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之十三

译从前蒙古氏只是阴山一带的余孽，遭逢阳九之厄运；适逢宋朝国运将尽、金朝气数告终，便从沙漠奋起，突然占有中原。上天反而奖助它的凶恶，使盗贼窃据神圣的帝位；穿着腥膻皮裘的首领，安然坐上帝王之位。北到幽陵，南至炎州，东达咸池，西接虞渊。九夷八蛮，没有不服从的。自开创以来，獯鬻之强盛、疆域之广大，没有超过它的。然而它的丑陋风俗和昏乱习气大多承袭旧俗；诗书毁坏，礼乐崩解，天地闭塞，贤人隐退；聚尘般的污秽吹入宫帷，篡弑之祸蔓延到骨肉亲族之间。三纲已经断绝，四维也随之败坏，于是大盗像蜂群一样兴起，神州百姓惊恐逃散；涉胜一类的人纷纷起兵灭胡。当时占据州郡、窃取名号的，共有二十七姓。然而他们都不修政刑，互相以杀戮争胜；攻城屠邑，鲜血流遍华夏，以暴力取代暴力，他们与秦朝、项羽相差多少呢？我太祖皇帝亲具龙虎之姿，统率江河之地的军队，掌握霸王般的谋略，顺应天人之运；没有凭借一寸土地，便从涂山奋起，首先攻下采石，雄据金陵，深培根本，以建立宏大基业。内则引入江东粮食，外则借助淮泗形势；熊罴般的勇士如雾聚集，爪牙般的将士从各地到来。”},{ 自从先帝日夜思虑以来，王、宋二人的才俊，都虚心接受并加以任用；陶、刘二人的谋略，都推重并加以采纳；徐、常二人的权柄，则分授方面之任以提高其地位；李、汤二人的职任，使群臣的谋略无不屈服，历经百战全都取胜，谋划没有遗漏，行动没有失误。彭蠡之战，浴血奋战达数十日，湖水都变成了红色，元凶被割取了耳朵；即使是黄帝在涿鹿的战事、光武帝在昆阳的战事，与这相比也都显得逊色。于是天下九州归心，天地人三灵都显示出吉兆。太祖不出建业，却分头派遣勇猛的将臣，摧毁凶悍的敌寇如同燎烧毫毛，扫荡坚固的城垒如同风卷落叶。中原得以廓清，河朔得以安定，残余的胡虏和凶恶之徒远远逃入龙荒。千古以来的凶患被铲除，历代君王的耻辱被洗雪；这样显赫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自有人类诞生以来，还没有像我太祖这样的。天下已经平定，人民厌恶战争；即使清扫沙漠之地，年年都以此为常事，却仍未能穷尽追击、远征讨伐，使敌人的王庭在漠南断绝，使困兽逃窜回自己的旧穴。我文皇帝深谋远虑，领悟娄敬的正直谋议，思考留侯遗留下来的策略，认为天子建都，必定要占据地势险要、形势优胜之处；金陵偏处一隅以求安定，并不是长久的根本计策。圣明的内心得到上天启示，秘密谋略如同神明授予，于是进取幽州、并州之地，把那里作为建都之所；左边控制辽海，后面背靠医闾山，三关如虎踞守，九边如绳索贯联，本来就是要借此加固华夷之间的界限，使周、秦的都城都显得狭小的布局。还是认为，不经过一次辛劳，就不能获得长久的安逸；一旦有一天放纵敌人，就会造成百世的祸患。因此连年向北征讨，立志消灭北方胡人，越过葱岭，走出阴山，在燕然刻立铭文，在瀚海筑起京观，使万里之地萧条肃清，都看不见敌虏。即使秦始皇击退匈奴、汉武帝驱逐单于，也终究没有亲自披甲，冒犯霜露，离开深严的宫殿，而奔驰在不生长五谷的荒远之地。像我文皇帝这样做，他为子孙作的谋划，真是深远到万世。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以后，边防逐渐松弛，胡人的气运又振作起来。己巳年秋天，发生了土木之祸，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寒心。还好社稷神灵保佑，也先后悔作乱；虽然皇帝丧失了，却又有新的君主继位，朝廷的谋划没有失误，于谦在内竭尽忠诚，石亨在外全力效命。京城危急，而九州却安然无恙。所以能够把皇帝的车驾迎回紫禁宫门，在黄屋中重新安置帝座。然而，受降的要害城池，以及河套肥沃富饶的地区，终于被弃置为外地，使水草、耕地和牧场的利益都落入敌手。成化以来，火筛、小王子横行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肃疲于奔命，朝廷为之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安宁的年头。直到今天，吉囊侵扰边境，比过去更加严重，拥有十万控弦之士，长驱深入，践踏疆场，毁坏城堡；烽火一直传到秦地、渭水，告急羽书飞驰到京城。官军受挫不能支撑，失陷死亡接连发生，敌情已经显露、力量也已屈竭，而敌虏更加得意。又因为借债而任用将帅已经成为风气，勇猛的将领却没有尽到职责；盐法败坏而不修整，屯田废弃而徒有其名，仓库府库空虚，衣物粮食供应不足。六边的士卒空着肚子扛着兵器，整天不能吃饱；寒冬凛冽，衣服不能遮体。敌虏一到，他们便丧胆失魂，来不及抵抗就向北逃散；敌虏退去，上下却互相庆贺，以为事情将要平息。这实在是贾谊痛哭的时节、江统忧虑的日子啊。为什么呢？刘渊、石勒那样的雄杰，不能占有晋朝；吐蕃、回纥那样的众多兵力，不能占有唐朝。他们的志向不超出金帛，欲望不超过子女。自从金、元开始制造祸乱以来，敌虏的心思深不可测，而且还说：‘这里或许曾经是我占有过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中原。由此说来，才知道文皇帝考虑祸患是多么深远，而惩治胡人的策略不能不认真谋划。议论 诘问盗贼议 《诘问盗贼议》

译有人问袁子说：‘您是东海人，如今海上有盗贼，该怎样捕捉他们呢？请您试着说说大概。’袁子说：‘海盗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苏州的州县中，崇明位于海中，太仓、嘉定、常熟也都濒临海边。海上的利益没有比鱼盐更大的，所以住在海边的人大多以捕鱼、制盐为业，并且习惯于抢劫。况且那里有很多沙洲、滩渚和涨溢的水道，必须漂海才能到达，因此当地人凭借险要地势作乱用兵；那些聚集起来的不逞之徒和逃避罪责的亡命之人，也都逃窜隐藏在其中。形势缓和时，他们贩卖鱼盐作为产业；形势紧急时，就抢劫商人、劫掠村落来谋利。他们不缴纳赋役，禁令也不能到达那里，并非一天如此。元朝末年，张士诚、李伯升这些人从泰州白驹场起兵，以贩盐为盗，终于窃据吴、粤之地，与中原抗衡，南面称王，几乎成就霸业。高皇帝鉴于前代的教训还不远，担心海岛夷人难以控制，于是设立太仓、崇明、金山三卫来防备海盗。太平日子久了以后，武备逐渐松弛；巡逻船、战舰朽坏而不修，弓箭、器械以及橹桨残缺败坏，失去了作用。武官和巡卒表面上托言捕盗，暗中却资助煮海制盐的利益，奸弊相互勾结，禁令防务全都废弛。’ 崇明一县的芦苇蒲草成为盗贼聚集的沼泽，太仓的百姓也大多仿效他们，甚至有些衣冠人家世世代代同盗贼结为婚姻；更严重的是，豪强的奴仆、佃户往往干没财物、参与劫掠，而主人也不禁止。又因为担任守令的人没有缉捕的办法，安抚治理也不得当，平日接受他们的贿赂；凡是外来的船只、盐船进入境内，大多都收取按年缴纳的例钱。年成饥荒、盗贼兴起时，他们肆意出动拦路抢劫，官府却不敢追问。州县的权力越来越轻，卫所的官司也只是徒设；一旦发兵前去讨伐，他们就聚众呼啸抵抗，胜了便欺凌附近地区，败了就逃入大洋，散开后又重新聚合，没有人能真正制伏他们。虽然这不是心腹大患，却成为手足上的严重疾病。弘治年间，施天泰、纫东山、纫西山兄弟振臂一呼，使三吴陷入极大困扰，幸而最终被诛灭，但始终难以彻底扑灭。因循到今天，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王、董两姓互相仇杀，秦璠、黄艮又接着作乱，潜伏在海沙之间，公然进行抢劫。当权者对此忧虑，于是增设并恢复兵备，希望安定海边。可是谋划不周，轻信他人的话，开始招抚他们却不肯来，后来进剿又不能取胜。先锋还没有交战，外部已经发生变乱，内部又起事，士卒倒戈向北逃跑，杀戮和溺死的惨状不忍说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驱赶乌合之众的市民，去抵挡气焰嚣张的死寇；统率驾驭没有合适的人，选拔训练平素没有准备；海战和陆战形势不同，船只的使用也有不同要求；行动轻率而缺乏谋略，既没有后援，又没有侧翼掩护；进军没有悬赏爵位的奖励，退却也没有没收妻子的惩罚，当然应该如此。’ 他们一听到战鼓就战栗，看到敌人的声势便奔逃四散。失败的原因，这就是过去的情形。如今皇帝赫然震怒，主管军务的大臣张大声势，命令大将前去征讨，统率几个郡的军队，依靠三吴的粮饷供应，下令征募士卒，于是平民纷纷聚集；又实行劝借的办法，富室因此纷纷产生怨恨。加上扬州百姓轻浮易动、轻信易受迷惑，谣言沸腾，彼此煽动；饥荒接连到来，物价暴涨，一旦兴兵，每天耗费千金。无赖之徒乘机依附作奸，贪婪的官吏也趁机搜刮。江东、浙西的百姓哀号，丧失了安居乐业的心情，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然而浅薄谋划的人还认为不值得过分忧虑，为什么呢？侥幸取胜，三吴百姓会陷入困苦，国家的元气也会受到损伤；不幸不能取胜，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相互牵连，赋役已经无法承受，而事情又不能中途停止。天下这样广大，其中一半要依靠江东、浙西供给；没有事情时尚且不能支撑，何况祸患发生在肘腋之下，灾难就在卧席旁边酝酿呢？所以三吴的困苦，就是天下的忧患。这不是吴人的私人忧虑，也不是过分的计较。然而，为今之计，没有比迅速进剿更有利的了，而且又一定要采用万全之策。万全之策，没有比利用当地乡民和海上居民来进攻海盗更好的了。海盗不过一千人而已，他们的船舰很小，不值得害怕；刀箭很弱，不值得害怕；技艺不熟练，不值得害怕；粮饷不能接续，也不值得害怕。然而反而被他们打败，是因为他们在海上而我们在陆地，他们长于船战而我们有利于平原；风涛漂荡震动，潮水和泥沙使水道淤浅，我们不知道当地的地利。主帅的权力太轻，应募士卒脆弱，赏罚不严，又不使用当地人，这是没有取得人和。只说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我们有余、他们不足，便认为一定能够取胜而无忧患，这是侥幸的谋划，不是万全的计策。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就能取胜。’又说：‘没有比使用间谍更高妙的办法。’使用间谍，就能把盗贼的虚实、强弱全部了解，然后发挥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他们倚仗船只，我们也用善于驾船作战的人来制服他们。选拔精锐，严格执行教令，信守约束，明确编制，悬重赏以消灭首领凶徒，抚恤已经投降的人以瓦解其党羽；突然威胁出击，迅速集中兵力，以两倍兵力进攻，以十倍兵力包围。用楼船、巨舰对付他们狭小的舴艋船，用标枪、火药制服他们软弱的刀箭。凡是江中的群盗、海滨的盐徒，只要熟悉水战而乐意为我所用，就混合编入军队，从侧面夹攻；至于市井中的无赖，只会望风披靡的，全部淘汰不用，并分布在各处侦察。四面哨探合围，像暴风疾驰、闪电惊骇一样，各路同时进攻，使敌人来不及回身，箭也来不及发射，这些小丑就被消灭了。又要预先谋划，发檄文通知邻近边境：西边是江阴、通州，东边是瞰浦、宁波，严格加强堤防和戒备，防止敌人像野猪一样突进，使他们退无可归、散无可止；这样一次辛劳便可永久安逸，也能断绝后患，这才是万全中的万全。有人说：‘利用海人和当地乡民，这确实很好。’近来有漳州人因风失事漂到崇明，盗贼曾经用几十条船包围进攻他们的一条船，结果盗贼反而覆败。漳州人愿意应募来消灭盗贼，当权者却心存怀疑而不用他们。这是对的吗？袁子说：‘何止漳州人呢？凡是熟悉江海形势的人，全都可以使用。因为怀疑而不用，这是失败的道路。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狐疑更大的；也没有比以功劳不出自自己为耻更糟的。心存怀疑并且嫉妒，没有不使天下大事失败的。’ 《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十三 ●《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十四 明代，吴郡胥台山人袁袠，字永之，著作。长洲后学、外甥葵亭张炳忠，字荩甫校订。序 ◆序

译《皇明献实序》《北征录序》《平吴录后序》《平黎诗序》《河南乡试录后序》《九江郡志序》《大司空顾公主持显陵工程完工序》《送黄国信册封晋藩序》《送汪侍读校书建阳序》《送大司成马公升任礼部侍郎序》《送大理寺丞林公赴留都序》《送侯世言任池州太守序》《送史邦直序》《送许廷议序》《送汪汝玉序》《送大中丞林公出任畿甸巡抚序》《送李尚綗序》《送陈允扬考绩序》《送陈侍御原习谪居海阳序》《送沈生赴潮阳序》《送杨梦羽序》《送欧阳大夫序》《送右布政使吴公升任云南左辖序》《送长兄任临江通判诗序》《送陆子传参加会试序》《送叔兄补之参加会试序》《广交篇送董子元》《送王医士序》《赠李仁父序》《赠乌程钱尹序》《赠龚封君序》《赠姜征君序》《陆太夫人寿序》《少司马武陵陈公集序》《大中丞胡公集序》《唐伯虎集序》《王履吉集序》《廖学士采风集序》《国宝新编序》《中庸臆说序》《江南春词序》《粤稿序》○《皇明献实序》袁袠说：记载历史的书，起源很早。司马迁、班固以后，很少有能称为良史的。为什么呢？世代变迁，文献湮没，传闻容易发生错误；再加上人们爱憎各不相同，隐瞒罪恶、夸大美德的多，依据事实直书的少。若不是宏大的功业、奇特的节操、杰出的才能和显著的文章，能够流传人口的事迹，很少有不失实的。古代有左右史，记录君主的行动，记录君主的言语，褒贬之义兼备，大小事情都包括在内，没有不记载的。后世史官失去了职官，职官又失去了本职，不是污秽就是简略，不是讳饰就是诬妄，我们凭什么来观察历史呢？我们凭什么来观察历史呢！我大明兴起时，高皇帝创建基业，豪杰景仰归附；在帷幄中谋划的臣子，在朝廷内发表议论；如鹰飞扬、身披甲胄的武士，在外击退敌军。建立巨大功勋、获得显赫爵号、把姓名刻在金匮石室中的人，多得数不清。历代圣主相继承袭，教化广泛流行，人文事业发展昌盛；瑰奇卓越的人才，美如珪璋、瑚琏的器用之才，充满朝廷，人才济济、礼仪雍容，这种盛况在此时最为突出。虽然各人的才用不同，所成就的风格也有甘辛之异，但他们匡正辅弼、赞助襄成，都有可以记述的地方；而记载还不完备，美德也没有显扬，博学通儒对此深以为忧。我在闲暇时忘记自己狂妄浅陋，感慨而有所撰述，从洪武开始，直到嘉靖，武宁王以下，共有若干人，都是其中著名的人物。我根据所听到和看到的情况，记载他们的大节，略去细小的美德。并且所记载的只到去世为止，在世的人不予收录。唉！天禄阁、石渠阁的收藏，既然已经深藏秘密，没有人能够看到；向士大夫先生们询问，又大多说法不同，纷纷杂杂，无法考证。我孤陋浅薄，文辞也不雅正驯顺，并不是说这些记载一定可信、一定流传，只希望国家一代人才贤士的盛况能够明白地流传不朽，这就是袁袠的用意。至于有美德而没有过失，只记载而不加辨别，是记事的体例本应如此。○《北征录序》祖宗创建基业，多么艰难啊！高皇帝的功业远远超过周武王、商汤王。定都金陵，只是便利于把东南的赋税物资输送到朝廷；对于北方的事情，还没有经营。难道是天下刚刚平定，想让百姓休养生息，没有时间顾及吗？文皇帝亲自披甲戴盔，整顿扩充军队，穷追远讨，深入漠北，以安定胡虏。妖异的气氛和残余的敌患一扫而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残余。皇帝车驾所到的地方，大概是汉武帝、唐太宗都没有到达过的地方。谚语说：‘不经过一次劳苦，便不能获得永久的安逸。’神武的功业和威烈，给后世子孙留下的福泽实在长远。我曾听老年人说：‘胡人祭祀的对象，古今只有三位：汉武帝、唐太宗和我文皇帝。’敌虏经过禽胡山，看到文皇帝的纪功碑，必定下马列队拜谒，咬着手指称赞他的威严神灵。○《平吴录后序》我曾经经过张士诚旧宫的废墟，残破的城墙全都长满茂草，其中很有令人悲伤的地方。等到向父老询问，他们往往还能说出大概情形。当他占据吴地僭称王号时，财赋和军队在四方之中都很强盛，也可以同隗嚣、公孙述一类人物相比。最终疆域日益紧缩，他还想据城巷战，凭小小的一隅之地抵抗我朝王师，结果妻子儿女都被杀戮。他的政治教化没有修明，沉溺淫逸，放纵奢侈，贤能豪杰也不肯为他所用。考察他的施政设置，所能做到的不过是使自己灭亡罢了。可悲啊！《平吴录》共三卷，是吴文定公宽所撰写，后面附有评论。○《平黎诗序》

译大司马三山蔡公总督广东、广西事务第四年，已经征讨努滩蛮；第二年，交南投降。这年秋天九月，率领十万军队渡海征讨黎人，军队从三路进入，追击数百里，封锁五指山后返回。崖陵地区被开辟，最□攻破村寨二百七十处，斩首五千三百六十人，俘获一百二十五人，投降八千三百六十人，琼州地区因此安宁。广西参政王君凤灵已经刻碑来歌颂此事。当时蔡公在雷阳道大阅军队，出行经过遂溪，在电白观海，前后作了五言、七言近体诗六首。藩司、臬司的官员，从布政使刘君可、按察使叶君照以下，唱和的共有若干人，诗共有若干首。我袁袠也已经参加了末尾的唱和。蔡公又命我为它作序。我袁袠听老子说：‘兵器是不祥之物，圣人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 传记说：‘战争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及时停止，就会自行焚毁。’ 因此古人对此十分谨慎。然而商宗讨伐鬼方，三年才取胜；马援征讨五溪，触犯炎热瘴气；诸葛亮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生长五谷的荒地。难道他们是滥用武力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蔡公征讨黎人时，下令禁止胡乱杀人；诛杀首领以后，便安抚安置其余百姓。这难道不是及时停止战争吗？君子说：‘征讨黎人的战役，有八种长处。’祸乱由他们自己发动，出兵有正当名义，这是谨慎；土兵全部集合，各位将帅和睦协同，这是威严；选拔有才能、选择贤良，任用得人，这是明智；军队到达就像回到家乡，百姓不知道有徭役，这是预先准备；服从命令的奖赏，不服从命令的诛杀，这是法令严明；消灭首领、砍下首级，胁从者释放，这是守信；军队不沾染鲜血，战事不超过时限，这是有智慧；一次劳苦便永久安逸，停止战争、收起兵革，这是仁慈。蔡公的功劳真大啊！然而蔡公心中并不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他把这种心情表现在歌诗中，体恤百姓的困苦，针砭官吏的弊病，怜悯将士的劳苦，哀伤黎人的无知，忧愁叹息而不能自已。推究蔡公的心意，是要使黎人的旧日盗寇全都化为良民，难道只是用诛杀来显示威势吗？过去赵充国讨伐先零，罕幵留下屯驻，停止用兵，最终使两个羌族归降，而扬雄为此事作颂。蔡公的功劳，难道仅仅可以同赵充国相比吗？可惜我袁袠没有文才，不能像子云在当时那样记载歌颂功德。如今广西古田、荔浦一带的蛮人时常出动攻掠，八桂百姓仰望着说：‘怎样才能得到蔡公，用征讨黎人的军队去征讨这些蛮人，使我们的百姓永远有安宁的居所呢？’将来蔡公的画像挂在云台，功勋刻在铜柱上，一定会有继承吉甫那样穆美颂诗的人，来铺陈宏大的功业；那时哪里还需要我同子云相比呢？○《河南乡试录后序》我袁袠奉命主持河南乡试阅文，取道燕赵，渡过卫水，前往大梁，登高俯看郊野。当地风俗往往俭朴而厚重，简约而和乐，忧劳勤勉而宽缓舒展。等到考试士子，他们的言辞也大多刚毅而不狭隘，直率而不夸张，谦逊而不逼迫，辨析事理而符合义理，考察思虑而详尽，雍容和平，大概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河洛本是过去的都会，又处于天地中央；那里关于河洛的书籍图籍，是大禹所取法的；礼乐制度，是周公所制定的。周朝最盛的时候，大概在成王、康王时期吧？成王营建洛邑，以端正四方；当时风俗和平，贤才众多而兴起，所以《诗经》赞美说：‘蔼蔼然，周王有许多善人。’到了汉朝，梁孝王喜好礼仪和儒术，招致宾客门徒；当时有邹阳、枚乘、司马相如一类人，共同创作赋颂来褒扬赞美功德。他的制度宏大华丽，文辞瑰丽奇伟，大概也算是雅颂的次等作品了。此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难道是世道兴衰造成的吗？我大明兴起后设科取士，开始时贤良文学之士大半出自荆、扬、吴、粤之间，河洛士人反而很少。到了孝宗朝，才文采彬彬。今天子修治弘扬祖宗的基业，天下兴起礼仪文章，即使偏僻小城也人才蔚然众多；河洛地区当然应该有不同寻常、才华卓异的人才，像周人所说的‘蔼蔼吉人’一样从其中涌现出来，不能只做那些浅薄的辞赋之徒。过去先王制定治理办法，以质朴和文饰相互补救；后世却文饰日益弊病，质朴也日益衰败，懂得治理的人对此深为忧虑。文饰过盛，就会转而趋向质朴；质朴过盛，就会转而趋向文饰。因此，与其过于文饰，我宁可取质朴。河洛的文章没有超过它的质朴之处，这正是我所取的。袁袠我不聪敏，惴惴不安，只怕不能得到人才来完成皇帝的明诏，所以冒昧把这些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告诉各位诸生。至于取舍高下的内心标准，以及防闲守卫的周密安排，璆已经在序文中详尽说明了，我袁袠因此略去不说。○《九江郡志序》【代阁老京口杨公作】国家有史书，郡县有志书。志书用来叙述事情，事情用来保存过去，保存过去是为了了解未来。因此文献足以作为凭证，劝善惩恶也不会有差错。志书是史书的羽翼。君子参验考察各方面来通达事物的变化，小人依照法度守则来修治自己的事业。根据风俗制定政令，巡视四方来建立教化；不出书契而能了解天下的，只要考查志书罢了。九江地处荆、扬之间，是吴、楚交通的要冲，位于金陵上游，历代都是重要的镇地。本朝更加重视这里。九江郡旧有志书，海陵何君棐以按察副使身份在此整饬兵备，担心旧志年代久远、残缺湮灭且多有疑误，于是整理修订，使它成为新志。以典籍为依据，向见闻者询问，删去繁杂、整理混乱，搜集隐微、阐明幽深；于是疑误得到确认，错误得到纠正，残缺湮灭之处也得以修补。志书完成后，请我为它作序。详看这部书，内容完备而有条理，光彩鲜明而成篇章，简约却没有遗漏。所记事情核实，所阐义理精确，文辞质朴而丰富。有时阐明体例以概括要旨，有时用图表来体现法象；规划国家、治理天下，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所以首先记载疆域。封山、疏浚河流，使各地同享水土利益，所以其次记载山川。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就能开发地利，使百姓不失去职业，所以其次记载官员政绩。政治平和、治理有序，就能使教化敦厚、贤才出现，所以其次记载人物。辨明方位、端正位置，是为了安置居民，所以其次记载宫室。搜集车辆、补充士卒，是为了戒备意外，所以其次记载兵卫。兵力充足，百姓才会归附；百姓归附以后，才可以按时游览观览，使劳作和闲暇得到调节，所以其次记载古迹。保存古迹没有比守护陵园坟墓更重要的，所以其次记载陵墓。异教并非没有来由，它起源于古代，所以又其次记载寺观。要概括古今的变化、综合事物的情况，没有比文字更合适的，所以最后记载诗文。风俗的沿革，制度的高下，食货的盈亏，徭役赋税的繁简，下至沟渠道路、渡口桥梁、仓库等琐碎事项，都清楚完备地具载其中。过去的事情保存下来，后来的事情可以考察，所以说文献足以作为凭证，劝善惩恶不会有差错，可以用来观览，也可以用来感发兴起。何君到九江任职，满一年后上报政绩说：‘武备整饬了，粮仓充实了，学校兴办了，各项废弛的事务都恢复了。’如果没有志书，凭什么把这些示于后世呢？这部志书，大概是在政事成功以后才编成的。君子又赞美何君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

译○《大司空顾公主持显陵工程完工序》【代大宗伯张师作】嘉靖己亥年，圣明天子临幸承天，亲自察看显陵，考察它的地势阴阳，认为睿宗献皇帝先前寝陵的规制尚未完备，无法彰显亿万年无穷的福祚，并且将要奉安章圣皇太后的梓宫与之合葬，于是下令营建规划此事，一切规制都同京师诸陵一样。当时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陵人顾公顾寔恰好接受选任，负责主持这项工程。顾公起初以大中丞身份退休居家，圣天子采纳言官和巡抚大臣的推荐，起用顾公巡抚湖广；顾公大力整顿各项事务，取得显著成绩，于是特意晋升为吏部右侍郎，总领百官。不久，圣天子考虑陵寝事务庄严重大，经营规划的责任非顾公不可，于是改任他现在的官职。顾公接受命令后谨慎勤勉，询问、筹划，考察、营造；选定徒役，聚集工匠，率领属官监督办事，计算工力、准备材料，早晚告诫，竭尽心力。过了一年，大工程宣告完工。显陵的玄宫、寝殿、庙宇以及旧王府、世子府，以及达孝、显亲、阳春诸门，全都落成。庚子年秋九月，我承蒙恩典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顺路恭敬拜谒显陵，只见山川环绕郁结，云气星汉光明回旋，栋梁椽角庄严整齐，红彩黄饰光辉灿烂；庄严肃穆，宏伟焕发，美轮美奂，制度完备，器物和仪制齐全，实在是旷古以来的伟观、当代显赫的宏制。当时藩司、臬司、都阃等诸位大臣会集武昌，共同请求我为此事作序。我认为这项工程四种美德都汇集了：圣明天子发自内心的孝心，群公卿勤勉办事的忠诚，主管钱粮的官署没有陷入告急匮乏的困境，百姓效法古人争先来做事的义行；这项工程确实兼具了这些美德。兴建工程是国家的大事，圣王对此十分谨慎。章华台、虒祁宫曾受到鲁史讥刺，新建宗庙和正寝却受到诗人的赞美，为什么呢？因为孝没有比继承先人的志向更大的，事情也没有比谨慎地办理身后之事更严肃的。《礼记》说：一定要真诚、一定要守信，不要留下悔恨罢了。孟子说：君子不会因为天下大事而节省侍奉亲人的费用，何况山陵的制度，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今圣明天子亲自劳驾万乘之尊，巡视陵园，望见抱木而起的树木便产生哀思，抚摸坟土便更加感伤；凡是墓地的规模、寝殿的规制，都由圣心亲自裁定，斟酌古今适宜之处，确定丰厚或节俭的标准。多么美好啊！这真正同虞舜一样孝顺，陵制也超过历代帝王而不显简陋。然而如果不是顾公规划得有方，早晚不懈怠，怎么能像这样使工程不超过期限、工程质量又不出问题呢？我没有什么才德，曾经有幸充任文学侍从，而且又是楚地人，乐于看到这项工程完成，难道能不说话来发扬它的美好功德吗？诏令将在来年秋天颁下。这项工程，主持它的是顾公，协助规划它的则是大中丞平湖陆公杰侍。负责督察的是长乐陈君豪、山阴朱君簠。至于各藩司、臬司、郡县的百官以下，也都有参与出力的人。○《送黄国信册封晋藩序》分封诸侯、设置牧守，是重大的典礼；传达诏辞、宣布皇命，是尊贵的使者所承担的使命。礼制有常规：聚集福泽以亲睦宗族，分赐祥瑞以扩大亲亲之恩，颁赐命令以授予爵位，授予俸禄以安定生计，分划枝干以捍卫边疆，张设藩屏以辅翼王室，典礼没有比这更大的。《诗经》说：‘宗子如同城墙。’又说：‘不要使城墙毁坏。’这说的是建立诸侯。因此有赐予茅土的分封，有赏赐弓矢，有分赐宝玉，有以山河为誓的盟约；用文辞告知，用常典宣布，用制度加以规范，用典章进行训诫。王府传布命令，公卿大臣出令，史官赞辞诰命，使者承接诏辞，恩宠没有比这更大的。《诗经》说：‘庄严地传布王命。’又说：‘车马奔驰。’这说的是出使之事严肃重大。皇帝弘扬敦厚孝治，敬重笃厚亲属，诸父兄弟都没有怨言；他们遵守法度、端正操守，率循道德、考量内心，既能收敛又知敬畏，于是旁支宗室繁盛，岁岁都有典例程序，这真是开辟王业的盛事啊！封爵使他们在家中安宁。宗伯总领百官，黄仲将要出发，奉行使命前往晋藩；他捧着诏书没有闲暇，举起旌节表示出行，众人纷纷向西奔驰，抵达晋藩后，早晚恭敬办事，既劳顿又辛苦。他吟诵《皇华》美好的诗篇，怀有《北山》诗中所说的思念；归来已经不远，故乡也将安宁。我们同僚都夸赞这次使命，于是设宴饯行，并借赠言为他送行。○《送汪侍读校书建阳序》侍读汪公奉诏校订书籍，建阳人袁袠赠言说：‘这项使命，是赞扬王道，整理古代训诫，为学者树立法则和规范；使命的意义正在这里。考核异同，挑出错误，采录遗文，补正疑缺，当然也是汪公的职责。周朝衰微时，处士横加议论，纵横家、坚白家等说法纷杂，耗乱不堪记载，而书籍从此开始繁多。汉朝兴起，吸取秦朝的教训，解除挟书禁令，增加博士名额，书籍逐渐流传开来；但其中多有断烂残缺、牵强附会之处。词赋和虫书篆书，比八代更加繁复；稗官野史、诸子百家的言论，又在两宋混杂起来。即使后来有好古博闻的人，也往往沉溺其中、受到牵制，不能整理订正，以便归附孔氏之学；各种说法支离破碎，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王道郁结而不能宣扬，古训坠落而不能振兴，学者没有可以遵守的准则，妄加私议，认为凡是违背孔氏之学的，都可以全部斥退、不予记录，使它们不致滋长蔓延。国家考察古代、整饬治理，列入学校官学的，本来就是孔氏的旧学。然而章句之学日益繁多，建阳成为它的渊薮；师生离开这些章句便没有什么可以传授，各自守着自己的说法，互相争正。追逐利益的人每天删削、每月改易，剽窃承袭，彼此混杂，任意抛弃而泛滥流传，这难道是孔氏的旧学吗？古代有校订文书、考校技艺的官员，在朝廷内讨论道理；又有乘轻车、穿朱衣的使者，在外采集诗歌。这样修明教化，整齐风俗，使道德归于一致，防止淫邪；即使有奇异的文辞，也不能出售流行。’ 后世左右史官同采诗之官混杂，废除典籍校订的官职又没有诏令，遒人也没有禁令，庞杂的内容彼此迷惑，书籍能够售卖流传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今海内文字统一，圣明天子喜好文章、希望治理天下，每天亲临经筵；宰辅以下的大臣多次被召见询问，深深思考治国根本，将要刊定六经，颁示万世。汪公实际接受了这项使命，天子的文章将颁布流传，光耀无穷，虎观中的学者也为之动容，或许可以重新见到孔氏旧学：幽暗的重新明亮，郁结的重新宣达，坠落的重新振兴；没有法则可以遵守的，也全都归于规矩准绳。著述的光辉、教化的实效，大概正在这里。袁袠没有什么才德，却乐见这种文化事业兴起，谨以这些话献上。○《送大司成马公升任礼部侍郎序》

译嘉靖庚子年冬天，礼部右侍郎职位空缺，皇帝下诏慎重选择人选。于是南京国子监祭酒、绥德人马公特别接受了任命。袁生赠言说：‘叙述人才、诏告德行，是主管官员的重要职责；宣扬力量、贡献诚心，是恪守职分的常道。掌握要领来驾驭设置，官制就不会庞杂；遵守常道来恭敬办事，政务就不会有差错。这是不变的道理。如今皇帝明圣，用人必定广泛谋求、考察众议，然后以独到的见解作出决定。不是合适的人，就不授予官职；能知人就是明智，这实在艰难啊！国子监祭酒，是古代大司成的官职。大司成同少宗伯相比，俸禄品秩略有不同，但掌管礼乐、宣扬教化则相同。周官中的宗伯掌管国家礼制，用它来管理神人与调和上下，大司乐也隶属于他。大司成的职责，是掌握成均的法度，治理国学的政务，集合全国的子弟，用乐德教育国子，使他们具备中和、恭敬、谨慎、孝顺、友爱的品德。古代掌管音乐教化的官员，难道就是今天的祭酒吗？高皇帝崇尚礼仪、尊重师儒，恭敬地施行教化典章，特别重视成均。担任祭酒的人，必定选择老成的儒者来充任。当时如宋公讷、胡公俨，以自身作教化，充分具有师道。后来陈敬宗、李时勉诸公，也都以刚正严明著称。’ 为什么呢？因为慎重选拔的意旨还存在，而敬谨施教的典章还没有败坏。近来按资历授官、按俸禄计功的风气日益滋长，选拔贤能、任用人才的意旨却泯灭了。庸俗的官吏把教化看作可以忽略的事，平庸之人把礼乐看作没有益处的事。掌管考核的人不明白董正官吏、敬畏职守的道理，任职列位的人又违背了恪守职分的常规。教化败坏而习俗日益偷薄，杨子云说过：“模子不像模子，范式不像范式。”唉！国学的设置，恐怕只剩下文饰而已。公担任国子祭酒时，整顿规条，严明约束，惩治因循偷惰，激发知耻谦让；以端正自身来率领他们，以明白人伦来规范他们，以夏楚之刑来威慑他们，以鼓钟之乐来陶冶他们。于是国中的子弟全都欣然向慕这种风气。他们同宋、胡诸公相比，恐怕也大有光彩吧。大概可以说是能够承担古代大司乐职务的人了吧？如今公进而辅佐国家礼制，掌管神人与上下之间的和谐，秉持敬慎清正的德行，来宣扬礼乐教化，确实可以与古代伯夷相提并论。我私下对此抱有希望。如今既要庆贺圣天子能够知人，也要赞美公能够得到圣上的知遇。因此说这些话。○为送大理寺丞林公赴留都所作的序 莆田林公起初在南畿校阅文章，南畿士人的习气很快就改变了。后来又在北畿校阅文章，北畿士人的习气也很快改变了。天子说：“做得好！既然辅佐我推行教化，就应当明察刑法；敬慎吧，谨慎守住最初的原则。”于是越级擢升他为大理寺丞。有人说：“大理寺就是古代的廷尉，依据法律审讯天下百姓，使他们大都受到天罚的治理。”公掌握文教衡鉴，倡导胄子传播成均的教化，却使他们仰望并尊崇法理，舍弃降等的典法而办理刑罚案件，这本来就是越过本分了。唉！这正是天子慎重选任官员、虔敬地共同承担天命的地方。人的情欲放纵就会作奸，受到约束就会有所节制。先王制定礼来加以防范，防范不足而后才产生刑罚。所以说：“礼失之后才有刑。”刑罚有条理要领，罪名有确定意义；依据简明的原则区分轻重、衡量深浅，用权衡使之达到适中，于是百姓畏惧威严而远离罪过，奸邪受到震慑而欲望闭塞，刑罚公平而礼制也就有了节度。所以说：“以此作为刑罚的明鉴。”礼和刑归根到底是一致的，为什么说公越过本分呢？先王制定刑法，由司寇总管，由史官审议，由正官详察，并由三公共同听取。三公没有什么不统辖的，既可以修明礼制，也可以端正刑法。司寇则是施行刑罚来辅佐礼制的人。大理寺的官秩仅次于司寇，它对于三次刺举、五次复审，以及细微的定罪、赦宥，都与天子共同裁决，地位与司寇相等，所以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准绳。”如今的法律大体像一刀切，掌管刑法的人只是捧着成法执行罢了；而科条的出入每天传递、每月汇集，深文周纳、隐蔽法律，动辄触犯罗网，刑法因此弊坏而倾斜，礼制衰微而日益失去秩序，上面废弛，下面受残害，这是谁的过错呢？公用礼来造就士人，又用这种防范来率领百姓，那么就不会有刑罚了。因此在公出行时，我不谈刑罚而谈礼制。○为送侯世言任池州知州所作的序 侯先生出任池州知州，前往袁先生那里咨询政事。袁先生说：“做地方长官有三种办法，关键在于慎重选择。考察典籍训诫，察看时势所宜，公布经常之制，敦厚常伦教化，整齐法令轨则，创立规章制度，权衡因时变化的利益，弘扬长久宏大的规划，这是做地方长官的上等办法。因此纲纪修明而不废弛，恩惠流行而不枯竭，我所创立的制度后人能够继述，上面信任，下面尊敬，这叫作善道，君子遵循它。其次是谨慎威仪，统一辞令，广为积蓄，平定赋税，公正听理判决，处理积压滞留的事务，以廉洁为根本并显示节俭，行动敏捷并彰显勤劳；官府不失纲纪，却容易衰替；百姓不失生业，却容易困竭。这叫作法守，君子不以此为贵。再次则是用强暴来威服众人，用苛察来窥伺事物，用矫饰来博取名誉，用谄媚来趋求利益；法律败坏却不加整治，刑罚繁多却不体察实情，号令庞杂却没有统属，权势侵凌却不加抵抗；上面傲慢而使政事受阻，下面疑惧而产生怨恨，这叫作残害百姓的人，君子不做这种事。三种办法，若不慎重，怎么选择呢？所以，风俗的污浊，我已经知道了；政务的蛀虫、政务中蛀虫的情形，我也已经知道了；地方长官如果没有良能，想要牧养百姓却在方法上不慎重，又有什么可观察的呢？池州土地肥沃而空旷，其中有未开发的利益，正在于兴办农业、使财富增长的源头；百姓质朴而未开化，其中保留着古朴的风俗，正在于整顿士人、施行教化的原则。农业用来充足财货，士人用来振兴礼义，这是治理的中心，也是地方长官应遵守的常法。” ○为送史邦直所作的序

译如今做官的人，大都看重京官而轻视外任，以职位卑下为羞耻，羡慕职位崇高。那些被补任外官的，上至方岳，下至牧守，如果不是懂得道理的人，很少有不忧愁怨恨、诋毁当权者的。甚至在任上随波逐流地混过岁月，幸而稍久没有升迁，就私下高兴庆贺说：“我终究不会失去做京朝官的资格。”世俗的弊病太严重了！轻浮急躁的人得到显赫声誉，沉静寂寞的人却受到众人讥笑；以矜夸偏激、诡诈为奇异，鄙视中庸；轻视清正自守的节操，却夸耀善于周旋流通。学士大夫都染上这种风气。甚至连掌管铨选的人，也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人才的高下。最高的是京堂官，其次是藩臬官，再次是州郡长官。唉，果真是这样吗？人的品行和才能相差并不远，在朝廷做官的人，他们的才干和贤能果真都与别人不同吗？外任的人，他们的才干和贤能果真都不如别人吗？牧守奉行天子的德意，宣布慈惠，辅佐百姓。方岳的礼秩更加尊贵，而职务也更加崇高，政务纷繁复杂，所处理的事情大概是京朝官所处理事务的数倍；他们的劳逸和难易，大概相差十倍百倍。却把这些作为职位高低的依据，为什么呢？况且如今的公卿，大多就是昔日的方岳，也大多就是昔日的牧守。难道他们昔日的品行才能不如别人，而如今却与别人不同了吗？所以，身在外任的人不必忧愁，只要确实尽到职分罢了；身在京内的人也不必欣喜，只要确实尽到职分罢了。史君诚实厚道而温和，有长者的声誉。他离开郎署而任佥宪、臬司官，并不因身在外任或京内而忧喜，我本来就赞许他，所以写下这些话。○为送许廷议所作的序 许先生廷议将要授官，顺德袁袠在郊外为他饯行。许先生作揖说道：“您用什么来规劝我呢？如今天下的官职，品秩低而事务琐碎的，没有比丞、簿更甚的了；其次是郡中的通判、郡丞和推官。郡中有事，知州总管，通判、郡丞分任而听理。米盐、徭役、赋税，沟渠道路、盗贼，各有主管部门。到了诉讼案件，则专由推官办理。有失公平的案件，一定要从推官那里取得公断，喧嚷着号哭。强暴的人倚仗势力，狡猾的人隐瞒实情，簿书文移纷纷而来，又难以整理。我担心的是，法律容易被违犯，而恩泽难以流布。您用什么来规劝我呢？”袁袠说：“确实如此。我听说敬皇帝在位时，官员遵从训诫，政务守住秩序，依据才能来确定爵位，考察事务来核验成效。当时太宰许公实际掌握这一权柄，驾驭并安排官员，于是百工和谐。朝廷选拔的人，都是百姓称誉的人。下至司府执事，也都考核功效才能；官员不改变正常的原则，事务不改变应有的尺度，百姓能够申诉实情而刑罚不被滥用，胥吏不喧闹，案件没有积压，法律统一而恩泽没有阻塞，因此官吏多为良吏，政务也不偏颇。如今的天子圣明，显然有意求治，谨慎执行上天的刑罚，无论大小案件都一定裁决得当；可是掌管刑法的人日益失去秩序，喜欢苛察的人徇行苛刻，轻视下属的人炫耀自己，刑罚繁多而风俗败坏，这都是有原因的。” 如今您恭敬谨慎而温和文雅，博学敏捷而和乐，难道不是因为恭敬就能礼贤下士，谨慎就能约束自己，温和就不会暴虐，文雅就不会匮乏，博学敏捷就能办事而不迷惑，和乐就能使百姓和谐顺从吗？因此您治理顺德，很少会有做不到的事，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况且我听说，建立在仁爱之上就能稳固，践行先人遗训就会显扬，积累善行的人后来会显达，积累德行的人世代昌盛。从前您的先祖太宰公，大大建立宏伟功业，光辅先皇，使夷夏之人都承受其大功美誉，这些都记载在天府之中。如今少司寇公能够笃行先烈，世代继承并成就美德，因而被皇帝记在心上，掌管国家禁令；三典五罚，确实由他审慎听理，案件文书明白清楚、纲要简约可信，这就是少司寇公的训诫。您此次前往，应当致力于建立仁德，以践行先人的遗训，这样您的功劳就会很多。”许先生听到这些话，显然就高兴了，于是把它写下来交给使者，然后出发。○为送汪汝玉所作的序 国家考察古制，讨论并制定法律条文，官职设置详备而完善，参照众议，审慎而能取得成功，使百姓受到适中的制约。司寇有卿、贰卿和属官，大理寺也有卿、贰卿和属官；上下相互制衡，法条纲要彼此贯通，天下凡是触犯法律禁令的人，都只听从律法。即使有人用析言来破坏法律、扰乱名分、擅自更改制度，也都战栗屏息，不敢按照私意增减。这样一来，单独的供词也能明白清楚，狱讼和贿赂不繁杂，号称容易治理。然而我私下仍有疑问。罪行已经到了谋乱、攻击、惑众的程度，按说对这种人施行剖刺、磔裂、肢解等刑罚，应当不至于拖延十天半月；可是三公不敢议论，司寇不敢追问，廷尉不敢审讯，众人缄口侧目，罪行和功劳一概列在那里却不追问，刑书已经完备却不加以裁决。因文书可信而仍认为可疑，援引宽宥来设法释放，囚禁在棘木之下，郁结而不能伸张。有人说：奸邪盗贼，放纵诡诈而依恃强暴；如今刑法失之太轻，应当严厉加重刑典来申明国家禁令，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死刑犯相互枕藉，戴着刑具的人相互推挤；黥面、宫刑、割鼻、断耳，锤击、凿削、斧锯等刑罚，株连蔓引，混乱的案件日益增多，刑罚施行而腥臭之名传遍，使天下百姓捶胸痛心而无处申诉。这难道是刑罚失之太轻吗？所以又有人说，如今的刑罚应当采用轻典。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取哪一个作为适中的判断呢？” 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用来培育常伦、哀怜而敬慎，用来察验人情中的忠爱，用来成全相互亲比的情意。讨论案件时慎重考察其次序，衡量其情状，达到使人知耻、使奸邪止息的目的就够了。三礼的降等处理、八议制度的设置，说的是刑罚可以从轻。刑罚又是用来明示罪名、纠正暴行的；一经确定便不能改变，四类诛罚也不听任私情，直到威势和富贵，施及公族，铲除平庸邪曲，排斥潜伏的奸恶为止，这说的是刑罚可以从重。火势猛烈，人便畏惧；水势微弱，人便轻慢，这是说刑罚过重或过轻的道理。因此要依附赦令来适用法律，以实际情状决定轻重，以情势权衡时宜，以法律作为经常制度。常法确立，便容易执行而难以违犯；权衡公平，皇上的威严就不会被轻慢，下面的人也无从争辩。《周官》的刑法，把罪人聚集在圜土，安置在嘉石，交司空役使；听取诉讼用束矢为凭，参照比较而衡量高下，轻重的权衡就是这样详密而谨慎。至于五刑的常法，则执守而不加扰乱。所以说：“议论事务而制定刑制，不是任意施用刑罚。”这是说法律有固定准则。如今的法律，该重却判轻，该轻却判重，是掌管刑法者的过错。可是议论的人不责问这些人，却责怪法律本身，割裂卷宗、悲伤缄默，倡导更改法制、督责严刑的说法。我看见狱讼中的贿赂日益繁多，而百姓无处安置手脚。汝玉初次出仕，授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对于法律轻重之间的尺度，想来已经审慎明白了。在他出行时，我写下这些话来同他相互质正。○为送大中丞林公出任畿甸巡抚所作的序

译官职依次建立，若无才能就不能授予；考核事务来衡量功业，若没有政绩就不能显达。做官，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务罢了，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何必选择职位的高低呢？然而权势分别掌握在宰相手中，法令又受到并行制度的阻塞，下面的人只能陈述，上面的人却可以阻止；有才能的人得以兴修，无才能的人就会毁坏。唉！官秩卑下而能够完成事业的人太少了。如今的官员，凡是在外任职的，从方岳以下，都只听从巡抚大臣，命令没有人敢怠慢，事务没有人敢阻挠；有才能的我就甄别出来，无才能的我就刺举出来。职务如此容易举措，志向如此容易施行。然而也有困难：驾驭吏员难在严肃，协调众人难在宽和。严肃而彰明法令，是需要戒备的地方；明察而流于苛刻，宽厚而宣扬恩惠，却流于松弛，也是需要戒备的地方。因此有纠绳之典，有保厘之实。询问风俗以建立轨则，考察往事以修明纲纪，辨别官吏以树立谋略，搜查奸邪以施布利益，这样职务才算举措得当。大中丞林公出任畿甸巡抚时，我向几位朋友考察谈论此事。起初，公担任御史时，执法坚定而不回避，复核案件而详慎；后来担任廷尉，裁断简明而合乎法理，宽恕而谨慎。照这样做下去，我看他会严肃而不苛刻，宽厚而不松弛，又有什么困难呢？” 我袁袠承蒙公的教诲已经很久，也很高兴看到我的道理容易实行。因此说这些话。○为送李尚絅所作的序 淮地正当水陆交通的险要冲要，阻隔海面、遮蔽江流；当地风俗轻剽而凶悍，习于战斗，任性好动，难以治理。文皇帝定都北平时，每年漕运百万石，经淮水、徐州，渡过沛地，经过济水运达京师。宣德初年，平江伯陈公瑄来督理漕运，在淮地镇守。考察水土高下，设置闸板，修筑堤防，议定役夫的劳逸均衡，国家的赋税收入逐年增加。当时漕运士卒多出自军伍，骄纵而狂妄，成为居民的忧患，又没有人统一统领。于是上疏请求“由王官来统制他们”，诏令选派刑曹官员前去审理狱辞，逐渐用文法约束，士卒于是收敛，再也不敢喧哗。此后任置虽不固定，却始终不能废除，每三年更换一次。大司寇慎重选拔人员派遣，若不是良才就不举荐。在这以前，畅君子确实曾前往任事，不久就因考绩优异而升迁。我们这些僚属私下相互猜测说：“这次差事，必定是李尚絅吗？”都担心他不能胜任。李先生精通法律，熟悉事务，而且非常敏捷。大司寇善于知人，除了李先生没有更合适的派遣人选了。后来果然如此，大家又动容庆贺，认为大司寇确实知人，认为李先生一定能够称职。可是李先生却警惕不安，担心不能胜任，向袁先生询问施行政务的方法。袁先生说：“政事就像治理一团乱丝，乱了就要整理；过于急迫就会纠缠，放缓下来才有头绪。况且君子办理事务，不担心不敏捷，只担心不审慎；不担心不详尽，只担心不了解。防守法律，不担心不深入，只担心不能依据实情。能够运用实情的人很少；用实情来照察，又依据中正来听断，即使有过失也会很少。淮地风俗容易躁动，又有许多军伍之人，因此不能收敛；若不取中正之道，将凭什么听断呢？您何不致力于中正呢！”《诗经》说：“不急不缓，施行政事从容优厚。”说的就是中正。” ○为送陈允扬考核政绩所作的序 长乐陈侯任湖州知州三年，将要到天官那里考核政绩，袁袠赠言说：“起初我到湖州任职，进入它的境内，只见土地开辟而农民勤劳，风俗节俭而士人质朴；人们奏乐歌唱，养蚕捕鱼，妇女没有闲着的事务，工匠没有过度的劳作，商人没有两样的价格，官吏没有积压的案件，淳厚和乐的样子真是如此。我感叹说：‘这里莫非就是快乐的土地吗？为什么这样容易治理呢？’等到询问地方士绅先生，下至百姓，他们都说：‘我们这些小民，能够安居并增加财产，学习礼义而服从正道，安然无忧，都是侯的力量。’我问：‘侯的政务怎样？’他们说：‘施政以宽厚慈爱为根本，发布政令简明易行，以忠信率领百姓，以廉洁作表率，以恒久守持，以至公激励；明察而不苛察，勤劳而不侵扰，和顺而不松弛，正直而不屈曲。’这就是侯的政绩，不过如此而已。”袁袠说：“治理政事有其体制，推行政教有其常经；审明体制以后政事才能成功，遵循常经以后治理才能通达。循良，是守令的根本体制；仁惠，是政事的常经。体制违背就会混乱，常经违背就会迷失，这就是政事败坏的由来。因此以宽厚慈爱来施布利益，以简明易行来考核功效，以忠信来建立信任，以廉洁来规范事物，以恒久来考察成效，以公正来平等施行。明察就难以被蒙蔽，勤劳就不会匮乏，和顺就能有所包容，正直就不会被挠曲。十种品德齐备，政事就兴盛了。先于陈侯任湖州知州的人，离任后仍被思念，受到思念后又被歌颂，其中有三位公：大梁岳公、麻城刘公、淮阳万公。岳公的政绩宽广而果断，刘公的政绩敏捷而通达，万公的政绩严明而肃穆，都留下了令人追思的恩德。陈侯继任万公之后，以宽厚调济严猛，所以湖州百姓畏服万公而喜爱陈侯。君子说：‘懂得政事的体制，审明治理的常经，只有陈侯具备。’考核政绩，就是考核这些方面，那么陈侯的政绩便可以知道了。” ○为送陈侍御原习谪任海阳所作的序

译千里马疲惫在盐车之下，莫邪宝剑折损在庸厨手中，这是为什么呢？奇异的才能难以施展，剑的锋刃却容易挫折；志向因形势而屈抑，功业因时机而毁坏。士人也是这样。然而处境困顿、遭遇奇穷，没有比侍御更甚的了。侍御在都察院任职最久，所以奏论列举的事情很多，他受到侮辱也最深；而且显著的声誉也因此最为彰明。武宗初年，侍御论及养子假借威权、渐不可长的事情，皇帝下旨罚令输粟到边地。等到皇帝南巡，朝廷内外都噤声不敢发言，只有他再三抗议，系住挽留皇帝的旌旗，因此正直的声名更加喧传，几次濒临死亡。凡是指斥勋贵的事，都触犯忌讳；他尤其喜欢激扬正气，说：“我的职分就是这样。”每次奏疏一出，便把年老宿儒和退隐贤才搜罗出来，无所遗漏。后来因年资劳绩升任太仆寺少卿，任命下来却不肯拜受，亲手上疏，请当时的贤者代替自己。圣天子大怒，贬谪他到海阳台任教谕。谏官纷纷上疏请求留任，却没有获准。朝廷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海阳偏僻，侍御又已年老，炎热海滨多瘴疠，抛弃执掌直道的职位而投身荒远之地，谁能没有怨言呢？”袁袠说：“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却不是。收缩和扩张是形势，祸福相依是时运，只有君子能够顺应形势来实现志向，纠正时弊来奋发建功。收缩和扩张相互感应，祸福相依没有常态，机巧的人不能逃避，聪明的人也不能预先谋划。” 只管端正自己而行事，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况且明君掌握黜陟之权来驾驭万物，君子则把平夷和险阻都交付给自身来成就志业。贾谊在长沙结束生命，马援在武溪殉身求名，难道只有御史您才如此吗？”有人说：“这话是对的，但受到激发以后才发言，有了过失却不加惩罚，似乎不合中道。”唉！如今议论的人大多不喜欢成全别人的美名，像这样，又有谁真正了解侍御呢？当初侍御想到太夫人在堂，告假归家奉养母亲，连续多年如此；他再次出仕时，是因为台臣论荐，接到公文心中欢喜，也只是听从太夫人的意愿。如今太夫人去世已经很久了，他登上岵山长声号哭，追念并遵循先人的训诫，竭力办理王事；陈述谋略来求得恭敬尽职，鞠躬尽瘁而不懈怠；竭尽逢干之节就进献正直言论，仰慕岳牧的作风就谦让给众官；温和恭敬而含着忧伤，符合“明发”诗篇所寄托的情怀；尽心竭力而害怕获罪，符合《北山》诗篇的意旨。他的义理切实在于倾吐忠诚，而外在行迹却似乎有意博取正直之名；明智的人称善，愚昧的人否定，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古语说：“行百里路，走了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公大概知道应当相信自己什么了。○为送沈生赴潮阳所作的序 沈生在太学求学已经二十年了，参加科场考试总是不顺利，后来到天官参加选试，被授为潮阳卫幕职，将要出发时，请我写几句话来光耀他的行装。潮阳距离京师万里，偏僻地处海滨，是瘴疠之地，又有许多岛夷、山蛮出入，攻杀为害；前代有许多被流放、迁谪、播迁的人，居住在炎热荒远之地，往往不能调任。天朝统辖夷夏，环海作为疆域，鸟语卉服之地全都成为编户百姓，隶属于职方，因而岭南各郡逐渐成为大藩，百货汇集，雄盛超过扬州、益州，文献也很兴盛，很快就列入天府之地了。沈生不要认为潮阳荒僻瘴疠、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马匹中材质良好的，经过狭窄险阻、上下山涧，处在逼仄曲折之地，反而越发奋跃而安逸；材质不好的，即使让它沐浴清泉，用华美的鞍具装饰，给足精饲并闲养，在九轨大道上策马驱赶，它也会迟疑、嘶鸣、跌倒，汗流浃背、嘴唇受伤，屡屡不能前进。士人也有这种情况：经历危险的人智慧精明，投入艰难境地的人谋虑成熟；班超出使西域，马援奔赴武溪，确实是壮士所不推辞的。《诗经》说：“难道不想归去，只是畏惧这王事文书。”说的是王事严急。沈生出发吧，不要认为潮阳遥远！在军门前长揖行礼，在宴席之间折冲御侮，建立燕然山那样的奇功，树立铜柱那样的壮伟谋略，我只是这样勉励你罢了。○为送杨梦羽所作的序 我因获罪戍守湖州，途中在清源遇到杨先生，他向我讲述游览名胜的乐趣说：“我向北乘车，首先登上姑胥台，于是感慨吴越的兴废，感动于范蠡和伍子胥的忠诚智慧。随后渡过大江，登上金山、焦山，经历波涛的险阻，穷尽山川的奇景，远眺幽览，心情畅快，眼目愉悦，而兴致还没有结束。于是沿着齐鲁郊外行走，凭吊姬公、孔子的遗址，登上泰山，观望沧海，这才停止。像这样算壮游吗？您认为怎么样？”我说：“您的观览游历确实值得夸耀，但似乎与我所听闻的不同。您和我是吴人，吴地先民有泰伯的德行，可以崇尚礼让；有季札的节操，可以兴起辞让；有言偃的文教，可以修明典章训诫。可是还不止如此。齐鲁是圣哲汇集之地，是礼乐的渊源；泰山是丘岳的宗主，沧海是百川归聚的地方。因此可以有所观览，可以有所感发；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仰望圣贤的境界而趋近，水流填满一个洼地才向前推进，这才是游览的助益。至于山川的美景、眺望的奇观，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杨先生说：“是，是。我本来就愿意从您这里听到教诲。” ○为送欧阳大夫所作的序 欧阳先生以司空属官的身份到苏州督理砖务，事情办完后，向袁先生询问赠言。袁先生说：“虒祁宫建成，夏盟便背叛；章华台兴建，楚国便陷入危难。大概自从茅草屋、土台阶的风尚衰落，而高屋、雕墙的刺目之风兴起以来，土木营建就长期成为祸害。所以议论的人认为，劳民伤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有些事情又不能不做，也没有人敢废止。因此用对了人，百姓就不知道劳苦，财用也不会告竭；用错了人，百姓将要离散，不只是劳苦，财用也将耗尽，不只是伤害。唉，艰难啊！如今的天子敬畏上天、勤劳为民，热心于古代礼制，修治郊祀、社祀和九庙的仪式，不得已而兴办土木，于是命官员到苏州督理砖务；可是负责这件事的人多半不是合适的人，往往使百姓受害。贪墨的人把出纳财物当作获利之机，威势被轻慢而命令不能施行；懒惰的人把核验会计看作污辱，法令松弛而事务不能完成。即使有的人惩治贪墨而保持廉介，勉励懒惰而使之勤勉，反对这两种人的做法，却又才能不足；统筹办理不周密，不能禁止侵吞，拖延日月、耗费财货，却受群奸欺骗，没有人知道。他们劳民伤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我听说欧阳先生处理事务时，以廉介率领下属，以勤劳考核功效，以敏捷核算财物，以威严防范奸邪，使财用宽裕而不至于告竭，使百姓节省劳力而不知道劳苦。这大概就是能够用和悦的方式役使百姓的人吧！我听说天下的事情，其利害很少不是由人造成的。以如今东南百姓被苛征重敛困扰的情形来看，也已经太严重了。假如各部门官员都像欧阳先生这样，那么百姓还可以渐渐达到小康。欧阳先生出发吧，请把我的话告诉继任欧阳先生的人。” ○为送右布政使吴公升任云南左辖所作的序。

译如今天下各省中荒远的地方，一定要说云贵、广西，而广西最为荒远，事务也更加难治。大的难题如：宗室日益繁多，猺獞日益猖獗，狼兵日益骄横，士卒日益损耗；山多而土地少，土壤贫瘠而百姓贫困，再加上瘴疠的炎热蒸腾、险滩急流的湍急危险，以及蛊毒、虎豺、蛇虺等不可预测的祸患。因此做官的人大多巧妙地逃避这个地方，在这里任职的官吏也多不愿久居，只想苟且度过岁月，企望升迁，能够尽心尽力的很少。我袁袠起初在这里起用废员、承当缺额，一时之间藩司、臬司诸公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选；凡有政令，必定集中议论，广泛思考，协力恭谨，同心求取最恰当的办法，务必整顿旧日弊病，使制度能够长久。广西百姓欢喜愉快，好像得到慈母抚养而坐在春台之上。不久，右布政使南海吴公因才能声望被擢升为云南左辖，藩司、臬司诸公都作诗赠送，并命我写序。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道义如果能够实行，即使地方荒远又有什么损害？道义不能实行，即使身处亲近机要之地又有什么益处？所以孔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并不认为那里鄙陋。我国皇上的教化广远施行，没有不服从的地方；越裳来朝都能得到叙录，何况广西本来就是九服以内的奥区，为什么要选择荒远呢？吴公在这里大概已经三年了，但尽心尽力仍如同第一天，或许就是能够实行自己道义的人吧？” 吴公凭甲科进士中的杰出人才开始出仕，留在曹部，参与福建、山东的藩政，所到之处总有声誉和政绩。他在广西时，凡是财赋的出入、军伍的增减、徭役的多寡、政令的松紧，因时制宜、革除旧弊，都尽心谋划，往往没有不妥善的。即使受到形势拘束、职分阻塞而不能直接施行，也一定委曲周全地寻求办成。公的才能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施展，但道义或许已经稍稍实行了。云南相比广西，颇称为乐土，而且事务的难治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凭吴公的才能，又肯尽心尽力，还有什么道义不能实行呢？我承蒙公教诲已经很久，大概也是有志于实行自己的道义却未能做到的人，谨将这些话写下，来同公相互质正。○为送长兄任临江通判所作的诗序 志向要靠言语来宣示，思念由情感相会而产生。江文通说过：“最令人黯然销魂的，只有离别而已。”何况同胞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切，兄弟相亲之爱深厚呢？长兄在海滨脱颖而出，在京城压倒群才；刚刚试用宰割小邑的才干，骏足正要腾骧。治理百姓正适合施政的要领，制锦正显示学业优长之美；坚强果决而不固执己见，司城和乐而无为，先已显露出辅佐郡政的才能。公文使命令人敬畏，您的体力正当强健；捧着檄文快马奔驰，分掌符节于是出发。沿江而行，面对雪景流泪，指向翼、轸二宿连夜赶路。南浦浮云，引起离别的追叹；西皋落叶，触发聚散的感慨。年岁将尽，人又怎能承受呢？各位宾客僚属都作诗赠送，我这个小弟谨谨地引述这些情意作为序言。○为送陆子传参加会试所作的序 投身功名机会的人，应当驰骋于辽阔高远的思想；希望建立名垂竹帛功业的人，应当摆脱琐碎拘束的行迹。因此终身携带书囊，司马相如在柱上题字，班超投笔从戎，郭丹封存符节，都能慷慨激昂地成就自身，奋发高昂地扬名，声誉流传无穷，通达之士都仰慕他们。所以说：志向是建立功业的根基，所戒在于卑下；方法是成就事务的骨干，所戒在于琐小。鸿鹄的志向，是飞翔于九天之外；不奋力振翼，就不能飞上高天。骐骥的志向，是驰骋万里；不奋力举蹄，就不能到达远方。然而志向要靠时机来实现，功业要由运势来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所凭借的条件就是这样。我年轻时就有不受拘束的志向，中途因获罪而被废弃，世俗之人讥笑辱骂，我却欣然承受。友人陆生子传，独能抛开我的瑕疵污点，与我结成深厚情谊，敞开心扉，朝夕讨论，不只是相互许诺、饮酒宴乐的亲昵而已。适逢子传要参加会试，将在金马门献策，置身青云之上，经过我这里告别，屈尊索求赠言。士人尚未得志时，谁不高谈孔子、墨子，抗论稷、契，羞视管仲、晏婴，鄙弃申不害、商鞅呢？等到得志以后，却平庸苟且，竟然还比不上自己从前所羞视的人，这难道不是志向卑下、方法不慎重的过错吗？” 如今的天子圣明，求贤如饥似渴，打开堵塞不通的门户，开辟特别通达的道路，削除拘束的格套，悬置不按常次的赏赐。这时进言符合圣意就会荣耀，计策被采纳就会尊贵显达，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凭子传的才能，纵横驰骋、奋发凌厉，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只不过要务必扩大自己的志向，谨慎运用自己的方法罢了。我听说：事物有一定能够达到的目标，事情有一定能够取得的成果；捕捉鱼要用网，射鸟要用弋。君子树立志向来等待时机，不因时机而毁坏志向；怀有才术来赴会，不因机会而改变才术。《诗经》说：“远大的谋虑，要及时告知。”请把这句话用来勉励子传。○为送叔兄补之参加会试所作的序 自从党术之教衰微以后，偷薄偏僻的风俗兴起了；乡里的选举废止以后，侥幸求进的习气形成了；论辩的典则毁坏以后，巧诈虚伪的风气盛行了；荐举扬名的道路阻塞以后，炫耀自售的端绪滋长了。上面求取士人，凭的是言论而不是品行；士人回应上面的要求，凭的是文章而不是实际。王道难以施行，已经很久了。古代君子，艺业完备以后才做官，任官必定衡量他的才能；德行盛美以后才享禄，俸禄必定与他的事务相称。先求学而后从政，政事不迷乱，教化就能施行。如今的君子，艺业不讲求，只担心不能做官；德行不修养，只担心不能得禄。学业没有成就，却急急忙忙要从政，很少有不迷乱的。我观察如今士人的习气如此卑下，确实知道王道难以施行。士人开始学习时，老师传授学业，父亲训导方法；他们不肯舍弃章句去钻研，也不肯离开占毕之学去实践；把精力和心思耗在记诵、帖括这些枯燥的事情上，专心致志地谋求在主管部门那里取得功名。取得功名以后，志意骄盈，心气奢侈，每日每月只盼望爵禄品秩的高低大小，如此而已。士人的习气实在太卑下了。古代君子居住在狭小的屋舍中，思虑却周遍四海；生在衰乱的时代，心志却驰骋于黄帝、虞舜的盛世。遇到时机就实行道义，否则就把道义藏在心中，难道只是同那些苟求声誉、利益、富贵、彼此追逐，只求一时快意的人一样吗？” 我的叔父早已有美好的声誉，学业相同，方法相同，志趣相同，大概曾经有志于古人的学问。我袁袠没有才能，却乐于接受贤父兄的教诲。叔父即将参加礼部会试，谨请写下这些话，来征求能够长久相交的言语。○《广交篇》赠董子元

译《易经》说：同类的声音相互应和。又说：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子也跟着应和。凡是有生命的事物，没有不是如此的。何况人呢？如果不凭借交友，怎么能够扩大德业，讲习艺文，修明叙述常伦，发扬声誉呢？感慨交友之道艰难，张耳、陈馀最终凶终，萧育、朱博最终因嫌隙失和；仲叔已经亡故，嵇康、吕安也不再出现，谁来继承美好的交谊呢？从前我稍有知觉以后，便驰骋志向于四方，倾心结交三益之友。后来跟随大夫之后，朝廷中声誉卓著、年高有德的人很多，像云气蒸腾、树林林立，各自依附所趋向的势力，同心合契，实在没有三心二意。难道不是因为声誉和类别不同、道路和轨迹各异，有些人不能强行结合吗？我被废弃以来，隐遁在荒野，门前只有翟公门庭冷落的鸟雀，家中没有窦相那样的宾客。昔日相约白首相交、以青松作信的几位君子，有的如云泥般升沉不同，有的如风中落叶般聚散无常，各自在一方，我忧愁叹息。殷先生说：人的寿命有多长？又凭什么能够再次展开谈话，共同倾吐肺腑呢？上海董氏子元，胸怀开阔畅达，器度爽朗，志向超迈无人可及，意气豪放而不受拘束，又通晓经籍，尤其擅长文章书翰，因此有云间“小陆”的称誉，也有吴下人感叹他使吕蒙自愧不如的评价。像司成陆公子渊、内翰文公征仲，都特别加以赏识，称说他是后起的俊彦。我这个小子，曾经侍奉先大理公，于是有幸结为世交，多次承接他留宿相待的欢情，有话没有不回答的，有赠答没有不回报的。今年春天，子元援引成例参加南宫考试，到北都观光，经过我在横塘的别业，向杨老请教奇闻；我徒然惭愧于侯芭求教的诚意，赠言又像老子一样无从帮助，孔父的美誉也无从增益。唉！煌煌的帝京，雍容的国子弟，衣冠人物汇聚于此，俊杰相互争先，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博览文章、游习技艺，这就好像坐在洞庭之上聆听钧天万舞的乐奏，走近宫门台阶观看美玉珍贝的贡品。同类声音的应和，难道说没有人吗？不过我有所听闻：交友不贵在多而贵在少，难在慎重选择；交友不贵在开始而贵在始终，难在长久敬重。子元出发吧，请把《广交》这篇文章拿去，向有道之士求正。○为送王医士所作的序 吴地风俗崇信鬼神，先请巫师治病，不去求医；装模作样地举行祝祷祭祀，希望早晚见效。家中有中等财产的人，就杀牛宰猪；次一等的就用酒、牲畜、鱼和豆类来祭献，愚昧无知。祸福死生，全都归之于神。病势危重了，才开始拜访医生求治。治好了就说：“神果然给我福了。”没有治好就说：“我侍奉神不够虔诚。”于是认为医生果然没有益处。唉，迷惑得太厉害了！那些知道应当听命于医生的人，又很少遇到良医。因此吴地风俗更加崇信鬼神，而医术几乎废弃不讲。有人说：“吴地没有良医。”唉，难道真是这样吗？鬼神的说法幽暗遥远，我不知道；医学的道理我却知道。针刺、艾灸、砭石、熨烙，参合阴阳、调节宣通，古代先圣先王用这些来救治夭亡之人；大的可以保全君王的身体，小的可以养育民族，黄帝、岐伯所陈述的医理，以及《周礼》中太宰所掌管的医政，总不能诬蔑。为什么要完全废弃而不讲呢？吴地历代以来有许多良医；进入国朝以后，良医更加显著而繁多，其中王氏尤其著名。有一位名叫王宾的人，文皇帝以礼征召他，他没有赴任，抛弃旧日学业改学医，于是闭门搜集各种方书，终于成为专门名医。吴地舍弃巫师而拜访医生的人，一定奔赴王氏家。王氏医术精湛，只要交给王氏治疗，没有不见效的。” 王宾的后代某人，能够世代继承他的事业，近来参加礼部考试，入选在太医院当值。如今将要回乡拜见亲长，我本来就要夸赞他的家世而赠送这些话，同时也用来警告那些在吴地崇信鬼神、先请巫师的人。○赠李仁父序 李仁父任江阴县令，满一年政绩就有成效。凡是台部、监司在常州有事务，都纷纷发下公文。优待、奖励、褒扬、赞誉的话，众口一词。于是丞、簿以下的官员写信告诉袁子说：“县里有贤能的县令，受到当权者知晓，您应该写些话来表扬他的事迹。”而且信中把李先生的政绩叙述得十分完备。我起初对此怀疑，认为如今施政的人，大多粉饰实情以博取虚誉，用强暴来张扬威严，用苛察来炫耀聪明，用激切来显示清廉，用快捷来谋求利益，用谄媚来窥测上意，残酷地役使百姓，只求上级援引；上级正把这种人看作有才能而且贤良，加以奖励，这是如今常见的蒙蔽。李先生受到上官知遇，莫非也接近这种情形吗？江阴距离吴地很近，商旅来往，声誉彼此相闻。等到询问当地人，他们却说：“我们县有贤能的县令，不只是上级知道，下面的百姓也爱戴并尊敬他。他度量宽宏而才思敏捷，心地慈爱而操守坚定，决断而宽恕，宽广而公正，正直而坚固，安静而善治。此前做本县县令的人，实在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当地人赞誉他的原因，与来信所说没有不同。我听到这些话，才相信李先生的贤能。江阴是大县，县令上任还不到一年，监司就认为他有才，同僚就为他称述，士人百姓就怀念他，难道还不贤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当初，李先生与我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在中秘读书。后来他出任分宜县令，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的面。如今他的政务竟然这样卓异，李先生果真是贤能的吧？江阴相比于分宜，土地广大，事务多出数倍；凭李先生的才能治理它，应当没有难以推进的事。以后升任台谏，参与枢机，所处理的事务会有比江阴更重大的。我的愿望是李先生对此务必谨慎。○为赠送乌程县令钱公所作的序 我曾读过老子的言论：“我无为，百姓就会自行教化；我无欲，百姓就会自行淳朴。”这话说得多么精当啊！这是养育百姓的关键。水最为宁静，搅动它就会泥沙浑浊发黄，鱼鳖也不能繁育；树木最为宁静，摇动它就会枝条枯萎，禽鸟也不会来栖息。这就是扰乱所造成的祸患。善于养育百姓的人，只要能够不去扰乱他们就行了。扰乱百姓，百姓就会困苦；善于保养身体的人，也只要能够不去扰乱身体就行了。扰乱身体，身体就会危险。困苦和危险，都不是长寿的道路。因此，眼睛贪看施嫱般的美色，耳朵爱听弦匏之声，口中贪食甘美肥厚的食物，身体贪图纤巧华丽的享受，心思追逐奢侈过度，精气因放荡淫逸而受到损伤，四肢贪图安逸而内心反倒劳苦，这就是对身体的扰乱。使教令繁多，科条琐碎，征求财物严密苛刻，刑罚责罚严酷，文法纷纷产生，胥吏肆意妄为，上级难以明察，下民却容易触犯，这就是对百姓的扰乱。善于养身的人，专心养精而少思虑，节制欲望而调和气息，这以后血脉通畅调和，筋骨坚固强健，身体安定而康健；善于养民的人，顺应民情而不事事治理，安定百姓而不多作谋划，以无为的方式施为，以不言的方式教化，这以后风俗和平，教化兴盛推行，百姓安定宁静。康健安宁，是长寿的基础；长寿高龄，是享福的根本。所以，善于养身的人，知道怎样善于养民；不善于养民的人，也就不知道怎样善于养身。钱侯任乌程县令时，用不扰民的原则施政，希望期限一到百姓便自行教化。在他生日那天，有个叫俞章的人，是袁子的门生，请我写几句话作为祝寿之辞。我知道钱侯善于养民，也一定善于养护自身，所以冒昧把这些话进献给他。○赠龚封君序

译国家制度规定，在朝廷任职、官至七品以上的人，任满三年考核政绩后，可以推恩追封自己的父母。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编成。皇帝已经向各方明白宣告，于是命令百官封赏，便不再拘泥于旧有典制。于是龚子鸣治得以追封他的父亲为修撰，母亲为安人。此前他的父母已经来到京师接受奉养，因此一同接受了皇帝的恩命。袁袠赠给他们的文章说：“礼制尊重尊长、亲爱亲属，君王观察事理的会通之处来施行典礼。既然追封祖父和父亲为王，便顺着人情，把它制定为典章制度。下至公卿、大夫、士，分别授予爵位来任命他们，用训诫嘉奖的言辞来褒美他们，于是为人之道就完备了。儿子如果成为公卿，向上可以达到祖父，官位也相应追及祖父，这是彰显特别恩宠。儿子如果成为大夫、士，向上可以达到父母，官位也相应追及父母，这是表示等级有别。开始追封时，要查考天官的记录来核验他的功劳勤绩，有过失便不记取，于是官吏的资格得以考察。还要由太史依据制度核验他的品行、才能和志向，不可诬罔，于是爵命便尊贵了。因此，贬黜过失以彰明劝善之意，使人懂得怎样做儿子；惩罚虚妄以表彰贤德，使人懂得怎样做父亲。举出一件事情而使众多善行汇集起来，说的就是追封亲属。颁授爵位，是使尊贵者更加尊贵；排列才能，是尊重贤能；尊崇根本，是尊敬尊长；修治亲睦，是亲爱亲属。懂得做父亲，就会教导慈爱；懂得做儿子，就会建立孝道；先懂得做儿子，然后才可以做臣子，从而激励忠诚。所以说：爵禄，是君主用来役使臣子的；服饰和命服，是儿子用来侍奉父亲的。孔子说：‘立身处世，践行正道，使声名流传后世，以显扬父母，这是孝的终极表现。’说的就是追封亲属，说的就是龚子。” ○赠姜征君序 包山是吴会地区的大山，是震泽一带雄伟的镇山，是老氏的幽深居处，也是赤霄的神奇境域。山峦迂回，岭道重叠；陆地延展，原野铺陈。岩洞幽深，堂舍宽敞。山中奇景孕育秀美，灵异之处难以详尽说明。这里既有竹箭、橘柚等物产的利益，又确实盛产瑰伟卓异的人才。文采与质朴相兼而灿然，礼仪风俗淳厚朴实。以耕田捕鱼为业的人安静地出入丘园，身列士流的人在学校中驰名。详细考察这里的土俗风情，大概可以说是美好的了。征君姜公退隐高洁，安居守正，不屈身侍奉王侯，吃粗食而自守。以原宪的贫困为安，以荣启期的极大快乐为羡慕。砍柴采集来供养自己，耕种放牧来缴纳王租。男子耕作，女子养蚕；丈夫弹琴，妻子鼓瑟。福气与长寿正从这里开始，生日也来临了。清洁地斟酒来祭祀神灵，烹煮肥美的小羊来召集族人。各种礼仪已经融洽周备，九种福气也由此安定降临。至于他的子孙，都很有文采。长子努力务农，次子奉行礼法。在胄学中传播兰草般的芬芳，在科场上显露文采光彩。举杯祝寿时，既亲密和谐，又欢娱沉醉。孟子不是说过吗：‘父母都在，兄弟没有灾患，这是第一种快乐。’想到这种天伦之乐，以人事来衡量，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我再申述这些话，祝您眉寿长久。○陆太夫人寿序 陆浚明被贬官到都匀，顺路经过吴下，回来给母亲太夫人祝寿。袁生登上她的厅堂，跪下献酒说：“太夫人已经七十岁了，都匀距离吴地万里之遥，罗鬼之地险恶，浚明难道一点也不在意吗？”浚明说：“这是我的公务，有什么妨害呢？”太夫人说：“这是你的命运，有什么妨害呢？”起初，浚明任职京师时，太夫人曾去奉养他。袁生以世交晚辈的身份，曾到堂下拜见，因此太夫人的美德，袁生知道得尤其详细。所以参议胡公特别敬爱太夫人，便把陆公请到自己门下居住。太夫人善于侍奉父母，使丈夫在内外都严整有序；像她经营安排、约束家事那样，即使男子也不过如此。浚明在太夫人中排行第二，长兄和叔父游学国学，都有盛大的文名。浚明考中进士高第，入中书省读中秘书，授官工科给事中，慷慨陈述政事，每年年终上奏数千言，多被采纳，于是更加感奋自励，弹劾权贵势力，言辞意旨激切正直，毫不退缩回避。两次被下诏关入诏狱，家人正都为他担忧，太夫人却独自高兴地说：‘我儿是言官，职责本来就应当进言；进言而获罪，虽然危险，却也是荣耀。’不久他最终被远远贬逐，太夫人始终没有怨恨，只说：‘我的儿子要谨慎，不要毁掉你的美名。’ 缙绅先生中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慨叹息说：“不只是浚明贤能，太夫人也是一位贤明的母亲。”袁生说：“贞节之士屡经磨难而品行更加彰明，忠臣在时局危急时节操更加显著。”浚明以书生身份大声议论国家大事，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可以称为奇异的男子；如果不是太夫人，谁能成就他呢？俗话说：“居心仁厚的人吉祥多，行善的人长寿昌盛。”假使这话可信，太夫人的寿命就不可限量了。○少司马武陵陈公集序 序说：文章体制的变化已经到了极点！太平时代的文章和顺平正，衰乱末世的文章急促而诡异。所以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难道不是这样吗？孝庙在位时，长沙文正李公以文章倡导天下，天下的士大夫都趋向并尊奉他，说：“李公是当今的韩愈、欧阳修。”后来崆峒李公出现，文体稍稍改变，士大夫们一致同风，学习崆峒子的文章。然而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穷究他的旨趣、进入他的堂奥。如今谈论文章的人，很少不说西京、先秦；等到考察他们的著述，却是文辞艰深，体制诡诞，支离庞杂，对偶俳谐而刻薄尖利，于是文体一天比一天鄙陋。唉！西京、先秦的文章果真是这样吗？袁袠过去任职郎署时，几次跟随陈公谈论文章，后来又在狱中跟陈公受学，曾听陈公论文章说：“文章没有比辨明体制更优先的了。体制端正以后，才用意旨来经纬它，用气势来贯通它，用文辞来修饰它。体，是文章的骨干；意，是文章的统帅；气，是文章的羽翼；词，是文章的光彩。体制不慎重，文章就会庞杂；意旨不确立，文章就会乖谬；气势不充盛，文章就会萎弱；文辞不修饰，文章就会芜杂。这四点，是文章的弊病。所以，去掉这四种弊病，文章才会精工。”如今看陈公的文集，深厚醇正而典雅，质朴却不粗俗，丰富却不污杂；含蓄的气势和铺陈的文辞，都根源于经史，又用义理加以约束。他大概是尊宗长沙李公而卓然自成一家的吧？至于那些当今作文的人，连体裁都辨别不清，却还说自己学习先秦、西京；他们比不上曾巩、胡安国、元稹，究竟又能怎样呢？这部集子共若干卷。校勘者是泰和教授郭恺，开始为它作序的是苏州袁袠。○大中丞胡公集序

译起初我袁袠还是弟子员时，天水胡公来镇守苏州，几次与我谈论文章，并且把原则告诉我说：“文章没有比退之更盛的了，但文章的体制已经变化；诗没有比子美更盛的了，但诗的体制也已经变化。因此文章一定要以六经为准则，其次才取法秦汉；诗一定要以《诗经》三百篇为准则，其次才取法汉魏。舍弃这些，虽然工巧，仍然是抛弃源头而去追逐末流，舍弃根本而去培植枝叶，何况还未必工巧呢？”我恭敬地牢记在心。然而困守章句之学，后来又任职从政，未能完成自己的志愿。古代作者的境界，正如胡公所教导的那样。胡公离开苏州后，有个徐生准备刻印胡公文集流传，托我作序。我把全书反复读了三遍，才知道胡公的著述正是他当日所传授的原则。从前唐代，韦应物、白居易先后任苏州太守，都有惠政，而且擅长文章。如今韦、白的文集都还在：韦诗冲淡玄远，兴致深远而格调高；白诗率直平易，文辞俚俗而义理畅达。世人称他们为作者，但我私下遗憾他们没有穷究根源，只是满足于枝末流派。我浅陋无知，不足以真正了解胡公的文章，姑且把从胡公那里听到的道理写在文集开头，等待有识者来鉴赏。○唐伯虎集序 《唐伯虎集》共二卷：乐府诗总三十二首，赋二首，杂文一十五篇。其中《金粉福地赋》缺失，没有流传下来。唐伯虎，名寅，起初字伯虎，后来改字子畏，是吴地人。年轻时就有俊逸才华，性情豪放不受拘束。家境贫寒，却不经营产业，喜爱古文辞。与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祯卿、内翰文公征明交好，尤其擅长四六文，文思华美飘逸，气韵翩翩而非同寻常。然而他的行为放纵旷达，世人并不以为奇。曾经给吴文定公宽上书，吴公看了信说：‘吴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于是颇在公卿之间替他宣扬声誉。但提学御史方志厌恶他行为不检，准备黜退他。到考试时，大学士梁公储读了他的文章，惊叹认为是奇异的人才，于是推荐为第一。由此声名大振。会试在礼部举行，众人都猜测伯虎还会考取第一，伯虎自己也很自负。江阴人徐经暗中贿赂考官程公敏政的家人，得到考试题目等内容给伯虎看，并请他代写文章。事情败露后，伯虎被逮入锦衣卫狱，拷问之下没有查出实情。此前梁公奉命出使外夷，伯虎曾拿着束帛请程公写文章送给梁公，最终却因此事被论罪发落；他以做吏为耻，不肯就职，于是获准回乡。文征明写信安慰他，伯虎回信自我辩明，这些文章大多收在文集中。此后他更加放任自弃，纵情饮酒，潦倒失意，所写文章多是不经思考的言语，很是粗俗浅薄。有人规劝他，伯虎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我遭到流言诽谤，如同白璧蒙尘，被世人抛弃。即使有颜回、冉耕那样的品行，最终也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即使有夔、龙那样的功业，又凭什么能够实现？只想靠空泛的言论流传不朽，我恐怕会像扬雄作《剧秦美新》、蔡邕依附董卓、李白被永王之事牵累、柳宗元受到王叔文的讥讽一样，徒然成为讥笑和羞辱的材料罢了。况且人生贵在使志意得到满足，何必劳心伤神，以空话苦害自己呢？’宸濠谋划叛逆，想招揽四方有才有名的人，于是派人带着厚重的财帛招请伯虎，伯虎坚决推辞不去。使者来到后，伯虎暗中知道他将有淮南王谋反那样的图谋，于是假装癫狂，用酗酒自我污损。宸濠说：‘唐生不过是妄庸之人罢了。’于是放他回去，使他免于灾难。他经过富春渚时，想到严子陵的风节，慷慨悲歌，徘徊了很久。在桃花坞中修筑房屋，读书灌园，家中贫穷得没有一担粮食，但宾客却长期满堂。他凭借风流文采，光照江左。外表好像奢侈放纵，内心却爱好深沉玄妙的学问，勤奋钻研佛教经典，同时精通绘画。我袁袠年幼时，曾有幸侍奉聆听他的高论，分享一杯酒的欢乐。如今哲人已经远去，九泉之下也不再复生。我抚读他的遗文，感慨地仰慕他久远的功业。于是加以搜集选录，希望大致保存下来而已。○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名宠，是吴地人。年轻时就以超逸的才华自负，广泛涉猎古代典籍，专心研究文章，下笔便写出绮丽的辞藻，豪壮的思绪滔滔不绝。他补入郡学成为弟子员，督学者最为赞赏他的文章，考试时必定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是他的爱好。他参加乡试，往往不能取中，于是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向北游历燕赵，观察朝廷制度，与四方荐绅先生交游，纵论各种见解，文章也更加奇异。回来后感叹说：‘神龙飞升到赤霄，尺蠖却伏在泥淖；黄鹄一息之间飞行千里，斥鷃终日却飞不出蓬蒿。这是因为它们的志向大小相差悬殊，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况且人的屈伸取决于时运，利钝取决于命运。儒者手持寸管，夹着方牍，却能把声名传扬亿万年；那些得志的人，拖着绶带、垂着朱绶，享有高爵厚禄，光耀一时，却不知道生命如驹马奔驰、闪电消逝，自己如浮云、腐草，后世没有称述，这与尺蠖、斥鷃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在石湖旁买田，在田上筑屋，临水作诗，更加窥探古代作者的奥秘，后来患了病。于是到虞山白雀寺养病，把精力宣泄在诗歌中，病势却更加严重。回家不到一个月，终于去世。临死前一天，他梦见两只蝴蝶飞入袖中，醒来叹息说：‘我大概已经不行了。’ 庄子所说的话，大概正是指我吧。唉，也真是奇异啊！履吉的诗起初宗法李白，后来又宗法杜甫，所以内容详实，才力雄健阔大，辞藻篇章华美丰赡，舍弃轻浮纤靡而趋向沉着，尚且偏重铺陈点缀而略少熔铸陶冶。到了《白雀集》中的各篇，兴致寄托又冲淡开阔，构思和声调清新飘逸，于是窥见陶渊明、谢灵运的堂奥，几乎进入王维、孟浩然的境界了。可惜上天抑制了他的进步，有志向却没有完成，所以著述只有这些，但也足以流传。回想我曾与履吉举杯论诗，通宵达旦，认为古人的大雅之作或许可以重新出现，而他竟然已经逝去了。只是遗憾上天嫉妒人才，不肯稍稍延长他的寿命。从前魏朝的曹植，唐朝的王勃、李贺，都因为才华早夭。近代如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沁水常伦、闽地郑善夫，也都没有享有高寿。为什么上天嫉妒人才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上天既然赋予他们才华，又要夺走他们的寿命吗？唉，履吉，古人所说的不朽，不在于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廖学士采风集序

译袁子说：古代各诸侯国大概都有采风之诗。《礼记》说：天子巡守时，就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用来考察节俭与奢侈，核验淳厚与虚伪，使教化一致，使道德统一。自从巡守的制度废止，采诗的官职也消失了。可悲啊！但仍然有轻车使者。自汉代以来，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如今监察方面有御史，将要出使时有行人，其他各司有时也参与其中。然而监察官的职责在于纠察弹劾，行人的职责在于专门应对，其他各司只是勉强共同办事，回来复命而已，这并不是采诗观风的本意。可悲啊！可悲啊！蒲圻学士廖公鸣吾以太史身份出使楚地，巡行各处的闲暇，写成辞赋，扩展为歌诗，首先叙述王制，同时采录民间风俗；山川的平险，古今的兴衰，没有不加以综合概括的。在家人之间可以看见孝友之理，在朋友之间可以看见规劝箴诫的益处。诗声流美，义理中含有赞美和讽刺，辞意又兼有询问民情的意味。因此自己命名为《采风集》。起初歙地有刻本，但体例没有次序。太仓知州杨儒鲁又谋划刻印流传，嘱托我评论并为它作序。读这部集子的人，或许能够得到采诗观风的教化吧！○国宝新编序 大概卜商去世，国子弟子都悲伤；惠施死后，庄子也叹息。人才一旦亡失，国家就困苦衰败。从前魏文帝说：‘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永垂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寿命有时会终结，荣华欢乐也只止于自身，这两件事都是必然会到来的常态，远不如文章可以无穷流传。我袁袠把这句话反复读了三遍，没有一次不流泪。我大明兴起以来，文章的美盛特别超过历代。博学的大儒和巧妙的文士，如江河涌流、云气蒸腾。兴作文教的人，上则取法黄帝、虞舜，下则追猎秦汉晋宋，至于更早的时代，姑且还来不及论述。建国初期，文化尚未开发，虽然气质还保有淳朴，体制却沿袭卑陋。刘宋诸公在金马门从容任职，尚且不能把功业和谋训铺陈得与雅颂相媲美、同一风格。有识之士大概对此深感惋惜。弘治年间，君臣同心，夷夏清平，奇才英哲并驾齐驱，文体才开始变化，奋力追溯上古。那时有关西李梦阳、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彼此内外相应，用文章彰显国家的盛大。如今中丞顾公璘从金陵崛起，与他们相抗并列，文章如埙箎相应，没有人敢分出高下。又有祝京兆允明的宏博，唐解元寅的奇俊，郑吏部善夫的古朴淡远，朱参政应登的文采风致，孙山人一元的清逸旷达，王太学宠的雄健华丽，都太仆穆的冲淡恬泊，景中允晹的醇厚畅达，王宪副韦的俊秀质朴，赵宪副鹤的新颖警拔，都号称名家，素来被称为国家文坛高手，并且都与顾公以道艺相交。如今这些人相继谢世，只剩顾公一人还在；远处想起伯牙断弦的感慨，近处又想到高生打开箧笥阅读遗文的心情。于是辑录他们的遗文，加以刊刻保存，题名为《国宝新编》。把校订和作序的事交给我袁袠。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而变化通达的妙处，存在于作者本人。因此孔夫子说：‘上天将要使斯文丧失，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斯文了。’如今的作者，难道没有人能够参与斯文吗？我袁袠面对这部编书，对斯文的兴盛和衰落很有感慨。本编只收录我所知道仍然存世的作品；从李子以下共十三人，其中陕地二人，河地一人，闽地一人，南畿九人。○中庸臆说序 序说：王道的事业熄灭了，霸术便兴起；圣人的学问湮没了，异端便炽盛。洙泗一带的道统衰微，各种说法纷乱错杂。汉代儒者距离古代还不远，学者各自守着老师的学说相互传授，总的说来还没有大幅背离古道；后来却相互转相支离，越来越失去真实，究竟应当依靠什么来折衷判断呢？宋代诸儒倡导道学，表彰圣学的功劳确实不可抹杀，但训诂繁多芜杂，章句零碎分裂，远远不是孔氏学说的本来面貌。《中庸》这部书，人人各自作解说：谈论高妙的人崇尚虚寂而忽略精微，分析名物的人排斥简约而争论琐细；因此有的失于禅，有的失于俗，结党赞同自己、攻击异己，这些过失是相同的。后来朱熹、陆九渊相互争辩，简直像聚集在一起的诉讼。唉！孔夫子不再出现，谁能知道是非？如果大义没有违背，只是细节稍有不同，又有什么谬误，竟至于相互诋毁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叹息。吴兴施先生聘之，具有豪杰的才质，向往圣贤的学问，沉潜研究汾洛之学，梦寐不忘关学、濂学，曾经从游于余姚王公门下，华美的义理咀嚼得很有文采，学问卓然已进入堂奥。他害怕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忧虑后学没有宗主，于是著成《中庸臆说》一编，怀抱仰望大道而未能亲见的心情，进取求学而希望虚心接受他人的益处；略去前人的成说，抽绎阐发新的所得，既不苟且赞同，也不苟且反对，实在是圣学的关键、古经的羽翼。他认为我这个后生粗略懂得喜好学习，便让我为它的主旨作序。可惜我如从管中窥天，见识浅陋，面对大海而心生疑惑，我对自己的见解尚未确信，私下里有未能充分开拓的遗憾；希望到有道之人那里求正，这是我真正的愿望。○江南春词序 江南是肥沃的土地，吴会是著名的都会；扬州在夏代的典籍中就有声名，湖泽水乡在周代的典籍中也受到夸赞。江海沟渠河流很多，肥沃的水土灌溉山冈丘陵和高地低地，确实繁衍生长万物。赋税贡物雄厚，胜过九州；货物财帛流通于五方。儒者贤人卓越杰出，敦厚地传授公卿弦诵的教化；礼仪风俗和乐平易，沿袭季札揖让谦逊的节操。谈到风流议论，就推重王导、谢安；谈到辞章文章，就沿袭张衡、陆机。美好的风俗洋洋盛大，难以尽数叙述。再加上皇室安宁，户籍人口繁盛，民居鳞次栉比，楼宇交错华丽。人口众多、财富丰厚，便颇有涉于华丽奢侈。服饰饮食和各种技艺，奇巧光耀。游乐歌舞，聚集充满。年年没有空闲的月份，时常没有间断的日子。节令佳辰，往来接连不断。春日阳和时百戏竞陈，欢乐观赏长达九十天。新年开始便献寿，手持简册迎接祥瑞。剪彩镂金，彼此赠送以夸耀胜负。燃灯张乐，争相赛会紫姑神。因此水边山角，车舆相连，画舫并行。杨园花墅，重重楼台，筵席相接。阊阖天门一带，市街尘嚣喧闹；虎丘灵境，游人接踵直到山岩之旁。儿童和成年男子成行，歌妓姬妾侍立成列。娱乐心情，放纵眼目，迷乱情感，荡动心志。虽然有违雅正教化，也足以显示这里繁华聚会的盛况。有元代倪隐君，天性高洁，文章有文采。家本在江南，撰写《江南春词》二首，颇能叙述乐土的情怀，同时也寄托黍离之叹。词的韵味和主旨清新深远，确实是雅正的作品。我们吴地的前辈追和这些词，有的叙写宴饮游乐，有的描绘当地风土，有的抒发自己的志向，有的吟咏闺中情怀。金声玉振般的作品相继演奏，缃帙白纸上的篇章日益积累。我袁袠没有文才，也曾在篇末续作，并邀请同道朋友，共同抽绎发挥其中余意。大概只能说比完全不作要好一些罢了。○粤稿序

译我袁子居住在百粤一年多，抱病勉强起身，周游三江；讲学读书的闲暇，有时凭借琴歌自我娱乐，安然得仿佛将要终身住在那里。后来叹息说：‘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即使守关击柝，也不能苟且求取俸禄，我做官难道是为了贫困吗？’于是上书请求辞职，奏章一再上呈。圣明的天子怜悯我，下诏准许我告老还乡，于是拂衣渡过清湘江，顺流而下经过洞庭、长江，登临衡岳、匡庐、九华，观览岳阳楼、黄鹤楼、赤壁、小孤山的胜景，探寻奇景，进入幽深之处，远望极高之地，悠然兴起千古的情怀，超逸的思绪飞入云天。沉重的疾病顿时痊愈，回来后隐居横塘，堵塞蒋诩的小径，灌溉于陵的园圃，一张琴、一部书，且耕且渔，仰慕夷、许，逍遥遨游于自然之中，实在不知道无怀氏、大庭氏究竟谁先谁后。唉！人人各有志向，假使上天借给我寿命，使我不至于立即填没沟壑，还能竭尽精力和思虑，写成一家之言，以完成河汾之学业，那也未可知。这篇稿子想来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地方；不恭敬地抛弃它，是因为我不愿意到死后还没有声名。同心的君子，希望借此加以鉴察。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之十四 ●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代吴郡胥台山人袁袠，字永之著。长洲后学、外甥葵亭张炳忠，字荩甫校订。记 ◆记 湖州府学尊经阁记 迁尹和靖书院记 长洲县学射圃记 广西副总兵公署续题名碑记 嘉定县令题名记 游玄墓诸山记 游张公善卷洞记 游金焦山记 游西洞庭山记 闻溪草堂记 菰城草堂记 游桂林诸山记 游乳洞记 游朝阳淡岩记 游浯溪记 游南岳记 游匡庐小孤山记 游九华齐山记 池阳观龙舟记 ○湖州府学尊经阁记 湖州府学的尊经阁落成了，太守陈公瓒谋划立碑，诏远于是命令教授陈子祥麟把情况告诉我袁袠，说：“湖州设立学宫，大概从汉代就开始了；至于尊经阁，却是今天才创建。治理政务的人致力于建立教化，敦厚教化的人致力于端正经学。经学端正，统纪就统一；统纪统一，百姓就受到劝勉。创建这座阁楼，是为了树立教化。它的规模宏大，工程艰巨，希望您为它作记。”袁袠说：“尊崇经学，是世道衰败以后才需要做的事。先王开始建立教化时，扩充学校来联络人才，选择老师来推行规范，树立德行来尊崇伦理，尊重年长者来学习谦让，考察学业来确定功绩，奖赏赞誉来劝勉善行，威严刑罚来惩戒过错，这就是教化兴盛的原因。世道衰败后，文辞繁多而虚伪滋长，言论混乱而本质败坏，政务庞杂而纲纪败坏，礼制丧失而风俗偷薄。圣人于是述说上古的训诫，修明先王的事业，衡量礼义的中正，考察因革的时机，确定性命的准则，用来引导百姓趋向正道，于是六经产生。经，是用来让百姓知道常道的，是扶持教化、挽救衰败的根本。末世典籍纷乱，训诂繁多兴起；学习章句的人鄙陋而少有成效，追逐辞藻华美的人浮靡而忘掉实际，争论异同的人好辩而不合实情，这三者是背叛经学的大患。上位者对此感到忧惧，于是尊崇经学来向百姓表示，百姓才不再迷惑。所以说，尊崇经学，是世道衰败以后才需要做的事。”尊经阁于嘉靖丙戌年秋季开工，戊子年夏季完工，高五丈有六尺，长宽八丈有三尺，延展的数目与高度相等。木石等五种材料的费用，总计一千二百有余。如今中丞刘公士元巡按湖州，实际开创了工程的基础；后来冯公、曾万公、云鹏丈量土地、筹集材料，扩大四角范围，计算工役，经营规划三年，工程终于完成。协助办事的是乌程知县邬子绅、戴子嘉猷；归安知县戚子贤负责督办工程；训导张子文在阁楼左右修建颜鲁公、任孝子二祠，戴子所负责的是续建部分。祭祀颜鲁公是为了劝勉忠诚，祭祀任孝子是为了劝勉孝道；忠孝，是经书的教训，把二祠附设在这里，也正是尊崇经学的意思。○迁尹和靖书院记 和靖书院原来在虎丘西庵，遗留下的地基已经长期湮没。天水胡公缵宗来镇守这里，在考察道理的闲暇，深怕它荒废湮没而使前贤蒙羞，也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于是就在旧址建祠祭祀。又因为那里偏僻在郊外，求学的人很少到达，便把祠堂迁到龙兴寺，在门上题写“和靖书院”，在堂上题写“三畏”。排列屋柱环绕屋檐，悬挂敬奉之物、安置神灵；看到儒者衣冠，便令人肃然起敬。又把香火托付给僧人管理，担心日久逐渐懈怠，于是选取县学弟子员，在这里鼓琴诵读，修习皇王的事业，趋向孔孟的轨道，以免忘记和靖先生的志意。胡公公务之余便来游览，手持经书分析疑义，亲自督促学习，在堂上设置祭祀用的俎豆酒爵，在堂下悬挂夏楚、朴棰等教鞭；由学官督理，以科条申明规范，将使四方以此为法，让后世传说这是“荪湖之教”，难道不能再次出现吗？这就是胡公的志向。当初，尹肃公拜伊川为师，是程门的高弟子；遭逢宋朝国运不济，全家受到金人首领的祸害，他投水沉渊，逃避刘豫的征聘，在这里振兴教化，最终却困穷而死。他所居住的斋舍亭台又毁坏坍塌，使他当时不能实现志向，后来又将不为后世所知，实在可惜！胡公这次举措，大概兼有三种善处：驱除淫昏之鬼，以排斥异教；尊崇往日贤哲，以修明典章法度；振兴学校，以教训整齐众多士子。后世之人如果能够遵循旧有典章，时时加以敦促劝勉，使它不致遗失败坏，那么《观旗》一篇就可以与《閟宫》相配了。各位学生诵读、效法孔子，却不知道相互以古道劝勉，那还依靠这里做什么？书院建成后，胡公命令我袁袠记载这件事并刻在石碑上。○长洲县学射圃记 听说长洲县学原来有射圃。孙侯视察学校的第二年，整顿统一法度轨则，兴修礼仪文教。士人已经受到风气感召，于是考察旧有典章，遵循经典训诫说：‘如今射圃荒废不治，已经完全成为灌木荒草之地，凭什么考察德行呢？这件事在我身上。’于是就在礼殿东边的空隙处选择土地。砍除遮蔽的杂草，清理砂砾；丈量材料，召集工人；寻取木材，计算工役；凝聚泥土，揉制陶土；使地基有高有低，分辨台阶和位置；按方位画出射侯；筑起高台和厅堂；修整门柱和屋檐，张设茶具，射圃便建成了。于是嘱托我作记。《尚书》不是说过吗：‘设置射侯以彰明德行，在虞庠学习，在泽宫考察。’礼射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朱色标志并没有改变。大明兴作文教，近来和乐融洽，承平已经很久，但法令禁约渐渐松弛，学校崩坏倾颓，弦歌诵读消失停息，污草滋生、蠹虫侵蚀，讲习没有场所，又怎么能有射圃来造就君子呢？有人说：‘孙侯大概通达礼制了。’如今天下掌管典章教化的人，都像孙侯这样，礼教大概就会兴盛吧？所以记下这件事，用来记载废弛后的恢复，也让后世之人有所考察。○广西副总兵公署续题名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