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集卷七

译记。涪陵谯先生祠记（案：此记与《白帝庙记》《张益德庙记》，应当是宋孝宗乾道四年、六年王质两次入蜀时所作）。孔氏学说衰亡了，但书籍还存在。世人利用这些书来诱导士人，认为这样可以使那些向外奔逐的人获得利益。因此正统的学问废弃了，世俗的学问兴起了。它所凭借的只是章句、言语、形名、度数。豪杰之士不能忍受，因为他们高明广大的人生本体被困在这些东西中间。佛教弟子中有一个名叫达磨的，从西方来到中国，割断拘束的见解，扫除凝滞的工具，引导学者走上迅疾通达的道路。天下豪杰纷纷歌咏赞叹，把佛教作为归依。于是佛法的力量开始强盛。自从达磨建立这一宗派，豪杰有的看见它的意趣，便呵斥、践踏它，惊异于其超绝拔俗的功夫。所以豪杰归向佛教，权势便在佛教一边。儒者行于世间，多被富贵、威武所控制，又被功业、名誉所驱使。有从佛教那里得到收获的人，便轻视儒者。儒者虽然表面上不服，内心却自己惭愧。自普通年间以来，天下若要迅速明心见性，就不能不从佛教门中求取。我们的道妙之处，分布在《诗》《书》《礼》《乐》中，又隐含在《易》里；不时在《论语》《孟子》中显现，也隐约见于《大学》《中庸》，却从来没有人把它明确指出来，使天下豪杰归入我们的宗派。因此惠能、道一、怀逊、义元这一类人，不受儒者衣冠的束缚，使我们这一宗所得超过郑玄、马融百倍；郑玄的“元”字，是宋代因避庙讳而改写的。失去这些人，真是可悲啊！”},{ 伊川先生确实首先揭示并阐明了孔氏学说的奥秘，与佛氏所阐明的道理相比，更加显明。他还使亲戚关系不至断绝，衣服饮食不作改变，却能在平常事物中成就奇异伟大的事业。天下豪杰自然有如天渊般的境地，足以使人飞跃而起。他日即使有人插锹系竹，也都会成为归附我宗的事情。孔氏学说的影响就更加重大了。涪陵的谯先生起初学习佛学，伊川把《大学》《中庸》传授给他，又把“敬”指示为实行学问的方法。先生很喜悦，便舍弃家庭、毁弃产业，拖着妻子儿女跟随伊川交游。后来他困顿饥饿，几乎要死去，也不肯用不合义的粮食来换取将要丧失的生命。若不是天下豪杰，哪里能够建立这样的志业呢？过去我在都城时，有不赞成伊川学说的人把这些事告诉我，我说：建炎初年，诏令起用谯先生于河南，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有个乡野之人说，使者进入嵩山深处僻远的地方，看见先生躺在土屋里，衣服、被褥、锅灶上都落满了尘土。使者强行扶掖他起来，到了朝廷后，他又与宰相意见不合，于是离去，不知去了哪里。这正是孔氏所说的“避世而内心不忧闷，乐意实行的道义就实行，不乐意的就避开”，坚定得不可动摇，正如潜龙一般。天地的造化有不可以羁绊拘束的地方，有时要收摄容纳它也并不困难，难道可以说这不是有力量吗？能够制服虎豹的，除非西方的狮子，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到；至于其他事情，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当时我还没有详细了解先生的事迹，后来过了几年经过涪陵，见到了伊川的孙子。太守程公把武夷胡公、宪河南郭公和雍诸人的文章给我看，又讲述了那些文章没有说尽的事情，于是我才非常详尽地知道了先生一生的始末以及出仕和退处。起初涪陵没有先生的祠堂，程公到任后，才终于为他修建了祠堂。地方险峻遥远而又幽深偏僻，有这样一位先生，足以使天下看重涪陵，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到了后来，大概他的后人迁徙到伊洛一带，又辗转居住在吴楚之间；先生本人无论生死，都与故乡没有关系，乡里对他的疏远本来就应该受到责备。虽然这对先生本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但乡党的典章和地方长官的职责，却因此有所缺失。程公讲求学问，敦厚教化，思念他的祖先而想要尊崇先生的门徒，表彰前代贤人而想要激励后来的读书人，谁能承担这样的事情？祠堂建成而我来到这里，如果不是我平日对其中的先生有所仰慕，因而私下了解到他的余绪，又有谁应当来记述这件事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名定，字天授，由平民起家，官至通直郎、直秘阁；遭逢丧乱后，没有人知道他最终的下落。有人说他死在嵩山少林寺，又有人说他隐居在青城的老人村，改换姓氏直到如今还活着，据说如此。

译《白帝庙记》白帝公孙氏，故里在茂陵；清水是长江的源流，临卭是他出生和曾经经过的地方；成都，是他称帝以及死去的地方；瞿唐，是他的庙宇所在之处。他的庙宇不知始建于何时，但关于他的事迹，却可以依次说一说。唉！更始元年，他在成都自称辅汉将军，想要保有本郡自行守御，等待真正的君主，这正是白帝一向的志向，实在是很美好的。更始二年，他抵拒更始派来的将领李宝、张忠，改称蜀主，这是对汉朝怀有二心。当时世祖皇帝辗转奔波于河朔之间，还没有兴起，而更始的政局已经混乱；说他对汉朝怀有二心，不如说是对更始怀有二心，这还可以理解。建武元年，他以“成家”为国号，自称天子，于是想要同世祖争夺天下，这时还说什么一向的志向呢？已经完全背反了。唉！白帝难道知道天命归属在哪里吗？白帝起初听到李熊的话时，推辞说：“帝王自有天命，我哪里足以担当帝王之位呢？”白帝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明察的。李熊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百姓拥护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就应当承受天命，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李熊不知道这一点，并不能说明白帝也不知道；白帝的判断确实是明察的。唉！误导白帝的人，是李熊。建武六年，世祖给白帝送去书信，列举白帝平日所说的话，并且说：“天下这个神器，不可以凭武力争夺。” 白帝难道知道天下神器是可以争夺，还是不可以争夺吗？这一年，隗嚣把陇西归附给白帝，白帝得到陇西后，便与他联合抗拒世祖。唉！再次误导白帝的人，是隗嚣。隗嚣不能误导窦融，却误导了白帝；窦融因此兴盛，公孙述因此灭亡，这难道不是白帝的不幸吗？建武十二年，世祖又给白帝写信，苦口婆心地陈说利害，并且说：“如果趁时势尚可时亲自前来归降，就可以保全。”当时，隗氏已经灭亡，任满归附，田戎战败，公孙恢、史兴也相继失败；他又击败谢丰、袁吉，再次击败王师，既然已经守住成都，白帝难道还不知道大势已经离去了吗？建武十二年的期限已经到了，白帝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然而延岑却说：“男子汉应当在死地中求生，难道可以坐着等困穷吗？”唉！再次误导白帝的人，又是延岑。正当形势危急时，张隆、任少常常劝白帝归顺，这就像刘禅时的谯周一样。而白帝却说：“国家的兴亡是天命，难道有向天子投降的吗？”这说明他已经先接受了延岑的话，张隆、任少的忠诚谋略也因此被阻止了。延岑活着，而张隆、任少却死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哀的呢？唉！假使白帝能够像世祖那样，亲自指引部下，绘图迎接归降，保全宗族，安定百姓，和河西的窦融建立同样的功业，那是智士所做的事。既然不能这样做，等到形势穷尽、力量耗竭时，果断地把自己消磨在一死之中，不肯像姚▯、慕容超那样把自己的血肉任人处置，这又是壮士的气概。▯竟然顾不得自己的幼儿，白帝看起来就更为壮烈了。唉！智士所应做的事情，他做得不够；壮夫的气概，他却有余。修庙来祭祀他，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所谓蜀地，魏国夺取了刘氏的天下，晋朝夺取了李氏的天下，后来又夺取了谯氏的天下，唐朝夺取了王氏的天下，这些都比夺取其他邦国容易；而汉朝夺取公孙氏的天下，却是最后面对其余敌人，而且最为艰难。白帝的才能很高，并不是刘禅、纵衍之流可以相比的。岑彭、来歙，是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白帝能够诛杀刘尚，击败吴汉，使吴汉陷入危险而不能脱身。白帝的才能确实很高。唉！评论白帝的人，真难以措辞啊。我认为白帝的灾祸，是李熊造成的，由隗嚣促成的，被延岑加重的，并不是白帝自己造成的。这样看来，这或许可以稍稍安慰白帝的心，使他不至于同张步、秦丰一样蒙受羞耻吧？白帝死后成为神灵，占据江山的险要之处，在险阻之间防守并控制来往之人；他的丰功厚泽，众人都交口称赞，认为最终归于此处。那么，那些叩头献玉、畏惧死亡而苟且偷生的人，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唉！这件事真值得记载啊，真值得记载啊。

译《张益德庙记》汉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西乡侯张公，与诸葛武侯、关氏壮侯，以文才武略相互配合，辅佐先主，延续汉朝的基业。他们的子孙在一生一死的关头，也都没有辜负汉朝。上天把这三个人留给先主，使他建立国家，并与他们共同承担生死，这不就是所谓的时运吗？当初，先主和张公都是涿郡人，先主先得到壮侯；壮侯自行逃奔到涿郡，于是才与先主相遇。他们都是燕地南部的旧相识。后来先主依附刘表，驻扎在新野，于是才得到武侯。按交往次序说，武侯晚于二公；但先主把武侯比作鱼水，正是这一点使二公感到不悦。虽然事情表面如此，但忠于汉朝，三公却是同一条心。张公的孙子尚书张遵、武侯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都在绵竹战死。壮侯的孙子寿亭侯张彝，也和他的宗族一同死于成都。这不就是所谓共同承担生死吗？唉！事情将要成功，是上天的安排。当初先主害怕被逼迫，从樊城夺取宛城，沿着襄阳前进，奔向江陵，到了当阳的长坂。曹公的追兵几乎就要赶上了，真是危险啊！张公凭借水势据守，截断桥梁，瞪大眼睛横握长矛，带着二十名骑兵挡住数十万军队，使他们不能前进；先主于是得以从偏僻道路奔向汉津，又有壮侯率领水军接应，因而逃脱死亡，真是幸运啊。于是武侯用大计说服孙公，周瑜在赤壁的战事才得以成功，击败了曹公。周瑜这个人，天下人都知道；说服孙公的是武侯，天下人也都知道；率领水军救援先主的是壮侯，天下人同样都知道。至于截断桥梁、击退敌军而使先主免于灾难的功劳，却从来没有人明确认为高过其他功劳。如果没有张公，先主早已被砍成肉泥了，武侯和壮侯还能在哪里？还谈什么赤壁之战？这正是汉朝大事将要成功时，上天把张公留给了先主。唉！事情不能成功，也是上天的安排。当初先主锐意为壮侯报仇，因此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张公带领数万军队，顺流向东而下，陆逊哪里容易抵挡？可悲啊，阆中的灾难！张公死后，张南、冯习统率军队，在猇亭、秭归遭受失败，这连小孩子都知道。这正是汉朝大事不能成功，是上天夺走了张公。上天将要毁灭一个人的家族和国家时，总是先夺走那个人；人死了，家国随后也就衰亡。台城陷落，羊侃先死；江陵陷落，胡僧祐先死；汴州陷落，王彦章先死；寿春陷落，刘仁瞻先死。人若不死，就像根基不被摧毁，房屋也不会倾覆。先主向北争夺天下，中途失去壮侯，确实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向东争夺江南，中途失去张公，确实是在章武元年。不到两年，二公都已不在。先主年老而志气衰退，永安的变故也已经发生了。上天的安排难道可以完全知道吗？武侯上面失去了先主，下面失去了二公；黄忠死于壮侯去世的第二年，马超死于张公去世的第二年，他们相继去世，真是奇异啊！汉朝的羽翼已经尽数凋零。武侯还想依靠杨仪、魏延、李严、马谡等人挽回上天的意志。武侯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才能不足，他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从《出师表》等篇章中推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不能预先看见，这正是武侯一生的大旨，也是他在文章中表达出来的意思。又过了十三年，武侯去世，汉朝的事业便结束了。如果张公没有死在阆中，壮侯没有死在临沮，武侯还没有葬在渭原，那么事情的结果也许仍然难以估量。张公从中平初年到建安末年，侍奉先主共三十八年；他前后相继辅佐先主，直到最终去世，只差一年多。国家的兴废、人的生死，难道果真有定数吗？张公死后成为神灵，他在死后的丰功厚德反而比生前更加彰显，所以张公实际上并没有死。神仙凭借纯正之气而不死，豪杰凭借英杰之气而不死；这种气在穷乡僻壤间没有间隔，在今昔之间也没有阻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章〕 唉，难道可以不敬重他吗？难道可以不敬重他吗？

译《濠州双穗堂记》淳熙元年夏四月，在濠梁郊外收获了麦子，一株麦子长出两个穗。太守张公说：“桑树没有旁枝，麦子长出双穗，这是我祖先渔阳侯所作歌谣中的话，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祥瑞呢？”州中百姓都说：“今年真是丰收，百姓真是安康，太守真是贤良啊！”张公说：“一块田里生长、却有相同穗头的禾，唐叔得到过它，献给天子；天子得到后，又把它归还给周公，这就是《归禾》一书所记载的事。周公得到它后，宣告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篇。成王不肯把祥瑞据为叔父所有，所以归还给周公，还说这是天子的命令，自己不敢接受，何况是唐叔呢？国家出现祥瑞，天子承受它，却不肯据为己有；臣下宣扬它，也不敢据为己有，这一点对于我这样的小臣尤其应该如此。”州中百姓又说：“从前资政沈公出使淮西时，还没有入朝任大臣，芝草在他任职之前出现，于是修建厅堂加以纪念，称为玉芝堂。这样一来，濡须的地位就更加尊贵了。既然公确实不把祥瑞据为己有，难道不肯修建厅堂来荣耀我们本州吗？”张公辞谢说：“以小比大，不是同类的事。”州中百姓又说：“五谷有什么区别，偏偏麦子被称作首种，大概是有道理的吧！上天将要兴起周朝时，把来牟赐给它；到衰落的时候，《春秋》不记载其他谷物，直到麦、禾歉收才记载，这不是小事。这座厅堂，是重视民生事务、承受上天恩赐的象征，也是太守的职责。公千万不要忽视！”张公又辞谢说不敢。百姓不能说服他，于是就在政厅偏侧修建厅堂。张公说：“称作双穗堂，怎么样？”州中百姓说：“合适。”张公说：“既然合适，就应当记下来。”来人告诉我说：“如果认为应该记载，请公为我们写下它。”渔阳在汉代属于宛县人，我如今是安丰人；中间因战乱避地而离开那里，残存的文书还可以考察。如今向前推算渔阳侯在建武初年，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年，而这种祥瑞又重新出现，我很害怕没有办法继承前人的美德；不过这是天子的恩泽，并不是我的力量造成的。我说：“公的话合乎正义：不忘记渔阳侯的功烈，是懂得尊敬祖先；不把濠梁的祥瑞据为己有，是懂得尊敬君主。做人后代的，应当尊敬祖先；做人臣子的，应当尊敬君主。按道理应当记载。”我的话也合乎正义。当初，淮南遭受完颜亮军队的侵扰，公以诸生身份组织义军，保护乡里，因此安丰没有灭亡。太上皇帝认为他有义，把他任命为官，交给他郡中参佐的职务；主上又把全郡的土地交给他镇守，又让他以储阁身份任职。他居住十多年，安丰的烟火、桑麻，都有承平时代的气象。后来又授予他节制军政的权力，使他镇守此地；濠梁是要地，他交还节权后，又起用他主管此地。一年之后，濠梁也恢复了生机，成为乐土，百姓没有荣枯的差别，土地没有肥瘠的差别。这全是人的作用啊！上天没有意志，是什么使麦子长出双穗？麦子本身没有情感，是什么使它抽穗？麦穗分成两枝，是冲和之气流行，在天地间条达、和融，从而形成这种祥瑞；这难道不全是人的作用吗？关于渔阳侯，虽然还不能详细考见，但他的为人有与公相似之处；把公比作他的后代，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渔阳侯年轻时跟随世祖，以儒生之子成为壮士，在成都侍奉公孙述，后来击破匈奴。渔阳高柳，以少数兵力攻击多数敌军，使诸将佩服，令敌人畏惧。他凭借强健勇武的才干，施行慈爱祥和的政令，开辟田地，劝导耕作，使乡里逐渐富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难得的。我认为他的气度规模与公相似，难道不是吗？渔阳侯能够与郭伋、杜诗、廉范并列；如果是公，又应当与谁并列呢？议论的人一定会对此作出恰当评定。当初公任安丰太守时，曾有一茎莲花开两朵；后来任濠梁太守，又出现同样的祥瑞。他的祥瑞不止这一件，但如果与民政无关，就不加记载。现在只记载这座厅堂得名的缘由，让那些有志于养育百姓的人有所观览。

译《兴国军大冶县学记》天子如果没有人才，就无法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人才的源头在乡里，流经郡国，归宿在朝廷。积石山是黄河的源头，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水流分布为九支，是黄河的支流；再分为九支，又形成三江的支流。最终它们同样汇入大海。黄河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东，流到华阴、底柱、孟津、大伾，经过大陆泽后向北，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黄河的功用。长江流经之处有沱水、澧水、东陵、汇水、中江，都向东奔流，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长江的功用。但都还没有超过大海作为归宿的作用，因为大海的恩泽最为广博。人才存在于乡里，不如存在于郡国；存在于郡国，不如存在于朝廷。朝廷是人才汇聚的大海，但它的源头却在乡里得到疏浚。周代制度中，士人有才秀的，从乡里升入司徒属下，就称为选士，因为他们从群体中被选拔出来。选士中又有才秀的，从司徒属下升入学校，就称为俊士，因为他们在选士中尤其出众。升入学校后就不再服征役，称为造士，以此与普通百姓区别。造士中又有才秀的，大乐正把他们报告给君王，再升入司马属下，就称为进士，以此与一般士人区别。进士中又有贤能的，司马报告给君王，君王便授予官职、爵位和俸禄，这就是人才发展的源头。周代官制有三百六十职，总的按照六卿以及内外、高下加以区别，这样才能任用人才。大概天下人才都是由此产生的。如今的天下，设若干里，隶属于乡；设若干乡，隶属于县。县，是乡里的屏障。这里所说的人才积蓄，就像积石山、岷山的水源，疏导它，九州都能得到恩惠；不疏导它，万物都会被它的恩泽阻塞。这其中的利害难道不重大吗？公来任这个县，便说：财物匮乏，应当治理；诉讼积压，应当裁决；这些都是有关部门的事务。可是学校不振兴，人才就不会茂盛；人才不茂盛，国家还凭什么发展？君主又凭什么依靠呢？这是国事，也是君主的事。古代三十年为一世，州郡本应把士人荐献上去，但郡里不把他们的名声报告朝廷，经过一世还要错过他们。他们才能小的，不能在州县施展；才能大的，不能在朝廷发挥，士人岂不是惭愧？有关部门的惭愧难道可以说完吗？为什么要责怪有关部门呢？县令对于百姓有父母的责任，对于士人有老师的责任。百姓不能兴盛，过错在父母；士人不能成才，过错在老师。公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告诉全县百姓说：学校，是替国家培养人才的，不是徒然拘束士人的地方；士人，是替国家培养德行的，不是白白消耗官府粮食的人。德行足够了，职位也应当随之给予，用来教导治理你们，使你们既富裕又善良，形成美好的风俗。于是工程兴起，百姓欢喜地赶来参加；公又告诉全县士人说：学校不只是学习文章，学习的根本在于道；士人不只是外表像士，士人的实质在于内心。由此推行开来，就能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天下的一切，都只能取资于公所学习的道理。于是工程停工，士人争相努力，便请东平王某写下这篇记文。公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又告诉全县士人和百姓说：学校是天子制定的制度，由有关部门施行，大家应当尊崇天子，不要只想到有关部门。《诗经》不是说过吗：“周王长寿，怎么不培养人才？”这就是懂得根本啊！于是按时在先圣的庭院中举行释菜礼，两次拜谢、叩头，歌咏君主和老师的德行，以此奉为上天；然后我为此记述说：“丙申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工程，丁酉年春二月十五日工程完毕。”共有三十七根柱子；向西再向北，是它的方位。来请我作记的，是周君之奇、朱君绂、何君若、董君维新、万君钧、陈君勋，都是学校的儒生。重新修建学校的是潘公子韶，他是本县县令。公是三山人，贤能而有政事、文章才华；看了这件事，其他方面也就不必询问而可以知道了。《张氏和政堂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圣人的言论已经把治国之道说得很全面了。箕子把它分为三类：正直是第一，刚强取胜是第二，柔顺取胜是第三。孔子把它分为四类：施政宽厚是第一，施政严猛是第二，以和气调平是第三，和谐达到极致是第四。三类就是四类，四类就是三类。宽与猛，是刚与柔的不同名称；和，是正直的另一种称呼。为什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也不妨引出天下的道理来说明。阴阳是气，昼夜是阴阳的变化；阴阳交合，于是形成四时。刚柔是形，水火是刚柔的变化；土石又是水火的变化；刚柔交合，于是形成四维。宽猛属于事，缓急是宽猛的变化；坚脆是缓急的变化；宽猛交合，于是形成四端。四时完整，天地就和谐；四维完整，大地就和谐；四端完整，人就和谐。和与同并不相同，只有彼此补济，才能成为和。古人中谁做到了这一点？仲山甫做到了。尹吉甫的诗说：“人们常说，柔软的东西就咽下，刚硬的东西就吐出。只有仲山甫，柔软的也不咽，刚硬的也不吐。不欺侮鳏寡之人，不畏惧强暴之人。”不把柔软的咽下，是把柔看作刚；不把刚硬的吐出，是把刚看作柔。圣人说：“宽柔地教导人，是南方的强。” “死而不厌弃，是北方的强。”所以君子与人和谐却不随波逐流，处于中正却不偏倚。仲山甫不偏向南方或北方，而使一切归于中正，这大概就是所谓达到中和吧？近代的人中谁做到了这一点？西安赵公做到了。眉阳苏公的文章说：“他任职守时，不专门施行宽政，时时也施行严政，虽然严厉却不残酷；他任谏官时，不专守正直，而是为了国家爱护百姓，替他们遮掩过失。”不是只归于宽，而是施行刚猛来补足宽厚；不是只归于直，而是使曲折周全来成就正直。圣人说：“宽裕温柔，足以包容；奋发强健刚毅，足以坚持；广大博厚深沉，能随时施用。”赵公进入了这道门吗？这就是他的根源吧？他所发掘的源头深远了。如今的人中谁做到了这一点？广汉张公做到了。他任荆州长官时，慈爱温和、深切体恤，像赵公在益州施行春令；严峻振作、严厉有力，像赵公在杭州施行冬令；平和舒缓、肃整清明，像赵公在处州施行夏秋之令。把这些合在一起，才成为治理本州的道理，这就是修建此堂的缘由。请他在这座厅堂上或坐或卧、游览休息，从自身近处取譬，从万物远处取譬，观察这些道理：太阳只适合白天而不能照耀夜晚，月亮只适合夜晚而不能照耀白天。

译只有人，白天便张开，夜晚便闭合；上天的完整性，我兼而有之。动物只能横向活动而不能纵向站立，植物只能向上生长而不能横向行动；只有人，站立时身体纵直，躺卧时身体横卧；大地的完整性，我也兼而有之。呼吸而成为气，能阴能阳；屈伸而成为形，能柔能刚；收敛、发散而成为事，能宽能猛。所以人是天地的灵秀。作为天地的灵秀，却不能自己运用这种灵性，就会被外物所改变。性情有强弱，是五行的规律使它改变；禀赋有温燥，是五方之气使它改变；见识有显明和昏暗，趋向有邪正，父祖的陶冶、师友的熏染、风俗的感染，也都能使它改变。不被外物改变的，才是真我。公使心安定而有所照察，四方无不通彻，独自运转天地之灵，收放、快慢都在自己掌握之中。对人无所亲近，又何必对人疏远？对人无所施加畏惧，又何必对人侮辱？在宽猛、刚柔之间回旋变化，水、火、醯、醢、盐、梅等调味品都齐备了。这不就是所谓的和羹吗？公名某，字某。他的父亲是太师某。父子相传的学问，上承孔氏为宗，下至今天仍然如此。孔氏学说的大原则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正因为他们传承得正，所以存养心性，专一而守持中道；不离开和，也不使和散失，所包含的德行十分厚重。他那种不争、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凡是显露在外的，都是内在中和充足后的余波。这些都值得记载。这些都值得记载。他那种不争、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凡是显露在外的，都是内在中和充足后的余波。这些都值得记载。这些都值得记载。《平政堂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皇帝即位第十七年，下诏任命某人为兴国太守。凡是亲友和旧交，都劝阻他说：“仔细想想，熟悉兴国的人都知道，那里临湖而居，城郭像是用水围成，百姓与龟、鱼、菱、瓜杂居。水退以后，芦苇茂密无边，又与狐兔相混。这一年，各级大官依法查办本州的事情有多少件，各级百姓用文书控诉本州的事情有多少件；各种官吏和胥吏，无论大小、轻重，被议论的有多少人；应当输纳而没有输纳的钱有多少、粮有多少；应当办理而没有办理的兵有多少、甲有多少。推究这一类事务，全部说出来还有许多。你怎么能够承受这些呢？”某人说：“这是君主的命令，还能怎么办？”到任之后，果然如此。有人想要引退，有人想要离开。有人赶来劝他不要停留，说：“兴国很久以来就无法治理，如今更为严重。各仓库、府库中应当有而实际有的钱粮有多少，应当有而没有的钱粮有多少；各类文书中可以回复的有多少，不可以回复的有多少；城郭、乡里中可以督促的有多少，不可以督促的有多少；其他无法承受、无人负责的事情又有多少。你怎么承受得了呢？”某人说：“这是君主的事情，又能怎么办？古代做官的人，把守职尽责当作事业，把任职之地当作家。汉代制度中，有时就以所居官职作为姓号，传给子孙。” 如果因疾病休假、请假回家沐浴，也只是回去与家人相见。那些勤勉而专一的人，即使逢沐浴休假也不出外，仍然保留着古代纯厚世风的遗意。古人重视亲身为他人臣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士大夫之家，固然有不幸而遭逢败坏的，也只是尽力承担而已，从来没有抛弃它而另投他处的。假如做官的人都选择便利美好的地方居住，那么偏远地区的人，谁来同他们共同治理呢？君主不以他们无能而鄙弃，反而让他们承担这样的职位、守护这样的家业，这正是把天下作为家业的人。广泛设置官长，分掌内外职务，无非是任用能够承担艰难事务、继承德行并取得声誉的人，这才是亨通。卦中的第二爻说处理母亲留下的弊病，第三爻说处理父亲留下的弊病；到了最后一爻，父母遗留下的弊病都已经影响不到他了。所以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高尚。”这是季夏园公一类的人，并不是献上名帖去侍奉他人的人。况且我还没有来这里时，本来就是徐氏家族的主人；如今把自身交付出来，承担这个州的责任，徐氏反而成了旅舍中的过客和路人，兴国才是自己的家。看看徐氏越来越轻，难道敢不尽力吗？如果说要面对危险、渡过艰难，与生死纠缠，那么平时劳心经营、选择安稳之地，就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了。他又将用什么借口推辞呢？在这里感到困难，在那里也会感到困难；慎重办事，可以成为侍奉君主的大义，难道不是吗？后来，他使心怀不安的人得到安抚而安定，使离散的人得到收拢而团聚，使忧愁劳苦的人得到保护而安康，使困窘急迫的人得到宽缓；然后又使那些荒废玩忽的人受到震动而振作，使豪强顽梗的人受到约束而收敛，使拖欠积压的事务得到整顿而齐备，使衰败破敝的地方得到激励而精强。宽与猛相互补济，刚与柔适合时宜，于是兴国的政事得以平和。所有国家、官府的财赋，所有官吏、士卒的俸禄，所有祭祀、宾客的礼仪费用，所有都鄙、稍甸的政令，没有过度，也没有不足，于是兴国的政事大为平治。他只是对义理看得明白，对世故经历得熟悉，所以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又不挑拣事情难易，不区别美恶，而以大公至正来战胜自己的私心。汲黯治理淮阳已经很难，而公治理兴国却很从容，比古人还要高明。至于这座厅堂，所有辨别地域、审察地势、安排工程、整饬财用等事项，都不加记载，只记它的大略，并系以辞章，以顺从百姓的心愿。辞曰：高高的山峰啊，苍翠高耸直摩青天；君登上这座厅堂，心意却不在山。明亮的水湾啊，江湖内外相接；君登上这座厅堂，心意却不在水。心安放在哪里？在天帝的百姓身上。有露水，有霜雪，有秋天，有春天。只有天帝至圣，只有百姓值得追随；不刚硬，不柔弱，大公而至正。愿君主亲自体察并且遵循它。君主英明，臣下贤良，彼此协力而共同治理。有光明的时日，有停息的彩虹。万种声音同为欢呼，往来的人群熙熙攘攘。有安闲的居所，白天处理政务，夜晚读书；没有猜疑，也没有惊惧。浮在水面的龟、沉在水中的鱼，都在说君主归来了；百姓也在思念君主。有茂盛的香草遮阴，遗留下的恩德永远不会使人厌弃。

译《三圣坛龙祠记》淳熙十一年六月，雨水没有按时到来。池阳太守王公说：“先成就百姓，然后再致力于神灵，这是古代的教训。凡是治理的设施，都应考察古代的制度，根据今天的适宜情况依次办妥；于是先祭祀上帝，又祭祀群龙。”公说：“龙有时在田野，有时在深渊，也有时在天空，这些都是龙出没的地方。应当在原野和水边寻求它们显灵的地方，就在它们停留的地方祭享。向东隔着堤岸有一座土丘，耸立在平湖之中，地势并不很高，但巨大的水势不能越过它；相传它能随水一同上升，大概这是神灵留下的古迹。公说：‘龙确实由震卦主管，雷也由震卦主管，震是正东方位。这块地方应当依照官府祭祀龙的旧仪式办理。’进公说：‘祖宗制定的法典，从天圣直到嘉祐，制度越来越完备；如今皇祐年间形成的成法还在这里，按制度应当采用。’公又说：‘既然是这样的礼仪，文辞应当怎样主持它？《中庸》不是说过吗？至诚不息，不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悠远，悠远就能广大深厚，广大深厚就能高明；广大深厚可以与大地相配，高明可以与上天相配；悠远长久没有疆界。天地凭借诚信而交相参合，神灵难道会舍弃这种诚信吗？’公又说：‘既然是这样的道理，幽隐之物应当怎样使它显明？《中庸》不是说过吗？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到，但它体现在万物之中而无所遗漏，使天下人斋戒明洁、穿戴盛服来承奉祭祀，神灵浩浩荡荡，仿佛在祭坛上方，仿佛在人的左右。’ 这种使幽明相通而显现出来的情形，正如诚信不能遮掩一样；诚信能够使幽明合为一家，神灵也就显明了。”听到这话的人，一半相信，一半怀疑，都说：“圣人的话流传于世，为什么采用它的人很多，而取得成效的却很少？如今就要在公身上验证它了。”丁亥日举行祭礼，当天阴云生成；戊子日礼仪完成，当天甘美的雨水普遍降下。过了三四天，雨水达到充足而且还有余量；过了七八天，又接连降雨而没有停止。于是怀疑的人全都相信，相信的人更加坚定，这才知道神道并不遥远，圣人的话并非虚妄。我认为，公使上天降下厚泽、使百姓生活丰足，这项功劳还小；使圣人的话在天下人的心中得到信任，这项功劳才大。天下不相信圣人，圣人也不能被天下相信，即使有粮食，怎么能够吃得到呢？公名某，字某；他的学问源自鲁地，流传于邹地，所以他的言行气度温厚可亲。信任这一道理深厚，辅助这一礼仪诚笃，兴建工程敏捷，寻求文辞切实。汴都赵某因此来观览这次举动，并详细记下它的事迹；实汶阳王某凭借此举，上可以质诸天地而不违背，下可以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唉！这就是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东坡先生祠堂记》先生在元丰七年离开黄州，所见诗句“桑树下难道没有住上三夜的留恋，只是在酒杯前姑且为了独自归去”，就是这一次；所见词句“堂前杨柳好好地在吧，应当记得我，不要剪去柔嫩的枝条”，也是这一次。如今这些诗词载入文集。杨元素起任富川时，听说先生从黄州调往汝州，想要顺着大江、逆着西江到筠州，去见子由；他命富川的弟子员李翔在富川路上迎候先生。《满庭芳》序中所说“阻拦李仲览从江南来”的事，就是这一次。如今这些文字收藏在下雉李氏家中。先生从临皋渡到武昌，所见诗句“清风吹过水面，月亮衔着山头”，就是这一次。如今这些文字载入文集。所见词句“经过高安，还要越过一重重山”，也是这一次。如今收藏在磁湖陈氏家中。先生到了富川，所见诗句“我们这些人总要在长江边老去”，就是这一次。如今流传在富川。所见词句“绿槐高柳中传来新蝉的鸣声”，也是这一次。如今载入文集，并收藏在下雉李氏家中。先生从富川赶往高安，与杨元素痛饮酣醉后告别，没有赶上石田，天已经晚了；所见诗句“只看见一只孤萤自行开合”，就是这一次。如今载入文集。所见词句“过湖时携手同行，多次沾湿衣襟”，也是这一次。如今流传在富川。前三十年间，还有一个老妇人活着，曾经见过先生。她身材修长，面色黧黑，穿一件短短的绿色衫子，衣摆只到膝盖；她拄着杖到士人、百姓家中拜访，不加选择，常常喝醉，便放纵自适，大家都高兴地迎接她，说：“苏学士来了！”她来后就叫人拿纸写字，酒喝得不多，稍微多喝一点便倒斜着身子高声歌唱，调子也不很合拍；稍稍睡下便醒来。她在一个士人家的墙上写道：“只有陈季常不肯离开，要到庐山才回来；如果是山神把我留住了，我一定要恼怒他。”她又在一个百姓家的门上写道：“今天借到了西寺的《法华经》，那个和尚想送给我；他说：‘你必须得到我，不必得到经。’”这些事如今流传在富川。先生到了京师，进入禁林，仍然没有忘记这里，曾看到他写道：“京城之下全没有好的兴致，只是坐在那里想到您家水轩中的蒲草和莲花，哪里还能够再见到呢？”如今收藏在下雉李氏家中。我住的地方正紧挨着蒲草和莲花，只能用小词来追述这件事。想到元丰年间的矫揉雕琢，先生在江湖之间五年，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成为先生呢？先生在四月离开齐安，一天到富川，七天离开；十天到庐山，十五天到高安；五月一日离开，十一日到吴、楚、梁、宋、河朔以及交广；此后又过了十七年，不必考察，也不忍心考察，唉！

译《富池昭勇庙记》“昭毅武惠遗爱灵显”是王的爵号；“昭勇”是王庙的庙号；富池是王庙所在的地方；甘氏是王的姓；巴郡临江县是王的乡里。某人是秦国丞相，是王的远祖；某人是吴国尚书，某人是会稽令，是王的儿子；某人是吴国太子太傅，某人是晋国镇南大将军，某人是散骑郎，是王的孙子。镇南大将军在襄阳死于王敦之乱，是晋朝的忠臣。吴国是王任职的国家，大帝是王侍奉的君主。西陵太守、升城督、折冲将军、前部督，是王历任的官职。王活着时在吴国的功绩，包括在乌林、濡须击败曹公，在皖城擒获朱光，在合肥阻挡张辽，在益阳击退关羽，在南郡解救曹仁，在武昌擒获黄祖。王死后在宋朝的功绩，包括抵御寇贼、保卫城邑、兴降雨泽，在元丰、建炎、绍兴、隆兴年间救助百姓。王生前侍奉刘表、黄祖，但都没有能够善终；而在这些时候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是吴国。王死后经历晋、宋、齐、梁、陈、隋、唐各朝，都没有受到特别的宠嘉；而他的功德最为显著、最为彰明的，却是宋朝。宋朝拥有天下后，追录前代忠臣义士，凡是死后仍能施加冥冥中的功德、暗中的恩泽者，都加以褒扬。于是封王为襃国公，这是开宝五年太宗皇帝赐予的。封王为襃国武灵公，是元丰五年大旱时祈雨有应，郡里把情况上报后神宗皇帝赐予的。把庙称为昭勇庙，是政和二年部使者把王的功劳报告朝廷后徽宗皇帝赐予的。封王为武惠王，是宣和五年道士臧归真把王的功劳上报公车后徽宗皇帝赐予的。封王为武惠昭毅王，是建炎二年因神灵显验使张遇惊惧，郡里把情况上报后太上皇帝赐予的。封王为昭毅武惠显灵王，是建炎四年因阴兵镇压金人，御营使刘光世把情况上报后太上皇帝赐予的。封王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是绍兴二十一年部使者把王的功劳报告朝廷后太上皇帝又赐予的。王在吴国任太守、将军；开宝年间封公；元丰年间增加称号；宣和年间两次增加称号；建炎年间又增加称号；绍兴年间又增加称号。唉！吴国给予王的恩遇已经很厚，宋朝给予王的恩遇更为深厚。顺佑、柔懿，是两位夫人的封号，也包括夫人、小君或女儿。绍威、绍灵，是两位侯、尚书或会稽的封号。这是建炎四年刘光世所请。唉！吴国给予王的恩遇已经很厚，宋朝给予王的恩遇更为深厚。吴国之所以兴盛，有五个人的功劳；如果他们不能击退曹公，让曹公顺流而下，吴国一定会灭亡。击退曹公的是周瑜。如果不能擒获关羽，让关羽沿着襄水、汉水向上推进，吴国一定会灭亡。擒获关羽的是吕蒙。如果不能击退汉先主，让先主顺流而下，吴国一定会灭亡。击退先主的是陆逊。如果不能攻取黄祖，让黄祖据守江中，吴国就不能兴盛。攻取黄祖的是王濬和鲁肃。鲁肃说：“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立刻消灭；只有在江东形成鼎足之势，等待天下出现裂隙，消灭黄祖，进而攻打刘表，占据长江流域所能达到的地方，据有它，然后建立名号来图谋天下，这就是汉高祖的事业。”王濬说：“汉朝的国运日益衰微，曹操越来越骄横，最终必定成为篡夺者。南荆之地山陵形势便利，江河流通，是国家西面的形势所在。刘表考虑短浅，儿子又无能，不能留给曹操。应当先图谋夺取黄祖，进而占据楚关，逐步谋取巴蜀。”这两种谋略，是吴国兴起的原因。汉高祖的兴起，有韩信在坛上的谋略；汉先主的兴起，有诸葛亮在草庐中的谋略；吴大帝的兴起，有王濬提出攻取武昌、兼并荆州的谋略。周瑜、吕蒙、鲁肃、陆逊可以与王濬并列；陈武、凌统、董袭、蒋钦则不能与他并列。王濬死后，过了一千多年，才开始与史官辨正事实，明确把王濬的等级地位提高到与诸公相当，并不是因为诸公的品级发生了变化。唉，这大概也有命数吧。按图经，王濬曾任偏将，兼领阳新、下雉县，这两个地方如今在郡的西面。吴大帝就是在这里取得武昌郡的。按传记，王濬任西陵太守，兼领两个县。阳新在隋代称富川，后来又称永兴，距离西陵一千多里，怀疑传记记载不妥。也许王濬任西陵太守之后，改领阳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浔阳，这一点不可知。按图经，王濬曾封侯于溧阳，镇守富池；按传记，王濬去世时还没有封侯，曾驻屯当口、半洲，没有到过富池，怀疑图经记载不妥。如今下雉距离富池二十多里，也许富池就是古代的下雉，这一点不可知。唉！在千年以前考校、合并山川道路的记载，是很困难的；可以暂且缺略不书，但王濬的丰功伟烈，却不能缺略不书。接受吴国的恩惠，王濬这样报答；接受宋朝的恩惠，他又这样报答。那么王濬的忠义，也不能缺略不书。宋朝的国运没有穷尽，王濬的忠心也没有穷尽；他在冥冥中消灭北方敌人，使中原永远清平，与大家一同登上这样的境界，王濬的威灵确实足以达到这里。词曰：山陵和山谷啊交替成为高处与深处，草木啊经历秋冬与春夏。明月啊永不沉没，金枝和翠旗啊永远鲜明。波涛沸腾啊箫鼓齐鸣，龙吟啊蛟龙起舞，瑶簪啊美玉佩饰。江妃啊汉女，酒杯摇动啊星光流转，衣袖举起啊云彩飘浮。格泽、欃枪啊纷纷坠落，踏破虚空啊百万貔貅。厉鬼惊惧啊疾走，沙尘飞扬啊巨石怒吼；玉剑啊不再鸣响，天河啊寂然无声。亿万年啊永存功勋，生死之间啊同享哀荣。养育我啊抚慰我，淮水以西啊长江以左；环绕荆阳啊覆盖全境，恩惠啊高达苍穹。赤县神州的风尘啊全都清除，举起龙旗啊立于大宫。谈笑之间扫荡四方啊，把帝位安置在天地中央；有诏命我某人啊，你来做王吧。歌颂完毕，拜手叩首说：“臣哪里敢辞谢。”

译《压波亭记》湖如今以洮湖为名，这座亭如今以压波为名；给这座亭命名并作记的是丹阳陈希颜。这是后湖苏公的话。有人说：“苏公的声名流传于世，却困于言语的波涛，年老之后才渐渐平静。他想要使这些波涛安定，大概是因为害怕吧？还是因为愤怒呢？”怎么会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苏公的狭隘了。苏公最早闻道，在他看来，波涛和高地低地是同样平常的东西。他为什么害怕？为什么愤怒？用力量抵御外物叫作压；不与外物争竞，培养力量而不显露，这或许就是与道术相忘的境界吧。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压呢？那么苏公的心意究竟在哪里？我不能追随他的足迹，只能用自己所见来说明。水的本性是清澄的，波涛是它的变化，并不是它的本性。是风摇动了水，否则就是石头激起了水。风和石的力量，有时缓慢，有时急促，波涛随着它们变化，是受外力驱使才这样，所以说这不是本性，而是变化。本性则没有外力驱使，从远古直到今天，始终如此。我观察天下的水，环绕三蜀、绵延数千里的土地，以及西戎、南蛮几十上百国的广大地域；三十三条江河，以及数百万条沟壑溪谷奔向瞿塘峡之外的水势，我无法尽知。从夷州到夷陵，著名险滩有四百二十五处，极尽天下雄奇；即便那些没有名声的地方，也足以惊骇神灵、使人魂飞胆落，鬼神都要退避，这都是石头造成的。到了荆州，江水变得平缓开阔，纵横奔放，直达大海；即使穷尽才思和辩说，也不足以说明它博大雄豪的气势。风忽然一起，万重波浪随之兴起；转眼之间波涛一张一弛，天地也为之变迁，蛟龙为之翻腾起舞，山陵、谷地、山川都不能自主，所以常常是风使它如此。风和石头的力量也很大，但诗人和文士一杯酒、一首诗，就能使它安定平伏，文章的力量就更加大了。韩退之描写南山，杜子美描写洞庭湖，把名山大川玩弄于股掌之间；即使把这一类文章全部列举出来，哪里足以抵挡文章的锋芒呢？苏公的文章足以抵敌万人，而且还绰绰有余。当初我在后湖与他结交时，他年纪还很大而富有经历；后来他周游天下，深切阅历世故，从刚刚萌芽、只能合抱，到长入云霄，后湖已经来不及见到了。洮湖的波涛，苏公年轻时尚且足以镇服；后来后湖已经被它的奇异折服。如今三江五湖横流奔放，连四海也容纳不下，何况洮湖呢？后湖应当自有办法处置它。我从未登上这座亭子，却先从这篇文章中看到它，想象亭下风烟凝聚而远阔，鱼鸟都不惊动，草木水石幽静闲适、澄澈肃穆，飘然如同有道之人的场所，尘世之中没有这样的地方。后湖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吧？后湖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晚年出仕于后湖，后湖的意趣尚未穷尽，难道还能推辞吗？动止全都如此，喧闹与寂静一并遣除。没有波涛，也没有“没有波涛”；没有压迫，也没有“没有压迫”。万物顺其自然，彼此相互徜徉。这就叫作逍遥，而天下最大的快乐，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你若不信，就在九原造一个后湖，试着去问问它。《游无穷室记》【替姚明之所作】王子问姚子说：“你喜欢游历吗？我将和你向东横渡大河，跨过龙门，经过砥柱，直到探究河源；到达与牛斗相接的地方，登上岱宗，远望沧海，观看日出；逆流而上汧水、渭水，经过咸阳，访察秦汉的故都，想象阿房、五柞、露寒、宜春宫的壮丽。你能勉力跟随我吗？”姚子说：“能。”我将和你向南漂浮在大江上，登上九疑山，洒酒祭奠虞舜的瓦棺，凭吊娥皇、女英；向北穿越长城，数看饮马的水窟，眺望三关险阻的形势。你能勉力跟随我吗？”姚子说：“能。”我将和你拱手相对，近处不离几案，远处不超过门槛，却一起在八极之外神游，早晨从苍梧驾车出发，晚上在昆仑山停下车来，彼此声息不相接，筋力也不会疲惫。你能勉力跟随我吗？”姚子说：“不能。”王子说：“你说不能，是因为有所阻碍。如今织蒲草做鞋，削柳木做木屐，砍檀木做车轮，豢养四匹马作为车驾，合木做船，编竹做筏，这六种东西是世人所说的能够到达远方的工具，但最终都各有穷尽。为什么呢？向齐国去就会违背楚国；面向秦国就会背离越国。并不是齐、楚、秦、越本身使你困病。我将使你不穿鞋、不着木屐也能行走，不用车轮、不驾车马也能奔驰，不乘船、不乘筏也能漂浮。这样就没有齐、没有楚、没有秦、没有越，这难道不在于你自己吗？从前列子驾御风而行，慢行时看不见鞋和木屐，快行时看不见车轮和车马，渡行江河时看不见船和筏。他蓬蓬然与风一同升高，寥寥然与风一同下降，遥遥然远行而不疲倦，翱翔然淡泊而不显露。很好，但仍有所凭借。风行便行，风止便止，这是行动和停止都受风支配。行动和停止受风支配，就不在于我自己。所以他飘然上升，迫近云霄，我不能使他下降；委然下降，坠入川谷，我不能使他上升。他还不是天下最彻底的游。摒弃形体，放下聪明，与万物变化一同流转，与玄妙一同适宜，然后才能游于无穷。如今你的屋子，空间不过一丈，席子之间只能容一尺，人们认为它狭窄，但通达的人看它却不是这样。千仞的高度是从眼中产生的，万里的远方是从脚下产生的。超然越出眼和脚的范围之外，那么千仞哪里还能算高，万里哪里还能算远呢？一丈的屋子、一尺的席子，其中难道就没有无穷的游历吗？” 你何不回去求取这种境界？我冒昧把它命名为《游无穷》，并为它写下这篇记。

译《达磨大师行龛记》江陵张孝芳侍奉菩提达磨大师，制作了一座随行龛与他同行，拿来给我看，说：“替我记下这件事。”达磨从天竺来到震旦，经过建康，见了梁武帝，不久便离去，终身隐遁在高山之间。论侍奉佛教的力量，其他帝王没有能超过梁武帝的，凭借这一点本来足以有所作为了，那么达磨为什么还要离开他呢？梁武帝纠缠于名利末节，本来不足以领受达磨所传授的道理，而魏明帝又哪里足以了解它呢？魏明帝三次召见他，达磨三次拒绝他，这并不是在梁武帝和魏明帝之间评判谁对谁错。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居负夏，死于鸣条，是东方夷人的后代。文王生于岐周，死于毕郢，是西方夷人的后代。两地相隔一千多里，两人的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施行仁政，却如同符节相合。伟大啊，中土是圣人驰骋的地方，是所谓天下最宽广的居所吧！’这就像长江大河，放下能载万斛的船，又有大风从后面推动；又像平原大川，使用四蹄飞奔的良马，驾着轻车，力量容易施展，志向容易舒展。英雄豪杰喜好成就事业，本来与道的旨趣不同，像汉高帝那样取得成就，已经很奇异了吧？” 他做汉中王时说：‘我也想向东发展，怎么能郁郁不乐地长久住在这里呢？’圣人虽然无意选择土地，但形势便利、气运相合的地方，多在七曜、五行纯全融结之处。从仰慕功业的人看来，这就像把水从高屋顶上向下倾倒，势不可挡。周文王迁都镐京，姜太公便来归附；达磨到洛阳，慧可便出现；风从虎，云从龙，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达磨从南印度来到东土，越过海洋，穿过沙漠，为求佛法而寻找传人；他看见赤县神州具有大乘佛法的气象，达磨本来就是这样说的。《雪山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雪山集》卷八 宋王质撰 书信 《与张都督书》【按：这封信应当是孝宗隆兴元年所作】我自四月离开扬州，到如今抵达南陵，三天走了四百里，劳苦的情状不说也可想而知。只是暗中观察所听所见，从道路上搜集零碎的见闻，或许可以略微有所补助。前一封信中，我大略把某人统治部下无状的事情告诉了您。钦夫拿兵器劫持下属官员的文书，拿刀逼近总领的车驾，放火焚烧编户百姓的草料，趁着酒意撞入纳妇者的住所，实在非常不祥。我在相公身边时，从未听说过这些事。我如今仍未听到这件事，料想它不会再传到相公面前了。然而这样一来，相公平日所听到的事情，恐怕有些并不是真实的。处在众人之上的人，对于下面人的皱眉、欢笑、屈服、伸展，没有什么不应当知道，因此才能发现他们隐蔽的情形，替他们疏导积滞。古代做君主的，有时出入于田地之间，《曾孙来止》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做官吏的，有时在农夫送饭的时节来到田间，《田畯至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凡是这样做，都是为了获得无所不知的途径。后世的百姓把君主看作上帝，把大官看作神明，把小官看作龙、麒麟、虎、豹，只能看见而不能接近。因此上面人的耳目日益狭窄，下面人的心腹也日益闭塞。即使侥幸通达，也没有不亲历、不有所凭借而能做到的。面对面尚且会有隔阂，更何况经过几层传递之后呢？” 相公地位尊贵，能够见到您的人本来就有限；见到您而敢于进言，进言而敢于全部说尽的人，又有限。因此我只担心相公平日所听到的，有些并不符合下情的真实。古代君子把苦口之言当作良药，把甜言蜜语当作美丽的疾病。为什么呢？苦口之言大多出于真情，而甜言蜜语有时浮于事实之上。虽然不全是这样，大概十件中有八九件如此。前些日子侍奉相公时，我曾说赵沂来告诉我吴璘的军队重新振作，西边的人归附不断。近来见冯时行写信给唐立夫，深深忧虑吴璘，并认为蜀地危险。赵沂的说法若是对的，冯时行仍不失为忧虑时局、爱护国家的贤者；冯时行的说法若是对的，赵沂难道能承受得了罪责吗？这样看来，冯时行不是欺骗别人的人。赵沂虽然没有欺骗人，却未必没有被人欺骗。我又哪里知道某人是否有能力呢？有人不让自己的子弟出来任职，正足以看出他没有贤能的父兄。不过这话难以令人相信，因为这件事不是我平素所熟悉的。耕织应当问奴婢，军旅应当问武夫，书生不是他们的专业。向僧人询问佛法，他们当然知道；至于饮酒吃荤这些作为僧人弊病的事情，同党没有肯自己揭露的，问别人就会知道。相公重视军旅之事，却询问士大夫；又把士大夫的议论看得很重，却拿来评论将帅，难道不是因为这并非他们的专业吗？” 古代豪杰以军法统率宾客，这是灭秦抗汉的规划；命令子弟编入部曲，这是驾驭魏国、压倒吴国的形势。近来听陈阜卿说：‘起初以为统率军队很难，如今又安排民兵和府卒，才知道不过如此。’我说：‘天下本来没有难事，想通了就解决了。’然而军队并不是士大夫平常所习惯的，也不是只有士大夫才能深知的。这种事情与鬼神、造化相通，不是庸人能够轻易理解的。因此我前一封信中大略说：‘钦夫掌握军旅的权力，应当逐渐交到士大夫手中。’像陈阜卿、张晋彦这一类人，让他们处在军队之间、戈矛刀槊之下，便会有古人的风采。如今让几个大卒来做这件事，他们终身也不能取得美好的功绩。败坏五家军政，正是这些大卒的责任，而且这种弊病代代相传，接连不断，情状相差不远，甚至还有过之。有陈金却设置庑舍的人，必然没有守城而逃的事；有穿素服却统率军队的人，必然没有德顺的功效。这难道只是过失吗？相公由此就可以知道诸将的才能了。早晚相公回到朝廷，革新法度。如果不改变今天的军政，也不过取得今天这样的武功罢了。相公的忠诚可以感通天地、穿透金石，实在绰绰有余。然而您的精神已经逐渐不同于从前，功业还没有达到最初的志愿，只能使相公深深悲伤长叹而已。前些天临别时，相公忽然萌生退隐山林的兴致，退下来向钦夫说起此事并为之伤感。俗话说：‘指望张三来做王大，怎奈王大就是张三。’使相公蹉跎到今天的，正是这些人，难道只是诸将的罪过吗？听说张晋彦已经获得祠禄，必定会经过维扬拜谒相公，请试着留下他与之交谈，观察一下他。偶然触动胸怀，不知不觉便倾吐出来了，还望相公宽恕。《与汤相书》【按：这封信也似乎是隆兴元年所作】我在四月二十八日曾写奏札向相公申诉，说家贫亲老，请求给我一个官职以供养双亲。等候二十七日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再次写奏札申述前面的请求，语气更加急切。又等候二十天，仍没有得到答复。我私下疑惑，相公前后两次主持国政，天下才华卓异、令人惊叹的人，如张孝祥等，都低头收心，听命效力而不推辞。不只是相公有办法使他们信服，大概还另有办法使他们主动归附。因此近世宰相门下人才众多，没有谁能比得上相公。《诗经》不是说过：‘有卷曲的山阿，南风飘来。山阿一卷曲，风便吹到；礼数尽到，士人便来归附。’我亲身试验此事却没有应验，难道是得罪了相公吗？反复深思，不能说我没有罪过，但也不能算作罪过。冒昧替相公陈述：天下人如果不是园公、绮里季那样的人，谁能对宰相没有所求？接受请求的人地位尊贵，求取的人地位卑下。正因为习惯于卑下，所以即使抬头跪拜、弯腰曲身、缩肩喘息，仍觉得做得不够。我如今尚未踏入相公的门，却写信求官，过了一个月便冒昧频繁来求。做天子的宰相，难道可以被一个平民隔空指使，而且还可以催促着获得官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