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鲁斋遗书》　　别集类四【元】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鲁斋遗书》十四卷，为元代许衡所撰。许衡另有《读易私言》，已经著录。当初，许衡的七世孙女婿郝亚卿辑录他的遗文，尚未完成，河内教谕宰廷俊接着编成此书。嘉靖乙酉年，山阴萧鸣凤在汴地校刻。后来又有题识说：“萧鸣凤正在校订此书，恰好应内翰元忠奉使经过汴地，他说旧本的编次似乎有不妥之处，于是重新编排如下。后来得到《内法》以及《大学中庸直解》，都增补进去。旧本名为《鲁斋全书》。私下认为先生的著作还有许多散佚，不能冒昧称为‘全书’，所以改名为《遗书》。”看来，这个本子是应良重新编定，而由萧鸣凤改名的。卷首两卷是语录，第三卷是《小学大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两部分：上为《中庸直解》，下为《读易私言》《读文献公揲蓍说》以及《阴阳消长》一篇。第五卷是奏疏，第六卷也分上下两部分：上为杂著，下为书状。第七、第八卷是诗和乐府。附录两卷，则收录像赞、诰敕之类以及后人题识的文章。这部书是后人搜辑编成的，没有加以分别取舍；例如《大学直解》《中庸直解》，都是启蒙读物，只求文辞通俗，并没有什么新的阐发。其中按年代编写的歌诀尤其不应列入文集，却一概刊行，并非许衡本人的意思。不过，许衡一生的议论宗旨，也颇多依靠这部编集而得以保存。舍弃其中芜杂的部分，选取其中精华，就在于读者自己分别取舍了。他的文章无意刻意修饰辞藻，却自然明白纯正；各种诗体也各有风格，尤其是讲学家的作品中难得见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一　元许衡撰　语录上 天空低垂而变得混浊，后来又重新清明上浮；大地裂开而泄漏，后来又重新凝结填补。人物中那些衰歇灭亡、萎败凋零的，也会重新生长繁衍。等到阴阳运行、元气通泰，先前混沌的状态又会重新开辟了。天地阴阳的精气形成日月星辰。太阳和月亮并不是先生成有轮廓的形体，只是最精纯的元气到了那里，就自然呈现出这样的光明。阴精本身没有光，所以远近都随着太阳的照耀而显现。日月运行有一定的度数，人体血气周流也有一定的度数，天地六气的运行也一样。运行到东方就是春天，运行到南方就是夏天，到了哪里就主宰哪里的一个时节。太阳一日运行十二时也是这样，万物都随着它运行；它过去了，万物便不再属于它所主宰的时令。万物都以阴阳为根本，想要去掉其中一方，是去不掉的。天依托着地，地附属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也都是这样。天有寒暑、昼夜，万物有生长、繁荣、枯萎、衰败，人有富贵、贫贱，风雨露雷无不具有教化作用。富贵福泽、贫贱忧患，也无不具有教化作用。这正是天地造化万物，使它们日日更新而不衰败的原因。长生而长春，怎么能够长久保持呢？春夏秋冬、寒暑交替，是天的规律。假如春天可以长久不变，那也就不值得珍贵了。南北东西是固定的形体、相互对待；春夏秋冬是流行运转、相互作用。这就是一体一用，彼此循环。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生死是常有的道理，怎么能够逃避呢？却想寻求一个不死，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凡是谈到性，就必然包含命；凡是谈到命，也必然包含性。贫贱、富贵、死生、寿夭、祸福，都是禀受于气，也都根本出于天。这是一定的分限，不是人力所能求取的。其中有正命，也有非正命。应当尽自己的道义，不要站在高墙将倒的地方，以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然而其中也有吉凶祸福、死生寿夭到来，就应当顺从承受。所谓不是人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都是正命，是由天所决定的。非正命，则是冒险求幸，做

译不合礼义的事，以致遭受祸害、刑罚甚至死亡；命运也随之而来，这是人自己招来的。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起，气随志向而动。龙虎在哪里，风云就随从哪里；志向在哪里，气也就随从哪里。思考要谨慎。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都要用心思考。君子有九种思考，这就是所谓“思则睿”；同时也要做到思虑不邪。眼睛望见山，就说它是青色，可以吗？只有有了知识，才能够思考。有人问：“心中的思虑很多，怎么办？”回答说：“如果不知道自己思虑的是什么事情，只要确实是在求知应当知道的道理，即使千思万虑也可以。若是私欲刚刚萌发，就应当立即斩断，这在于自己能够察觉罢了。人的心灵虚明，不存在像枯木死灰那样完全不思考的道理；应当在值得思考的地方精心用心。” 有人问：“心、性、天，是一个道理吗？”回答说：“就是一以贯之。”又问：“是道理出于天，还是天出于道理？”回答说：“天就是道理。有了它，便在同一时间存在；在根本上没有先后。有了这个道理，后来才有这样的事物。比如树木生长，知道它确实有这个道理，然后才形成树木这一事物。表里、精粗没有不到的地方，就像果实成熟一样。又像水流溢出，向东、西、南、北都可以流动；从体上建立，在用上运行。内心积累充实，就显现在外，便成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内里没有不真实的，外在自然没有不相应的。凡是事物的生成，必定先获得这个道理，然后才有这种形体。没有道理就没有形体。孟子所说的妄人，是因为没有这个道理；那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事物必定各有道理，从来没有无理的事物。道理和事物不能分离；没有事物，道理又寄托在哪里呢？阅读史传中的事实和文字，虽然都只是已经过去的粗略痕迹，其中也仍然有道理存在。圣人观察随风旋转的蓬草，便知道制造车子的方法；或者观察挑夫争道，便领悟运笔的意趣，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能拘泥于表面的痕迹，而不知道变化。即使是浅近的事物，也一定有形而上的道理。只要学者能够得到圣人神妙的功用，以此观察万事万物的道理，就可以了。至于形而下的事物，在事情和作为之间，都是粗略的迹象，却也不能废弃。仁是四种德性的首位，“元”是善的首位。前人把“元”训释为“广大”，确实是有道理的。心胸不广大，怎么能够爱人、敬人？怎么能够使教化之心无穷，使容纳、保全百姓没有疆界？仁和元都包摄四德，并列而称，所谓合在一起却不混杂，分开却不离散。仁，是人的本性达到极致，也是爱的道理；爱，是情感的发露，也是仁的作用。公，是人实行仁的途径；元，是天体现仁的极致。仁是人心本来固有的，但有时会被私欲遮蔽，从而陷于不仁。所以行仁一定要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能公正，公正就能行仁，行仁就能产生爱。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爱就不能充满全身。至于知觉，是仁的作用，也是仁所兼有的方面。元是四德之首，所以兼有亨、利、贞；仁是五常之首，所以兼有义、礼、智、信。这正是仁一定包含知觉，却不能直接把知觉称作仁的原因。五常属于人的本性。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是人性分限中本来固有的东西。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所实行的，是各自应遵循的道理。遵循本性的道，是各自职分所应当做的事。圣人只是以中正之道、公正之道应对事物罢了，没有自我私意，也不把人分为亲疏，更没有故意造作。以天下人的才力治理天下的事情，顺势应对而已。但是精微的道理，是圣人的能事。【末两句疑有误字】天道运行，时刻不停。圣人明睿，能够照见无形之处，这是普通人的智虑所达不到的。前代贤人的言语，都是格言，但其中也有针对某一时、某一事而说的，所以有的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有的实行起来反而会产生弊病。只有圣人的言语，万世实行都不会有弊病；即使是针对某件事而说，也都可以通行而

译没有弊病。凡是求学的方法，必须对六经、《论语》《孟子》中的每一句话，都联系自身的事情来求取意义。比如其中有我尚未做到的，就应当努力实行；如果我所做的不合于六经、《论语》《孟子》，就必须改正。首先要致力于亲身实行，不只是诵读书本、写作文章而已。圣人的心，就像明亮的镜子和静止的水，外物到来时不会扰乱，外物离去时也不留恋。下功夫的关键在于专一。专一，就是保持敬意。东莱曾说，南轩说心专注于当下，才称为敬。比如正在和客人交谈，却又想着别的事情，即使所想的是好事，也不算敬。只要心有间断，就是不敬。凡事都要一一省察，不要随着外物而离开本心。即使身处千万人之中，也常常知道有自己在。这就是保持敬意的大致方法。” 日常生活中，如果不自己加以提防，懈怠懒惰的心就会产生。懈怠心一旦产生，就不只是悠悠荡荡、无所成就，放纵、邪僻、奢侈也会随之而来。

译耳目所听到、看到的，和内心所发出的念头，各自按照同类相互呼应，就像有种子一样。今天从自己身上发出的，正是前一天进入心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来不会有丝毫差错，因此不可不谨慎。庸人的眼睛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祸害，只看见所得而看不见失去；把放纵感情、满足欲望当作对自己有益，把存养内心、修养本性看作束缚，直到丧失道德、毁损身体还不停止。只有君子能够从细微处看出明显的后果，在人的欲望将要萌发时就加以遏制。二程以格物致知为学，朱子也是如此，这正是他们超过诸子的地方；《大学》是孔氏流传下来的遗书。求学的关键就在这里。凡是实行不够有力，只是因为认识不真切；如果果真认识真切，实行起来怎么会没有力量呢？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都是为了求得真知，然后才能笃实行道这一句话。圣人教人，不过是“知”“行”两个字。从“学而时习”开始，说的也只是知与行。不惑、知命、耳顺，说的都是一个“知”字，只是有精粗浅深的区别罢了。耳顺，就是内心对一切都没有抵触；到了这个境界，还有什么思虑呢？不思考也能自然领会。从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就是不用勉强也能合于中道。有人问：“穷究天下万物的道理，必然要探求事物所以如此的原因，以及它所应当如此的法则，这就是所谓的理。”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解释‘穷’这个字；所以如此的原因，以及所应当如此的法则，是解释‘理’这个字。‘所以然’是根本源头；‘所当然’是末流结果。‘所以然’属于命；‘所当然’属于义。每一件事、每一件物，都必须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和所应当如此的法则。” 不听从父亲命令，就是不孝；不听从君主命令，就是不忠。若有不听从天命的，难道偏偏没有责任吗？君父的命令，有时还处在可听从或不可听从之间，教导人的尚且说：“不要违逆，不要懈怠。”何况天命至公至正，没有不善的地方，为什么偏偏不肯接受天命呢？立志要像伊尹那样立志，学习颜子所学习的道理。出仕就有所作为，退处就有所守持。大丈夫应当如此。出仕而无所作为，退处而无所守持，那么他的志向和所学将用来做什么？对别人要求很严的人，必定是宽恕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必定很少苛责别人，因为也没有空闲去责备别人。自己责备自己，一直到圣贤的境界，哪里还有工夫责备别人？看见别人有一点善处，就赶快去仿效学习他，因为他看不见别人有什么可责备的，只责备自己。颜子就是这样：“如果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别人，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如果用圣贤的标准要求别人，那么就没有完人了。”孔子说：“赐啊，难道贤能吗？至于我，连责备别人都没有空闲。” 责备自己，可以成就别人的善；责备别人，反而只会增长自己的恶。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情感中只要有一种在心中发动，气就会不平。气一旦不平，说话往往就会有过失。七种情感之中，只有愤怒最难治理，也最容易招来祸患。必须在盛怒时坚忍不动，等到心气平和时再审慎应对，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没有过失。愤怒的气势，像猛烈燃烧的火焰，只会徒然伤害触犯自己，别人来时不要同他争竞。事情过去后心境清凉，在天地之间应当把心胸放得广大，不可被气质拘束、局限于自己一身。处在贫贱忧患中，不可过分悲伤失意；贵为公卿宰相，也不可骄傲。应当知道，自有天地和国家以来，有多少圣贤曾处在这个地位；卑贱而做普通百姓，也不必感到羞耻，应当知道古代有多少有志之士、仁人甘心屈身于贫贱之中，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有什么值得欣喜或忧戚的呢？凡是处理事物，都有两种情况：有些由自己决定，有些不由自己决定。由自己决定的，其中有义；不由自己决定的，其中有命。归结起来不过是义和命罢了。世人怀着智巧、挟带欺诈，却想把事情做善，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必须完全去掉人为的虚伪，忠厚纯一，然后才能把事情做好。至于死生祸福，则完全归于天命罢了。人的谋划如果充分周密，也可以保全天命所赋；人能够保养生命，也可以保全精神元气。自己暴弃、自暴自弃而招致凶祸，都是自己招来的。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色，意味着人的欲望胜过天理，天理就灭亡了。人只应当修养内心，使自己合乎天理，不必去管是否与别人相合。如果果真能够自我修养，天下人都能与之相合。若只靠花言巧语、伪善面色去求得与人相合，那么这种相合的性质就可想而知了。要勤勉不懈，却不要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却不敢懒惰。这不只是求学如此，日常生活和办事之间也都应当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祸福、荣辱、死生、贵贱，就像寒暑、昼夜交替一样，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凭私意和小聪明妄想迎合或躲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诋毁不可仓促接受，赞誉也不可仓促接受；喜悦不可立即流露，愤怒也不可立即发作。与人相处必须稳重厚道，待人必须长久深远，只需回头看年终结果如何罢了。一时一刻便动摇改变，任凭别人毁誉，后来就难以收拾了。有无缘无故得到的赞誉，也有要求完美而来的诋毁。所谓无缘无故，就是没有缘由却获得赞誉；没有实际却得到赞誉，可以吗？得到大的赞誉，就会有大的诋毁到来；得到小的赞誉，就会有小的诋毁到来，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圣贤得到赞誉，就没有什么会招致诋毁；身负盛名，确实难以处置。圣贤却不同，他们没有难以处置之处，是因为他们务求实际而获得名声。名声，是一种美好的器物。造物者忌讳人取得太多，并不是忌讳取得太多，而是忌讳没有实际却得到名声的人。圣人是根据人心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来扶助引导，使它发展下去的。人的内心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向：爱父母、敬兄长，和蔼地表现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随着感触而显现。圣人只是帮助它发扬、推扩，依着人原有的本领不断进步，并不是把人心原本没有的东西强行安排给人。后世却把人的良知良能砍削丧失了，又把人性原本没有的东西强行安排、移植进去，如同雕虫小技；因此学校废坏，天下人才也被毁掉了。等到这些人去做官，对于世事人情，完全不知道远近亲疏，不知道什么是天理和民间常道；像这样，百姓怎么会归向正道？风俗怎么养成？他们本来没有学习风化人伦，连自己的本性都已经毁坏了，怎么能够教化别人？称赞人的善行，应当就其外在事迹来说；议论人的过失，应当就其内心来说。因为人的最初本心本来没有恶，只是被利益欲望驱使，所以失去了正理。开始时非常微小，最后却会发展到不可挽救。仁人虽然厌恶他离开正道太远，却也未尝不怜悯他昏暗无知，错误竟到了这种极端。所以议论他时，必须从他最初失足的地方说起，使这个人听了足以自我更新而不产生怨恨，同时使自己的话成为长厚而切实重要的话。善行的迹象已经显著，就应当随即加以赞美，不必再追究隐微之处，主要应当形成确定的论断。对方听了会乐于自我勉励，对自己来说也有实际的验证，而且不会留下日后的弊病。

译善恶的消长，若善少恶多，就应当先称许他的善，不敢攻击他的恶；善多恶少，然后才敢指出他的恶。治病也是这样：对于积久难治的病人，暂且应当以扶助、保护元气为主。圣人在教导、培养门下弟子时，也是如此。教导人、任用人，必须先使他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知道羞耻之后，还必须培养保护他知耻的心。督促责备他，使他有所畏惧；给予荣誉，使他有所向往。但督促责备、给予荣誉都不是教育的根本方法。到了既无所畏惧、又不知道向往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推行不下去了。学校教育，夏、商、周三代都共同实行，都是为了使人明白人伦。上层明白人伦，下面的百姓就会亲爱和睦。舜明察各种事物，洞察人伦；后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之中，祸乱接连不断，只是因为人伦不明，所以才导致这样。比如大舜处在顽固、嚣顽、傲慢三种人之间，仍然如此勤勉，只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大伦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没有怨尤。爱他们，就为他们感到喜悦而不忘记；厌恶他们，也仍然为之劳苦而不怨恨。人只有在这里明白了道理，才能完全尽到人的道义。侍奉父母的大纲要目，是养护身体、奉养志意、充分表达爱、充分表达敬四件事。其中充分表达爱和敬尤其紧要，所以孝说到底只是爱父母、敬父母两件事。天子的孝，是把爱敬之心推及天下，也只有这两件事能够成为天下的榜样，牢固地凝聚人心。舍弃这两点，就只是法术了，其效果与圣人不同。父母在世时，不要远游。做儿子的仗恃自己的血气，哪里不能去？但应当深切体察父母思念儿子的心，要把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义理，以及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也无不各有应当如此的法则，这就是天伦。如果没有学问来明白这些道理，就会违背、远离人的道义，和禽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自古以来，天下国家不过就是三纲五常。君主知道君主的道义，臣子知道臣子的道义，君臣就各得其所；父亲知道父亲的道义，儿子知道儿子的道义，父子就各得其所；丈夫知道丈夫的道义，妻子知道妻子的道义，夫妇就各得其所。这三方面一旦端正，其他事情都可以办理。如果这三方面还没有端正，那么变故就有不可预测的；哪里还有空闲去做其他事情呢？端正伦理，深厚恩义，是家人相处的道理。人处在家庭中，面对骨肉父子，大多是感情胜过道理、私恩压倒公义。只有刚正的人，才能不因偏私的爱而失去正理。所以《家人》卦的大旨，是以刚正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气所生，是骨肉中最亲近的亲人。如今有些人不明白义理，违背天性，虽然同胞出生，感情却如吴越；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行迹却像路人。甚至为了计较分毫利益而抛弃断绝至亲的恩情，听信妻子儿女的话，结成至死不解的怨仇。这哪里知道兄弟之间的义理呢？凡是选择朋友，必须选择志趣正当、能够彼此切磋琢磨、对自己有益的人。至于邪僻卑污，以及柔弱谄佞、没有真情、相互诱导作恶的人，千万不要接近。凡处在朋友之中，切忌自满。只有虚心才能接受东西，满了就没有容纳的地方。别人不告诉我，我的见识就只能到此为止，不能每天有所增长。所以一个人的见解，不足以兼有十个人的长处；我能够从十个人那里取长补短，就兼有了十个人的才能。这样不断吸取，达到一百人、一千人，那么自己所拥有的才能还能估量吗？凡是求得长进的方法，在于能够接受意见。无论是别人直言尽告，还是议论经书有所见解，或是所写文章还有不工整之处，以至于自身凡有未善的地方，只要别人能把这些都告诉我，我就恭敬尽礼，虚心接受。如果确实有可以听从的，就终身铭记在心而不忘失；如果不能听从，就退下来自己反省。讲习研究经书，必须把经文的正本反复诵读，探求圣人立言的指向和意旨，务必从经文自身得到收获。如果反复诵读到二三十遍，甚至五六十遍，仍然求不出意义，然后再用古注来验证。古代经书的训释不明白、尚未能够通晓时，才考察各家的解释，选择其中恰当的，取一家之说作为定论，不可泛泛地读，却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家。诵读经书、学习历史，必须专心致志，摒弃外在事物；除非有父母、老师、长辈的命令，不可因为其他事情而中断。阅读诸子和史书，必须有所取舍裁断。六经、《论语》《孟子》，就是裁断诸子史书的标准。譬如法家有律令格式，奖赏功劳、惩罚罪过，符合律令格式的就是正确的，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诸子百家的言论，符合六经、《论语》《孟子》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用这个标准考察古人，决定取舍，很少会有差错。阅读史书，必须先专心读完一部，其余的全都放下；等读完一部史书，历历在心、默默记住，然后再选取另一部来读。这样坚持不变，不用几年，各种史书就都可以备于记忆。如果一部史书还没有读完，又夹杂着读其他史书，纷纷交错在眼前，那么一整天也不能得到其中的要领。又一定要读《左传》，并参照《史记》；读《史记》，应当参照《前汉书》。因为阅读史书全在于有方法，这一点不可不知道。看史书时，应当先看那个人的大节，然后再看他的细小行为。善的就效法，恶的就拿来作为警戒。这样才是对自己亲身实行有益；如果只是记住事情、诵读史书，那不叫作学习。凡是确立一种论说，必须探求事情的实际所在，考察道理究竟如何，不应像写科举应试文章那样驰骋文笔，拼凑安排抑扬。比如讨论人性，说到孟子，却又牵扯荀子的性恶说，再牵扯杨子的善恶混说，又牵扯出性分三品的说法。这样的文章，都是文人驰骋笔端，像辩士、说客一样，不求真实正确，只想用利害关系迷惑人。如果果真看清了是非所在，就应当只坚持孟子的主张，不应说许多彼此牵扯的话。宋代文章接近义理的很多，但真正得到实在义理的也很少。世人所谓“越接近义理，越容易严重混淆真理”，宋代文章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读者只须把眼光放明。

译谈到古今文章时说：二程、朱子不谈作文，只说明德、亲民。明明德是学问中的大纲要目；在这里明白了，三纲五常和九种法则就会树立起来，君臣、父子井然有序，这才是文章的大处。细到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答，也都应当合乎文理。如今有人把一生的精力专门用在文章上，铺陈叙述、转折变化极其工巧，那么对于真正应当讲求的方面，遗漏就很多了。如今善于写文章的人，说起尧、舜、周公、孔子、曾子、孟子的言论，好像出自自己的口中；如果根据他的行为来责求实际，那就如同霄壤之别。假使他无意于文辞，而是由圣人的言语来求圣人的心意，那么他的所得也一定有可观之处。文章的害处，在于损害道。优孟学习孙叔敖，楚王把他当成真正的孙叔敖，难道就可以拿孙叔敖的事情来责求他吗？文人与优孟有什么不同？上古的圣人何曾有意于文辞？他们的德性和聪明，声音自然成为音律，自身自然成为法度，哪里是后世小人的笔端所能模仿的？从德性中发出来，不期望成为文章而自然成为文章。所谓言语有章法，只是在事物之间表现出来，节理文理完备。后人竭力去做，仍有所不能达到，由此可知，没有圣人的心，却想做圣人的事业，是不可能的。阅读魏晋、唐代以来诸人的文章，其中放纵旷达、不受拘束的地方，确实令人喜爱，身心当下便感到快活。但必须思考，究竟怎么样呢？果真能够终身以此为乐吗？果真能够不毁坏先人的事业，并使恩泽及于子孙吗？天地之间的人，各有自己的职分；本性分限中本来固有的东西，不可自行磨灭；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不可荒废怠慢。人如果怠慢自己的职分，即使说是吃饱穿暖、终身安乐，也是有志之士和仁人所不取的。所以古人称这种人为“幸民”。凡是没有约束、没有法度、艳丽放纵而不受拘束的文章，都不可阅读。它们极能改变人的性情，圣人用义理教导人，费尽力量也未必能挽回；而这类言语一经看见，便深入骨髓，使人的情志无法收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语有这样的话，怎么能不谨慎呢？有人谈论：普通人写诗作文，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回答说：出于人的本性。诗文不过是礼部韵书中的字，已经能够排比成章。大概是心中明德所造成的。不只是诗文，凡是能够把事情安排得有条理，大到君臣、父子，小到盐米等细事，总称为文。因为合乎适宜，又称为义；因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又称为道。文、义、道，只是同一个道理。阳货凭借不仁不智来劫持圣人，圣人的应对显得十分从容。如果换作别人，有的会因为过分卑逊而招致侮辱，有的会因为刚直而招来祸患，有的不能抵御对方勃然发作的气势，必定不能处理妥当。圣人则辞色谦逊而不卑下，道义存于胸中而不骄亢。有人说：“孟子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回答说：“一定会显露出他的精神气概。” 老氏所说的道德、仁义、礼、智，与我们儒家完全不同，所以他的教化大不相同。它多含隐退退缩之意，不肯光明正大地实行。我们的道至公至正，以天下的公道大义来实行，所以法度森严明白地展示给人。即便如此，三代以前的人忠厚笃实，也一定不是老氏所说的那样。老氏的书，是衰败时代的书；沿着它流传下去，必然会变得诡诈刻薄。知道老氏的长处，也知道老氏的短处，就可以了。后世人心浮薄，不如三代淳厚踏实，有时也可以借助老氏来补救，例如汉文帝、张子房的作为就是这样。老氏认为，道德、仁义都丧失以后，才到了礼。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又说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孟子说：“智的实质，就是认识这两件事而不离开它。”老氏又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做那无须人为强作的事。”这并不是老氏所理解的智。孟子一开口就说仁义，因为仁义片刻也不能离开。老氏所说的道，指的是鸿蒙荒远的时代；又说“上德不德”，这些都是他所见不同的地方，不必一一列举。庄子喜欢把将来的大道、明显的趋向以及义理浅显之处，彻底说得无边无际，不分大小，把它封藏得深奥隐秘，使人无法窥测。阅读这类书，必须放开眼界加以审视、看透，不要让它欺骗、引导了自己。五帝的禅让、三代的继承，都是气数所决定的常理。其中有像尧、舜这样的人，也有儿子不肖的情况，这是变化。尧、舜能够用揖让来通达处理这种变化，却不能使自己没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汤、武遇到君主无道，这是变化；汤、武能够用征伐来通达处理这种变化，却不能使夏、商没有桀、纣。圣人遇到变化而加以通达，也只是通晓自然的气数，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私意参与其中。春秋时期上下二百多年，其中人才有一节一行值得称道的，本来就很难指举计数。至于宏大厚重的器识、明敏的见解、端正笃实的品行、正大光明的议论，在世上从未断绝。现在姑且举出其中才质优美而著名的来说：齐国的鲍叔、管仲，晋国的舅犯、先轸、郤克、赵衰，宋国的华元，楚国的子文、蒍贾，秦国的百里奚，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这些人都足以尊崇君主、保护百姓，都足以抵御灾害、控制变故，都足以接续断绝的世道、振兴太平之治。如果拿他们同三代辅佐君王的人才相比，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如果在汉、唐全盛时期寻求人才，还没有见到超过他们的。汉高祖本来就有取得天下的才力和器量，好比推车的人，必须自己推得六七分，别人再从旁扶助、牵引二三分，即使遇到陡峭的地方也能走过去。如果自己完全推不动，全都仰赖别人，那么平地上也走不动，何况陡峭险要之处呢？各位功臣只是从旁辅佐他罢了。若像踩了脚却还没有醒悟，后来就会大大坏事。正当楚汉争雄的时候，能够使沛公激发天下大势的人，是谁呢？三老董公劝说沛公，让三军穿白色丧服，共同诛讨杀害义帝的楚军；顺德、逆德的道理，昭然明白，足以同日月争光。人心稍微知道义理的，选择顺从而抛弃叛逆，已经如此决断了。董公的这番言说，哪里是萧何那些文章议论所能相比的？即使号称以子房为军师，在帷幄之中，也没有见到这样的重大计策。当时凭借义理而向天下各方进军、使天下响应的，是董公的力量。不去计较利害，只求合乎义理。诸葛孔明看得真切，当时只把恢复汉室、讨伐贼臣看作应当做的事。至于成败和顺逆，不是臣下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只能归之于天命罢了。只管这样去做，这就是圣贤的心。普通人则一定要计算成败利害。

译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眷顾并授予使命，树立君主和老师，必定给予他聪明刚断的资质、厚重包容的气量，使他出类拔萃、表率端正，成为万邦的榜样。这大概是上天把极其艰难的责任交给他，并不是给予他一个可以安逸享乐的地位。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无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直到太阳西斜还无暇休息，天未亮就起床求衣。实在是知道上天所给予的是极其艰难的责任，起初就不能用轻易的心态来对待。知道它困难而以困难的态度处置，困难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它困难而以轻易的态度处置，日后的困难就会大到无法收拾。孔子对人的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这番话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做君主，应当止于仁。天地的本心，不过就是仁。人的常情，在忧患危险时敬畏谨慎，在闲暇安逸时懈怠怠慢。只有圣人不是这样。尧、舜只是兢兢业业，没有忧患警惕停止的时候，在闲暇安逸处境中也和忧危时一样。一日二日之间有万种事务，怎么能够懈怠呢？程子说，慎独可以达到王道；起初我并不认为如此，后来慢慢思考，才知道不这样就不能实行王道，大概是因为用功有间断的缘故。以唐太宗的英明，尚且不能在这一点上像汉代文帝、光武帝那样终身敬慎，只是圣学不足以成就他，真是可惜。有家、有国，所以要确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是因为不凭人为作用而名分自然确定，便没有争夺。比如野外有一只奔跑的兔子，人人都争着追逐；市场上堆着兔子，经过的人却看都不看。这就叫作名分确定。臣子掌握威势权力，没有不招致祸患的。岂只是人事如此，天道也不允许这样。月亮是阴魄，借太阳而发光。它离太阳远，光就盛；正如臣子远离君主，声名就大，威权就重。它靠近太阳，光就微弱，越近越微弱。臣道属阴，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大臣在君主身边却擅自掌权，这是危险之道。古人举荐善人贤者，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是想让恩泽出自君主。施行刑罚也是这样，恩威难道可以让它出自自己吗？如果让人知道恩威出自自己，就会产生多少怨恨和敌人，危亡很快就会到来。所以月亮和星辰都借太阳来发光，等靠近太阳反而失去光明，这个道理很值得反复体会。孔子说：“政令宽缓，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了，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用宽缓来施行。用宽缓来调和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缓，政事因此和谐，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 改变人的错误是不行的；要改变他的事情，通常应当先改变他的内心。他的内心改变以后，他的行为有些即使不用明说也会自行改变。凡是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等天伦关系，礼法都应当如同法则一样实行，不可以任凭主观意愿增减。过于简易而有所省略，过于细密而有所过度，都是不对的。礼，是人事的仪节法则，是天理的节度文饰。圣人对于仪节法则、节度文饰的规定，正是事理本来应当如此之处，不可以改变。礼只是敬意的仪节文饰，不能使别人后来产生悔意，也不能使自己后来产生悔意。所以说：已经辞谢的东西还可以接受，已经送出的东西不可夺回。馈赠进献也是这样。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和平。圣人的和顺积聚在内心，发出来就成为礼乐。礼乐的根本就在这里。古人制作音乐，是把情感、性情和风俗教化寄托其中，并不是为了钟鼓铿锵的声响。小雅全部废弛，四方夷狄交相侵扰；礼崩乐坏，不能牢固凝聚人心。人心没有归属，元气虚弱，邪气便乘虚而入。《三百篇》是古代的乐章，与后世的乐章大不相同，尤其足以看出古人厚重根本事业、敦厚人伦，念念都在这里，从未流于邪僻。对于人伦废弛感到悲伤，对于刑政苛酷感到哀痛，都是因为礼乐废弃的缘故。先王设置学校，培养人才，以满足天下的需要。到了后世弊病产生，科举名目的法令越来越严密，而士人进入仕途的手段也越来越巧，以至于编排、摩写字样，只求一定能够符合标准。上位者不以人才的标准来对待天下士人，下位者为了迎合这种要求而应对，难道也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即使取得了功名，对实际任用又有什么益处？上下相互以这种方式对待，弊病就到了如此地步。想使百姓获得福祉，难道能够做到吗？先王设置学校，后世也设置学校，只是不知道先王为什么设置学校。上位者用来教人的内容，人与人用来求学的内容，都根本出于天理民彝，没有别的教育，也没有别的学问。学校教育，夏、商、周三代都共同实行，都是为了明白人伦。司徒的职责，只是教导人伦罢了。凡是不以人伦为根本的，都不是教育的正道。树立君主以建立政事，谨慎地实行的就是这种教化；设置老师以建立教育，所教的也是这个道理。先王都以人心本来固有的东西为根本，不把人原本没有的东西强加给他，所以人容易听从，风俗也美善。这不是后世所谓的学问和教育。《文公小学》将四书的次序、本末编排得十分完备，如果有圣王兴起，必定应当取它作为法则。任用人才、创立功业，我从己巳年起就有一定的看法；但不能只凭自己的意见行事，否则排斥阻挠的人必然很多，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应当考察众人的意见，采纳各人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实行。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是以圣人的眼光看圣人，不必等三年之久才知道，第一次见面便应当知道。然而，尧不敢凭自己的看法就把天位交给舜，必须先让他宾客般接待四方诸侯，使他进入大麓任职，历经各种艰难考验，使天下人共同了解他，又让四岳、十二牧共同推举他。这样就仿佛不是出于尧个人的意愿，然后舜才居于天位、治理天下职事，人人都无异议。后世所称圣主任用人才、建立功业的事，往往都出于个人意见。唐宪宗平定淮西、蔡州，功业虽成，裴中立却不能安居朝廷，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天下的事务，本来就多得数不清。但其中最重要的，不过是任用人才、确立法度罢了。古人说，得到贤士就会昌盛，只依靠自己就会局促。意思正是如此。贤者能够认识治理的根本，懂得事务的关键，与庸人相差悬殊，大概相差十倍、百倍乃至千倍。把贤者布置在各个职位上，各种职务都能得到治理。然而，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不能一下子详细了解，所以本来不敢任用。有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看弊端而不能升降任退他们，只是空说自己懂得识人罢了。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取决于用人是否恰当。用对了人，百姓就能享受他的利益；用错了人，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自古以来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必定把用人作为首要事务。既然用人得当，那么所谓善政才可以实行。用善人来施行善政，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呢？

译大圣大贤，根本和末节都能兼顾，既能达到谋划规模的广大，又能详尽处理各项细节，能够勤勉于小事，然后才能完成大事。比这低一等的，也是豪杰之士，但往往举大事时遗漏细节，尽力于小事时又昏昧于大体；才干稍大，便不谨慎于细小的操行，所以有“才大便疏”的说法。谨慎于细小事情的人，大多不能认识大体，不能谋划大事，用人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后世以功名著称的人，一遇到礼乐制度便难以前进，大概是因为这里较为细密，精力有所不及，所以必须另行任用另一类人物。传记中那些才能卓异、值得称道的人，从道理上看，也只是偏于一方面的才能。圣人则圆融浑全，各种道理都具备。古今的人才大多凭血气行事，所以多有所偏。圣人纯粹凭德性行事，只要彰明光明的德性，自然能够浑然完备而不偏颇。害怕自己受害的人，必然会想到怎样去害别人。哪里知道使别人获利，就没有不使自己获利的呢？至于审理公事，已经查得了事情的实情，恰好依照法律处理，不再旁求深究，这也是使人获利的一种方式。那些庸俗的官吏不明白这个道理，专门把替人开脱罪责作为心愿，称之为阴德。我说并不是这样。履行正道、奉行公事，憎恶邪恶、举荐善人，这是臣子的职责。如果违背这个原则，那么本应受到惩罚的恶人反而使他获利，本应获利的善人反而使他受害。明面上不能逃脱刑罚和赏赐，暗中也不能欺骗神明，哪里还有什么阴德可说呢？每当处理事情时，暂且不要让人看出喜悦。既然让人看出喜悦，就一定偏向了某一方面，随后便会产生弊病。喜悦本来就不是长久之理；既不使人喜悦，也不使人愤怒，便是合乎中道。土地生长万物有其最大的限度，人的力量使万物成长也有其最大的限度。取用有一定限度，使用有一定节制，就会常常充足；取用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就会常常不足。万物生长的丰歉取决于上天，物资使用的多少取决于人。天地之间，无论做人还是做物，都各有一定的分限。超出分限之外，不能过分求取，也不能过度使用；暴殄天物，就会得罪上天。有人问天象变异，我说：“胡氏有一种说法，很像父母发怒：有时是儿子、儿媳有所冒犯而使父母生气，也有时是父母另有忧恼。做子女的都应当恐惧戒惧、修身反省。”这话很有道理。天象变异经常发生，却没有相应的事情，这是什么道理呢？天下的事情常常是两方面相互较量。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大体上只是阴阳、刚柔彼此胜负。前人说，这就像两个人角力相抵，彼方胜了此方就失败，此方胜了彼方就失败。但胜者不能停留在自己应有的限度内，必定超过自己的限度才停止；失败者也必定到了极点才重新恢复，于是双方都不能保持自己的分限，所以相互报复直到今天仍未停止。三代盛世时，分别君子和小人，使他们各安其分，所以天下大治；后世就比不上了。《鲁斋遗书》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