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七，元许衡撰：《时务五事》。臣某诚惶诚恐，谨慎奏呈时务五事。臣私下想到，臣的性情见识愚昧浅陋，学术荒疏，本来没有求取虚名的打算，却偶然蒙受圣上的听闻。陛下喜好贤能、乐于善行，舍弃人的短处而取其长处，即使臣没有才能，也承蒙宠信礼遇。从甲寅年至今，已有十三年，总共八次承受诏令召见。臣内心常自思量，拿什么来报答和补偿呢？近来又回想陛下传达的圣明旨意，叮咛恳切至极，允许臣对中书省的大事尽情陈述。臣虽然昏昧庸常，承蒙陛下如此知遇，哪里敢不竭尽所有，想着增加万分之一的助益呢？只是臣所学迂腐拙陋，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取官位；言论鄙陋直率，不能迂回周旋，也不能矫揉造作去迎合时俗。孟子把责难君主、陈说善道、杜绝邪说看作恭敬；孔子认为应当以道义侍奉君主，不能这样做时就辞去职务。臣所守持的原则，大意大概就是这样。伏望陛下体察臣不善言辞的情况，明察臣至诚的心意，那么臣区区的愚见，也或许稍有补益。建立国家的规划。治理天下国家，应当有大的规划。规划一经确定，就依照次序推行，使它不过度，也不不足，这样治国的功业就可以期待。否则，内心疑惑、目光眩乱，反复改变、纷纷更改，每日计算似乎有余，按一年计算却不足，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过去子产处在衰周的列国之中，诸葛孔明凭借西蜀一隅之地，尚且都能确定方针并终身遵循，何况堂堂天下，难道可以没有一定的论断而任意妄为吗？古今建立国家的规模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本要领在于得到天下人的心。得到天下人的心，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仁爱和公正罢了。仁爱则民心顺服，公正则民心信服。既顺服又信服，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然而开创之初，重臣倚仗功劳而难以控制，可能损害我们的公正；小民关系纷杂而没有统一，可能阻碍我们的仁爱。在这种情况下谋划，实在困难。若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和贤良的辅佐之臣，很难处理。形势虽然难以控制，也一定要寻求控制它的方法；众人虽然没有统一，也一定要寻求使他们统一的方法。前瞻后顾，顺应时势、合乎义理，对人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进用、有时退处。内心的主张极其坚定，日日琢磨、月月磨炼，周旋曲折，必定要使我们的仁爱和公正通达天下，然后才停止。到了这一步，纲纪法度就有可以施行的基础；天下虽然广大，也可以不劳而治。然而其中先后的次序、缓急的适宜，都暗中有确定的规则，只能用心体会而不能用言语传授。这就叫作规划。本朝疆土辽阔遥远，各地民众混杂，风俗既然不同，意见很难立即确定。考察前代，北方占有中原之后，必定推行汉法，才能长久，所以魏、辽、金能够采用汉法，存在的年数最多。其他不能切实采用汉法的，都相继发生动乱和灭亡，史册记载完备，清楚得可以看见。本朝仍然处在遥远的北方，本来没有必要议论这些；但按照今天的形势，非采用汉法不可。陆路行走凭借车辆，水路行走凭借舟船，反过来使用就一定不能通行。幽燕以北，衣服和饮食适宜寒凉；蜀汉以南，衣服和饮食适宜温热，反过来就一定会发生异常。由此说来，国家应当实行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延续万世的本国风俗、历朝累积的勋贵势力，一旦驱使他们降下身分而服从，臣仆的谋议又要改而采用亡国之俗，形势上实在十分困难。如果不是聪明通达、特别卓越，明白中原历代圣王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一定会叹息怨恨，大肆喧哗，后果很不好。我私下曾思考这件事：寒冷和暑热本来不同，但寒冷转变为暑热，开始于微温，由温而热，由热而暑，积累一百八十二日，寒气才开始尽去。暑热转变为寒冷，形势也是这样。山中树木的根，力量可以破石，这也是积累力量的一种验证。如果能够逐渐引导、慢慢磨炼，用岁月来等待，内心坚定而事情就容易办成。通常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但事情有大小，时日有长短。把小事的期限定得太远，就会拖延空耗而没有功效；把大事的期限定得太近，就会急迫仓皇而不能成功。这是创业并传给后世所应当审慎选择的。按照北方风俗改用中国的法度，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从前金国刚刚灭亡时，就常常有人议论这件事；但对此不肯努力，实在可惜。后来却贪图宴饮安逸、放纵享乐，经过将近三十年，养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祖宗在前面失去了时机，陛下在后面继承了这个难题。对外从事征伐，对内安抚创伤，即使说是在守成，实际上也如同创业。国家规划的确定，又比从前更加困难了。不过尾大不掉的形势，凭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筹算，已经有了处理办法，并不是臣区区所能赶上的。此外只应当使我们的百姓齐一，使他们富足充实；兴办学校，训练军队，随时增减损益，裁定为固定制度。像臣等这样的人，都能议论这些事情；关键在于陛下坚定地信任并坚守它，不掺杂小人，不谋求小利，不苛求眼前成效，不被浮泛言论迷惑，那么天下人的心大概可以得到，达到治国功业大概也可以实现。中书省的大要。中书省掌管天下事务，本来就不能胜任其中的烦琐。然而它的根本要领只在用人和立法罢了。近处打个比方：头发长在头上，不用手来梳理，而用梳子来梳理；食物放在器皿中，不用手拿取，而用匕来取。手虽然不能亲自完成这些事，却能够使用梳子和匕，这就是手所起的作用。上位者任用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先任用有关官署，偏要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就会看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勤苦，却一天比一天没有空闲。古人说“得到贤士就昌盛，只靠自己就会狭小”，意思正是如此。贤能的人能够认识事情的整体，知道事情的关键，与庸常之人相差很远，大概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把他们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各种职务都能举措得当，宰执总揽要领并加以督察，既不烦劳也不劳苦，这就是所谓的节省精力。然而人的贤愚，不能一下子详细明察，本来不敢轻率任用；有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看弊端而不能进退人才，只说“能知人”却实际上不能用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人没有不饮食的，只有厨师能够使滋味美好；人没有不看日月的，只有术士能够推算日食月食的数目。得法与不得法，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

译有马不能驯习，一定要让马夫乘骑它；有玉不能雕治，一定要请玉工来雕琢它。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堂堂天下这一重大神器，难道可以让不懂方法的人来治理吗？古人说“筑山一定要凭借丘陵，挖地一定要凭借川泽”，意思正是如此。治理人的，是法；守持法的，是人。人与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从，宰执在朝廷上从容任事，既不烦劳也不劳苦，这就是所谓的节省精力。街巷中的议论，动不动就拿古人来讥笑戏弄，却不知道今天我们口中所吃、身上所穿，都依靠古人遗留下来的法则，不能违背。天下这样广大，国家这样重要，古人制定的成法反而可以违背吗？那也太不加思考了。用人和立法，今天虽然还不能立即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已经任职的人，应当马上颁给俸禄，使他们能够以俸养廉；尚未任职的人，也应当赶快制定条文，使他们按次序任用，这样对失职的不满大概可以稍微缓解。外部设置监司，纠察贪污泛滥；内部专门由吏部考核订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就可以逐渐平息。任职二次、三次的，压低资历较高者而提拔资历较低者，那么人才与爵位大概可以稍微平衡。这些办法之外，就会堆积堵塞、参差错乱，只是苟延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尽头。俸禄的数额、叙用的等级、监司的条例，应当先行拟定；至于贵族之家世袭、品官任子、驱良、抄数等便利措施，随后也应当议定，同样不可迟缓。这些只是大概的原则，必须深入探究古人用人立法的用意，推演并扩充它，那么还有什么难以看清的呢？至于能不能施行，取决于上位者如何委任；而能否真正实行，又取决于执政者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罢了。这些并不是臣所能做到的。做君主很难。民众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发生混乱。上天眷顾并授予命运，任命君主和老师，必定赋予他聪明、刚毅、决断的资质，厚重包容的气量，使他在万物之中居首，成为天下万国的表率和正道。这大概是上天把最难承担的责任交给他，并不是给他一个可以安逸享受的地位来娱乐他。自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战战兢兢、勤勉努力、小心谨慎、心怀畏惧的；太阳已经升到正中还没有空闲，天还未亮就起来穿衣。他们确实知道上天所给予的是极难承担的责任，一开始就不可以用轻率的心态来处置。知道它困难而以困难的态度处理，困难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它困难而把它当作容易，日后的困难就会有无法挽回的地方。孔子说人的话：“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可见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做臣子不容易，臣已经报告过了。安童到来以后，做君主的困难尤其是陛下应当专心注意的。我请求把其中紧切而重要的事项，逐条陈述如下。践行诺言。君主不怕说出话困难，却怕践行诺言困难。知道践行诺言困难，那么说话时就不能不谨慎了。从前刘安世拜见司马温公，询问竭尽心力、修养自身的要领，有没有可以终身实行的；司马公说：“大概就是诚吧？”刘公问应当先从什么做起，司马公说：“从不妄语开始。”刘公起初很轻视这件事，等退下之后，把自己平日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加以检点，发现自相牵制、彼此矛盾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了七年之后才成功；从此言语和行为一致，表里相应，遇到事情坦然自若，常常有余裕。臣考察：刘安世只是一个士人，他所交往的不过是一家亲属、一乡众人，同列的臣子也不过几十、几百人而已。然而把他的言语和行为相互对照，尚且还有自相牵制、彼此矛盾的地方，何况天下这样大，百姓这样多，事情有万般变化，每天有万般机务，而君主凭一身一心来应对，想要说话毫无错误，难道容易做到吗？所以会有过去说过的话今天不记得，今天下达的命令后来自己又违背的情况；可否不同、异同纷杂、反复变更，纲纪不能施布，法度不能建立。臣下即使想勉力从事，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只能沉没在琐碎事务之中，最终没有任何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何况由此造成的弊端，又会日益更新、月益壮大而无法遏止。处在下面的人疑惑惊惧，还会议论说他竟然没有法度、没有信用，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身处极难的地位，却不以困难的态度处理，而把它当作容易来处理罢了。如果遵循古代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根本，凡是一件事情到来、一句话说出，都一定探究它的原因以及它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不被喜爱牵引，不被憎恶蒙蔽，不偏于喜悦，不因愤怒而激动，虚心端正意念，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大概也很少。无奈身为上位者的人，多喜欢舒适放纵；身为臣下的人，多从事逢迎取悦。逢迎取悦本来是出于私心，私心一迷惑，就不再畏惧别人；舒适放纵本来是出于欲望，欲望一炽烈，就不再畏惧上天。以不畏天的心和不畏人的心相互感应、毫无隔阂，那么所做的事就全是使自己快意的事情。心中快意，嘴想说就说，身体想行动就行动，又哪里肯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以修身为根本，对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诺言的困难，所以又比天下一般人的困难更大。防范欺骗。人的情状有真实和虚伪，辨别起来有容易的，也有困难的。困难的难以知道，容易的容易知道。容易知道的，即使在谈笑之间、席座之前，也可以看出他的底蕴；难以知道的，即使共同居住、共同做事，经过一月一年，也仍然不能测知他的心意趋向。虽然如此，这还只是取决于人的险诈或平易；此外还有人数多寡的区别。人数少就容易知道，人数多就难以知道。难以知道，并不是因为缺少智慧，而是因为智慧有所分散；容易知道，也不是因为智慧特别多，而是把小的智慧合在一起成为大的智慧。因此处在上位的人难以了解下面的人，处在下面的人却容易了解上面的人，这是形势决定的。处在难以被了解的位置，驾驭难以了解的人，还想不被欺骗，实在困难。从前包孝肃刚强严厉、峻峭正直，号称明察。有个编入户籍的百姓犯法，应当杖打脊背；官吏收受贿赂，和他约定说：“今天见到府尹，他一定会把责状交给我；你只管大声呼喊为自己辩解，我和你分担这个罪名，你受杖打，我也受杖打。”后来包孝肃把囚犯带来，审问完毕，果然把责状交给官吏。囚犯按照官吏的话不停辩解，官吏厉声呵斥他说：“只管受脊杖出去，何必多说！”包孝肃认为官吏是在借机卖弄权势，便在庭中揪住官吏，杖打了十七下。他只是防止囚犯的罪责止于杖刑而受到连坐，以此挫败官吏的气势，却不知道反而被官吏欺骗利用，最终还是按照原先的约定办理。

译我说，这不过是一个京尹罢了，他受人欺骗，不过误办一件事、伤害一个人而已。君主处在亿万民众之上，所掌握的是给予和剥夺、升迁和贬退、赏赐和惩罚、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不幸受人欺骗，把不是当成是，把是当成不是，那种祸害哪里能够尽数说完呢？君主唯独不能没有喜怒；一有喜悦，便有人迎合他的喜悦以求市恩，煽动他的愤怒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君主唯独不能没有爱憎；一有所爱，便有人借他的爱来成全私事，借他的憎来报复怨仇。甚至君主本来没有喜悦，却有人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却有人激怒他使他愤怒；本来不值得爱，却有人强行称誉使他爱；本来没有可憎之处，却有人强行诋毁使他憎恶。这样一来，被提升的未必是君子，被贬退的未必是小人；得到赏赐的或许没有功劳，被剥夺的或许反而有功；以至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该使之生、该使之死，很少有真正处理得当的。君主自己不觉察，天天陷在欺骗之中，却正依靠你们这些人揭发细微隐情，来防止天下人的欺骗；欺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欺骗还防得住吗？总的说来，君主最可贵的是识人，最急切的是用人。用对了人，就没有必要防范了。如果不从这里着手，那么君主身边的便只是争相求进的人、贪图利益的人、无耻的人罢了。他们依仗欺诈和权术，千方百计，以迷惑君心；在这种情况下想防止他们欺骗，即使尧、舜也做不到。任用贤人，是因为贤人以公心为心，以仁爱为心，不会因利益而改变，也不会因权势而屈服。把他们置于朝廷重要职位，各种事务就会得到正确处理。天下受到他们的恩泽；贤人对于众人和国家如此重要，所以应当这样任用。然而有时遭逢时运不济，只得务求自我韬晦，有人举世皆知而世人却不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他，如果当权者中没有同类之人加以引荐，君主也会有不知道他的情况。君主即使知道他，召见他、任用他，却把他随意当作奴仆来对待，贤人就有不屑于前往的。即使有时表面上接待他、礼节上优待他，但他所说的话不被信任采纳，也会有人超然离去。即使有时确实信任任用贤人，又让小人夹杂在其中，责求眼前小利，限定近期成效，只有任用贤人的名声，却没有任用贤人的实际。贤人难道会尸位素餐，白白耗费国家俸禄，招致天下人的讥笑吗？不过，这只是说难以进用的贤人。还有难以契合的贤人。君主地位尊崇高贵，每天听到的都是逢迎讨好的话；大抵喜欢听别人犯错，却不喜欢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只求满足自己的心意，却不求满足别人的心意。贤人想匡正他、扶助他使他安定，务必达到尧、舜那样的正道和安定才肯罢休，所以双方势难契合。何况奸邪佞幸之徒，丑化正人，憎恶直臣，肆意诋毁，从多方面加以阻挠；将要遭受罪责而无法避免，又怎么能指望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天下受到他的恩泽呢？从古至今，正直端方的人和高雅之士之所以看重出仕而轻视退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立即拜谢，益告诫他说：“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去除邪人不要犹豫。”“有二心”这句话，即使对大禹尚且还要警醒反省，后世君主应当怎样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困难。去除邪人。奸邪之人，心术险恶，手段巧诈。正因为险恶，所以千姿百态，别人无法察知【例如用柔和的言语、卑下的措辞诱使人陷入过失，然后再揭发他之类】；正因为巧诈，所以有千条道路、万种途径，别人无法抵御【例如权势在近幸之臣那里，便谄媚近幸之臣；权势在宫闱之中，便谄媚宫闱之人之类】。君主不能察觉，把防范欺骗当作恭敬，把揭发攻击当作公正，把欺骗当作可信，把谄媚当作可以亲近。喜怒爱憎，君主固然不能没有，但有些是合宜的，有些是不合宜的。奸邪之人一味迎合，窃取君主的权势来树立自己的威势，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博取君主的宠爱。上面的宠爱越来越深，下面的威势独断专擅，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上面却没有人知道。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城狐，也是所说的社鼠。到了这种地步，想要除去他们，不也很难吗？不过，这是由于君主不明察，错误积累到这种地步，仍然有可说明之处。比如宇文士及的谄媚，唐太宗明明看透了他的实情，却始终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嫉妒贤能，唐明皇洞察了他的奸邪，却最终不能罢退他。邪佞迷惑人的力量，竟到了如此地步，能不畏惧吗？得到民心，上位者以诚心爱护下民，下位者以忠心报答上位者，有感必有应，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考察过去的事，也有不能用通常情理来解释的。禹治服洪水以拯救天下，他的功劳很大。启贤能而恭敬地承继禹的治道，他的恩泽很深。然而只传了一代到太康，才在洛水一带打猎，万民便立即仇视他并离弃他，唉，真是奇怪。汉高帝出身平民，天下士人如云聚集、如影随从；他困守荥阳时，纪信甚至舍弃生命前往救急，人心归附于他由此可见。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却又有人聚集在沙中谋反，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私下曾思考过：民众拥戴君主，本来依据的是天命，起初并没有不顺从之心。只是君主使他们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公平，然后怨恨愤怒才产生。禹、启爱护下民，既然像爱护赤子一样，民众奉事君上，也就像奉事父母一样。如今太康尸位素餐，沉溺安逸享乐，败坏他的德行，不是为父母的道理，所以民众对他失望。秦、楚残暴，所以天下背叛它们；汉朝政治防止暴虐、施行仁政，所以天下归附它。如今汉高帝凭自己的爱憎来施行诛罚和赏赐，不是防止暴虐、施行仁政的做法，所以民众感到不公平。推究这两点，参照比较古今，凡是曾给民众恩泽而民众却怨恨愤怒的，没有不类似这种情况的。大抵君主刚即位时，大多发布美好的言辞，诏告天下，天下人都喜悦，希望他确实能做到。后来实际情况不能符合所说的话，于是怨恨之心便产生了。同一类、同等地位的人，彼此并没有太大差别，君主却只因自己的私爱，单独厚待一个人，那么没有受到厚待的人自己就已经有了被憎恶的感觉。何况厚待有罪的人而薄待有功的人，心中怎么能不愤怒呢？失望所生的怨恨、不平所生的愤怒，郁积而不能消解，即使口头上说爱护他们，这哪里算是爱护呢？一定要像古代《大学》的道理那样，以修身为根本，使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每一次赏赐、每一次惩罚，都可以符合天下的公理，那么亿万人的心意将不求而自然得到，又哪里会有失望和不平的困扰呢？无奈这种道理不明，做君主的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做臣子的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把这两种人的心意合在一起，想由此求得天下人的心意，那当然很难得到。

译顺应天道。三代以后，称得上政治最盛的，没有比得上汉文帝、汉景帝的。考察当时，天象屡屡发生变化，如日食、地震、山崩、水灾、长星、彗星、孛星之类，很难一下子数尽。在这以前和以后，凡是这些现象，小则有水旱灾害的应验，大则有动乱灭亡的应验，从来没有白白发生而已的。唯独汉文帝能够承顺天心，消除和弥平灾异，使四十年间，海内富足，百姓安居乐业，把告发攻讦的风气变成淳厚的习俗，并且建立了汉家四百年不可动摇的根基。美好啊，伟大啊，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秦朝残害天下已经很久，又加上楚汉战争，百姓死伤殆尽，户数不过万。汉文帝承接诸吕变乱之后，入朝继承正统，专心以养育民众为事务。他的忧虑，不把自己的忧虑当作忧虑，而把天下的忧虑当作忧虑；他的快乐，不把自己的快乐当作快乐，而把天下的快乐当作快乐。今年下诏劝勉农桑，是担心民众的生活不能顺遂；明年下诏减免租税，是忧虑民众的财用或许不足。他诚恳仁爱到了这种程度，民心自然会归附，和气也自然会感应而来。我私下看见，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议论的人都说应当革除旧制、颁布新政，以应合上天的变化。我认为，与其妄自揣测，不如应当效法汉文帝、汉景帝恭敬节俭、爱护百姓的做法来治理，难道不是义理明正而且可信的吗？上天树立【树立，也有封立之意】君主，本来就是为了下民。所以孟子说：“民众最重要，君主较轻”；《尚书》也说：“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我民众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我民众那里听到的。”由此论之，天道总是在下民一边，总是在不足之处。做君主的，不从下民那里求取，不在不足之处求取，却向上求取，向富余之处求取，这就是招致天变的原因。灾变已经发生，天象已经显现，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而不可遏制，却还因循旧习，压制下民，损害他们的不足，还说这是顺应天道，不也很难吗？以上六项，就是所说的困难的条目。概括其要点，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人、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根本树立了，纲纪就可以颁布，法度就可以施行，治理的功效就可以实现；否则，爱与憎相互攻伐，善与恶交相为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拿这种方式治理，绝不可能成功。

译农桑、学校。谈到古代的圣明君主，必定说尧、舜；谈到古代的贤相，必定说稷、契。这是因为尧、舜能够认识天道并顺承它，稷、契又能体察尧、舜的心意而辅佐赞助他们。这就是他们成为天下法则、能够流传后世的原因。天道喜爱生养万物而不偏私；尧和舜也喜爱生养万物而不偏私。尧能彰明高尚的德行，使百姓归于变善；舜恭敬地授予民众农时，使各项政绩都兴盛。这是顺承天道的实际。稷播种【布，播布之意】百谷，以丰厚民众的生活；契施行五种教化，以改善民众的心性。这是辅佐引导尧、舜的实际。这些议论写在《尚书》开头的篇章中，即《尧典》和《舜典》。我十七八岁时，就已经能够诵读讲说；此后反复温习，推演发挥，思考了又思考，苦心竭力，到五十岁时，才大体明白其中的道理。拿它来参照往古，古代贤圣的言论没有不与之相互印证的；历代的治乱事迹，也没有不与之相合的。从此我胸中豁然开朗，没有什么凝滞不通之处，断定知道这套道理确实是古代圣明君主、贤能宰相平治天下的要道。既然有幸得到它，我常常把它告诉别人；但听到的人往往忽然茫然，毫不在意。考察他们达到的程度，正如我十七八岁时一样；他们没有我那么多的思虑、那么多的工夫，不能领会其中意义，也是情理当然。然而有时同一两个知晓此道的人相互讲论，心意融会、思想通达，即使从早到晚，也不知道疲倦懈怠。因为实行这套道理，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军队强盛，人才由此增多，国势由此加重。我日夜思考这些，已经十分熟悉了。如今国家只知道聚敛财物的功效，却不知道产生财物的根由；不但不知道生财，聚敛财物的苛酷又反过来妨害生财。只想防止别人欺骗，却不想培养人的善性。之所以需要防范，就是因为有欺骗；如果没有欺骗，就没有防范的必要。想使人不欺骗，不用衣食使他们的生活丰厚，不用礼义培养他们的心性，也是做不到的。只想着法令难以施行，却不担心没有可以施行法令的基础；上面有很多贤才，都知道办事为公；下面有很多富民，都知道爱惜自己，那么命令自然会实行，禁令自然会停止。如果从今天开始，确实能够优待并重视农民，不让他们受到扰害，把游荡懒惰的民众全部驱使回到南亩，每年考核种树的情况，恳切告谕并督促实行，十年以后，仓库中的积蓄就不是今天能够相比的了。从上都、中都直到各司、各县，都设立学校，使皇子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从事学习，每天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从洒扫、应对一直学到平治天下的要道。十年以后，上面知道怎样统御下面，下面知道怎样侍奉上面，上下和谐、彼此亲睦，又不是今天能够相比的了。能够做到这两件事，万事万物就都能振举；不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一切也都不能指望。这套道理，就是尧、舜的道理，即喜爱生养万物而不偏私；只有能够实行它，才可以做到喜爱生养万物而不偏私。孟子说：“不是尧、舜的道理，我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说。”我愚昧，也私下愿意学习这种道理。谨慎防范【本篇都不是全文，所谓多有删削稿本】。用晦、独断、重农、兴学、经筵。节制喜怒，减少变更，停止告发攻讦，抑制奔走钻营。急于求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含藏不露反而日益明察，过分外露反而日益受蒙蔽。北辰居于中央，众星环绕它；君王应当以天为法，统摄总纲。我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住天下，崇尚退让。不崇尚勇敢，就没有办法夺取天下；不崇尚退让，就没有办法守住天下。夺取和守住，各有各的道理。做君主的，不可以不审慎。民众的意志安定，天下就不会动乱；臣下知道自己的名分，上位者就能安宁。天下之所以安定，是因为民众的意志安定。民众意志安定，士人就安心做士人，农民安心做农民，工商业者安心从事工商业。而居于上位的君主，也有可以安定的道理。民众在白屋中住得不安，就一定要谋求做官；做官的对卑下职位不安，就一定要谋求尊贵荣耀。四面八方、万里之内的人，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同时奔走求进，各自怀有无止境、无羞耻的心念。处在上位的人，难道不感到寒心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应当审慎考察以后再发布命令，发布出来就没有不恰当的。否则遇到事情便仓促高兴，喜色显露在脸上，喜悦的话从口中说出，人人都知道。慢慢考察其中缘故，知道其实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就一定会后悔自己高兴得不当【等等】；甚至先高兴后发怒【等等】；先前认为是对的，后来发怒便是不对的【等等】。号令屡屡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喜怒没有节制。因此先王专心于恭敬沉默，不轻易流露喜怒。他的情绪尚未发作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知道；已经发作后，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改变。所以号令简明而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发布的命令自然没有不恰当的。人们揣度君主的心意，一定从喜怒上判断。最了解君主喜怒的，没有比近幸宠爱之人更了解的了。因此下面那些希望求进的人，便设法依托近幸之人；近幸之人不察，竟为他们制造条件【如七姬、七珥之类】；甚至本来没有喜悦也制造喜悦【等等】。处在上位的君主，只认为自己对某人喜爱、对某人发怒是合乎道理的，却不知道天下四方的讥笑、怨恨、诽谤，正是认为这不合道理。最应当深思的是，错误在于不能守住大体，容易因小事而喜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命令屡次改变已经不可取，屡次失信尤其不可取。周幽王无道，不敬畏上天，不爱护百姓，沉溺于酒色，所以不加顾恤。如今并没有这些情况，为什么偏要使人不信任呢？贾谊告诫汉文帝说：“削弱诸侯封地，可以制服敌人；贫富不均，关系到礼义和刑法。刑罚不施加于大夫；上面有人喜好的，下面必定更加厉害。人总是求助于旧人，所以旧人没有大的过错就不应抛弃。”汉文帝虽然喜欢贾谊的话，仍然谦让说自己还来不及实行。然而最终能够实行他的主张，正是因为审慎考察之后才发布，发布出来就没有不恰当的。

译韩魏公的明察足以看透小人的欺骗，然而常常仍然承受他们的欺骗。魏相认为包孝肃可以欺骗，张武接受金钱，杜衍不毁害他人。伊尹告诫太甲说过：“在心中谦逊【等等】。”投鼠而忌惮打破器物，望夷宫，豫让【以上都是《慎防》篇中的节略】。我私下认为，国家自壬辰以后，就应当访求贤哲，商议历代开创基业、传承国统的适宜办法，参酌古今，逐渐制定一定的制度，使后世子孙垂衣拱手、守成而治，这是有国家者的首要事务。却天天习惯于安逸享乐，认为这些事情不能做，而所委任的又多是残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一类人。自壬寅以来，百姓更加困苦，到己酉、庚戌年间，百姓的困苦达到了极点。困苦到了极点，几乎将要发生动乱。正在这时，陛下有爱民的声誉、好贤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人盼望您，如同干旱时盼望下雨。所以先皇帝继承统绪时，百姓都欣喜，以为陛下必定会选任善人，革除弊政，兴起太平。没想到仍然重蹈先前的过失，再次任用这类人，把天下百姓交给他们任意刻剥，把天下财物交给他们侵吞欺骗，令天下人大为失望。所幸河南、关中分得陛下委任的诸位贤人治理，不到一两年，疲困的百姓便大为安定；恩泽虽然还没有普遍施及天下，但天下人的心已经归附他们了。这些人畏惧回避陛下的威名，不敢横行无忌，却在君臣、骨肉之间暗中施行谗毁诬陷，想要对陛下不利。只是天命和人心都在这里，所以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把一件事委托给他们，实在是不可以的；而这件事中各种细节，又很少有可以或不可以分别讨论的地方。那其中所谓可行的，已经包含在不可行之中，不能说成可行；所谓不可行的，又是不可行中的不可行。我的浅见如此，不知是否正确。我某恭敬地看到先皇帝的圣旨，叮咛恳切至极，其大意只是希望办成政事、安定百姓这两件事。然而所委任的人，只会刻薄官民，阿谀亲近权要，肆意欺骗蒙蔽，窃据宠爱和权力；他们又哪里知道政事怎样才能办成、百姓怎样才能安定呢？自壬寅以后，百姓因困苦而不堪，到己酉、庚戌年间，百姓的困苦达到了极点。暴虐的政令施加下来，百姓无从申诉。先皇帝在潜邸时本来就知道这些弊病，等到继承统绪，不但没有把这些人罢黜驱逐，反而立即恢复他们的大权并加以任用。由此可见先皇帝在这里受了欺骗；而所下的防范之命，全部属于不可行，无须再在其中辨别什么可行、不可行。比如借防守军队之名资助盗贼盗取粮食，就不必再指出那支军队谁强谁弱，也不必指出那些粮食哪批新、哪批旧。面见皇帝。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在檀州北李家庄后山上进见。皇帝当面传达圣旨说：窦汉卿、王以道独自进言，当时你也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徇私顾情而不说？难道孔子的教法使你这样做吗？还是你不遵守孔子的教法，自己就这样做了吗？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今后不要这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可以实行的不要实行。我如今召见你，没有别的原因。中书省的事情，以前虽然命令你参与，你的心意还没有全部了解。今天特意当面命令你。人人都称誉你，想来你确实有真才实学。你的名分和职位，斟酌决定在我；国家怎样才不会有过失，百姓怎样才能安定，谋划筹议在你。说你年老吧，还不算老；说你年少吧，也不算年少。正应当勤勉办事，不要辜负你平生所学。安童还年轻，经历世事不深，你要谨慎地辅导他。你有好的谋略，先告诉安童，由他转达给我，我将选择采用。回答说：“圣人的道理极其广大而深远，但求学者所得有深有浅。我一生虽然读书，所得却很浅薄。然而既然承蒙特别任命，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至于不知道的，也不能勉强装作知道。安童聪明颖悟，而且有主见和操守，把古人的言论告诉他，他都能领会理解。我所知道的，将全部告诉他。只是担心中间有人从中离间，那就难以实行；外面又有人凭借权势把人安插进来，也难以实行。我进入中书省的时间还短，浅见如此，不知是否正确。” 《鲁斋遗书》卷七。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八，元许衡撰，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