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斋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平斋集》卷七，宋洪咨夔撰，故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冬十月，内侍从京城带着内府的两囊珠玉来进献，皇上把它们投入汴水。第二天，皇上把这件事告诉辅臣黄潜善，说：“有这些东西固然可惜，但不必丢弃；没有这些东西，也不必寻求。”皇上说：“太古时代，抛弃玉器、毁掉珠宝，小盗也不会兴起，我很仰慕那种情形，希望借此求得息止盗贼的方法。” 臣听说，君王一个念头发动，左右近臣承接它，百官趋附它，天下人也向着它，所以对于喜爱和厌恶的念头，应当谨慎防范。因为一颗心不能同时专注于两件事，看重了某物，就会轻视另一物。喜爱容易流失的阴柔之物，便会把尺璧看得如瓦砾；珍视难以得到的贤才，便会把远方的珍奇物品看得如粪土。这是说明直径一寸的珍珠比不上齐国四位大臣，价值连城的璧玉也不能换取赵国一位士人，正是审察轻重的道理。鲁公攻打卫国，齐人来归还卫国的宝物，鲁公的心意仍不止于满足；齐国攻打北燕，北燕用瑶瓮玉匣来贿赂，齐国于是不能取胜而回师。这种念头一旦被外物转移，志气就消退了。我高宗皇帝继承并开启中兴事业，急于使大义取信于天下，于是把内侍献来的珠玉投入汴水，使左右诸大夫和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志向不在小处而在大处，与光武帝亲手不持珠玉的意思相同。正因此，能够在人心涣散之后收拾人心，在国势颓败之后振兴国势，这是后世圣君应当效法的。近来经营山东，皇上在九重之上从未把嗜好显露于外，但当国者唯独追逐珠玉，各位将领从旁搜寻、巧取、苦求，争相投合上意，珍奇异玩纷纷聚集到私宅。归附的人便能窥见朝廷无意于收复中原，却被恶欲所驱动。臣愿陛下惩戒旧日弊病而反其道而行；凡以珠玉、服饰、玩物来进献的，都把它们砸碎在通衢大道上，以显示圣上的志向。边疆的臣子听到这种风气，也将用功名来激励自己，务必做到廉洁清白，使豪杰信服，盗贼的问题和功业就可以一并解决了。至于中原的铜钱，也不必把它们用车运入内地郡县，便以为是功劳。从前张林向淮南方面报告时说过：“土地归于本朝，铜钱还能到哪里去？”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至理名言，是谋划国事的人应当审察的。晋代谢安因为荆州、江州都出现空缺，桓石虔有沔阳之功，担心他骁勇猛烈，处在形势险要之地，最终或许难以控制，于是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伊为中流将领，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既让三位桓氏分别占据三州，他们彼此没有怨言，各自得到适当任用；这种长远而没有争竞的安排，大多如此。臣听说，驾驭得道，天下的狡诈之徒都成为可供驱使的人；驾驭失道，天下的狡诈之徒都成为敌人。“御”这个字，是用马来作比喻：诡诈、冲撞车驾、放纵而难以控制的马，若让王良、造父来驾驭，就会鸣响和鸾，追逐水势曲折之处，前进后退、伸展收缩，没有不如意的；否则，便是烈马不受羁绊。谢安任用三位桓氏，世人只知道这是长远而没有争竞，却不知道其中默含着驾驭的方法。桓石虔勇捷无比，既夺去他的上游要地，而桓石民与桓伊又不是需要忧虑的人；何况当时荆州、江州、豫州三州的军事都在谢安都督之下，而兵权实际上掌握在朝廷内部，这是首部重要，尾部便轻。假如朝廷没有办法掌握权力、控制他们的命运，王彪之所说的“兵权集中于一门”，就不是巩固根本的办法。谢安怎么能不对此深思呢？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懂得君王用八种权柄驾驭臣下，即使是王者也不敢忽视。高帝下诏说：“想要大力减省赋税，只是如今进献尚无定额，官吏有时征收很多赋税作为进献，诸侯王尤其多，百姓对此很痛苦。现在命令诸侯王、通侯常在十月入朝进献；各郡也按人口数，每人每年缴纳六十三钱，以供给进献的费用。” 武帝制定制度，最初设置十七个郡，暂且按照当地原有习俗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地，都按照当地情况供给新设郡。新设郡不时杀害官吏，汉朝便从南方派官吏和士卒前往诛讨，费用都由大农供给，并用均输、调盐铁来补助赋役，所以能够供养军队。然而军队经过的县，要按资财供给他们，只求不使供应缺乏罢了，不敢说可以擅自征赋。臣听说，君王先有爱护百姓的真实心意，之后才会有施及百姓的实际恩惠。汉代诏书出自君主亲笔，精神心术的根本，都在诏书中显现。看高帝“想大力减省赋税”的话，简明严正。接着是文帝赈济、减租的诏书，勤恳真切；他们爱护百姓的实际心意，都足以对越天地，怎么会有百姓不能受到恩泽呢？汉代的赋税有三种：口赋供天子食用，算赋用来治理府库、供给兵车马匹，更赋用来供给戍守边境。这道诏书想要减省的，应当就是当时的这类赋税；又有进献之赋，郡国借进献之名加重赋税，成为百姓的祸害，所以高帝急于减省。楚汉争战尚未决出胜负时，起初征收的是算赋；天下安定以后，便想减省进献之赋。由此可见，伤财害民没有比军费沉重更严重的。军费从各处不断增加，却想实行爱民政策，确实困难。然而爱民的心意不能因为战争而中断。武帝元狩年间的诏书说，君王如同心，百姓如同四肢；四肢受伤，心也会忧伤。这并不是没有爱民的心意，只是喜好大功、贪图功业，把这种心意转移给臣下了。我曾考察司马迁《平准书》，其中论述武帝取财供给军队，始末共有十多个层次，一层比一层危害深：“江淮之间，萧然空虚了。” “废止诽谤、穷治案件的做法已经实行了。”“三个人谈论利益，连秋毫般细小的利益也要分析了。”“官吏的风气更加混杂，商人也多起来了。”“逐渐设置均输，流通货物了。”“大概都铸造金钱了。”“公卿大夫多以谄媚取容了。”“杨可推行告缗令已经放纵了。”“官府因盐铁、缗钱等缘故，所用财物更加充足了。”“因株连押送徒隶、纳财而得到补任郎官，选拔制度衰败了。”最终到了“官吏不敢说这是擅自征赋的法令”。而高帝本来想替百姓减省赋税，武帝却听任官吏擅自征取不属于常规的赋税，难道是不知道有百姓吗？只是新设置的郡刚刚建立，百姓仰面等待哺养，恐怕前功尽弃，所以只求迅速办成事情；即使想禁止官吏擅自征赋，也办不到。后来又增加口赋三十钱，到了轮台才后悔；幸好这种爱民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断绝，仁义的恩泽也没有立即斩断，这大概就是汉朝国脉延续四百年的原因吧？绍兴元年六月辛巳，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说：“关系宗庙社稷的大计，希望在‘伯’字之后，慎重选取太祖的后代中有贤德的人，按照亲王的等级待遇，使他牧守九州，以等待皇嗣出生；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皇上大为感叹并醒悟。戊子日，皇上对大臣说：“昨天命令广泛选取艺祖的后代，宗室中两三岁的孩子，得到四五人，但资质相貌都不够聪慧卓异，姑且让他们回家，等他们长到泉南后再选。”臣恭敬考察，高宗皇帝在大观丁亥年降生，在建炎丁未年即位；到娄寅亮上书这一年，圣上年龄才二十五岁，关系万世无疆的谋划，意义真是重大啊。

译蜀先主将要东征孙权，群臣大多进谏，他没有听从。大军战败，诸葛亮叹息说：“如果法孝直还在，就能制止主上向东进军；即使主上一定要东进，也必不会败亡危急。” 唐太宗想亲自征讨高丽，群臣大多进谏，他没有听从。凡是攻取的十座城池，皇上因为没有成功而深深悔恨，叹息说：“如果魏征还在，就不会让我有这次出征。”臣听说孟子说：“在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弼的士人，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国家常常会灭亡。”自从尧舜不再出现，君主谁能没有举动上的过错？所依靠的，是左右前后的臣子来纠正他的错误，使他返回正确道路。可是逢迎谄媚的人遇到机会便迎合，轻浮狡黠的人助长过失，占有官位的人拱手旁观而无暇过问，畏惧任事的人心里想说却不敢开口。幸而有人敢于进谏，也只是用一句话来敷衍塞责，最终仍归于首先防止君主有过失的责任。于是没有人能够挽救君主；如果在举动刚刚稍有差错时，臣下便竭力当面折谏，在朝廷上争辩，拉住衣襟也不让君主前往，继而撞断栏槛，那么如果不是讳言过错、刚愎拒谏的君主，怎么能不惊惧醒悟、翻然改过呢？只是像宫之奇那样懦弱，不能强力进谏，所以即使进谏也没有益处。先主为了替关羽雪耻而愤怒出兵，太宗为了讨伐高丽而贪功出兵，并非没有黄权、褚遂良等人的劝谏，而是劝谏不够有力，对出兵没有挽救作用。假如法正、魏征这两位大臣还在，一定会激烈恳切、直言到底，竭尽骨鲠之气；君主不听，他们也不会停止。夷陵、鸭绿江之战留下的悔恨，当时的诸位大臣怎么能推卸责任呢？不过，诸葛亮知道珍惜法孝直，却考察他平素所推选的人，特别是蒋琬、费祎的纯厚善良，向宠的贤淑，哪里能指望他们再有法孝直那样的刚强方正？唐太宗知道珍惜魏征，但田舍老翁般的愤怒已经在魏征生前显露出来，砸毁碑文、停止配享的怨恨又在魏征死后显现，敢于进言的气势几乎完全沮丧；后来还希望廷臣像魏征那样恳切直言，就困难了。这就是说，君王平时能够培养守法大臣和辅弼士人的正气，遇到事情时才能获得他们的力量。皇上当时想任用文武人才，寻求他们唯恐来不及，开始用蒲轮车迎接枚生；见到主父偃便叹息，群士仰慕归向，奇异之才一同出现。卜式从牧放牲畜中被发现，桑弘羊从商贾中被擢用，卫青从奴仆中奋起，金日磾从投降的俘虏中显达；这也就是前代傅说从版筑之间、宁戚从喂牛之中被发现的同类。汉代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大：儒雅方面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实守行方面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方面有汲黯、卜式；推举贤才方面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方面有赵禹、张汤；文章方面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诙谐方面有东方朔、枚皋；应答方面有严助、朱买臣；历法算数方面有唐都、洛下闳；协和音律方面有李延年；筹划军国方面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方面有张骞、苏武；统率军队方面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辅政方面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人才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因此兴建功业、创制制度、留下文章，后世都无法相比。顺帝知道任用人才的能力，所以士人能够尽情施展才干。天下人纷纷仰望他的风采，于是准备元纁、玉帛去聘请南阳樊英。天子亲自降临寝殿，设置坛席，尚书引导，延请樊英询问政治得失，急切地举行登用贤人的举措，谦下地行自我降尊的礼仪。于是隐士、鄙野之士忘记拘谨的儒生习气，拂去头巾，整理布衣，来期待旌车招聘。到后来樊英能够承接这种风气，俊杰之士又都出来任事。像李固、周举的深远宏大的谋略，左雄、黄琼的正直坚固的政事，桓焉、杨厚凭儒学进身，崔爰、马融凭文章显名，吴祐、苏章、种暠、栾巴治理百姓的才能，庞参、虞诩统率军队的远大谋略，王龚、张皓虚心推举士人，张纲、杜乔以正直之道纠正过失，郎顗精详缜密地研究阴阳，张衡的机巧术数尤其精妙。东汉士人，在这个时期盛极一时。假如朝廷能够采纳他们高明的谋略，让他们在疆场施展智慧和力量，让他们在帷幄中容纳直言，举措都遵循他们制定的规范，那么汉武帝、汉宣帝的法度，难道还会遥远吗？臣听说，寻求贤才却不任用，贤士与没有寻求贤才没有区别；认识人才却不能善于任使，与根本不认识人才没有区别。君主有志于治理天下，谁不知道这一点呢？只要不是贤才便不任用，而又急切求取贤才，那么有才行、能够遇合、可以公正供养任用的士人，也没有不起身响应这种求贤要求的。海滨的大老来了，洛阳的年轻人来了，东山高卧的人来了，周南滞留的人来了。朝廷像立起鸿鹄，华美的台阶上群臣如振翅的鹭鸟，不能说不是一时的盛况；但君主不能尽知他们所怀抱的才能，也不能尽用自己所知道的才能。就像医生把人参、茯苓、白术、肉桂、玉札、丹砂聚在一个袋子里，药品虽然极其珍贵，但若与病情不合，聚集再多也没有益处。武帝用蒲轮车征召一次，奇异人才便一同出现；顺帝以元纁聘请一次，俊杰之士也都出来任事。喜好贤才、急于任用士人的心意，前后没有间断。然而武帝聚集的儒雅、笃行、质直、推贤、定令、文章、滑稽、应对、历数、协律、运筹、奉使、将帅、受遗等各类人才，共二十七人，汉朝因而兴盛；顺帝聚集的深谋、政事、儒学、文章、牧民、将帅、推士、纠违、阴阳、机术等人才，只有二十人，汉朝却因此衰败。大概武帝对于人才才能的长短、大小，能够洞察其底蕴，按照各人的长处恰当任用。顺帝只知道招来他们，却不采纳高明的谋略，不容纳刚直的言辞，也不能让他们施展智慧和力量；贤才充满朝廷，最多只是用来美化观瞻、悦人耳目罢了。诸葛亮曾说：“亲近贤人，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士，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亲近谁、远离谁之间，盛衰就已经判定了。《易经》的《损》《益》两卦，都说即使有十朋之龟，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明白群贤的助益，在《损》卦六五以虚心居中、自我减损来顺从下位贤者，便是大吉；在《益》卦六二，贤者想把益处献给上位，而君王是否乐于接受他们的益处还不能确定，便只有始终守正坚固以等待时机。直到“王用享于帝”，然后才吉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只是聚集天下贤才吗？贤才聚集，又难道可以只满足于簪笏相聚的盛况，而不思考彼此共同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吗？晋元帝建武元年，设置史官，创立太学。太兴元年，皇帝亲自举行雩祭。起初设置谏鼓、诽谤木，新建听讼观。太兴二年，设置博士员额。太兴四年，设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皇帝亲自阅览各类刑狱案件。

译臣听说，事物有本末，事情有终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所谓先，是事情应当首先急办的；所谓后，是事情应当暂缓办理的。缓急先后不违背次序，治理国家的道理还怕不能实行吗？元帝承接皇纲解纽之后，应当思考振兴国势，把它看作救溺救火一样的急事，却反而拿安平时代的总体方针，来治理危亡败坏的局面；拿墨守成规的常法，来应付变故中的危机。所以近世议论者说：这是怎样的时势，为什么还要办理不急迫的事务，竟像讼观那样兴作起来了？为什么不筑起将坛拜授淮阴侯？太学已经兴办了，为什么不设武举来招揽汾阳王？亲自举行雩祭的礼仪已经实行了，为什么不降低皇帝的尊严，亲自劳问细柳营？博士的官员已经设置了，为什么不制造楼船，任命将军？谏鼓和谤木已经设置了，为什么不修治车马、准备器械，以谋求修文攘夷的政事？这些事情，略举几项就够了。晋室衰微，典午之姓维系将断；胡人羯族举鼎而起，中原豪杰竞相奋起争夺天下。当时最急迫的事情并不在这些。假如当时对内把经常性地筹划国家财用作为实际政务，而不把缝补衣服当作仅够用的规矩；对外把严格整饬兵备作为实际功绩，而不把玉册封诏当作苟且求安的凭借，晋朝大概就兴盛了吧？如今金瓯虽然没有破损的忧虑，玉关还没有闭塞拒守的防备；作战难以确保胜利，防守难以确保牢固，议和难以确保信用，而民力和国计已经都到了穷困的地步。若不急切地增加财力、强化兵力，先办理本来应当急办的事，反而多谈义理，多作空泛的政事清谈，把拆补衣裳、缝补衣带之类琐碎事务当作巧能，把折柳作篱、修补园圃当作坚固，把火放在柴堆下面当作安全，那么一旦有意外警报，我恐怕不是靠从容拱手作揖所能应付的。席子前方左端的铭文说：“安乐之时一定要敬慎。”前方右端的铭文说：“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后方左端的铭文说：“无论转身还是侧身，也不可以忘记。”后方右端的铭文说：“所借鉴的并不遥远，看看你所替代的前人。” 几案上的铭文说：“堂堂正正地保持敬慎；口中会生垢，口会伤人，口会……” 镜子的铭文说：“看见你的前面，思虑你的后面。” 盥洗盘上的铭文说：“与其被人淹没，不如淹没在深渊中。淹没在深渊里还可以游出来，被人淹没就无法救治了。” 楹柱上的铭文说：“不要说‘为什么要残害它’，灾祸将要发生；不要说‘为什么会有害’，灾祸将会扩大；不要说‘为什么会受伤’，灾祸将会延续。” 手杖上的铭文说：“哪里会有危险？在于愤怒。哪里会失去正道？在于嗜好和欲望。哪里会彼此忘却？在于富贵。” 衣带上的铭文说：“火灭之后，整理仪容；谨慎戒惧，一定恭敬。恭敬就能长寿。” 鞋履上的铭文说：“谨慎，谨慎；勤劳就会富足。” 酒器和食器上的铭文说：“饮食应当有所节制，饮食应当有所节制，警戒啊！处处防备，就能逃避祸患。” 门上的铭文说：“名声难以取得却容易失去，难道不勤勉、不立志，却说‘我知道这些’；不勤勉、不追求达到，却说‘我能掌握这些’吗？扰乱和阻塞一旦用泥封闭起来，像风将要到来之前必定先摇动，即使有圣人，也无法替它谋划了。” 窗户上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取用大地的财物；恭敬地祭祀皇天，恭敬而且赶在时令之前。” 剑上的铭文说：“把它佩带在身上作为服饰，一举一动都必须实行德行；实行德行就会兴盛，背弃德行就会败坏。”弓上的铭文说：“屈伸的道理，废兴的行为，不要忘记反省自己的过失。” 矛上的铭文说：“制造矛，制造矛，稍有间隙而不能忍耐，便会成为终身的羞耻。这是我所听到的，用来警戒后世子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衣服上的铭文说：“桑蚕劳苦，女工难得；新的衣服一丢弃，旧的衣服又在后面，必定会受寒。” 镜子上的铭文说：“用镜子照自己，可以看见形貌；用别人来照自己，可以看见吉凶。”酒杯上的铭文说：“欢乐到了极点就会悲伤，沉湎酒色会招致过失，社稷因此危险。” 几案上的铭文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谁能同时牢记这两点，日后就一定没有凶祸。”手杖上的铭文说：“辅助别人不要苟且，扶助别人不要虚饰。” 这是周武王从师尚父那里听到《丹书》后，刻铭在器物上来警戒自己的。过去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敬慎作为根本的。敬慎，众多思虑就会澄明；不敬慎，众多思虑就会纷乱。敬慎，万种善行就会聚集；不敬慎，万种善行就会毁坏。这种敬慎并不是从外面进入内心的。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念。知道有所畏惧，然后才知道敬慎。君主自身处在极其尊贵的地位，内心承受众多攻讦，如果不随着接触外物而设置警戒来警醒自己，畏惧之心就会忘失，敬慎之心就会消灭。天理还能够保存多少呢？周武王战战兢兢，把警语刻在各种器物上，不是说“看看你所替代的前人”，就是说“沉溺其中便不可救”；不是说“灾祸将会扩大”，就是说“社稷将会危险”。这些话多么严厉啊！天真的本性难以保持，人的欲望却容易流荡，在出入起居之间，龟鉴仿佛就在眼前。希望能够常常像有危亡祸乱压迫在眼前一样，怀有临深渊、踩薄冰的恐惧，没有一个念头不是敬慎的。然而凭周武王的圣明，难道还要等看到铭文才知道恐惧吗？尧、舜是出于本性如此，商汤、周武王则是亲身实行如此。亲身实行敬慎，难道还会超过自我检束、防范过失、寻求进步的范围吗？这正是出于本性的境界。有的人在众目睽睽、众手所指的地方收敛自己，却在暗室屋漏之中放纵；在亲近儒生学士时修饰自己，却在面对宦官女子的时候嬉戏轻慢。即使有这样的铭文，也等于没有这样的铭文。所以《中庸》《大学》都以君子慎独为可贵。宣公十有五年秋，所谓“初税亩”，为什么说是开始？“税亩”是什么意思？就是丈量田亩而征税。为什么记载“初税亩”？是为了讥刺。讥刺什么？讥刺开始丈量田亩征税。臣认为，制定法令来取于百姓，最可忧虑的莫过于开创先例。君主和百姓本来是一家，国家使用财物而从百姓那里取得，百姓拿出自己的所有来供给君上，就像儿子奉养父亲一样，谁会不敬慎地应当如此呢？自古什一之法，是借用百姓的力量耕种公田，收取每年的收入；至于百姓的私田，过去从来没有征税。鲁国创立丈量田亩征税的办法，大概是国用不足，确实有非常不得已的地方。可是圣人在这里记下“初”字来表示讥刺，难道不是因为最初创立时，看似只是暂时的权宜之举，后来沿袭的人却必定借此施行没有限度的征敛吗？这就像蝗虫长出嘴来一样，其祸害没有止境。二吾不足而征收田赋，这就是开创先例。《武帝纪》记载“初算车商，初算缗钱，初榷酒酤”，很能说明这个意思。《平斋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平斋集》卷八　　　　宋·洪咨夔撰　故事 梁冀执政二十多年，财富和权势达到极盛。收没梁冀的财货，官府出面斥卖，共得到三十余万万，用来充实王府的费用，并减免天下租税的一半。又分散他的苑囿，把土地交给贫困百姓经营。臣听说，天下的财用，就像血脉运行于人的身体，可以使它流通，却不能使它堵塞。王者把财富藏在百姓之中，霸者把财富藏在国家之中。最下等的情形，是财富既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而聚集在搜刮之中。臣认为，我国大概是从正道不能实行开始，人心败坏；人心败坏，吏治也败坏；舍弃义理而趋向利益，假借公事来谋取私利，榨取百姓以自肥，一点也不宽贷。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又成为滋生奸邪、接受盗贼的府库，于是天下财富便偏偏聚集在那里。这就是梁冀的财富积累到三十余万万却仍未满足的原因。财富本来是我国所有的，取得它是为了帮助国家；财富都是我民众所出，归还它也是为了给予民众。道理顺当，政事公正。所以没收梁冀家产来充实王府，同时减免租税，天下人都认为痛快。后世不要认为这样做不对，却不能说桓帝能够实行这样的政事。太祖问李承进说：“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享有国祚却不长久，为什么？”李承进说：“庄宗一味对将士姑息迁就，每次出行，禁军和卫兵必定拦住马头，告诉他说儿郎们寒冷，希望得到救济接济。庄宗立即顺从他们的欲望给予财物，大概是威令不能实行，赏赐没有节制的缘故。”皇上拍着大腿叹息说：“三十年在黄河两岸作战，取得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没有止境的要求，凭这样的方式统治，实在像儿戏。现在朕抚养士卒，当然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触犯我的法令，就只有剑了。” 《易》说：“上面是天，下面是泽，这是履卦；君子因此辨别上下的等级，安定百姓的心志。”上下不加辨别，百姓的心志凭什么安定？百姓的心志不安定，却想求得国家形势安定强盛，这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周全一样。何况三军最重视纪律，处在军中不懂礼义，出战时就不懂军律；一旦冒犯上级的念头萌发，作乱的机会已经出现，难道还可以希望他们抗击敌人、伸张国威吗？唐朝自肃宗苟且求得一时安定，平卢节度使察看军中想拥立的人，便授给他节度使旌节，从此把姑息迁就当成常法。后来偏将和士卒杀死、驱逐主帅而不追究；对远方地界廉察严格，便显得朝廷高高在上，对近处地界廉察严格，朝廷反而显得威势低下，衰败的趋势发展下去，还有什么会不到呢？这就是唐朝灭亡的原因。后唐庄宗仍然沿袭旧态，不能用军法约束，威令不能实行，国祚不长，终于承受姑息的过错。我们太祖皇帝承受上天明命，为后世确立准则，彻底革除唐末五代礼法崩坏、离析的弊病，一级一级，尊卑上下相互承接；军中若有妄诉，必定施以公开严惩。这就是国家形势有金城千里般的坚固，百姓生活有泰山四维般的安定。然而难道只是用等级的法令来惩罚他们吗？平时抚养将士，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触犯法律，就有剑刑。恩惠施行之后威严才树立起来，所以军心应当悦服，不敢轻易触犯法令。宪宗曾和宰相在延英殿讨论治国之道，太阳已经西斜，暑气很盛，汗水浸透了御服。宰相担心皇上的身体疲倦，请求退下。皇上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禁之中，所相处的只有宫人和宦官，所以乐意和卿等共同谈论治理国家的要领，竟不知道疲倦。”人的心思不能同时专注于两件事，有所爱慕就会有所忘却。爱好善行的人会忘记饮酒，乐于德行的人会忘记女色。有人在外八年，急于拯救天下百姓的沉溺而忘记自己的家庭，以至于每天忙得无暇饮食；勤于调和万民的关系而忘记自身。所重视的在这里，所轻忽的就在那里。当时正值酷暑，谁不只想要宽敞清凉的地方？宪宗锐意谋求治理，在延英殿议政，太阳将要西斜，汗水浸透御衣也不顾，大概是忘记了暑热。以谦虚来充分听取大臣的心意，而不取法宫人宦官相处的安逸；振作奋发来讨论中兴的要领，而不追求深宫广厦的自我享受。社稷和百姓的忧念，每天都迫切地萦绕在心中。凡是常人共同喜欢的事，他没有不忘掉的；他难道肯把天下没有安定当作自己一身的舒适吗？何况当时的名相都足以调和天理、治理国家，他们所议论的必定不是不急迫的琐碎事务，不是徒然留到日暮才听取的事情。堂堂两河，已经全部在谋划之中了。那些人到九成宫避暑，却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建造清凉的殿阁，却忘记了百姓的心意，受到外物牵引，只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贤明君主应当警戒的。熙宁三年，知举吕公著在贡院中秘密上奏说：“天子临轩策试士人，却使用诗赋，这不是选拔贤能、寻求治理的本意，请求由陛下亲自出题来询问治国之道。”到了这时，皇上驾临集英殿，进士刚刚入席，有司仍然发给礼部规定的韵书。等到试题公布，才知道是策问。后来赐叶祖洽以下进士及第。当时韩维、吕惠卿最初评阅策文，迎合时势的人多列在高等，正直敢言的人多列在下等。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败坏以后，选取士人只崇尚空虚的文辞。汉代策试贤良，虽然免不了让利禄进入士人的心中，科目分类有时也未必完备，但还没有失去通过言论发现人才的本意。唐代进士科最盛于得人，只是雕琢辞章、铺陈华丽的习气，文章精工得像五色日光，对世间实际用途又有什么帮助？本朝策试士人，起初沿袭唐人的辞章弊病，到这时才开始用它来询问治国之道，与汉代制科相同，这个用意是美好的。然而，草野之人议论政事，难道都能像一向任职朝廷的人那样尽忠直言，全部出于爱君忧国的真情吗？言论正确，当然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言论有过失，也贵在能够包容。君主如果能够容纳过于直率的言论，就像为千里马购买遗骨、向鼓鸣的怒蛙作揖一样，受到感动而奋发之下，谁不会把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实情来报告？如果有司喜欢阿谀逢迎而厌恶直言攻击，像吕惠卿那样上下其手、徇私舞弊，那么这种美好的用意一旦丧失，为什么还要临轩发策呢？仁宗为苏辙策试时，他所说的宫中事情过于直率，皇上说：“我是用直言来求取人才的，却又因为直言而弃用他，天下人将怎样看我？”可以说具有大舜那样的伟大胸襟。当时的考官是司马光、范镇、蔡襄。唐太宗对萧瑀说：“我年轻时喜爱弓箭，得到十几张好弓，自以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近来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上好的材料。’我问他原因，弓匠说：‘木材的中心不直，纹理就全是歪的；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会直。’我这才醒悟，过去辨别它们并不精细。”

译虞人有讽谏猎事的箴言，轮人有议论糟粕的言论，工匠凭借自己掌握的技艺进谏，这种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听闻于世了。唐代的弓匠却独自领会了古人的意思，他的话大概是用来规劝太宗的。太宗功业虽然盛大，但修治内心的方法实际上从未讲求。心，是万理的屏障、万事的主宰。这颗心明白通达，没有一丝迂曲的牵累，那么脸上显露、背后表现出来的，都将是天理的彰明。发布号令，完全与人心相契合；敬和义、正和直，正好互为表里。太宗天资很高而学问不足，他的长处在于喜好名声，缺点也在于喜好名声。因为喜好名声，所以能够勉强矫饰自己去行善；只是爱好名声，而在反省、省察和存养上没有增加功夫，所以矫饰的力量一懈怠，禀赋中的偏差便不能掩盖。轻视宫人发怒，不肯役使一个人的怒气，害怕必须杀掉那个田舍老人的怒气，直到喜好大功、喜爱过多，这些无非都是本心流露出来的表现。木材中心不直，纹理便全歪，弓即使强劲，射出的箭也不直。弓匠可以说善于窥见自己君主心术的根本了。太宗也可以由此推进格物、正心的功夫了。他所说的勇于辨别谄媚、奸诈、嗜欲等环绕聚集来攻伐一心，只是知道制御外在事物，却不知道从内心修养。哪里有内心没有治理好，而外在邪恶却可以防闲的道理呢？孝宗皇帝宣谕宰臣说：“十年以来，朕想让宰执进呈退下将领所呈的奏牍，再写一份详细的说明一并进呈，朕再加以审阅批示，然后施行。这样既免除了专擅的嫌疑，也避免了政令迁改的弊病。” 《易》说：“涣卦，要像汗水一样发出大号令。”《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当实行，不要再反复改变。”已经发出的汗水却收回，是不对的。号令本来应当收回却不收回，那又是将错误继续下去了。然而，既然不恰当，仓促收回也不如在枢机之处谨慎，在发出以前就慎重。一旦发出，百姓就会信任它。孝宗所以想再行审阅，就是为了避免政令迁改的弊病。如果只是把事情详细写好，递进以后随即可以送入，却不再加以思考，那么这和不再进呈有什么区别？只有能够保持专一主敬的心，每件事都收敛精神，反复观察、详细推究，然后发布，哪里还会有政令错乱呢？” 孝宗皇帝临朝时，常常用方寸大小的纸作成掌中记录，在两边加以折痕，中间折叠起来，放在御手中。如果是在内殿，就留在香案上。三省、枢密院奏事完毕，便查看所记的内容，一一加以宣谕，随后收起。君主每天总理万机，心思却是有限的，怎么能够没有遗忘呢？孝宗聪明睿智，几乎能与神明谋划，仍然把想要宣谕的事情记在掌记上，可以说在文理方面精密明察了。所以凡是在禁宫清静安闲之处所阅读的经史、所听闻的典故、从群臣章奏中采择的内容，有应当和大臣共同斟酌可否的，就每天随手记在纸上，等到坐着从容议论时逐条提出询问。大臣所知道的，就尽心回答；尚未涉及的，就讨论后进呈。时间久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明白，熟习以后便洞彻通晓，这种益处难道不多吗？明道年间，执政任用亲旧二人为正言、司谏，皇上说：“祖宗的法令规定，谏官必须由朕亲自选任；如果由大臣自行任命，那么大臣的过失就没有人敢说了。”治平二年，任命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是，御史有空缺，就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交替举荐二人，再由皇上亲自选择，任用其中一人。到了这时，御史空缺两员，举荐人选还没有上报，宫中直接发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姓名并任用他们。臣听说，台谏官只是天子的耳目之官：耳是用来主管我们的听聪，眼是用来主管我们的视明，怎么可以让别人执掌它们呢？张行成没有事先请托就被举荐为殿中侍御史，柳公权有诤臣的风骨，却屈居为谏议大夫，由万乘之尊亲自擢用，近臣没有人能够干预。如果这样，担任耳目重任的人就会激昂振奋、努力自励，想着报答君主的知遇；周密而不结党，正直而不阿谀。朝政的得失、朝廷议论的是非、宰相事业的兴废，既不吞咽，也不吐露私情，全部上报皇上，不至于怀着私恩、遵循偏见来扰乱天下的公道。我朝祖宗规定，台谏官必须由皇帝亲自选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唐介论劾文彦博，王陶弹劾韩琦，凭文彦博、韩琦这样的贤能辅臣，尚且不稍加隐讳，何况不如文彦博、韩琦的人呢？不过，台谏官不经过大臣拟议，固然足以使皇帝掌握任用御臣的权柄，但一定要君主有极其明察的见解，然后才能果断独断，以此振奋众望；否则不在外廷谋议，却在左右亲近之人中谋议，附和下属、欺罔皇上，那就更加严重了。皇上的大明高照，邪正洞然可见，得到范纯仁、吕大防而从宫中直接发出姓名，得到欧阳修、余靖、王素而由御笔亲自任命，这才无愧于历代朝廷的盛举。唐贞元年间，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刘士宁，皇上听说后，派人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说：“刘士宁既已被驱逐，虽然这符合众人的愿望，但李万荣总领军队，而且并不是朝廷的意思，希望慎重审察。”皇上又对陆贽说：“现在商议任命一位亲王担任节度使，让李万荣任知留后。”陆贽再次上奏说：“处置措施的安危取决于形势，授予职位能否成功取决于才能。形势好比器物，只在于怎样安置；把它放在平地就会平稳。才能好比负重，只在于交给什么人；超过他的力量就会跌倒。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用义理教导人；将要教人侍奉君主，首先要使他服从长上。如果让倾覆争夺职位的人，随即得到替代原任、居于其位的机会，那么利益所在之处，人人都会各怀心思。这种源头一旦暗中滋长，祸患必然难以救治。这不只是助长动乱的道路，也是开启谋逆端绪的开端。”皇上没有听从，终于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译臣听说，名分是天下最大的界限。树立它，国家就能治理；毁坏它，国家就会动乱。唐朝自天宝年间贪图宴饮安逸，祸乱的征兆出现，君主失去了尊严。肃宗收复国土后，本应思考怎样从已经坠落的局面中提起皇纲，扶持正在逐渐毁坏的大分，却到了平卢军中，察看军队想拥立的人，便授给他节旄。从此废立任命的权力落在士卒手中，姑息的弊病由此开启。到了代宗，专门实行姑息，仅仅维持羁縻；德宗则更加严重。李万荣驱逐刘士宁而自行总领宣武，陆贽以这会导致争夺职位、助长动乱为由进谏，德宗竟没有听从。姑息，是衰败的根本。姑，是暂且；息，是止息。假如只图一时的安静，求得眼前的缓解，却不考虑最终会走向哪里，于是强藩悍将败坏国事，朝廷不敢追究；冒犯国法的人，朝廷不敢讨伐；只好屈服于情势，低头顺从，以迎合他们的心意。他们所求必定依从，所请必定获得，骄傲傲慢、放肆不逊，不知道应当遵守的准则。起初是节度使不知道有朝廷，久而久之将校又不知道有节度使，彼此互相轻视，见到机会就争夺。冒犯上级的人必定喜好作乱，德宗又怎么能禁止李万荣自行成为留后呢？然而假如当时君主的德行修明，朝廷纲纪振肃，不因为猜忌而疏远臣下，不因为聚敛而苦害百姓，禁军不是市井富家子弟，军政不是宫廷宠幸之人；在朝列中的人都像陆贽而不是卢杞，都像李泌而不是张延赏，那么朝廷的势力就会重如九鼎，藩镇怎么敢轻视它呢？藩镇敢于干犯名分，是因为朝廷势力轻弱的缘故。自古以来，哪有朝廷在上面轻弱、廉隅倾覆、等级崩坏，却能够使国家这个大器安然无事的呢？魏世祖向东到许昌，大规模兴兵讨伐吴国，亲自驾船沿蔡水、颍水漂行渡过淮河，到达寿春。吴国的徐盛设置疑城，从石头城一直到江边，一天之内便筑成。又在江上大量陈列浮动战船，当时江水正盛大上涨。魏帝临江远望，叹息说：“魏国即使有成千上万的武骑，也没有用武之地，看来还不能图取吴国。”魏帝的船遇到暴风，漂荡不定，几乎覆没，于是回师。臣听说，长江水势浩荡，万古如一，是上天设置的险阻。然而也有人能够渡过它：曹操到赤壁，曹丕到广陵，佛狸到瓜步，逆亮到采石，都望见江洋而丧失气势，有的甚至送了性命。难道长江会随着时势而有险易的变化吗？天险在于形势，人险在于德行和政事。君主没有缺失德行，上天和人都来帮助，谁敢侵犯呢？其次，朝廷没有缺失政事，纲纪树立，赏罚分明，号令得到信任，任用贤能而各尽其才，那么人谋都来赞助，国家形势增强，坐在那里也有条件制胜了。曹丕两次饮马于江边，窥伺吴国就自行废止行动而返回，并不只是水神显灵的结果。孙权治理国家，各项政事无不举措得当，谋臣勇将都乐意被任用；疑城相望，巨舰相连，而曹丕胆气丧失。上天把南北隔开，难怪他不敢把一衣带水的长江视作可以轻易渡过的障碍。由此可知，天险要靠人来使它坚固；德行政事不断修治，胜利的形势就在我方，东南便有防守山岳般的安定。周世宗在高平以南攻打北汉主刘崇，樊爱能、何徽带领骑兵先行逃跑。皇帝想杀掉樊爱能等人来整肃军政，却犹豫未决。张永德说：“樊爱能等人望见敌人便先逃跑，死罪还不足以抵偿责任；况且陛下正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能树立，即使有熊罴一样勇猛的士卒、百万军队，又怎么能够使用呢？”皇帝把枕头掷到地上，大声称赞说好，立即逮捕樊爱能、何徽以及他们部下军使以上七十多人，全部斩首。从此骄横的将领和懒惰的士卒才知道畏惧，朝廷不再实行姑息的政策。臣听说，军队和国家的纲纪，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有赏赐而没有惩罚，就会只有恩惠而威严不能振作。白刃已经在面前，谁肯舍弃性命？这就是军法不能树立的原因。近年以来，败军的将领从来没有受到公开严惩。偶尔削降他的品阶，随即又牵复原职，实际上丝毫没有损失。因此人人都把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避死求生当作上策。朝廷姑息将帅，将帅又姑息士卒；军队未战先溃，溃败后立即招抚，望见风声便像野兽一样奔逃，竟安然不以为怪。于是军律败坏，国家形势就危险了。英明的君主想要大有作为，应当以周世宗高平之战的事作为法则。群臣请求给皇上加上尊号并演奏音乐，神宗因为久旱而不允许。群臣坚持请求，富弼说：“按照旧例，遇到灾异变故，都应撤去这些礼仪。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要接受外国使者的祝寿，所以还没有断然拒绝群臣的请求。臣认为，这是盛德之事，正应当用来显示给夷狄，请求连同上寿礼一并停止。”皇上听从了，当天就下起雨来。富弼又上奏说：“希望陛下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答诏说：“你的忠言合于义理，亲近正理，正文而直率。如果不是心意在于爱戴君主、志向在于王室，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朕岂敢不把它放在枕席旁，铭记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自戒。更希望卿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可以指日而待了。” 臣听《诗》说：“文王上升下临，始终都在上帝左右。”又说：“上天察看众臣的升降，每天都在这里监临。”上天的心意与君主相接，君主的心意与上天相通。一升一降，随处都在，开始就没有丝毫间隔。五事有敬慎或怠惰，众多征兆便有吉祥或灾祸；它们的感应就像回声回应声音一样。我们神宗因为久旱而停止同天节上寿的礼仪，阴气积聚，当天便下雨。陛下因为雷电变异而停止天基节上寿的礼仪，阴气积聚，当天便放晴。这难道是人力所能招致的吗？这个心就是上天的心，上天的心就是这个心。富弼在雨后上奏说：“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远离奸佞、亲近忠良，就是敬畏上天警戒的实际行动。人的心意在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君主敬慎地承受这种心意并实行它，就是敬畏上天的真实表现。答诏希望富弼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君臣彼此互相警戒，应该能够借此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吧？所以臣也希望陛下和二三位大臣，不要因为天意已经转回而高兴，常常以天命难以预知为恐惧。《平斋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