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宋李纲撰墓志

译《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宋李纲撰，墓志 宋故安人刘氏墓志铭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志铭 乐全居士墓志铭 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宋故安人刘氏墓志铭 夫人姓刘，祖籍福州怀安。曾祖刘仲甫，官太子洗马，退休。祖父刘若思，追赠光禄少卿。父亲刘彝，官朝请大夫、行都水监丞，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银青公以文学品行成为儒林所推崇，受到神宗皇帝的知遇，奉命出使并镇守边疆，屡次担任显要职务。他娶枢密直学士陈襄的妹妹，生下夫人。夫人柔顺贤淑，尤其受到父母的钟爱。除女红之外，她喜欢读书，能够通晓书中的意义。她曾亲手抄写《列女传》，以古代贤烈女子为师法仰慕。银青公赞赏她的志向，作诗来记述此事。为她选择夫婿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嫁给括苍人周池公，周公官至朝请郎退休。夫人因恩典被封为德安县君，后来又封为安人。当初，朝请公曾跟随银青公学习，为人淳厚诚实，崇尚节义，重视诺言。银青公喜欢他的为人。过了不久，银青公因交趾之事获罪，被贬谪迁往涪陵；朝请公当时也刚刚罢去安陆的官职，还没有成家，银青公便写信托付他说：‘我遍看旧交之中，能够怀抱古人的道义、把家事托付给他的，没有比得上你的。愿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侍奉你左右。’朝请公不敢推辞，于是夫人便嫁给了他。在此以前，朝请公奉父命过继给叔父。夫人进门时，她的生身父母和继父母都还健在，夫人早晚往来侍奉，声音柔和、神色和悦，把礼数心意全都做到，两家父母都交口称赞。至于对待妯娌和姻亲，也都能使他们满意，内外没有一句非议。朝请公做官以后，安于义理和命运，从不妄求别人知遇，循规守职，直到告老还乡。夫人在内竭力辅助，使他成就志向，与他共同经历甘苦祸福，超过四十年，彼此相待始终如一。平日里雍容严肃，喜怒不表现在脸上，勤于主持家务，酿酒、置办饮食等事务用来供奉宾客和祭祀，直到老年也不厌倦。她教育儿子十分严格，从不因亲爱而放纵；抚待儿媳却很慈爱，即使婢女妾侍也都相处得和乐。她侍奉父母尤其竭尽孝心。银青公在涪陵时，朝请公任职鄂渚，夫人迎接并奉养母亲和兄长，直到银青公被迁往内地。后来陈夫人守寡，年纪渐长，夫人思念她而忧劳，书信问候没有固定时间，一得到消息就为她废寝忘食。兄长朝散郎刘淮与丈夫同年，夫人每次进见兄长，常常像有所敬畏，把侍奉父母的心意转来侍奉兄长，并不因年老而稍有衰减。这大概是德性根植于内心，又安于遵循名教的缘故，听闻此事的人更加佩服他们的家法难以企及。朝请公去世后，丧服还未除，夫人也因病去世，享年若干，实为宣和三年正月五日。宣和五年二月十八日，附葬于常州宜兴县永丰乡铜坑原朝请公的墓地。儿子三人：周楙，任迪功郎、袁州士曹掾；周椐，夫人去世后三年也去世，未曾做官；周桴，早逝。孙子五人：叔兴、伯骏、伯泰、仲昌、仲岩。孙女八人。下葬十年后，她的儿子周椐拿着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并且说：‘先夫人有淑善的品德和美好的典范，应当有所记述流传后世；可是自从孤苦以来，遭逢时局多变，奔走避难尚且来不及，还没有请人撰辞刻石置于墓中，冒昧前来请求。’ 我因为是姻亲，曾在堂上拜见过夫人，又同她的儿子友好相交，不敢以才学浅陋推辞，便为她作铭说：作为女儿，就应当侍奉父母；作为媳妇，就应当侍奉公婆；作为妻子，就应当辅佐丈夫；作为母亲，就应当教育子女。这是女子的职责，是天下通行的常道。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夫人侍奉父母以孝闻名，侍奉公婆以顺闻名，辅佐丈夫合乎礼法，教育子女合乎义理。她对于做女儿、媳妇、妻子、母亲的道理，全都具备了。夫妻共同偕老，不能说不长寿；屡受封赠、拥有显赫封号，不能说不荣耀；子孙众多繁盛，他们的兴盛还没有止境。女子立身处世能像夫人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现在追述此事作成铭文，置于幽宫之中，质朴而不华饰，用来昭示无穷后世。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志铭 造物者对于人才，究竟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而为？如果说无意，那么像培养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那样成就并养育人才，使他们足以供当世使用，就不能说是无意。如果说有意，那么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往往困顿滞塞、埋没抑郁，被弃置在无用之地，最终不能振作自己，这难道又能说是有意吗？我曾对这两种说法疑惑不解，如今在周君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周君名楙，字复本，是处州遂昌人。他幼年聪颖卓异，不同寻常，读书千余字便能背诵，下笔源源不断，文章义理可观，许多老教师和宿儒都称赞他。长大后，他庄重而有操守，笃守名分义理，在家孝顺友爱，对故旧朋友诚信。平日恭谨谦和，仿佛不善言谈；遇到事情有自己的见解时，却意志坚定，不可改变。他学问渊博，多能自得其中旨趣，不随当时的风尚去迎合有关官署的要求。曾以乡贡身份参加一次礼部考试，没有中选，便回家奉养父母，不再从事科举。后来因父母任官的恩荫登上仕籍，调任三衢工曹；因父母年高，不忍远离，便请求调往附近郡县以便尽孝，安然处之，并不把仕进放在心上。父亲去世后，他谨慎守丧，丧制未满，又遭逢母亲去世。当时盗贼在清溪起事，随后侵犯武林，声势震动浙西。周君奉着父母的灵柩到郊野避难，完全遵守礼制，没有废弃任何礼节，人们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服丧期满后，他再次调任宜春士曹掾，在路上得病，到家七天便去世了，实为宣和六年四月三日。享年四十四岁。像周君这样的器识、学问和品行，在士大夫中很难有几个能与之相比。他若取得科举功名，并且以显赫声名成为当世名卿才士，本来并不困难。然而这些都不能如愿，胸中所蕴藏的才华几乎没有施展，便在盛年突然去世。这正是造物者令人怀疑之处，也是庄子、列子一类人能够提出自寿自夭、自穷自达之说的原因。成就和培养人才如此艰难，弃置和压抑人才却如此容易，即使才高学博，姓名不能流传、与草木一起腐朽的人也太多了，怎能不令人叹息！周君的曾祖周扆没有做官，祖父周元长追赠中奉大夫，父亲周池任朝请郎，以太府寺丞致仕。他为人敦厚平易，能够享有高寿，天下人称他为长者。母亲安人刘氏，是赠银青光禄大夫刘彝的女儿，也是枢密直学士陈襄的外甥女。她治家有法，很善于教诲子女。周君与弟弟周椐友爱深厚，彼此切磋，如同朋友一般，士林都推重他们。周君先娶叶氏，后娶李氏，是我的妹妹。

译儿子两人：伯骏、伯秦，都好学而能写文章。或许周君遗留下来的福庆就在他们身上。女儿两人：长女嫁给进士张津，次女许配给许姓人家，都是李氏所生。周君去世的第二年二月末，葬于常州宜兴县永丰乡铜坑原先茔的另一墓地。十一年后，岁次丙辰，他的弟弟周椐拿着毗陵人邹柄撰写的行状，叙述周君的事迹，来请求我作铭。我既与周君有姻亲关系，又一向以道义相交，不能推辞。铭文说：茫茫苍天运行变化，陶铸万物。已经有幸成为人，何况又成为士人？不断受到义理的磨砺，聪明才智日益开启，如同杞木、梓木，郁然长成有用之材。成就人才既然如此困难，给予机会又如此吝啬。寿命长短、困穷显达，竟然全不相干。唉！复本是士林中的优秀人才，虽然才德很多，命运却不合。胸中奇才，百份还没有施展一份，沉埋在低级官职中，突然长逝而归。问是谁主宰这一切？无法追究诘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只有今天吗？两位杰出的儿子，纯美而有文才，福庆流传不绝，理当使家门更加显大。阳羡一带，溪山秀美幽深；愿他安居幽宫，以福泽惠及后人。乐全居士墓志铭 居士名密，字季明，姓邓。他的先祖入籍滑台，远祖邓惟恭，唐末在宣武统领军队，因事被贬到临江，子孙于是定居在外邑沙阳。宋初，沙阳改隶延平，所以如今是延平人。曾祖邓克诚、祖父邓若防，都暗修德行而没有做官。父亲邓兼济好学能文，在科场中颇有声望，晚年赴廷试，考取优等，授昭武司法参军，后来去世。多次追赠奉直大夫。奉直公有四个儿子，居士是最小的一个。居士从小就有成年人的气度，长大后博览群书，作文有条理、有意趣，为同辈所推许。在太学学习十多年，交往的都是一时豪杰。平日切磋才艺，多次名列前茅。参加官府考试时却总是命运不济，于是长叹说：‘父母老了，我怎么能长久离开他们，违背奉养父母以求取功名呢？’于是拂袖东归，早晚侍奉父母，谨慎尽到子弟的职责。长兄邓甯考中进士，做官渐渐显达，居士便忘却求取功名的念头，在奉养父母之余，以讲习学问自娱，从未有一天放下书卷。奉直公和太夫人去世时，他依礼守丧。崇宁年间，以八行取士，众人推举居士为首选，他辞谢不去。县官再三诚恳邀请，他不得已到学校一次，随即弃官归家，当时舆论都很赞许他。居士的孝友出于天性，内室和睦，对待兄长如同对待父母。长兄辞官归来，二兄也已白发苍苍，每逢宴请宾客，兄弟一定同来，乡里人都赞美他们。无论遇到贵贱、亲疏什么样的人，他都一定以诚心接待。看他的容貌，就知道是厚德君子。县学长期破败，居士倡议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并且作文章劝勉求学者，后辈纷纷仰慕追随。他救济贫困、赈济急难，从不计较家产；探问病人、吊唁丧家，不避寒暑。听到别人有长处，就不停口地称赞；遇到不合义理的事，便用委婉的话讽谏，言语从不伤人，因此全县都信服他。每当想要有所作为，一定先去咨询决定；他的行事大略就是这样。他在住宅东侧开辟园圃，建一间草庵居住，取名‘乐全’，所以士大夫便以乐全称呼他。园圃只有几亩，开凿池沼，设置台榭堂屋，一应俱全；种植名贵花卉和美好树木一百多种。他懂得花木的习性，亲自培植治理，没有不长得繁茂的，四季花香不断。宾客到来，就准备酒肴，安排下棋、垂钓、饮酒赋诗等活动，尽兴后才停止。他喜欢宾客、喜爱办事，即使年老也没有减退。他尤其通晓世务，贯通古今，同人谈论滔滔不绝，使听的人没有疲倦。我在宣和初年被贬任沙阳官职，第一次见到他便意气相投，常同居士在园中游宴，从容闲适，于是给他的堂屋命名为‘棣华’，写大字匾额悬挂在楹柱上，彼此唱和的诗文渐渐积成卷轴。分别十二年后，我再次来到那里，沙阳已经受到盗贼骚扰，居士避难到长乐。乐全在甘蔗洲的旧宅已经化为灰烬，只有棣华堂独自留存。我在墙上题诗，其中有‘最爱幽人三径里，尽收春色一壶中’两句，大概是记载实情。行至长乐时，居士前来相访，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但气色容貌并未衰老，修养造诣更加深远。我曾私下感叹，他确实是真正有德之人。我奉命宣抚荆广，征召他的儿子文饶作为属官同行，分别还不到几天，突然听到居士去世的消息，悲怆了好几天。居士平时学习佛法，只取其中的心性之法。他从避难之地回到乡里后，有一天让家人准备洗浴之水，却来不及等候，便换好衣服盘腿而坐。侍者察觉异常，急忙扶他躺下，他突然右胁着地而去世。实为绍兴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三岁。乡里听说后，都为他流泪。他娶同县张氏，生二子，长子就是文饶，宣和初年补为太学上舍生，出仕后因父母年老长期没有调任，如今仍为迪功郎；次子文昭，参加进士考试。女儿一人，嫁给承议郎、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张致远。孙子孙女各一人，尚且年幼、失去父亲，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居士葬于沙阳官塘奉直公墓右侧，这是遵从他的遗命。因为我同居士有旧日交游，他提前拿着行状来请求作铭，按道义不能推辞。铭文说：求学是为了修养自己，却不忘经世之事；退居自守，却不陷入迂腐。孝悌显著于宗族，信义推行于乡里，终身如此，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乡善士吧？修养整洁而自得，不受外物牵累；淡泊知足，不求多余。方丈大的居室中，有琴书图史的乐趣；几亩大的园圃中，有池台花木的享受；借此顺遂自己的性情，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逸民吧？年过从心之年，怎么能说不长寿？两个儿子能够继承家业，这就是有后嗣。葬在祖茔之旁，遵守遗命；作铭以彰明此事，使他既安宁又长久。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

译哲宗朝因郊祀大礼完成，向天下推施恩泽，下诏说子孙愿意把官职授给父母亲属的，听任其请求。当时朝散大夫、直龙图阁鄱阳张根公，刚刚罢任遂昌县令，年纪还很壮，想依照诏书辞官，希望让恩典及于祖父。人人都说张公年少才高，声誉极佳，今后升迁不可限量，为什么不稍等一些时候取得显达官职来使父母荣耀，却这样急切呢？只有夫人黄氏竭力赞成。后来龙图公将任淮南漕使，正逢大礼，按法应当荫补儿子，又想请朝廷授官给叔父，便把这些事告诉夫人。夫人面露喜色说：‘公正值壮年，为祖父辞去官职，如今刚得到子孙受恩的机会，又要把恩典推及叔父，这些都是别人做不到的，而您却能从容做到。您对移风易俗的帮助太大了，愿您赶快上表请求，不要犹豫。’唉，做官求进取的人，很少不为妻子儿女打算；而龙图公所做的事远远超出常人，大概是因为有夫人在内相助，而作为妻子能够这样用义理勉励丈夫，更是难得。唉，难道不可以称她为贤人吗！夫人是福建邵武人。曾祖名某，追赠司徒；祖父名汝济，追赠太师；父亲名履，官尚书右丞；母亲段氏，封京兆郡夫人。黄氏世代都是邵武的著姓，司徒、太师二位祖先都有隐德，受到乡里的推重。后来右丞公凭清正的德行和正直的操守升任执政，成为当时儒者所宗仰的人物，黄氏也更加显贵。右丞公有三个女儿，夫人是长女。她幼年聪慧过人，每天能背诵数万字的书，随即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凡是女红之事，不曾学习便自然会做。长大后，美善淑静、端庄稳重，一举一动都依循礼法；她侍奉父母，把父母的心意志趣都体察周全，志趣高远，尤其精通《老子》《庄子》。右丞公每次同夫人谈话，没有不叹息认为自己比不上她的。过了很久为她选择夫婿，元丰年间，龙图公在太学应试，刚满二十岁便三次被礼部推荐，最终考中乙科。右丞公当时任礼部尚书，一见面就把他视为国士，并说：‘器量深沉远大，确实是我女儿的配偶。’于是把夫人嫁给了他。夫人嫁入张家时，公婆都还在堂上。龙图公天性极为孝顺，奉养父母唯恐不及，夫人竭力从旁协助，顺承他们的脸色，缝衣制食都亲自侍奉公婆。公婆常常指着夫人所做的事来教导其他媳妇，让她们以夫人为榜样。侍奉他们整整三十年，勤劳服侍始终如一。公婆去世后，她谨慎地遵守丧礼。张氏是大族，内外姻亲很多，夫人上承长辈、下抚晚辈，没有人说她的坏话。她宽厚豁达，从不嫉妒，喜怒不露于色；待人和善平易，和声低语，唯恐伤害别人，即使妾侍之类的人也都能得到她的欢心。右丞公、京兆君疼爱夫人胜过自己的儿子，每年即使相隔千里，夫人也要回家省亲。京兆君去世时，夫人哀伤憔悴，服丧期内始终不吃荤食。后来右丞公位居朝廷，退朝后没有声色享乐的供奉，只同夫人谈论道理和时事，夫人往往能够判断其中的利害。右丞公高兴地说：‘她是更加有益于我的朋友。’建中靖国初年，右丞公请假还乡，诏令催促他入朝觐见；到达维扬时病发，几个儿子都在远方做官，只有夫人在身边，她侍奉汤药、照料饮食，昼夜不离。右丞公去世后，她号哭思念以至成病，却仍勉力支撑办理丧事，一切都很有条理。右丞公葬回邵武，京兆君葬在丹阳，夫人每年按时祭祀，从未中断，人们都说黄家有一个好女儿。大哥才华很高而胸襟旷达，不拘小节；他去世时甚至没有钱收殓，夫人赠送丧服和财物非常丰厚，周济他的几个孤儿，恩情尤其深厚，她天性孝悌就是如此。当初龙图公辞官归来，闲居十多年，夫人安于寂寞，从不提半句荣华利禄之事。后来近臣上奏推荐，朝廷解除他的致仕身份召他入朝，夫人并不以此忧愁。此后龙图公奉使江淮之间，又过了十多年，士大夫无不惋惜他长期滞留外地，只有夫人说：‘部使者关系着一路百姓的祸福，随事有所施行，也足以实践自己的学问了。’ 龙图公性情刚直，遇到事情从不顾忌退避，夫人常常告诫他说：‘佛教所谓六波罗蜜，以般若为根本，贵在用方便善巧来救济一切众生。如今您想在当世有所作为，却不懂得这一点，怎么可以呢？’龙图公深深感受到她的话，于是采取委婉曲折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道理，十多年间，两路百姓得到的恩惠很多。后来他因直言获罪，夫人神色泰然，没有忧愁的表情，笑着对龙图公说：‘您虽然懂得所谓般若了，唯独对于能够忍耐抑制自己这一点，难道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吗？’她的议论超出常人，都像这样。夫人的妹妹嫁给刘正夫公，刘公历任侍从，最终升任宰辅，夫人从不以私事去求他。她中年以后笃诚信奉佛教，越来越淡薄世俗滋味，独自打扫一间屋子，整天安坐其中，以禅悦自娱。自从龙图公因获罪离去，她更加厌弃世俗，曾梦见一个一丈多高的金人，用手把某物交给她；她惊喜而醒，顿然像有所领悟，召集几个儿子，把应当告诫的事情说得十分详细。一天早晨起床，她逐一到妯娌们那里，仿佛在道别，并且说：‘我最终应当在梦中离世，不再因疾病麻烦别人。’到了半夜，她命儿媳准备粥食，随后上床就寝；第二天早晨仍像平常一样回头嘱咐左右准备龙图公的药物。不久，几个儿子来问候起居，她已经悄然去世了。她侧身向西而卧，手结佛印，怎么也无法解开，实为宣和二年闰五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神情安泰，气韵洒脱；虽出身显贵大族，却以寒素自守，没有贵族的骄矜习气。她天性乐于行善，听到别人有什么长处，就不停口地称道。龙图公轻视钱财、喜欢施舍，常常倾尽钱囊救济别人的急难；即使家人的饮食衣服有所不足，夫人也怡然处之，没有遗憾的神色。龙图公办事严厉，夫人便用宽厚来调和；他处理事务刚直，夫人便用和缓来补益。夫妻相处将近四十年，每天以忠孝相互警戒，所以龙图公立身行道，无愧于古人，夫人的帮助很多。当初龙图公辞官时，把母亲所得的封赠转封给祖母，因此夫人把自己所得的封典让给婆婆。后来因右丞公的恩典赐给冠帔，封为南华县君。到政和年间重新制定命妇封号，又封为宜人。儿子四人：长子焘，太学博士；次子熹，官将仕郎；煇、焕，尚未成年。当初焘因外祖父的恩典补为太庙斋郎，夫人告诫他说：‘男子应当凭儒学成就自身，千万不要因此自我懈怠。’

译她派焘到太学学习十年，终于以第三名考中进士。女儿七人，都通晓《诗经》《礼经》，这是夫人亲自教导的结果。长女嫁给秘书郎黄伯思，次女嫁给某人，次女嫁给太常博士李富国，次女嫁给太府寺丞薛良显，次女嫁给监杭州都税务范渭，次女嫁给楚州宝应县丞虞澹，另一人尚未出嫁。夫人去世不到一个月，龙图公的病也没有痊愈而去世了。几个遗孤在宣和五年正月壬午，合葬于德兴县吴园王舅通直公墓的左侧。在下葬之前，他们拿着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我前一年由左史贬官沙阳，获准回归后，绕道到龙图公府第，在堂上拜见夫人，停留十多天，听她滔滔不绝地谈论，使人忘记疲倦。她的见识超卓，即使年长而精通禅学的人也比不上。分别还不到半年，突然听到夫人去世的消息，我私下感叹她对于生死来去的关节竟能如此明白；何况平日承受她深厚的顾念，又十分了解夫人的品行，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作铭说：‘黄氏的先祖，世代承载美德；显赫的右丞公，是辅佐皇帝的股肱；深厚的福德生下夫人，她柔顺仁惠、温和恭敬，从未有贵族的骄矜；嫁入张氏宗族，孝顺父母，顺从公婆，以义理教导子女，以礼法辅佐丈夫。’ ‘龙图公的高尚义行超过古人，身处险境顺境始终如一；夫人的帮助，使他喜好《老子》《庄子》的学问，因而受封南华县君，乘坐命妇车舆、穿着象征身份的礼服，使他的家族相称。汉代德曜夫人那样的贤德，东晋道韫那样的才智，与夫人相比，又哪里足以相提并论？金人入梦，确实符合她清净的因缘；死生本是大事，她却从容自在地离去。将她葬在丈夫墓旁、祖茔侧边；子孙世代昌盛，考察这篇铭文便可知晓。’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一，宋李纲撰《靖康传信录序》靖康改元，金人侵犯京城，这是中原的大变故，典籍记载中从未有过。朝廷应对变故所采取的大略措施，众人共同知道的，往往有人私下记录下来。至于朝廷之上、帷幄之中，关于议论和取舍、事情的情状，以及关系宗社安危和百姓利害的内容，众人无法知道，记载时有的也会失去真实，这就是《传信录》写作的原因。我从宣和已亥年起，因为以左史身份议论政事而被贬官，闲置废弃了七年。到乙巳年夏天，蒙受恩典，以太常少卿的身份被召回；那年冬天皇帝禅位，召见答对，提升为兵部侍郎。改元后的正月三日，差遣我充任行营司参谋官；四日，授尚书右丞，充任留守；五日，改任亲征行营使。二月三日，因姚平仲之事罢职；五日，因士人百姓伏阙请愿而恢复旧职，改任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金人退兵，授我知枢密院事。六月，差遣我充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七月，出兵驻扎怀州；八月，召回京城议事；九月，返回驻扎封丘，授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十月，因言官弹劾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不久又被削职；十一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建昌军，不久又迁往宁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月〕 靖康二年春天，我行军驻扎长沙时，听说召我复职，授资政殿大学士，兼领开封府事。当时金人再次侵犯京城，已经将近半年，京师的包围还没有解除，各地盗贼纷纷起兵。我承受两朝的深厚恩典，国家处境艰难，不敢顾惜自身，正率领义军援救王室。回想从乙巳年冬天直到现在才一年多，一个人的升降荣辱、天下的安危利害，纷乱变化竟到了如此地步，难道不是一场梦吗？然而一年之中两次招致大敌，虽说是天数，也有人事的原因。去年春天招致敌寇，病根在于崇宁、政和以来军政没有修整，又起于燕山之役。去年冬天招致敌寇，病根在于去年春天既失去了求和的方法，又失去了作战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敌人以孤军深入，前面受到坚城阻挡，后面又有遭受邀击的危险，在这种时候并不难求和；可是朝廷震恐畏惧，对敌人的要求一概答应，既割让三镇，又把亲王作为人质，又答应给予无法计算的金帛，使敌人得以窥

译见中原的虚弱，这就是失去了求和的方法。各路军队已经集结，数量是敌人的数倍，将士锐气旺盛、同心协力；朝廷却畏怯不敢使用他们，只惩罚姚平仲劫寨的小挫败，却忘记周亚夫困敌的大计，使敌人安然无恙地得到丰厚好处后离去，这就是失去了作战的方法。失去了这两个机会，所以使敌人的野心更加膨胀，再次南下侵略，毫无顾忌，终于产生吞并华夏的野心。这就像病人，病症已经明显，应当用猛药却不用，虽然暂时得到安定，疾病一定会再次发作，这是必然的道理。拿今天和去年相比，人心和国势的差距，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呢？臣子的道义，只应当奋勇而不顾死亡，以身赴国家的急难；至于能否成功，那是上天的事。然而从今以后，朝廷如果没有大的惩戒创伤，士风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内外大小官员不能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国家为要务，不能扫除偷懒苟且的习气和嫉妒诬陷的风气，那么即使敌寇退去，又哪里容易支撑抵御呢？所以我在这部录中记载事实而没有隐瞒，希望后来阅读的人能从这篇文字中有所感悟。《靖康传信录》上 宣和七年冬天，金人背弃盟约，分兵两路入侵。其中一路由戎子斡里雅布为统帅，进攻燕山。郭药师叛变，燕山各郡都陷落，于是侵犯河北。另一路由国相尼堪为统帅，进攻河东。李嗣本叛变，忻州、代州失守，于是包围太原。边境警报接连传来，朝廷震恐，不再议论作战和防守，只天天谋划逃避金人的办法。然而事情当时还很秘密，外廷并不知道。到十二月中旬，敌军骑兵逼近，才派李邺以给事中的身份出使讲和，下诏罪责自己，召集天下勤王军队，并且任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宰执们每天聚集在都堂，茫然没有办法，纷纷派遣家属散往四方，调换东南地区的守臣，准备船只运输财宝，谋划向东南撤退。到这时，逃避金人的谋划，外廷才开始听说。我当时任太常少卿，平素同给事中吴敏交情深厚，夜里到他家，对吴敏说：‘事情紧急了。设置开封牧这个建议，难道不是想把留守的责任交给皇太子吗？太子恭敬节俭的德行天下皆知，让他守护宗社，这是对的；但让他担任开封牧，却不对。大盗如此猖獗，宗社不能守住，中原将要无人耕种。若不是把帝位名号传给他，使他招徕天下豪杰，同他一起守卫，又凭什么能够成功？’ ‘您作为侍从官，以进献意见、参与谋议为职责，为什么不在平时请求入对，向皇上极力说明此事？即使意见不合皇上的心意，也不过一死而已。有的死比鸿毛还轻，现在正是献身的时候。’吴敏说：‘让太子监国可以吗？’我说：‘不可以。肃宗在灵武的事情，当时如果不建立帝号，就不足以恢复国家；而建立帝号的建议没有实行，后世都为明皇惋惜。皇上聪明仁慈，假如受到您的话感动，万一能够实行此事，金人将会后悔作乱而退兵，宗社得到安宁，哪里只是都城的人获得安定，天下人都将受到恩惠。若不是发起勇猛、广大、慈悲的心，忘却自身而为国效命，谁能承担这件事？’吴敏第二天请求入对，把其中的道理全部说出，又说：‘陛下如果果真采用臣的意见，那么宗社就能长久，圣上的寿命也会无穷。’皇上问：‘根据什么这样说？’吴敏说：‘神霄万寿宫所说的长生大帝君，就是陛下；一定有青华帝君来辅助您，这个征兆已经在这里显现了。’皇上有所感悟，叹息不已，于是说李纲的意见同他一样，并命人召我到都堂商议完毕，随后跟随宰执到文字库等候引见，实为二十三日。这一天，我带着所写的奏札在文字库等待答对。皇上在玉华阁，先召见宰执和吴敏等人，到了日晡时分，禅位的议定已经完成，提升吴敏为门下侍郎，起草传位诏书；又召集百官在垂拱殿下列班，宣读诏书，我没有再被召见。

译获得召对的当天晚上，皇上命皇太子进入宫禁居住，又把御袍盖在他身上。皇太子俯伏流泪感激，竭力推辞，因此得了病。皇上召东宫官耿南仲前来查看医药，到了半夜皇太子稍稍苏醒。第二天他又坚决推辞，但没有被接受，于是登上帝位。在垂拱殿接见宰执和百官。当时太阳周围有五色光晕，两侧有红黄色的珥，另有两个太阳相互摩荡，过了很久才隐去。尊奉道君皇帝为道君太上皇帝，尊奉道君皇后为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住龙德宫，道君太上皇后居住撷景园。任命李邦彦为龙德宫使，蔡攸、吴敏为副使，都是奉行道君太上皇帝的旨意。大赦天下。翰林学士王孝迪实际起草赦书，却没有写明皇上从东宫接受传位的意思，导致四方疑惑，士人舆论非难此事。下诏让有关官署讨论尊奉道君太上皇帝的办法，我当时还在奉常任职，分条陈述上报。又下诏派节度使梁方平率骑兵七千守卫浚州，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率军二万人扼守黄河渡口，因为侦察报告说敌军骑兵逐渐逼近。二十八日有诏，召我到延和殿答对。皇上迎上来说：‘你先前论述水军的奏疏，我在东宫时看过，至今还能背诵，曾经作赋写诗，有‘秋来一凤向南飞’这句。’ 我叙述谢恩完毕，便进奏说：‘陛下在东宫修养德行十多年，恭敬节俭的声誉日益传扬，天下都寄予希望。道君太上皇帝观察天意、顺应人心，为宗社考虑，把帝位传给陛下，受禅之时光明显著，比起唐代的做法简直不值一提。愿陛下承担天下奉养，极力实行尊崇奉养太上皇帝之道，以彰明圣人的孝心。如今金人发出的先声虽然似乎可怕，但听说有禅位之事，势必会有所收缩，转而与朝廷讲和并提出丰厚要求。臣私下估计，大概有五项：想要尊号，这是第一；想要得到归附宋朝的人，这是第二；想要增加岁币，这是第三；想要索取犒劳军队的财物，这是第四；想要割取疆土，这是第五。想要尊号，可以仿照契丹旧例，应当根据以大事小的原则办理，不必吝惜。想要得到归附的人，应当全部给他们，以表示最大的诚信，不必吝惜。想要增加岁币，应当告诉他们旧约的道理：因为把燕山、云中归还中国，岁币已经比给大辽的增加两倍；如今既然是他们背约而自取其祸，那么岁币反而应当减少。国家既然表示敦厚和好，不计较财物，暂且按照原来的数目给他们就可以。想要索取犒军之物，应当量力给付。至于疆土，那是祖宗留下的土地，子孙应当拼死守护，不能把一寸一尺让给别人。’ ‘愿陛下对这几件事留意，坚定地坚持原则，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这样可以避免日后的艰难。’我又陈述了抵御敌人、坚守城池的策略，皇上都赞许并采纳了。第二天，有诏任命我为兵部侍郎，立即到任供职。靖康元年正月一日，皇上在明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贺，退朝后到龙德宫朝贺道君太上皇帝。百官在宫门外列班，宰执入内拜见。三日，有诏任命吴敏为行营副使，任命我为参谋官，在殿前司集合整编军马。又任命蔡攸为恭谢行宫使，宇文粹中为副使，负责准备道君太上皇帝向东巡幸的各项事宜。这是因为斡里雅布的军队距离黄河已经很近，浚州没有守住，梁方平作战失败，烧毁桥梁逃走，何灌的军队望风溃散，敌人于是渡过黄河。当日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如此安排。夜里二更，道君太上皇帝从通津门向东而去，道君太上皇后和皇子、帝姬等相继同行，侍从和百官往往暗中逃走。当时侍从官因边境事务请求觐见的，都破例得到召对。四日，我在延和殿下等待召对，听到宰执奏事，商议要奉着皇帝车驾出巡襄阳、邓州一带。我私下认为不可。恰好在殿廷间遇到知东上閤门事朱孝庄，便对他说：‘有紧急事情想同宰执当廷争辩，您能否代我奏请取得诏旨？’ 孝庄说：‘宰执尚未退朝，侍从官请求入对，这是以前没有的先例。’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能拘泥于先例吗？’孝庄答应了，立即具奏，取得诏旨，召我入对。我行礼完毕，登上殿堂，站在执政大臣的末位，于是启奏说：‘听道路上的人说，宰执想奉陛下出巡以躲避金人，果真有这件事吗？宗社危险了，而且道君太上皇帝因为宗社的缘故把帝位传给陛下，如今却舍弃宗社离开，难道可以吗？’皇上默然不语。太宰白时中说：‘都城难道可以守住吗？’我说：‘天下的城池，哪里还有像都城这样坚固的？况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舍弃这里还要到哪里去？如果能够激励将士、安抚民心，同他们坚决守卫，难道会有不能守住的道理吗？’话还没有说完，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从内殿出来，奏道：‘京城的城楼和守具刚开始修建，百中还不到一二；而且城东樊家冈一带的壕沟河道浅窄，实在很难守住，愿陛下详细议论。’皇上回头对我说：‘你可以同蔡懋、陈良弼前往察看，我在这里等你。’我既奉诏，便同蔡懋、陈良弼急忙到新城东墙，遍察城墙和壕沟，回到延和殿奏报，皇帝车驾仍未出发。皇上回头询问情况，蔡懋回答也认为不能守。我说：‘城墙坚固而且高，城楼守具确实还没有完备，但即使没有城楼守具也可以防守。壕沟河道只有樊家冈一带因为属于禁地、不许开凿，确实浅窄；但如果用精兵和强弩占据那里，便可以没有忧患。’皇上看着宰执说：‘策略应当怎样实行？’宰执都沉默不语。我进奏说：‘今天的办法，不如整顿军马，扬言出战，坚定民心，彼此联合坚守，以等待勤王军队。’皇上说：‘谁可以担任将领？’我说：‘朝廷平时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本来就是准备在有事之日使用他们。如今白时中、李邦彦等人虽是书生，未必懂得军事，但可以借助他们的职位名号来安抚统率将士，抵抗敌人的锋芒，这就是他们的职责。’白时中非常愤怒，厉声说：‘难道李纲不能率领军队出战吗？’我说：‘陛下如果不认为我是庸弱怯懦之人，假使让我统领军队，我愿意以死报国；只是我的身份微贱、官位低下，恐怕不足以镇服士卒。’皇上看着宰执说：‘执政官中有什么空缺？’赵野回答：‘尚书右丞有空缺。’当时宇文粹中随从道君皇帝东行，所以留下这个空缺。皇上说：‘任命李纲为右丞，当面赐给他袍服、腰带和笏板。’

译我表示感谢，并且叙说时局正值艰难，所以不敢辞退这一任命的意思。皇帝起驾进膳，赐宰执在崇政殿门外的廊下用饭。又召见我们到福宁殿，关于去留的打算还没有决定，因此如此。宰执仍然拿离开的主张劝皇帝。有诏命我留守，以李棁为副手。我竭力向皇帝陈述不能离开的理由，并说：“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立即幸蜀，宗庙社稷和朝廷被贼军毁于一旦，经过多年才勉强恢复。范祖禹认为，他的过失在于不能坚守以等待勤王之师。如今陛下刚登大位，朝廷内外都欣然拥戴，四方军队不久就会云集，敌军骑兵必定不能久留。舍弃这里离开，如同龙脱离深渊；车驾早晨出发，京都晚上就会混乱，即使让我们留守，又能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宗庙社稷和朝廷将要成为废墟了，愿陛下仔细思量。”皇帝的心意颇有回转，但内侍王孝竭从旁进言说：“中宫和国公已经出发，陛下怎么可以留在这里？”皇帝脸色变了，从御榻上下来哭着说：“你们不要挽留朕，朕要亲自到陕西起兵，以收复京都，决不能留在这里。”我哭泣叩拜，俯伏到皇帝面前，以死请求他不要离开。燕王、越王也来到，认为应当坚守。皇帝的心意稍稍安定下来，立即取纸亲笔写下“可回”二字，盖上御宝，让使者追赶中宫和国公回来。于是回头对我说：“卿留下来让朕治兵御敌，朕专门把这件事委托给卿，不应稍有疏忽。”我惶恐地拜了两拜接受命令，和李棁一同出去办理事务。这天晚上我住在尚书省，宰执住在内东门司。中宫和国公已经走远了，这天晚上没有回来。半夜皇帝派中使命令宰执供呈军令状。第二天早晨决定出发。五日，我从尚书省赶往朝廷，道路上人声纷乱，又传说有南巡的事。太庙神主已经搬出，暂时安置在太常寺。到了祥曦殿，禁卫都已经披挂铠甲，皇帝的车舆和服用器物全都陈列好了，六宫嫔妃的被褥也将要装车。我仓促慌乱，毫无办法，于是厉声问禁卫说：“你们愿意用死守卫宗庙社稷吗？还是愿意扈从皇帝巡幸呢？”禁卫都呼喊说：“愿意用死守卫宗庙社稷，不住在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我拉着殿帅王宗濋等人进去见皇帝，说：“陛下昨天已经答应让我留守，今天又要戒备出行，这是为什么？况且六军的心意已经变了，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都，哪里肯舍弃他们离开？万一在半路上军队散去返回，陛下将和谁一起充当护卫？况且敌军骑兵已经逼近，他们知道皇帝的车驾离开还不远，凭健马急速追赶，我们拿什么抵御？” 皇帝受到触动醒悟过来，才下令停止出行。我对宰执说：“皇帝的心意已经决定了，谁敢提出异议就斩首。”于是我走出祥曦殿传达诏令，向禁卫宣示，禁卫都拜伏在地，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大地。我又进去劝皇帝登楼会见将士，皇帝答应了。皇帝登上宣德门，宰执、百官和将士在楼前列班问安。皇帝在栏杆边停留了很久，又下来乘步辇慰问将士。我和吴敏撰写了几十句话，叙说金人侵扰天命、想要危害宗庙社稷，以及决定坚守、让大家各自勉励的意思，让阁门官宣读。每读一句，将士就应声答应，到须臾之间，六军都感动得哭泣流泪。于是坚守的决定才最终确定。这一天任命我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大尉曹曚为副使。罢免白时中宰相之职，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左丞、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王孝迪是李邦彦的姻亲，所以李邦彦推荐了他。耿南仲已经出城好几天了，皇帝派使者追回他，因为他是东宫官员，所以有此任命。亲征行营使在大晟府设置办事机构，征辟参谋官、书写机宜、勾当公事、管勾文字、准备差遣、统制、统领将领、准备差使等职，选择文武官员担任。吏房、户房、兵房、工房从三省选取吏员任职。皇帝赏赐银、绢、钱各一百万贯、匹、两。文臣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以及将校的官告、宣帖三千多道，一概允许他们便宜行事。从皇帝登宣德楼以后，才开始整治京都四面的守城器具，按照百步的法则分兵防守，每面城墙使用正兵一万二千多人，保甲、居民、厢军等不计算在内。修筑楼橹，悬挂毡幕，安置炮座，设置弩床，搬运砖石，布置火炬，悬挂櫑木，准备火油，凡是防守器具没有不齐备的。四面城墙各有从官、宗室、武臣担任提举官，各城门都有内侍和大小使臣分区防守。又组织马军、步军四万人，编为前、后、左、右、中军，每军八千人，设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等官，每天操练。前军驻扎在东水门外，防守延丰仓；仓中有粟米、豆四十万硕，后来勤王之师聚集在城外，都依靠它得到供给。后军驻扎在宋门外，占据樊家冈，使敌军骑兵不敢靠近；左右军和中军驻在城内，以备紧急情况。从五日到八日，整治战守器具，大致准备完毕，但敌军骑兵已经抵达城下，在牟驼冈扎营。牟驼冈，是京都城外西北角的地方。山冈的形势起伏不平，像沙漠一样，三面临水，前面枕着雾泽陂，是养马监所在之处，刍草和豆料堆积如山。过去郭药师来朝见，道君皇帝命令在这里打球，所以知道这里可以作为营寨之地。金军到来后，径直奔向那里，实际上是郭药师引导他们去的。有人说郭药师忠于国家，只是与金人交战偶然失利才跟随了他们，我不相信。当天晚上，金军攻打水西门，放下几十只火船，顺着汴水接连漂流而下。我登临城墙防御，招募敢死之士二千人，在城下排列柺子弩；火船一到，就用长钩钩到岸边，投石将它击碎。又在水流中设置扠木，并搬运蔡京家的假山石堆在城门道路之间，在水中斩杀俘获一百多人。从入夜开始防守直到天亮，才保全无忧。我入宫到垂拱殿应对，正在奏事时，传报敌军正猛烈攻打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皇帝命我前往督率将士防御。我担心城上的兵卒不够用，就告诉皇帝，请求调拨一千名善于射箭的禁卫班直跟随，皇帝派御药卢端同行，传达诏令照准所请。从禁中到新城酸枣门，差不多二十里；我们沿着夹道和曲折小巷行进，只怕敌军已经登上城墙。

译到达城门时，敌军正渡过护城河，用云梯攻城。我命令班直登城射击，他们都应弦倒下。当时我坐在酸枣门下，有人从城门上扔下人头，接连有六七个没有停止。我询问后，说是斩获的奸细；让我验看辨认，原来全都是汉人的首级。大概是在混乱中，士卒任意杀戮，抓到几个人就斩首示众。于是我下令：如果抓获奸细，必须由捕获者亲自押出人来，验明事实后再推赏；擅自杀人的斩首。从此才停止。我和几名属官登城督战，激励将士，人人都鼓足勇气。近处用手炮、櫑木攻击，远处用神臂弓、强弩射击，再远处用床子弩、座炮攻击。金军中有人乘木筏渡河而溺死，有人登梯坠落，有人被箭和石头击中而倒下，人数很多。又招募几百名壮士，用绳索从城上垂下，烧毁几十座云梯，斩获十多个敌军首领，耳朵上都有金环。这一天，敌军攻打陈桥门、封丘门、卫州门等处，而酸枣门最为危急，敌箭密集在城墙上，像刺猬的毛一样；士卒中箭受伤的，也都得到厚赏。皇帝派中使慰问，降下御笔褒奖晓谕，发给内库的酒、银碗、防绢等，分赏给将士，人人欢呼。从卯时到申时末，杀死敌军数千人。敌军知道城防有准备，不能攻克，于是退兵。随后派使者随李邺请求议和，到达城下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坚持要进城，我传令说：“谁敢擅自开门就斩首！”最终等到天亮才让他们进入，实际是初十日。皇帝在崇政殿临朝，宰执问安完毕，登殿奏事，带使者进来应对，拿出斡里雅布的书信呈上，说明出兵侵犯中国的理由。听说皇帝已经内禅，希望恢复讲和，请求派大臣到军前商议和议。皇帝看着宰执，没有人回答，我于是请求出使。皇帝不答应，说：“卿正在治兵，不可以让李棁奉使。”于是派郑望之、髙世则为副使。宰执退下后，我留下来询问皇帝不派我的原因。皇帝说：“卿性情刚直，不能前往。”我回答：“如今敌军气势正盛，我国大军还没有集结，确实不能不议和。但议和能否成功，关系到中国的形势是否安定；否则祸患不会结束，宗庙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臣担心李棁柔弱怯懦而误了国事。”于是我反复向皇帝详细说明不能割地、不能超过限度许给金帛的理由，认为金人的本性贪婪没有满足，又有燕人狡猾地为他们谋划，必定会夸大声势，提出过分要求，以窥伺中国。如果朝廷不被他们动摇，安排处置得当，他们就应当收敛退兵；如果朝廷震恐，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都给他们，他们知道中国无人，便会更加放肆地生出觊觎之心，忧患就不会停止。先定下主意，才能应对安危的关键，愿陛下审慎考虑。皇帝很认为有道理。我退下巡视城防，于是请求宰执分别提举四面城墙。皇帝命蔡懋分任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而李棁这天进入金军，果然辱没了使命。斡里雅布面向南坐着，李棁等面向北再拜，跪着向前行进。斡里雅布派燕人王汭等传达说：京都顷刻之间就会攻破，他们之所以收兵不攻，只是因为太上皇还保存着赵氏的宗庙社稷，这恩德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现在议和必须犒劳军队：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和防各一百万匹，马、骆驼、驴、骡等各以万计，并且尊奉金国。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凡是燕云地区在汉地的人，全部归还金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又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金军才退兵。金人拿出一张写有事目清单的纸，交给李棁等人让他们带回朝廷。李棁只是连声答应，一句话也不能应对。金人嘲笑他说：“这不过是一个妇人女子罢了。”从此便有了轻视朝廷的心思。十一日，李棁从大金军前回来，宰执一同到崇政殿应对，呈上金人所要求的事项，并且转述他们的话。宰执震惊恐惧，想要按金人所列数目全部答应。我援引先前的议论极力争辩，认为尊称以及归朝官员按照他们的要求办理，本来没有什么妨害；但犒劳军队所索取的金银太多，即使竭尽天下财力也不足以满足，何况是京都呢？应当估量着给他们。太原、河间、中山是国家的屏障，号称三镇，实际上包括十多个郡，土地、塘泊和险阻都在那里。割让它们，凭什么立国？况且保塞、翼顺、僖三祖的陵寝都在那里，怎么能把祖先留给别人？至于派遣人质，应当由宰相前往，亲王不应当前往。为今天计，不如选择使者同他们往返，详细商议并说明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金银的数目，让有关部门核计现有财物，随后详细报告。只要拖留几天，大军四方集结，他们以孤军进入重地，势必不能久留。即使所得不满意，他们也一定要求迅速回去，然后与他们订盟，派重兵护送他们出境，他们就不敢轻视中国，和议也可以长久。宰执都不认为这是对的，正说京都早晚会被攻破，肝脑将涂满土地，哪里还顾得上三镇，金银数目又哪里值得计较。皇帝被群臣的议论迷惑，默然无所主张。争论超过两个时辰，竟没有一个人帮助我说话。我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胜过众人的意见，于是拜了两拜请求离开，说：“陛下从普通官员中提拔臣，不到几天就让我参与大政，臣也接受而不推辞，只是因为自己的议论或许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如今臣与宰执意见不同，不能有所补益，愿意退回普通官员的位置，以安守自己的愚拙本分。”皇帝安慰我说：“不必这样，卿只管出去治兵，进一步巩固城防；恐怕金人会扣留我方使者，这件事可以慢慢商议。”我奉诏不得不出去，又上前说：“金人所要求的，宰执想要一概答应，不过是想脱离一时的灾祸，却不知道将来交给什么人才能替陛下了结此事？愿陛下再仔细处置，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于是我出去到城北一带，又回转来，仍希望能够极力争辩，但誓书已经送出去了。金人所要求的全都给了他们，并以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作为人质送到金军中。既然已经无可奈何，便为他们留下三镇。诏书告诫中书吏，谁敢擅自发出就斩首，希望能够等到四方勤王之师集结后把它们作为后援。但宰执搜集聚敛金银，甚至皇帝车舆服用器物、宗庙供奉器具、六宫和官府的器皿，都搜刮殆尽，又向臣民之家索取。

译黄金仅有三十万两，白银仅有八百万两。第二天，在福宁殿应对时，宰执因为金银数目少，惶恐地拜了两拜谢罪，只有我没有谢罪。于是王孝迪建议，想把在京官吏、军民的金银全部搜括起来，名义上说是收集犒劳大金军兵的物资；在大街上张贴长榜，限定期限，让他们全部交给官府，期限已满仍不交的斩首，并允许奴婢、亲属及各种人告发，拿出其中一半作为赏赐。京都大为骚动，期限到了以后，得到黄金二十多万两、白银四百多万两，民间的收藏积蓄也因此被搜空。我于是到福宁殿应对，奏告皇帝说：“收集金银的期限已满，民力已经耗尽，又允许告发揭露，恐怕会引发内部变乱；外面有强敌，内部民心发生变化，不能不考虑。”皇帝说：“卿可以去把榜文收回来，不得让人告发。”我于是巡城经过张榜处，命人传达圣旨，把榜文收回送到行营司，并发公文给王孝迪，依照诏令办理，人心才安定。从十五日起，四方勤王之师逐渐有人到达，每天有几万人，于是就在四面城墙设置统制官，招集他们，供应刍草粮食，发给器械铠甲，踏看营寨地形，编组队伍，全都由行营司主管。昼夜竭尽力量，没有片刻休息。到了十七、十八日前后，统制官马忠带着从京西招募的军队到达，在郑州南门外遇到金军，乘势攻击，杀死俘获很多敌人。于是金人开始害怕，游骑不敢向旁边出动，从京都以南的百姓才开始能够安定居住。二十日，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带着泾原、秦凤两路军队到达。我奏告皇帝说：“勤王之师逐渐聚集得多了，兵家忌讳分散节制，归于统一才能有所成功，希望让种师道、姚平仲等听从臣的节制。”皇帝降下亲笔诏书说：“种师道年老而懂得用兵，职位已经很高，和卿同级，让他替代曹曚就可以了。”大概皇帝本来想让种师道担任亲征行营副使，我私下感叹皇帝裁处得当，但宰执中有人秘密上奏认为不可以，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另设宣抚司，任种师道签书枢密院事，充任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任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西部军队和四方勤王之师都隶属于宣抚司，又把前军、后军中驻扎在城外的部队拨归宣抚司，行营司所统领的只剩下左军、右军和中军。皇帝多次申明敕令，命两司不得互相侵犯、扰乱节制。但既然分开了，便不能统一，宣抚司想要执行的事情常常托称机密，不再通报，我私下很忧虑。从金人议和的誓书送出以后，朝廷每天运送金银钱帛等物资到金军中，名义上说是果品、珍膳和御醖的供应，使者络绎不绝，车马冠盖相望。皇帝又拿出御府中的珠玉玩物、宝带、鞍勒送给他们，品种和数量很多，价值无法计算。我每次都争辩说，这些东西不足以成为德行，恰恰只会启发戎人的贪心。即使皇帝恭谨俭朴，把珠玉看得像粪土一样，然而戎人一旦生出贪心，哪里会有满足？众人正称赞皇帝的德行，不认为我的话正确。金人更加肆意索取，没有任何顾忌，甚至要求歌妓乐工、珍禽、驯象等物，没有不顺从他们的。等到勤王之师已经集结，西部军队的将帅每天入朝，皇帝的意气才壮起来；又听说金人在城北掳掠，屠杀仍像过去一样，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的坟墓和棺柩几乎全都被挖掘，于是才赫然产生用兵的意图。我赞助皇帝说：“《易》中谦卦上六爻说，适宜用兵；师卦上六爻说，开国承家，不可任用小人。大概谦卦到了极点，如果不使用军队就不足以成就功业；战争取得成功，如果不以戒备任用小人为戒，就不足以保持治理。如今陛下对金人委屈自己求和，谦让已经到了极点，而金人贪婪没有满足，凶暴悖逆越来越厉害，形势上非用兵不可。然而功业成就以后，愿陛下以任用小人为戒就够了。这样使金人受到惩罚和创伤，不敢再产生窥伺中国的心思，应当可以有数十年没有夷狄之祸。” 否则，一旦放纵敌人，就会成为数代人的祸患，忧患不会止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二，宋李纲撰，《靖康传信录》中。二十七日，我和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一同到福宁殿应对，商议用兵的办法。我奏告皇帝说：“金人的军队夸大自己的声势，但考察实际人数，不过六万人，而且大半是奚人、契丹人、渤海人和杂种，精兵不过三万人。我国勤王之师，聚集在城下的有二十多万人，本来已经是他们的数倍了。他们以孤军进入重地，正如虎豹自己投进槛阱，应当用计谋取胜，不能凭一时的力量同他们硬拼。如今的办法，不如扼守河津，断绝粮道，禁止他们抄掠，分兵收复京畿以北各郡。等他们的游骑出动，就攻击他们；用重兵逼近敌营，坚守营垒不要交战，就像周亚夫困住七国那样。等到他们的刍草粮食缺乏、人马疲惫，然后让将帅拿檄文索取誓书，收复三镇。即使放他们回去，也要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再攻击，这是必胜的计策。”皇帝深深认为正确，众人的议论也赞同。于是约定立即分派军队，在二月六日发动行动；这是因为阴阳家的说法认为这天适合出兵，而且姚古、种师中的军队也将到达。约定已经确定，但姚平仲是姚古的儿子，多次建立战功，在道君朝被童贯压制，从未入朝觐见。到这时，皇帝因为他骁勇善战，多次召他到内殿应对，赏赐十分优厚，并答应他成功后将有节钺、茅土的赏赐。姚平仲是武人，志愿得意、意气骄满，勇敢却缺少谋略，认为大功可以由自己独自取得。他在约定日期之前，于二月一日夜里亲自率领步骑一万人劫掠金人的营寨，想生擒所谓的斡里雅布，把康王带回来。即使种师道住在城中，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因病请假，躺在行营司中。半夜皇帝派中使降下亲笔诏书说：“姚平仲已经发动行动，必定建立大功，卿可以率领行营司的军队从封丘门出城，为他接应。”我写奏札以生病为理由辞谢，并且说这不是原先约定的行动，军队也没有预先准备。一会儿之间，中使来了三次，以军令责迫我，我不得已，勉强带领左右中军将士。第二天早晨出封丘门，在班荆馆、天驷监部署军队，分别命诸将解除范琼、王师古等人的包围。敌军骑兵出没，我们在幕天坡激战，斩杀俘获很多敌人，敌军又进犯中军。我亲自率将士用神臂弓射退他们。这天晚上住在城外。姚平仲前一夜劫营被敌人察觉，双方杀伤相当，他所损失的不过一千多人。既然没有达到目的，又害怕违反节制而被种师道诛杀，于是逃走了。可是宰执、台谏哄然宣称，西部军队、勤王之师以及亲征行营司的军队都被金人消灭，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皇帝震惊恐惧，下了诏令，不得进兵；而斡里雅布派使者说：“用兵只是将帅所做的事，并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请求再次议和。”宰相李邦彦在皇帝面前对使者说：“用兵是大臣李纲和姚平仲勾结策划的，不是朝廷商议的结果。”众人商议想把我捆绑起来交给金人，但使者反而认为不可以，于是罢免我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务，以蔡懋代替我，接着废除行营使司，只让守御使总领军事，又罢免种师道宣抚使的职务。这时我得到停止进兵的诏书，知道事情将要变化，便整顿军队进入城内，到崇政殿请求应对。到了殿门，听说罢职的命令，便没有进去，退到浴室院等待治罪。当时是初三日。蔡懋核计行营司的损失只有一百多人，而西部军队和勤王之师伤亡一千多人，其余都和原来一样，这才知道朝廷先前听到的消息不是真的。晚上皇帝降下亲笔慰劳诏书，赏赐白金、缗钱五百贯两，并且命吴敏宣谕将要重新任用我的意思。我感动哭泣，拜谢皇恩，正想请求回归田庐，却发生了初五日军民伏阙的事情。起初，太学生陈东和一千多名读书人，这一天到宫阙上书，说明我和种师道没有罪，不应当罢免。军民听说后，不约而同聚集了几十万人，挤满道路和街巷，呼喊声震动大地，争相登上东华门的登闻鼓楼，把鼓打破了。皇帝派吴敏、耿南仲慰问劝谕诸生，让他们退去；两人反而被军民拥挤，不能前行。军民一定要见到我和种师道，见不到便不肯离去，于是杀伤内侍二十多人，又辱骂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想要殴打他们，众人都四散逃走躲藏。于是皇帝派中使召我和种师道入宫应对。我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坚持推辞不敢前往，但传召的使者络绎不绝，中使催逼，只好上马走出浴室院，从东门街到驰道，奔向东华门。军民像山一样聚集，几乎不能前进。传召的中使朱拱之又被众人杀死，大概是因为大家恼怒他传达圣旨迟缓。我进入福宁殿阁子中拜见皇帝，哭泣叩拜请求治罪，皇帝也哭了，下诏恢复我的尚书右丞职务，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我坚决推辞，皇帝不答应，让我出东华门到右掖门一带安抚军民。我禀承皇帝旨意进行宣谕，军民才渐渐散去。我再次到福宁殿应对，皇帝命我重新节制勤王之师，先遣散民兵，大概已经没有再次用兵的打算了。此前留下三镇的诏书，我被罢职以后，便派宇文虚中带着它送到金军中，又派臧禹、秦桧担任割地使。这天晚上住在咸丰门，因为金人进兵到城门外，正在修治攻城器具。此前蔡懋命令将士说：“金人靠近城墙，不得擅自发射。有引炮以及发射床子弩的，都杖责。”将士十分愤怒。我登上城墙后，命令他们随意发射，能击中敌人的重赏。夜里发射霹雳炮攻击敌军，金军都惊呼起来。第二天敌军逼近城墙，被射退，于是撤退。有人告发梁方平想做敌人的内应，我召他到帐中抓住，交给御史台审理。凡是内侍中负责守城的，都罢免。京都的浮浪无赖之徒，趁军民杀伤内侍、局势混乱之时，劫掠十多家内侍，抢走他们的金帛，又把藏匿的铠甲、弓箭、刀剑送到官府，自称立了功，共有一千多人。京都害怕再次发生变乱，我命令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守御使司，按次序收缴完毕。推究其中首先倡导的人，将要赏赐他们；他们各自说出姓名，共有二十多人。审问查明属实后，全都斩首。

译其余的人驱逐出去。这一天连同斩杀伤害部队将领的人，也有二十多人。此后民情才安定，奸邪盗贼不再发生。起初，敌军骑兵已经抵达城下，我昼夜巡视。有偷盗一领衲袄的，有强行夺取妇人一匹绢的，有无故把平民当作奸细砍伤的，都立即斩首示众。因此外有强敌，一个多月内虽然连盗贼也没有发生。京都素来多火灾，也没有人纵火。到这时才开始纷扰了几天，经过弹压才安定下来。金人请求用越王代替康王做人质，皇帝认为越王是叔父，不可以派遣，于是派肃王和驸马都尉曹晟前往。康王得以回来，皇帝很高兴，赏赐十分优厚。康王一向有胆气和力气，善于射箭，在金军中住了几个月。姚平仲劫营的那天晚上，他安然自若，没有一点惊恐。回来以后，国人都很高兴，争相出来观看。金人自从姚平仲劫营以及在封丘门交战以后，很有些害怕。既然得到割让三镇的诏书，又有肃王做人质，于是不等金银数目凑足，就派使者告辞。皇帝在军中设宴款待他们。初十日，金军便退兵。十二日，大赦天下。十三日，宰执到延和殿应对，我奏告皇帝。皇帝说：“澶渊之战，虽然和大辽订立盟约后退兵，仍然派重兵护送他们，原本是担心他们无所顾忌，肆意掳掠。” 金军退兵，已经三天了。起初以为他们要用船筏渡河，后来探听得知是架桥运送军队，只用一天就完成了。为什么不派大军，依照澶渊的旧例护送他们呢？宰执都认为还太早了，只有我坚持请求。皇帝认为我的话有道理，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一天分派将士，带领十多万军队从几条道路一同前进，并且告诫诸将：“估量形势便利可以攻击，就攻击他们。”金人满载财物回去，辎重很多，还驱赶掳掠来的妇女，数也数不清，气势非常骄横；攻击他们决有取胜的道理，将士们踊跃前进。十四日，任命吴敏为少宰，我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左丞，李棁为右丞。起初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已经被国人驱逐，都躲藏起来不敢再出来，上奏请求罢职。皇帝起初没有答应，到这时李邦彦罢去宰相职务，授任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蔡懋罢去左丞职务，授任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王孝迪罢去中书侍郎职务，授任资政殿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所以有这些任命。十五日，签书枢密院事唐恪开始供职。起初唐恪以延康殿学士知杭州，李邦彦推荐任用他，到这时才抵达宫阙。十七日，泽州奏报，大金国相尼堪的军队驻扎在高平县。起初尼堪攻破忻代观察使折可求的军队，又击败承宣使刘光世率领的鄜延军队援救河东，随后包围太原，攻打一个多月仍不能攻下；平阳府的义军又叛变。义军是童贯、张孝纯招募的云中人，分布在河东各郡，平日供养他们，积蓄因此耗尽。金人入侵时，张孝纯用五万义军守石岭关，后来义军叛变而跟随金人。到这时，各郡往往杀戮义军，或把他们驱逐出去；平阳府的义军攻破城池叛逃，攻陷威胜军，于是引导金人进入南北关，攻陷隆德府，进而驻扎在高平。朝廷震惊恐惧，担心他们再次渡河向南，宰执责怪我把城下的军队全部派去追击斡里雅布的军队，将要没有力量抵挡。我说：“斡里雅布的军队既然退去，本来就应派大军护送，起初没有料到尼堪会来。尼堪的军队即使到来，听说已经议和，也应当自行退去，必定没有再次渡河的道理。况且太行山琅车等险要之处，已经派统制官郝怀率领两万军队驻扎在河阳，控制险要道路，决没有其他忧虑。”但执政中有人秘密向皇帝上奏，于是御前用金字牌把各将领的军队全部追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万人〕 各将领的军队和斡里雅布的军队在邢州、赵州之间相距二十多里。金人听说大军将要到达，无法测知人数多少，十分害怕，行进得非常快；但各将领接到追还诏书就返回了。我听说后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得到诏令重新派遣，但各将领已经返回五程路了。即使重新前进，仍然只是在虖沱河追上金人。然而将士知道朝廷的议论反复不定，都已经离心，不再有拦截攻击的意图，只是远远护送他们而已。于是金人又向旁边出动，抄掠深州、祁州、恩州、冀州一带，撤退得非常缓慢。尼堪的军队听说已经议和，果然退去，正如我所说。于是任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扎滑州；任姚古为制置使，统领军队援救太原；任种师中为制置副使，统领军队援救中山、河间等郡。当时朝廷一致议论，认为三镇果然不能割让；如果军民替国家坚守而不投降，就派使者再次商议，把租税赋入归还给金人，以求保全祖宗的土地。又有诏令，罢免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授任资政殿学士、知青州；罢免李棁右丞，授任资政殿学士、宫观；任命翰林学士何㮚为右丞，御史中丞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徐处仁开始供职。起初，徐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皇帝听说他老成持重而有士人声望，正准备倚重他为宰相，所以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召他回来。到这时抵达宫阙供职，不到十天，便任命为太宰，当时是三月初。诏令因为道君太上皇帝回銮，商议迎接的办法，任命门下侍郎赵野为奉迎使。起初，道君在正月三日夜里从通津门出发，乘船而行，只有蔡攸和几名内侍随从。认为船行太慢，就乘肩舆；又认为肩舆太慢，便在岸边找到一艘运送砖瓦的船，乘坐它，和船夫一样饥饿，只得到一枚炊饼，分着吃了。这天夜里走了几百里，到达南都，才住进州宅，得到衣被等物，买骏马和骡子乘坐，到了符离才登上官船。到了泗州稍作休息，宇文粹中、童贯、髙俅等人才到来。童贯带着三千胜捷军护送渡河，前往维扬；髙俅带三千禁卫留在泗州，控制淮河渡口。到达维扬后，父老拦住车驾，不让渡江；但道君决意南巡，于是前往镇江。道君太上皇后住在维扬，皇子、帝姬都流寓在沿途州县。听说敌军退去，很多人先行回来了。

译起初，恭谢行营因为京都被围闭，停止东南方向的递角传递，也停止东南勤王之师，并且命令漕运纲粮在所到之处卸下交纳。泗州官吏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不以为然；道路上议论纷纷，还说其中另有缘故。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诛杀六贼，认为他们是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髙俅、卢宗原。于是朝廷商议派聂山为发运使，秘密谋划此事。聂山请求带诏书和开封府使臣几十人同行。我因在福宁殿奏事，留下来单独禀告皇帝说：“这几个人的罪恶本来不可宽恕，但聂山此行，恐怕朝廷不应这样处置。从前肃宗想挖掘李林甫的坟墓，李泌劝谏说，这样做将如何面对明皇？肃宗抱着李泌的脖子哭着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假使聂山谋划的事情果真成功，惊动了道君，这个忧患在陛下；假使谋划不成，被这几个人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在东南，要求割取剑南一道，陛下将如何处置？”皇帝醒悟说：“怎么办呢？”我回答：“不如停止聂山的行动，公开斥责童贯等人，请道君除去这几个人，早日回銮，这样可以不费力而使事情平定。”皇帝认为有道理，聂山于是没有成行，童贯等人也相继离去。道君回到南都驻留，徘徊不再前进，想去亳州上清宫烧香，又想取道前往西都。皇帝对此忧虑，又因为每次有书信送来，必定提到朝廷改革政事的事情，并且批示道君太上皇后应当居住在禁中，从正门出入。于是外面喧传将要有垂帘听政的事情，又批示吴敏、李纲命令其中一人前去，大家都不明白圣意，说事情将有不可测的变化。我奏告皇帝说：“之所以想让臣和吴敏前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了解朝廷的事情罢了。”吴敏不能离开陛下身边，臣愿意前往奉迎。如果道君赐臣应对，臣将逐条陈述京都被围以来的事情，以解除两宫的疑虑，决没有其他忧虑。皇帝起初不答应，我极力请求，他才同意。皇帝命我带着御前书信送给道君，并按等级赏赐行宫官属茶、药、银。我在十七日离开国门，十八日早晨驻扎在陈留县秋口，遇到道君太上皇后的船。我准备好榜子，在道路旁拜见；道君太上皇后停船，让内侍杨修传达教旨慰问。我附带奏说：“辞别陛下那天得到的圣旨，应当详细奏报，请允许我按照赵野的旧例，在帷帐前奏事。”又传下教旨答应我，于是我登上船进入帷帐，在帘前拜见完毕，详细说明皇帝的孝心思念，又叙述自己在时局正艰危之际受到皇帝擢用、感激不已的心情。道君太上皇后亲自加以奖勉晓谕，我拜了两拜致谢。道君太上皇后说：“朝廷打算让我们住在哪里？”我回答：“朝廷现在把撷景园作为宁德宫，用来奉养道君太上皇后，这是遵照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圣旨的指挥。”道君太上皇后说：“已经得到诏旨，命令我住在禁中。”我回答：“凭皇帝的圣孝和殿下的圣慈，母子之间的感情，哪里还会有隔阂？只是考察三从的义理，道君太上皇帝住在龙德宫，而殿下住在禁中，在典礼上有不妥之处。朝廷之所以讨论，只是想合乎典礼，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两宫安定，天下就安定了。”道君太上皇后说：“朝廷一定要安排妥当才是；那么可以借着闲谈说说其他事情。”我拜辞登岸，于是叫来内侍杨修、李俅等三人，在帷帐中坐下，把先前的话再次说了一遍。这三人都是有权势的大内侍，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于是进去禀告。又传下教旨说：“相公所说的很有道理，但住进宁德宫以后，想要到禁中神御前烧一次香，可以吗？只管奏报上来。”我回答：“道君太上皇后既然住在宁德宫，皇帝自然应当时时前去问候；万一想暂时到禁中，哪里有不可以的道理？” 于是派遣使者赐给香、茶、酒、食物等，以及钱五百贯，发给随行使臣和随从人员。我把前面所说的话写成奏札上奏说明，并且说：“道君太上皇后已经有意愿答应居住在宁德宫，一切都不必向他表示疑虑和阻拦，以此彰显圣上的孝心。”可是，道君太上皇后进入国门那天，聂山请求用禁卫军防守宣德门，沿途喧闹不安，知情的人都讥笑他。二十日抵达南都，得到圣旨。二十一日引见答对，这天道君在御幄殿，我完成起居礼后登殿奏事，详细说明皇上思念、仰慕圣上，想用天下来奉养他的心意。道君眼泪流了好几行，说：“皇帝仁爱孝顺，天下四方都知道。还要奖谕他说：‘都城的守御、宗社的再次安定，多半是相公的功劳。’”我拜了两拜谢恩后，便拿出两纸奏札呈上：一纸请求道君早日回銮，不必前往亳社和西都，以安慰天下人的愿望；另一纸叙述自己一向受道君教诲，在国家危难之中被提拔任用，得以效犬马之劳，如今想请求辞职归隐田园的意愿。道君多次慰问劳勉我，然后说：“相公近来担任史官，因为什么事离开了？”我回答说：“臣昨日任左史，得以侍奉圣颜将近一年，因为狂妄地论述都城水灾，承蒙圣恩宽免斧钺诛杀之罪，至今仍感激拥戴。” 道君说：“当时的宰执中有人不喜欢你。”我惭愧地道谢，趁机奏道：“臣昨日论述水灾，实在只是偶然有所见解。自古以来，即使是无道的国家，洪水也不会淹没其城郭；天地间的变异，总是以同类之事相应，这正是今日兵革攻城围困的征兆。大凡灾异变故，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疾病在五脏，便表现在气色上，显现在脉息中，善于行医的人能够知晓；并不是有某种外物使它这样，而只是病气先行到达罢了。因此圣人观察天地间的变异，便修治自身应当修治的地方，所以能够治理国家、保全邦国，而没有危乱的忧患。”道君认为说得对，便询问敌军骑兵攻围都城以及守御的次序，我都据实回答。道君又说：“敌军既然退兵，正要渡河时，为什么不拦截攻击他们？”我说：“朝廷因为肃王在金人的军中，所以不允许。”道君说：“为宗社考虑，哪里还可以再谈这个？”我于是暗自感叹道君的胸襟气度不是我所能达到的。谈话已经十分融洽，道君便宣布谕旨，交代行宫停递角等三件事。只是因为都城已经被围，恐怕被别人知道。关于行宫所在地，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回答说：正值艰难危急之时，两宫隔绝，彼此不能相知。即使朝廷办理、供应行宫的事情，也不能不做到周全，只在于圣上加以体察罢了。

译道君于是询问朝廷近来的事情，如追赠司马光以及拆毁夹城等，共三十多件。我逐一解释，说追赠司马光只是想取得民心，拆毁夹城只是想防备奸细之类。于是奏道：皇帝仁爱孝顺而又谨慎小心，只怕有一件事不合道君的心意，每当收到御批责问，就忧惧得不肯进食。臣私下把这比作：人家的尊长出门，把家事交给子弟，偶然遇到强盗劫掠，子弟必须随机应变处置。等尊长将要回来，子弟当然不能不害怕；但是作为尊长，正应当因为子弟能够保全田园家业的大局而慰劳他，不应当追问那些细节。现在皇帝刚刚接受传位，陛下出巡，恰好遇到大敌入侵，为了宗社着想，政事不能不有一些小的变革。如今宗社安稳，四方安宁，陛下回銮，臣认为应当有能够大大安慰皇帝之心的举措，其他细小的事情，一概不要追问才是。道君感悟醒觉，说：‘你的话非常正确。朕只是因为性情直快，喜欢发问，后来便没有什么事了。’于是从宫内拿出玉带和金鱼袋、古象简赐给我，说：‘行宫里的人得知你来了，都很高兴。用这些来安慰他们的心意，就可以佩戴使用。’我坚决推辞而没有得到允许，只好穿戴着这些来谢恩后退下。二十二日，随从道君前往鸿庆宫烧香。当初我驻扎在拱州时，看见迎接道君的禁卫军、宝辇和仪仗器物等停留在那里没有前进，于是便临时代拟圣旨，命令它们赶赴南都。到这天道君烧香时，禁卫军、宝辇和仪仗器物等正好到达。南都的士人、妇女和百姓夹道仰望观看。我得到圣旨，早早辞别道君后，先回到宫阙，获赐酒、食物、香、茶等。二十三日，再次在幄殿辞别并接受召见。道君拿出一纸青词草稿，命令我向宰执和百官宣示。这是道君刚传位时奏告上天所写的文章。道君宣布谕旨说：本来想前往亳州太清宫，但因为道路被水阻断，未能成行；又想居住在西洛，因为皇帝恳切请求，已经下令不再启程。你先回去，把这个意思告诉皇帝，安慰他。于是从袖中拿出一封书信交给我，又宣布谕旨说：你辅佐皇帝抵御贼寇、守护宗社，立有大功；如果能调和父子之间，使他们没有疑忌和阻隔，应当把你的事迹写入青史，使你的名声流传万世。我感动流泪，拜了两拜接受使命，辞别后立即先写奏札，把所听到的道君圣谕上奏说明。皇上批答说：‘看了卿的奏报，知道你奏对时忠义之气显耀分明，朕非常赞许。’二十五日，我回到宫阙，对答于垂拱殿，进呈道君的御书，详细说明问答的内容，皇上长久地嘉奖慰劳我。我把道君太上皇帝所赐的玉带、牙简、银绢等，写成奏札进献归还，圣旨下令不许。《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三，宋李纲撰，《靖康传信録》下。二十七日，宰执在延和殿奏事，进呈皇帝出郊前往资福寺迎奉道君的仪注。耿南仲建议把道君身边的内侍全部屏退，在行宫门口张榜宣布，胆敢留下的人处死；先派人搜查，然后皇帝的车驾再进去拜见。我认为不如只依照通常的办法，不必这样向他表示疑忌；如果一定要过分防备，恐怕反而会出现无法防备的事情。南仲说：“《易》说：‘有所疑虑，就是有所怀疑。’古人对于疑虑也有无法避免的时候。”我说：“古人虽然不能免除疑虑，但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作出决断，所以《尚书》有‘稽疑’一篇。《易》说：‘用来决断天下的疑惑。’如果疑惑之情不能解除，就像所谓偷斧子的人那样，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南仲争辩不止。我奏道：“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真诚与疑惑、光明与昏暗罢了。真诚就光明，光明就更加真诚；从真诚和光明推行下去，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疑惑就昏暗，昏暗就更加疑惑；从疑惑和昏暗推行下去，它的祸患将达到不可胜说的地步。”耿南仲本应当用尧舜之道辅佐陛下，可是这个人昏暗而多疑，他所说的话不值得深加采纳。皇上听后发笑，南仲却非常愤怒。退朝后，又召我到睿思殿答对，赐茶完毕，南仲忽然起身奏道：“臣刚才在对班中遇见左司谏陈公辅，公辅就是二月五日替李纲纠集士民伏阙的人，怎么可以担任谏官？” 请求把他交给御史台彻底查办。皇上和宰相都惊愕不已。我奏道：“臣刚才在延和殿与南仲辩论，实在是为了国事，并没有私人意图；南仲记恨臣所说的话，所以才有这次奏请。伏阙的事情，陛下向来都明察，臣不敢再作辩解。但臣以没有才能而冒居枢密辅臣之位，仰仗陛下特别的知遇，却未能有所补报。臣区区的平素志愿，是想等敌军退出国境、道君的车驾回到宫阙后，再请求归隐田园，这就是臣的愿望。如今南仲这样说，臣哪里还敢留下？愿意把公辅的事情交给有关官署查办，也让臣请求辞职待罪。”皇上笑着说：“伏阙的士人百姓以亿万计，怎么能够说是由他纠集谋划的？朕对此非常清楚，卿不必这样。”南仲仍然不停止。臣拜了两拜辞别皇上出来，住在启圣院，不再回府。上呈奏札请求离职的章疏共有十多次，皇上都批答封还，不准许；又派御药院使者传旨押我上朝，并押送到枢密院处理事务，我只好立即上马。四月初一，皇帝的车驾前往宁德宫，又派御药院使者传旨，命我随从道君太上皇帝，于三日进入国门。我以守御使的职事在新东门内迎拜。道君在车辇上回头向我作揖。第二天，我随从道君到龙德宫朝拜完毕，又上章恳切请求，要求罢免知枢密院事的职务，皇上降下了…… 皇上亲自写了数百字的诏书，仍不答应。又命徐处仁、吴敏向我传达旨意。又召我到内殿，当面加以慰劳和劝谕，并且说：“敌军刚刚退去，正要依靠卿协助救济艰难。如今突然想舍弃朕，难道过去的事情还不值得留恋吗？应当替朕暂且留下。”言辞恳切悲伤，我不得已拜了两拜接受命令，继续任职。后来我留在殿中奏道：“金人退兵，交割了三镇。三镇的官吏、军民不肯陷身于夷狄之中，势必会替朝廷坚守。天气渐渐炎热，敌军又有辎重拖累，一定不能久留，应当立即退出国境。臣担心到了秋高马肥之时，敌军一定会再次前来，追究先前的约定。趁现在应当整顿武备、修治边防，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应当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并抵御他们。”于是我替皇上分条列举备边御敌的办法，共八件。第一条说：“唐代设置藩镇，是用来拱卫京师的，所以虽然屡次发生变故，最终仍依靠它的力量。但到了藩镇弊端产生时，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祖宗鉴于此，削弱藩镇的权力，废除世袭制度。在天下太平、边备无事时，这样做还可以；在今天，地方如同手足，却不足以捍卫头部。如今的计策，不如把太原、真定、中山、河间设置为藩镇，选择将帅交付给他们，允许他们世袭。收取租赋来供养将士，训练战阵，彼此互为唇齿，用来抵御金人，就可以没有敌军深入的忧患。又因沧州与营平正相对，中间隔着黄河下游和小海，形势容易受到侵犯，应当把滨、棣、德、博四州分出，设置横海军一道，按照各藩镇的制度办理，那么帝都就有藩篱一样的坚固屏障了。”第二条说：“自熙宁、元丰以来，登记河北保甲共五十多万，河东保甲共二十多万。近年以来不再检阅训练，又经历燕山、云中战役，征调摊派，人员逃亡流离，散为盗贼。如今剩下的仍有原数的一半，应当专门派遣使者把他们编组训练，令各处置办武器铠甲，由官府收掌，加盖印记发给他们，免除租赋以抵偿器甲的价值。武艺精熟的人依次升迁补官，或者授予官职来激励他们。他们既然能够自己保卫乡里，亲属和祖坟都在这里，必定不会逃散。平时没有养兵的费用，有事时又没有征调的劳苦，这是最为得当的策略。”第三条说：“自祖宗以来，在监牧中养马，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地势高爽凉爽的地方安置，共有三十六所。近年来几乎全部废止，反而改为给民间土地，让百姓杂乱养马来充数，官吏借口敷衍塞责，马匹从此再没有良好的。后来又把马驱赶到燕山，全部被敌人所得。如今各军缺马的占大半，应当恢复祖宗监牧的制度，根据时势需要，征括天下的马，按价给钱，这样不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得到数万匹马。第四条说：河北的塘泺，东面到海，西面抵达广信、安肃，深处不能涉水，浅处不能行船，因此能够限制胡骑，是险要坚固之地；但近年来淤泥干涸，不再疏浚，官府贪图稻田利益，往往把积水排泄掉，堤防也松弛毁坏。又从安肃、广信直到西山，地势低洼的地方可以再加以拓宽增深，地势高仰的地方就开挖干壕、陷马坑之类，应当专门派遣使者督促治理。第五条说：河北、河东州县的城池，大多坍塌毁坏、淤塞不通，应当普遍修治；京城附近的四辅郡和各畿邑，也都应当筑城，创建楼橹等设施，使官吏、士兵和百姓有所依恃而安心。万一敌骑深入，抢掠不到东西，就可以坐困。第六条说：河北、河东州县遭受敌军残破践踏的地方，应当优厚地免除租赋以救济抚恤。往年方腊扰乱浙东，尚且免除三年租赋；如今三镇的百姓替朝廷坚守，怎么可以不商议如何大大安慰他们的心意呢？

译第七条说：河北、河东各州，最紧要的事务是储备、收买粮食和草料，应当恢复祖宗增加粮草钞法的制度，一律用现钱让商人运输，充实边塞，使沿边各郡的积蓄丰足，那么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第八条说：陕西解盐不需要煮海的劳作，却能够供给边费、充足民食，利益非常大。自从实行东南盐法以来，解盐的销售地界越来越小，西部边地更加贫困，希望恢复祖宗的旧制度，以安慰关陕军民的心。皇上让宰执共同商议，但其中所议有同有异：虽然设置横海军一道，由安抚使总管，但设置藩镇的建议被搁置；虽然委任提举官遵照旧制训练上户保甲的三分之一，但派遣使者全部编组训练、置办武器铠甲的建议没有实行；虽然委任沿边官员相机修增塘泺和城池，但给辅郡、畿邑下达的指挥随即停止；虽然委任各路察看监牧，却不再征括马匹；虽然免除河北、河东租税，却只涉及一年；虽然实行增加粮草钞法，却附加四分香药；虽然恢复解盐制度，但销售地界不如旧制。我竭力争取，却没能得到批准。大体上，自从敌军退去、道君回宫以后，朝廷安然自得，便以为天下无事，正在建议册立东宫、开设讲筵、斥退王安石、设置《春秋》博士，而台谏官所论不过是指摘蔡京党羽，执行贬黜遣送几乎没有一天停止，防守边疆、抵御寇敌的策略反而被搁置不问。我私下为此忧虑，想到军事事务只有枢密院可以专门办理，于是和许翰分条列举调发防秋军队的办法，大致有五类：一是系将兵，二是不系将兵，三是土兵，四是民兵，五是保甲。系将兵除已经调发的以外，现有十将，每将按三千人为标准，不过三万人；民兵如弓箭社、刀弩手之类，不过一万人；保甲除河北、河东以外，起用陕西的，不过三万人；再加上现有的河北、河东军队，共计二十万人，用来控制险要之地。奏上后得到圣旨颁行，然后关会三省。其间仍有人认为不必这样做，我又请求下旨：在京城，许监察御史以上的官员；在外地，由监司、郡守、帅臣各自推荐有才干武略的大小使臣，枢密院登记姓名，根据才能录用。皇上听从了。又建议说，在京城的马军、步军有十多万，隶属于三衙，近年不再训练，士卒骄纵懒惰，临时有急事要使用他们时，才仓促派遣将佐统领，兵士和将领彼此不认识，很难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请求由枢密院选派大小使臣，分守四壁训练，并趁机整编成部伍，以备缓急。皇上起初认为可以，后来殿帅王宗濋等认为这是侵犯、扰乱旧制，不合祖宗制度，诏令停止。我这才暗自感叹，知道办成事情是多么困难。少宰吴敏建议设置详议司，审查祖宗的法制以及近年应当改革的弊政，依次施行。诏令任命徐处仁、吴敏和我为提举官，命令已经下达，却被南仲阻止。吴敏请求离职，未能实现。我上奏说：“陛下在国家艰难之时登上大位，应当全面更新政事，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可是朝廷苟且偷安，一天拖过一天，没有听说有什么变革。近来想设置机构讨论政事，不久又把它罢除。如今边事正紧急，财政调度又不足，前些日子爵禄授予泛滥，消耗损害国家财力的人，应当稍加裁减抑制，以充足国用，这是政事中应当优先办理的。”皇上认为有道理，委托我分条列举上报。我上奏三十多件，其中说：像节度使直到遥郡刺史这些官职，祖宗本来用来安置功勋之臣，所以俸禄特别优厚；当时人数极少，如今却都凭借外戚亲属和恩泽得到，除非有边疆功劳以外，应当全部改授环卫官，以抑制泛滥。又如三省堂吏，祖宗时转官只到正郎，崇宁、大观年间才允许转到中奉大夫；如今应当恢复祖宗制度，其余也都类似。皇上深以为然，下令交付三省办理。不久，在大街上张榜说：“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 又在东华门张榜说：“守御使司给各军发放卸甲钱，数额不均，御前特意再次按照等级发给。”可是守御使司起初从未发过卸甲钱。我听说后惊骇不已，慢慢询问原因。原来是执政大臣中有人秘密向皇上进言，说我已经取得都城军民的民心，想用这种办法离间他们和我。这时我才忧惧得不知死在何处。正想再次请求罢免防守御使司、补授两名进武副尉时，皇上批示中写有“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大臣专擅权力，渐渐不可助长”之语。我在皇上面前惶恐地辩明说：“当初设置亲征行营和守御使司时，得到圣旨，一切事务都可以便宜行事，并发给空名文武官告、敕帖等三千多道。自从设置机构以来，只用过三十一道而已。这两个人是奉持御前蜡书送到太原的，当时约定只要得到回报，就给他们补授官职；所以现在用空名帖补授完毕后奏报皇上，这是遵循圣旨，并不是擅权。而且臣正处于孤立危疑的境地，受到别人的中伤并不止一件，愿意罢免职务，请求辞官回归田里。”皇上神色温和地安慰我，说：“只是偶然批到这件事，并没有别的意思。”我退居定力院，写奏札待罪，请求离职的章疏有十多次，皇上全都批答不许，又派使者押我入朝。我请求不得批准，便径直出通津门想向东南行去。皇上派中使传旨押回，并牵船入城，沿途使者络绎不绝。回到府中后，我又把府门锁上。第二天我进见皇上说：“君主任用人，既然怀疑就应当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应当不要怀疑。大臣按照道义侍奉君主，不能任职就应当离开。如今陛下受到别人言论的迷惑，对臣不能没有怀疑，却又不让臣离开，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皇上安慰了我很久。从此我常常请假，想离去却不能。防守中，种师中战死在军前，种师道因病请求归休。执政大臣秘密建议让我担任宣抚使，代替种师道。起初斡里雅布的军队撤回，抵达中山、河间两镇，军民拼死坚守，不肯投降。肃王张邦昌以及割地使等亲自到城下劝说，他们却用箭石射击，于是金军退去。沿边各郡也是如此；种师中进兵逼迫金军，金人退出国境，两镇没有忧患。尼堪的军队抵达太原城下，太原也坚固设防，坚守城池。尼堪屯兵包围太原，全部攻破各县，采用锁城法困住太原。所谓锁城法，就是在城外箭石射不到的地方筑垒环绕，分派人员防守，使城内外不能相通。姚古进军又收复隆德府、威胜军，扼守南北关，多次出兵，互有胜负，但不能解除太原之围。

译于是诏令种师中率军从井陉道与姚古形成犄角之势，援救太原。种师中进军驻扎平定军，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却没有设置防备，有轻视金人的意思。又把辎重和犒赏物资全都留在真定，没有随军携带。金人乘隙冲击，各军用神臂弓把他们射退。想奖赏射箭的人，但随行的银碗只有几十只，库吏报告不足，只好作罢。于是士卒都愤怒怨恨，彼此散去。师古被流箭射中而死。其余将士退守平定军，而种师道驻扎滑州，又以年老多病请求罢职。皇上采纳建议者的话，决意任用我为两路宣抚使，督率将士解除太原之围。一天，皇上召我到睿思殿答对，说明想派我出行的原因。我拜了两拜，极力推辞，陈述自己是书生，不懂军事；在危城之中，不得已替陛下料理军务，实在不是自己的长处。如今派我担任大帅，恐怕不能胜任，反而耽误国事，即使死了也不足以抵偿罪责。皇上不许，立即命尚书省发出敕令，要求当面授给我。我奏道：“即使臣不自量力替陛下出行，也必须选择日期接受敕命。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召唤小孩子一样，难道可以吗？”皇上于是允许另选日期接受敕命。我退下后立即称病请假，写奏札请求致仕，竭力陈述自己不能担任大帅的原因，并且说：“这一定是有人建议不容臣留在朝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枚〕 章疏上了十多次，全都得到批答不准许，而且催促我接受命令。于是台臣余应求、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说我不应离开朝廷。皇上都认为这是大臣替我游说，斥退了他们，于是再没有人敢进言。有人对我说：“您知道皇上派您出行的意图吗？这不是为了边事，而是想借此让您离开，这样都城百姓也无话可说。您如果坚决躺着不起，防守的人就更加能够推行他们的说法。皇上又将发怒，恐怕会有杜邮之赐，怎么办？”我被这番话触动，起身接受命令。皇上抄录《裴度传》赐给我。我上奏札详细说明：“吴元济凭借区区环绕蔡州的地方抗拒唐朝，力量本来不能和金人相比；而臣更远远不能望及裴度万分之一。拿裴度来比臣，实在不是同类可比。”又说：“诸葛亮《出师表》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君子和小人对于用兵来说，似乎毫无关系，但诸葛亮却深以为言，是因为外在的寇乱和忧患有可以扫除的道理，而小人在朝廷中，会从根本上侵蚀危害，逐渐滋长而难以除去，其祸患有不可胜说的地方。因此尹吉甫辅佐周王北伐，一定有孝友的张仲相助；裴度辅佐唐宪宗东征，一定要除去奸邪的元稹。这样才能成功，光耀于图籍史册。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臣私下观察，陛下继承帝位之初，恰逢金人入侵，日夜忧劳，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想着洗雪以前的耻辱，即使古代帝王勤俭的德行也没有远远超过陛下的；然而君子和小人仍然混杂在朝廷之中，阿谀诽谤成为风气，实在没有退去收敛。臣认为陛下应当留心明察，在驱逐戎狄之前，先端正朝廷；君子之道增长，那么用来抵御外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现在臣取裴度论述元稹、魏洪简的章疏，摘取其中重要的话，冒昧呈给圣听。”皇上下达优厚的诏书宠慰答复，宣抚司得到两万士兵，却缺少马匹。我禀告皇上说：“军事以马匹为先，如今缺马到了这种程度，就无法振作军容。过去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兵幽蓟，人们观察他的军队，看见军容不整，都背叛离去。如今臣出师，怎么知道不会有窥探观察的人？这关系到国家体面，不是小事。事情紧迫，请求征括都城的马匹，给价钱偿还，可以得到几千匹。”皇上认为有道理，命令我分条列举上报。不久却在开封府张榜说：“宣抚司征括马匹的事情，属于骚扰，可以不再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人〕 榜文的意思与前面张贴的相同，我只能暗自叹息。把两万人分为五军。当时捷胜军的士兵在河北叛乱，便派左军前往招抚；又派右军隶属刘韐。当时刘韐被任命为宣抚副使，是唐恪推荐的，我起初并不知道。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代替姚古；任命折彦质主管河东事务，与解潜在隆德府治理军队。宣抚司的军队共有一万二千人，我请求朝廷分别拨给银、绢、钱各一百万，才得到二十万，原定六月二十二日出发，但各项事务都还没有办齐，请求酌情推迟出发日期。皇上批示说：“拖延不出发，难道不是抗拒命令吗？”我惶恐地写奏札说明不能出发的原因，并且说：“陛下以前认为臣专擅权力，如今又认为臣抗拒命令；正要派大帅解除重围，却任用一个被认为专权、拒命的人来担任大帅，恐怕不可以吧？愿意一并罢免枢密院的职务，选择可信任的大臣委任，也让臣得以请求辞职。”于是我交还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和宣抚使的告敕。皇上把奏札封还，派使者多次催促召见。我入见后，皇上详细说明有人中伤我，使他听信谗言而不能不产生疑惑。只是因为二月五日士民伏阙的事情，如今奉命出使，已经没有缘由再希望侍奉圣颜了。皇上惊讶地说：“卿只是替朕巡察边境，回来就可以回到宫阙。”我奏道：“臣这次出行没有再回来的道理。从前范仲淹由参知政事出任安抚西边，经过郑州见到吕夷简，谈到自己暂时被调出的意思，吕夷简说：‘参政难道还能够回来吗？’后来果然如此。如今臣因为愚直而不被朝廷容纳，臣出行以后，如果没有阻挠、刁难和毁谤防范，也没有钱粮不足的忧患，那么臣前进与敌人决死一战，就是臣的愿望。万一朝廷不能坚持原来的决定，臣自知也不能有所作为。”到那时就必须禀告陛下请求另派他人替代，陛下也应当体察臣孤忠的心意，以保全君臣之间的义理。皇上很受感动，于是定在二十五日整装出行，提前在紫宸殿赐宴，又在琼林苑赐御宴。所赐的慰劳十分优厚。我犒赏军队完毕，向将士发布号令，把副将焦安节斩首示众。当初焦安节隶属于姚古帐下，在威胜军时，虚传敌军将要到来，焦安节煽动众人的情绪，劝姚古退军到隆德，又劝他逃走，于是两郡百姓都惊慌骚动、逃散，而当时根本没有敌军到来。后来他跟随姚古回到宫阙，我召来将他斩首，众人都认为应当如此。第二天进军，七月初抵达河阳。我上奏说，京畿的汜水、关西都以及河阳，都是形势险要的地方，但城墙已经坍塌，应当极力修治；现在虽然已经晚了，但如果合力进行，还来得及。

译又借望拜各位皇帝陵寝的机会，详细奏道：“臣统率军队经过巩洛，遥望拜祭陵寝，悲伤地流下眼泪。恭敬地想，祖宗创建基业并守成，已经传承将近二百年，历代圣主相承相传，直到陛下。如今恰逢艰难的时局，戎狄从内部侵扰，中原力量衰弱，这正是陛下卧薪尝胆、思图报复、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的时候。希望陛下深入考察祖宗的法度，一一推行；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不要把能说会道、善于谄谀的话当作值得相信，也不要把略有小才、却没有听闻君子大道的人当作值得任用。更加巩固国家的根本，以谋求中兴；上可以慰安九庙祖宗的英灵，下可以成为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力量，天下幸甚。”起初，我在辞别皇上的那天，就向皇上说明唐恪、聂山的为人，以及陛下对他们的信任太过深厚，而且会误国，所以在这里再次说明。皇上批答中有“铭记在心”的话。我留在河阳十多天，训练士卒，整修器械铠甲等。进军驻扎怀州后，自从出师以来，禁止士卒扰民；有抢夺妇人簪子的，立即斩首示众；捡拾遗失物品的，打断脊骨、刺字并发配；逃亡后被捕获的，也一律斩首。因此军纪很严肃，没有人敢违犯。我曾经认为，步兵不能胜过骑兵，骑兵不能胜过战车；金人用铁骑奔驰冲击，非战车不能制服。有个叫张行中的人，献上战车的制度：两根车辕、两只车轮，前面设置皮制遮障和枪刃，运行转动轻便敏捷。每辆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拿着弓、弩、枪、牌等兵器，在旁边辅助，结成阵势前进，铁骑遇到它都会退走逃避。制造了一千多辆，每天演练，等防秋的军队集结后，准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是朝廷下令防止浪费，把诏书中调发的军队全部停止或裁减。我上疏竭力争辩，大意说：“臣此前在枢密府待罪，承蒙陛下委任我安排防秋的人马。臣认为中原的军政不加整顿，已经将近三十年了；缺额没有补充的超过一半，现存的军队都是溃散残余，不熟悉战阵，所以使金人能够窥伺。金人攻陷燕山以后，长驱直入中原，进而侵犯京畿，来时没有藩篱般的坚固防线，退去时也没有拦截攻击的威势。朝廷失策，使他们割取三镇，劫持亲王，抢夺金帛以亿万计，驱赶掳掠士女，屠杀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中的话，实在令人不忍听闻。这确实是宗社的耻辱，也是陛下卧薪尝胆、思图报复的原因。如今河北的敌寇虽然退去，但中山、河间的土地并未割让，敌军骑兵出没，沿边各郡的寨栅彼此相连，军队一刻也没有休息。太原之围尚未解除，河东的形势又非常危急，附近的县镇都被敌军占据。秋高马肥时，敌骑凭借威势侵凌，必定要深入。为了追究三镇约定的责任以及金帛的余数，如果不发动天下的军队、聚集天下的力量，解除太原之围，防守河北，那么一定还会再次出现今年春天的警报。宗社的安危，实在还难以预料。因此臣不自量力，替陛下筹划，降下诏书把各路防秋的军队编组起来，大约不超过十多万人，准备分布在河北沿边的雄州、霸州等二十多个郡，以及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个帅府；又分布在腹地十多个州军和沿河一带的控制要地，用来辅卫王室，防守水陆通道。最紧急的任务，是解除太原之围，收复忻州、代州，以抵御金人。夏人如果同时出兵入侵，不知道这十多万军队是否能够一一到达，果真足以使用，并且不再有敌军渡河的惊变吗？如今臣奉命出使，离开圣颜还没有多久，朝廷已经全部改变前日诏书调兵防秋的计划：既罢免峒丁，又罢免刀弩手；既罢免土兵，又罢免四川、福建、广南东路的将兵；又罢免荆湖南路、荆湖北路系将兵和不系将兵，而京西各州郡又都特别免除调发。这样，前日诏书所编组的军队，已经裁撤大半，不知道如果金人聚集军队从两路入侵，将用什么来抵挡？朝廷又凭什么对此不加留意？臣私下思考，认为之所以说不必调发军队，大概有五个原因：川、广、福建、荆湖地处遥远，这是第一；钱粮和犒赏的费用太多，这是第二；河北的敌寇退去，天下已经无事，这是第三；太原之围，敌军不多，不攻便会自行解除，这是第四；探报说有林牙、高丽的军队牵制金人，金人未必会深入，这是第五。如果认为川、广、福建、荆湖地处遥远，那么诏书下达时，规定四月调发天下军队，七月把情况报告三省，为什么不当时就停止呢？现在已经到了七月，远方的军队都已经在路上，才又约定让他们返回。这是再次重蹈今年春天勤王军队被约令返回的弊病。一年之内两次调发天下军队，走到半路又两次让他们停止，天下人将会怎样看待？臣担心朝廷从此不能再取得四方的信任，将士也会离心。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宗社安危都系于此；可是行动一会儿、停止一会儿，简直像儿戏，臣私下对此痛心。如果认为钱粮犒赏太多，那么今年春天没有军队抵御敌寇，以致误了国事，土地、财宝、人民全都被敌人夺取。如今却吝惜小笔费用而不作防备，臣担心后来被敌人夺取的东西还不止于前日。况且原先下达的指挥规定，防秋的人马都各自带粮出发，那么钱粮犒赏不足，本来就不是需要担心的事。朝廷不深思宗社的大计，却吝惜小费，这是臣私下不能赞同的。如果认为河北的敌寇已经退去，天下无事，那么边郡每天都报告金人聚集军队，声称某月将入侵，要夺取某地。强敌临近边境，既不能和谈，也不能作战，早晚都在恐惧战栗，担心他们再次到来，天下果真无事吗？贾谊说，人在堆积柴薪的下面点火，却坐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认为是安全的。以今天的形势来看，哪里只是火还没有烧起来，几乎已经处在烈焰旁边，却还谈笑自若。如果认为太原之围敌军不多，不攻便会自行解除，那么从春天到秋天，攻守已有半年，却始终不能攻下。其实计算姚古、种师道两位统帅，率领十万军队，一天之内都溃败了；金军不曾受到什么损伤和挫败，不知道凭什么就断定他们兵力不多，认为可以不攻而自行解围。臣认为这样说不是愚蠢，就是欺骗。至于林牙、高丽军队牵制金人的探报，按道理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依赖它。应当依赖的是我们自己有所防备；因此屯兵聚粮，正是今天的首要事务，不能忽略。

译如今河北、河东各州郡每天报告危急，请求援兵都说需要三五万人，但半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或一匹马能够满足他们的请求。防秋的军队刚刚集结，却又全都派令撤销，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认为不必调动天下军队而自然可以无事，那么臣确实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陛下为什么不派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代替臣，坐着使天下达到安康太平，却反而让臣来承担这种纷扰呢？除范世雄统率的湖北军，听说已经到达襄州、唐州之间，臣已经代拟圣旨，命令他们迅速发往宣抚司以外，其余各路军队都请求依照原先下达的诏书调发，希望不要耽误国事。尚未得到答复时，我又上奏说：近来下令减少、撤罢防秋军队，臣之所以对此深感惋惜，一是河北防秋缺少人员，恐怕会有疏漏；二是一年之内两次命令调兵，又两次停止，恐怕无法向四方显示朝廷最大的信用。关于防秋的计划，臣先前的奏疏已经说得很详细，请允许臣再为陛下说明不可失信的道理。从前周朝受到犬戎侵犯，曾经用烽火召集诸侯军队，担心诸侯未必会来，便点燃烽火试探他们；诸侯的军队大批赶来，知道只是试验后，都愤怒地回去了。后来真正点燃烽火，再没有人前来。去年冬天金人将要侵犯京城，诏令调发勤王军队，远方军队踊跃赶来救难，到了半路敌寇已经议和，诏令他们停止，大家都愤懑叹惋地返回了。”}], 如今因为防秋的缘故，又调动天下军队，实在是不得已。远方的军队大多已经上路，又再约令他们回来，将士卒伍难道不会因此解体吗？按照军法命令各路起兵，却又凭一纸文书将其罢止，我恐怕以后再有号召，便不会再有人响应了。最终没有得到答复。皇上日益用御批催促解除太原之围。于是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在隆徳府商议军事，约定七月二十七日各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由刘韐、王渊负责；威胜军路由解潜、折彦质负责；汾州路由张灏、折可求负责。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都接受御前处分，事情可以直接上达，进退也完全自由。宣抚司虽有统辖节制之名，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我上奏说，统辖权不专一，恐怕会误国大事；虽然后来下诏加以约束，但那些承受官仍旧自行直接上奏。到了约定日期出兵，解潜与敌军在南北关相遇，转战四日，双方伤亡相当；金人增兵，解潜的军队无法取胜而溃败。平定、汾州、辽州三路的军队都停滞不前。后来张灏又违背统辖命令，派统制官张思正收复文水县，不久又被敌军夺去。我极力向皇上论述统辖权不专一的弊端。又有人主张分路进兵，但敌人可以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我军的孤军，不如集中大军从一路进攻。防范世雄带着湖南军队到来，我立即推荐他担任宣抚判官，正想会合军队，亲自率军讨贼，但朝廷的议论却发生了变化。当初敌军骑兵刚出境，朝廷便派王云、曹曚到金人军中出使，商议说三镇的军民不肯割让土地，愿意用租赋代替割地的约定。到这时，使者回来，说金人似乎已经答应；其实只是用来麻痹我军，并非真话。朝廷相信了这件事，耿南仲、唐恪尤其主张接受这种意见，以为如果不归还租赋，就只好割地来贿赂金人，和议便可以决定实现。于是下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的使者纷纷奔走于道路上。不久徐处仁、吴敏被罢免宰相，改由唐恪任相；许翰被罢免同知枢密院事，改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人。吴敏又因内禅之事被言官弹劾，说他是奉蔡攸的密旨行事；等到他当初被任命为门下侍郎时，也说是蔡攸矫诏所为，于是被责授散官，安置在涪州。我私下叹息说：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于是我上表、札子和奏状，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当初唐恪谋划把我调到外地，徐处仁、吴敏、许翰便可以设法除掉；这几个人一旦离去，我也就不能留下了。到这时，事情果然都如他的谋划。奏章多次上呈，皇上仍下诏批答不准。我详细奏明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而且又患有昏愦之疾，如果不罢免，必然误国，并且叙述了从前在皇帝御榻前所说的话。于是皇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行边境，交接宣抚司职事，召我赴京，并让我沿河巡视防守设施。我连续上章，请求罢免知枢密院事，保留原官而退休。走到封丘县时，得到尚书省札子，说准备任命我为观文殿学士、扬州知州。当时是九月初。我上奏辞免，不敢接受，并且上疏说明自己竭力请求罢免，并非因为爱惜自身、畏惧敌人，只是事情确实无法办成，难以白白承担责任。当初宣抚司得到若干军队，又得到若干防秋军队，如今驻扎在某处，都没有使用。当初朝廷供应若干银、绢、钱，又从御前拨下若干，除去支付官兵粮饷和犒赏之外，现在都还封存着。怀州以及京城的赐库都有账册，可以查核。我既然离职而去，恐怕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我丧师耗财，惟愿陛下派使者核实。虽然我自认为没有才干而请求罢职，但愿陛下另行选择将帅，抚慰驾驭士卒，和他们一起抵御敌人。金人狡猾，谋虑深远，和议不可完全依靠。一旦失去士卒的心，便没有人能够抵御外侮，天下的形势也就完了。从此以后我不再参与国政议论，但仍冒死把这些话奏闻。后来果然有人说我专门主张作战，导致丧师耗财，又指责我有十条罪状。于是我被削去职务，提举宫观，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昌军。又因为我上疏辩论，说我退职后仍有后言，惑乱众听，再贬到宁江。官员的任用、舍弃、进退，是士大夫的常事，本来不足称道；但国家正处于艰难之中，宗庙社稷危急，扶持天下的形势、转危为安，几乎已经成功，却被庸懦而心怀奸邪的人破坏，实在可惜。大概上天还没有悔改降祸，百姓还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难道命运的运行自有定数吗？不然为何会这样。我从建昌借道长沙，准备赶往川峡，恰逢荆南被寇贼占据，道路阻塞，便暂时停留。当时都城又被敌军骑兵围攻，朝廷数月没有消息，我忧愁之余也有许多闲暇，便打开箱箧，取出自我受到皇上知遇以来所承受的御笔内批以及表、札、章、奏等，命令书吏编次整理。于是叙述我从任事、进退到最终去留的大致经过，希望可以凭此使后世得到真实的了解。当时是靖康二年，岁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长沙漕司翠蔼堂记录。《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四，宋李纲撰：《建炎进退志总叙上》。靖康元年秋天，我被罢免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扬州知州；因言官弹劾而被削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昌军。不久又移置云安。靖康二年春天，行至长沙，因皇恩恢复旧官，任资政殿大学士，兼领开封府事。当时金人再次侵犯京城，都城被围，道路阻断。过了很久，听到诏命，便立即率领湖南勤王军队入援王室。四月初从巴陵登船顺江而下，五月初抵达繁昌。接到元帅府檄文，才知道都城已经陷落，二圣播迁，悲号痛哭，几乎气绝。抵达太平州时，看到今上登上皇位，赦书宣布改元建炎，悲喜交集。当时金陵被叛卒周德等占据，他们囚禁帅臣宇文粹中，杀害官吏和百姓，焚毁无数舟船，抢掠官府和士民的财物，使全城空无所有。虽然接受了发运判官方孟卿的招安，却仍披甲登城，像从前一样肆意杀戮横行。我派使臣携带文檄劝谕他们，命令他们听从节制、参加勤王，他们才肯放下武器；然而仍然桀骜不驯，不按时登船，擅自驱赶那些不应随行的士卒，想乘机逃走。抵达金陵后，我便同转运判官、权安抚使李弥逊谋划，把其中首恶四十六人全部诛杀；又将其余一千多人交给提举常平官王枋统领，让他们随军出发。于是奉表前往行在，祝贺皇上登极，同时辞去兼领开封府事的任命；又上书论述时事，并详细奏明金陵是东南形势险要之地，刚刚遭受战火，应当尽早选择将帅镇抚。抵达宝应时，听说任命诏书已经下达，宣布授予我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并加食邑、实封。承受皇上特别直接的知遇，我感激至极，继而流泪。抵达泗水边时，因为汴河水浅干涸，只得弃船走陆路。当时四方勤王军队都已经遣散，于是我把湖南、金陵的士卒留在泗水，奏请指挥，只选取数百人担任护卫前往。抵达虹县时，才收到尚书省札子，说有诏催促召我；大概行在此前不知道我由江淮而来，派使者携带御书和诏命，都从湖北前往；到这时收到金陵的奏报，才发札子通知新任官职并有诏召见。于是奉上表札辞谢恩命。抵达防亭时，皇上派中使王嗣昌传达宣抚问候，赐茶、药各一银盒，我奉表致谢。抵达谷熟时，御史中丞颜岐派人投递文书，并用御史台印封缄。打开一看，原来是弹劾我不应任宰相的奏章；大意是说张邦昌得到金人的喜爱，既然已经任三公，真王更应加授同平章事，以增加礼遇。说我为金人所憎恶，虽然已经任命为宰相，也应趁我尚未到任，罢免这个任命，改任中太一官使兼讲筵官，把我置于闲散之地。前后共五道奏章，都没有下发。因此颜岐封起来给我看，是想让我留在外地，不要进京。由此我才知道，任命宰相是出于皇上的独断，而外廷阻挠此事，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更加感到惶恐。有人劝我不如就留在外地，我说：“国家危急艰难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臣子计较行迹、躲避嫌疑、自我爱惜的时候吗？皇上这样知遇我，只要能够见到圣颜，陈述自己的心意，然后退居田里，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颜岐的话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不久皇上又派使者催促召我，于是我继续前行。有诏赐御筵于金果园，命中书侍郎黄潜善主持宴会，尚书右丞吕好问、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一同参加。我随即上奏辞免。抵达金果园时，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我，传达皇上的诏意，说皇上曾派从事郎刘默携御书从湖北前往迎接我。御书中有“学问穷极天人，忠心贯通金石，如今百姓的性命急迫得像倒悬一样，若不是不世出的才俊，凭什么协助成就功业”这样的话。我感动流泪，于是前往行在。途中在南都门外遇到三位执政，告诉他们我已经上奏辞免，御筵于是撤回馆舍。当时以城北钤辖司作为府第。不一会儿，皇上派使者催促我入见，我在内殿进对，见到皇上叙说经过，不觉眼泪纵横。皇上也受到感动。于是我奏道：“金人无道，只凭诈谋战胜中国，而朝廷没有觉察，完全落入他们的计谋。金人已经登城以后，还假称和议已经确定，用来麻痹四方勤王军队。凡是都城中的女子、财帛、车舆、服御、历代传下的宝器，下至各种工匠技艺，无不全部掠取。然后劫持迁徙二圣、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是列入宗籍的人，全都驱赶着带走。他们派奸臣传达命令，废灭赵氏，立张邦昌，伪称国号为大楚。在京侍从和百官都向北屈膝，向贼人称臣，没有人守死节义。自古以来夷狄为祸中国，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幸赖上天保佑我宋，大命还没有改变，所以使陛下在外统率军队，受到天下臣民推戴，承接将坠的国统，继承已经断绝的帝统；这不是人的力量，而是上天授予的。振兴衰败、平定祸乱、扶持危局、挽救倾覆，在内整顿政事，在外抵御夷狄，安抚万邦，迎还二圣，这些责任都在陛下和宰相身上。应当得到具有远超常人的才智者，与之共同谋划治理，以成就中兴。” “但在考察议论宰相人选时，首先涉及微臣；我自视实在有所不足，才力也小，不能胜任重任。我恐怕不能仰副陛下特别直接的知遇之意，恭请陛下收回已经形成的任命，改授给合适的人，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皇上说：“朕知道你的忠义和才略已经很久了。在靖康年间，你出力最多，只是特别受到同列排挤，所以使你无罪离开国都，而国家也因此遭遇这样的祸患。朕曾向渊圣皇帝进言，说要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任用你为宰相不可。如今朕孤单一人，把自己置于士民之上，正要依靠你在身边扶持，以渡过艰难，这个心意已经决定，你不要再推辞。”我叩头哭泣致谢，并且说道：“董耘所传达的圣上言语，我已经听到如此深的知遇，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恩德。然而我尚未到行在数十里之内，御史中丞颜岐便封示弹劾我的奏章，说我为金人所憎恶，不应任宰相。像我这样愚钝，只知道有赵氏，不知道有金人，本来就应当为金人所憎恶。但颜岐弹劾我，说我的才干不足以任宰相，这还可以说；说我因为为金人所憎恶便不应任宰相，却不可以。臣愚昧不明白：金人与赵氏是仇敌，那么金人所喜欢的是赵氏，还是所憎恶的是赵氏呢？”

译“如果身为赵氏之臣而得到金人的喜欢，这必定是有办法迎合他们的心意；反过来却用这样的人做宰相，那么自古以来卖国求荣、把国家交给别人，岂不都成了忠臣？如今陛下任用我，决定完全出自圣心，而颜岐的议论却如此。我这样迂腐疏拙，自知不足以担当重任，只愿一睹圣颜，便请求退身归田。至于陛下任命宰相，却要在金人所喜欢和所憎恶之间斟酌，还希望圣上慎重考虑。”说到这里，皇上笑着说：“颜岐曾经说过这种话，朕告诉他，像朕这样登上皇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欢的；颜岐无话可说，只好退下。这不值得忧虑。”我奏道：“陛下天赋睿智圣明，当然不难看清这一点；但臣才力微薄，实在不能胜任。”于是取出札子，拜了两拜，极力辞谢。皇上安慰开导我很久，派御药院邵成章宣押我到都堂办理政事，又命执政们聚集都堂。当我上马回去时，天已经黑了。当时是六月初一。第二天有诏令，我以新任班次在内殿奏事，与执政一同奏事完毕后，留下单独奏对。皇上说：“自古人主，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一个宰相。宰相选得合适，朝廷就端正，天下事务就能办成；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朝廷就混乱，天下事务就会荒废。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也应当考察议论宰相，何况如今正处在艰难多事之际呢？” “这就像背负重物走远路，力气只够承受一百斤，却让他担负千钧的重量，那么一定会在道路上跌倒。以今天的国势来看，对外有强敌凌辱，二圣又在敌人掌握之中；对内兵力单薄，四方盗贼不断发生，残破的州县数不胜数。朝廷之上，僭伪之臣正受到褒奖和信任，参与国家政事；州县之间，官吏废弛，观望进退，把朝廷的号令当作没有听见。在这种时候，即使圣贤奔走尽力，也还有力所不足之处；却想让臣这样迂腐疏拙的人独自承担责任，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其中的困难。《易经》说‘鼎折足，覆公餗’，孔子解释为‘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说的就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恭请圣上广泛选择天下有才智的人任宰相，辅佐陛下，共同渡过艰难；臣这个历经忧患的余生能够退藏在深远僻静之处，实在是万分幸运。”皇上说：“你一向以忠义自许，难道可以在国家危急艰难的时候只为自己谋求安闲吗？朕决定任用你，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社稷和百姓要依靠你才能安定，你不要再推辞。”我感动流泪，拜了两拜，说：“臣愚昧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没想到陛下竟如此深刻地了解臣。” “然而今天的事情，要扶持危局、挽救倾覆，以创业为法，谋求中兴的功业，责任在陛下而不在臣。过去管仲对齐桓公说：‘不能识别人，妨害称霸；认识人却不能任用，妨害称霸；任用却不能委以重任，妨害称霸；委以重任却不能信任，妨害称霸；能够信任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妨害称霸。’能够识人、信任他，却又让小人参与，尚且足以妨害称霸，何况要为天下建立中兴大业呢？靖康初年，渊圣皇帝曾慨然有治理国家的志向；但金人退兵后，渐渐以为天下无事，不能分辨邪正，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反而贤愚混杂，是非交错，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始终没有确定的主张。到了晚年，专门任用奸佞，斥退忠良，敌军骑兵再次到来，于是发生了宗庙社稷不能守住的灾祸。像臣这样的人，只因愚直而喜欢议论政事，被众人排斥在朝廷之外；让臣在外统率军队，却又不让臣节制诸将。我自知不足以承担责任，请求退身，却又受到百般诬陷，流窜远方，他们一定要杀死我才肯罢休。幸赖渊圣皇帝察知臣的孤忠，特别加以保全，最终又召回任用；但已经来不及了。没想到今日遇到陛下登基，既没有左右近臣替我引荐的帮助，只是采纳虚名，首先加以识拔，便把宰相的权柄交给我。只是臣这点微薄才能，哪里足以仰副陛下谋划任用、责成成功的心意？然而凡事都有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善终。像臣这样孤立而没有同伴，更希望圣上体察管仲所说的妨害称霸之言，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多加留意，使臣能够尽心竭虑，图报微薄之恩，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过去唐明皇想任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件事作为条件来劝说皇上，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后来大多得到实行，后世赞美此事。臣一向仰慕姚崇的为人，如今也冒昧以十件事仰求圣听。陛下认为可以施行的，愿赐准实行，臣才敢接受任命；不合圣意的，愿赐下诘难，使臣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出。”皇上答应了。我于是取出札子奏陈：第一件是议论国是，大意是说，中国抵御夷狄，能够守住之后才可以作战，能够作战之后才可以议和；而靖康末年，这些都失去了。如今想作战却力量不足，想议和又不可行，不如先自治，专门以守御为策略，等到政事修明、士气振作之后，再议论大举进攻。第二件是议论巡幸，大意是说皇帝车驾不能不至少到京师一次，拜见宗庙，以安慰都城百姓的心。估计如果不能居守，就应制定巡幸的计划。从天下的形势来看，长安最好，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都应下诏命有关部门预先做好准备。第三是讨论赦令，大意是说：祖宗即位时颁布的赦令，都有固定格式。前日的赦书一概以张邦昌伪赦为依据，例如赦免恶逆之罪、选人按资历递进、责降罪废的官员全部恢复官职等，都泛滥而不可行，应当加以改正，以遵循祖宗的法度。第四是讨论僭逆，大意是说：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在危难中守节而死，反而借助金人的势力改易国姓、建立年号，身处宫禁之中，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拜。后来不得已才开始迎奉朝廷，却尊崇他为三公、真王，使他参与大政，这是不对的，应当依法处以正刑，给万世留下警戒。第五是讨论伪命，大意是说：国家遭逢巨大变故，少有伏节死义的人；奉承贼人、接受伪官、向伪朝廷屈膝的人却数不胜数。从前肃宗平定叛贼后，对接受伪命的人按六等定罪，今天应当仿效这一做法，以振作士大夫的风气。第六是讨论作战，大意是说：军政长期废弛，士气怯懦懒惰，应当彻底更新纪律，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振作士气。第七是讨论防守，大意是说：贼人的情况狡猾多变，势必还会再次来犯，应当在沿河、江淮一带安排防御控制的措施，以扼住敌人的要冲。

译第八是讨论根本政务，大意是说：自崇宁、观文以来，政令出自多个部门，纲纪紊乱，应当统一归于中书省，这样朝廷才会尊严。第九是讨论长期任职，大意是说：靖康年间进退大臣过于迅速，政绩没有显著成效，应当慎重选择并长期任用他们，以责成其取得成功。第十是讨论修养德行，大意是说：皇上刚刚承受天命，应当更加修养孝悌恭俭的德行，以符合四海的期望，从而实现中兴。每份劄子读完后，我又陈述其中的理由，皇上都命人留在御榻上，等详细阅览后，凡有适合施行的便下发。第二天，下发了讨论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份劄子，其余都留在宫中。第二天，我与执政大臣一同在内殿奏事，进呈《议国是劄子》。皇上说：“今天的策略，正应当如此，可以交给中书省遵守。”接着进呈《议巡幸劄子》，其中有诏令，命留守司赶快修治京城，恭敬准备车驾回到宫阙，前往谒见宗庙。于是诏令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增修城池，酌量修缮宫室和官府，以备巡幸。接着进呈《议赦令劄子》，众人都说：艺祖即位时曾经赦免恶逆，如今既已实行，难以追改。又有诏令规定，选人只有现有职任的才按资历递进；被贬降的官员，由刑部列明原犯罪行，申报朝廷，按等第恢复职务。接着进呈《议战劄子》和《议守劄子》，其中有诏令，命令讨论并整顿军政，把防御控制的具体办法拟定后上报。奏事完毕，执政大臣退下，只有我留下来单独奏事。皇上说：“我愚昧无知，却冒昧依据管见提出十件事，冒犯了天听，已经有诏令施行。其中五件与所议相同；关于根本政务、长期任职、修养德行三件没有可以施行的内容，自然应当留在宫中。至于讨论张邦昌僭逆以及接受伪命的臣僚这两件事，都是今天政治和刑法中最重大的问题，请求早日下诏处分。”皇上说：“执政大臣中有人与你的意见不同，再等从容详细地商量。”我奏道：“邦昌僭逆的罪行，明白显著，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天下人都说，邦昌在敌人中间待了一年多，厚厚结交敌酋，取得他们的欢心，所以敌人攻破都城、迁徙二圣，把东宫和所有亲王宗室都带走。邦昌也许参与了他们的谋划，这一点固然无法确定。然而邦昌在道君朝廷任职、处于政府中已有几十年；渊圣即位后，首先擢升他为宰相。他奉命出使敌营，正值国家遭逢祸难之时，如果能够以守节来向天下表明戴宋的义理，以感动敌人的内心，敌人未必不会后悔造成灾祸而保全赵氏。邦昌却自以为得计，安然承受这一切，正式确立帝王名号并居于宫禁之中，已有一个多月。” 敌军骑兵退去以后，四方勤王的军队会集，邦昌擅自下达伪诏来阻止他们，又派郎官分别出使赵野、翁彦国等人，带着数百道空名告身出发。等到彦国等人扣留了他的使者，而勤王军队一天天逼近，邦昌知道天下不支持自己，不得已才请求元祐太后垂帘听政，然后商议迎奉朝廷。邦昌僭逆的始末就是这样，但议论此事的人意见不同，我请求详细论述，并按照《春秋》的法则加以裁断。至于都城中的人，则认为由于邦昌建立伪朝而得以活命，又免于再次被搜取金银，所以感激他。至于元帅府，则认为邦昌不必等到征讨，便派使者迎奉朝廷，应当宽赦他。至于天下人，则认为邦昌建立年号、改易国姓，他迎奉朝廷只是出于不得已，因而愤恨嫉恶；都城中感激他、元帅府宽赦他，是出于私情；天下人愤恨嫉恶，才是公义。《春秋》的法则是：人臣不得怀有弑君之意，一旦有这种意图就必须诛杀。赵盾没有讨伐贼人，《春秋》便记作弑君。如今邦昌已经僭越帝王名号，贼军退去后又阻止勤王军队，这不只是有弑君之意而没有讨贼而已，他的罪行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从前刘盆子以宗室身份，正当汉室衰微之时，被赤眉军拥立，后来率十万军队投降光武，光武只给他不死的待遇。如今邦昌以臣下取代君主，他的罪行比刘盆子更大，不能因为不得已便让他自行归降而免罪。朝廷既不正其罪，反而尊崇他，任命他为三公、真王并参与国政，这是什么道理？议论者又说，邦昌能够保全都城的百姓以及宗庙宫室，不能说没有功劳；而陛下即位又是由于邦昌迎奉朝廷，没有邦昌，陛下凭什么表明自己的正统？我都认为不是这样。譬如大户人家偶然遭到盗贼，主人的亲属全被驱赶掳掠，而家中的仆人却想要占有主人家的家产和奴婢；幸好主人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在众人议论的压力下，不得已把原有财产归还，难道还想把这件事说成自己的功劳吗？陛下的即位，是天下臣民共同推戴的结果，邦昌有什么力量可说？我在劄子中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一点。正当国家艰难危急之时，陛下想要建立中兴大业，却首先不整肃朝廷，反而尊崇僭逆之臣，向四方显示这种做法，谁不会因此离心离德？又把接受伪命的臣僚一概置之不问，凭什么来激励天下士大夫守节？请求下诏宣召执政大臣，让我能够同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如果我的道理理亏，难道我还敢再说吗？皇上答应了，于是命小黄门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次入对。皇上把这样做的原因告诉他们，黄潜善极力为此事辩护，大致仍不出此前所提出的几番诘难；最后他屈服了，但还坚持说，把邦昌安置在远处不如留在近处。我说：“邦昌应当依法处以正刑，哪里还有远近之分？即使在近处，也应当把他幽禁拘系，怎么反而尊崇他呢？”黄潜善无法回答。皇上转头问吕好问：“你在城中，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认为应当怎么办？”好问说：“邦昌僭越窃取帝王名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既然已经自行归降，就只等陛下裁决处置。”他又引用德宗巡幸奉天时没有挟带朱泚同行、后来因此悔恨的事，来附和黄潜善“留在近处不如安置远处”的说法。我说：“吕好问的话首鼠两端，而且拿朱泚作例子，这是不对的。当年德宗巡幸奉天时，朱泚大概还没有反叛；姜公辅因为朱泚得到泾军的人心，担心他凭此发动变乱，请求把他带在身边，德宗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发生了变乱。如今邦昌已经僭逆，难道还可以让他留在朝廷吗？”如果让他留在朝廷，道路上的人就会指指点点地说：“这也是一位天子吗？”于是我哭泣叩拜说：“我不能同邦昌并列，正应当拿笏板打他。陛下如果一定要任用邦昌，只要罢免我，不要任命我为宰相，怎样处置我都可以。”皇上很受感动，汪伯彦也说：“李某气节正直，我们都比不上。”皇上说：“你想怎样处置？”我回答：“邦昌的罪行，按道理应当诛杀并灭族。”

译陛下因为他曾经自行归降，可以宽免他的死罪，把他远远流放。对接受伪命的人，按等级贬降官职即可。”皇上说：“等诏令下发后，明天把你的劄子拿来，我要取来批示。”我叩拜致谢。退下以后，我暗自思量：像邦昌这件事，顺逆已经十分明白，却还这样费力；其他事情难道能不令人忧虑吗？这天晚上，关于此事的劄子果然下发。第二天，我与执政大臣一同进呈，黄潜善仍然从旁周旋，最终把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接着进呈《议伪命劄子》。皇上说：“国家倾覆，士大夫没有听说有多少人守节而死，往往还借此牟利；例如王及之，坐在蕃衍宅门辱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嫔，把她们收为妾，你知道这些事吗？”我奏道：“自崇宁、观文以来，朝廷不再敦促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很少廉耻，也不知道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他们把两宫播迁看得如同路人一般，很少有人能够伏节死义。在朝廷内部，只有李若水；在外，只有霍安国守节而死的事迹最为显著，其余人我没有听说。希望下诏京畿和各路访查，优厚地加以赠官和抚恤；像王及之、余大均这样的人，朝廷已经交付御史台推问审讯，一定能够查明事实。”我听说，当初金人想要废掉赵氏、拥立张邦昌，命吴幵、莫俦传达意旨，来回往返了好几次，京师人称他们为“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的命令，追捕宗室和外戚，命令居民结保，不能窝藏隐匿他们；又让他们用衣袖彼此连接着前行，好像被囚禁押解一样。后来又逼迫道君、东宫、后妃和亲王出城到郊外，这些都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又接受伪命，而且都担任执政，这四个人应当作为罪魁祸首。皇上因此询问吕好问，好问认为确有其事，于是下诏将他们都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广南的远恶州军，其余人依次贬降。内中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人因贪赃违法被拘系在御史台，等结案之日再取诏处分。追赠李若水官职；追赠在外守节而死的霍安国为延康殿学士；有守节而死的人，命各路访查后上报。又进呈颜岐请求待罪的章疏，执政大臣赞成，皇上想让他照旧任职，于是下诏命他以待制身份兼任宫观职事。执政大臣退下后，我留下来单独奏事。皇上说：“你昨天在内殿为张邦昌一事争辩，内侍们都流泪了；你今天可以接受任命了。”我叩拜致谢说：“如果不是陛下英明睿智、天性超凡，哪里能够这样决断？天下人真是无比庆幸。我虽然愚昧浅陋，怎敢不勉力自强，以图报答陛下。于是我对皇上说：‘今天的国势，与创业时期相比，更加困难。创业的君主乘着兴起的时运，由小而大逐步积累，尚且有时容易做到。’” 如今正处在国势萎靡不振、夷狄和盗贼逞强侵扰之后，士大夫风气苟且懒惰，人情畏惧怯弱，府库空虚，郡县残破，各项制度废弛，却想振作整顿，以成就中兴的功业，正如高大房屋倾斜，需要支撑倾覆、扶助危殆，必须一处一处修葺，而材料又很少；这就是事情尤其困难的原因。”全靠陛下刚健不息，以至诚恻怛的心意去推行，不被群臣的议论所动摇，先办理重大而紧急的事情，对次要而缓慢的事情再逐步谋划；信任臣下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我才能竭尽愚钝的思虑，略尽绵薄之力。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创业和中兴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汉高祖、光武帝和唐太宗。他们都有英明的资质、宽厚诚信的德行，仁厚而有容人之量，果断而不迷惑，所以能够决断大事，成就大功，平定祸乱，使自身达到太平境界。我曾取他们行事的大节，编成一部书，以便阅览，想抄写后进呈，以备陛下乙夜观览。应对今天的变故，如果确实以这几位君主为法，中兴的功业也不难达到。皇上表示赞同，于是我又谈到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的几件事，认为与今天的情势相合，皇上都认为是这样。我又奏道：“皇上说：‘君主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兼听和广泛观察，使下面的情况能够向上通达。’” 所以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如今正值艰难时期，四方的祸福利害，每天都希望上达朝廷，而士人百姓愿意贡献自己的才智谋虑的尤其多。陛下登上大位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可是谏鼓院还没有设置，恐怕这不是疏通下情、处理紧急要务的办法。”皇上说：“我已经多次对执政大臣说过了，他们还没有安排，你可以立即同他们施行。”我退下后，便批示下诏，在行在便门外设置登闻鼓院，差派官吏暂时掌管。又请求设置两名看详官，从侍从和职事官中选任；士人百姓上封事陈述利害，等诏令下发后，一并交给看详官签拟，其中可以施行的，呈上来请我取旨。又在省门设置机构，用来接受诉状和公状。到这时，我已经三次上表和劄子请求辞免恩命，都下批答不准，仍然截留我的来章。于是我到閤门接受告身，诏令兼任御营使；又因覃恩，告廷转为正奉大夫，并增加食邑和实封。当时是六月六日。《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五，宋李纲撰，《建炎进退志总叙》下。这一天，我和执政大臣在内殿回答皇上的召见。我奏道：“以今天的国势同靖康年间相比，差距已经很远了。然而仍有可以作为的地方：陛下在上面英明决断，群臣在下面和睦协同，这样或许可以革除靖康年间的风气，谋求中兴。不过今天的事情必须有总体规划，也要知道先后缓急的次序。所谓总体规划，就是对外抵御强敌，对内消灭盗贼，整顿军政，改变士大夫风气，充裕国家财力，减轻百姓负担，改革弊政，裁省冗官，以诚实的号令感动人心，以明确可信的赏罚振作士气，选择将帅来承担方面重任，选拔监司和郡守来奉行新政。等到我们用来治理自身的政事已经整顿好，然后才可以商议兴举兵力、向金人问罪，迎回二圣；这就是总体规划的大略。至于应当优先办理的急务，没有比治理河北、河东两路更紧要的了。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把它们治理得稍微完整一些，然后中原才可以保全，东南才可以安定。如今丢弃两路而不再治理，却想在东南自行安定，譬如外面有寇盗，却不设置藩篱防护，反而想在堂屋深处安居，怎么可能呢？如今河北、河东虽然被金人践踏而残破，但河东失去的只是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余地方仍然存在。” 河北失去的不过是真定、怀、卫、濬四州，都是在靖康末年因当时的处置而失去的。真定因为新近改换李邈为主帅，怀州因为折彦质逃走，卫州因为朝廷派使者交割，濬州因为没有城郭；其余中山、河间、庆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广信二十多个郡，都由朝廷守卫。两路的士民和将士之所以拥戴宋朝，内心十分坚定。在州郡中的，依靠城郭；没有城郭的，依靠大河、西山，修筑山寨作为坚固防线，都推举豪杰作为首领，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万人。像这样已经知道名称的地方，已有十多处。朝廷如果不趁这个时候设置机构、派遣使者，对他们加以充分安抚，并分兵援救他们的危急，我担心他们会被金人逼迫，粮食耗尽、力量困乏，只能坐等受害。强壮而狡猾的人会跟从贼人，其次的人会成为盗贼，老弱和儿童渡过黄河，那么朝廷将拿什么来安置他们呢？况且金人善于利用敌人的兵力。两路军民虽然怀有忠义之心，但如果救援军队久久不到，他们危急而无处申诉，必然会愤怒怨恨；朝廷反而让金人有机会安抚并利用他们，他们都会成为精锐部队。”}], 金人那时还需要向别的国家借兵吗？他们会驱使这些人来侵扰中原，并让他们的首领统率军队；这样一来，中国的军队也将望风溃逃，就不容易抵御了。我愚见认为，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在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干谋略的人担任长官，让他们宣示陛下的德意。朝廷之所以不忍心把两河抛弃给夷狄，就应当安排经营，联络并任用当地豪杰，救援危急，收复州县。朝廷供应钱粮、告敕，有功的人立即授予官职。能够保全一个州、收复一个郡的，就根据功劳高低授予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职，仿照唐代方镇的制度，让他们自行守卫；这样不但可以断绝他们跟随贼人的念头，还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抵御敌人。朝廷长久以来就可以没有北顾之忧，这是今天最优先的事务。众人的议论也很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皇上说：“谁可以担当这件事？”我奏道：“陛下如果采用我的策略，我应当访求合适的人选。”随后再行上奏。退下后，我在士大夫之间询问，多数人说张所可以招抚河北，傅亮可以经制河东，我也颇听说过他们的为人。张所是山东人，以进士身份登第，有才气和谋略。靖康年间，他担任监察御史；朝廷因为金人再次侵犯京城，想要割弃河北，已经派出使者，敌军骑兵逼近城下，京城被围困封闭。在围城期间，只有张所上书请求用蜡书招募河北的兵士。渊圣皇帝答应了他，蜡书传到河北，士民都高兴地说：“朝廷想把我们抛弃给夷狄，幸好还有一位张察院想救我们，并且任用我们啊！”应募的共有十七万人，因此招募之声传遍河北。部队编制部署已经确定，又担心都城失守，计划终于没有实行。皇上在南都即位后，张所首先到行在，进见皇上陈述各项意见，并且详细列出应募首领的姓名、人数，把应当办理的事情一并奏报。朝廷想任命他为郎官，出使河北，主管这件事。张所上奏弹劾黄潜善和他的兄长黄潜厚奸邪，不可任用，恐怕会妨害新政。黄潜善请求离职，皇上挽留他，于是把张所贬为凤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江州。这时我还没有到行在，所以众人都说，招抚河北司一职非张所不可。然而我因为张所曾经弹劾黄潜善的缘故，对此颇感为难。当时局势已经紧迫，又没有其他可派的人，只好这样办。一天，我经过黄潜善的阁门，子中和他一起低声交谈说：“我们这些人防御上仰赖皇上在艰难时期委以重任，实在负有天下的重大责任；可是四方士大夫中，响应号召而来的还没有人。前些天商议设置河北招抚司，访求人才，却实在没有人能够担当，只有张所可以任用。他又因为狂妄而出言获罪，像张所这样的罪过，谁不认为应当如此处分？只是今天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一旦错过时机，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得已，形势上必须拭去前嫌而任用他。如果任用他担任台谏，处在要职，就不能让他借助官职去招抚而冒死立功。”立功来赎罪，似乎没有什么可嫌疑的。只是还不知道您的意思如何？如果能够把国家大事放在个人怨恨之前，做到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不也是很美的吗？”黄潜善欣然答应，于是把张所推荐给皇上，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意思。皇上高兴地同意了，张所上奏后，借给张所通直郎、直龙图阁的官衔，充任河北招抚使。这时张所已经赴贬所，皇上派使臣带着札子召他回来，过了二十多天才到。皇上召见他答对，他谋划筹画很受称许，赐给五品服，内府赏赐缗钱一百万，供他招募军队；又给他半年钱粮和一千多道空名告身；以京畿兵一千人作为卫队；将佐和属官听凭他自行辟置；一切事务都允许他便宜行事。有一位朝请郎王圭，是真定府人。真定失陷后，他率领几万人据守西山，多次战胜金人。听说皇上登极，便从山寨中取道秘密赶来。他的谋划正与朝廷相同，对河北的情况尤其熟悉。张所上奏后，任命王圭为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辅助张所；王圭留在行在又过了二十多天，才出发。

译傅亮是陕西人，凭借边功取得官职，熟悉并精通军事。靖康初年到京师，上封事请求任命亲王为元帅，在河朔整治军队。渊圣皇帝不喜欢他，命人把他押出宫门。那年冬天又有人推荐他，朝廷再次召见他。傅亮到达时都城已经失陷，他率领陕右、京西的勤王军三万人，首先到达城下，多次立功；统率将佐士卒如同古代名将，整齐划一，没有人敢违反军令。皇上即位后，傅亮到行在，皇上召见答对，任命他为通直郎、直秘阁。但傅亮为人气概刚强正直，议论事情不能委曲迁就。执政者不喜欢他，任命他为滑州知州。滑州两次遭到残破，连城墙都没有。傅亮上疏自我陈述说：“陛下如果回到东都，臣还能守住滑州；陛下如果不回去，臣也不能守住。”执政者摘取他这句话，认为他悖逆傲慢、无礼不逊，降为河阳府通判。傅亮愤懑地离开。我到行在时，傅亮已经出发，派人召他回来，他才来。我和他连续交谈了几天，观察他的才智谋略和气节，确实是可以任大将的人，想先让他试任，于是推荐给皇上，任命他为河东经制副使，而任命观察使王𢑥为经制使。王𢑥也是陕西人，多次建立边功，众人都说他是武臣中可以任用的人。皇上宣读傅亮前一封奏疏中的话，我进一步申述皇上的意思，奏道：“臣下议论政事，如果言辞不激切，就不足以感动君主。言辞激切又近于诽谤讥刺，所以古代听取谏言的人，一定要考察它的本意。如果果真出于诽谤讥刺，怎么能逃避罪责？至于因为有所激发而这样说，就一定应当宽恕他，以便招来直言。像周昌回答高祖、刘毅答复武帝，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话，而两位君主都宽恕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有所激发才这样说的。傅亮的话，只是想激励陛下回到京师罢了，并没有其他缘故，希望圣明的度量能够包容他。况且人才难得，将帅之才尤其难得，像傅亮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见到可以和他相比的；将来他一定能为朝廷建立大功。他气概刚强、言辞直率，是关陕地区风气习俗的通常表现，不值得过分责备。”皇上于是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再次召见傅亮答对，赐给王𢑥袍服和腰带，赐给傅亮五品服、军队一万人，以及告敕、银两和绢帛，并把在陕西的川纲交给他们。诏令京西、陕西转运官供应粮草。我又像张所那样取得诏命后派遣他们。起初，我已经建议把办理河北、河东的事务作为应当首先做的事，恰逢后宫诞下皇子，我率领执政大臣入宫庆贺，奏告皇上说：“皇子诞生，考察祖宗旧例，应当大赦。陛下登上帝位时所颁布的赦令已经非常宽大，却唯独遗漏河北、河东，也没有涉及勤王军，天下人仍然感到失望。这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没有涉及，人们都认为朝廷已经抛弃了它们，拿什么来安慰忠臣义士的心呢？况且勤王军虽然没有被使用，却在道路上行军半年，披甲执戈，冒着霜雪，也已经劳苦不堪；疾病和死亡的人数多得数不清，恩恤又没有涉及他们，日后再有紧急困难，凭什么使人效力？”希望借这次赦令把恩德普遍施及两路。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于是皇子诞生时的赦令对这两路写得尤其详尽。又请求下诏褒奖慰问两路的守臣、将佐和军民，说明朝廷安排救援、并未抛弃他们的意思；各守臣都转升两官、进一等职位，我把他们的职位和姓名详细列出上报。又诏令从今以后，有能够收复两路已经陷落的州郡、解除危急、保全一方而功效显著的人，一律授予本处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或防御使，依照方镇的制度办理。又诏令两路军民从今以后不得捏造事端制造疑虑，不得擅自杀害官吏。又命使臣携带夏药，遍赐两河的守臣和将佐。又命榷货务印造现钱钞，派使臣携带送往两路州郡。又命令拨付现钱钞三百万贯，交给河北东路、陕西路转运司，广泛收购粮食以供应两路。又命令把京东路的夏税绢存放在大名府，把川纲运来的河东衣绢存放在永兴军，以等待供应两路。于是两路知道了天子的恩德，人心完全归附；蜡书每天送来，间或有击破贼军的捷报。敌人围困守卫各郡的部队，往往抽调撤退；山寨中响应招抚经制司招募的人也很多。又挑选可以任用的武臣，设置沿河巡察使，从河阳到滨州、沧州，共六处，各有管辖区域，作为侦察哨所。但黄潜善建议，命令马忠率领本部军队，防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军队，总共五万人，袭击敌人的空虚之处。军队进入敌境，敌人一定会解除各郡的围困以自救。我说：“解开杂乱纷扰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控制；卷入战斗去救援，就不能同时搏击。攻击敌人的要害、袭击空虚之处，敌军受到形势限制、行动受阻，就会自行解围。这固然是古代的战法，但如今士卒怯弱、军队疲弱，恐怕不能深入敌境。马忠在靖康初年虽然曾经尽力效命，后来官位升高、志得意满，只顾爱惜自身，不肯决战，屡次败退，恐怕不足以担当此任。不如让他和张所共同努力，先收复濬州、卫州、怀州三州，士气振作后，乘势击鼓向北推进，那么各郡的围困一定会解除，真定也可以收复，河北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事情本来就有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措施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例。”当时金人在三州只留下几千人，其余都驱赶掳掠我们的百姓，剃发后加以使用。张所派遣间谍同他们联络，许多人都愿意作为内应；如果用官军和民兵里外配合来谋取，成功指日可待。所以我的策略由此而来，但黄潜善坚持自己的意见，皇上也同意了。我要是不想极力争辩，于是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任命张换为副使。张换是陕西人，质朴而有谋略，善于作战，才能远胜马忠。既然让他做马忠的副手，又命令他同张所相互援助，张换也认为我的策略是对的。谏官邓肃上呈弹劾伪命臣僚的札子，其中大多已经处分办理；邓肃曾在围城中亲自了解情况，尤其详细，还有几个人没有涉及，也都分等办理处分，如十友之类，命令留守询问姓名上报。他的奏论颇为涉及吕好问。吕好问是申公吕夷简的曾孙，因为元祐党籍，长期困顿于州县，士大夫很推重他安于仕进之外、不急于做官。靖康初年，我把他推荐给渊圣皇帝，任谏官，后来成为侍从；张邦昌僭逆时任用他为执政。但吕好问曾经带着蜡书到元帅府，所以皇上即位后首先提拔他为右丞。邓肃弹劾他时颇为宽宥，而侍御史王宾也上疏极力说道：“吕好问在围城中，当渊圣皇帝被拘留在敌营时，本应带着蜡书到元帅府催促进军，却反而心怀劝进之意；他一身兼有两种奸邪行为，没有大臣的节操，何况还曾经玷污伪命，不能在新朝廷中任职。”

译吕好问惭愧，极力请求离职，于是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宣州知州。又呈上邓肃弹劾耿南仲父子的奏章，皇上说：“耿南仲误导渊圣皇帝，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罪过；朕曾经想亲手用剑杀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把耿南仲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岭南，削去他的儿子耿延禧的龙图阁学士官衔，命令他随侍父亲。又呈上王宾弹劾范讷、赵野、王襄统率军队时逗留不进，放纵部下肆意劫掠，比盗寇更残暴的奏章；皇上有诏令降官分司，但王宾仍不停地弹劾，于是三人都以散官身份安置。王宾又论述京西、湖北遭金人和盗贼侵犯，有人能够拼死坚守、保全一方，有人在贼军尚未到达时就先行逃跑、导致失守，认为应当褒奖或贬黜，以彰明功罪。像赵子崧守陈州、赵子栎守汝州、阎孝忠守蔡州、黄叔敖守襄阳、李彦卿守汉阳、鄂州通判赵令裨援救黄州、县令陈规守德安、程千秋守公安，都应当褒奖；有诏令给他们转升两官或授予职名，并任命赵令裨为黄州知州、陈规为德安知州、程千秋为荆南通判。像陆德先放弃随州、邓雍放弃荆南、舒舜举放弃郢州、赵纵之放弃复州，都应当贬罚；有诏令降两官、削去职位。有类似这些情况的，由言事官分类详细列出上报。王宾又论述折彦质任宣抚副使却逃亡进入川峡，钱盖任陕西制置使却逃到湖北，许高、许亢防守黄河却逃到江南；如果不加惩戒，今后谁肯拼死承担责任呢？有诏令将折彦质以散官身份安置，许高、许亢编管岭南，钱盖削职降官、分司，命令住在南康军。王宾上奏说许高、许亢寄居在南康军辖境内，想要谋反，守臣和通判按照便宜之权将他们杀死；但他们又待罪，众人都认为擅自杀人是不对的。我说：“渊圣皇帝委任许高、许亢防守黄河，交给他们很多军队和将领；贼军将到，他们却先行逃跑，带着五百铁骑从颍昌携家眷奔往江南，沿路劫掠，比盗贼还厉害。朝廷不能依法整顿军法，而一座军垒的守臣和通判竟敢将他们杀死，那一定是强干的官吏。假使日后奉命抵御贼军的人都知道逃走，而郡县官吏中又有敢于诛杀他们的，这难道不也是让人稍微知道警戒吗？”这本来是应当奖赏的，皇上也认为我的话对，于是命令他们各转升一官。当时范讷、王襄被罢免，开封府和留守都缺少官员，我向皇上推荐宗泽，认为留守一职非宗泽不可。宗泽是浙东人，从做小官时起就卓异而有气节，敢于行事，不向世俗歪曲屈从，因此屡次丢官。靖康年间，他任磁州知州；康王府持节出使敌国时，金人已经第二次侵犯河北，宗泽竭力挽留，认为此行不可；后来有元帅的任命，康王于是登上帝位，宗泽的功劳很多。同僚嫉妒他，千方百计诬陷诋毁，使他不能留在府中。不久任命他为襄阳府知府。我到行在时，宗泽正好到达，和他交谈，他的言谈滔滔不绝而很值得听取；他出于忠义，十分慷慨，甚至流泪，所以我极力推荐他。皇上笑着说：“宗泽在磁州时，凡是发布命令，一切都听从崔府君。”我奏道：“古人也有借助权术、假托神意来推行政令的，田单就是这样。宗泽所做的事，恐怕也类似于此。”京师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刚刚经历动乱，人心还没有安定；若没有合适的人来镇抚，不仅外敌会造成祸患，内部变乱也值得忧虑。让宗泽担任此职，一定会有成效可观。皇上答应了，于是任命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府知府兼留守。宗泽到京师后，果然能够弹压安抚军民，军民又敬畏又爱戴；修缮城池和楼橹，不费民力便办成了；还多次出兵挫败敌人的锋芒。虽然嫉妒他的人很深，最终也不能改变他的任职。北京知府徐处仁去世，我推荐杜充接替他，又已经让刘锡代替杜充守沧州，并且大幅调整各路帅臣、监司以及京东、京西的守臣。然而我常常忧虑将帅人才难以得到。一天，皇上批示将汪伯彦调任知枢密院事，任命张慤为同知。张慤当时刚从河北都转运使任命为户部尚书，初到行在，我趁着进见奏道，皇上说：“张慤以通晓财利、勤勉能干著称，任户部尚书正是适合他的职务。如今他才刚刚任职，就突然任命为执政，不仅升迁太快，也未必符合人们的期望；而且户部的财计还要依赖张慤来安排，请求稍微缓一缓，等张慤把财计安排得稍有头绪后再升任，也不算晚。陛下任用宰相，臣不能参与；至于执政，臣应当发表意见，所以冒昧提出请求。”皇上于是停止了这项任命，命令调升汪伯彦，而任命黄潜善升为门下侍郎兼中书。二十多天后，最终还是任命了张慤，大概是黄潜善主张的。我于是趁进见再次奏道：“臣先前请求稍缓张慤的任命，并不是阻止任用他，正是想借助他的力量办理户部事务。如今陛下已经提拔任用张慤，请暂且把户部事务交给他。”于是命张慤兼任总领户部财用。皇上又命令任许景衡为御史中丞，任王宾为谏议大夫。当时许景衡以给事中的身份奉召，还没有到达；我奏道：“陛下任许景衡为中丞，确实是用对了人。但按照旧例，中丞没有从外任直接任命的。王宾升迁后，台中便没有长官，请等许景衡到行在后再下处分。”皇上答应了。当时任命侍从、卿监、郎官、馆职，以补充班列中的空缺；以及召来行在的人，大多还没有到达，而行在中从围城里出来的官员，大多请求派往东南，以便于自己。皇上命令我起草诏书告诫劝谕他们。后来许翰到达，我把他推荐给皇上，说许翰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学问品行纯正美好，谋划议论明晰果断，应当在皇帝身边参与大政。皇上也喜欢他议论政事，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但许翰来得太晚，已经不能有所帮助。起初，汴河上游被盗贼决开的地方有好几处，决口有的达到百步，堵塞很久仍未合拢，河道干涸一个多月，纲运不通，两京缺粮，米价飞涨。朝廷将都水使者陈求道、荣嶷降职为散官，仍旧主管监事；又命提举京城所陈良弼共同办理此事。总共二十多天，河水便恢复原状，纲运接连到达，于是命令每三纲留一纲在行在；每纲到达，就间隔拨运一部分进入京师，粮食才充足，米价才平稳。又选八名使臣担任沿汴巡检，每两人率领士兵五百人，从洛口管认所属地段直到西水门，分布防守侦察，这才避免了河堤泛决的祸患。又在两京城外以及沿汴河直到泗州增设巡检，商贾才开始往来，人情才逐渐恢复旧日状态。命进奏院的邸吏分成两班前往行在，增加供给的食钱；朝廷的差除命令刻板传报；外路增设马递铺，添给钱粮，命令才得以畅通；命各州郡把纲运送入京时，返程装载各部的公案、图籍送往行在，官府才有了查考依据。大概行在刚刚草创，凡是各种事情都逐一施行、安排，大体全都是这样。《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六，宋李纲撰，《建炎进退志总叙（三）》。一天，我和执政大臣在内殿奏事，我留下来进呈三道札子：第一道讲招募军队，第二道讲购买马匹，第三道讲募民出资帮助军费。我奏道：“国家把军队看得最重要，在熙宁、元丰盛强之时，内外禁军合计九十五万人；到了崇宁、观时期，空缺的编额没有补充，几乎减少了一半。向西讨伐夏人，向南平定盗寇，向北经营幽燕，所损失和消耗的又有三分之一。到了靖康年间，金人第二次侵犯京城，溃散逃亡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建炎初年，天下勤王的军队聚集在都城附近的有三十多万人，其中大多是召募来的民兵。如果挑选其中正兵中可以使用的，留下十多万人，分别驻扎在要害州郡，运送粮食供给他们，为日后的行动作准备，也足以壮大声势、应付缓急。朝廷却把他们一概遣散，京东、河北在元帅府的军队，又都援引先例遣返回乡，于是使行在的禁军单薄衰弱，虽然随后搜集征募，力量也不多，拿什么抵御强敌、镇抚四方？如今已经遣散的军队既无法重新追回，而东南人实际上轻捷剽悍，却不能让他们远征、耐受劳苦、熟习战阵，只有西北人可以供今天使用。不如从东南取财，在西北招募军队。河北百姓正在被金人骚扰、尚无归宿之时，关陕、京东、京西一带流落为盗贼，强壮而不能回归本业的人很多。趁此机会派使者到四路，优厚发给例物去招募他们，更新军号，用部伍编制约束他们，招得十几万人，交给将帅，按时教阅训练，不到几年就都能成为精兵；在要害州郡另设营房驻扎，使他们轮番入卫，这是行在今日最紧急的事务。”金人专靠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没有修治，骑兵很少，竟用步军抵挡骑兵的奔驰冲击，当然容易溃散。祖宗朝在监牧养马，繁殖兴盛，到处像云一样分布，所以军队使用的马匹充足。到了崇宁、观年间，监牧废弃，改为给民田地；牧马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既没有繁殖，马匹又日益损耗。后来燕山失陷，落入夷狄手中的马匹多得无法计算。金人第一次侵犯京城时，河北京畿的马匹为之一空；后来攻破都城，首先下令搜括马匹，京师的马落入贼手的有一万多匹。如今行在的骑兵已经不多，而且都疲弱劣劣；官马既然没有，只有陕西、京东、京西各路还拥有私人马匹，应当下达指挥，制定等级尺码，用优厚价格购买，可以救济一时的缺乏。民间养马的必定都是上户以及僧道、命官之家，中户下户本来就没有马可养。把马取来既不会过分扰民，而且十天一个月之间马就可以收集起来。朝廷讨论恢复监牧制度、修复马政，命四川茶马司增加买马数量，成效要到几年以后才会显现；马匹不必担忧不足，这是今天不得已而必须办理的事务。国家刚刚遭受寇难，京师的府库全被金人夺走，外路州郡又因调发勤王军而使财用一空。如今还要招募军队、购买马匹、招捕盗贼、安排边防事务、供应残破州县、振兴各种政务，谋求中兴，这不是通常赋税所能供办的。又不能横征暴敛，向百姓强行征取，例如免夫钱，天下人至今还在叹息怨恨。只有上两等、财力有余的人家，可以施行劝诱，让他们拿出盈余资助国用，再用官告、度牒之类偿还，使朝廷的军队和马匹强盛，边防事务安排妥当，盗贼衰弱平息；这样他们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否则即使想保全家室也做不到，何况财产呢？应当命州县婉转地说明朝廷的恩德，必定有愿意乐意输纳、听从命令的人。这也是今天不得已而必须办理的事务。但招募军队、购买马匹、劝导百姓出资，全都依靠州县官吏体察朝廷的恩德而奉行；其中有强行摊派、征配而造成骚扰的，严加依法处置；奉行有次序、没有扰民而办成此事的，酌情加以表彰奖赏。命令各路监司保明、按察后上报，那么这三件事就可以指日办成。”皇上都认为是对的，命令把札子交给中书省，详细列出办法，取得诏令后施行。于是我同黄潜善商议，在陕西、河北各招募军队三万人，在京东、京西各招募军队两万人，合计十万人。允许从白身人以及各类厢军中选募招收溃散兵卒，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成、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静边，共十军。每一军分为四军号，每军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部发给，依照上等禁军的法令，酌情增加分数，其余人员发给一半。允许使用各路空缺禁军的经费、常平司的钱，不足时由朝廷供应。每招募到一军，就在本路选派有才干武艺的大小使臣担任将官、部队将，押送到行在。京东、京西委托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托招抚司，陕西委托经制司；钱盖仍旧担任陕西经制使。起初钱盖在靖康年间曾经建议，河外湟、鄯地区对朝廷没有丝毫利益，每年耗费却无法计算，反而成为中国的祸患；不如寻求青唐之后代立为首领，使他安抚统领原有部众，作为藩臣；朝廷可以节省费用，而新边的弓箭手都可以迁置到河内，以备听用，对麻党征也有益处。麻党征是前代王的儿子，一向受到国人的信服；如果封立他，必定能够得到他的力量。到了这时，朝廷采用了钱盖的主张，所以派钱盖出使，携带告身赏赐给麻党征，征求并安排湟、鄯事务，同时把招募军队的事情交给他。又商议买马，把马分为三等，制定等级尺码和价格。除了命官、将校现今所养的马不许搜括购买外，其余马匹一律登记送官审核。凡符合等级尺码、披带齐全的，立即发还价钱。每达到一百匹，派官员一人押送到行在。隐藏寄养、虚报冒领，有马而不登记，以及没有马却强迫百姓置买的，一并按违制罪论处。委托各路提刑司总管。又商议募民出资，应该下诏晓谕，使州县劝诱。有能够出资帮助国家的，登记姓名和钱物多少，申报朝廷，发给度牒偿还。出资多的，取得诏令后推恩。凡劝诱所得的钱物，另行登记保管，听候朝廷指挥，专门用于招募军队、购买马匹和边防事务的支出。敢于摊派骚扰的，命官流放责罚，吏人决配。委托监司按察。凡招募军队、购买马匹、劝民出资，奉行有次序的，保明后推赏。中书省把办法详细列出上奏，有诏旨依从。又商议安排防御、整顿军政。我说唐代的方镇，当时确实依靠它的力量平定祸患。

译只是安排不当，后来又实行姑息政策，威权逐渐转移，于是出现尾大不掉的祸患。祖宗革除它的弊端，削弱州郡的权力，一概委任文官；不是边防各路，即使藩府也不驻扎多少军队，不敢越过界限行事，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这样做还可以。一旦夷狄长驱直入、盗贼蜂起，州郡便没有能够抵抗的，终于到了手脚不足以保卫头部的地步。如今的计划，不如稍微仿照方镇制度，选择合适的人任用，授予他权力，减少上供的钱粮，让他用来养兵训练；大小相互维系，远近相互援助，也许可以救济今天的祸患。方镇，就是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队。其次有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如今既已成为阶官，不可再改。应当在沿河、沿淮、沿江各路设置帅府，在重要郡、次重要郡，使长官兼任都总管、钤辖、都监，以寄寓方镇的制度，允许他们便宜行事，自行辟置僚属、将佐，用来治理军队。不到几年，一定会有成效可观。从前马燧镇守太原，接替鲍防之后，兵力衰弱单薄；马燧招募厮役，全部补为骑士，教他们作战，几个月便成为精锐士卒；过了一年，又开辟广场招募士兵三万人，用来操练军威，震慑北方。李抱真镇守泽潞时，乘战乱之后赋税沉重、百姓困苦、军队凋敝之际，于是登记每户三名成年男子，选取其中一人，免除他的徭役和租税；发给弓箭，命令他们在农闲月份结伴练习射箭；年终举行大校阅，亲自按照名册考察能力，赏罚相继实行三年，终于都成为精兵。把全军选取出来，得到训练有成的士卒两万人，于是雄踞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各军之冠。这就是方镇的功效。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放宽对他的约束而责成他取得成功；但诛杀、赏赐、罢免、任用的权柄全在朝廷，使他没有不能转动施展的忧患，那么今天控制防御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军政，应当取法古制，揆度今日而加以改革。古代从伍、两、卒、旅逐级积累，到二千五百人称为师；又积累到一万二千五百人称为军；将帅和正长平时都已配备，所以平居时恩威足以使人服从，行军布阵时节制足以使人听命，就像身体运转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这就是他们能够抵御祸患、战胜敌人而成功的原因。国朝的制度，只以五十人为一队伍，百人为一指挥；有事出师时才临时任命将佐，士兵和将领原本互不认识，却想让他们在遭遇危难时听命、指挥呼喝都能如意，实在也很困难。如今应当取法古制，五人为伍，从中选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另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设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设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设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的是都统，节制都统的是大帅。这些将领都在平时选定，闲暇时便阅习训练，有事便出战。这样不仅兵将能够彼此熟悉，而且恩威足以使人服从，驱使他们列阵作战，就会越多越能治理，这就是韩信所谓“多多益办”的办法。用兵以赏罚来鼓励或抑制士卒，但自崇宁、观年间以来，有功者赏赐超过期限，失败受挫者却不受惩罚；拼命杀敌的人，以收身不到为名，不给赠恤；遇敌逃溃的人，却以转山迷路为借口，反而招收回来。赏罚如此，哪里还算有军政呢？应当设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立即评定奖赏；以后发现不实，就治保荐他的将帅之罪；将领失败受挫、士卒逃亡溃散，必须诛罚；临阵杀敌而死的，宽免主将的罪责，使主将一定如实上报，并优厚加以赠恤，这样或许还能振作士气。况且祖宗严格禁止禁军逃亡的法令，近年不再施行；严格禁止违反军阶的法令，近年也不再施行；严格禁止脱离部伍的法令，近年也不再施行；严格禁止失去主将、擅离统属的法令，近年也不再施行。像这一类法令，都应当重新申明约束，加重法制。又有纳级讨功的办法，其中有应当讨论的地方：选锋精骑冲入敌阵却退却，神臂弓、强弩、劲弓在数百步之外射击贼军，难道可以要求他们斩获首级吗？像这一类情况，应当命将帅保明，由全军推举奖赏。我又在皇上面前详细呈上札子论述此事，众人都认为设置帅府、要郡的制度可以实行，但还不能像方镇那样割属州郡、安排军政；应当先在御营司和招置的新军中实行。于是命令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都设置帅府。要郡、次要郡由帅府长官任安抚使，兼任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兼任兵马钤辖；次要郡兼任兵马都监，都以武臣担任副职。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允许便宜处理军马事务，自行辟置僚属，依照帅臣的制度办理。驻兵和聚集粮食，都有不同等级。遇到朝廷起兵时，由副总管担任统帅，副钤辖、都监各自率兵随行。正官愿意随军出行的，听凭其自愿；转运使一人随军，一人留在本路；提刑官负责弹压本路盗贼。遇到盗贼时，按照敌人的多少出兵防御会合，互相援助。本路帅臣和职官安排军马，先行办妥的，应当优先议定表彰奖赏。又命令招置的新军和御营司的军队，都依照新法编组：五人为伍，伍长用牌子写上同伍四人的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用牌子写上五名伍长的姓名；一百人为队，队将用牌子写上四名甲正的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用牌子写上正、副队将十人的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用牌子写上正、副部将十人的姓名。有征召和差遣时，按照牌子派遣；逃亡、死亡、受伤的情况也都可以全面掌握。三省和枢密院共同设置赏功司，设立名册来接受功状；功状收到后三天还不查验办理的，必定处罚；接受贿赂、索取财物的，施行军法，允许他人告发；遇敌逃溃的斩首；因逃溃而成为盗贼的，诛杀其家属。凡是申明军政约束以及更改法制的条文有几十条，都张贴在交通要道，将士看到的全都奋发自励。我又详细呈上札子奏道：“朝廷用来防备抵御夷狄的设施，都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都准备齐全，所以敌人不容易攻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译金人侵入内地，才骚扰到我们的腹心地区；而中原郡县长期承受太平日久，城池淤塞坍颓，完全没有器械，拿什么来抵御敌人？金人入侵内地所到之处，官吏、军民大多不能守卫，于是郡县陷落；这不仅是因为士气怯懦，也是因为抵御敌人的器具没有准备好。应当诏令各路州县逐渐修缮城池、整治器械，朝廷酌情供应。有人能够修缮准备齐全的，应当表彰一二人，以此劝勉众人。有诏令依照奏请，州县想要修城池的，向朝廷申报，由祠部发给凭证并供应。又奏道：金人专靠突骑战胜敌人，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本来就应该多有溃败。步兵不足以战胜骑兵，骑兵不足以战胜战车，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古人作战，多用兵车防卫。青所以能够深入匈奴地区，是因为使用武刚车环绕自卫，依靠它作为坚固的屏障。马燧之所以使军队雄强于朔方，是因为制造战车，车上蒙着狻猊象，排列在后方作为防护；用车载兵，停下时结成阵势，遇到险阻时便用来冲击突破。后世只看到房琯曾经用车战失败，便不再使用，却不知道制服突骑非用战车不可，只在于怎样使用它罢了。只是应当用皮革蒙覆战车，以防备火攻。所以古代把兵车称为革车，就是用来防火的。我在靖康年间驻军河阳时，车制简便轻捷，几个人就可以推着运行，前进、后退、旋转、曲折都能如意。每辆车用士卒二十五人，行进时可以组成行阵，停止时可以成为营垒；平原上可以驰逐，险阻处可以控制扼守；士卒有可以依凭的地方，铁骑不能凭借奔驰冲击，车制非常精良。总共制造了几百辆，教阅一个多月，士卒都已经熟练。防臣被罢免，所以没有能够实行；如今应当把这种车制颁给京东、京西，让他们制造并教阅，详细情况都在札子中，并且绘图进呈。有诏令命御营司制造、阅习，各位将领都认为可以使用，于是颁发给两路，委托提刑司总管。又奏道：黄河、长江、淮河都是上天设置的险阻，是帝王凭借来守护国家的；但必须安排控制扼守的办法，以人为之功来加以利用，才能成为我方的屏障。如果任凭它自然存在，不再安排防务，即使黄河水势奔腾湍急，敌人的骑兵也能像走在枕席上一样渡过，何况长江、淮河呢？嘉祐年间，范仲淹请求在河阳上游设置战舰和水军，练习水战来防备契丹深入，当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靖康年间，金人渡过黄河如入无人之境，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水军战舰去攻击他们渡河并加以扼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从前曹操大举陈兵逼近江表，周瑜用水军在赤壁击败他，而曹操终身不敢窥伺吴地。由此看来，如果有水军战舰，趁敌人渡河时攻击他，只要取得一次胜利，敌人就会胆破。况且金人擅长骑射，而船只不是他们所便利的；用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胜算完全在我方。只要有这种防备，使敌人不敢轻易渡河就已经是有利的，何况还能够战胜他们呢？今天的计划，不如在黄河、长江、淮河设置防务。各州郡制造战舰，按照当地风俗条件招募水军。凡熟悉水性、能够操船的人，都登记姓名；平时允许他们自行谋生，有事便聚集使用；按时教阅，酌量技能给予激励奖赏；不到几年，全都可以成为精兵。这样用来巩固我国边防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详细情况也都在札子中。有诏令依照请求，招募设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军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携带空名告身前往江浙，招募人员造船；各路委托提刑司安排、总管。又奏道：既然已经在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四路招募军队，而军器、纳袄、旗帜之类，经过靖康之变，大多散失。内库中的甲胄很多，只是太过沉重，士卒不能承受。请求下达指挥，分别列明军器、衲袄的缺额，交给各路转运司制造。在行在设置机构，取内库中的铠甲改制为大小三等，并绘制图样，刺绣制造旗帜之类。皇上都认为可以。又访求陕西、山东以及各路有才干谋略、可以任用的武臣一百多人，请求召来审察，以备任用为将佐、偏裨。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都召来行在。从六月初到这时，共四十多天，边防军政等事的安排才逐渐就绪。当时朝廷商议派使者到金国，我上奏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孝悌达到极致，就可以感通神明。如今陛下因为上皇渊圣远行沙漠，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枕，思念迎回两宫，使天下奉养他们，这是孝悌的极致，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今日的事情，正应当枕戈待旦、卧薪尝胆，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夷狄，使刑法政令修明而中原强盛，那么二圣不用等到迎请就会自行归来。否则，即使使者络绎相接，言辞谦卑、礼物丰厚，早晨迎请、晚上请求，恐怕也没有益处。如今所派的使者，只应奉上表章问候两宫，表达思念之意罢了。”皇上认为有理，命我起草表章并给两位酋长写信，于是任命周望、傅雱借用官职，作为向二圣通问的使者，带着表章和书信前往。我又上奏说：“陛下在艰难时局中受到臣民拥戴，继承大统，应当颁下哀痛诏书，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的心，详细说明祖宗功德深厚、涵养海内的恩泽，金人不行仁道、屠杀百姓的残酷，国家危急的情势，以及二圣播迁的悲痛。今天之所以依靠天下士民同心协力，共同扶持国家、保全安定，以达到中兴，凡是告谕他们的话，都必须把诚意说得尽量明白。”言辞不能有任何隐讳，使读到、听到的人，即使是武夫悍卒，也知道应当受到激励。然后按照所说的次序施行，不做虚文，务求施行实际恩惠，一定能够昭示并感通天意，感发人心，转危为安，并不困难。过去陆贽说过：‘处在非同寻常的危急中，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使其安定；解决非同寻常的纷乱，不能用平常的道理去晓谕。’又说：‘用言语感动人，所受到的感动已经很浅；言语又不切实，人谁肯怀抱正道？’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皇上于是命我撰写诏文，进呈后颁发下去。我又写奏札，认为艰难时期赋税收入少而用度广，从朝廷到州县、监司，都应裁减冗员以节省浮费。皇上命中书省条列具体办法，于是下诏裁减省、台、寺、监的官员，使繁简相互配合；

译恢复开封府官员的旧制度，减少学官员额，废除提举常平司并归入提刑司；废除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入转运司；恢复幕职、曹官的旧制度，不是万户县不设置县丞；裁减吏员三分之一。又请求三省堂吏依照祖宗法令，转官不得超过朝请大夫。起初请求出任外官时，只任通判。凡从前宰执的子弟因恩例带有贴职及侍御史以上官职的，一并罢免。宰执以及现任宫观、等待差遣而尚未有差遣的京朝官以上官员的俸钱，也减去三分之一。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皇上听从了。当时四方溃散的士兵成为盗贼，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等人，都被招安来到行在，共十多万人。我认为今天的盗贼，正应当利用他们的力量，如光武帝任用铜马、绿林、下江等部众来平定天下；曹操也任用黄巾军来击破袁绍，只看驾驭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不迁移他们的部伍，就容易叛逃；迁移他们，他们又必然产生疑心。正应当用谋略控制他们，使他们顺从而不知道其中的用意，这样才可以。于是我把这个意见上奏，皇上命御营司派官员办理：每招安一支部众，先下令其中原来是良民、愿意回乡复业的，以及有营房、愿意回营的，发给凭券和公据遣送回去。遣送走大半，又挑选其中羸弱、不能作战的遣散，只留下强壮而愿意充任战士、立功的人，按照新法编组。每军派大小使臣担任部队将，又选择有才干谋略的人担任统制官来统领；各部头领则都授予官职，安排在其他统制、副统制之下，充任准备将领以及担任差遣等职务。这样一来，没有人叛逃。只有淮南的▯贼杜用、山东的李昱、丁顺、杨进都拥众数万，不能招安。而拱州的黎驿、单州的鱼台都有数千名溃兵作乱。我上奏说：如今朝廷外有强敌，盗贼又乘机突然发作，骚扰我们的郡县，形势上如果不先平定内部盗寇，就没有办法抵御外来的侵侮。盗贼虽然以招安为主，但如果不振扬威武，使他们知道畏惧，他们就无所忌惮，势必难以迅速平定。应当分别派遣兵将讨伐消灭几处盗贼，这样其余的人自然会归服。”皇上认为有理，于是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军讨伐杜用，都巡检刘光世讨伐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伐李昱，韩世忠讨伐鱼台盗贼。不到一个月，全都攻破，斩杀杜用、李昱，缴获的铠甲、战马、财物多得无法计数，其余盗贼全部平定消灭。丁顺、杨进于是到招抚司接受招安，渡过黄河；只有李孝忠攻破襄阳，骚扰京西、湖北，我建议派范琼讨伐他。范琼在靖康年间任统制官，带兵驻守河东，颇为尽力；后来回到京师，代理步军指挥使。京城攻破，渊圣到金人营中，被留下而没有遣返。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私下联结禁卫，想要劫夺金营迎接渊圣回来，谋划泄露，被范琼和殿前都虞候左言杀死。皇上即位后，范琼心中不安，朝廷因为他掌握兵权，特地下诏说，节义之事是用来责求士大夫的，至于武臣和士卒，应当宽略对待，以期责成他们日后的效力。范琼仍然惶恐不安，到这时我上奏请求派他讨伐盗贼，使他离开都城。范琼因朝廷委任重用他的心意而安定下来，最终杀死李孝忠，招安他的余党来到行在。有一天我与执政在内殿奏事，皇上拿出一件绢制背心，宣谕说：‘道君从燕山秘密派使臣带来，衣领中有亲笔写的八个字：便可即真，来救父母。’我和执政都流泪上奏说：‘这就是陛下接受道君授命的凭证，应当收藏在宗庙中，向后世显示。道君远行沙漠，所寄望于陛下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臣子怎敢不竭尽驽钝之力，安排边防事务，以符合陛下圣明的孝心和思念之意。’执政退下后，我留下来单独议论靖康年间的事情。皇上说：‘渊圣勤于政事，批阅章奏，有时直到深夜不睡，最终却遭遇播迁的灾祸，这是为什么？’我上奏说：‘渊圣在东宫十多年，美德闻名天下；到了即位以后，忧劳勤勉、恭谨节俭，即使古代贤明的君主也没有远远超过他的。只是恰逢国运艰难之时，他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辨别忠臣和奸邪，众多言论纷纷而来，被小人所迷惑，所以最终误了大事。君主的职责，只要能够识别人并任用他们，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即使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也能成就大功；否则，即使日夜批阅文书、让卫士传送膳食，也没有益处。’皇上认为有理。我于是议论靖康初年金人进犯京城时，中原应对它的办法，本来有两道防线：道君内禅，是第一道；渊圣固守，是第二道。如果后来再多一道防线，中原就可以无事。然而和议、战守两方面都失误，于是造成大祸，夷狄的祸患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当金人最初进犯京城时，带来的军队不过六万人；迫近城下，连续攻打多日，知道都城坚固、士卒奋勇，无法攻下，便派使者提出丰厚的要求，请求讲和。我献计说，渊圣认为金人提出的要求有可以答应的，也有不能答应的，应当派使者往来周旋，同他们委婉商议，等我方勤王军队已经集结，再同他们订约。对于可以答应的，就坚持不答应，这样约定容易订成，和议也可以长久。当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把一切要求都答应了，后来果然不能按照约定履行，于是金人再次入侵，这是和议失败的原因。勤王军队集结在都城四面，共三十多万人。我献计说，渊圣认为兵家忌讳分散，应该使军队统一节制，采用周亚夫困住七国的办法，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同时分兵收复京畿各县，使金军没有粮食可得，等他们困顿后再进攻，一举就可以攻破。当时没有采纳，设置宣抚司，把勤王军队全部交给它统领，因此姚平仲得以提前举事；朝廷又因为劫营的小败而惩罚他，不再议论用兵。金军退却后，又不肯乘机追击，终于使金人产生轻视中原的心思，而中原的形势一天比一天衰弱，这是战事失败的原因。时机的到来，间隔不能容纳一发箭；一旦错失时机，后悔也无法挽回。譬如医生治病，病症已经明确却不投药，最终就会发展到无法救治的地步。今天的时机尤其不能错失，希望陛下以靖康为鉴，审慎处理并果断决定来应对它，或许可以成功。”皇上说：“靖康初年能够守住，金人再次来时却终于不能守住，这是为什么？”

译我上奏说：“靖康初年和靖康末年的形势不同，条目很多，请允许我谈其中大的方面。金人初次入侵时，不了解中原的虚实，也没有一定要攻打京城的意图；当时中原没有防备，没有军队可以抵御，所以使他们能够渡过黄河来到城下，而粘罕的军队又误期没有到达。等到他们再次来犯，两路军队同时进攻，于是产生了吞并中原的意图，这是不同的第一点。靖康初年，敌军到达城下没有几天，勤王军队就已经集结；等他们再次来犯时，敌军已经包围京城，才用蜡书召募天下军队，终于来不及应对，这是不同的第二点。靖康初年，敌军驻扎在西北角，行营司出兵驻屯在城外险要之地；各地音信往来不断，勤王军队集结后，敌军便收缩兵力，不敢再出战。后来再次来犯，朝廷自己决开河水淹灌京城，西北面水势漫延数十里，东南面却没有驻扎一兵，使敌军反而得以占据那里。因此城中的音信不能传到外面，外面的军队也无法进入，这是不同的第三点。渊圣即位初年，将士奋勇效命；后来赏罚失当，人心渐渐离散，这是不同的第四点。金人开始围城时，城中的安排有条理，号令严明，昼夜抚慰巡察，从未稍有停息。听说后来没有人承担责任，敌军来到城下造桥渡壕，竟安然不加过问，只用十几个人登城，将士便溃散了，这是不同的第五点。我在枢密院时，安排征发天下防秋军队，诏书下达已经数月。等到我任河北宣抚使时，诏令却减免、裁撤了大半。大概是朝廷专门依靠和议，认为金人一定不会再次来犯，因此一切都不作防备。所以靖康末年不能守住，是因为形势不同，而祸患产生于被忽视之处。第二天奏事时，我于是汇集靖康初年关于建议、安排以及同金人约和、用兵先后次序的奏札，还有朝廷分置宣抚司的指挥，一并进呈。后来我在宣抚司论述不应裁减、废止防秋军队的奏章，也进呈上去，皇上都命令留在宫中，不下发。于是皇上宣谕说：‘宣抚司官属在靖康年间逼逐无辜之人，可以一并给以差遣。’我便条列具体办法进呈，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曾任郎官、监司的人，差遣为知州、知军；曾任馆职以上的人，差遣为通判；其余人都按非一等选人的资格，给予优便占射的差遣。我于是上奏说：‘靖康年间虽然号称开放言路，然而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刚直尖锐，都被远地贬谪，实际上是堵塞言路。’ 于是我递上奏札，劝皇上以明察宽恕来充分听取人们的意见，以恭谨节俭来充足国家费用，以英明果断来处理大事。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并与执政一同进呈。臣僚议论宋齐愈的事情：起初，齐愈任右司员外郎，从围城中出来到行在，自称因病请假，不曾参与伪楚的事情，于是授任谏议大夫。到这时，臣僚议论他是首先建议请求立张邦昌的人，查考证据十分明确。皇上认为他欺骗蒙蔽，又是首先提出建立伪楚的倡议，震怒，命令交付御史台审讯，证据查验清楚后，齐愈服罪。众人很是替他解脱求情。皇上说：‘齐愈奸邪凶恶、悖逆到这种程度，难道可以不依法处刑吗？若使张邦昌的事情成立，把朕置于什么地位？’众人于是都不敢说话。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依法定罪判决，并把他的罪状张贴在交通要道。又进呈御史台审理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人的公事：他们都在围城中诱骗内人为妾，又因抄检文书时盗取金银据为己有。皇上说：‘这是什么时候，竟敢这样做？’起初，这四个人的罪行深不可测，众人替他们求情解说。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其中情节严重的长期流放海岛，其余编管安置在岭南。又进呈留守司审理承华夫人李氏的公事。起初，张邦昌退回府第，从宫禁中出来，李氏为他送行，有话语指斥皇帝，皇上听说后，命留守司会同御药院在内东门审讯治罪。李氏服罪，并说张邦昌居住在福宁殿时，李氏曾让养女陈氏侍奉张邦昌就寝；后来张邦昌的姐姐进入宫禁，便留下她的亲随人员，而把陈氏换回府第。皇上震怒，认为张邦昌竟敢居住宫禁中的寝殿，又奸淫私通宫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情状。我上奏说：‘张邦昌既然敢僭越窃取帝王名号，这件事只是小事罢了。’然而皇上最终还是因此重重治罪张邦昌。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李氏杖脊后降等发配军营服役，并下令登记姓名，作为军人的妻子。皇上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城郊的情状。我上奏说：‘做人臣的不能守节而死，不顾君父，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犬豕也有不如之处，天下人都共同愤恨厌恶他。姑且等边事安排就绪，再慢慢议论重新遣谪，也不算晚。’于是递上奏札，请求减少上供的数额，放宽州县修治茶盐的法令，以疏通商贾；削除东南官田，招募百姓并给以土地，仿照弓箭刀弩手的办法，把军队编入农民户籍中供养。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除支移折变，而由官府教练检阅。又请求在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设置制置使，使他们能够根据远近相互援助。有防〔原文如此，疑为“方”〕，这些建议都交给中书省条列具体办法，进呈后听取裁决。后来终于设置了各路制置使，但其余事情因我被罢免政务，都没有实行。《梁谿集》卷一百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