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斋集卷二 宋 洪咨防 撰讲义
臣闻同是心也，操舍有存亡，善利有舜跖，一念之发，所由分也。故人心惟危，六二本居中得正，系乃在于小子；六三本不中不正，系乃在于丈夫。克念罔念之间，狂圣易位，此心界限，恶可不严哉！吾之所系，既能舍邪而从正，舍非而从是，则无求不获，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而犹以居贞为利，不正则虽择善而从，不能固执，何益哉！然所系得失，当观之立志之初，趋向髙明则上从，趋向卑汚则下从。三欲舍卑汚而进髙明，宜不为小子屈也。君道亦然，志在于下，则系孟明而失蹇叔，系商鞅而失甘龙，系林甫而失九龄，系卢▯而失陆贽，天下以之而乱。六二、六三两爻政相反，玩易者可以类推而知所择矣。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臣闻仁者先难而后获，初未尝有获，心诡遇一朝而获，十则有心于获者也。人臣之患，莫大乎有心于获。获心一萌，则髙者狥名，卑者逐利，一念外骛，曽莫知返。功与道始判而为二，臯防、稷契、伊傅、周召，道行而功自存乎其中。管、晏求功于道之外，而功亦冺矣。九四以阳刚之材，居近君之位，动于中而说于外，其心所随，惟在于获，急浅功近利之计，昧至正大公之趣。贞固守此，宜其凶也。是必顺天命，本人心，以辅治而行，其所无事，惟知有道，不知有功。一忱所存，终始无间，则功自道出，昭然大明于天下，皆归于仁义礼乐之中。皥皥乎其不自知，尚何咎之有？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足以尽此。董仲舒谓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足以知此。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臣闻嘉者善也。九五居中得正之君，在随之时，以说为体，声色玩好，一无动乎其中，而惟善之从。言必善言，动必善行，发必善政，用必善士。其推之四海，散之两间，良心善性之感发，祥风膏雨之露被，何往而非嘉哉？然其要在孚。孚者出于中心之实，而非伪，表里相应，终始相续，以不二不息之心而从乎善，防防乎有诸已之信，以极乎充实之美，辉光之大，而进乎圣神之域，吉孰大焉？茍惟矫揉于十手十目之地，而放于宫庭之渊邃；勉强于一朝一夕之顷，而怠于岁月之悠久。秉于中者非实，意饰于外者皆伪，为善转而恶，吉亦转而凶。一念之孚不孚，其意盖不爽也。象以位正中为言，盖有是位不可无是德。九五之位既正且中，而德之正中，又能防万善于一已位斯称矣。是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必行天下之大道。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臣闻民至愚而神，可以心感，不可以力刼；可以道御，不可以智笼。随之上六，人心恱从，有所不容释。此非智力所能及也。太王居邠，廹于狄，不忍以养人者害人而去之。民相与遮前拥后，力攀强挽，惟恐仁人之舍去。既拘系之，又从而维之，与《诗》“白驹之留贤者，絷之维之”同意。民之防太王者若此，太王终不为之防，而从者如归。市有人斯有土，故用之享于西山。周家八百年之建，于是乎肇迹矣。象以拘系之为上穷，盖上处随之极髙而无位。太王为狄所廹，失位而去，至于拘系之不可留，遂邑于岐山之下，岂非随之穷乎？《易》道穷必变，穷上返下，宜有亨之理也。然则人心之所去，秦虽刼之而不能止；人心之所趋，周虽逃之而不能郤。有天下者，可不深求抚后虐雠之义，而思所以固结斯民之心哉？
平斋集卷二
译臣听说，同一个心，或持守或舍弃，便有保存和丧失；善恶和利欲之间，也有舜、跖之别；一个念头发动时，人的方向便由此分开。因此说人心危险。六二本来居中得正，却系附于小人；六三本来不中不正，却系附于大丈夫。在能克制一念和不能克制一念之间，狂人和圣人的位置就会转换；人心的界限如此分明，怎么能不严格对待呢？我所系附的对象，既然能够舍弃邪而跟从正，舍弃错误而跟从正确，那么没有什么求取不能得到，别人的善也都成为我的善。可是仍然说要以居守正道为利；如果不能守正，即使选择善者而跟从，也不能坚定持守，又有什么益处呢？所系附对象的得失，应当从最初立志时的趋向来观察：趋向高明，就会上进而跟从上位；趋向卑污，就会下行而跟从下位。六三想舍弃卑污而进入高明之境，当然不应被小人屈服。君主之道也是如此：志向在下，就会系附孟明而失去蹇叔，系附商鞅而失去甘龙，系附林甫而失去九龄，系附卢杞而失去陆贽，天下因此而发生动乱。六二、六三两爻的情形正好相反，研习《易》的人可以类推，从中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九四：随从而有所收获，占问则凶。内心诚信而行于正道，凭光明正大的功业，还有什么过错呢？《象传》说：随从而有所收获，从道义说是凶的。内心诚信而行于正道，是说明其功业光明。我听说，仁人先经历艰难，后来才获得成功；起初从来没有想到有所收获，偶然一朝之间获得了，十有八九便会存心追求收获。臣下的祸患，没有比存心求取功名利禄更大的了。求获之心一萌发，高尚的人便追逐名声，卑下的人便追逐利益，一个念头向外驰骛，就再也不知道回头。功业和正道从此分裂为两件事。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正道得以推行，功业自然包含在其中。管仲、晏婴在正道之外求取功业，功业也随之泯灭了。九四凭阳刚的资质，居于接近君位的地位，内心有所发动，外表却以悦人为务；它所随从的，只在于获取功业，急于采取浅近的功利之计，昧于至正大公的旨趣。若固守这种做法，占问当然凶险。应当顺应天命，以民心为本，辅佐政治而推行；心中不存别的，只知有正道，不知有功业。诚心始终如一，没有间断，那么功业自然从正道中产生，光明显著于天下，都归结在仁义礼乐之中。达到广大和乐的境界而自己尚且不知道，又有什么过错呢？孔子若得到邦国，就能使人民立定，教导他们就能使他们实行，安抚他们就能使他们归附，发动他们就能使他们和顺，足以完全说明这个道理。董仲舒说，仁人端正自己的道义而不谋求利益，彰明自己的正道而不计较功业，足以说明这一点。九五：诚信地归向美善，吉祥。《象传》说：诚信地归向美善而吉祥，是因为所居的位置正而居中。我听说，“嘉”就是善。九五是居中得正的君主，在随卦之时，以和悦为本体，声色玩好一概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只知道追随善。说话一定说善言，行动一定行善事，施政一定行善政，任用一定用贤能之士。把这种善推广到四海，散布于天地之间，良心善性的感发，祥和之风、滋润之雨的覆盖，哪里不是美善呢？然而关键在于“孚”。“孚”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不是虚伪，表里相应，始终相续，以不改变、不停息的心追随善，确实相信善德在自己心中，达到充实之美、光辉之大，进而进入圣神的境界，还有什么吉祥能超过它呢？如果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矫揉作态，却在深宫之中放纵；只在一朝一夕间勉强为善，却在漫长岁月里懈怠，那么内心所持并不真实，外表修饰全是虚伪，为善便转成恶，吉祥也转成凶险。一念之中是否真实，其结果大概不会有差别。《象传》以“位正中”为说，是因为有这样的地位，不能没有与之相称的德行。九五的位置既正且中，德行也正且中，又能把万善聚集于一身，这样才与地位相称。因此可知，居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上，就必须实行天下最正大的道路。上六：把它拘禁捆系起来，于是又用绳子维系住；周王在西山举行祭祀。《象传》说：上六被拘系，是因为处在随卦的穷极之处。我听说，百姓虽然最愚钝，却有神明般的感应，可以用诚心感化，不能用强力劫持；可以用正道驾驭，不能用智谋笼络。随卦上六所说的，是民心喜悦而归从，已经到了不能放手的地步，这不是智力和强力所能达到的。太王居住在邠地，被狄人逼迫，不忍因奉养自己而伤害百姓，于是离开了邠地。百姓相互遮挡在前面，簇拥在后面，用力攀援拉挽，只怕仁人舍弃他们离去。既把他拘系起来，又跟着维系住他，与《诗经》所说“白驹留下贤者，便把它拴住、系住”的意思相同。百姓挽留太王就是这样，太王最终却没有因他们的挽留而停止前进，跟随他的人如同归家。有人口就有土地，所以在西山举行祭祀。周家八百年的基业，就从这里开始了。《象传》说被拘系是上六的穷极，是因为上六处在随卦最高处却没有职位。太王被狄人逼迫，失去职位而离开，直到被拘系也不能留下，于是迁居到岐山之下，这难道不是随卦走到穷极吗？《易》的道理是到了穷极就必然变化，到了上位而返回下位，应当有通达的道理。这样说来，民心所要离开的地方，秦国即使强行劫持也不能阻止；民心所要归向的地方，周人即使逃避也不能使他们退却。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该深切探求安抚百姓、消除仇怨的道理，思考怎样牢固凝聚民心吗？《平斋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