以考察盛衰变化的始终，这是诸位的责任。请替我搜求并陈述其中的道理。八

译问：六经记载天道、人事的极致，没有比《春秋》更详细的。它虽然不说某件事会有某种应验，但灾异与应验都实际存在，这难道正是圣人忧虑世事的心意由此显现吗？日食三十六次，蝗虫、蝗蝻、蜚、蜮等灾害总共十八次；降雪、雷电、星辰、陨石、霜、无冰等凡是涉及天人关系的，即使细小也一定记录，水旱变化尤其不敢省略。僖王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到六月才下雨；这里不说‘旱’，是说他有志于百姓，并不把它当作灾害。文王从正月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昭公在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雩，旱灾也很严重，却不以‘旱’字记载，难道也是不把它当作灾害吗？直到夏季发生大旱，想焚烧巫尫而又停止；这一年发生饥荒却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旱灾特意大书，说明灾害格外酷烈，哪里会有百姓不因饥饿而困苦的呢？否则宣公时也记载大旱却不记饥荒，也可以说它没有造成伤害。或者记旱，或者记雩，或者记不雨；褒贬用辞不同，一定有深意。宣公时记载大水，接着记饥荒；襄公时记载大水，接着记大饥荒。淫雨积水妨害农事本来如此；在粮食艰难、威公成年的秋季发生大水，庄公末年洪水横流尤其频繁，直到击鼓并用牲畜祭祀社神和门神，为什么都不以歉收上告？还是像七年那次水灾一样，虽然没有麦苗，却没有伤害嘉谷，所以随即略去不记吗？然而麦子、禾稼大多没有收成，臧孙辰终于不得不请求买粮；后来又送给我们来牟，难道这不就是嘉美的作物吗？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洪水而嘉谷不受损害。威公初年有平原被水淹没的灾害，过了两年却获得丰年，这种由凶转丰是通过什么办法？其他国家并非没有灾异，宋国却单独记载水灾，淫雨损害祭祀用的谷物；由此才知道它必将兴盛的说法是什么。恭敬地想，主上笃诚信奉敬天之道，迫切地爱护百姓，真正具有尧、汤的用心；然而大兵之后，四方仍免不了以水旱灾害上报，这大概接近《春秋》有些灾害不一一记载的做法，天心仁爱本来就在这里吗？庄稼歉收、水灾毁坏都有定数吗？近来看我们饶州，去年长期晴旱，今年却长期下雨，官府没有积存粮食，百姓面有菜色；但有人还认为饶州处在江东，情况算好，难道是旱灾没有成为灾害、雨水没有损害谷物，正如鲁国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吗？诸位学问贯通天人，不愧为舒、向，请共同阐明《春秋》笔削褒贬的意义，告诫执政者不要把攻讦当作正直。九 问：君主掌握富贵的权柄来驾驭天下，钱币轻重的权力应当完全出自君上，不应当与天下共同掌握。虞、夏以金属分为三品，周代建立九府圜法，财利权力所在，君上确实专掌。到了景王想改铸大钱，单穆公虽劝谏而景王不听，百姓最终反而获得了其中的利益。按照刘陶的议论来看，这就不相合。文帝废除禁止私铸钱币的法令，赐给邓通一座铜山，使他能够自行铸钱，于是钱多到贯朽。拿贾谊的议论来考察，却不是这样。直刀价值三千，错刀价值五千，为什么价值这样高？百钱相当于七八，和三十五合为一陌，为什么每陌的钱这样少？这还不足以深入讨论。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钱制在轻重之间算是得到了适中。然而五铢钱流通以后，各郡国多有奸人私铸而使钱币更加轻薄，公卿请求铸造钟官赤侧钱，以一枚抵五枚。过了两年，赤侧钱因为价值低贱而废止，三官钱才丰富起来。开元钱使用后，因为经费不足，才开始铸造乾元重宝，参杂使用，以一枚抵十枚；犯法的人每天有数百，最终又恢复旧制，然后百姓才觉得便利。钱币从上面发行而散布到下面，君上所看重的，谁能使它轻贱？只是正在施行却突然停止，为什么？还是上面的人不过把它当作一时权宜的举措，随即又返回常规吗？否则，朝廷之上就没有人主持这项议论，难道要根据一个人的话来决定采用或舍弃吗？汉朝刚刚重新建立，还兴起恢复五铢钱的想法；唐朝历经几代，一直遵循开元钱的制度，而赤侧钱、乾元重宝却不再出现，又是为什么？国家让铜钱和纸币并行，深得用子母相互调节的意义。近来因为纸币更加轻贱，多次采用称提的办法，却还没有达到增重的效果；于是以开禧新纸币二准三，在京城之下流通，财利权力的轻重由我们自己掌握，可以说得当了。有人仍说新旧货币都是国家的宝物，却自称可以抑扬轻重；京城内外也都是畿甸，却自称有疆界分别，恐怕未免有很多抵牾冒犯。然而假如二准三果真可以通行，那么天下流布的钱币都可以随之增加价值吗？希望把亲眼见到利弊的人请来告诉有关官员。《平斋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