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集卷二

译《论庙谋疏》第一，不要让浮泛的言论动摇。臣曾经论述过：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遇到有利的事情不可能不高兴，遇到有害的事情不可能不害怕。只是他们处在利害关头时，即使高兴也不显露高兴的样子，即使害怕也不露出害怕的迹象，所以别人无法窥见他们的虚实，也无法测知他们谋虑的深浅。为什么呢？因为平日谋虑已经确定，所以不动摇；平日涵养已经深厚，所以不惊慌。那些轻易流露喜悦、突然表现恐惧的人，都是谋虑没有确定、涵养不够深厚，因此在仓促迫切的恐惧中，利可以使他受惊而行动，害可以使他受胁迫而改变。唉！天下的变乱，产生于有可以乘隙而入的间隙。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深深隐藏喜怒的端绪，弥补裂缝和空隙来秘密保护自己的内心，使人探察他却不能抵达他的深渊，叩问他却不能揣度他的关键，即使穷尽搜寻、曲折观察，也不能得到他的要领。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强邻悍敌，也只能徘徊退缩，不敢把心思用在侵犯我们上面。臣观察古代谋取别国的人，总是先用利益诱惑它，再用祸害恐吓它，就是为了寻找它的间隙。有些人不能堵住别人寻找间隙的道路，反而打开别人进入的门户，内心的喜惧之情洋溢出来，表面上也显露无遗，所以落入对方的计谋而不自知。这和把一个人捆住后主动把手脚交给他有什么不同？又像盗贼就在门外，自己却打开门闩一样。这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糊涂了。从前秦国人想用十五座城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人虽然舍不得交出璧，却高兴能得到城。后来璧已经送入秦国而城却没有割让，赵国人便仓皇带着璧逃回去了。秦国人怀着虎狼般的心肠，想把诸侯全部吞并、主宰天下，他的志向难道在一块璧上吗？他不过是借此试探赵国；赵国人相信了他，秦国人本来就已经探知赵国的内情了。因此他后来暴虐傲慢、凌辱劫夺，直到发动战争也毫不顾忌，大概是知道赵国没有能力有所作为。楚国国君攻打宋国，宋国不屈服，楚国便命令军队说：“筑屋耕田，准备长期驻扎。”楚国哪里真能筑屋耕田呢？为什么呢？楚军跋涉千里来攻打别国，而强大的晋国又蠢蠢欲动，楚国形势孤立、内心动摇，必定不能长久。可是华元没有看出楚军的真实情形，震惊忧惧、忐忑不安，奔走求和，好像连一天也不能等下去；这样一来，楚军的形势就不得不屈服退回楚国。这两个国家，起初都没有显露出导致自身衰弱的形迹，却不能自行堵塞自己的间隙。近来有人传说北朝想归还河南之地，臣从士大夫那里听到，他们认为朝廷已经变了脸色，彼此庆贺。后来又听说北朝想迁都汴京，臣从士大夫那里听到，他们认为朝廷惊愕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河南归还、汴京迁都，这两件事的利弊，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出来。为什么呢？古代放弃土地有三种情况：有的是不能占有而放弃，有的是得不到任何利益而放弃，有的是相互交换而放弃。这三种情况，如今北朝都没有。臣本来就知道河南不会归还。然而这话之所以传出来，臣担心北朝的计谋是用利益诱惑我们，试探我们高不高兴。古代迁都也有三种情况：有的是因为遭受兵火、残破不堪而迁，有的是因为邻国敌人窥伺而迁，有的是因为地势狭窄逼仄而迁。这三种情况，如今北朝都没有。臣本来就知道汴京不会迁移。然而这话之所以传出来，臣担心北朝的计谋是用祸害恐吓我们，试探我们害不害怕。这正是如今堵塞间隙的时候，喜惧的形迹怎么可以轻易显露出来呢？臣读《东晋谢安传》，详细观察他处在利害关头时的表现：面对苻坚入侵而不恐惧，谢元取胜而不喜悦【案：谢元的“元”字，是宋代因避庙讳而改的】，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认为后世君子都比不上他。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平日谋虑已经确定，涵养已经深厚，所以利益不能诱惑他，祸害不能恐吓他。天下的事情，用文饰来修饰，就显得文雅；用威严镇定来压住，就显出器局。比较这两者的轻重，宁可文雅不足，也不能没有具有器局的君子；天下和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这样的人。第二，不要被小利所动。臣曾经说过：应当安静地观察利害的变化，揣度轻重，衡量多少，选择危害较轻而利益较重、危害较少而利益较多的事情去做。即使偶尔会违背世俗的看法，本来就应当有所不顾。为什么呢？天下的利害在幽暗难明之中纷乱反复，想抓住它却看不出形状，想追寻它却无法探究源头。然而轻重自有确定的趋势，多寡自有确定的数量，并不难知道。如今用铢、两、钧、石来观察衡器上的重量，铢不如两，两不如钧，钧不如石；用龠、合、升、斗、斛来观察容量，龠不如合，合不如升，升不如斗，斗不如斛。善于处理利害的人，就像衡量铢、两、钧、石，测量龠、合、升、斗、斛，在毫厘之间深刻辨明，在勺、撮之际曲折分辨。只是世上的君子，内心不平静、意气不安定，处在高位就被名声迷惑，处在低位就被利益惊吓，所以轻重的确定趋势、多寡的确定数量，全都惊惶迷惑、颠倒错乱而不知道。晁错削弱七国，朱异接纳侯景，杨国忠使安南臣服，这些事情从前就被认为是利一而害百；利一害百，即使儿童也知道要避开而不做。掌握天下权柄，却还不如儿童有辨识力，也可以说是极其愚拙了。臣曾经十分佩服防昌宰相李德裕善于处理政事，认为这不是平庸之才、寻常智慧所能达到的。乌介可汗饥饿困顿，不能振作，退浑、党项请求带领部落去攻打他，便通过天德军使田牟提出这件事。李德裕说：不可以。沙陀、退浑不值得依靠，他们见到利益就前进，遇到敌人就逃跑，谁肯真正为我们所用呢？天德军一向弱，以一座城同强敌交战，必然失败。黠戛斯派人来说要攻打安西、北庭，武宗想求取那两地。李德裕说：不可以。安西距离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从前河陇是我们的郡县，所以还能在紧急时调运河陇的物资；既然已经归入吐蕃，那么从哪里征发？从哪条道路运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唉！有诛灭敌人的便利却不进攻，有取得土地的形势却不夺取，这是平庸之才、寻常智慧所谓的错失时机。李德裕之所以能把握轻重，是因为非常明白；能衡量多少，是因为非常精确。他认为，诛灭敌人而由此引发事端，不如不诛灭；取得土地却耗费财力，不如不得到。所以别人认为可以，李德裕却认为不可以。而如今谋划利害的人不是这样。近来括取沙田、登记铜器，这种利益已经是末小的了。

译臣听士大夫说，沙田的数量按石计算，租税按缗计算，大概不过十几万；可是淮浙西路的百姓叹息、愤恨得更加厉害。无法忍受的人，竟把天下所有铜器都送进炉冶熔化。有人认为，经过风餐土食之后，又经过柴薪烹煮、烈火熔化，铜器未必有利于铸钱，而百姓的器用却被一扫而空。这两件事，都是因为些微的利益，却招来天下人的怨恨，难道不是谋划利害的人不揣度轻重、不衡量多少的过错吗？臣听说天下的人，谁能都使自己的意愿得到满足？如果我们的事情完成并取得功效，功成之后又有利益，那么即使早晨有人诽谤、晚上有人非议，本来就有不必理会的地方。如今所谋划的，付出百分之百的劳苦，却还没有得到一分收获，天下已经纷纷议论而无法禁止。臣私下认为，善于计算利害的人不会这样做。《论举能疏》第一，宽待大臣。所谓宽待大臣，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古代的大臣，内心操守不感到危险，处理事务不有所顾忌，因此能够从容闲暇而有所建树。如果让大臣降低身分去迎合小吏，畏缩不安，常常像有人牵制他的手肘、踩住他的脚一样，左顾右盼，只怕别人抓住短处、据此非难他的后事；坐在朝堂上，凛然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上一样。在这种时候，只有那些没有能力、没有才干、贪慕恩宠、保全爵位的人，才能厚着脸皮安坐在大臣之位上；而奇杰大度的人，明明有做事的才能，却被小吏的法规束缚，也会提起衣裳离去，不再顾虑。因此天子对待大臣，应当让他们施行措施、处理事务，不完全拘束在绳墨规矩之内，偶尔从中斡旋、提携，以震慑天下人心。既然已经做了天子的大臣，就应当敞开心胸、直露内心，和天子共同推行无所疑虑的意志；不能用曲折的廉洁、琐细的谨慎来使自己免受众人议论，侥幸求得长久安稳而不被夺职。曲折的廉洁和琐细的谨慎，不是大臣应有的体统。他们的贤能不过如张禹、孔光；不肖的甚至如苏循、赵涉。至于那些敞开心胸、对君上毫无疑虑的人，便成了伊尹、周公；次一些的，也不失为杜黄裳、李德裕。天下人只看见王莽、杨坚一类人窃取权力、夺取国统，便以为凡是做大臣的，都不可以有所作为，却不知道王莽、杨坚这类人本来并不会世世代代都有。如果这样，臣下就只能拱手不动、闭口不言了。从前尧、舜询问四岳说：“谁能够治理洪水？”四岳回答：“鲧可以。”又问：“谁能够继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舜可以。”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即使尧舜也料定他不可任用，可四岳却把这样极不肖的人，勉强充任最重要的责任。从今天看来，必定会说这是误国；把天下交给一个人，难道是小事吗？四岳又突然推荐身为下位平民的舜，让他上居天子的正位。从今天看来，必定会说这不是应该说的话。古代君臣相处，能在形迹之外忘掉机心；小的过错不责备，宏大的言论不发怒，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的功业。如今的大臣为什么这样过分谨慎呢？平日议论推荐人才时，有谁才气雄浑，足以担当重任、走长远之路？有谁议论慷慨，足以筹划安定、考虑危局？有谁才干明练，足以处理繁杂事务、解除纷乱？依臣看来，他们不是靠雕琢文章、描绘辞藻取得科举功名，就是固守自身、畏惧事务、只求少犯过错的人。那些雕章绘句、取得科举功名的君子，称作浅陋的儒生；那些固守自身、畏惧事务、只求少犯过失的，君子称作庸人。这两类人都不是天子的大臣应当议论推荐的对象。然而这两类人虽然不足以成就事业，却也不足以连累别人。大臣议论推荐人才却只选出这两类人，难道是只取他们不足以连累人的一点，而不顾他们不足以成事吗？害怕马奔跑跌倒，寻求不会奔跑跌倒的马，本来可以了；若竟然选一对木马来乘坐，还说“我是害怕它们奔跑跌倒”，不也太过分了吗？臣不敢妄自诋毁大臣的荐举，只是担心他们内心操持得太过危险，处理事务顾忌太多，于是竟选取木马式的人进入其中。要使大臣内心不感到危险、处理事务不存顾忌，没有比陛下稍微宽容、略过他们的小过失、只以大原则要求他们更好的了。使大臣逐渐放下背上的芒刺，从容宽舒，把心思放在法律条文之外，专心搜求天下英伟豪杰的才干，他们一定不敢只把荐举当作空文来敷衍、堵塞皇上的意旨。臣愚见认为，允许他们在小事上稍有放纵，正是为了使他们在大事上有所畏惧。第二，控制私人感情。所谓控制私人感情，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古代有才就进用，没有才就退黜。天下所有人才的升进和退黜，全都不出这两种情况。如今有才和无才的进退，都不再以才能为依据。古代士大夫都在学校中受到涵养和熏陶。司徒所说的选士，是士人中的优秀者；学校所说的进士，是造就之士中的优秀者；司马所说的辨论官材，又是进士中的贤能者。天下士人聚集起来奔走追求天子的爵禄，只有优秀而贤能的人才能得到。所谓优秀，是比常人突出；所谓贤能，是超过常人。至于东边寄居、西边受困的人，都是安于作恶而不肯改变的人。这就叫有才的人进用、无才的人退黜。到了后世，有才和无才混杂在一起，而所谓升进和退黜，只看他有没有势力。有势力的人不担心自己没有才，无势力的人即使有才也不能成功。因此爵禄这个公共器物，聚集到了权势者的私人门庭。这是形势造成的。所谓控制私情，不是强行压制权势而恢复正道，而是使各种势力趋于均平，不偏向一边。所以祖宗制定荐举的格式，是为了均衡天下人才升进和退黜的势力。如今的法令，大体上从迪功推升，必须经过三次削减资历后才能升迁，称作“关升”；从从政推升，必须经过五次削减资历后才能升迁，称作“改官”。上级应当荐举的人，以奏章计算，每年有确定的数目；以人数计算，每年有确定的名额。这样以后，有势力的人有所限制，不能任意施展；无势力的人也能逐渐按次序升进。臣所以说，祖宗这样做是为了均衡天下人才进退的势力。从今天看来，升进和退黜的势力起初并没有均衡，并不是法令本身有弊病，而是法令被人压倒了，不是人能够胜过法令，而是人被私人感情压倒了。凡人的感情，有所畏惧就有所逼迫，有所爱护就有所牵制。受逼迫的人和受牵制的人相互胜过，天下的公法就会顺从一个人的私情，这是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比如某人拿着某人的书信去拜见某人，这一定是有所凭借。凭借越重，回应就越快，这叫作“应副其求”。又像拿着契券领取偿付，回应他就像从怀中取出东西给他一样。有某道奏章却不敢使用，有某个人却不敢荐举，说是日后将无法回应权势者的请求，这叫作“准备”。宁可忍住不发，等待将来有急需时再回应。

译某人向某人祈求，请求推荐某人，于是某人也向某人祈求，请求推荐某人，这叫作“换易”。内中有不能酬答、不能依从的，便找借口说：“某人的债还没有偿还。”或者委派某人办理某件事，先对他说：“这件事办成，就用某道奏章荐举你。”或者让某人经营某种物资，暗中嘱咐他说：“某种物资送到，就用某道奏章荐举你。”这叫作“酬劳”。有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不但不荐举他，反而还给他加罪。这四种弊病，概括了内外流行的过失。臣曾说：应副的弊病、准备的弊病，产生于畏惧和受逼迫；换易的弊病、酬劳的弊病，产生于偏爱和受牵制。臣愚见希望陛下明确告知应当荐举的人，荐举某人时就列明实际情况说：“臣因为某件事而荐举某人。”既然已经把姓名上报，就把京秩以上的交给给舍，京秩以下的交给都司；审查其荐举的理由并驳正不当之处，确定之后交给御史，来查究其中的奸弊。这件事虽然繁琐，却可以控制人因畏惧和偏爱而产生的私情，或许能使他们有所忌惮，不至于大肆放纵。如今有人说：“这没有用。”设置藩篱、加固门闩和锁钥，即使不足以抵御盗贼，难道不仍然胜过拆掉藩篱、打开门闩锁钥，听任盗贼自己进来吗？因此说它没有用，是不可以的。《论驭臣疏》第一，不要把恩惠用尽。臣曾经论述过：圣人使天下人服从自己，只因为自己不指望别人，而别人不能不指望自己。因此才能激励天下才俊豪杰之士，使他们奔走劳苦，终身不感到厌倦。天下的才俊豪杰之士，为什么愿意终身奔走劳苦而不厌倦呢？因为他们深深仰慕某种东西，却不能立即取得；有可以取得的途径，却没有必定取得的道理。想进身，就有阻隔；想退去，又有舍不得的地方。圣人默默隐藏自己的顾盼、皱眉和微笑，天下人却争先恐后地为他效劳，而圣人始终淡然，从未向天下有所求。如果天下的才俊豪杰稍微有了一点长处，便挟持自己所学的本领向君上邀功，昂然自以为天子一天也不能没有自己；天子只顺从他的欲望，他也自得地认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个人。天子认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个人，这个人也就认为天子一天不能没有自己。这样一来，即使黄帝、尧、舜也不能号召天下了。唉！天下确实不能没有才俊豪杰之士，却不能让他们失去这种主动的机缘。因此圣人驾驭才俊豪杰之士，少用恩惠而确实依靠法度。大体上应当使君主认为自己依赖你的地方很轻，而你所托付于君主的地方很重：我可以没有你，而你不可以没有我。这样，圣人所凭借、所依靠的力量就很重而不会轻，这就叫作掌握主动权。从前汉高帝以平民之身突然兴起，和秦、楚争夺天下，他所借重、作为心腹爪牙的，只有几位豪杰。然而高帝把功劳算到铢、两、钧、石那样分明，尺寸也量得清楚，从未用什么办法使他们的心意得到极大的满足。攻下某城就得到某地，击破某个敌人就赏赐某种爵位；否则一年到头也不升迁。即使把整个齐国交给韩信，他还迟迟不肯马上给予。汉高帝并不是吝啬，而是认为自己的官爵终有穷尽之时，土地终有用尽之时。他还要使那些有时会穷尽的官爵，常常像没有穷尽一样；使那些有时会用尽的土地，常常像没有用尽一样，让豪杰之士共同在无穷无尽中迂回周旋，却自己不知道其中的限度。这本来就是汉高帝善于统率将领的原因。唐明皇宠信一个安禄山，使他从营州都督经过十次升迁做到宰相；又使他所统率的平卢一军增加五次，并兼领三道的军队。安禄山的才能还没有用尽，而爵禄已经到了尽头。臣听说，驯鹰的人，搏击的权力在鹰，

译饮食的权力在人。因此鹰对于人，常常不吝惜自己的搏击力量，用它来换取饮食。鹰所凭借的资本在于搏击，而人对鹰则非常珍惜供给它饮食的资本，用它来换取鹰搏击的力量，然后才能役使它。有一种浅薄的养鹰人，战战兢兢，唯恐鹰不能使用，于是野鸡、兔子、鸡、老鼠每天都陈列在鹰面前；这样一来，鹰还不飞走的很少，哪里还肯为我竭力搏击呢？唐明皇对待安禄山，就像养鹰而把它喂饱一样。臣曾经论述，安禄山的叛逆计划在天宝中期已经萌发，然而他隐忍涵养，等到爵禄无可再升之后才发动。因此役使天下豪杰之士，必须使他们的才能有尽头，而我的爵禄却不能穷尽。如今的大将，平时没有战事，只是替天子统领军队而已，并没有攻城夺地的功劳，也没有驰骋疆场的劳苦，却无缘无故地升一级官阶、加一种职务。如今的大将，大多已经不是小官；这样不断升迁，不出几个月就可以达到人臣的最高地位。从前曹彬攻克江南，太祖皇帝舍不得把一个节度使授给他，恳切地留着这个爵位，等待巴蜀平定。狄青在交、广追击侬智高，议论者想用枢密使来宠荣他，只有宰相庞籍认为西北还没有平定，将来再有大功，又拿什么赏赐他呢？这都是深谋远虑，认为宁可让他常常有所不足，也不能让他安然自满于已有的富余。如今却无缘无故地把爵禄用尽，为什么呢？况且天下从来没有永远没有缓急的情况；在无事时把爵禄耗尽，到有事的时候又凭什么役使他呢？臣担心他的才能还没有用尽，爵禄却先已经用尽了。第二，不要主动打开间隙。臣曾经论述过：天下的祸患，开始时有间隙，形成时有形势。它刚开始出现时，压住它就会坠落，转移它就会散开；稍微放纵而松弛，它又会来回聚合，忽聚忽散、绵延不绝，使人可以疑惑，也可以欺骗，这就叫作间隙。等到它形成之后，在东边压制却在西边产生，在内部抑制却在外部振作；用尽力量攻击它，力量越穷尽，祸患反而越炽烈，这就叫作形势。天下的祸患，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它发展到形成形势的地步。祸患一旦形成，即使有敏捷的人，也无从下手。唉！世上的君子用来应对天下变化的办法已经很多，唯独堵塞间隙最难。他们的智慧并非不足以知道，却认为既然知道了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为什么呢？看见它的征兆却没有察觉其显著的发展，看见它很小却没有推究它可能扩大的程度，看见它从哪里产生却没有追究它最终会发展到哪里。这三种情况，就是拱手等待变乱。臣思考这件事，荷坚的宠信、鲜卑李林甫任用边将、仆固怀恩割裂河北、杜元颖和崔植放纵朱克融，都是明明看见间隙却不加弥缝补救，不能堵塞变乱。他们近的导致国家覆亡、自己丧身，远的造成数百年不息的祸害。臣曾经秘密考察天下的祸患，它的形状像长江大河：正当水势激荡，仿佛有所泄出却还不能溃决；凝滞不动，仿佛有所郁积却不能发泄；它回旋曲折，在内心暗中积蓄愤怒，早晨搜寻、晚上探求，寻找驰骋奔冲的道路。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替它加高堤防来减弱暴势，引导支流来泄去溃决之水，它的势头必然咆哮腾跃，浩荡四出，毁坏城郭，吞没山陵谷地，无法治理。然而天下人不能完全了解水的情势，习惯于它的平静流淌，忽略它暂时没有事变，认为没有什么可怕，这就等于引水在天下横流。臣观察汉、唐末年，都是宦官摧残国内，胁迫君主，残害公卿，对外招引奸雄，勾连盗贼，以至于天下一起喧然兴起，纵横奔突，最终天下大乱而无法控制；其惨状大致如此。臣曾经细究源头，似乎开始时很微小。汉朝自窦宪兄弟窃取威权、玩弄权力，而郑众因此立功，所以臣认为汉朝宦官的间隙从郑众开始，在孙程、曹腾时形成

译，到曹节、王甫时达到极点。唐朝自安南、林邑侵扰，而杨思勉因此立功，所以臣认为唐朝宦官的间隙从杨思勉开始，在李辅国、仇士良时形成。

译国家在宣和末年、绍兴初年，因宦官而招致祸乱，两次发展到极点；到如今也稍有减损了。平时广泛积聚货财，放纵享受娱乐，穷尽美味，这是近习之人的常态，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臣唯一担心的是，他们争相拉拢朝士，把朝士当作门人；这种趋势就不能不加以控制。况且民间的议论，认为某人的升进是某人主张的，并不只是没有根据的传言。仔细察看其中的迹象，也并非没有证据。为什么呢？天子的秘密防范有时泄露而传到外面，人臣的私人请托有时刚提出便迅速得到回应，不是这些人又是谁呢？唉！天下的事情，有聚集就必有分散；关系过分亲密，就必然有关系过分疏远。唐朝自开元年间，高力士引荐宇文融、杨国忠、韦坚、王鉷，使南司和北司合为一体。自永泰以后，元载杀死鱼朝恩，使南司和北司分裂为二。二者合并时，南司借助北司成就奸谋；二者分裂时，南司又因北司而制造事端。这是形势相互激荡，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如今不要让它们合为一体，那么日后就不至于分裂为二；这一点是陛下不可不留意的。《雪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雪山集》卷三 宋王质撰 奏议 《论固本疏》第一，重视淮地。所谓重视淮地，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有三镇之后才能守住黄河，有两淮之后才能守住长江。长江依靠两淮，就像黄河依靠三镇，都是用来在外部设置屏障、在内部闭锁门户的。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强邻悍敌彼此隔着藩篱而分出你我，大概没有一年没有边疆战事的警报。然而建康从来没有听到西北金鼓兵器之声，长江也从来没有沾染西北战马的气息。即使苻坚倾尽天下兵锋，把全部锐气投入一击，最终也在淝水受阻而停止。宋文帝与佛貍相抗，佛貍的军队并不是脆弱的敌人；他们冲荡飘忽，一天之内就抵达瓜步，几乎和建康遥遥相望，然而不久便徘徊退避，好像一天也不能停留。因此臣认为，晋朝之所以能保住江左，是因为两淮能够挡在它的前面；佛貍之所以不能越过瓜步，是因为两淮能够在它的后面牵制它。国家渡江初期，形迹尚未显著、内心尚未安定，所以虽然有两淮却不能守；和亲之后，誓约已经确定、约束已经明白，所以虽然有两淮却不敢守。然而不能遮蔽淮地，终究也不能遮蔽长江。如今沿江的屯驻军队有四处：一军驻在鄂州，一军驻在池州，一军驻在建康，一军驻在镇江。平时没有战事，四处形势相联、气势相接，可以扼守要冲、堵塞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上下数千里之间，集中兵力则分布不够周遍，分散兵力则力量不够多。所以臣认为，遮蔽长江没有比先遮蔽淮地更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淮地果真能够遮蔽长江，而是把军队连接布置在前面、在后方等待敌人，这样守卫就牢固，应援也从容。军队中，一人穿重铠，一人穿单铠；穿重铠的，即使一层铠甲被刺穿，还有另一层铠甲存在，穿单铠的，一层铠甲被刺穿就会直接伤及肌肤。然而今天的谋划，有遮蔽长江的实际，却没有遮蔽长江的名义；有实际而没有名义，我们可以得到利益，对方却不会惊觉，这一点不可不仔细讲求。如今两浙州郡的士卒，逃亡的无人捕捉，留下的也没有多少，因此只有兵籍而没有实际兵员；用来供应官吏、守卫府库、传递邮驿的人员，全都不能按数额配备。这样，不如用供给差役的名义增加州郡士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加倍。如今两淮土地空旷、人口稀少，郡县孤立衰弱，因此有违禁贩运茶叶的商人出没其间，从江西发源，势力波及江北，曾经震动郡县，但力量不足以制服他们。这样，不如用防御盗贼的名义增加巡检的土兵、尉司的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加倍。小县的弓手一百人，大县加倍。一路有几个州？一个州有几个县？一个县有几个寨？如果确实都能选用勇猛精锐、强悍敏捷的人，教给他们使用戈、矛、弓、箭的方法，告知他们坐、起、进、退的节度，用赏赐诱导，用刑罚惩戒，那么不出五年，精兵就可以在各处拥有。这可以说是我们得到利益，而对方不会惊动。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秘密告知两淮的谋划。臣可以减少供给军队的数额，把节省下来的钱留作养土兵的费用；这样两淮并非没有用处，遇到缓急可以牵制敌人；长江也并非没有援助，仓促之间可以有所防备。天下的事情，不能让庸人来处理；让庸人处理，就会坐享安稳而等待事变；也不能让褊狭的人处理；让褊狭的人处理，就会张皇失措而制造变乱。只有平时不成为庸人、紧急时不成为褊狭之人，才能收到幽微深远的功效。这就是臣的谋划。第二，重视蜀地。所谓重视蜀地，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蜀地一贯的形势，并不是盗贼突然发动、蛮夷侵扰最值得忧虑，而是将帅专擅自制最值得畏惧。自古以来蜀地的盗贼，只有公孙述、李雄从民间草野中崛起，猖狂僭越、窃取政权而冒犯正统，那是因为恰逢天下大乱的时代。自从李宝、张忠失败，罗尚死去，朝廷不再有一兵一卒进入剑阁，盗贼纵横飘忽，任意往来而没有人限制，所以这两个人前面没有忌惮，后面没有顾虑，得以坐成割据之势。其余如汉代的马相、赵祗，晋代的谯纵，本朝的王均、李顺，都没有多久便被扑灭。唐朝自天宝以后，蜀地每年受到南诏侵扰，南诏曾经一次到达成都却不能占据，又曾经两次进犯却不能进入，最终还是败逃远遁。所以臣认为，盗贼突然发动、蛮夷侵扰，不是蜀地的忧患。为什么呢？这是主客双方形势造成的。如今蜀地险阻而隔绝，那里的人柔顺隐忍而朴实厚道。正因为地势险阻隔绝，即使盗贼突然在其中兴起，首尾和肘腋也不能相互呼应，所以他们内心动摇；蛮夷无故深入，也会因道路断续、先后阻隔而不能彼此接应，所以其势力孤立。内心动摇的容易离散，势力孤立的难以站稳，可以造成一时的骚扰，却不能成为长久深远的祸患。至于柔顺隐忍、朴实厚道的人，呼唤他们就来，招募他们就响应；如果有奸雄和勇猛杰出的人专擅地控制他们，日渐浸染，时间久了必然成为祸害。因此唐代的崔宁、韦皋，都经过多年积累，最终拥兵自重、专擅利益来抗拒朝廷。梁代的王建、后唐的孟知祥，也都是先扩张自己的腹心势力，长期培养羽翼，一旦反目，谈笑从容之间就坐得数千里土地。事情小的成为崔宁、韦皋，大的成为王建、孟知祥；长期控制蜀地，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臣今天忧虑的原因。如今治理蜀地的人，起初曾有一时的功劳，经过栽培涵养，逐渐形成了不可防范的势力。兄弟相互承袭，党羽彼此联结，官吏奉行他的意旨，百姓熟悉并习惯他的名声，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平时没有事情，他还肯凭借空名为我效忠，我们也能凭借空名役使他；但他一旦不幸发生轻举妄动的变故，空名就无法施用，实际祸患将要产生。臣认为，杜鸿渐选择他所畏惧的人，借给他军队，分布到各郡，以扼制他的势力、控制他的奸谋。

译安重诲把京师的军队交给他，扼住蜀地的腹心，是希望他有所忌惮而不敢行动，却不知道这样做是把虎豹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虎豹跳跃挣扎、奋力撕咬，反而会促使它争斗。把刀刃抵在人胸前，手脚却不迅速反应的，从来没有这种人。杜鸿渐的防范，是把虎豹关在狭笼里；安重诲的防范，则是把刀刃抵在虎豹胸前。因此这两种防范在今天都不可实行。为什么呢？本来要消除变乱，反而会产生变乱，这不符合朝廷的利益。臣愚见认为，能够镇定而不惊扰，宽缓而不逼迫，长久而有利的办法，没有比在常赋之外厚厚体恤二川百姓更好的；时常有所蠲免；对于常规雇役以外的征发需求，适时宽减简省；对于劳役，间或派遣使者发布恩德，颁下明诏，周详曲折地为他们训诫说明，并深入防察他们的疾苦。朝廷对待巴蜀，必须比对待江淮、闽浙、湖广的百姓更加优厚，然后才能大大安慰巴蜀人的心，使他们常常怀有不能忘记朝廷的感情，那么在缓急关头，就会有不忍背弃朝廷的心意。这样，将帅可以拥有军队却不能拥有民心；能够拥有军队而不能拥有民心，就可以制造祸患，却不能成为大祸患。如今两川的百姓，对外供养边境驻军，对内供给朝廷，臣推测他们一定深受困苦；如果放任而不加收拢，恐怕会成为专擅者的凭借。《论镇盗疏》第一，收取他们所畏惧的力量。所谓收取他们所畏惧的力量，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江西的赣地，风俗崇尚斗殴、喜欢杀人；浙西的严地，风俗喜好逞强、敢于妄为。大概那里山川土石险峻急迫、刚暴严厉，所以风声气俗顽强粗犷、悍厉凶暴，无法用言语教导。平时没有事情，聚集赌博、结伙饮酒，叫喊争斗、互相辱骂，把鞭打刑罚看得很轻；甚至挖掘坟墓、亮出刀刃、撞开关门抢掠财物，把刀锯刑罚看得很轻；更严重的甚至守卫城池堡垒，攻陷州县城邑，私自建立名号，把兵革战争看得很轻。臣曾经听说：触犯鞭打刑罚的，没有一天没有；触犯刀锯刑罚的，没有一年没有；触犯兵革的，虽然不经常有，但远则数年一次，近则隔年一次，时常在其中猖狂突然发动。这两个郡，大概是今天盗贼的渊薮。臣曾认为：赣地的盗贼不能让他们出境，严地的盗贼不能让他们据守。赣地的大镇，距离不超过二百里便有南安小堡，夹在其中，还不足以分割赣地盗贼的势力。因此赣地的盗贼如果坐守赣地，必然会被擒获；如果放纵他们越过山岭，那么二广就可以长驱直进而没有忧虑了。二广的城池、器械、士卒、钱粮，臣推测恐怕不能支撑仓促发生的紧急事变。一旦有几百上千人甩开手臂疾呼，不知道谁能够抵抗他们。因此说，赣地的盗贼不能让他们出境。严地险要狭窄、地势陡峭，崇山高冈的道路不能并肩通行，胥口的溪流不能横向行船。一个人守住它的要冲，就可以抵得上百人的力量。因此说，严地的盗贼不能让他们据守。从前齐地盗贼侵扰赣地之所以容易被擒，是因为他们只能据守而不能出境；方寇侵扰严地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他们能够出境却不能据守。假如两个郡不幸发生警报，又有豪杰深谋远虑为他们策划，那么他们借鉴齐地盗贼的失败，必定不肯据守；借鉴方寇的失败，必定不肯出境。这样就不是可以仓促制服的了。臣曾经详细研究历代控制盗贼的方法，虽然纷繁多样，但要点不外乎用刑罚加以惩戒，用赏赐加以诱导。然而两个郡的百姓，刑罚有不能惩戒他们的地方，赏赐也有不能诱导他们的地方。因此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施行于两个郡之间。臣曾听说，两个郡的人说：“两个郡的百姓不害怕天子的官吏，却害怕乡里的豪强；所以他们不服从官吏的约束，却服从豪强的号令。”豪

译强之所以势重，大概有三点：智慧超过别人，勇力超过别人，粮食储蓄超过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有这三点，桀骜不驯的民众就不得不低头屈服，改变节操而归附豪强之家。如今的办法，不如晓谕郡县官吏：厚待他们，郑重行礼，以取得他们的敬意；减轻科征赋役，以结纳他们的爱戴。境内有盗贼，就暂且授予他们权力，使他们求得成功；如果有功效，就用爵位羁縻他们，以收服那些桀骜之民。为什么呢？郡县官吏不能制约他们的命令，而豪强却能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他们对于官吏是畏惧和轻侮，对于豪强则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汉武帝不应杀郭解。郭解阴险狠毒，是感慨于奸人的防范而形成的。他凭意气犯法，借仁义报仇，这种情形固然可憎，但这个人也确实不能完全废弃。我曾读《西汉游侠传》，考察郭解的一生，认为容纳一个人的奸恶，却可以用来制约千人的奸恶；即使有害处，也不能说毫无益处。天下的事情，利弊往往同时存在，不能偏废一方。所贵在于善于筹划，只选择利多害少的办法去做。所以应当兼权利弊：利多可以遮蔽害处，害处不能胜过利益。这不是深入探究利害根源的人，便不能明白；即使明白，也未必能够实行。唉！愚臣这样的防范之策，恐怕要被文吏讥笑了。第二，是控制他们所依附的主领。所谓控制他们所依附的主领，是什么意思？我曾论说：盗贼的来源有三种：一是饥民，二是愚民，三是奸民。饥民求生，愚民求福，奸民求利。他们最初都是因为有所逃避、有所羡慕而起，但考察他们最终的心情，有的可以回头，有的不能回头。可以回头的是饥民，不能回头的是愚民和奸民。为什么呢？饥民做盗贼，并不是有很大的欲望，而是没有活命的办法，所以冒死做盗；但他们心里从未不爱生而厌死。到了情势逼迫、处境危急的时候，他们认为做普通百姓必死，而做盗贼还处在可能生、也可能死之间。在这种时候，假如不是忠信知耻的人，谁能安坐等待必死呢？所以荒年不得不采取无耻的办法，攻掠抢夺，以救一时性命；丰年便迟疑退缩，回头寻找可以活命的道路，忽然激发求生之心，势必返回田亩。因此饥民值得怜悯而不值得憎恨，可以救济而不应杀戮；即使造成很大扰乱，也有许多地方并不必过分畏惧。至于愚民求福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向佛求福还觉得不够，又转而向鬼神求福；向鬼神求福还觉得不够，所以旁门左道便能迷惑人。这就是说，吃菜事魔的人，大概是由愚民无休止地求福产生的。奸民求利没有止境，但他们懒惰，不肯务农；拙劣，又不能从事技艺，认为务农和经营技艺所得很少，而劳苦又无法得到补偿，所以相互结伙，在法律禁令之外猖狂行事，侥幸获得十倍的利益。即使得利而死，奸民也不在意。这就是说，盗卖茶盐的人，大概是由奸民无休止地求利产生的。求福没有满足，求利没有止境，这种心念容易进入而难以退出，容易聚集而难以解散，可以用方法解除，却不能用刑罚逼迫。况且朝廷禁止吃菜事魔，可以说非常严厉，但这种弊端从未除去；限制盗卖茶盐，可以说非常严密，但这种弊端也从未断绝。做官吏的人，明明看见却不敢呵斥，曲意包庇却不敢铲除；一旦无事离任，后人承担祸患、承受责任，哪里有空暇制定拔本塞源的办法呢？然而我认为，小人可以分离，却不能使他们联合；小人一旦结党，没有能够安然无事的。我过去在江西，见到所谓吃菜事魔的人，遍布乡里，诵经焚香；夜间便喧闹着聚来，早晨又悄无声息地散去。他们号令从哪里发出、语言从哪里传授，都有宗师主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宗师中有小的、有大的，还有非常小的。其徒众多的有时数千人，少的有时千人，最小的也有数百人。他们的法术有双修、二防、白佛、金刚、禅等名目，所用的书又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小大》《明王出世》《开元经》《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曲》。他们用来作为教戒、传习的言辞，也不过是使人避害趋利、背祸向福。乡里百姓被迷惑而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只认为确实可以有利无害、有福无祸。因此宗师驾驭徒众，如同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徒众奉事宗师，严肃畏惧得如同天地神明不可冒犯，分明坚定得如同春夏秋冬不可违逆。即使叫他们踏白刃、赴汤火，也是可以的。由此说来，不如擒获宗师，那么他的徒众便会因失去主领而自行散去。至于盗卖私盐，这件事我了解得很详细。我过去在江西，见到他们盗卖茶叶，多的每次常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挑担的一人，护卫的两人。他们横持刀、举着斧，叫喊跳跃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使人有所畏惧而不敢逼近。他们在江西，江州、兴国军屡屡受到他们的祸害；他们在江北，舒州、蕲州两地也承受不了他们的骚扰。祸患不断积累浸润，我担心受害的不只是这几个郡。我曾推究其根源，认为不只是这些人的过错。北界以茶获利，便用货物在外诱使他们；园户以货物获利，便用茶在内诱使他们。北界虽还不能控制，但园户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园户有茶却不敢出售，奸民想要茶便无从取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自行采茶并煮制加工？由此说来，不如禁止园户，那么他们的党羽便会因无法维持而自行消散。然而要擒宗师，就必须使他们不受惊扰；要禁止园户，就必须使他们不产生怨恨。为什么呢？无缘无故擒拿首领，他的党羽就会疑惧；党羽疑惧，就会恐慌，便可能有人煽动他们作乱。我希望陛下秘密询问州县官员，登记宗师的姓名、乡里，多方诱导，使他们自行陷入刑法，然后铲除诛灭。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受惊扰。园户赖以为生的，是私茶贸易；突然堵塞他们谋生的门路，他们必然产生不平之心。我希望陛下增发长短不同的茶引，使他们的茶有所销泄，不至于积压滞塞。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产生怨恨。请陛下仔细思考，便足以看出愚臣筹划利益、计算祸害，考虑得如此深远。论州郡财赋殿最赏罚劄子 我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财赋，问题在于散失了不能收取，隐匿了不能显露。能够收回散失的，揭出隐匿的，凭借额外的财赋，自然可以解决眼前的事情。我愚昧，不知道生财的大计，只认为禁止奸欺、惩治怠慢，谨慎收藏、节约支出，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况且一州之中，奸欺、拖欠、怠慢，侵取有司利益、像蚂蚁蛀蚀一样漏掉公家财物的，不知有多少。精神思虑只要有一处不到，财赋便会随之流失。我曾私下打比方说，这就像手里抓着沙子，一松手便散；又像从缝隙中观看奔驰之物，转眼便消失。这些财赋一旦失去，各项事务便全都废弛。如今陛下的郡国遍布天下，我私下估计其中上下困苦、勉强支撑而不能前进的，占了大半。这些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财赋，只是有的因拖欠滞留而不能汇集，有的因渗漏隐匿而无法发现。拖欠滞留而不能汇集，如果催逼不得其法，便永远没有汇集的期限；渗漏隐匿而不能发现，如果搜查找不到所在，便没有堵塞的办法。因循不救，便会导致大坏。如今陛下的郡国，已经败坏的不知有多少，将要败坏的又不知有多少。我担心再迟数年，便没有可以挽救的地方了，这对陛下的国事关系重大。我所管辖的州，是最鄙陋贫困的地方，又正处在颠倒废弛、衰败破坏的时期。陛下博大高明，本来当然都已了解。但我在两年之间，补发旧日欠缺的钱粮十万有余，纲运上供以及州郡支遣五十万有余，任期结束时现存的又有二万有余。由此可知，不能说世上没有财赋；只是每年散失不收、隐匿不出的，不知有多少，按天下计算又不知有多少。当它们散失并隐匿时，有的落入奸欺之徒手中，有的被弃置成为废物；等到把它们收回并发出时，一件财物便产生一项用途，一项用途便成就一件事情。按一年计算，它们所救济的事情不知有多少；按天下计算，所救济的事情又不知有多少。我愚蠢浅陋，哪里懂得治理政事？不过竭尽我的心思和力量，收拾一个郡的财赋，粗略办成二十年的事情。何况郡国这样广大，财力有十倍百倍于此；人才的能力又有千万倍于我的吗？近来一两个儒臣所到之处，总是称说财赋充盈，那么陛下天下的财赋果然不能说没有。有人才，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财赋。人才废弛，政事便松懈；政事松懈，财赋才开始无法显现。陛下每逢处理事务、派遣守臣，无不逃不过圣明的鉴察；然而如果没有对政绩优劣的赏罚，便无法用来鼓励和抑制。我希望陛下明令监司：凡本路守臣，对于纲运上供、州郡官吏军兵的支取请求，不得拖欠，不得积压；有拖欠积压的，每年各选其中最严重的一二人上报。陛下亲自施行刚断，公开升降黜陟；有能力的人会因此自我欣喜而更加不吝惜力气，无能的人知道自己无所作为，必定请求引退。还会有人能够自量才力，不敢到郡中任职只求苟且取禄；这样不必等到淘汰，庸才就会离去，不必劳烦选举，人才就会显现。从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撑，陛下可以稍微减轻思虑；即使不能达到大治，也可以逐渐希望达到小康。谨请陛下裁量选择。

译论吏民劄子 我曾论说，古代做官吏的对百姓没有什么忌惮，做百姓的对官吏也没有什么忌惮；吏民彼此不猜忌，所以感情相通、气势协调。感情相通便没有乖离阻隔，气势协调便没有争斗。古代郡县之间，官吏不猜疑百姓，百姓不憎恨官吏，欢欣和悦，如同父子彼此信任、兄弟彼此友爱。平时传呼召集，从未到百姓家门；鞭打杖责，也从未伤及百姓肌肤。有时便到田间道路，慰劳劝勉百姓，勉励他们从事耕耘、蚕织；但神色和悦而不严厉，言辞委婉而不直接，好像唯恐伤害百姓的感情。因此百姓对官吏依恋亲切，常有爱慕感悦之意，出力供给官吏的衣食，即使非常劳苦也不推辞。到了无事的时候，又替官吏修补宫室，希望可以免受风雨鸟鼠的侵害。我曾读《诗经》读到《七月》一篇，看见其中吏民感情亲近，和乐慈祥，没有丝毫龃龉抵牾的姿态。所以诗中说：“三月拿起耒耜，四月抬起脚步；带着我的妻子儿女，把饭送到南亩，田畯来到便欢喜。”又说：“春日漫长，采摘白蒿的人很多，女子心中悲伤。”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可以由此看出来了。但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七月蟋蟀鸣叫，八月开始纺织；织黑色的，织黄色的，我织的朱红色最鲜艳，用来给公子做衣裳。”“四月远志开花，五月蝉鸣，八月收获，十月草木落叶。”“十一月猎取獾貉，取得那些狐狸，为公子制作皮裘。”“纺织成衣裳是给自己穿的，而公子却穿黑黄之衣；猎取貉是给自己做裘，而公子却穿狐裘。”大概他们不敢爱惜自己的身体，却爱惜他们的官吏，就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做官吏的宽裕舒展，得以尽情施展志向；做百姓的谨慎朴实、勤劳厚道，以此安身。即使有凶狠暴戾、没有亲近之情的人，也都喜爱仰慕上级，不肯憎视他们。大概自从秦国商鞅制定法令，使官吏和百姓彼此争斗以后，他们的感情便离散而不能再结合。平时官吏看待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看见仇敌；所以官吏一有机会便放纵愤怒来毒害百姓，百姓一有机会便发泄怨愤来毒害官吏。我曾思考这件事，到秦始皇、秦二世时期，郡县官吏杀害别人的父亲、残害别人的儿子，暴虐惨酷，借天子的法令来助长自己的凶恶。等到刘邦、项羽、陈胜、吴广发动变乱，纷纷对郡县官吏拔刀杀戮的，不可胜数。这大概是双方形势相互激发，不能不如此。所以我认为，不能使官吏和百姓彼此猜忌；一旦猜忌便会争斗，争斗便一定会发展到相互结仇而无法停止。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平息他们争斗的心，反而给他们提供争斗的工具，促使他们互相斗争。起初想要制约奸吏，却不知道其中的弊端，有时反而使奸吏得以增长。奸吏未必能够制伏，良吏却先受到伤害。如今百姓控告长官，如果长官确实无罪却被滥加罪名，百姓便不得不自行申诉冤屈；如果确实超过制度而横征暴敛，百姓便不得不自行诉说受到的压抑。然而其中有的用财物收买童仆来窥伺长官隐私，有的结交胥吏来寻找长官过失，有的公开与长官往来并赠送礼物，日后便拿这些事情作为不法的把柄。即使狡猾之人，也没有不落入他们计谋的。这种事的源头，产生于豪强兼并之家；他们依仗势力欺压百姓，挟持私利使法律屈服，多半不利于有能力的官吏。因此一定要揭发搜求，使这些人离职。况且如今做郡县官吏，大概也非常困难。监司不体恤郡县，所以常有临时的需求；稍微迟缓，符檄便纷纷而来，逼迫急切得像星火一样。权贵也不体恤郡县，所以常有难以应付的要求；稍不合他们的心意，便怒骂欺凌，甚至逐渐动摇撼动郡县，以满足自己的意志。再加上兼并土地的豪强百姓，抓住官吏的短处来施展欺诈、放纵横暴，这几乎不是保全有能力官吏的办法。唉，郡县之间，哪里能事事尽善、人人没有过失呢？我愚昧地认为，除非有大奸大恶，或者一道命令考虑不周、一项措施处理失当，并没有严重损害百姓、蛀蚀国家的情形，就应当包容掩护，略去他们的过失，责求他们的成效，使他们尽展才能；这样便能使豪强百姓不至于放纵奸恶，使能干官吏不至于挫伤志气。这样一来，吏民之间的争斗，大概就可以平息了。《雪山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雪山集》卷四 宋代王质撰写 表

译谢赐御书经解表 汉代儒者汇集记载，表里贯通六经；伏羲的卦画成为文章典范，教化众多士人。从云霄之上降下恩泽，光辉产生在儒学之苑。凡是委身受教的诸生，都把这恩德铭记在心中。【中谢】我私下想，炎汉二百余年，名家唯独出于戴生；记载礼制的四十八篇，其深得经书旨趣的地方，只有《经解》。它编缀整理于嬴秦之后，而源流大概承自孔圣遗教。它在千言之中纂集精义，在六籍之中阐明大道。像这样的人，喜悦地进入国家大典而为人所知，难道不正在于此吗？幸而斯文没有丧失，遇到大圣而理解经义，百世之后也没有谁能违背它。灿烂如奎星、璧玉，陈列在珍贵的座上；声威如龙鸾，震动于刻有乐章的石碑。哪里只是结露飘烟可以相比，岂不如同赤色文章、绿色文字一般光彩？我们这些如萤火映雪般苦读的儒生，正要从衣冠名籍中奔逃，地位极为疏远卑贱，竟也能够参与这光华之中吗？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德泽广大而能包容，恩惠深厚而没有尽头；用阿陵那样的大器来培育士类，以栋梁之材造就人才。怜悯我们多年辛苦，既然见到君主便心中喜悦；念及我们一朝遭遇知遇，完全抛弃旧日而谋求更新。于是颁下银河般灿烂的文章，使草野之人的面貌得到改变。我们长久处在泥涂之中，甘愿成为困顿失意之流，如今见圣王师法天地，更蒙受昭回之光饰。我们怎敢不肃正容貌、整敛衣襟，维护义理、诵读文辞，站立时便如同看见圣容在眼前、光明洋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仿佛就在圣容之上。天高明而地博厚，谁能报答这宏大的慈恩？《诗经》温厚，《尚书》疏通，我们誓当遵循前代的训诫。代张江州谢到任表【按：张江州名孝祥，此表当是高宗绍兴三十年所作】任职于外台而主持政事，不能称合将明之职；承受恩流治理支郡，却突然承当师帅之权。仰赖大君宽恕过失的仁德，为小臣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恭敬接受诏命，局促不安，感激恩德而流泪。【中谢】我自念学问没有根本，才能也有局限；精神在百般忧患之后已经困顿，牙齿头发在多病之余逐渐衰败。人的生命有限，渐渐逼近迅速到来的老年；身体所剩无多，只存着耿耿不灭的壮志。虽然还勉强能够做一件事，却恐怕对万分之一的事情也没有补益。腰间佩戴鱼符的恩宠，使我惭愧于如鼠技般的穷陋；正当九重深切思念如同病儿的百姓，拥有四海尽是循良之吏，又哪里用得着我这样的浅薄才能？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恩德如天覆盖乾坤、如海包容万物；怜悯臣命运浅薄，屡次陷入法网；察知臣起家艰难，粗略懂得农事，于是暂且把列城的守任交给臣，使臣实行平日所知的政道。臣怎敢不谨守教条，明确宣扬圣德？必定先办理四件事，愿推行施仁发政之心；到三年期满，倘若能够取得勇于任事、知道方向的成效…… 天申节贺表【按：此表当是孝宗隆兴元年所作】岁运临及丁月，元气建立于午位，都得到离宫正位的祥瑞，永远成为炎德的吉兆。恭敬地思念太上皇帝陛下，陶铸历代帝王，开创宇宙；解除乾纲而授位于圣者，承袭天地元气之母以保存真性。即使万岁三呼，也恰好引动九霄之上的一笑。臣身在西方服官，向南山叩首，不能参加百官的行列，共同献上亿万岁的祝寿。崆峒大道，不是下界之人所能听闻；姑射仙山遗留的福泽，仍使有生之物承受恩赐。防庆节贺表 时值夏季，陈述常道而养育后稷；大商调和征伐，笃实地生育武王。正因为上天保佑海内百姓，所以大圣降临人间。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符合天命符箓，作为众生的宗主。自从以聪明睿智临御天下以来，才觉察到气焰威灵突然显著。九州千里，实行完全覆盖的封域；万岁三呼，盛大地承受无疆的福祉。臣心驰北极，向南山叩首。十位圣主相承相望，远远绍续长春般的盛德；两宫永不衰老，长久延续德寿无疆的时期。代张魏公谢表【按：此表当是孝宗隆兴二年张浚恢复都督江淮军马之职时所作】授予任职没有合宜的安排，功业将要完成却忽然失败；至仁之主不肯杀戮，本应处死的罪人因而获得新生。既侥幸逃脱大刑，仍没有调离原来的职位；勉强厚着脸皮接受命令，流泪含恩。【中谢】我自念遭逢时局艰危，承受国家的光宠；自惜作为历经四朝的旧臣，曾居百官之首。志意宏大而才疏学浅，这是上天早年所赋予我的；君主忧患而臣下受辱，实在没有地方容纳我的过失。自从蒙受授钺掌兵之权，常常切望以死报国。痛惜国威不能振作，以致边境警报频繁。曾发誓以三军在两军阵前决战，转石下坡般的形势正急速推进，投向万仞高峰之下；破竹般的威势很快显现，直至攻破数节之后。应当知道困难而退却，却贪图进取而不肯停止。军众溃散归来，百姓逃离自己的上级；无法消解国土沉沦的愤恨，反而更加深了废寝忘食的忧虑。先前在郊外驻地哭祭军队，几乎到了秦伯出降行礼的地步；又载着厨车巡行市场，将如何逃脱汉法的诛罚？哪里料到还能蒙受使死人复生般的恩德，反而虚饰自己焚舟破釜的举动。虽然像回溪之战那样失掉军纪，还希望日后取得黾池之功；然而像城濮之战那样丧失军队，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申、息两地的父老？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顺应上帝的法则，与神明共同谋划；怜悯臣耿耿不改的孤忠，只知道以国事为先；体谅臣区区微薄的诚信，还足以使人任用，于是遏止风波中的横议，使臣免于鼎镬之灾，完全赦免过去的罪责，让臣勉励谋划日后的事业。臣怎敢不搜求汇集有智慧有才能的人，申明纪律；终将焚烧敌人的王庭、犁平沙漠，必定希望在燕然山刻下功名；斩取王双的首级，击退郭淮，不久便将报复街亭之耻。代慰安恭皇后祔庙表【按：此表当是孝宗乾道三年六月所作】升天乘御，已经无法再瞻仰温柔的仪范；神灵安置于宗庙，嘉美的声音永远幽闭其中。共同承受深厚承载之恩，反而更加凝结无穷的哀痛。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道德崇高而端正开端，德行盛美而善于齐家。忽然失去如婺女星般的光辉，骤然失去大地般的辅助。虽然瑶池之宴正自适意，却难以召回王母的神游；然而《关雎》所象征的夫妇和谐已经成就，并不损害周南教化。愿陛下宽解哀痛，俯身安慰群情。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按：此表当是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所作】正值闭藏的月份，雷却发出声响；辅佐朝廷的官员，按道义难以逃避责任。我自念迁转至今，治理国家毫无成效；在二三位大臣之中，才能最居下等；身处数千里之外，职位却仍玷居枢密之首，难道能让身居中枢的大臣独自承担不如人的罪责吗？伏望皇帝陛下，对上承受天意，对下斟酌民言，责备臣对朝廷没有补益，依照恒常的刑典加以处置。坎、离二卦位置倒置，难道只是枝末方面的灾异吗？即使天地至仁，也不敢期望得到包容。

译代虞枢密谢赐腊药表 打开光彩焕发的宝匣，蒙受恩宠颁赐芳香药剂；感激恩泽丰厚，觉得疲惫衰弱的身体也轻快起来。我自从离开陛下以来，衰老疾病日益增多；幸而蒙受慈皇郑重的关怀，记挂着穷塞之地的荒寒。内部分赐龙藏中的珍品，外面附有螭龙纹饰的宝物，灿烂的荣光璀璨耀眼，使私室之中全都惊喜奔走。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恩德如苍天覆盖、如甘露滋润；俯身怜悯臣年老，虽委曲体意来扶助衰弱，臣却自恨力量不足，终究怀着惭愧，不能报效。代贺皇帝加上太上尊号表【按：此表当是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所作】降下鸾车于瑶庭，开启玉匣中的龙泥诏书。慈颜端庄地接受尊号，嘉祥之气纵横流布。伏以天帝的统绪由昊天承受，历代含真之号成为皇天后土的镇守，后土承受其传续，天也以效法而成其名。光明与尧道相合于精粹，圣明与慈德共同达到博厚。岂能容许尊号称谓不与乾坤相配？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亲自承受圣人传授，暗中符合帝王法则。虽然据有天下广大领域，却更加恭敬地奉养膝下长辈。选择吉祥光明的日子，铺陈宏大伟美的礼仪。大安这一空泛尊号已经使用八年，竟未曾进献一个字；兴庆露请曾两次上章，最终也没有超过四个字。远考典籍所缺的礼制，稍稍使盛大礼仪有所荒废。何况贞观不及寿安，至德也不同于元献。未曾听说两册尊号叠次奉上，两宫创行交相举行的礼仪。如今正逢重熙之日，臣承受天地化育，寄托于日月的光辉。只是自身阻隔，不能参与嵩呼万岁的行列。惟愿陛下明察，永远增添如百川归海般的福泽。代贺太上皇后加尊号表 金绳贯穿册书，上面覆盖庆云；玉殿腾起诏章，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加美丽。寿命先于福德而至，慈德冠绝；宝册三叠，显赫尊号再次提升，欢呼声沸腾而四处传播。伏以元天彰显美德，祥瑞符命尊崇圣祖母的地位；效法天地而增加徽号，政和年间阐明皇地祇的盛德。仰望天极，精妙地契合神灵真性。假如不尽力铺陈华美文辞，哪里能够称述坤元的至高德性？恭敬地思念太上皇后殿下，教化之光养育万物，厚德承受上天。震卦初爻得到长男，便把大宝托付给他；晋卦二爻使王母获福，赐给我宏大的福庆。驾御瑶池九色之龙，掌握玉女六丁的符箓；陪伴真人登临云表，在尘世中观览浩劫。吟咏《关雎》而表现周南之风，却不直接指明其名；《思齐》彰显太任的德性，却不明说她的尊号。如今亲眼见到功德完全成就，掩盖了前代所闻的盛典。臣虽能窥见善行的端倪，却无法测知深渊般的圣德；只能深深鼓舞欢欣，竭尽言辞也无法形容。仰望太上皇的至德，在吉日称扬美善；歌颂慈母的美好声誉，与灵芝般的长寿共同延续。汉高帝论 汉高帝不讲究威严仪容，溺冠而蹲坐洗脚，愤怒时辱骂呵斥，看不出温厚和易的意味，似乎很简率。他在片刻交谈之间，时而刻印，时而销印，反复不定，好像儿戏，似乎很坦荡平易。天下人只看见他的外表而不考察内心，便认为大度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高帝，却不知道高帝的气度其实有所不足。只是他善于弥补掩饰，所以天下人认为他简率而不认为他深沉，认为他坦夷而不认为他狭隘。然而这很难欺骗有智慧的人。天下的英雄，怀有超人的智慧，负有超人的勇气，只有大度的君主才能始终与他们相处。为什么呢？天下英雄可以用诚意使他们服从，却不能用猜疑对待他们。用猜疑对待他们，不是他们辜负我，就是我辜负他们。与其交往到彼此辜负，哪里比得上双方都不负对方呢？唉！君臣之间发展到彼此辜负，没有不是从猜疑产生的。汉景帝猜疑吴王刘濞，吴王刘濞便反叛；北齐显祖猜疑侯景，侯景便反叛；唐废帝猜疑石敬瑭，石敬瑭便反叛。他们一旦破坏君臣的名分，彼此在刀兵锋镝之间争夺生死成败，即使是非常暴戾凶顽的人，难道内心真乐意这样做吗？只是由于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后来才走到这一步。所以我曾说，韩信不是有意背叛汉朝的人。说韩信不是背叛汉朝的人，那么当日他拉着手绕庭而行谋划之事，为什么会发生呢？总之，他最初并不是要背叛汉朝。当他离开楚国归附汉朝时，汉王解衣推食的恩德，韩信没有一天忘记，哪里知道最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唉！假如韩信到了背叛汉朝的地步，那是高帝猜疑他的过错。高帝猜疑韩信的端倪，大概在韩信请求增加兵力时已经出现。韩信希望增加三万兵，请求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攻齐国，向南断绝楚军粮道，再向西与高帝在荥阳会合。这本来就是高帝警惕而惊疑的地方。高帝虽然没有拒绝他增兵的请求，却派张耳去辅助他；所谓辅助，其实是为了牵制他。后来高帝在荥阳辱骂韩信的使者，又在广武夺取他的兵权；那时，只是幸亏韩信还没有察觉罢了。假如韩信察觉了，高帝将如何处置他？韩信真正察觉，是在云梦之会时。高帝平日惴惴不安，从未忘记韩信，但仍没有显露出猜疑他的形迹。到了这时，便有无法掩饰的事实了。韩信必定反叛，连儿童都知道。然而高帝东征时，却把年幼的妻子和弱小的儿子留在刚刚建立、尚未安定的国家里，与一个必定反叛的韩信共同守卫。我每次读史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替高帝寒心。唉！高帝扫灭强秦、击败项羽，大概没有留下什么后患；但他驾驭韩信，却屡次陷天下于危机，而高帝还没有觉察。高帝为人，外表显得大度，内心其实多有猜忌。丰、沛的旧交中，谁比得上萧何与他亲近？当萧何居守关中、高帝还没有离开京、索一带时，道路上不断传来劳苦的声音，这就是为了察看萧何是背叛还是忠顺。高帝以为用空话可以欺骗他，鲍生却看出了其中的用意。高帝征讨陈豨时，给萧何增加爵位、扩大封邑，又设置卫士守护他；所谓守护，其实是防范他。高帝以为用虚文可以欺骗他，召平却看出了其中的用意。把猜疑推加到别人身上，难道会有谁察觉不到吗？只不过有察觉得早晚罢了。唉！萧何是忠信谨慎朴实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能不辜负高帝；否则，他岂不也将成为韩信一类的人吗？

译汉文帝论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把应当这样做的事不这样做，把不应当这样做的事却这样做更大的了。应当这样做却不这样做，能干的人便会受到毁坏；不应当这样做却这样做，无能的人便会感到高兴。这两种情况，即使圣人也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况且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是接近人情罢了。事情理所当然，就按理所当然来处理；事情不合理，就按不合理来处理。这是人情不可改变的地方，圣人哪里能改变它？不只是圣人如此。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守即墨以来，毁谤你的话每天都有。我派人察看即墨，田野得到开辟，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因此安宁。可见你没有侍奉我的左右来求取帮助。’于是封给他万户。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守卫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每天都有。我派人察看阿地，田野没有开辟，百姓贫困饥饿。从前赵国进攻鄄地，你不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可见你用丰厚财物侍奉我的左右来求取赞誉。’当天就把阿大夫烹杀了。齐威王认为，我设置官职，是让人治理我的事务的；如果人人都认真办事，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只是因为有不办事的人，得以在其中容身、养肥私利，所以我的事务有时不能办成；一件事荒废，积累推延到整个国家，离混乱灭亡还会远吗？然而善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不能使人人都认真办事，却能够使认真办事的人得到鼓励；不能使人人都不敷衍塞责，却能够使不认真办事的人受到惩罚。想使认真办事的人得到鼓励，不如把应当如此的事按应当如此来处理；想使不认真办事的人受到惩罚，不如把不应当如此的事按不应当如此来处理。这两点如果区别清楚、分判明确，天下国家便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唉！谁说汉文帝的见识不如齐威王呢？文帝曾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审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各有主管的人。’于是文帝问审决案件，陈平说应问廷尉；问钱粮谷物，陈平说应问治粟内史。这两个人所表现的不知道，其实是一样的。周勃不善言辞，陈平拙于应答；他们所表现的不知道，也是一样的。把天下所有事务交给宰相，而宰相却都这样不办事，文帝拱手听任，还认为陈平有才干；他凭什么来率领天下那些怠惰的人呢？禽兽的一丝一毫情况，上林令本应知道；上林令不知道，虎圈啬夫却知道，两人的能干与无能便显现出来了。啬夫没有得到赏赐，上林令也没有受到责罚，这就等于把知道和不知道一概同等对待了。这两件事，都足以逐渐导致天下混乱，只是文帝侥幸免于祸患罢了。汉朝后来发生大乱，四方夷族猖獗，诸侯骄纵放肆，其祸端都在文帝时期形成；但世人却认为文帝善于任用宽厚长者，不知道石奋、卫绾这一类人究竟给汉朝带来了什么补益。我曾读《西汉百官年表》，认为文帝时的公卿大夫，大多是拘谨平庸、鄙陋朴拙之徒；而那些通达明敏、精明强干的人，却都在宣帝时期显露出来。宣帝用来鼓舞天下的是什么呢？赏赐有不能推辞的，惩罚有不能逃避的；名声有不能核验的，实际功效有不能隐瞒的。儒者的议论，认为宣帝杂用霸道，文帝纯粹实行王道，却不知道赏罚、名实这四项，正是王道的大权。梁末帝论 论说：梁、晋两国结为仇敌已经很久了。当朱全忠势力强盛时，即使李克用雄勇善战，也曾屡屡受挫而不能振作。李克用晚年，朱全忠乘着百战百胜的威势，攻取汾州、潞州，席卷慈州、隰州，不久便到了太原。晋国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渐渐显现出将要灭亡的征兆。李克用死后，庄宗兴起，收拾残余力量而振奋军威，把原本削弱的气势转化为精锐强盛。梁国在这个时候，形势反而逐渐落后于晋国。但后来终于灭亡，大概就是由于双方成败强弱如此相反。世上的议论者说：李克用遇到强大的朱全忠，所以李克用不能支撑；庄宗乘着弱小的梁末帝，所以庄宗得以实现志愿。事情的缘故确实如此，但我也曾详细观察他们的形势，至于成败强弱相反的变化，则认为梁晋两国之所以成败强弱，不在梁晋本身，而在河北。从梁国来说，汴州是腹心，河北是手足；从晋国来说，太原是腹心，河北是手足。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手足都系于河北，那么它的利害难道不十分重要吗？朱全忠挟持天子而暴虐诸侯，天下各镇大概没有不受祸害的，唯独专门与魏地结交。朱全忠难道是害怕一个罗绍威吗？他害怕的是李克用。他谋划时估量天下能够危害自己的力量，没有比晋更大的；估量天下能够限制晋的地方，没有比魏更合适。晋国进攻我，必定不能越过魏地渡河；我进攻晋国，隔在中间的也是魏地。魏地不阻挡我，那么土门、飞狐便可以平步进入。因此说，朱全忠厚待魏地，是为了对付晋国。梁末帝担心魏博骄横，便分割拆分它，以削弱其势力，梁人于是失去了魏地。在这个时候，梁国限制晋国，只隔着一条河罢了。这样看来，梁国的失策，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魏博是天下精锐军队聚集的地方；得不到重臣，便无法控制魏博；不能控制魏博，便无法抵御晋国。这种形势，即使儿童也知道。当李克用与梁相抗时，起初双方还没有能够互相制约。梁国得到魏地以后，梁国于是壮大，晋国于是防备。只是幸亏晋国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共同守卫，所以没有灭亡；这确实是侥幸。庄宗在边境上徘徊，竭尽力量，却不能取得梁国一尺一寸的土地。得到魏地以后，拓展疆土便一直到达洛阳；杨刘、德胜的军队与汴州相望。这个时候，汴州的国都本来已经在晋国掌握之中了，即使想不亡，能够做到吗？汴州作为一个国家，没有高山大川据险控制、依山带水的形势，只有平原广阔、陆地浩荡千里的地域，是所谓四通五达的地方。有河北，汴州便重要；没有河北，汴州便轻弱。因此梁国兴起，是因为得到魏地而兴盛；梁国灭亡，是因为分裂失去魏地而灭亡。晋国弱小时，魏地在梁国手中；晋国强盛时，魏地在晋国手中。唉，这就是梁、晋两国成败的原因。

译周世宗论 石晋元年，高祖开始割让整个燕地来贿赂契丹，于是十八州的百姓便都成了契丹的所有。全燕号称是天下的形胜之地，百姓和物产富庶，土地平衍肥沃，水草丰美，全都足以冠绝天下。契丹凭借这些条件，越发强盛。开运末年，契丹凭借全燕的形势窥伺中原，局势震荡飘忽，如风雨骤至，中原因此坐而覆亡。汉高祖、周太祖虽然都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却仓皇困顿，连自保都来不及，哪里敢在这种情势下有所觊觎？世宗不经血战便夺取三关，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却中途班师，毁掉已经取得的功业吗？十四州的土地眼看就要得到却又失去，这难道又不值得惋惜吗？我曾深入思考其中的缘故，认为世宗用智深远，谋划周密，因此未尝不感叹世宗善于用兵，知道怎样才能取胜，也知道怎样会失败。为什么呢？用兵的祸患，没有比腹背受敌更大的了。从前夫差图谋中原时，越国攻入吴国；刘备抵抗袁术时，吕布攻入下邳；腹背受敌，连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替他们谋划。只有曹操不顾袁术袭击许都而征讨刘备，刘裕不顾卢循侵犯建业而攻打关中，虽然仅仅保住了不败，但国势危急，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如今契丹对于太原来说，是盟国；太原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仇敌。这是因为自从太祖袭击刘氏的孤弱势力，夺取其国并残害其宗族以来，这本来就是太原铭刻在心、至死不忘的仇恨。高平之战虽然足以挫伤太原的锋芒，但忻口之败反而助长了契丹的势力。在这时，契丹的形势越发强盛，太原的怨恨也越发深重。前面有势力日益强大的契丹阻扼，后面有怨恨日益深重的太原伺机而动，世宗怎么能安枕而卧呢？考察史实，四月壬辰攻取干宁军，辛丑攻取益津关，相隔十天；癸卯攻取瓦桥关，相隔三天；五月乙巳攻取瀛州，又相隔三天。不到二十天攻克三关，在盛夏酷热之地奔驰暴露，周军也已经稍感疲惫了。而契丹养精蓄锐，在前面等待；太原积蓄锐气，在后面窥伺。这样还能不败，即使太公、穰苴也难以做到。唉，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先后缓急的次序。替世宗筹划防备，最好先向太原用兵，派一员将领率领五万军队扼守忻口的要冲，切断契丹的援军；再派几万将士攻取汾州、潞州，攻下慈州、隰州，压缩河东的势力，然后再慢慢以重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攻打太原；得到太原以后，幽蓟之地就可以依次经营谋取了。难道世宗竟没有看出这一点吗？他以天子的威势，停顿在两个国家之间。契丹不抵抗太原，也不去救援，只等我军疲惫后乘机袭击。如果世宗习惯于胜利而不知道回头，唉，那真是可忧虑啊！《雪山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雪山集》卷五 宋王质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