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卷十三

译先生多次以有病为由辞职，过了很久才获准告假返回河内。不久，上京的使者接连到来，要求他奉命到燕地，他因病不能前往。至元元年，从燕地再次返回。此前曾有诏令让他在家中设校，招收前来求学的人，他于是亲自在乡里耕作，从未把诏令给别人看。到这时，朝廷召他入省议事，他随即请求离去。丞相安童来拜访，想劝他留下。安童退下后对人说：‘时下的人都想与人结交，唯独许先生，我看他和众人相差千百丈。’有诏令催促他赴中书省，于是他向北而行。在檀州拜见皇帝，皇帝告诫他说：‘安童年轻，缺乏历练；你不要辜负所学，把所学全部传给他。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告诉他，让他入朝报告。’他回答说：‘圣人的道极其高远，学习者所得有深有浅；但我应当按照圣旨，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出，至于不知道的，不敢勉强。’安童聪明敏锐而有操守，先生把古代人的格言告诉他，他往往能够领悟，只是担心有人从中离间，那么事情就难以实行了。从此他参与国家重大议议，时常到都堂随从皇帝上京，皇帝对他的咨询访问日益增多。宿卫之士看见先生入朝应对，个个举手加额，相互庆贺说：‘这正是要把恩泽施加于百姓的人。’皇帝曾陈述五件事：一是立国的规制，二是中书省的大政要务，三是做君主的艰难，四是农桑与学校，五是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累积数千百言。奏章还没有读完，皇帝听了很久，脸上微微露出疲倦之色，先生便收起奏章请求退下。皇帝肃然正襟危坐，先生于是再次诵读，读完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其余论奏和劝谏很多。他的奏稿被删削，世上很少有人听闻。不久，他以疾病辞职，皇帝允许他五日到中书省一次，并赐给他西域名药和好酒。很快又允许他返回，后来召他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议定朝廷礼仪和官制，许多事项都得到详细确定。阿哈玛特请求设置尚书省，总领六部，与中书省并立。皇帝特意任用先生为中书左丞。先生请求当面辞职，两次都未能见到皇帝。过了几天，奏报所议之事完毕，他自陈说：‘臣有三点应当辞职：一不是有功的旧臣，二才能德行浅薄，三所学迂阔，恐怕不能完全符合圣上的谋略和决断。’皇帝说：‘任用你出自朕的意思，不必过多谦让。’先生不停止辞谢，皇帝命随从扶他起身。有诏说：‘出去！’他出殿后，到门槛处回头奏道：‘陛下是命令臣出中书省吗？’皇帝改变脸色说：‘只是出殿门罢了。’第二天他又辞职，皇帝派近臣合剌合孙先去劝止，强令他出来处理政务。到了上京，他上奏揭发阿哈玛特欺骗皇帝、行为不合道义的事情，皇帝没有答复，于是以疾病为由谢绝机务。丞相对此感到为难，御史中丞博啰替他请求，皇帝怜悯他，召见他的儿子师可，告诉他让其举荐替代者。师可回答说：‘任用人员应当出自皇上的意旨，由臣下推荐替代，恐怕会开启以私恩买恩求宠、心怀觊觎的渐进之路。’不久有诏令让国人世胄子弟入学，先生于是专心致力于教育之事。他奏请门生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炖、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奉诏都用驿马送来。任先生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先生施教，精细与粗略有层次，张弛有适宜，且一定以圣贤之道为根本。他启发引导后学的方法，一年以后，诸生都受到教养熏陶，周旋进退合乎礼法，所讲所习都能适用。皇帝为他们学业有成而高兴，亲自为他们庆成。过了三年，先生因改葬父母而请假归去，后来被召往行在，于是请求入朝辞行后出发。皇帝命几位老臣商议他的去留，姚枢认为先生的出仕和退处关系到世道运势，应当成全他的志向，又命张文谦询问他请求告归的原因，他的回答仍和先前一样。至元十四年，召他来议定改订历法，仍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完成，他因病多次请辞，皇帝对他礼遇极为隆重，在路朝赐给他手杖。内殿赐【缺】。皇太子在东宫听说此事，替他向皇帝进言，于是用驿马送他回去。又任师可为河东按察副使，改任怀孟路总管，以便奉养父亲，这些都是皇太子请求的。并且派宫臣传话说：‘先生只管亲近医药、自我保养，不要因为大道不能实行而忧虑。’十八年三月戊戌日，先生在私人宅第的正寝去世，临终更换衣被时神色不变，享年七十三岁。这一天雷电大作，狂风折断树木，城中无论贵贱老少都到门前哭泣，商人在道路上吊唁，农民在田野中凭吊。天下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听到讣告都感慨叹息。四月乙酉日，葬在李封村祖坟的南面。下葬以后，四方学者前来，设位在墓旁哭吊后离去。先生真正知晓道理而努力实行，确实做到并坚定履行。斋居整日，严肃得如同神明。曾经遇到迅疾的雷霆在面前发生，心境仍安定凝固，不丧失操守。他做学问，以明体达用为主；修养自己，以存心养性为要；侍奉君主，以责难陈善为务；教育别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开始，以精研义理、达到神妙为终点。即使当时风气与他的主张格格不入，他也丝毫不改变自己的规矩。因此，君主召见便中止前往，入朝后总想着退处。世祖正急于亲近贤者，而先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学问，因此始终没有屈己求全、迁就权势的意思。后来他出仕却不接受俸禄，人们认为这是高尚的行为，他却叹息说：‘我不幸得到了这样的名声，实在太过分了。做官难道有不食君禄的吗？只是求取禄位时不辱没自己罢了。’征伐宋朝时，当时有名的公卿都争相出卖攻取的谋略，先生说只应当修养德行来使对方宾服；如果依靠武力夺取，必定会残害两国百姓的生命，用来决定未必能够取胜的胜负。宋朝平定以后，他从未因当初的谋划没有实现而感到遗憾，世祖也从未因此轻视他。臣曾经考察三代以后，汉唐的君臣从未听说有人以道统相联系。当世的儒学宗师，有的智慧足以认识道理，但仁德还不足以安处其中。宋代濂洛诸位先生能够承继这一道统，然而没有听说有真正得到君主知遇的人。世祖尚未即位时，诸儒请求上尊号为‘儒教大宗师’。唉！汉、唐、宋那些开国君主，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称号呢？这是上天把道统交付给世祖啊。先生出仕正逢这样的时代，当时君臣都以尧舜之心为心，以孔孟之学为学，朝廷内外说法完全一致。于是称先生为鲁斋先生。唉！‘鲁’是曾子传承道统的器具，历代辅佐君王成就事业的臣子，即使想用这个称号，哪里是可以得到的？这难道不是上天把道统交付给先生吗？先生谋划国家，好比工师奉命建造房屋，已经得到大木材，便不肯把它削小；因此他宁可不接受工师的命令，也一定要使工师学习道理。

译后来臣下所奉行的道，可以无愧于伊尹；宁可不参与平定宋朝的功劳，也一定要使人接受以德行仁的言论，以免辜负孟轲。因此，从中统到至元的治理，上有世所罕有的君主，能够表彰他的臣子，继承古代圣人的志向；下有世所罕有的臣子，能够辅佐他的君主，遵循古代圣人的心意。于是我元的宏大规制，是三代以下各个建立国家的君主所不能相比的。到了元贞、大德年间，高等弟子纷纷成才，做到卿相，成为一代名臣。皇庆、延祐年间设置科举，先生的儿子师敬参与政务，用通晓经书、学习古代的训诫，彻底洗刷隋唐以来重声律的鄙陋风气，使天下士人除了程子、朱子的书以外不再读别的，这难道不是他家学的功效，并且已经在实际成效中显现了吗？先生平时很忧虑文籍繁多，曾说：‘圣人如果再次出现，一定会大大删削整理它们。’这就是说，周代衰微以来文辞胜过实质的弊病，仍将有人加以匡正补救；这难道是志向浅薄的人能够做到的吗？先生名衡，字仲平，他的先祖是河内人。父亲许通为躲避战乱迁居河南，隐德不显。如今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国公，谥惠和。母亲李氏，追封魏国公夫人。有四个儿子：师可、师逊、师孚；师孚的夫人为追封魏国公夫人敬氏；师敬的夫人为魏国公夫人贺氏。先生的内室遵守礼法，主持家务的妇人都很贤能，侍奉先生十分恭敬。师可由河东按察副使历任卫辉、襄阳路总管，最后任通议大夫、广平路总管，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他志趣端正，可惜未能充分得到任用，有文集流传后世。师逊、师孚未曾出仕便去世。师敬由监察御史逐步升任，历任治书侍御史、吏部尚书、中书参知政事、国子祭酒、太子詹事、中书左右丞，两次任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如今由西台中丞任御史中丞，官阶为光禄大夫。他通晓经书，务求诚实，学问高尚而有气节，很像父亲的风范。女儿三人，长女嫁给章儒者，其余两人早逝。孙子六人：长孙从宪，凭借恩荫多次升任湖广行省理问，后来以归德知府退休；次孙东孙夭折；次孙从宸，历任山南宪佥、监察御史，最后任河东宪副，是先生的嫡系宗孙；次孙从宜，任太史院经历、中书省照磨，如今任翰林国史院经历；次孙从宣，任太保府长史、中书左三部照磨官；次孙从宗，任章佩监异珍库提点。孙女五人：长孙女嫁广东宣慰使都元帅宁居仁，封覃怀郡夫人；次孙女嫁太禧院管勾覃质；次孙女嫁翰林应奉萧璘；次孙女嫁宁陵主簿张构；次孙女嫁阜城尉张恕。曾孙六人：长孙崇祖，次孙绍祖，任秘书著作；从宸是嫡子；其余为书童、文童、礼童、武童。曾孙女四人，都年幼。先生有《鲁斋集》以及《中庸语意》，门人所记的语录流传于世。从前王文忠公磐评论先生说：‘我年已八十，见过的人很多；平生努力学习，却不知道圣道在哪里。非【缺】，几乎就要错过这个人。’大德元年追赠大司徒、谥文正的制词说：‘圣学正要湮没，只有追溯洙泗的源流；美好的谋略入朝进言，不是尧舜之道便不陈述。’至大三年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制词说：‘上天若不继承将要坠失的圣学，就不会降生应时而出的伟大人才；国家想要使王道与古代圣王相辉映，所以任用他作为百姓的先觉。’姚文公燧撰写祠堂记，说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其中必有闻名于世的人出现，只有先生足以当之。大概太祖皇帝在丙寅年建立国家，而先生生于己巳年；向上距离宋庆元庚申年朱子去世才十年。正当圣王兴起的时机、接续传道事业的责任，必定有命数存在。世祖曾称赞先生议论政事多与太祖的话相合，甚至把祖训拿给他看。臣欧阳玄出生较晚而学识浅陋，凭什么了解先生？但我曾诵读诸儒的言论，因而仰慕先生遗留下来的光辉。先生对于道统，并不只是寄托在言语文字之间罢了。他大概由谨慎笃实的功夫充实自己，进而达到天德王道的深厚蕴含；所以告诉世祖治理天下的要领，只说王道；问到何时能见成效，则说三十年可以有成。因此，他在启发辅导世祖时，努力把使君主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真实积累、长期努力，以至于君臣真诚相交；虽说话切实直率，始终没有因此触怒君主。至于他自身的进退，则有凛然如万夫之勇的气概，哪里会被利禄诱惑、被威武屈服？晚年义理精纯、仁德成熟，亲身具备四时的和气，道德超出万物之上。无事而静时，如太空晴朗，云朵自由舒卷；应对事物而行动时，如雷雨充盈，草木破甲而出；事情到来时不疑惑，事情过去后不留痕迹。四方的人听说他便知道敬重他，看见他便知道亲近他，接近他便知道爱戴他，离开他仍知道仰慕他。若探求其中的原因，只见他胸中的气势广大磅礴，人欲完全净尽，天理流行，无论动静、言语、沉默，没有一处不是道的显现和实行。他又曾私下评论：先生天资极高，固然从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不传之妙；但他的纯厚笃实像司马君实，刚强果断像张子厚，光明清朗像周茂叔，英俊超迈像邵尧夫，穷究事理、推致知识、选择善道并坚定执守，像程叔子。尉张恕；曾孙六人：长孙崇祖，次孙绍祖，任秘书著作；从宸是嫡子；其余为书童、文童、礼童、武童。曾孙女四人，都年幼。先生有《鲁斋集》以及《中庸语意》，门人所记的语录流传于世。从前王文忠公磐评论先生说：‘我年已八十，见过的人很多；平生努力学习，却不知道圣道在哪里。非【缺】，几乎就要错过这个人。’大德元年追赠大司徒、谥文正的制词说：‘圣学正要湮没，只有追溯洙泗的源流；美好的谋略入朝进言，不是尧舜之道便不陈述。’至大三年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制词说：‘上天若不继承将要坠失的圣学，就不会降生应时而出的伟大人才；国家想要使王道与古代圣王相辉映，所以任用他作为百姓的先觉。’姚文公燧撰写祠堂记，说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其中必有闻名于世的人出现，只有先生足以当之。大概太祖皇帝在丙寅年建立国家，而先生生于己巳年；向上距离宋庆元庚申年朱子去世才十年。正当圣王兴起的时机、接续传道事业的责任，必定有命数存在。世祖曾称赞先生议论政事多与太祖的话相合，甚至把祖训拿给他看。臣欧阳玄出生较晚而学识浅陋，凭什么了解先生？但我曾诵读诸儒的言论，因而仰慕先生遗留下来的光辉。先生对于道统，并不只是寄托在言语文字之间罢了。他大概由谨慎笃实的功夫充实自己，进而达到天德王道的深厚蕴含；所以告诉世祖治理天下的要领，只说王道；问到何时能见成效，则说三十年可以有成。因此，他在启发辅导世祖时，努力把使君主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真实积累、长期努力，以至于君臣真诚相交；虽说话切实直率，始终没有因此触怒君主。至于他自身的进退，则有凛然如万夫之勇的气概，哪里会被利禄诱惑、被威武屈服？晚年义理精纯、仁德成熟，亲身具备四时的和气，道德超出万物之上。无事而静时，如太空晴朗，云朵自由舒卷；应对事物而行动时，如雷雨充盈，草木破甲而出；事情到来时不疑惑，事情过去后不留痕迹。四方的人听说他便知道敬重他，看见他便知道亲近他，接近他便知道爱戴他，离开他仍知道仰慕他。若探求其中的原因，只见他胸中的气势广大磅礴，人欲完全净尽，天理流行，无论动静、言语、沉默，没有一处不是道的显现和实行。他又曾私下评论：先生天资极高，固然从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不传之妙；但他的纯厚笃实像司马君实，刚强果断像张子厚，光明清朗像周茂叔，英俊超迈像邵尧夫，穷究事理、推致知识、选择善道并坚定执守，像程叔子。朱元晦；至于体用本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以及在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的境界中超然自得，又有濂洛几位君子尚未阐发的地方。难怪他承受千钧重任而道不倾危，享有四海声名而行为没有毁败。近代元丰年间的异论、淳熙年间的纷争，先生处在其中，难道会有这些问题吗？臣欧阳玄再拜叩首，作铭说：世道衰降，远离上古，淳朴之风日益雕敝；上天任命的官吏不再出现，治理和教化沉寂冷落。皇帝哀悯我的百姓，眷顾寻求有德之人。世祖圣明齐备，建立皇极。臣下有许公，亲身担当道统；行仁厚重而真诚，操守笃实而谨慎。从前先生在野，世间灾难接连而来；他精研义理以求实际功用，如屈曲的虫子等待伸展。心中快乐时像颜回，志向担当时像伊尹；从早到晚思考，上天将要启用他。远方的朋友纷纷来归，互相辨析、询问；疑惑融化为一贯之理，冰雪消释而道理通顺。世祖隐居潜邸，当时号称儒学宗师；众多士人归附后，功德更加崇高。召先生由家中起用，天下将要安泰；明白地知道这是俊杰之心，天地正大。既然掌握乾卦的符命，尊贵地登上九五之位；利于见大人，正处在九二爻，居住在覃怀。驿车十次来迎，他多次入朝又急于退处；求取福禄而不违背原则，议论都受到皇上的嘉许，宽宏美盛。推荐可行之事，替代不可行之事，言语正直而有力。

译皇帝说：‘仲平，你做我的左丞，把你所学全部施展出来，辅佐我成为股肱。’只有真诚专一，才能取得君主的知遇；只有明智聪哲，才能在应当停止时适时停止。当初询问是否征伐国家，他回答不应依靠兵力；皇帝没有采纳公的谋略，并不在于平定宋朝。官位优厚、俸禄已经具备，公却以白领俸禄为耻，恭敬办事，事成之后才取食，并不是故意把困难当作苟且求名。近臣和贵族世代承受国家恩宠，我用道来教导他们，国家也收获了任用他们的功效。小学的功夫毁坏，大学的次序被逾越；我施教多种多样，循循善诱而不越规矩。只有圣人有谋略，记载下来作为规范，或步行或趋走，谁敢轻视我？自古以来，气运变化推移，仁人【缺】关系到世道的盛衰。如今凡是有生命的人，谁掌管荣枯？只有道最为重大，与上天同在而不会坠失。世祖承受天命，只有上天生出贤者；道统有所依归，百姓的常道因此得以维系。有德行，有言论，有儿子，有孙子；皇帝命人作诔文，使其永远流传。至元元年，岁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师敬立石。行实　　　　　　　　　　祭酒耶律公撰。先生名衡，字仲平，是怀庆河内人。金太和己巳年出生于河南新郑的寓所。壬辰年向北渡河，隐居大名，迁居卫地。甲寅年，京兆宣抚使廉公奉藩邸之命前来征召。乙卯年授任京兆提学，他辞谢不接受。中统元年五月，应召北上。二年五月，授任太子太保，他极力辞谢不接受。改任国子祭酒，九月因病辞职归去。三年九月，应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辞职归去。二年十月，应召北上，诏令入中书省议事。四年正月，辞职归去。十一月，应召北上。六年，奉诏制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任中书左丞，极力辞谢而未获准许。八年四月，改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十年七月，因迁葬父母辞职归去。十三年七月，应召北上修订《授时历》。十五年三月，授任集贤大学士兼教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春，历法完成。八月辞职归去。十八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皇庆二年，诏令他与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九人一同从祀孔子庙庭。先生幼年有非凡禀赋，天性端庄诚实，和群童嬉戏时，便完全遵守坐、作、进、退、周旋的礼节，群童没有敢冒犯他的。七八岁以后，向乡里的老师学习。当时金朝末年国家多事，学校废弛，只有农闲时，落第的老儒生在乡里教人辨正句读来维持生活罢了。先生一共换过三位老师，老师所传授的书他总是不会忘记。他曾问老师：‘诵读书籍是为了什么？’老师说：‘应试取得功名罢了。’他说：‘仅仅如此吗？’老师大为惊奇。他每次跟随老师质问句读和训解，必定要追问其中的旨意。老师向他的父母辞谢说：‘这个孩子聪明颖悟非同寻常，将来一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成就。我在流离之中，只能姑且借此消磨时日，哪里能做他的老师呢？’父母坚持请求，但老师最终还是逃走了。战乱以后，先生知道三位老师都遭难而没有后代，于是每逢年节都设牌位祭祀他们，终身如此。

译《元史》。许衡，字仲平，是怀庆府河内人。世代务农，父亲许通为躲避战乱迁居河南。许衡于金泰和九年九月出生在新郑县。幼年便有非凡资质，七岁入学，学习章句。曾问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说：‘取得科举功名罢了。’他说：‘仅仅如此吗？’老师大为惊奇。每次传授书本，他又能追问其中的旨意。时间久了，老师对他的父母说：‘这孩子聪颖明悟，不同寻常，将来一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成就，我不是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强留他却不能阻止。像这样一共换了三位老师。渐渐长大后，他爱好学习如同饥渴。遭逢世乱而且贫困，没有书籍，曾经从一个以占卜为业的人家中看见书籍和疏义，便请求借宿，亲手抄录后带回。逃难到徂徕山后，才得到王弼注解的《易经》。当时正值兵乱，许衡夜里思考、白天诵读，亲身实践，言语行动都一定先用义理衡量，然后才发出。曾在暑天经过河阳，口渴得很，道旁有梨树，众人争着摘梨来吃，只有许衡端坐在树下，神色自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取，是不可以的。’别人说：‘世道混乱，这些梨没有主人。’他说：‘梨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他转道鲁地，留居魏地，人们见他有德行，渐渐跟随他。居住三年后，听说战乱将要平定，便返回怀地，往来于河洛之间。他从柳成、姚枢那里得到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著作，收获更加丰富。不久居住在苏门，与姚枢、窦默共同讲习。凡是经传、诸子、史书、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方面的学问，没有不讲习的，并且慨然把弘扬道统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对人说：‘纲常一日也不能在天下灭亡；如果上位者没有人来承担，那么就应当由下位者承担。’凡遇丧葬、祭祀、婚嫁，都一定依据礼制，以此倡导乡人。求学者逐渐兴盛，他家境贫寒，亲自耕作；粮食成熟就吃粮，粮食不成熟就吃糠、谷壳和蔬菜，处之泰然，歌咏诵读的声音传到门外，像金石之声。有余财，便分给族人和诸生中贫困的人。别人有所赠送，只要有一丝不合义，他也不接受。姚枢曾被召入京师，因为他的雪斋在许衡那里，便命守门人供给馆舍，许衡拒绝接受。庭院里的果实成熟后腐烂掉在地上，童子经过也不斜眼看便离开。他的家人受到教化就是这样。甲寅年，世祖出镇秦中，任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种，又思考如何教化秦地百姓，于是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刚刚脱离战乱，想学习却没有老师，听说许衡到来，人人无不欣喜庆幸，前来求学。郡县都建立学校，百姓受到极大教化。世祖南征，于是许衡返回怀地。学生们牵挽挽留他，不能留住，便一路送他到临潼才返回。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他到京师。当时王文统凭借谈论财利得到进用，任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入朝，侍从皇帝谈论治乱和民生祸福，一定以义为根本。王文统对此忧虑，而且窦默每天在皇帝面前排斥他们的学术，怀疑许衡与窦默内外相应，于是奏请任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重任用，实际上是不让他们经常侍奉皇帝。窦默因为屡次攻击王文统没有成功，想借东宫来避祸，和姚枢接受诏命准备入宫谢恩。许衡说：‘这在义理上是不安妥的，暂且不论礼制；师傅和太子分处东西，师傅坐下，太子才坐下。你们想想，能恢复这一礼制吗？不能的话，师道就会从我们这里废弃。’姚枢认为有道理，于是共同怀抱诏制站在殿下，五次辞谢，最终免除这一任命。改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也以病辞职归去。至元二年，皇帝任安童为右丞相，想让许衡辅佐他，又召许衡到京师，命他在中书省议事。许衡于是上疏说：‘臣性情识见愚陋，学术荒疏，没有想到虚浮的名声偶然蒙受圣上听闻。陛下爱好贤才、乐于行善，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即使以臣这样的无能之人计算，自甲寅年至今十三年间，也已经八次承受诏书征召。臣内心自念，拿什么来报答和补偿呢？又日前亲自奉承圣上恩言，叮咛恳切至极；中书省的大事，容许臣把意见全部说出。臣虽然昏庸愚钝，承蒙陛下如此厚重的知遇，怎敢不竭尽所有，稍作补益呢？孟子说，责难君主叫作恭敬，陈述善道、堵塞邪说叫作敬；孔子说，用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停止。臣所持守的大意，大概就是这样。伏望陛下宽容臣的无能，察知臣的至诚，那么臣这区区愚见，也或许有一点小小的补益。’于是陈述立国的规模、中书省的大政要务、做君主的艰难，以及农桑、学校等事情，详细见于奏议。皇帝非常嘉许并采纳了它。阿哈玛特任中书平章政事，统领尚书省六部事务，因而擅长权势，倾覆朝廷内外，当时许多大臣都阿附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必定正直发言，丝毫不退让。不久，阿哈玛特的儿子又有兼任枢密院官职的命令，只有许衡坚持认为：‘国家的权力不过兵、民、财三项罢了。如今他的父亲掌管民政和财赋，儿子又掌管军权，不可以。’皇帝说：‘你是担心他谋反吗？’许衡回答：‘他即使不谋反，这也是违背道义的反常之事。’ 阿哈玛特因此怨恨许衡，急忙推荐许衡应当任职中书省，想借此找机会陷害他。不久许衡被任命为左丞，多次入朝辞谢不接受。皇帝命左右扶许衡出去，许衡走到门槛处，回头奏道：‘陛下命令臣出去，难道是出中书省吗？’皇帝笑说：‘只是出殿门罢了。’随从皇帝到上京后，许衡列举阿哈玛特专权、欺骗皇帝、败坏政事、残害百姓等若干事情，皇帝没有答复，于是以病为由请求解除机务。皇帝怜悯他，召他的儿子师可入宫传旨，并命令他举荐替代者。师可奏道：‘任用人员，是天子的大权。臣下泛泛议论某人贤能与否，可以；如果要授予职位，就应当由皇帝亲自决断，不可使臣下开启以私恩买名、希求权位的渐进之路。’皇帝很久以来想开设太学，许衡屡次请求停止任用自己的奏请更加有力，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八年，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自替他选择蒙古弟子，让他教导。许衡听到诏命，高兴地说：‘这是我的事情。’国人的孩子天性尚未散失，视听专一；如果把他们放在善良之人的群体中，教养数年，将来一定可以为国家所用。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炖、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令用驿马召来，来到京师后分别住在各斋，任命他们为斋长。

译当时所选的弟子都还年幼，许衡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他们；他们出入进退，严肃得如同君臣之间。他施教时，因启发而使人明白善道，因明白善道而开启蒙蔽，按照他们行动和静止的情况调节教导的张弛。课程诵读稍有空闲，就学习礼仪，有时学习书法和算术；年幼者则令他们学习拜跪、作揖、谦让、进退、应对，有时学习射箭，有时学习投壶，失败者罚读书若干遍。时间久了，诸生人人都有所得，尊敬老师、敬重学业，下至童子也知道三纲五常是做人的道理。十年，权臣屡次诋毁汉法，诸生的廪食有时不能接续。许衡请求返回怀地，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翰林学士王磐，王磐回答说：‘许衡教人有方法，诸生的品行可以让他们从政，这是国家的大体，应当不要听任他离去。’皇帝命老臣们商议他的去留，窦默为许衡恳切请求，于是允许许衡返回；以赞善王恂代理学士，刘秉忠等上奏请求让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担任助教，以守护许衡的规矩，皇帝同意了。国家取得中原以后，使用金代《大明历》；自大定年间校正以后六七十年，气朔和加时逐渐出现误差。皇帝认为天下混一，应当协调时令、校正日期。十三年，诏令王恂制定新历，认为历法家只知道历数而不知道历理，应当让许衡来主持。于是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到京师。许衡认为冬至是历法的根本，而寻求历法根本在于验证节气。如今所使用的宋代旧仪器，从汴京运到京师，已经自然产生偏差，加上年代久远、规制损坏，不能相合。于是他与太史令郭守敬等重新制造仪器、浑仪和圭表，从丙子年冬天开始测量日影，测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的加时，较《大明历》减去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代岁余、岁差的算法，向上考察《春秋》以来的冬至，没有不完全相合的；又以月食冲以及金星、木星的距离加以验证。冬至太阳所在的宿度较旧历退七十六分；用太阳运行迟疾的中平行度验证月亮经过各宿的度数，在旧历上增加三十刻；用线代替管窥来测量赤道宿度；以四正确定气，建立损益的限度；以确定太阳运行盈缩的分数；以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来确定月亮运行的迟疾；以赤道变为九道来确定月行；以迟疾转定的度数分数，确定朔日而不用平行度；以太阳和月亮实际会合的时刻确定晦日而不用虚进法；以太阳所在宿度和月亮所在宿度的朓朒确定日月交食。这个方法比古代的都严密，又完全去除了各历法中积累年月日算法的繁复附会，完全依据天道自然的数理，可以永久施行而没有弊病。除此以外，订正讹误、补全缺漏，大概不止一件事。十七年，历法完成，奏上朝廷，赐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六月，许衡因病请求返回怀地，皇太子替他向皇帝请求，让他的儿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便奉养老人；又派东宫官员来告诉许衡：‘公不要因为道不能实行而忧虑，公安心了，道总有实行的时候。’并且送来良药，让他善自保养。十八年，许衡病势危重，家人祭祀许衡，对他说：‘我一天没有死，难道能不祭祀祖先吗？’于是扶着他起身，按照礼仪进献祭品；撤下祭品后，家人分食祭肉，他神色怡然自得。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这一天大风折断树木，雷电交加，怀地人无论贵贱老少都在门前哭泣；四方学者听到讣告，都聚集哭吊，还有人从数千里外来祭祀，在墓下哭泣。许衡善于教育，温和慈爱，即使和童子说话，也像怕伤害他们；因此他所到之处，无论贵贱、贤能或不肖，都乐意跟从他，按照各人的才质、昏明、大小，都各有所得，可以为世所用。他离开后，人们都哭泣，不忍心舍弃他，把他的教诲看得如同金科玉律，终身不肯忘记。有些人未曾登门求学，只承传他的余绪便改变操守、努力实践，成为名士的，往往有之。听到他的言论，即使武夫、俗士、异端之徒，也没有不受到感悟的。丞相安童一见到许衡，就对同僚说：“你们自以为彼此不相上下，其实差距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翰林承旨王磐气概压倒当世，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认可，唯独见到许衡时说：“先生真是神明一般的人。”大德二年，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至大二年，加授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下诏让他从祀孔子庙庭。延祐初年，又下诏在京兆建立书院祭祀许衡，拨给田地供奉祭祀之用，名为鲁斋书院；“鲁斋”就是许衡居魏时所题的斋名。《通鉴》元朝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此前，窦默对世祖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国祚长久、风俗淳厚，都是由于设置学校、培养士人所造成的。如今应当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广泛选取贵族子弟来教育他们，以此显示教化的根本。”张文谦接着提出了这一请求。到这时，便命许衡负责此事。许衡在自己家中设立学校，所有事务都交给儿子师可办理。凡是宾客来到学校，他都一概谢绝。他曾说：“学校中如果应酬人事，诸生的学业必然会受到妨碍。外人的诽谤和怨恨，是我自己的事情；诸生的学业，却是皇上的命令。”他常说蒙古学生质朴未失本真，专心一意，如果把他们置于良好的同伴中涵养几年，将来一定能够为国家所用。于是上奏，把旧日弟子中散居各地的韩思永、苏郁、耶律有尚、孙安、高凝、姚燧、姚炖等人，都通过驿站召来馆中作为伴读，希望他们从旁辅助、匡正辅弼，使蒙古学生在熏陶浸润中自行获得进益。他又想让蒙古学生学习算术，于是从唐尧戊辰年到至元壬申年，共三千六百零五年，编写成一部记载各代历年的书，让诸生背诵其中的年数并进行加减运算。又教诸生学习颜鲁公的书法，另外选取蒙古学生中年长的，学习拜礼以及接受宣拜、诏书仪式、释奠礼和冠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六百五年〕

译小学生读书疲倦时，就让他们练习跪拜、揖让、应对、进退的礼节，有时还投壶、练习射箭；失败的人罚读书若干遍。每次讲解书文，许衡不追求讲得多，只求把曲折关节讲透；如果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引经据典、设譬说明，一定要让他们通晓后才停止。他曾问诸生：“这一章书的义理，如果推及自身，今天的事情有没有可以运用的地方？”大体上，他是希望学生亲身实践，并不看重徒然空谈。他常说，书中本来没有疑问，却能读出疑问；有了疑问，又能读到没有疑问，这才算有功。他曾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关键在于宽容，这就是说，施教者应当存有宽容之心。如今学校里的大体制度虽然需要严密，但具体环节也必须宽缓一些，因为人的品格各不相同，有早成的，有晚成的；有可以成就大业的，有只能成就小业的。而且一个方面有所长，必然另一个方面有所短，千差万别，不能仓促强求。教导人不只是各自依据他的资质，还应当随着他的学习程度逐步引导。教人与用人正好相反：用人应当使用他的长处，教人却应当针对他的短处。因此我教导人，恩情如同父子，义理如同君臣；依据他已经明白的地方，启发他所蒙蔽的地方，使他归于善道。根据他的活动和休息，调节宽严松紧；谨慎对待萌芽，预先加以防范。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使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 “日新月盛，使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完成了化育。”因此，凡是做过他弟子的人，都能够自立，并为世所用。他又说，求学的人首先要务是谋生。如果生活费用不足，就会妨碍求学之道。那些从旁门求取、妄图进身以及做官而贪图财利的人，大概也都是因为生活困窘所造成的。士君子应当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属于追逐末业，也有可以做的地方。如果处理这些事情不违背义理，或者暂且用来救济一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若把教学和做官当作谋划生计的手段，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元朝国子祭酒许衡请求罢职，皇帝答应了。他辞别皇帝后返回，到了怀孟，简省并断绝人事往来，常住在山下，督促童仆从事耕种开垦。许衡居家时勤于自我约束，公正和仁爱两方面都做到；家法不严厉，却很整肃。内室之中如同朝廷一样严肃，夫妻相敬如宾。凡是丧事、祭祀，一概遵循古制，不采用佛教和道教。怀孟一带受到他的教化，附近有个名叫德公的僧人，年过百岁，曾对弟子说：“老僧苦行了一百年，也不能成为佛，只是白白做了不孝之人，羞于在地下见祖宗。只希望你们这些小和尚还俗，以延续你们祖宗的后代。”从此不再剃度弟子，大概也是受到了教化。《中统书》己酉年，窦默和王鹗当面议论王文统不宜居于相位，并推荐许衡取代他。皇帝不高兴，于是作罢。辛巳年，下诏让许衡就在家中教授怀孟的学生。丙午年，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起初任命许衡为太子太傅，他因为不敢接受师傅的礼遇，推辞不肯就任，所以有了这次任命。戊寅年，下诏让窦默、许衡乘驿站车马前往开平。

译《至元书》戊子年，下诏许衡在怀孟任职。戊申年，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丙午年，任命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丙子年，皇帝驾临高果后的行宫，观看刘秉忠、许衡等人制定的朝廷礼仪，大为喜悦，举杯赐酒给他们。乙酉年，许衡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中书机务，改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交还原来的俸禄，皇帝下诏另按新的俸禄供给他。壬申年，将相大臣准备以声讨罪责为名，请求出兵南征，于是皇帝通过驿站下诏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人来询问计策。公履回答说：“趁着破竹般不可阻挡的势头，一举席卷南方，现在正是时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丙戌年，刘秉忠等人上奏说：“许衡因病归去，如果让太子赞善王恂主持国学，或许许衡所制定的规模制度就不至于废弃。”皇帝听从了。甲戌年，由于《大明历》逐渐出现误差，命王恂和江南的日官设置机构，重新制定新历，并让枢密副使张易主持此事。张易、王恂上奏说：“如今的历法家只知道历书，很少明白历法的原理，应当找像许衡这样的老儒共同商议订正。”皇帝下诏让许衡前往京师。世祖问窦默：“想寻求像魏征那样的人吗？”窦默回答：“能够犯颜直谏、刚毅不屈的人，许衡就是这样的人。” 燕王问王恂，元朝任命王恂为太子赞善。燕王曾从容地向王恂询问守护本心的方法。王恂说：“我曾听许衡说，人心就像印板一样。印板本来没有差错，即使摹印千万张纸，也都不会有差错；印板如果本来就有差错，摹印在纸上，也没有一张不会出错。”至元十五年壬午，设置太史院。王恂掌管院务，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统领此事。庚辰年，根据许衡的意见，派使者到杭州等地，把官府收藏的书籍和刻板取到京城。太史令王恂等人说：“应当在大都建立司天台，仪器和圭表都用铜铸造。应当把铜表增高到四十尺，这样日影才长而准确。”又请求在上都、洛阳等五处分别设置【缺字】仪表，各自选建候官，皇帝听从了。十七年丁亥，许衡退休，授予他的儿子师可怀孟路总管之职，以便侍奉供养父亲。十八年三月戊戌日，许衡去世。《考岁略》先生十多岁时，有个道士登门拜访，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骨相清奇而精神完足，目光逼人，应当谨慎看待他。如果不是名声冠绝天下，就会神游八方、驰骋于尘世之外。人间的富贵不值得一提。只是两额之间颇为暗晦，清高守节有余，而安逸享受不足，可惜啊！”他的父母都没有见到这个道士。当时正逢饥荒，百姓以橡子为食，有的甚至交换孩子来吃。先生听说有人藏有书，就前往请求观看。父母担心他的安全，每次都陪他一起去。人们嫌他迂拙。当时民间徭役和戍守繁重紧迫，舅父恰好主管县务，史先生跟随他学习吏事，参阅采集各种名物议论，考究立法用刑的根源。过了很久，因为要办理宣宗山陵的事务，州县差役奔走呼号，先生代替舅父分担办理，因而见到执政官。当时执政官正在发怒，舅父不敢去见；等见到先生后，见他应答得体，便改用温和的话安抚他。回来后，舅父叹息说：“百姓已经无法生活，官府却以督促责罚来使自己免于罪责，我不做这种事。”于是他不再到县署去，决心求学。当时国家日益困窘，百姓纷纷迁徙，没有地方可以从师学习，也没有书籍。父母知道世道将要大乱，便想让他稍微懂得占候之术，把它作为避难的办法，于是让他同占卜者交往。因此在研究推步占候的人家中，见到的书籍和疏义都散乱残缺。先生三次前往并留宿在他们家中，全都亲手抄录下来。从此专心研究古代典籍，希望探求古人治理国家、从事学问的次序，以及用心修身、实行自己的方法；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拿书中的道理来验证。所以即使在战乱流离之际，人们也渐渐跟随他学习。战乱以后，先生隐居在魏地。当时窦默的儿子窦声因针灸术闻名，多次受到朝廷征召访问，也隐居在魏地，最敬重先生。两人每次相遇，都整肃端坐一整天，讨论经传，广泛涉及佛教、道教，下至医药、卜筮、诸子百家、兵刑、货殖、水利、算数等，没有不精心研究的。雪斋姚枢姚公茂当时以道学自任，听说先生刻苦学习、努力实践，便经过魏地，与先生聚居在一起，剖析疑难、穷究深奥，连睡觉和吃饭都忘记了。壬寅年，雪斋隐居苏门，把伊洛之学传授给南方士人赵仁甫。先生立即前往苏门访问求教，得到《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过之后，内心深有默契，于是逐一亲手抄写后归还。先生对聚集的学者说：“从前的传授实在太过草率，如今才听到求学进步的次序。如果一定要跟随我学习，就必须完全抛弃从前所学的章句习惯，从《小学》中的洒扫、应对做起，把它作为增进德行的基础；否则，就去另找老师。”众人都说：“是。”于是把过去的简册全部取来焚烧，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手。先生自己也从早到晚讲诵不停，坚定志向，努力实行，以身作则，即使严冬盛夏也不废止。诸生出入时战战兢兢、十分谨慎；有客人来，就欢喜地迎接，使客人内心感动、萌生善意，然后才离开。己酉年，先生四十一岁，自得伊洛之学以来，疑冰消融、义理通顺，感到美好如同享用美味肉食。他曾说：“整夜思索，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这一年有《读易私言》，先生在经书和《易》学方面尤其用力；然而每当学生请教，他总是先让他们从《小学》入手，始终没有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庚戌年春天，先生抱病勉强返回乡里，经过卫地，听说怀州的政务仍然苛刻暴虐，于是停留在苏门，与雪斋相邻居住，以便讲习，也作为逐渐返回故乡的准备。辛亥年，雪斋奉召赴京，先生独自居住在苏门，便产生了担当道义的志向。甲寅年，王府征召他担任教授；京兆方面躲避到大名，使者前去访问他，于是他一同前往。乙卯年，廉公希宪任关中宣抚，上奏拟授先生为京兆提学，并照常发给月俸；先生极力辞谢，不肯接受。往返推辞总共六七次，终究不能强迫他。庚申年，皇帝登上帝位，先生应诏北行，到上都入朝拜见。皇帝问他所学是什么，他回答：“孔子。”问他所长是什么，他回答：“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这话被误传给皇帝。皇帝问他能做什么，他回答：“勤勉从事农务，教授儿童。”皇帝问科举怎么样，他回答：“我不会。”皇帝说：“你说的是务实之道，科举虚浮荒诞，是朕不取的。”七月，他返回燕地。

译辛酉年三月，先生应召到上都。当时王文统执掌政事，非常忌恨雪斋等人。先生平素与王文统没有交往，却并不畏惧他。等到窦公竭力排斥王文统的学术，认为必将误国，王文统才开始怀疑先生；先生也附和窦公的说法。五月，授雪斋为太子太师，窦公为太子太傅，先生为太子太保。表面上似乎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不想让他们参与顾问。窦公既然已经进言，王文统没有中选，便想依附太子东宫来避祸。先生独自认为不可，说：“姑且不谈这件事是否合乎义理，只就一件事情来说。比如中古以来，师傅和太子相见时，师傅就坐在西边面向东，太子坐在东边面向西。您能这样做吗？如果不能，师道就会从我们这里废弃。”雪斋也赞同他的说法，两人一起带着麻布衣冠，在宫门下竭力辞让，过了好几天，皇帝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于是改授雪斋为大司农，窦公为翰林侍讲学士，先生为国子祭酒。接受任命后，先生便以疾病为由辞职。九月，获准告假南归，仍然奉命教授怀孟路的子弟。壬戌年九月，召他到大都。先生居住在都城时，借住在道观中。凡是权贵豪强邀请，他都不去；只有姚、窦二公时时来访，始终如一。中书左丞张公仲谦从大名宣抚重新进入中书，最为笃实地喜爱善人。自从初次见到先生，他多次请求以弟子礼相待，先生拒绝后才作罢。当时许多贤能俊杰都是他推荐的，中原士大夫大多依赖他。张公也把恢复古制、进用贤能当作自己的责任，每逢先生将要任职或退居时，必定往返传达皇上的意思，挽留他，希望他不要轻易离去。然而他性情褊急，多次触犯宠臣，因此受到谴责。到这时，他派人来求取意见，先生写信给他说：“吊丧的人在门口，庆贺的人在里巷；一时得意，一时失意，谁知道它们最初的缘由呢？君子保持诚心、克制自己、趋就义理，开始似乎很难，最终才知道其实很容易。可以托付的，是命运；可以凭靠的，是上天。人不能率性妄为，事情也有偶然。丢弃禾苗不去耕耘，固然会造成危害；拔苗助长，危害却更大。事情既然已经显露在脸色上，又发作在声音中。天道没有别的，不过是用这些来成就你。” 至元元年正月，他恳切辞职，返回怀州。六月，正堂上突然响起迅雷；当时他正在那里占地建屋，还没有搬迁。先生和一两个随从在屋下查看工程，雷雨突然来到，火光充满房间，泥水匠和随从都昏倒了，先生却没有动。至元二年十月，召他到大都，他立即陈说雷震之事，认为不宜入朝拜见，皇帝不答应。十二月，奉诏进入中书省议事，先生以疾病推辞。丞相安童素来听闻先生的名声，心中仰慕，于是亲自到行馆拜访。回来后，安童心悦诚服，连续几天念念不忘，对身边人说：“你们自以为与他相差多少？其实差距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这样的人，难道是弓弩所能赶得上的吗？”第二天，先生与丞相互相行礼。至元三年春二月，召他到檀州后山，当面接受皇帝的训示。窦汉卿独自说道：“王以道，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孔子的教法让你这样吗？还是你不遵循孔子的教法，自己成了这样？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以后不要这样了。是的就说是，不是的就说不是；可以做的就实行，不可以做的就不要做。我如今召你来，没有别的事情，是为了中书省的事务。以前虽然命令过你，但你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今天当面命令你。人人都称赞你，想来一定有真实才干。你的名分地位，由我斟酌决定。国家之所以不出差错，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定，其中的谋划就在你身上。说你年老，其实还不算老；说你年幼，也不算幼。正应当勤勉从事，不要辜负你平生所学。安童还年轻，好像没有经历过政事，你要谨慎地辅导他。你有好的谋略，先告诉安童，再由他传达给我，我将选择采用。”先生回答说：“圣人的道理极其广大深远，而学习者所得有深浅不同。臣一生虽读过圣人的书，所得却很浅。然而既然蒙受特别任命，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不知道的，也不能勉强说。安童聪明而且有主见，把古人的话告诉他，他都能够领会。臣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 “只是担心中间有人从中阻挠，事情就难以施行；外面如果凭借势力把人塞进其中，事情也难以施行。臣进入中书省的时间还很短，浅见如此，不知道是否正确。” 夏四月，皇帝从分省召他到上都，多次向他询问，于是他上奏陈述当时政务五件事。皇帝下令说：“尤其命令你把它好好写下来进呈，朕将详细阅览。”第一，建立国家的规划。他历数前代在北方建国而占有中原的魏、辽、金，认为它们能够采用汉法，所以国祚长久。如今国家应当实行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然而世代相传的国俗和历朝的勋贵，如果一旦驱使他们听从臣下的谋划，改行会导致亡国的习俗，时势十分艰难，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应当使百姓齐一，使他们富足充实；兴办学校，训练军队，随着时势随时增减损益，制定为固定制度。像臣等这样的人，都足以担当此事；关键在于陛下坚定信任并坚守不移，不让小人参与，不经营小利，不急求眼前效果，不被浮言迷惑，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的心，成就太平之治。第二，中书省的要务。如今已经做官的人，应当颁给俸禄，使他们能够凭此供养自己；尚未做官的人，应当明确制定条文，使他们能够按资历铨选任用，这样失职者的怨恨就会稍稍缓解。外部设置监司来纠察污秽滥行，内部由吏部考核订正资历，那么超越本分的请求就会逐渐止息。任用到第二任、第三任时，压低职位较高者而提拔职位较低者，这样人才和爵禄就可以按等级次序安排。

译至于贵族之家世袭品官、任子，以及驱逐良民户口的制度，也不可拖延。至于能否实行，取决于上级委任得当与否；而能否真正推行，则在于执政者是否用得其人。第三项说“做君主很难”，其具体内容包括践行诺言、防止欺诈、任用贤能、铲除邪恶、取得民心、顺应天道。这六项是“做君主很难”的具体方面，概括其中的要点，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根本治理好了，纲纪就可以推行，法度就可以施行，治理的功业也就一定能够取得。第四项说农桑和学校。如今国家只知道搜刮钱财的技巧，却不知道产生财富的途径；不仅不知道生财之道，而且搜刮钱财的苛酷做法又反过来损害了生财。只知道防止别人欺骗，却不知道培养人的善性；想让人不欺骗，不用衣食养活其身体，用礼义涵养其内心，是做不到的。只担忧法令不能执行，却不担忧法令没有可以施行的根基。如果确实能够优待重视农民，不去扰害他们，把一切懒惰的百姓都驱赶回田地，每年督促他们种树，恳切晓谕并坚定地实行，十年以后，仓库应当充盈，府库应当积蓄，情形绝非今日可比。从上都、东都以下直到各司、各县，都设置学校，使皇子直到庶人的子弟全都从事学习，每天明白父子、君臣的大道理，从洒扫、应对一直学习到治理天下的要道。十年以后，在上的人知道怎样统御在下者，在下的人知道怎样侍奉在上者，上下和谐、彼此和睦，也绝非今日可比。第五项说谨慎防范。文稿中有许多删削的草稿。先生每次有奏对之事，或者皇帝想召见他，总是先由皇帝亲自选择善于翻译的人，然后才让他进见。有时翻译者表达不尽原意，皇帝已经领会；有时言语和意思不合，皇帝也察觉其中错误而加以纠正。到了燕地，先生因患病不再进入中书省，于是请求回家养病，皇帝准许了。至元四年十一月，召先生到大都。至元六年，奉诏参与议定官制。先生与左丞张公、赞善王公一同上奏官制，送入中书省。先生历考古今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的根本和沿革的原因，以及上下统属的次序；对于权力代理、增置官职、机构冗长、职权倒置以及实行后有弊病的做法，大都不予采用。从省、部、郡、县体制的正当安排，到左右台院辅弼的制度；从内外百司联属控制的差等，到后妃、储君、藩王待遇尊卑的规定，全都绘图制定为定制，进呈皇帝。至于其中取舍的理由，本想著成一部书，却没有空暇。至元七年正月，授任中书左丞。入宫觐见、奏报政事完毕后，先生在皇帝面前辞职，皇帝不准。他大致认为，自己不敢接受任命有三条理由：第一，自己只是一个书生，突然承担重任，既没有功勋，也不是旧臣，不足以使朝廷内外的人信服；第二，自己没有德行、没有才干，不能办好陛下所托付的政事；第三，自己所学迂远，和陛下圣明的谋略、神妙的筹算还没有完全契合。陛下并未完全了解臣下，也还没有充分信任臣下，只是因为虚名而误加擢用。如果臣下不能自量，冒昧承受圣上的宠遇，必定很快招致悔恨和罪责。皇帝说：“这件事全是出于我的意思，不必再多推辞。”先生再三恳切请求，皇帝命左右侍从把他扶出去。左右侍从扶着他，说：“有诏令让先生出去。”快到宫门时，先生又回去奏道：“陛下命令臣出去，是要臣自己走出中书省离开吗？”皇帝说：“只是走出殿门罢了。”此后先生连日请求辞职，始终没有获准。夏季五月，先生随中书省前往上都，因而详细上奏阿哈玛特专权跋扈、凌驾君上、蛀蚀国家、危害百姓等罪状。阿哈玛特因此对他怀恨。有人说：“先生夜间睡觉向来疏于防备，万一突然遭遇横祸，怎么办？”先生说：“主上在这里，他怎么敢这样做？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是命运如此。人活着不应当有这么多计较。” 阿合马想让他的儿子掌管兵权，先生认为不可以，说国家的权力不过是兵权、民政、财权三项。父亲位居尚书省，掌管民政和财权，儿子又掌管兵权，权力太重了。皇帝说：“你是担心阿哈玛特会反叛吗？”先生说：“这正是走向反叛的道路。古代的奸邪之人，没有不是从这种情形发展起来的。”皇帝把这番话告诉西相，西相责问先生说：“您凭什么说我会反叛？”先生说：“我说的是前代那些反叛者，他们都是由于权力过重。您如果确实不反叛，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西相又说：“您实际上就是反叛。人所嗜好的，无非势力、爵禄和声色；您一样都不好，却想取得人心，不是反叛又是什么？”先生说：“如果果真因为您的话而获罪，我也没有什么可推辞的。” 先生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丞相安图不准。台官博啰把此事奏报皇帝，皇帝心中怜悯悲伤，召先生的儿子师可入见，告诉他可以推举官员来代替自己。先生上奏说：“任用人的权力，是天子的权柄。臣下泛泛议论某人的贤能还可以；如果要把政务授给他，就应当由陛下亲自裁断，不可以使臣下产生觊觎权力、借此卖恩的开端。” 先生教导别人，恩情如同父子，义理如同君臣；根据他们已经明白的地方来启发他们，开启他们被蒙蔽的地方，使他们归入善道。随着他们的行动和休息，适时使他们张弛有度；谨慎对待他们初起的念头，加以防范。他们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改变，自己却不知道；每日更新、每月增盛，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受到教化。他们的言谈举止，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先生的弟子。最终全都被世间所任用。襄阳被攻下后，皇帝想于是取得江南，先生认为不可以，但他的措辞十分隐秘。至元十年，诸生的廪饩供应接不上，便逐渐离去。后来权臣屡次诋毁汉法，四月召先生到上都议事，他当面请求回到乡里。皇帝命众人议论他的去留。雪斋说：“先生的出仕与退处，关系到时世的兴衰，我们不能勉强他。先生对自己的处置已经审慎，今天只应当按照圣贤来对待他。”于是命人代为起草辞奏说：“国学设立至今已有三年，教令专一而严谨，诸生的学问日益长进。许某之所以请求辞职，是说自己年老残疾，先世还有几桩丧事未安葬，想回去了结这些事情。他的心意十分哀痛，这关系到人子的孝道，理应赐准。”因此先生得以告假南归。先生到怀简后，断绝人事往来，常住在山下，督促僮仆做事，自己耕种开垦。至元十三年七月，使者前来召请，商议改订历法。至元十七年二月，测验已经全部完成。历法之事告成。自先生进入院署以后，皇帝的恩宠眷顾更加深厚，必定询问先生是否安好；先生生病，就赐给药物、赐给手杖。到这时先生入宫觐见，皇帝都【缺字】询问并奏报政事；皇帝命先生起身，赐座并慰劳问候，过了很久。六月，病势更加严重；八月，终于获准回家，并就地授任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便供给奉养。

译至元十八年春，先生病得很重。医生诊察后说：“阴阳偏盛偏衰叫作病，如今六脉都平和，先生或许稍稍好转了吧？”先生说：“久病而脉象平和的人是不能治愈的，我大概将要不起了。”于是他不再服药。不久，病情稍有舒适。仲春举行祭祀时，先生说：“我一天没有死，就怎么能不祭祀祖先呢？”于是勉强支撑病体，按礼仪祭奠献享。祭祀完毕，家人分食祭品，先生神色安怡。随后他拄着手杖走到门边，说：“我的心怦怦跳。”他闭眼坐了很久，说：“死和生有什么不同？人的精神能有多少呢？世间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穷尽？”于是吟唱感叹道：“子朱子睡醒时，林间风声瑟瑟；醒来后，山中月亮团团。身心没有牵累，长久以来都感到轻松安适。何况还有清凉的池馆，诗句稳妥，反而嫌它过于白俗；格调高雅，反倒笑话孟郊的寒瘦。兰膏本来就取自少陵的残余，真正美好的东西，金印官章也不能交换。”歌唱完毕，先生突然去世。不一会儿，雷电交加，天色昏暗，狂风摧折树木；城中的老幼都到他门前哭泣，来往的征税商人和过路客人在路上相互吊唁，即使农夫村妇也都叹息。先生曾对师可说：“我一生被虚名所牵累，最终不能辞去官职。死后千万不要请求谥号，立碑也绝对不可以。只写‘许某之墓’四个字，让子孙知道墓所在之处就够了。” 贤能还是不贤能，立碑对人又有什么意义？”到了这时，人们遵从他的遗命，安葬而不立碑。安葬以后，四方学者有的从数千里外赶来，在墓前哭祭。蒲地人王楫，年过六十，身穿衰服、头戴丧巾前来参加葬礼【缺字】，有人说：“这是门人的丧礼吗？”王楫说：“他是我的老师。难道只是传授技艺的老师，或是宾主交往中的老师吗？我还担心报答老师无从报答，我这样做，是要使自己愧对王通的门人罢了。”先生去世后，朝廷内外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悲哀伤痛的，都认为这是圣贤之道和百姓的不幸。先生居家勤劳俭朴，严格要求自己；对公事和亲情都能兼顾尽到，家中不严厉却整肃有序。内室之中，仿佛朝廷一样。他与夫人敬氏相待如宾客，而夫人谦逊柔顺，自我约束，处处遵循道义。先生也依赖她的内助。先生天资宏大刚毅，卓然有操守；他的恭敬、俭朴、正直出于天性，即使处在艰难危急、困穷窘迫的时候，所坚持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他好学不倦，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种善行，就像饥渴之人得到饮食；对于名利和繁华，却畏惧得如同探取滚烫之物。他的诚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信服他。建元以来，他十次奉诏，次次都没有不起身赴召；然而最终也不肯委屈自己求取微小利益而放弃远大的原则。每次入朝奏对，都把匡正君心作为自己的责任；气度温和从容，真诚恭敬彼此交融；言语虽然切直，却不使皇帝感到忤逆。卫士中有人举手加额说：“这是想让恩泽遍及百姓、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的人啊。”至于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时候，他勇于趋向正义，凛然不可用权势利益诱惑，也不可用威武使他屈服。到了晚年，他对义理的认识精纯，对仁德的实践成熟，自身充满四时和气，道德超出万物之上。四方听到他的名声，便知道敬重他；远远看见他，便知道畏敬他；亲近他，便知道爱戴他；远离他，便知道仰慕他。大概是因为他胸怀广大，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欲望，纯粹合乎天理的正道，所以无论行动静止、言语沉默，还是周旋出入之间，无不成为这种道流行的体现。先生的著作有《小学大义》，这是甲寅年在京兆向学者口授《小学》的言语。又有《读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岁以后所作。又有《孟子》，书名题写出来后，曾用来教他的儿子师可。还有《四箴》《说中庸说》《语录》等书，都是由多人杂抄汇集而成，并不是完整的著作。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胸襟气度盖世，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认可，唯独对先生敬重礼待。每次与先生交谈，他就说：“先生真是神明一般的人。”王磐年老了，只是更加惭愧收敛罢了。等到先生的讣告传来，他便说：“假如朝廷赐给先生谥号，先生非‘文正’不可。”后世如果有了解先生的人，也不会改变王磐这句话。先生居住在乡里，凡遇丧葬，也都遵循古制，不采用佛、道二教的仪式。怀州的士大夫之家因此把它形成风俗。佛、道二教的人听到这种风气，也有仿效他的。先生每次遇到他们，从不当面斥责他们的错误，只是从容地和他们交谈；那些人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内心惭愧、面色发红，有的流下眼泪，后悔自己陷入佛、道的迷误如此之深。附近有位德公，年过百岁，曾对先生说：“老僧苦行了一百年，也不能成佛，只是白白做了不孝之人，惭愧在地下与祖宗相见。只愿劝告小和尚们，何不还俗，以延续你们祖宗的后代？我临死之前没有度化一个人。” 先生一生爱好朱子之学，对它的重视不亚于饥渴。凡是指点学者，全都以朱子为主。有人拿其他学说来询问，他就说：“贤者尚且专门以一家学说为主，心志才不会杂乱。”等到江左统一以后，他才得以读到那里的文章，但也嫌它们过于繁多。国学的事迹。先生自从得到《小学》一书，就以这部书为主来启发引导学者。他曾寄信给儿子说：“《小学》《四书》，我敬信它们如同敬信神明。然而只要能明白这些书，其他书即使不研治也可以。”至元八年，授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先生当时居于相府，丞相传诏命令他教授四名蒙古学生，后来又奉诏教授七人。到这时又有诏令，四方以及都城中愿意来受业的人，都可以列入学生之中。就在今天南城旧枢密院设立学校，先生自从开学以后，家中事务全都交给儿子师可办理。凡是宾客来到学校，先生都一概谢绝。先生曾说：“如果学校中还要应酬人事，诸生的学业必定会受到妨碍。外人毁谤责怪，是我个人的事情；诸生的学业，却是皇上的命令。”每天命家人准备早膳、午膳。由于年老多病，太阳西斜以后就不再进食了。先生当时六十二岁，因为旧病，三年内应当忌食盐、肉、面等食物；而且按照治疗方法，不能用补法，身体又不能承受泻法，所以每天节制饮食，从来不敢吃到饱，认为吃饱就一定会补助邪气。然而他早晚都处理事务，完全没有老人疲倦的样子。先生想让蒙古学生学习历法计算，于是从唐尧戊辰年起到至元壬申年止，共三千六百零五年，编排各代的年代、年数，写成一部书，命诸生背诵这些年数并进行加减计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六百五年〕 先生教诸生练习书法，必定以颜鲁公为标准。他曾说：“古代百姓没有知识，圣人治理天下，就有教导他们的方法。然而圣人不可能长久生存于世，所以制定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话。文字的起源，意义只是用来记录言语罢了。后世学习文字的人，却大多用来谈论各种事情。书法本来就是六艺之一。程先生说：‘一味喜好书法，也会自行丧失志向。’然而他写字时非常恭敬，认为‘仅仅写字本身就是学习，这种态度可以作为法则。’”

译诸生读书之余，先生让年长的蒙古学生学习行拜礼，以及接受宣拜、诏仪、释奠礼、冠礼；有时也练习这些礼仪。小学生有倦怠的意思，就让他们练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的礼节，有时投壶、练习射箭；失败的人罚读书若干遍。先生讲解书中文字和章句，不追求数量多，只是恳切周详、反复曲折地讲解；如果学生还没有完全领会，就引用证据、设置譬喻，一定要让他们通晓后才停止。他曾问诸生：“这一章的书义，如果推及自身今天的事情，有没有可以应用的地方？”大体上是希望他们亲身实践，而不看重只会空谈。先生曾说：“世人说有能力【缺字】的人可以傲视别人，至于会读书的人也可以傲视别人。”诸生讲解书义，只要使他们自己省悟理解就可以了，何必要替他们【缺字】说？等到看见学者能够提出疑问，先生便喜气洋溢于眉宇之间。他曾说：“书中本来没有疑问，是读出了疑问；有了疑问却又读到没有疑问，这才算有功夫。” 先生曾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关键在于宽厚；君子以教化人的心思无穷无尽，以宽容保全民众而没有止境，这就是说，施教的人应当存有宽容之心。”如今学校中总体上虽然要求严密，但具体条目还必须宽缓。大致说来，人的资质品格各不相同，有早熟成才的，有晚熟成才的；有可以成就大器的，有只能成就小器的。而且一个方面有所长，必定另一个方面有所短，千差万别，不能仓促地强求他们一样。《学记》从第一年离析经文、辨明志向，到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改变方向；其中始终的次序和积累很多，绝不可以苟且求成。所以教育人不仅要各自因材施教，还应当随着他们学习所达到的程度逐步推进。大体说来，教人和用人正好相反：用人应当任用他的长处，教人则应当教导他的短处。先生曾说：“蒙古学生的质朴天性还没有消失，视听专一，如果把他们安排在良好的同伴群体中，涵养几年，将来一定能够为国家所用。”于是上奏召来过去的弟子中散居四方的王梓、韩思永、苏郁、耶律有尚、孙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炖、刘季伟、吕端善、刘安中、白栋，都由驿站送到学校中担任伴读，希望他们从旁辅助、匡正辅弼，使蒙古学生在熏陶浸润中自然有所获得。有人对先生说：“为什么不广泛选拔当时的俊才，却只任用您的门生？”先生说：“我只是教人罢了，并不是任用人。我正要用自己浅陋的学问教人，别人是否能跟随学习，还不能知道。” 先生曾说：求学的人，谋求生计是最先要办的事。如果生计不足，就会妨碍求学之道。那些从旁门歪道求取进身以及做官贪利的人，大概也是由于生计困窘才导致如此。诸葛孔明身居将相之位，死的时候，粮仓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库房里没有多余的财物。他的清廉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因为成都的土地和桑树足以使子弟的衣食有余罢了。谋求生计，不过是务农、经商、做工而已。读书人大多可以以务农为生；商贾虽然属于追逐末利，也有可以做的地方。如果确实能够处置得不违背义理，或者暂且用来救济一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若把教学和做官当作谋划生计的手段，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每逢年节，各位伴读带着酒和礼物到先生家，先生都推辞说：“之所以上奏选取诸生，大概是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道、为了学校、为了后来的学者，并不是为了供奉我。官员职责所应当得到的，只有俸禄。俸禄以外又从诸生那里有所取求，想要做到老师严正、道义尊崇，就困难了。” 《鲁斋遗书》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