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四元许衡撰《大学直解》大学是这一部书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道,是大学教人为学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来元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説:古时大学教人的方法,当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徳,不可使昏昧了。在亲民。亲字本是新字,民是指天下百姓説。大人为学,既明了自己明德,又当推此心,使那百姓每各去其旧染之汚,以明其明德,也都一般不昏昧。在止于至善。止是必到这里不改移的意思。至善是説极好的去处。大人之学,明自己的明德。新百姓每的明德都要到那极好的去处,不可些改移,方是成功。这三句是大学一部书的纲领,所以呌做三纲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承上文説「止」字,便是在「止于至善」的「止」字,「明德新民」都有个所当止的去处。人若是先晓得那所当止的去处,志便有个定向,无疑惑了,这便是知止而后有定。志若有了定向,心便有个主张,不妄动了,这便是定而后能静。心既能静,身子便到处皆安稳,自然不动摇,这便是静而后能安。身既能安,凡事便防仔细思量,自然不错乱,这便是安而后能虑。事既能虑,然后「明德新民」都得了所当止的至善,这便是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本是根本,末是末稍。明徳、新民,譬如两件物。明德便是本,新民便是末。终是临了,始是初起。知止能得,乃是一件事。知止便是始,能得便是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明德为本,知止为始,在所当先;新民为末,能得为终,在所当后。人之为学,能晓得这先后的次序,则于道理便不逺了。所以説,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是指人君所居的国都,説乃是天下的根本。古时人君要使天下的人无一个不明其明德,必先治那一国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説「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是指人君一家。説乃是一国的根本。若要使一国的人无一个不明其明德,必先齐那一家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説,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齐家,是整齐一家的人;身,是一家的根本。若要齐一家的人,必先修治自家一身,事事都合道理,不可有些违背。所以説:「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是一身的主宰,若要修治自家一身,必先端正自家的心。常在道理上,不可有些放肆,所以説:「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字解做实字,意是心之所发。若要端正自家的心,必先诚实那心之所发处,不可有一些自欺。所以説,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是推极的意思。知,是知识。若要诚实心之所发,必先推极本心之知识,不可有一些不尽。所以説,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字解做至字,物是事物。若要推极本心的知识,又在穷究天下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极处,不可有一些不到,所以説致知在格物。这以上八件是大学教人仔细用功处,故呌做八条目。物格而后知至,人于天下事物之理,既能穷究到至极处,然后本心的知识无一些不尽矣,所以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本心的知识,既无一些不尽,然后心之所发处,可得而诚实矣。所以説: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之所发,既能诚实,然后心有所主,可得而端正矣。所以説:「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心之所主,既能端正,然后身之所行,无有偏私,可得而修治矣。所以説「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自家一身既能修了,然后一家的人皆取法我一身,无有不齐矣。所以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一家的人既能齐了,然后一国的人皆取法我一家,无有不治矣。所以説「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国的人既能治了,然后天下四方的人又皆取法于一国,无有不平矣。所以説:「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庶人是众民,壹是是一切。自天子而下,诸侯、卿大夫以至于庶民百姓,贵贱虽不同,一切都要把修身做根本。盖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有天下国家之责者,能修这身,则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大学之教最▯要,全在修身上,所以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本是指身,説末是指家国天下説。否,是不然的意思。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身若不修,则其根本先乱了,如何得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所以説否矣。
译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四,元代许衡撰《大学直解》。《大学》是这一部书的书名。“大学之道”,是《大学》教人求学的方法。所谓“明”,就是用功;“明明德”的“明德”,是人心本来就具有的光明德性。孔夫子说:古代大学教人的方法,首先应当下功夫使自己光明的德性明亮起来,不可使它昏暗了。“在亲民”。“亲”字本来是“新”字,民指天下百姓。大人求学,既然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明德,又应当推及这颗心,使百姓各自除去旧日沾染的污秽,彰明自己的明德,也都和自己一样不再昏昧。“在止于至善”。“止”是一定到达这里而不改变、不移动的意思;“至善”是极其美好的境界。大人之学,既要明白自己的明德,又要使百姓的明德都达到极其美好的境界,不可有丝毫改变,这才算成功。这三句话是《大学》全书的纲领,所以称为“三纲领”。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能志向坚定;志向坚定,然后才能心静;心静,然后才能安定;安定,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这是承接上文“止”字而说的,也就是“止于至善”的“止”字;“明德”“新民”都有应当止于的地方。人如果先明白应当止于的地方,志向便有了确定方向,没有疑惑,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志向有了确定方向,心中便有主张,不再妄动,这就是“定而后能静”。心既能够安静,身体处处便安稳,自然不会动摇,这就是“静而后能安”。身体既然安稳,凡事便能仔细思量,自然不会错乱,这就是“安而后能虑”。事情既能思虑,然后“明德”“新民”都能得到应当止于的至善,这就是“虑而后能得”。事物有根本和末端,事情有终结和开始。“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新民”好比两件事物,明德是根本,新民是末梢。“终”是最后,“始”是开始。知道止于何处并能够达到,是一件事情;知道止于何处是开始,能够达到是终结。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明德是根本,知止是开始,都在应当先做的部分;新民是末梢,能得是终结,都在应当后做的部分。人求学,如果能够明白这种先后的次序,对于道理就不远了,所以说“则近道矣”。古代想要使天下人都彰明明德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国”指君主所居的国都,这里说的是天下的根本。古代君主想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彰明自己的明德,必定先治理好那一国的人,使他们都明白明德。所以说:“想要使明德彰明于天下,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 想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家”指君主的一家,这里说的是一国的根本。如果想使一国没有一个人不彰明自己的明德,必定先整治好这一家的人,使他们都明白明德。所以说:“想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 想要整齐自己的家,先要修养自身。齐家,就是整治一家的人;自身,是一家的根本。若要整治一家的人,必定先修治自己这一身,事事都合乎道理,不可有一点违背。所以说:“想要整齐自己的家,先要修养自身。” 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心是一身的主宰;若要修治自己这一身,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使它常在道理上,不可有一点放纵。所以说:“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 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诚”字解释为真实,“意”是心所发出的念头。若要端正自己的心,必须先使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诚实,不可有一点自欺。所以说:“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 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先要使自己的知识充分。“致”是推求到极点的意思,“知”是知识。若要使心所发出的念头诚实,必须先把本心的知识推求到极点,不可有一点遗漏。所以说:“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先要使自己的知识充分。” 致知在格物。“格”解释为“至”,“物”是事物。若要把本心的知识推求到极点,又在于穷究天下事物的道理,直到最极致之处,不可有一点不到。所以说“致知在格物”。以上八件事,是《大学》教人仔细用功的地方,所以称为“八条目”。事物的道理穷究明白以后,知识才能达到。人对于天下事物的道理,既然能够穷究到最极致之处,本心的知识就没有一点没有穷尽了。所以说:“物格而后知至。” 知识达到以后,意念才能诚实。本心的知识既然没有一点未穷尽之处,那么心所发出的念头就可以真实诚实了。所以说:“知至,而后意诚。” 意念诚实以后,心才能端正。心所发出的念头既然能够真实诚实,心便有了主宰,可以端正了。所以说:“意诚而后心正。” 心端正以后,身体才能修养。心所主持的既然能够端正,身体所实行的就没有偏私,可以得到修治了。所以说:“心正而后身修。” 身体修养以后,家才能整齐。自己这一身既然修养好了,一家的人都以我这一身为榜样,就没有不整齐的了。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 家整齐以后,国家才能治理。一家的人既然整齐了,一国的人都以我这一家为榜样,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所以说:“家齐而后国治。” 国家治理以后,天下才能太平。一国的人既然治理好了,天下四方的人又都以这一国为榜样,就没有不太平的了。所以说:“国治而后天下平。” 从天子直到平民百姓,一切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庶人”是众多百姓,“壹是”是一切。从天子以下,诸侯、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贵贱虽然不同,一切都要把修身作为根本。因为自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肩负天下国家责任的人,能够修养自身,家就可以整齐,国就可以治理,天下就可以太平。《大学》的教导最重要的地方,全在修身上,所以说一切都要以修身为本。根本混乱了,末端却能治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指自身,末端指家、国、天下。所谓“否”,是不然的意思。自身是家、国、天下的根本;自身如果没有修养,根本先乱了,怎么能使家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呢?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厚是指家説,所薄是指国与天下説。家视国与天下所当厚,若是于家里的人先薄了,却要厚于国与天下,必无是理,所以説未之有也。这一段是结上文两节之意,上句教人以修身为要,下句教人以齐家为要。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这一段是宋儒朱子的注解:「右经一章」,是指前面「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一章,説圣人的言语呌做「经」,盖是疑词。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朱子説《大学》这一章书义理精深,疑是孔夫子平日的言语,曾子传述的。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释圣人的言语呌做「传」,后面解説经文的十章,乃是曾子平日的意思,他门弟子记纂的。旧本颇有错简。旧本是旧时传下的《大学》本子,错是差错,简是竹片。古人未有纸,用竹片写字,所以旧时传下的《大学》本子颇有简编差错处。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程子,是宋时大儒,程頥,号伊川先生。他曽把《大学》一本书差错处叅定来。朱子因他叅定的,又把那经文逐一考究过。别为序次如左。序次是先后的次第,左是指后面説。朱子考究那经文,乃分别一个次第,在后面。如今这本书,便是所以説「别为次序如左」。康诰》曰:「克明德。」《康诰》是《周书》篇名。克,是能。武王作书告康叔,説:「人人皆有明德,都昏蔽了,独文王能明自家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大甲是《商书》篇名。顾是常常看着。「諟」字解做「此」字。天之明命即是上天与我的明德。伊尹作书告大甲説:「人人皆有天的明命,都防失了。独成汤常常看着这明命,无一时不明。」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是《虞书》《尧典》篇。"峻"字解做大"字,大德即是明德。《尧典》中説,人人皆有这大德,多不能明,独帝尧能明这大德。皆自明也。这一句是总结上面三句,説文王、成汤、帝尧三个圣人,都是自明其明德,所以説「皆自明也」。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首字解做头字,释是解释。前面这一段是大学传的头一章,解释孔夫子经文中明明德的意思。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是商王,成汤。盘是沐浴的盘,铭是铭刻于盘以自警省的言语。茍字解做诚字,是着实的意思。成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刻几句言语在盘上,説为人君的着实能一日之间洗去那旧染之汚,以自新,则当因这已新的而日日新之,又无时不新之工夫,不可略有些间断。这便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康诰》是《周书》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语。「作」是振作的意思,「新民」是百姓,每能自新的。武王告康叔説:「人君于那百姓每迁善改过,能自新的,要鼔舞振作之,使他常常为善,不要住了。」这便是「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国都,命是天命。曾子引诗説:「周家自从后稷开国以来,邦国虽旧,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方才受天命以有天下。」所以説「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故,是承上文説极,即是至善。曾子又总结説:「君子新自家的明德与新百姓的明德都要止于那至善的去处。」右传之二章,释新民。这前面四节,是《大学》传的第二章,解经文中新民的意思。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是《商颂·▯鸟》篇。邦畿,是天子的国都;止,是居。诗人説:天子所都,其地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每都愿居止于内。是邦畿乃民所当止的去处。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诗》是《小雅·缗蛮》篇。缗蛮是鸟声,丘隅是山髙树多处。诗人説:「缗蛮之声的黄鸟,虽是个防物,都知道栖止在那山髙树多处。」是邱隅,乃鸟所当止的去处。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子是孔子。孔子因读《缗蛮黄鸟,止于邱隅》这一篇诗,遂解释説:“黄鸟是防小之物,于欲止之时尚且晓得拣择个好止的去处,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可反不如那禽鸟知所当止乎?”这是勉人当知所止。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逺的意思,于是叹辞。缉是继续,熙是光明,敬止是无不敬而安所止。诗人説文王之德,穆穆然深逺,因他持敬的工夫,继续光明,无少间断,故其所行之事,无一不止于至善。这是言圣人能得所止。为人君,止于仁。仁,是仁爱。曾子説:“为人君的道理,在于仁。”文王为国君时,管着百姓,每他件件事都尽得那仁爱的道理,无一个人不得其所,所以説:“为人君,止于仁。”
译该厚待的却薄待,该薄待的却厚待,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所谓该厚待的,指家;所谓该薄待的,指国家和天下。对于国家和天下来说,家本应厚待;如果对家里的人先薄待,却想对国家和天下厚待,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未之有也”。这一段是总结上面两节的意思:上句教人把修身作为要务,下句教人把齐家作为要务。以上经文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述。其传文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他的弟子记录。这一段是宋儒朱子的注解:“右经一章”,指前面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的一章。圣人的言语称为“经”,这里用“盖”表示推测。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朱子说,《大学》这一章义理精深,推测是孔夫子平日的言语,由曾子传述。其传文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解释圣人言语的文字称为“传”;后面解释经文的十章,是曾子平日的思想,由他的弟子记录编纂而成。旧本颇有错简。旧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大学》本子;“错”是差错,“简”是竹片。古人还没有纸,用竹片写字,所以旧时传下来的《大学》本子有不少竹简编次错误的地方。现在依据程子所订定的本子,又重新考察经文。程子是宋代大儒程颐,号伊川先生。他曾把《大学》一书中的错误之处参订整理。朱子依据他的参订,又把经文逐一考察。另行编排次序如下。所谓“序次”,是先后的次第;“左”指后面。朱子考察经文后,分别编排出一个次第,列在后面。如今这部书,就是所谓“另行编排次序如下”。《康诰》说:“能够彰明德性。”《康诰》是《周书》的篇名。“克”是能够。武王写信告诫康叔,说:“人人都有明德,只是都被昏蔽了,只有文王能够彰明自己的明德。” 《太甲》说:“常常顾念这上天的光明使命。”《太甲》是《商书》的篇名。“顾”是常常看顾;“諟”字解释为“此”。上天的光明使命,就是上天赋予我的明德。伊尹写信告诫太甲说:“人人都有上天赋予的光明使命,却都防备不住而失去了;只有成汤常常顾念这光明使命,没有一刻不使它明亮。” 《帝典》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性。”《帝典》是《虞书·尧典》篇。“峻”字解释为“大”字,大德就是明德。《尧典》中说,人人都有这种大德,但多数人不能使它彰明,只有帝尧能够彰明这种大德。“都是自己使它明亮。”这一句总结上面三句,说文王、成汤、帝尧三位圣人,都是自己彰明自己的明德,所以说“都是自己使它明亮”。以上是《大学》传文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首”解释为头,“释”是解释。前面这一段是《大学》传文的第一章,解释孔夫子经文中“明明德”的意思。成汤的澡盆铭文说:“如果一天能更新自己,就应当天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汤是商王成汤;盘是沐浴用的澡盆;铭是刻在澡盆上、用来警戒自己的话。“苟”字解释为诚实,表示确实。成汤把人洗涤内心、除去恶行,比作洗澡洗去身体上的污垢,因此在澡盆上刻下几句话,说做君主的人如果确实能在一天之内洗去旧日沾染的污秽而使自己更新,就应当因已有的更新而每天更新自己,并且时时刻刻都下功夫更新,不可有一点间断。这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说:“振作更新百姓。”《康诰》是《周书》的篇名,是武王告诫弟弟康叔的话。“作”是振作的意思,“新民”是使百姓各自更新。武王告诫康叔说:“君主对于百姓迁善改过、能够自我更新的人,要加以鼓舞振作,使他们常常行善,不要停下来。”这就是“作新民”。《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国,它所受的天命却是新的。”这里的《诗》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国都,“命”是天命。曾子引用诗说:“周家自后稷开国以来,邦国虽然古老,到了文王,能够更新自己的德性,并推广到百姓身上,才重新受天命而拥有天下。”所以说“其命维新”。因此,君子没有一处不用尽自己的力量达到最高境界。“是故”是承接上文;“极”就是至善。曾子又总结说:“君子更新自己的明德、更新百姓的明德,都要止于至善的境界。” 以上是《大学》传文的第二章,解释“新民”。前面这四节,是《大学》传文的第二章,解释经文中“新民”的意思。《诗经》说:“国都周围千里之地,是百姓所愿居止的地方。”《诗》是《商颂·玄鸟》篇。“邦畿”是天子的国都;“止”是居住。诗人说:天子所居的地方,土地方圆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都愿意居住在其中。因此,邦畿就是百姓应当居止的地方。《诗经》说:“黄鸟鸣声婉转,栖止在山丘的角落。”《诗》是《小雅·绵蛮》篇。“绵蛮”是鸟叫声,“丘隅”是山高树多的地方。诗人说:“发出绵蛮叫声的黄鸟,虽然只是微小的禽鸟,也知道栖息在山高树多的地方。”所以丘隅就是鸟所应当栖止的地方。孔子说:“说到栖止,连鸟都知道自己应当栖止在哪里,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孔子因为读到“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这一篇诗,于是解释说:“黄鸟是微小的禽鸟,在想要栖止时尚且知道选择好的栖止之处,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难道反而不知道自己应当止于哪里,竟不如禽鸟吗?”这是勉励人应当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何处。《诗经》说:“仪态深沉的文王啊,不断光明,恭敬地止于应止之处。”《诗》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远的意思,“于”是叹词;“缉”是继续,“熙”是光明,“敬止”是无不恭敬而安于所止。诗人说,文王的德性深沉远大,因为持守恭敬的功夫不断,光明持续,没有一点间断,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止于至善。这是说圣人能够找到自己应当止于的地方。做君主,止于仁。仁,就是仁爱。曾子说:“做君主的道理,在于仁爱。”文王做国君时,管理百姓,件件事情都尽到仁爱的道理,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所以说:“做君主,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敬,是恭敬,为人臣的道理在于敬。文王为西伯时,服事着天子,他件件事都尽得那恭敬的道理,无一些怠忽的意思,所以説「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孝,是孝顺。为人子的道理,在于孝。文王为人子时,服事他父母,早起晚息,念念不忘,尽得那孝顺的道理。所以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慈,是慈爱。为人父的道理,在于慈。文王为人父时,抚养他儿子,教训成就,都做个好人,尽得那慈爱的道理。所以説,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信,是诚实与人交的道理,在于信。文王与国人交接时,言语无一些虚诈,所行事都件件着实,能尽得那信的道理,所以説「与国人交,止于信」。文王是圣人,凡事都止于至善。曾子指出这五件来示人,要人把文王做个様子去学他。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诗》是《卫风·淇澳》篇。瞻是观看,淇是水名,澳是水涯的曲处。菉,《诗经》上作「緑」色的「緑」字。猗猗是美盛貌。诗人説:「观看那淇水的曲处,緑色之竹,猗猗然美盛。」这是托物起兴,以美卫之武公也。有斐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斐是文章着见之貌,君子是指卫武公。切用刀锯,磋用鑢铴,琢用椎凿,磨用沙石。诗人説「斐然有文」的卫武公,他学问工夫譬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锯,又磋以鑢铴。他自修工夫譬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凿,又磨以沙石。是説他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的意思。瑟兮僴兮,赫兮喧兮。瑟,是严密的意思;僴,是武毅的意思;赫喧,是宣着盛大的意思。诗人説:“卫武公德之存于心”的瑟然严密而不麤疎,僴然武毅而不怠弛,这便是“瑟兮僴兮,德之见于身”的赫然宣着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这便是“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斐是有文章的意思,諠字解做忘字。诗人又説:「卫武公真是个有文章的君子,他德泽感人之深,人都仰慕他。虽岁月乆逺,终是忘他不得。」这便是「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道是言説,学是讲习讨论。诗人所言“如切如磋”,这是説卫武公学问工夫已精,而益求其精的意思。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自修,是省察克治。诗人所言“如琢如磨”,这是説卫武公修身工夫已密,而益求其密的意思。瑟兮僴兮者,恂栗也。恂栗是战惧,诗人所言“瑟兮僴兮”是説卫武公为学工夫已到,自然有那战惧的意思,常常存在心里。赫兮喧兮者,威仪也。威,是有威可畏;仪,是有仪可象。诗人所言「赫兮喧兮」,是説卫武公既常常战惧,自然有威严,人都畏惧他;有仪容,人都取法他。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盛德是指理之得于身者説,至善是指理之极处説。诗人所言「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这是説卫武公有是盛德至善,深入百姓的心,百姓每到老也忘他不得。如君之至善在仁,他能尽仁,便是君之盛德;臣之至善在敬,他能尽敬,便是臣之盛德;以至能尽孝、慈与信,便是他为子、为父与人交的盛德。所以人人自然仰慕,不能忘了。这是説明明德,止于至善。诗云:「于戯,前王不忘。」诗是《周颂·烈文》篇。「于戯」是叹词,「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诗人叹息説:文王、武王虽去世已逺,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终不能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君子是指后贤、后王,小人是指后世的百姓。曾子説:「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因他盛德至善的余泽及于后世。后世为贤人的,得以仰他德业之盛;为王的,得以思他覆育之恩,是君子皆得其所。为百姓的含哺鼓腹,安飨太平之乐;耕田凿井,安飨自然之利,是小人皆得其所。」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虽逺,而人思慕他,终不能忘也。这是説「新民,止于至善」。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总前面这五段,是《大学》传的第三章,解释经文中「止于至善」的意思。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是孔子,听是听断,讼是词讼,犹人是与人相似的意思。曽子引孔子説:「若论判断词讼,使曲直分明,我与人也一般相似。必是能使那百姓每自然无有词讼,不待判断,方才是好。」盖听讼非难,使民无讼,然后为难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情是情,实辞是讼辞,畏是畏服,志是心志。曽子既引孔子之言,又申説圣人如何能使百姓无讼,只是説谎不着实的人,向圣人面前不敢尽意説他那妄诞的虚辞。盖因圣人能明自家的明德于事理所止处,件件都明白,大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无那颠倒曲直相争讼的,所以讼不待听而自然无了。
译做臣子,止于敬。敬,就是恭敬。做臣子的道理在于恭敬。文王做西伯时,侍奉天子,件件事情都尽到恭敬的道理,没有一点怠慢疏忽的意思,所以说:“做臣子,止于敬。” 做儿子,止于孝。孝,就是孝顺。做儿子的道理在于孝顺。文王做儿子时,侍奉父母,早起晚睡,时时不忘,尽到了孝顺的道理。所以说:“做儿子,止于孝。” 做父亲,归根到底在于慈爱。“慈”就是慈爱。做父亲的道理,就在于慈爱。文王做父亲时,抚养儿子、教导儿子,使他们都成为好人,完全尽到了慈爱的道理。所以说:“做父亲,归根到底在于慈爱。” 同国人交往,归根到底在于守信。“信”就是诚实,和人交往的道理在于守信。文王与国人交往时,言语没有一点虚假欺诈,所做的事情件件真实,完全尽到了守信的道理,所以说:“同国人交往,归根到底在于守信。”文王是圣人,做任何事都归于至善。曾子指出这五件事来教导人,要人把文王作为榜样去学习。《诗》说:“看那淇水弯曲的岸边,绿竹长得多么美盛。”这是《诗经·卫风·淇澳》篇。“瞻”是观看;“淇”是水名;“澳”是水岸弯曲的地方;“菉”字在《诗经》中写作表示绿色的“緑”;“猗猗”是美盛的样子。诗人说:“看那淇水弯曲的地方,绿色的竹子长得美盛。”这是借物起兴,用竹子的美盛来比喻卫武公。“有斐然文采的君子啊,就像加工骨角一样反复切磋,就像加工玉石一样反复琢磨。”“斐”是文采显著的样子;“君子”指卫武公。“切”用刀锯,“磋”用锉刀,“琢”用槌子和凿子,“磨”用沙石。诗人说,文采斐然的卫武公,他求学的功夫就像加工骨角,既用刀锯切割,又用锉刀磨治;他自我修养的功夫就像加工玉石,既用槌凿雕琢,又用沙石磨砺。这是说他治学修身有条理,并且不断使它更加精密。“严肃啊,刚毅啊;显赫啊,盛大啊。”“瑟”是严密庄重的意思;“僴”是刚强坚毅的意思;“赫”“喧”是显著盛大的意思。诗人说,卫武公的德行存于内心,严肃周密而不粗疏,刚强坚毅而不懈怠松弛;所以表现在自身上,便显赫而明显、不昏暗,盛大而不局促,这就是“严肃啊,刚毅啊;显赫啊,盛大啊”。“有文采的君子啊,终究不能被忘记。”斐”是有文采的意思;“諠”解释为忘记。诗人又说:“卫武公真是个有文采的君子,他的德泽感人至深,人们都仰慕他。即使年代久远,终究也不能忘记他。”这就是“有文采的君子啊,终究不能被忘记”。“像切磋一样”说的是求学。道,是讲说;学,是讲习讨论。诗中所说的“像切磋一样”,是说卫武公求学的功夫已经精进,却还不断追求更加精进。“像琢磨一样”说的是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就是反省察觉并克制、治理自己。诗中所说的“像琢磨一样”,是说卫武公修身的功夫已经严密,却还不断追求更加严密。“严肃啊,刚毅啊”说的是内心戒惧。“恂栗”是战战兢兢、心怀畏惧的样子。诗中所说的“严肃啊,刚毅啊”,是说卫武公求学的功夫已经达到一定境界,自然具有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并且常常存于心中。“显赫啊,盛大啊”说的是威仪。“威”是具有威严,使人敬畏;“仪”是仪容举止可以让人仿效。诗中所说的“显赫啊,盛大啊”,是说卫武公既然常常战战兢兢,自然具有威严,人们都敬畏他;又有端庄的仪容,人们都以他为法则。“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能被忘记”,说的是道德盛大、达到至善,百姓不能忘记他。“盛德”是说道理落实于自身;“至善”是说道理达到极致。诗中所说的“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能被忘记”,是说卫武公具有这样的盛德和至善,深入百姓心中,百姓即使到了老年也不能忘记他。比如君主的至善在于仁,他能充分行仁,就是君主的盛德;臣子的至善在于敬,他能充分行敬,就是臣子的盛德;以至于能充分尽孝、慈爱和守信,就是作为儿子、父亲以及与人交往者的盛德。所以人人自然仰慕他,不能忘记他。这是在说明彰明自己的明德,并止于至善。《诗》说:“啊,前代的君王不能被忘记。”这是《周颂·烈文》篇。“于戯”是叹词;“前王”指文王、武王。诗人感叹说:文王、武王虽然去世已经很久,天下的人仍然思念仰慕他们的功德,终究不能忘记。君子赞美后代贤人的贤德,亲近后代君王所亲近的人;百姓享受后代君王所带来的安乐,获得后代君王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即使君王去世,也终身不能忘记他。这里的“君子”指后世的贤人、后世的君王,“小人”指后世百姓。曾子说:“文王、武王之所以能使人思念而不能忘记,是因为他们盛德至善的余泽流传到了后世。后世成为贤人的,可以仰慕他们德业的盛大;后世成为君王的,可以感念他们覆盖养育的恩德,这样君子都各得其所。作为百姓的,含着食物、鼓着肚子,安享太平的快乐;耕田凿井,安享自然的利益,这样百姓也都各得其所。”这就是文王、武王虽然去世已久,人们仍然思念他们而终身不能忘记的原因。这是在说使百姓更新,并止于至善。以上是《传》的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前面的五段,是《大学》传文的第三章,用来解释经文中“止于至善”的意思。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也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说我的愿望,那就是使人们不再有诉讼吧。”这里的“子”指孔子;“听”是听取并裁断;“讼”是诉讼;“犹人”是与别人相同的意思。曾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如果说判断诉讼、分清是非曲直,我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做到使百姓自然没有诉讼,不必等待审判,这才算好。”审理诉讼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使百姓没有诉讼。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不敢把虚妄的诉辞全部说出来,因而非常敬畏百姓的心志。“情”就是实情;“辞”是诉讼之辞;“畏”是畏惧服从;“志”是心志。曾子引用孔子的话以后,又说明圣人怎样能使百姓没有诉讼:只是那些说谎、不讲事实的人,在圣人面前不敢把自己的荒诞虚辞全部说出来。因为圣人能在事情和道理所应达到的地方彰明自己的明德,把一切都处理得明白,便能使百姓十分敬畏服从他,自然不会再颠倒是非、争执诉讼,所以诉讼不必审理就自然消失了。
此谓知本。本是指明德。圣人不务听讼,只要使百姓每畏服,自然无讼。这便是知得那明德为新民的根本,所以説「此谓知本」。右传之四章,释本末。这是曽子传《大学》的第四章,解释经文中本末的意思。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知本,这一句前面已有了,此处又説,乃是衍文。衍是多余的意思。此谓知之至也,这一句只是个结语,上面别有阙文。阙是欠阙的意思。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盖是疑辞,亡是亡失。前面是传文第五章,疑是曽子解释经文中格物致知的意思。因古时简编坏烂,这一章书如今遂亡失了。朱子补在后面。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间是“近尝”字,解做“曽”字;窃是“私窃”,朱子説:“我近曽私下取用程子的意思,补那传文的残阙。”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以下是朱子所补的传文,即字解做“就”字。朱子説:“经文所言‘致知在格物’者,是説人要推极自家心里的知识呵,便当就那每日所接的事物上,逐件穷究其中的道理,务要明白,不可有一些不尽处。”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虽不过方寸,然其本体至虚至灵,莫不有个自然知识。物即是事物,天下事物,虽是万有不齐,然就一件件上观看,莫不有个当然的道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若于天下事物的道理,不能一件件穷到那极至处,则他心里虽有自然的知识,也未免昏昧欠缺,有不能尽了。所以説:“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始字解做初字,人于事物之理有未穷,则己之知识必有不能尽,所以大学中始初教人,必使为学的于凡天下的事物,无大无小,件件上莫不因他本心已知识的道理,益加工夫穷究,必要求到那至极的去处。至于用力之乆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豁然是开悟的意思。学者穷究事物的道理,今日穷究一件,明日穷究一件,用工到那积累多时,有一日间忽然心里自开悟通透。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见处説里是里面,指道理难见处说。精是道理精妙的,粗是道理粗浅的。人之一心,能具众理的是全体;应万事的是大用。人若到那豁然贯通处,则于万物的道理显隐精粗,无一些晓不到;此心所具的全体大用,无一些不明了。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便呌做物格;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便呌做知至。这两句是总结上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意是自修第一件事,毋是禁止辞,自欺是自家欺瞒不着实的意思。曽子説经文中所言诚其意者,在于禁止自家的欺瞒,不要有一些不着实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谦字解做快字,又解做足字。人于恶恶,必如恶那恶臭一般,惟恐有些染着于身;好善,必如好那好色一般,务要得之于己。这等呵,便自家心上方才快足,所以谓之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独是自家心里独知处,好善恶恶,实与不实,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里独自知道这等去处,君子必要谨慎以审其几防,所以説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小人是不好的一様人,闲居是自家居,没人看见处。曾子説,小人在没人看见处干那不好的事,千般百様都做出来。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君子是好的一様人,厌然是惶恐要藏躱的模様,揜是遮盖着,是显著。曽子又説,小人在没人处干了不好的事,及至见了君子的人,却心里惶恐,左遮右盖,要揜他不好的事,显出他好的事来。这等人不是不知善当为,恶当去,只是他不能着实为善去恶,所以至此。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视是看然,是相似的意思。曽子説:「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不知道别人看着自家,把肚里那肺肝都见了。相似要遮揜那恶,也遮揜不得;要诈为那善,也诈为不得。这等心不诚实,又哄人不过,有甚益处?」所以説「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是实,「独」是人所不知,自家所独知的去处。上文所言「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这是説小人实有那不好的心在里面,便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出在外面。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必致谨于那心里独自知道的去处,而不敢自欺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是门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语,发明上文的意思。説那小人在幽独处干了不好的事,只説人不得知,不知被人将他肺肝都看见了,便与那十目同视着,十手同指着一般。这幽独处,岂不甚是可畏?
译这就叫知道根本。“本”指明德。圣人不致力于审理诉讼,只要使百姓敬畏服从,自然就没有诉讼。这就是知道明德是使百姓更新的根本,所以说“这就叫知道根本”。以上是《传》的第四章,解释根本和末节。这是曾子传述《大学》的第四章,解释经文中“本末”的意思。“这就叫知道根本”一句,前面已经有过,这里再次出现,是衍文。“衍”是多余的意思。“这就叫知识达到极致”一句,只是结语,前面另有文字残缺。“阙”是缺少、残缺的意思。以上是《传》的第五章,大概是解释格物、致知的意义,但如今已经亡失了。“盖”表示推测;“亡”是亡失。前面是《传》的第五章,大概是曾子解释经文中格物、致知的意思。由于古代简册腐坏残缺,这一章如今已经失传了。朱子把它补在后面。我近来曾私下取用程子的意思来补写它。“间”解释为“近来曾经”;“窃”是私下取用。朱子说:“我近来曾私下采用程子的意思,补写那篇传文的残缺部分。” 朱子说:所谓“致知在格物”,是说要推极自己的知识,就应当接触事物并穷究其中的道理。这里以下是朱子补写的传文。“即”解释为“接近、就”。朱子说:“经文所说的‘致知在格物’,是说人要推究、扩充自己心中的知识,就应当在每天所接触的事物上,逐件穷究其中的道理,务求明白,不可有一点没有穷尽之处。” 大概人的心灵没有不具备知识的,而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包含道理的。心是人的神明;人的心虽然不过方寸大小,但它的本体极其虚灵,无不具有自然的知识。物就是事物;天下的事物虽然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但逐件观察,没有一件不具有应然的道理。只是因为对道理还有没有穷究到的地方,所以知识也有未能完全穷尽之处。如果对天下事物的道理不能逐件穷究到极致,那么心中虽然有自然的知识,也难免昏暗而有所欠缺,不能完全明白。所以说:“只是因为对道理还有没有穷究到的地方,所以知识也有未能完全穷尽之处。” 因此,《大学》开始教人时,一定要使学习者接触天下各种事物,没有一样不依据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而进一步穷究它,以求达到道理的极致。“始”解释为开始。人对事物的道理尚未穷究,那么自己的知识必然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大学》最初教人,必须使求学者对于天下一切事物,无论大小,件件都依据自己本心已经知道的道理,进一步下功夫穷究,一定要追求到极致之处。等到用功日久,有一天忽然豁然贯通。“豁然”是开悟的意思。学习者穷究事物的道理,今天穷究一件,明天穷究一件,用功积累很久以后,有一天忽然心中开悟,通透明白。那么,众多事物外在和内在、精微和粗浅的道理就没有不能达到的,而我心的整体和广大作用也没有不明白的。“表”是外面,指容易看见的道理;“里”是里面,指难以看见的道理;“精”是精妙的道理;“粗”是粗浅的道理。人的心能够具备众多道理,叫作全体;能够应对各种事情,叫作大用。人若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那么万物道理的显隐、精粗,就没有一点不能明白;这颗心所具备的全体和大用,也没有一点不明白。这就叫事物的道理已经穷尽,这就叫知识达到极致。众多事物内外、精粗的道理没有不能达到的,这就叫“物格”;我心的整体和作用没有不明白的,这就叫“知至”。这两句是总结上文。所谓使意念诚实,就是不要自我欺骗。“诚意”是自我修养的第一件事;“毋”是禁止的语气;“自欺”是自己欺骗自己、不讲真实。曾子说,经文所说的“诚意”,就在于禁止自我欺骗,不要有一点不真实的地方。像厌恶恶臭一样厌恶恶行,像喜爱美色一样喜爱善行,这就叫使自己心中快足。“谦”解释为快乐,又解释为满足。人厌恶恶行,必须像厌恶恶臭一样,唯恐稍有沾染到自己身上;喜爱善行,必须像喜爱美色一样,务求使它归于自身。这样,自己的内心才感到快乐满足,所以称为自我满足。所以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独处时的内心。“独”是自己内心独自知道的地方。喜爱善、厌恶恶,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别人无法知道,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君子一定要谨慎地审察这些细微的念头并加以防范,所以说“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独处时的内心”。小人在独处、无人看见时做坏事,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小人”是不好的人;“闲居”是自己独处、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曾子说,小人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做各种坏事,千般万样都做得出来。见到君子以后便惶恐不安,掩盖自己的坏处,显露自己的好处。“君子”是好人;“厌然”是惶恐而想躲藏的样子;“揜”是遮盖;“著”是显露。曾子又说,小人在无人处做了坏事,等到见了君子,心里便惶恐不安,左遮右掩,想遮盖自己的坏处,显出自己的好处来。这种人不是不知道善应当做、恶应当去掉,只是不能真实地行善去恶,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看他,就像看见他的肺肝一样,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视”是看;“然”是相似的样子。曾子说:“小人在暗中做坏事,却在明面上想掩盖它,不知道别人看着他,就像把他肚里的肺肝都看见了一样。想遮掩恶行也遮掩不了,想假装行善也假装不成。这样的内心不诚实,又骗不过别人,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叫内心真实,便表现在外表上,所以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独处时的内心。“诚”是真实;“独”是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上文所说“别人看他就像看见他的肺肝”,是说小人内心确实有坏的念头,于是坏的形迹便显露在外。这正是君子应当反复引以为戒的地方:一定要谨慎对待自己心中独自知道的念头,不敢自我欺骗。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这是门人引用曾子平日的话,阐明上文的意思。那个小人在幽僻独处处做了坏事,只以为别人不知道,却不知道人们已经把他的肺肝都看见了,就像十只眼睛共同注视、十只手共同指着他一样。在这种幽独之处,难道不是非常可畏吗?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润是润泽,广是寛广,胖是舒泰的意思。人若富足呵,房屋便妆饰得鲜美;人若有德呵,体便发见得润泽。如何得见那有德的人?他中无愧怍,心里寛大广平,身体自然舒泰。这便是德润身。处故君子必诚其意。人若意诚,方才德润其身。所以为学君子,必使这个念头常常着实。好善便着实好善,恶恶便着实恶恶,不可有一毫自欺。右传之六章,释诚意。这是曾子传《大学》的第六章,解释经文中“诚意”的意思。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身有的“身”字当作“心”字,“忿懥”是恼怒的意思,“恐惧”是畏怕的意思,“好乐”是欢喜的意思,“忧患”是愁虑的意思。曾子説:“经文所言‘修身在正其心者’,为何?盖恼怒、畏怕、欢喜、愁虑这四件是人心里发出来的情,人人都有,但当察个道理,上不当恼怒却去恼怒,则恼怒便偏了;不当畏怕却去畏怕,则畏怕便偏了;不当欢喜却去欢喜,则欢喜便偏了;不当愁虑却去愁虑,则愁虑便偏了。这四件偏了,心便不正,如何能修得自家的身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曾子説:「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不在呵,虽是眼前的物件也都看不见,耳邉的声音也都听不得,口里吃的饮食也都不知滋味了。」所以君子常要存着这心,以检束其身。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上文两节,前一节説心有偏的弊病,后一节説心不在的弊病,都是説人要修治其身,先要端正其心。右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这是曾子传《大学》的第七章,解释经文「正心修身」的意思。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犹于也;辟,犹偏也。经文中所谓齐其家在于修其身者,为何?盖人于骨肉之间,固当亲爱,然只管随其情之所向,不知父有不义也,当争;子有不善也,当教,便是陷于亲爱的一偏。人于卑汚之人,固当贱恶,然只管随其情之所向,不知他尚有可化,或有可取,便是陷于贱恶的一偏。人于尊长,固当畏敬,然只管随其情之所向,不知虽君上之尊,为臣下者也,当进救责难,便是陷于畏敬的一偏。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哀矜,是怜悯的意思;敖惰,是简慢的意思。人于贫贱的人,固当怜悯。若只管随其情之所向,不知这様人也有不当怜悯处。一向怜悯他,这便是哀矜,陷于一偏。平常的人,固当简慢。若只管随其情之所向,不知这様人也有不当简慢处。一向简慢他,这便是敖惰,陷于一偏。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鲜字解做少字,这是承上文説:人若偏于所好,虽其人有可恶的恶,也不知了;人若偏于所恶,虽其人有可好的美,也不知了。若于其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恶;于其所恶的人,却能知其美。这等好恶不偏的人,天下不可多得,所以説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谚是俗语,苗是田苗,硕是茂盛。曾子説:「人的情有所向,便不免陷于一偏。」所以俗语説:「那溺爱不明的人,他的儿子虽是不肖,也不知,只説是好;那贪得无厌的人,他的田苗虽是茂盛,也不知,只説不茂盛。」这等的都是偏之为害,家所以不齐了。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上文两节,是説身为一家的根本,人若陷于一偏,而身不修,便不能齐家。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这是曽子传《大学》的第八章,解释经文中修身齐家的意思。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经文中所説,欲整治一国,必先整齐一家,谓何?盖家为一国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训他做好人,却能去教训那一国的人都做好人,必无此理。所以説,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居人之上,若能自修其身,教得一家之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都做了好人,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国的百姓自然感化,无不依仿他家,皆要做好人。所以説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孝,是善事其亲。曽子説:「国之有君,与家之有亲,一般在家事亲之孝,即是国之所以服事其君的道理。」弟者,所以事长也。弟是善事其兄,长是尊长。国之有长,与家之有兄,一般在家事兄之弟,即是国之所以事奉尊长的道理。慈者,所以使众也。慈是慈爱,卑幼,众是小民。国之有小民,与家之有卑幼,一般。在家抚爱卑幼的慈,即是国之所以使众的道理。这孝弟慈三件,是君子所以修身而教于家的。然一国中事君、事长、使众的道理,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
译财富可以使房屋润饰,德行可以使身体润泽,内心宽广,身体就舒泰。“润”是润泽;“广”是宽广;“胖”是舒泰。人如果富足,房屋就装饰得鲜明美好;人如果有德,身体就显现出润泽。怎样看出一个人有德呢?因为他内心没有惭愧,心胸宽广平和,身体自然舒泰。这就是德行润泽身体。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人只有意念诚实,德行才会润泽自身。因此,求学的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念头常常真实:喜爱善就真实地喜爱善,厌恶恶就真实地厌恶恶,不可有一丝自我欺骗。以上是《传》的第六章,解释诚意。这是曾子传述《大学》的第六章,解释经文中“诚意”的意思。所谓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是说心中有恼怒,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恐惧,就不能保持端正;有喜好,就不能保持端正;有忧患,就不能保持端正。“身”字应当作“心”字;“忿懥”是恼怒;“恐惧”是害怕;“好乐”是喜爱;“忧患”是忧愁。曾子说:“经文所说‘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恼怒、害怕、喜爱、忧愁这四种情感,都是人心发出的感情,人人都有,但应当考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应当恼怒却恼怒,恼怒就偏了;不应当害怕却害怕,害怕就偏了;不应当喜爱却喜爱,喜爱就偏了;不应当忧愁却忧愁,忧愁就偏了。这四种情感一旦偏失,心就不端正,怎么能够修养自己的身心呢?” 心不在这里,即使看着也看不见,即使听着也听不见,即使吃东西也不知道味道。曾子说:“心是全身的主宰。心如果不在,即使眼前的事物也看不见,耳边的声音也听不见,口中所吃的食物也不知道滋味。”所以君子常常要存养这颗心,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身体。这就叫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上文两节,前一节说心有所偏的弊病,后一节说心不在位的弊病,都是说人要修治自身,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心。以上是《传》的第七章,解释正心和修身。这是曾子传述《大学》的第七章,解释经文中“正心修身”的意思。所谓整齐家庭在于修养自身,是说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就偏袒,对于自己轻贱厌恶的人就偏袒,对于自己畏惧敬重的人也偏袒。“之”相当于“于”;“辟”相当于“偏”。经文所说整齐家庭在于修养自身,是什么意思?人在骨肉亲属之间,本来应当亲爱,但如果只任凭感情所趋,不知道父亲有不义时也应当规劝,儿子有不善时也应当教导,就是陷入亲爱的偏袒。对于卑微污浊的人,本来应当轻贱厌恶,但如果只任凭感情所趋,不知道这类人也有可以教化、可以取法之处,就是陷入轻贱厌恶的偏袒。对于尊长,本来应当畏惧敬重,但如果只任凭感情所趋,不知道即使君上的地位尊贵,作为臣下也应当进谏、救正、责难,就是陷入畏惧敬重的偏袒。对于自己怜悯的人就偏袒,对于自己轻慢的人也偏袒。“哀矜”是怜悯;“敖惰”是轻慢。对于贫穷卑贱的人,本来应当怜悯;如果只任凭感情所趋,不知道这种人也有不应当怜悯的地方,一味怜悯他,就是陷入怜悯的偏袒。对于平常的人,本来容易轻慢;如果只任凭感情所趋,不知道这种人也有不应当轻慢的地方,一味轻慢他,就是陷入轻慢的偏袒。所以,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优点,这样的人天下很少。“鲜”解释为少。这是承接上文说:人如果偏向自己所喜爱的人,即使那个人有可厌恶的缺点,也看不见;人如果偏向自己所厌恶的人,即使那个人有可喜爱的优点,也看不见。如果对于所喜爱的人能知道他的缺点,对于所厌恶的人能知道他的优点,这种好恶不偏的人,天下很难多得,所以说“天下很少”。所以俗语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孩子的坏,没有人知道自己禾苗的茂盛。”俗语,就是民间的话;“苗”是田里的禾苗;“硕”是茂盛。曾子说:“人的感情有所偏向,便难免陷入偏袒。”所以俗语说:“溺爱而失去判断的人,即使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也不知道,只说他好;贪得无厌的人,即使自己的禾苗已经茂盛,也不知道,只说它不茂盛。”这些都是偏袒造成的祸害,也是家庭不能整齐的原因。这就叫自身没有修养,便不能整齐自己的家庭。上文两节说,身是家庭的根本;人如果陷入偏袒而不能修养自身,就不能整齐家庭。以上是《传》的第八章,解释修身和齐家。这是曾子传述《大学》的第八章,解释经文中“修身齐家”的意思。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齐家庭,是说连自己的家庭都教导不好却能教导别人,这种事是没有的。经文所说想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是什么意思?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如果一家人都不能教导成为好人,却能去教导全国的人都成为好人,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连自己的家庭都教不好却能教导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不必走出家庭,就能在全国形成教化。君子处在人们之上,如果能够修养自身,把一家人教导得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都成为好人,就不必走出家庭之外。全国百姓自然受到感化,都会仿效他的家庭,也想成为好人。所以说,君子不出家庭,就能在全国形成教化。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道理。“孝”是善于侍奉父母。曾子说:“国家有君主,就像家庭有父母一样;在家中侍奉父母的孝,就是在国家中侍奉君主的道理。” 弟,是用来侍奉尊长的道理。“弟”是善于侍奉兄长;“长”是尊长。国家有尊长,就像家庭有兄长一样;在家中侍奉兄长的敬顺,就是在国家中侍奉尊长的道理。慈,是用来役使民众的道理。“慈”是慈爱卑幼;“众”是百姓。国家有百姓,就像家庭有卑幼一样;在家中抚爱卑幼的慈爱,就是国家用来对待百姓的道理。孝、弟、慈这三件事,是君子修养自身并教化家庭的内容。然而一国之中侍奉君主、侍奉尊长、役使百姓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些。所以,上面家庭整齐了,下面的教化也就完成了。
康诰》曰:如保赤子。《康诰》是《周书》,赤子是小儿。曾子引《周书》説:为人上的爱养那百姓,每当如那慈爱母保爱小儿子一般,方尽得爱养的心。心诚求之,虽不中,不逺矣。诚是诚实,曾子又解释《周书》説:「小儿或饥或寒,自家不防説,为慈母的保爱他,用心诚实探求他所欲,虽不能尽中其意,也不甚相逺。若百姓每的好恶,比小儿又容易晓,为人上的但推此心诚实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曾子又説:“女子嫁与人,方才有为人母之道。未有在家先学养子而后出嫁的道理。”盖甚言慈母养子之心,出于天性之自然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一人」指人君説,贪是贪欲,戾是乖戾,不顺理。机是机闗发动处。曾子説:为人君的,能使父慈子孝,而一家之内皆仁,则一国的人皆兴起于仁;能使兄友弟恭,而一家之内皆让,则一国的人皆兴起于让。若人君一身贪欲乖戾,则一国的人便都做出悖乱的事来。上以此感,则下以此应,机闗触动处,自然止遏不住,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这两句是古人的言语。偾是覆败。曽子又説,古人曽説,一句言语有差失,足以败坏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时,便可以安定其国。这都是教成于国的效验。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尧舜是自古两个圣君,帅是帅领。桀纣是两个无道的君。承上文説:尧舜之为君,他躬行仁爱于上,天下之人见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学他行仁,这是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之为君,他自行暴虐于上,天下之人见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学他行暴,这是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令是政令,尧舜所好在仁,故民从其仁;桀纣所好在暴,故民从其暴。若人君出令教人以仁,而平日所好却是暴,这是所令反其所好了。下民决不肯从他,此可见人君不可不先正身以帅天下之人。是故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辞。君子,是有位的人。求,是责;非,是説人的不是,要正他的意思。有位的君子,必须自家有这等善处,然后可以责那下人之善。若自家无这善呵,便如何去责得他?自家无这等恶处,然后可以正那下人之恶。若自家有这恶呵,如何去正得他?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藏是存,恕是推,已以及人,喻是晓。自家不能有善而无恶,却要去责人之善,正人之恶,这便是所存乎身的不恕了。如何能晓喻得他人,使他为善而不为恶?必无此理,所以説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这一句是通结上文,人若不能修身而教于家,必不能成教于国,所以説:「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是《周南·桃夭》篇。「之子」是説女子之嫁者,妇人谓嫁曰归。宜是善。这一章诗説桃树夭夭然少好,其叶蓁蓁然美盛,以兴女子之归于夫家,必能和顺以善处那一家的人。曾子引之而言:「国之本在家。」能善处一家的人,使老安少怀,则一国之人自然观感而化,所以説「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是《小雅·蓼萧》篇。这一句诗説人能于一家之中,既善事其兄,又善抚其弟。曾子引之而言:「国之本在家。」能善处其兄弟,使一家长幼和睦,则一国之人自然观感而化。所以説「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诗是《诗经》曹风《鸤鸠》篇。「仪」是礼仪。「忒」字解做「差」字。曾子上文引诗咏叹齐家治国的道理,其意犹未足于此,又引诗説人君一身所行的礼仪,无有一些差错,便能表正东西南北四方国都的百姓。引诗如此,又解诗説人君为父能慈,为子能孝,为兄为弟能友爱,足以为人的法则,然后一国之人皆有所取法:为父的也慈,为子的也孝,为兄为弟的都友爱,所以説「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曾子既引三诗,又总结说:「一家是一国的根本。」这三诗所言虽有不同,皆是説人君欲治其国,在先齐其家之意。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前面是传文第九章,解释经文中齐家治国的意思。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曾子说:“经文中所言,均平天下在于先治其一国之人,谓何?”
译《康诰》说:“要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康诰》是《周书》中的篇名;“赤子”是小孩子。曾子引用《周书》说:处在上位的人爱护养育百姓,应当像慈爱的母亲保护、爱护小儿一样,这才完全尽到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只要真诚地去探求,即使不能完全符合,也不会相差太远。“诚”是真诚。曾子又解释《周书》说:“孩子有时饥饿,有时寒冷,自己未必能说出来;慈母爱护他,真心实意地探求他的需要,即使不能完全猜中他的心意,也不会相差太远。百姓的好恶比小儿的需要更容易了解,处在上位的人只要把这份真诚的心推广开来去探求,就没有不能满足百姓愿望的。” 没有先学习抚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女子。曾子又说:“女子嫁给别人以后,才有成为母亲的道理。没有人在家中先学习抚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道理。”这是极力说明慈母抚养孩子的心,本来就是出于天性的自然。一家实行仁爱,全国就会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全国就会兴起谦让;一个人贪婪乖戾,全国就会发生动乱。事物的发动机制就是这样。“一人”指君主;“贪”是贪欲;“戾”是乖戾、不合道理;“机”是机关发动之处。曾子说:君主若能使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一家之内都实行仁爱,全国人就都会兴起仁爱;若能使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一家之内都实行谦让,全国人就都会兴起谦让。若君主自身贪婪乖戾,全国人便都会做出悖逆作乱的事。上面这样感化,下面便这样回应;机关一旦触动,自然无法遏止,就是这样。这就叫一句话可以败坏事情,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这两句是古人的话。“偾”是覆败。曾子又说,古人曾说过,一句话说错,足以败坏事情;君主自身行为端正,就可以安定国家。这些都是教化在国家中形成的效验。尧、舜用仁爱统率天下,百姓就跟随他们;桀、纣用暴虐统率天下,百姓也跟随他们。尧、舜是自古以来的两位圣君;“帅”是统率;桀、纣是两位无道的君主。承接上文说:尧、舜做君主,在上面亲自行仁,天下人看见他们实行仁,也都学习实行仁,这就是尧、舜用仁统率天下,百姓跟随他们。桀、纣做君主,在上面亲自行暴虐,天下人看见他们实行暴虐,也都学习实行暴虐,这就是桀、纣用暴虐统率天下,百姓跟随他们。如果君主发布的命令同他平日所喜好的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令”是政令。尧、舜所喜好的是仁,所以百姓跟随他们的仁;桀、纣所喜好的是暴,所以百姓跟随他们的暴。如果君主发布命令教人行仁,而平日所喜好的却是暴,这就是命令同自己的喜好相反。百姓决不会服从他。这可以看出,君主不能不先端正自身,来统率天下的人。所以君子自己有某种善行之后,才要求别人也有这种善行;自己没有某种恶行之后,才批评别人的这种恶行。“是故”是承上启下的语气;“君子”指有职位的人;“求”是责求;“非”是说别人的不是,意在纠正他。有职位的君子,必须自己具有这种善处,然后才可以责求下属也行善;如果自己没有这种善,怎么能够责求别人?自己没有这种恶,才可以纠正下属的恶;如果自己也有这种恶,怎么能够纠正别人?自己不能实行恕道,却想晓谕别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藏”是存有;“恕”是推己及人;“喻”是使人明白。自己不能做到有善无恶,却想责求别人行善、纠正别人的恶,这就是自身所存的不是恕道。怎么可能晓谕别人,使他们行善而不作恶呢?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所以治理国家在于先整齐自己的家庭。这句话总括上文:人如果不能修养自身并教化家庭,就一定不能在国家中形成教化,所以说:“治理国家在于先整齐自己的家庭。” 《诗》说:“桃树多么繁茂美好,叶子多么茂盛。这个女子出嫁了,必能使夫家和睦。”能够使一家人和睦,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这是《周南·桃夭》篇。“之子”指将要出嫁的女子;妇女出嫁叫作“归”;“宜”是善于使之和顺。诗中说桃树年轻美好、枝叶茂盛,以此起兴,说明女子嫁到夫家后,一定能够和顺地善待一家人。曾子引用它说:“国家的根本在家庭。”能够善待一家人,使老人安宁、年幼者得到关怀,全国人自然会受到观感而感化,所以说:“能够使一家人和睦,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诗》说:“善于对待兄长,善于对待弟弟。”能够善待兄弟,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这是《小雅·蓼萧》篇。这句诗说,一个人在家庭中既能善于侍奉兄长,又能善于抚爱弟弟。曾子引用它说:“国家的根本在家庭。”能够善待兄弟,使一家老少和睦,全国人自然会受到观感而感化。所以说:“能够善待兄弟,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 《诗》说:“他的礼仪没有差错,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他作为父亲、儿子、兄长、弟弟都足以让人效法,然后百姓才会效法他。这是《诗经》曹风《鸤鸠》篇。“仪”是礼仪;“忒”解释为差错。曾子上文引用诗句咏叹齐家治国的道理,意思还没有说尽,于是又引用诗说,君主自身实行礼仪没有一点差错,就能成为东西南北四方国都百姓的表率。引用之后又解释说,君主作为父亲能够慈爱,作为儿子能够孝顺,作为兄长、弟弟能够彼此友爱,足以成为人的法则,然后全国人都会有所取法:做父亲的也慈爱,做儿子的也孝顺,做兄长、弟弟的都彼此友爱。所以说:“他作为父亲、儿子、兄长、弟弟都足以让人效法,然后百姓才会效法他。” 这就叫治理国家在于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曾子引用三篇诗以后,总结说:“家庭是国家的根本。”这三篇诗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是说君主想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以上是《传》的第九章,解释齐家和治国。前面的文字是《传》的第九章,解释经文中“齐家治国”的意思。所谓使天下太平,在于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曾子说:“经文所说使天下均平在于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意思?”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指人君説:老是父母,老老是尽事老之礼,兴是兴起。长是兄长,长长是尽事长之礼,恤是哀矜,孤是幼而无父的人,倍是违背。为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礼孝顺自家的父母,则下面百姓也都兴起事父母的孝心。为人君的能以事长之礼恭敬自家的兄长,则下面百姓也都兴起事长的弟心。为人君的能哀矜那孤幼的人,则下面百姓也都兴起其慈心,爱恤孤幼不肯违背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是度,矩是为方的器具。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可见人同此心。是以君子在上,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天下之人各遂其愿也。都尽得那孝弟慈的道理,不可使他有一个不得其所。所以説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恶,是憎恶,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覆解“絜矩”二字的意思,说:“假如不欲在上的人以无礼使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下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也不敢以此无礼使他;如不欲在下的人不忠于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也不敢以此不忠事他。”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前是先字的意思。如不欲前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后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先加于他;如不欲后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前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及于他。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曾子説:「如不欲右邉的人以不善加于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左邉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于他;如不欲左邉的人以不善加于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右邉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于他。」此之谓絜矩之道。此字是指上文所恶于上,至毋以交左右一节。曾子又总结说:人能把此心度量这上下四旁,处得他都要均齐方正,不使有一物不得其所,这便是絜矩之道。要平天下,须用这道理。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是《小雅·南山有台》篇。乐是嘉乐,只,是语辞。君子指在上的人说。曾子引《诗》説:「可嘉可乐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曽子又解说:「君子在位,能体下民之心。如饱暖安乐,民心所好,便因其所好而好之,使他各得其所;如饥寒劳苦,人心所恶,便因其所恶而恶之,使他各适其情。以一已之心,安众人之心,譬如父母爱养他儿子一般。」所以说:「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是《小雅》《节南山》之篇。节是截然髙大的模様,岩岩是积石,赫赫是显盛。师尹是指周太师尹氏说。周王信用尹氏,致得天下乱了,所以诗人托物起兴,说道:「望着南邉的山,截然髙大,山上的石头也岩岩的堆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师,其名分势位赫赫的显盛,恰便似那髙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着他。」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慎,是谨慎;辟,是偏辟。僇字与刑戮的戮字同意。曽子又解《诗》说:凡有国家的百姓,每都瞻仰着他,不可不常常谨慎。若是不能尽得那絜矩的道理,只管恣一已的偏私,既不顺民之所好,使他饱暖安乐都不得遂,又不顺民之所恶,使他饥寒劳苦都不能免。天下之民都生怨恨,必然众叛亲离,身与国家如何保得?所以说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防,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诗」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汤有天下之号,「防」是「失」师字,解做「众」字,「配」字解做「对」字,「上帝」即是上天,「仪」字当作「相宜」的「宜」字,「监」是「视」,「峻」字解做「大」字。曽子引《文王》诗说:「殷朝比先祖宗做天子时所行的事件件都合道理,不曽失了众人的心,那时天命都归他,所以能对乎上帝而有天下。」及纣之时,所行的事件件都不合道理,失了众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后来周家做天子的当要鉴视殷家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难,不可失了人心。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道字解做言字,曾子又解《诗》説:凡有国的,若能絜矩所行,都合着人心,则天下的百姓都来归向,而能配乎上帝,这便是得众则得国。若不能絜矩,所行不合着人心,则天下的百姓都不能归向,不能配乎上帝,这便是失众则失国。为人上者,岂可不以得人心、保天命为念哉!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辞。君子,是指在上的人。慎,是谨慎。德,是明德。曽子因上文「不可不慎」的言语,又说在上的君子,当先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谨慎在巳之明德,不可有一些怠忽昏昧。
译君主尊敬自家的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心;君主尊敬自家的尊长,百姓就会兴起敬爱兄长之心;君主体恤孤儿,百姓就不会背弃。“上”指君主;“老”是父母;“老老”是尽到侍奉老人的礼;“兴”是兴起;“长”是兄长;“长长”是尽到侍奉尊长的礼;“恤”是怜悯;“孤”是年幼而没有父亲的人;“倍”是背离。君主若能以侍奉老人的礼孝敬自己的父母,下面的百姓也会兴起侍奉父母的孝心;君主若能以侍奉尊长的礼恭敬自己的兄长,下面的百姓也会兴起侍奉兄长的敬爱之心;君主若能怜悯孤儿,下面的百姓也会兴起慈爱之心,爱护体恤孤儿而不肯背弃他们。所以君子具有推己及人的准则。“絜”是度量;“矩”是画方形的器具。孝、弟、慈三件事在上位者实行,下面的人便会效法,由此可见人的心情是相同的。因此君子处在上位,必须根据人心共同的感受,推己及人,用它来衡量和对待万物,使天下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都充分得到孝、弟、慈的道理,不能使任何人不得其所。所以说君子具有推己及人的准则。自己厌恶上位者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下属;自己厌恶下属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侍奉上位者。“恶”是憎恶、不愿意如此。曾子进一步解释“絜矩”二字说:“假如我不愿意上位者以无礼的方式役使我,那么就用我的心去衡量下位者,知道他的心和我一样,也不敢以这种无礼的方式役使他;假如我不愿意下位者对我不忠,那么就用我的心去衡量上位者,知道他的心和我一样,也不敢以这种不忠的方式侍奉他。” 自己厌恶前面的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后面的人;自己厌恶后面的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前面的人。“前”就是先。假如我不愿意前面的人以不善的方式对待我,就用我的心去衡量后面的人,也不敢把这种不善先施加给他;假如我不愿意后面的人以不善的方式对待我,就用我的心去衡量前面的人,也不敢让这种不善波及他。自己厌恶右边的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左边的人;自己厌恶左边的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右边的人。曾子说:“假如我不愿意右边的人以不善加于我,就用我的心衡量左边的人,也不敢以这种不善对待他;假如我不愿意左边的人以不善加于我,就用我的心衡量右边的人,也不敢以这种不善对待他。” 这就叫推己及人的准则。“此”指上文从“自己厌恶上位者”到“不要以此对待左右”的一节。曾子又总结说:人能够用这颗心衡量上下四方,处处都做到均齐方正,不使任何事物不得其所,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准则。要使天下太平,必须运用这个道理。《诗》说:“可喜可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是《小雅·南山有台》篇。“乐”是嘉美、喜乐;“只”是语气词;“君子”指处在上位的人。曾子引用《诗》说:“可喜可乐的君子处在人们之上,就是百姓的父母。” 百姓所喜爱的,君子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子也厌恶。这就叫百姓的父母。曾子又解释说:“君子处在职位上,能够体察百姓的心情。比如丰衣足食、安定快乐,是百姓所喜爱的,就顺着他们所喜爱的去喜爱,使他们各得其所;比如饥寒劳苦,是百姓所厌恶的,就顺着他们所厌恶的去厌恶,使他们各自适得其愿。用自己的心安定众人的心,就像父母爱护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这就叫百姓的父母。” 《诗》说:“那南山高大挺拔,山石层层堆积。显赫的太师尹氏啊,百姓都仰望着你。”这是《小雅·节南山》篇。“节”是高大挺拔的样子;“岩岩”是山石堆积的样子;“赫赫”是显著盛大;“师尹”指周朝太师尹氏。周王信任尹氏,导致天下混乱,所以诗人借物起兴说:“看那南边的山,高大挺拔,山上的石头也高高堆积。如今尹氏担任太师,名分和权势显赫盛大,正像那高山一样,百姓都仰望着他。” 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如果偏私,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刑戮对象。“慎”是谨慎;“辟”是偏邪;“僇”与“刑戮”的“戮”同义。曾子又解释《诗》说:凡是拥有国家的人,百姓都仰望着他,不可以不时时谨慎。如果不能完全实行推己及人的准则,只顾满足自己的偏私,既不顺应百姓所喜爱的,使他们不能实现温饱安乐;又不顺应百姓所厌恶的,使他们不能免除饥寒劳苦,天下百姓就会产生怨恨,必然众叛亲离,自己和国家又怎能保全?所以说,一旦偏私,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刑戮对象。《诗》说:“殷朝尚未失去天下时,众人能够配合上帝;应当把殷朝作为鉴戒,重大的天命并不容易保持。”这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汤拥有天下时的国号;“防”是“失”;“师”解释为“众”;“配”解释为“相对、配合”;“上帝”就是上天;“仪”应作表示相宜的“宜”;“监”是察看;“峻”解释为“大”。曾子引用《文王》篇的诗说:“殷朝在先祖成汤做天子时,所做的一切都合乎道理,没有失去众人的心,那时天命归于它,所以能够配合上帝而拥有天下。”到了纣王时期,所做的一切都不合道理,失去了众人的心,于是失去了天下。后来周家做天子,应当以殷朝为鉴,知道上天给予的大命很难守住,不可以失去人心。说得到了众人就得到国家,失去了众人就失去国家。“道”解释为说。曾子又解释《诗》说: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能够实行推己及人的准则,所作所为都合乎人心,天下百姓就会归附他,他也就能配合上帝,这就是得到众人便得到国家。如果不能实行推己及人的准则,所作所为不合人心,天下百姓就不会归附他,也不能配合上帝,这就是失去众人便失去国家。处在上位的人,难道可以不把获得人心、保守天命放在心上吗?所以君子首先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德行。“是故”是承上启下的语气;“君子”指处在上位的人;“慎”是谨慎;“德”是明德。曾子因上文“不可不谨慎”的话,又说处在上位的君子,应当首先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方面下功夫,谨慎守护自身的明德,不可以有一点懈怠和昏昧。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人,是说得众;有土,是说得国。君子既有了这明德,那百姓每同有这德的一个个都感化归顺,这便是有人;既有了这众人百姓居住的地土,一处处都属他管辖,这便是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财是货财,用是用度。既有了国土,那地中所生的诸般财货,百姓每都来贡赋与国家,这便是财。既有了财货,国家诸般日用供给自然都够用了,这便是有用。徳者,本也;财者,末也。德便是明德,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有德则有人,有土而后有财用。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争民,是使百姓每争鬭;施夺,是教百姓每劫夺。为人君者,以德为外,不去自明其德;以财为内,专去聚敛那财。百姓每见在上的人如此,也都争鬭劫夺起来,便是为人君的教他一般。所以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是承上文,说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百姓每都争鬭劫夺,如何得相聚?所以说财聚则民散。若是以德为内,以财为外,则百姓每都爱戴归向,如何得离散?所以说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言,是言语;悖,是违悖,不顺理。货,是财货。曽子承上文说:人若有不顺理的言语,出自于我,加于他人;他人也把那不顺理的言语加到于我。正似那财货一般,若有不顺理取将进来的,终也不顺理散将出去。此是必然之理。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康诰》是《周书》,命是天命,道是言。曽子又承上文,引武王告康叔,曽説上天之命最是无常的。凡有天下者,若能絜矩而散财得民,便得了天命,而国家无难保矣。若不能絜矩而亡身殖货,便失了天命,而国家不可保矣。天命不常如此,为人君的,岂可不思所以保之哉?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寳,惟善以为宝。」《楚书》是楚国史官所记的言语。宝是贵重的物。《楚书》说:「王孙圉聘于晋,晋赵简子问楚国之宝何在?王孙圉说我楚国不以金玉为宝,只是有德的善人便当做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舅犯是晋文公舅,姓狐,名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晋文公说。比先晋文公做公子时出亡在外,以后文公的父献公薨逝了,秦穆公劝文公归国以取富贵,故舅犯教文公对他说:「出亡在外的人不以富贵为宝,只以爱亲为宝。若不去哀痛思慕其亲,却去兴兵争国,便不是了。」此两节曽子引来,皆以明不外本而内末的意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马《秦誓》是《周书》篇名,秦穆公告誓羣臣的言语。断断,是诚一无诈伪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和易正直好善的意思。容,是容受。曽子引《秦誓》说:「若有一个大臣,断断然诚一,没有别的才能,只是易直好善,容受得人,还有甚麽物可比他的度量?」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这一个大臣能容受得人,他见天下有才能的,便心里喜好,恰似自家有这才能一般,略无一些嫉妬的心。其能容人之才,如此。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彦,是美士;圣,是通明。不啻,是不止的意思。大臣见有德性美好通明的人,心里爱得深切,不止如他口中所言,其能容人之德如此。这可见他于有才有德的人,着实能容受得,无一些虚假。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以是用保是安,黎民是黒髪之人,指天下的百姓,尚是庶几利?是利益,人君若能用这等有容的大臣,必能保我子孙常飨富贵,保我黎民常飨太平于国家,岂不有利益哉?这说人君用大臣得其人,则其效验如此。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媢,是妬忌;恶,是憎嫌;违,是拂戾,不相合的意思。俾,是使。秦穆公又说:「若做大臣的,其心里容不得人,见个有才能的人,便妬忌憎恶,不接待他;见个美好通明的人,与他便不相合,使不得进用。这等的人,是他卑汚褊浅,着实无容人之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殆是危殆不安的意思。穆公又说:「人君若用这等不能容人的做大臣,如何能保辅我的子孙?又如何能保爱我的百姓?子孙百姓也都保不得,国家必然危殆不安了。」所以说,「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逬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仁人是指在上的人说,放是放弃,流是流徙,迸是赶逐的意思。曽子说:这等媢疾之人,妨贤而病国,唯是仁人在上,知其为恶,十分恶他,或放弃之,或流徙之,务要赶逐出外夷地面去,不容他在中国,以为善人之害。
译有了德,就会有人;有了人,就会有土地。所谓“有人”,是说得到民众;所谓“有土”,是说取得国家。君子既然拥有了这种明德,百姓便都受到这种德的感化而归顺,这就是“有人”;既然有了众多百姓居住的土地,各处都归属他的管辖,这就是“有土”。有了土地,就会有财物;有了财物,就会有用度。财是财货,用是用度。既然有了国土,土地上所生产的各种财货,百姓都来向国家缴纳贡赋,这就是“有财”。既然有了财货,国家日常各种供给自然都足够,这就是“有用”。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德就是明德;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有了德才会有人,有了土地之后才会有财物和用度。所以说:“德是根本,财是末端。” 把根本放在外面、把末端放在里面,就会使百姓互相争夺。所谓“争民”,是使百姓互相争斗;所谓“施夺”,是教百姓相互抢夺。做君主的,把德放在外面,不去亲自彰明自己的德;把财放在里面,只顾聚敛财货。百姓看到上面的人这样做,也都会争斗抢夺,这就是君主教他们这样做。因此说:“把根本放在外面、把末端放在里面,就会使百姓互相争夺。” 所以,财货聚集,百姓就会离散;财货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这里的“所以”承接上文:君主把德放在外面、把财放在里面,百姓都争斗抢夺,怎么能够相聚呢?所以说财货聚集,百姓就离散。如果把德放在里面、把财放在外面,百姓都爱戴归向,怎么会离散呢?所以说财货散给百姓,百姓就聚集。所以,违背道理说出的话,也会以违背道理的话返回来;违背道理取得的财货,也会以违背道理的方式散失出去。“言”是言语;“悖”是违背、不合道理;“货”是财货。曾子承接上文说:人如果说出不合道理的话,加在别人身上,别人也会把不合道理的话加到自己身上。这就像财货一样,如果以不合道理的方式取得进来,最终也会以不合道理的方式散出去。这是必然的道理。《康诰》说:“天命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行善就能得到它,行不善就会失去它。”《康诰》是《周书》中的篇名;“命”是天命,“道”是言说。曾子又承接上文,引武王告诫康叔的话说:上天的命令最没有常规。凡是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推己及人,散财而得到民众,就得到了天命,国家自然容易保全;如果不能推己及人,只顾损害自身、聚敛财货,就会失去天命,国家也无法保全。天命如此没有常规,做君主的难道能不思考保全天命的方法吗?《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物的,只有善人才可以作为宝物。”《楚书》是楚国史官所记载的话。“宝”是贵重之物。《楚书》说: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国的赵简子问楚国的宝物在哪里。王孙圉说:“我们楚国不把金玉当作宝物,只把有德的善人当作宝物。” 舅犯说:“逃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物的,只把爱护亲人作为宝物。”舅犯是晋文公的舅父,姓狐,名偃,字子犯。“亡人”指晋文公。以前晋文公还是公子时逃亡在外,后来他的父亲晋献公去世,秦穆公劝文公回国以取得富贵,所以舅犯教文公对他说:“逃亡在外的人不把富贵当作宝物,只把爱护亲人当作宝物。如果不去哀痛思念亲人,却起兵争夺国家,那就错了。”曾子引用这两段话,都是为了说明不能把根本放在外面而把末端放在里面。《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诚实专一,没有其他才能;他的心地宽厚平和,仿佛能够容纳一切。”马氏说,《秦誓》是《周书》的篇名,是秦穆公告诫群臣的话。“断断”是诚实专一、没有欺诈虚伪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和易、正直、喜好善人的意思;“容”是容纳。曾子引用《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诚实专一,没有别的才能,只是平和正直、喜好善人,能够容纳他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器量呢?” 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这位大臣能够容纳他人,看到天下有才能的人,心里便喜爱他们,仿佛自己拥有这种才能一样,丝毫没有嫉妒之心。他容纳别人的才能,就是这样。别人有美好的品德和通达的智慧,他内心喜爱他们,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确实能够容纳他们。“彦”是美士;“圣”是通达明智;“不啻”是不止于此。大臣看到有德性、品行美好而通达明智的人,内心深切地爱重他们,不只是像口头所说的那样,他容纳别人的德行就是如此。这可以看出,他对于有才能、有德行的人确实能够容纳,毫无虚假。这样就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难道不是很有益处吗?“以”是用来;“保”是使其安定;“黎民”是黑发之人,指天下百姓;“尚”是庶几、难道;“利”是利益。君主如果能够任用这样有容人之量的大臣,就一定能使我的子孙长享富贵,也能使我的百姓长享国家的太平,难道不是很有益处吗?这是说君主任用大臣得当,效果就是这样。别人有才能,却嫉妒憎恶他;别人有美好的品德和通达的智慧,却违逆他,使他不能得到任用,这确实是不能容人。“媢”是嫉妒;“恶”是憎恶;“违”是违逆、不相合;“俾”是使。秦穆公又说:“如果做大臣的心里容不下别人,见到有才能的人便嫉妒憎恶,不接纳他;见到品德美好、通达明智的人,便与他不合,使他不能得到任用。这种人卑劣污浊、心胸狭窄浅薄,确实没有容人的器量。” 这样就不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也可以说是危险了。“殆”是危险、不安的意思。秦穆公又说:“君主如果任用这种不能容人的大臣,怎么能保全辅佐我的子孙?又怎么能保全爱护我的百姓?子孙和百姓都不能保全,国家必然危险不安。”所以说“也可以说是危险了”。只有仁人会把这种人放逐、流放到四方夷狄之地,不让他与自己同处中国。这里的“仁人”指居上位的人;“放”是放弃、罢黜;“流”是流放;“逬”是驱逐。曾子说:这种嫉妒贤能的人妨害贤者、危害国家,只有仁人在上位时,才能知道他的罪恶而深恶痛绝,或罢黜他,或流放他,务必把他驱逐到外夷之地,不让他留在中国,以免危害善人。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曽子又引孔子之言,说唯仁人放流这媢疾之人,以保安善人,使不受其害,是能尽爱人之道;禁伏凶人,使他不得肆其恶,是能尽恶人之道。葢由仁人至公无私,故能得好恶之正,如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贤是有才德的好人。命字当作慢字。曽子说:“人君见那有才德的好人,却不能举用,虽知要举用,又不能急急然早先用他使在朝廷之上,这便是怠慢了。”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逺,过也。不善是无才无德的恶人,过是过失。曽子又説:「人君见那无才德的恶人,却不能黜退,虽知要黜退,又不逺逺的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便是过失了。」这一节是说人君知所爱恶,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的。葢进善退恶是人君第一件事,若虽知好善而不能进,虽知恶恶而不能退,则赏罚不明,贤否无别,何以致天下之治哉?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曾子说:「无才无德的恶人,是众人之所同恶。人君于那众人所同恶的,不能退而逺之,反去信任他,便是好人之所恶。有才有德的好人,是众人之所同好。人君于那众人所同好的,不能进而用之,反去疎斥他,便是恶人之所好。这好恶全失其道矣。」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是违逆的意思;菑,是灾害;逮,是及。好善恶恶,是人之本性。人君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便是拂逆了众人的本性,人心便都不服,必然众叛亲离,亡家败国,一身也保不得。其菑害无甚于此,所以说菑必逮夫身。人君好恶不明,其害至于如此,可不谨哉!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君子,是说有位的人。大道,是修已治人的大道理。忠,是发于已心而自尽;信,是循于物理而无违。骄,是矜髙;泰,是侈肆。曽子承上文说:有位的君子,修已治人,有个大道理,必要发于已心而自尽,循于物理而无违,方才得了这大道理。若是矜髙自尊,侈肆自纵,必然失了这大道理。曾子此章,既引《文王》诗,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又引《康诰》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到这里,凡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葢天理存亡之几,决于此矣。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是发生,众是多,寡是少,疾是速,舒是寛,恒是常久。曽子说:「财货虽是末事,然国家用度也,少不得。若要发生这财货,自有个大道。理财货出于土田,须使百姓每都去耕种,不要闲了,这便是生之者众。百姓每纳得赋税与臣做俸禄,无有冒滥吃俸禄的人,这便是食之者寡。百姓每耕种要宜赶趂时候,不妨悮了他,这便是为之者疾。国家用度时,必须酌量撙节,常有些余剩,这便是用之者舒。人君若能如此,则财自然常常足用了,这便是生财之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发是发起来的意思。曽子又説:「仁德之君知道这生财的道理,不专取民之财,使百姓每都富足,则百姓每都来归向他,其身自然发达起来,这便是以财发身。」无仁德的君不知生财的道理,虽身弑国亡,也不相顾,只管横取于民,积聚那财货起来,这便是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曽子説:「在上的人果能好仁,事事都爱惜那在下的人,则在下的人必能好义也。事事忠爱那在上的人,岂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的?」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义是在下的人,个个义,必能每事尽心向前去做。朝廷的事,岂有干不了的事?既干了,则上安其位,下守其分,安富尊荣。府库之财,常常保得,又岂有悖出之患哉?这是说以财发身的效验。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畜,是畜养;马四匹为乘。察,是留心的意思。豚,是猪。孟献子说:「养四匹马的人家是士,初试为大夫的,他已有俸禄了,不当留心去养鸡豚。伐氷之家,是卿大夫以上,防祭得用氷的,他俸禄愈加厚了,不当去养牛羊。」这都是说做官的不当与民争利。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献子又説:「有百乘的人家,都是百姓,每供给不当养聚敛之臣。葢聚敛的臣,剥民膏血以奉其上,不比盗窃之臣止盗府库之财而祸不及民。故君子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曾子又解释说:「献子此言,是说国家不当以利为利,只是好义自然有利,是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长是君长,自是由曽子说,人君之治国家,不肯修德,专务聚财,害民必有小人引道,得他如此。
译这就叫作只有仁人才能爱人,也才能憎恶人。曾子又引用孔子的话说:仁人放逐这种嫉妒贤能的人,以保全善人,使他们不受伤害,这是尽到了爱人的道理;抑制凶恶之人,使他们不能肆意作恶,这是尽到了憎恶人的道理。大概正因为仁人最公正而没有私心,所以能够正确地表达爱憎。看到贤能的人却不能举荐,举荐了却不能优先任用,这是怠慢。“贤”是有才能、有德行的好人;“命”字应当作“慢”字。曾子说:“君主看到有才德的好人,却不能举用;即使知道应当举用,又不能赶快优先任用他,使他进入朝廷,这就是怠慢。” 看到不善的人却不能斥退,斥退了却不能把他远远流放,这是过失。“不善”是没有才能、没有德行的恶人;“过”是过失。曾子又说:“君主看到没有才德的恶人,却不能贬黜斥退;即使知道应当斥退,又不能把他远远驱逐到四方夷狄之地,不让他同处中国,这就是过失。”这一节是说,君主虽然知道应当爱什么、憎什么,却不能完全做到爱善恶恶。进用善人、斥退恶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务;如果虽然知道应当喜好善人却不能进用,知道应当憎恶恶人却不能斥退,那么赏罚不明、贤愚无别,凭什么使天下得到治理呢?喜好众人所憎恶的,憎恶众人所喜好的。曾子说:“没有才德的恶人,是众人共同憎恶的。君主对于众人共同憎恶的人,不能斥退并远离他,反而去信任他,这就是喜好善人所憎恶的。有才有德的好人,是众人共同喜爱的。君主对于众人共同喜爱的人,不能进用他,反而疏远排斥他,这就是喜好恶人所喜好的。这样的爱憎完全失去了正道。” 这叫作违逆人的本性,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拂”是违逆;“菑”是灾害;“逮”是及、降临。喜好善人、憎恶恶人,是人的本性。君主喜好众人所憎恶的、憎恶众人所喜好的,就是违逆众人的本性;人心都会不服,必然众叛亲离,家亡国败,连自身也保全不了。这种灾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说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君主爱憎不明,危害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能不谨慎吗?所以,有地位的君子有一条根本道路,必须靠忠信来得到它,靠骄傲奢纵来失去它。“君子”指有地位的人;“大道”是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大道理;“忠”是发自内心而竭尽自己的力量;“信”是遵循事物的道理而不违背;“骄”是自高自大;“泰”是奢侈放纵。曾子承接上文说:有地位的君子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有一条大道理,必须发自内心而竭尽力量,遵循事物的道理而不违背,才能得到这条大道理。如果自高自大、奢侈放纵,必然会失去这条大道理。曾子这一章既引用《文王》诗说“得到民众就得到国家,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又引用《康诰》说“行善就得到它,行不善就失去它”。到这里,关于得失一共说了三次,语气也越来越恳切。大概天理存亡的关键,就决定于此了。生产财货有一条根本道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迅速,使用得节约舒缓,那么财货就会经常充足。“生”是产生;“众”是多;“寡”是少;“疾”是迅速;“舒”是宽缓、节约;“恒”是长久。曾子说:“财货虽然是末节之事,但国家的用度不能缺少。要使财货产生,自有一条根本道理。理财要依靠土地田亩,所以必须让百姓都去耕种,不要使土地荒闲,这就是生产的人多。百姓缴纳赋税供给臣下的俸禄,不让不应当领取俸禄的人滥食俸禄,这就是消费的人少。百姓耕种必须及时赶上农时,不能妨碍耽误他们,这就是生产得迅速。国家使用财物时,必须衡量情况、节省费用,使常常有余剩,这就是使用得宽缓。君主如果能这样做,财货自然会经常够用,这就是生产财货的方法。” 有仁德的君主用财货来使自身发达,没有仁德的君主用自身来聚敛财货。“发”是使其发达的意思。曾子又说:“有仁德的君主知道生产财货的道理,不专门搜取百姓的财物,使百姓都富足;百姓便会归向他,他自身自然发达起来,这就是用财货使自身发达。没有仁德的君主不懂生产财货的道理,即使自身被杀、国家灭亡也不顾,只管横征暴敛于百姓,聚集财货,这就是用自身来聚敛财货。” 没有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好义的。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如果确实喜好仁德,事事都爱护下位的人,下位的人必然也会喜好义,事事忠诚爱戴在上位的人,哪里会有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在下位的人却不喜好义的情况呢?” 没有喜好义而事情不能完成的。也没有府库中的财物不是自己的财物的。义是说在下位的人个个都行义,必然能够对每件事尽心尽力地去做。朝廷的事情,哪里会有办不成的呢?事情办成之后,在上位者安居其位,在下位者安守其分,大家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府库中的财物也能长久保全,又哪里会有违背道理而散失的祸患呢?这是说用财货使自身发达的效果。孟献子说:“养有四匹马的家庭,不应留心养鸡养猪;能够供应祭祀用冰的卿大夫之家,不应蓄养牛羊。”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畜”是畜养;四匹马称为“乘”;“察”是留心;“豚”是猪。孟献子说:“养四匹马的人家属于士,初次担任大夫时已经有俸禄了,不应当留心养鸡养猪。能够供应祭祀用冰的家庭,是卿大夫以上的官员,俸禄更加丰厚,不应当再去养牛羊。”这些话都是说,做官的人不应当与百姓争夺利益。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不应蓄用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这是说,国家不应以利益作为利益,而应以义作为利益。孟献子又说:“拥有百乘的家族,都是百姓供养的,不应当蓄用聚敛之臣。聚敛之臣剥削百姓的血汗来供奉上级,不像盗窃之臣只是盗窃府库财物、祸害还不涉及百姓。因此,君子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曾子又解释说:“孟献子这句话,是说国家不应把利益当作利益,只要喜好义,自然就会有利益,这就是以义为利。” 掌管国家却专心追求财货和用度的人,必定是由小人引导而成的。“长”是君长;“自”是由。曾子说,君主治理国家,不肯修养德行,只顾聚敛财货,必然有小人引导他,使他这样做。
彼为善之,这一句上下疑有阙文误字,不可解。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菑是天菑,害是人害。善者,是有才徳的好人。曾子说人君若用小人治国家,他聚财害民,无所不为,必然致得天菑人害,一时并见,到这时节,虽去用那好人,也救不得了,所以说无如之何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曽子又重说这两句,解献子之言,见得国家不当以利为利,只以义为利。葢义利之分,不可不察,故于篇终深致意焉。为人君者所当知也。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这前的説话,是《大学》传的第十章,解释经文中「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防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朱子説曽子传《大学》,总是十章,前面四章是总论明德新民止至善三件纲领的章防意趣,后面六章是细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件条目的次第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朱子又说:第五章论格物致知,是明善穷理的要法;第六章论诚意,是诚实此身的根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明善诚身,这两件在初学用之尤是至切要的急务。读这书的,不可把做浅逅忽略看过。须知成已成物,为圣、为贤,皆自此始。
鲁斋遗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五元许衡撰《中庸直解》中庸,这是一书的总名。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程子,是宋时大儒,名頥,字正叔,号伊川。下「一子」字,是男子之通称;上「一子」字,是后学之尊称。程子解《中庸》,说:「这理具于人心,无所偏倚,所以名之曰中;行之日用,不可改易,所以名之曰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子又说:「中者,是天下共由的正道;庸者,是古今常行不变的定理。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防之序,朋友之信,天下之人,谁能不由这道理行?从古至今,谁能变易得?」所以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华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此篇是指《中庸》这一本书,子思是孔子之孙,名伋,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轲。恐是惧怕的意思。程子说,《中庸》这一本书,乃是孔门师弟子相传授心上的妙法。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当时只是口口相传。及到子思之时,恐怕去圣愈逺,后面未免有差失处,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语写在书上,传与他弟子孟轲。这一书始初说性命原于天,只一个理,到中间却散为万事,如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类,无所不备。
译那样做是善事。小人使他治理国家,天灾和人祸一同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菑”是天灾;“害”是人祸;“善者”是有才德的好人。此句上下文疑有缺文或讹字,原意无法确定。曾子说,君主如果任用小人治理国家,小人聚敛财货、危害百姓,无所不为,必然导致天灾人祸同时发生。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再任用有才德的好人,也无法挽救,所以说“也无可奈何”。这就是所说的:国家不应以利益作为利益,而应以义作为利益。曾子又重复说这两句话,解释孟献子的话,说明国家不应把利益当作利益,只应把义当作利益。义与利的区别不可不仔细辨察,所以在篇末特别强调这一点。这是做君主的人应当知道的。以上是《大学》传文的第十章,解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这些话是《大学》传文的第十章,用来解释经文中“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大学》传文共十章,前四章总论纲领和旨趣,后六章细论具体条目和功夫。朱子说,曾子传授《大学》,总共就是十章;前四章总论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项纲领的章法和旨趣,后六章细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条目的次第和功夫。其中第五章,是明辨善理的要领;第六章,是使自身诚实的根本。朱子又说:第五章论格物致知,是明辨善理、穷究事理的要诀;第六章论诚意,是使自身诚实的根本。对于初学者尤其是当务之急,读者不能因为它浅近就忽视它。明辨善理、使自身诚实,这两件事对于初学者尤其是最切要的急务。读这部书的人,不可因为它浅近就轻忽地读过。应当知道,成就自己、成就万物,以及成为圣人、贤人,都从这里开始。《鲁斋遗书》卷四。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五,元代许衡撰《中庸直解》。“中庸”是这部书的总名,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程子说:“不偏不倚叫作中,不改变叫作庸。”程子是宋代的大儒,名颐,字正叔,号伊川。下面的“子”字是男子的通称,上面的“子”字是后学对他的尊称。程子解释《中庸》说:“这种道理具备于人的心中,没有偏向,所以称为‘中’;实行于日常生活,不可改变,所以称为‘庸’。” 中,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庸,是天下恒常不变的定理。程子又说:“中,是天下共同遵行的正道;庸,是古今常行不变的定理。例如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义理、夫妻之间的分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诚信,天下的人谁能不依循这些道理而行?从古到今,谁能改变它们?”所以说:“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这一篇是孔门师徒传授的心法。子思担心它流传久了会产生差错,所以把它写成书,传授给孟子。这部书开头说万事万物根本上只有一个道理,中间把这个道理分散说明为各种事情,结尾又归结为一个道理。这篇所说的《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子思名伋,孟子是子思的弟子,名轲。“恐”是害怕的意思。程子说,《中庸》是孔门师徒相传的心中妙法。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当时只是口头传授。到了子思时,担心离圣人越来越远,后世难免出现差错,于是把平日口授的话写成书,传给弟子孟轲。这部书开头说,性命源于天,只有一个道理;中间却把它分散为各种事情,如达道、达德、九经、三重等,无不具备;到了末章,推究到上天的事理,无声无臭,仍然只是这一个道理。把它推展开来,就充满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