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二，元代许衡撰，语录下。心中所存的，是天理；一身所实行的，是各自不同的分际。作恶，是气在起作用；行善，是本性在起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若能彰明光明的德性，就把尽心、知性全都包括了。安静时德性浑然完整，要存养它；行动时应对事务、接触外物，要反省察看。认识自己的本性，就是穷尽事物之理；充实自己的心，就是达到认识的极致。先认识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尽心；不是先尽心之后才认识自己的本性。问：“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回答：“这是圣人的道。” 问：一元之气随着四时变化，在人身上也是这样吗？人的一生有四种变化：婴儿、少壮、老耄、死亡。先生说：“这是邵先生所说的，哪里只是人呢？万物都有这四种变化。” “贪”字有合乎道理的贪，也有不合乎道理的贪。读书穷理，学习圣贤所做的事，这是合乎道理的贪；声色、气味，是从气和人心中发出的，便是人欲。仁、义以及五常，根源于本性和道心，便是天理。圣人的心，就像明镜和止水，外物来到时不被扰乱，外物离去后也不留恋。用功的要领，在于专一。专一，就是保持恭敬。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这是上天赋予万物的德性，虚灵而不昏昧，人人都具有。所以无论物还是我，都可以求取它，也都能得到它。所得有深浅、厚薄、多少的不同，在于人自身；但它的根本起点相同，这就是理的一致。云气运行、雨水施布，就是施行恩泽。以理为根据、以气为主宰的，是天命。不在于对方前来求取，是否取用、是否给予，在于上天。所谓上天，也就是君主的命令。这说的是各有分殊。心统摄着本性和情感。本性，是心的本体；情感，是心的作用。人在患难之中，只有一种处置办法，就是放下。有些事情是上天所为，有些事情是人所为。应当处置的，在于人的作为，因为其中有义；应当放下的，在于天的作为，因为其中有天命。先尽到人的道义，内心反省而无愧，然后放下，把它交给天命。浩然之气之所以应当培养，是因为所谓不动心，来自没有疑虑和恐惧；而浩然之气，正是积累义行所产生的。内心没有惭愧，反省而无愧，自然就没有疑惧，并不是强行排遣出来的。人和天地相同，究竟在哪一点相同？人不过有六尺之躯；他们广大而相同的地方，指的是心。也就是说，人的心和天地相同。又说：天下的事情只有两类，不是自己的事，就是别人的事。学习的人应当先成就自己，再成就别人，这就是成己成物。人把好的丝绸锦缎收进仓库，如果遇到支取出来的，原来收进去的是好东西，怎么会支取出陈谷烂麦呢？人在学习上也是这样。问邵康节先生诗中说：“想要成为男子汉，必须十分真实；必须先了结自身。”回答：“所谓十分真实，就是充分实现自己本来的本性，学习到真实而没有虚伪。所谓先了结自身，就是《大学》所说的彰明光明的德性。” 问：喜爱善，就是喜爱天吗？处于贫贱患难而不忧愁，就是知道天命吗？回答：上天赋予万物的，没有不是善的。譬如父母养育幼子，给他少一些饮食衣服，或给他多一些饮食衣服，都是爱护；即使发怒斥责、教训他，使他成人，也没有不是善意的。父母不会有做错的时候；天是自古以来的老天、造化，哪里会有错处？只是人会错。上天给予富贵福泽，是教人行善；上天给予贫贱，也是教人行善。这就是“上天将降大任”的道理。父母爱他，他就欢喜而不忘；父母厌恶他，他虽劳苦也不怨恨。始终顺着本性专一行善，这就是乐天。乐天，就是以本性中的善为乐。知命，就是知道天道运行所赋予的命。不知命，就不能成为君子。知道有天命，便不敢违背；即使遭遇贫贱患难，也不因此忧愁，可以说是顺从天命而接受它。乐天就是知命，知命就能乐天，这是君子的事情。孔子五十岁而知道天命，是穷究事理、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这是圣人的事情。问：“开物成务”，《传》中说：“物，是一切事物；务，是事务。开，是使它明白；成，是处理它。事情无论大小，如果不能使它明白，又凭什么能够处理呢？”回答：“这是圣人的事情。”在《大学》中，“开物”是认识，“成务”是实行；不只是开发自己，还要开发别人，只要开发得合乎道理就可以。问“穷神知化”。回答：这是圣人的事情。在《大学》中，“穷神”是认识，“知化”是实行。穷尽天地神妙的地方，实行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问：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行实际作用吗？《传》中说：“精义，是积累；致用，是施行。”回答：“精微的义理进入神妙境界，到达实际应用之处，就是行动纯熟，百发百中，可以成为万世法则的人，应当学习孔子。即使学习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弊害。象数方面没有超过邵先生的，义理方面没有超过程先生的。” 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认识上天了。这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即认识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存养自己的心，培养自己的本性，是用来侍奉上天的。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即行为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存”，是持守而不放弃；“养”，是顺应而不损害；“事”，是奉承而不违背。经常存养自己的德性，使它发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情，不让私意稍有改变。这样才是侍奉上天。无论早夭还是长寿，都听任上天的作为，不敢有二心。这就是尽心知性之功达到极致；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用一生侍奉上天，这叫作立命。顺着本性，就是遵循天理；遵循天理，就是顺着本性。又说：“圣贤以理为主，普通人以气为主。” 《小学》内篇说明父子之间的亲爱。这一篇说，凡是做人儿子的、做人妇的、年幼的男子以及尚未出嫁的女子，都应当竭尽爱心、竭尽敬意，不敢自作主张，这是侍奉父母的道理。天下都把阳看作天、君、夫，把阴看作地、臣、妇。阳尊贵而先行，阴在下面求取于阳。天先于地，君先于臣，夫先于妇，合乎道理。在下位的阴向阳求取，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臣子在遭遇灾难、不能自保时；二是儿童因求学而向老师求教。除此之外，都不能说是求取。

译人处在贫富贵贱之中，就像天有春夏秋冬。天运行于春夏，人就有春夏的衣服；天运行于秋冬，人就准备秋冬的衣服。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就是这个道理。天有天命，人有人的义务。无论处于贫贱还是富贵，都实行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这就是义。只有一个“义”字，就可以应对一切。随遇而安，就是乐天知命。问：学习的人，应当学习颜子，因为他最接近圣人；要下功夫、学得正确，就必须学习颜子。回答：“从自己身上下功夫，就是克制自己、恢复礼。” 人想要辨别别人的是非，必须先用标准和秤盘称量自己。自己所忧虑的，是孔子所说的“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就，做得不善却不能改正”；应当以这几件事为忧虑。自己所喜悦的，是孟子所说的“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抬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惭愧于人，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即使称王天下也不在其中”，应当以这几件事为快乐。这样取得相同的标准，然后才能辨别别人的是非。普通人即使父母兄弟都健在，也不像这样快乐；自己的差错很多，怎么能辨别别人的是非呢？问：普通人求取进步，务必要处在人之上。先生说：“清的东西应当在上，浊的东西应当在下。难道没有见过清水在上、浊水在下吗？即使搅动它，使清浊混杂，用不了多久，仍然会清的在上、浊的在下。还有更容易看见的，天清而在上，地浊而在下。” 把虚无和气合在一起，就有了“性”的名称。虚，是本然之性；气，是气禀之性。又说：仁、义、礼、智、信是明德，人人都有，是本然之性，是在我自身求取的。理的一致，就在这里。贫富贵贱、死生寿夭、祸福，禀受于气，是气禀所决定的命，已经确定而不能改变。这就是分殊。又说：性就是形而上的东西，称为道，是理的一致；气就是形而下的东西，称为器，是各有分殊。祸福、死生、寿夭，虽然各有一定的分限，其中却有正命和非正命。正命，是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不站在危险的墙下，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这是上天所命，不是人力所造成。非正命，是冒险求幸，因犯法受刑而死；这是人自己招来的，不是上天所命。人禀受上天赋予的本性，以此成为明德；其本体虚灵而不昏昧，具备各种道理，能够应对各种事务，与尧舜的神明相同。但普通人多被气禀拘束，被物欲蒙蔽，本性不能常存。有时刚生出一个善念，就被气禀、物欲的私心昏暗遮蔽了；所以面对事情、接触别人时，便临时安排、勉强把持；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独自一人、无人相处时，却放纵自己作恶。因此《中庸》教人存养、反省察看：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时候，也要戒慎恐惧来存守本性，以保存天理的根本，并且不让它片刻离开正道，这就是所谓致中，是存养的功夫。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就是一个念头刚刚发动的时候。念头一发动，不是善就是恶；恶念属于气禀和人欲，就要立即遏止，不让它滋长；善念是本性中本来的天理，就要牢牢持守，不让它改变。这样应对外物就不会有丝毫差错，这就是所谓致和，是反省察看的功夫。问：“克己复礼”这一句话，是否近似于远离邪念、保存诚心？先生说：“也像做臣子的常把君主放在心中，以君主的心为自己的心，承顺君主而不忘，希望国家的事情都能成功；这就是极其公正的心，可以称为仁。对于自己作为臣子的分际，各有应当担任的职务，始终守住自己的分际，不使它亏失，可以称为义。做儿子的常把父亲放在心中，以父亲的心为自己的心，希望一家人的事情都能成功；这就是公心，可以称为仁。对于自己作为儿子的分际，各有应当担任的职务，始终守住自己的分际，不使它亏失，可以称为义。仁义之心不能存守，就不是臣子的道理。”有人说：“这就是‘心中所存的是理，一身所行的是分殊’吗？”先生说：“正是。所谓仁，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能够知道它们的痛痒，这才是仁。” 格物是认识的开始，诚意是实行的开始。又说：醉酒不是本性，而是扰乱了本性。问：一颗心可以主宰万物，一个道理可以统摄万事吗？先生说：这就是所说的“一以贯之”。问：“推己及人”是恕，“以己及人”是仁吗？回答：“推”字，就像身上有一处疼痛，从上到下遍身寻找，按压到疼处。所谓推己，还要自己用功；仁者则直接知道身体哪里痛、哪里痒，不必再寻找。” 问：“不迁怒。”回答：“这是圣人的境界。怎样才能达到呢？姑且从生气时思考这件事很难做起。” 问：“胆量要大，内心要谨慎；智慧要圆融，行为要方正吗？”回答：“胆量要大，是在义上勇敢；内心要谨慎，是做每件事都小心；智慧要圆融，是因为智者喜爱水，像水一样周流不滞；齐国人送来女乐和祭肉，孔子没有得到，便离开而行动，见到苗头就行动，也属于这种情况；行为要方正，就像君主止于仁，臣子止于敬，父亲止于慈爱，儿子止于孝，各自达到自己应当安止的道理。” 天下的一切都有对待，只有理本身没有对待；唯一的理就是太极。尧舜成为天下之君，是天命所决定的；德性成为圣人的本性。所以说：“有大德的人必定承受天命。”承受天命，是天的作用；贤与不肖，是人的作用。然而贤能可以学习得到，天命却不能强求。思虑尚未萌发时，鬼神也不能测知。鬼神没有形体，而思虑尤其没有形体。每件事都必须成就别人的事情；即使自己得不到成就也可以。如今的人只是成就自己，即使稍微知道克制自己，最终还是不能真正克制。只想成就自己，即使把别人的事情办坏了也不在意。“自己想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是圣人的作为，完全是另一回事。茅草越锄治越旺盛，三年不治理就会堵塞而枯死。万物都有这样的道理，人的心力也是如此。心中经常思考，义理就会显现；力量经常运用，各种事情就能办成。天下有道时，行为中自然有枝叶；天下无道时，言辞中反而有枝叶。我认为：有道时人人都修养德行；无道时实际行为既不能做到，必定修饰言辞。这就是圣人所说的“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吧？

译前人说，遇到占便宜的事情，不要再做；遇到可以占便宜的地方，不要再去。不要说以后不再占便宜，单是第一次占便宜就已经错了。世间哪里有占便宜的道理？你既然多拿了别人的东西，便是欠下了别人，随后还要偿还给他。世间人人都有应得的分限，你怎么能多占别人的便宜？绝没有这个道理。愚昧鄙陋的人妄想寻找可以占便宜的地方去做，这是没有义、没有命理的行为。又有人说占便宜就是吃亏，实际上确实如此。所得的便宜没有多少，而在天理、人心方面所欠缺的，却多得说不完。天理不容你，人心也不会放过你。外在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反而去追求占便宜，内心对于所欠的义理已经很不安了，怎么能安宁呢？稍微能够自我思考、自我反省的人，这个道理并不难看见。它的报应来得非常快，实在可怕，可以作为贪图便宜者的警戒。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有恶。立志于仁，做事便有根本，所以能够使别人立身。但没有仁，礼乐又有什么用呢？礼乐无处施行。没有根本，就不能立足。《临卦》的大象说：“君子因此教导百姓而思虑无穷，容纳、养育、保护百姓而没有疆界。”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道理，容纳、养育、保护他们，使他们安乐。父母对于子女，不过如此。《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用这样的态度治理百姓，哪里会有不安定的呢？爱护他，能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忠和爱应当如此，才可以。世间的事情只有两件：认识和实行。教诲他使他明白，是忠；使他劳苦以促使他实行，也是忠爱无穷。爱护他却不让他劳苦，他就会骄纵，容易流于恶；忠于他却不教诲他，他就会任意行事，犯下过错，反而有害于忠爱。做儿子、弟弟的，应当懂得父兄忠爱自己的道理。天下人类中有超过众人的，便算是第一等人。如下棋、博弈，也有国手，但并不是大义方面的第一等人。像这一类人，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在宗族内部与人相同，会有吝惜；在野外与天下人相同，就会亨通。”在宗族内部与人相同，能有几个人呢？因此失去的东西就多了，所以孤立而没有援助。人应当与天下人相同，何必只与同宗的人相同？伯牙和子期，难道就是所谓只在宗族内部与人相同吗？在宗族内部求同，所得大概很少；一旦出现分歧，就会失去共同之处。孔子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参与听闻国政，天下人都欣然跟从。桓魋的加害、叔孙的诋毁，大概只有一两个人，并不妨害天下的大同。伊洛诸位先生有“在宗族内部求同”的弊病：凡与自己气类相同的人，就推崇标榜到无以复加；凡与自己不同的人，就排斥而不能容纳。他们认为与自己相同的人都是善类，不同的人都是恶人，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这就是他们百年孤立、时常招致仇敌的原因，可惜啊！圣人不是这样。走出门去与天下人求同，在野外与天下人求同，其中即使有三五个违背不合、离弃自己的人，也不能因此妨害得到多数人的帮助。应当懂得这一点。尧知道舜可以禅让帝位，认识得十分清楚；然而不敢立即把天位授给他，是因为其他人还不能认识舜。众人不能认识他而立即授位，必定不安，反而会害舜。因此让舜历经各种艰难考验：让他主管事务，事务便得到治理；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便来享用祭品；让他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便和睦庄严；让他总理百官，百官便按时有序；即使烈风雷雨也不迷乱，然后才把大位交给他。这样别人就无法从中挑出毛病。假如尧用言语向众人说明，众人未必相信；把事实显示给他们看，便不用说话也能使他们明白。诋毁别人会招来过错，赞誉别人也会招来过错。在众人座中赞誉一个人，众人有时会不平，认为他不宣扬我的长处，却称赞别人。诋毁和赞誉能不谨慎吗？伊洛诸位君子因为诋毁同道过分而轻视众人，所以获罪于人。尧把帝位授给舜，从未称赞过他，只是用他的行为和事情的结果来显示罢了。人有一点长处，若喜欢别人称道他，就可能得到众人；如果一定要先责备得面面俱到然后才称赞，失去的就太多了。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美，这就是孔子称许周公的原因；对待别人不求全责备，《尚书》赞美汤的德行也正是如此，应当懂得诋毁和赞誉的关键。处在天地之间，应当放宽心胸，不能拘束于自己的气质，不能局限在个人的贫贱、忧愁和悲伤之中，也不能过分沮丧失意。即使贵为公卿宰相，也不可骄傲。应当知道，自从有天地和国家以来，有多少圣贤曾经处在这个位置上；即使卑贱而成为平民，也不必感到羞耻。应当知道古代有多少有志之士、仁人甘愿屈身处于贫贱，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有什么值得忧喜的呢？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金朝的政治就是这样：有贬黜官员的命令，也一定奏乐相送，否则就说是怨恨上级。然而一旦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人们便忍心背叛上级而不顾。只有先王能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百姓，使人感戴不已。臣子授官或免官，有不愿意的，听凭他自己选择。宋朝的政治就是这样。这样的做法在臣下看来似乎难看，然而到了颠沛流离的时候，他们不忍背叛君上，守节死义而不顾一切。德治和刑治的效果竟如此不同，君主应当知道这一点，不要被法家思想所扰乱。《观卦》初六说：“像儿童一样观看，小人没有过错，君子则有所吝惜。”先生说：“这难道是大人长者所应当采取的观察方式吗？” 《小畜》说的是阴畜养阳、柔制约刚、妇制约夫、臣制约君，只不过形成浓云而已，最终不会下雨。下雨就反常了。上九所说“既已下雨，便安处不动”，是阴阳合和而崇尚德行。没有德行却承载万物，就不能居其位。妇人即使守正，仍然危险；月亮接近满月时，君子出征则凶。阴已逼近阳，到了这个地步再继续前进就会凶险。告诫之意非常深，到这个地步极难处置，即使大人君子也不能挽救。天下的事情，大体上只是阴阳、刚柔彼此胜负。前人说，这就像两个人角力相抵，彼方胜了此方就失败，此方胜了彼方就失败。但胜者不能停留在自己的分限内，必定超过分限才停止；失败者必定到了极点才恢复，于是双方都不能守住自己的分限，所以相互报复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因此《大易》取象，如“大壮”时就应当停止，“遯”时就应当退避。这就是君子重视消长盈虚的道理，其中有深意。康节的诗中多次表达这个意思：处在大壮之时就应知道停止，处在遯之时就应知道退避，这样就没有过错。大壮时不知道停止，就会失去壮盛；遯之时不知道退避，就会凶险。阴气正在增长，若同它争力，必然凶险。比如遇到大风暴雨，能够躲进岩洞避过去就可以了。连天的怒气尚且可以躲避，何况人的恶意有什么不能躲避的呢？遯卦所说的道理多么重大啊！毡子能够防御炮火，两个人角力时，能够避开对方的锋芒才算胜利。遯的意义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译孔子不合于当时的时代，只是因为他想尊重君主和父亲。当时鲁国有三家大夫，晋国有六卿，齐国田氏僭越逼迫君主，处在这样的局面，孔子的道理无法实行。所以他把这些写入经书。有人说：六卿一类的人如此凌驾僭越，为什么他们的后代还能拥有国家、享有数代呢？回答：从那两家的说法看，答案另有一套；按照我们的道理，只能说理。《易经》说：“小人乘坐君子的车器，盗贼就会夺取它。”上位者傲慢，下位者暴虐，盗贼就会来讨伐。当时礼法废坏，上下都如此，所以小人乘机夺取国家，君子反而得不到。《临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教导百姓而思虑无穷，容纳、养育、保护百姓而没有疆界。”君子对于小人，应当知道怎样教导、容纳和保护他们，就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子弟即使不善，父兄哪里忍心抛弃断绝关系呢？一定只是教导、容纳和保护他们罢了。只是因为君子不能容纳小人，小人才会陷害君子。“教思无穷”的意义很大，教导人的方法也很多；但必须先容纳、保护他们，才能教导他们。否则用法令治理小人，从来没有能够胜过他们的。然而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坤卦西南得朋，是阴的一面；乾道则无所不包，坤却止于西南。就像君主、父亲、丈夫无不亲近人，臣子、儿子、妻子各有自己的职分，也有君主、父亲、丈夫管不到的地方。臣子、儿子、妻子处在自己的地位却擅自专断众多事务，是违逆正道。对待小人，应当知道爱护、教诲他们，具有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智慧的开端，只是要知道是非，并不是要把人挑选出来后弃置不管。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只是因为他有可羞可恶之处，也不是要抛弃断绝他；只要以恻隐之心为主，就能做到教导无穷、容纳保护无疆。管理属吏、接待交往对象，只是爱和敬这两个字的功夫。人侍奉君主和父母，也是这样。没有这两个字，羞恶、是非、辞让之心都无从施行。人应当宽厚包容，但分际又必须严格。分际不严格，事情就不能成立，别人也会因此侮辱你。魏公一向宽厚，等到处理朝廷事务时，却凛然不可侵犯，所以成为当时的名臣。如今宽厚的人容易被侵犯，威严的人在处理事务时又很少宽容，这两种情况都有毛病。谈到趋炎附势、争相钻营，我说：“这是上位者招致的。上位者喜欢把政权掌握在手中，能够任免他人，便沾沾自喜地说：‘我替某人办成了这件事，已经得到名声，别人也得到利益。’等到天下人一齐趋附，却没有办法安排处置，于是一个人得到进用，百个人产生怨恨。政权是造就命运的权柄，君主应当专有；臣下有人偷窃它，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施加福泽、显示威势，哪里是普通人可以专擅的？”景帝对田蚡说：“你任用官吏完了吗？我也想任用官吏。”这是凶险的道路。施福作威，凶害就会随之而来；万不得已处在这个位置，也必须把一切归于君主。就像君王施行刑罚和赏赐，也说是上天讨伐有罪、上天命令有德，仍然归于上天。怎么能窃取威福的权柄作为自己的私有物呢？应当以辟举之法加以限制；如果所举荐的人不称职，就惩罚举主，以革除趋炎附势、争相钻营的弊病。” 《易经》六四爻接近君位，六四便顺从，九四便不顺从，可见做臣子的不能专擅。九五与六四相应，六四便顺从；六五与九四相应，九四多凶，事理就是如此。草木到了秋天，精气耗尽，内部收缩，所以风霜也能使它们摇落。人的精神耗散，所以疾病侵袭他。到了德行亏损的时候，患难便会降临。人如果德行充实，即使经历祸患，也不会受害。祸患从外部而来，内部充实，没有可以承受祸患的空隙，怎么会受到伤害？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只是德行充实罢了。内里收缩一分，外面就侵入一分。福气从内部积累，祸患从外部到来。人应当积累充实而没有亏欠；如果人有招致祸患的原因，那么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祸害，难以防备。福气从内部产生，仁者把自己所爱的推及自己所不爱的人；祸患从外部来到，不仁者则把自己所不爱的人波及自己所爱的人。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应当亲自体察。上天下泽，这是《履卦》的象；君子因此辨明上下，使百姓的志向安定。伊川的传说理说得很详细：百姓的志向不安定，天下的争夺就不会停止。古代公卿大夫以下的人，职位和名分与他的德行相称，终身居于其位，这是各得其分。职位还不与德行相称，君主就提拔他；士人修习学业，学业有成后君主便来求取他，这些都不是自己预先谋求的。农民、工匠、商人、商贩勤勉于自己的事务，而享有的东西有一定限度，所以都有确定的志向，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后世从庶士到公卿，每天都以尊贵荣耀为志；农工商贾每天都趋向富裕奢侈。亿万人的心思交相奔逐于利益，天下纷乱，即使英明的君主，也有无法治理的时候。这就是趋炎附势、争相竞争的风气，无法遏制。君子便志向无厌，小人便放纵邪僻、奢侈妄为，无所不做。曾经说过，中国的风俗，必须使百姓世代居住、拥有恒产，使他们安居乐业，种田植树，父子兄弟在田野间欢快嬉游，不知道有什么利益值得追逐。百姓的志向一旦安定，治国之道就可以实行。孟子谈王道时，便说明英明的君主应当为百姓制定产业，使他们足以奉养父母、抚育子女，其中的防范意义很深。后世的人难道必定都没有恒心、不能安守自己的分限吗？也有上位者安排处置不明白，从而驱使他们趋逐利益。《论语》多讲操存涵养的地方，《孟子》多讲体察验证、充实扩大的地方。有人托请媒介求取进身之路，说：“如今任用人的，只是五六类人能够得到进用。你在这五六类人之中吗？在其中就能进用，不在其中就办不成。”那个人于是停止了求进。所谓能够进用的人，是预先私下行贿，通过权势相逼，依靠母族、妻族，或亲近权贵而效力。我没有势力去压服他们，即使坚决托请，也办不成。如今哪里有以道义相亲近的人呢？哪里有因为才能德行而任用人的呢？世间的事情，一方面安静，另一方面才能活动；两方面都活动，困惫就会随之而来。比如在平地行走不疲惫，在沙地里行走就疲惫，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抬脚时所站立的地方不稳。人做事情，只要有一方面极其安定，行动起来就不会疲惫。人的精力应当用在该用的地方；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实在可惜。比如人若能把精力都集中在拳头上，射箭时把精力都集中在手指上，精力所到之处，就期望一定命中。如果能够把这种精力转移到应当用的地方，达到圣贤的境界就不难了。横渠用礼教导人，使学习者有所依据和守持。程氏教人穷究事理、居心恭敬；然而横渠教人也使人知道礼为何如此，然后才能实行礼，哪里可以忽视呢？在外表上制定规范，以帮助内心；外在的礼文秩序都安排得整齐从容，身心怎能不安泰呢？如果心中没有认识，就像吃木片一样，只会觉得被礼束缚。认识和实行这两者，应当同时进步。

译尧舜、桀纣都有喜爱和厌恶，都有任用和舍弃，都有举荐和措施。但尧舜喜爱忠良，所任用的是皋陶、夔，所举荐的是十六相；纣王喜爱奸邪，所任用的是费仲、恶来，所举荐的都是凶恶之类。下至士君子和学习者，所喜爱、所厌恶、所趋向、所舍弃，也都是这样。君子、小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明知而去做，是不仁；不知道而去做，是无知。所以君子一定要致力于学习，必须知道义理所在；在举措和趋向的时候，能不谨慎吗？禹平治水土，契施行五教，后稷播种百谷，他们的子孙都拥有天下。上天的报答施予就是这样。这些人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所宜，以此帮助百姓。他们对于上天有功，所以天的报答施予如此。后世的法术功利以及异端之教，残害天赋的明理，扰乱圣人的法则；实行它们的人，灾祸会连累自身和子孙，福泽全无。然而荒诞之士仍接踵而来，以欺骗世人、迷惑众人。像汉武帝那样，已经诛杀了好几个人，但后来的人仍然不停出现，真可悲。荒谬虚妄到这种地步，后世却仍被它迷惑，也可悲。士君子应当以圣人之道为心，对天地和百姓有所补益，这就可以了。否则，也是天地鬼神所不赞许的。他们遭受祸患，并不是不幸。法术如申不害、商鞅，纵横如张仪、苏秦，兵法如孙武、吴起，欺骗荒诞如方士，惑乱世人如异端，都不是应当学习的东西。君子应当慎重选择所学。坎卦说“水还没有盈满，已经平定，无咎”，是说人在忧患之中，就像水还没有流满，尚且能够继续前行；不久水流满了，便无法过去，所以要弘大、刚毅、坚实、厚重。比如舜侍奉瞽叟，只能竭力尽到儿子的职责，承担罪责、归咎自己罢了。到了豫卦时，是坑坎刚好盈满，然后水才能流出。天下的事情到了无法前进的地方，都像这样，一步也无法前进，只能使心志受到磨炼、忍耐本性以等待，不敢懈怠急躁。到了察见事机而行动、不必等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就不能这样了。舜浚通井、修缮粮仓，都不敢稍有懈怠，不敢稍微违背父母；到了不告知父母便娶妻时，就自行决定处置。圣人行事，都恰好合宜；如果改变这些次序，就会违背义、伤害教化，数说也说不尽。“顽”这个字最不好，但顽强坚持到应当忍耐的时候，反而能成就大事。比如舜侍奉父母、对待弟弟，如果不是坚忍而能负重，怎么能坚持这么长久？“敏”这个字最好，但有些地方不适合敏捷，反而也会多败坏事情。大体上，各种德行都要在适宜的时候施行，才能成就事情。这就是圣门急切要求格物致知的原因；否则，仁慈、礼让、孝顺、友爱、恭敬、沉默这些美德，也可能成为亡国败家的因素，能不努力吗？大体上，圣贤成就事情，只是把喜爱和厌恶、升黜和取舍安排得合宜，使上下都顺应天理。桀纣只是安排错了，他们内心也不想达到覆灭宗庙、断绝祭祀的地步。安于所处而以善为乐，依循天理处世，要说安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晦翁用这句话解释“富而好礼”：想求安、想求乐，没有比这更好的。舍弃这一点，或许有可以苟且求得暂时安稳的办法，但转眼之间忧患危险就会降临。人能够依循天理行善，就是与天为伍；即使君主、父亲的命令，也有不一定要服从的，大概只是因为当时少有错误。何况又是合乎天理、合乎善道的事，哪里会有差错？哪里会有误人之处？只是担心人信奉得不笃实，积累得不深厚。若能长久积累，万物没有不为之感动的，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有些事情办不成，有些事物不肯接受教化，只是因为没有曾经真正积累。佛氏所谓如意宝珠，凡有所欲求，无不如愿，这正是指人的德性而言。天理在这里，善道也在这里。如果对此真正用力，积累日久，那么所要做的事没有不如愿的；反躬自省而诚实无伪，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每件事都是真实的，天理中没有一点让人伪饰夹杂的地方，怎么会不快乐？书生进入大学，因为功课比不上别人，受到别人的轻视和鄙薄；等到有一天赶上了别人，便放开步子大步走，下一盘好棋，赢了别人还觉得很快活，何况这种真实的道理用于应对事务、接待人物，一切都如愿，它的快乐又将怎样呢？所谓反躬自省而诚实无伪，就是意气服从天理，一切都顺着天理去做，意气本身也就成为善，哪里会有损害其中道理的地方？所谓勉强推己及人而实行，是意气还没有服从天理：天理应当向西，意气却向东，必须勉强把它按伏，使它服从天理，这才可以。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我自身之中，反躬自省而诚实无伪，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每一件事都以至诚恻隐之心去做下去，内心就安定，意气就舒展，俯仰之间都没有愧疚，其中的快乐可以想见。这就是天下最宽广的居处。勉强推己及人而实行，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做事的时候，有时会偏离天理，意气还不能平顺，就必须勉强约束自己的意气，使它服从天理。别人有不善之处，还没有合乎天理，也应当宽容，不必急着同他争执。在做事上必须勉强自己，在对待人上必须宽容。假如在做事时不能勉强自己行善，在对待人时不能容忍别人尚未达到善，那么我的仁德就离得很远了。所以能够勉强推己及人而实行，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所谓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我自身之中，试着用这两点来体会，那么世间还有什么事情不具备在我自身之中呢？在君臣关系中就是义，在父子关系中就是仁，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正是所谓如意宝珠。反躬自省而诚实无伪，是意气与天理合而为一；勉强推己及人而实行，是意气与天理还没有合一，必须用力把它按伏。等到功夫深、力量达到时，就和反躬自省而诚实无伪相同了。有人说：人依照道理行事往往并不快乐，所以不肯收敛自己而归入正道，任意放纵、不循法度，反倒只觉得那边快乐。因为这个缘故，近于天理的学问很少有人做，却有很多人喜欢任性放言，放纵自己、求得自我舒适，像李太白等诗豪都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天下只问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不要问快乐不快乐。如果清楚知道这边是对的、那边是不对的，那么即使不快乐，也不会去做不对的事。比如大家有几个儿子，一个儿子服事田地、努力耕种，把修治家庭、承担家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另一个儿子放纵荒唐，饮酒宴乐，把市楼当作乐土。若只论快乐不快乐，辛苦耕田确实比不上在市楼饮宴的快乐。做父亲、祖父的，是爱那个努力耕田的，还是爱那个荒纵享乐的？假使他真正知道服事田地、努力耕种的快乐是无穷的，那么对荒宴享乐一天也不肯停留。他只是确实不知道罢了；如果能够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做。这就是大学要求人致知的原因。有人问：“‘道学’这个名称，不可以这样标榜出来，所以才招致许多诽谤议论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两个字有什么妨碍？道和学，都是天下的大事。只要看在上位的人所爱好、所崇尚的是什么罢了。卑贱的工艺和末流技艺，一旦受到崇尚，尚且能在天下兴盛起来，何况圣人‘大公至正’的道，把它作为学问，难道还可以非议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纣王在天命尚未改变时，只能做一天君王；天命一改变，就成了独夫。天地、阴阳、人物都是这样。精气运行到某个位置，便可以成为君王、长官；一旦离开那个位置，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即使如此，人在有神明所在的地方，也不敢冒犯，仍然是这个道理。古代的法术能够按摩人的血气，使人去除疾病。假如人能够参与天地、赞助万物化育，代替上天完成天下的事务，那么到了这种境界，胸襟、见识和眼光，真是广大了。学仙以求长生的说法，世间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得到。世间万事都有可以仿效的样子可以去做，只有长生这件事没有可以仿效的样子。古代的仙人不可见，长生的人也没有。看谁能做出榜样来呢？如今富贵的人确实有可以仿效的样子，他们取得富贵的方法，也都可以学习、仿效。然而终身耗尽智力，仍有求不得的事情，何况那种侥幸取得、没有任何榜样可供仿效的事情呢？如果张侯的言论为世人所尊重，那么张禹的学问就超过了萧望之、韦贤等人。何晏汇集各家的书，又比张禹贤能。然而看他们所作所为竟是那样，那么圣人的道，应当真正地认识，应当亲自履行，应当从内心去求，难道只是章句训诂吗？南轩在“行”字上责备得很重，说人即使能够知道，也不能够实行。程门取用人才，先考察他的见识，然后才考察他的行为。伊川从年轻时说话就超过常人，常说人们专门议论一个人有没有操行，却不议论他的知见。世人喜欢说：“某人只是说得好，却做不到。”正叔说：“只是把好话说出来，也很难；好话难道是容易说的吗？”吕原明说，两位先生远远超过众人的地方，都属于这一类。先儒讲体和用，曾经说孔子、孟子不曾说过这些。等到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才发现每句话无不具有体和用。比如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引导他，忠诚劝告是体，善意引导是用。即使有人很善于措辞，如果没有忠告的心，也是不可以的；即使有忠告的心，却不能善意地引导，就会犯下直言揭短的毛病，不能使人接受。又如居于上位却不宽厚，行礼却不恭敬，面对丧事却不悲哀；宽厚、恭敬、悲哀是体。体立定之后，用才能施行；没有这三点，那么所施行的事情是得是失，以及那些繁琐的文饰末节，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比如周子的太极、邵子的先天图等书，都是从这个体方面来说的。程子说，求学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已经研究明白，那么六经即使不专门研究，也可以明白了。圣人作经的本意，必定有确定的见解，然后才能流畅通达而没有疑惑，不是后世牵强附会、勉强拼凑所能相比的。程子在《论语》《孟子》中反复致意，其中的防范意味很深。有根本也有文饰，有体也有用，圣人的言语没有偏颇滞碍，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先儒读书精细审察，能够看见圣人立言的用意。天理不可以欺诬，圣人的言语不可以忽视。并不是圣人姑且制定一套戒尺般的言语来约束人。天命和人心，是本来就应当如此的道理，不容人自己停止不行。天尊地卑，乾坤的定位就确定了；贵贱的地位也确定了。在上位的人必须受到尊敬，然后事情才可以得到治理。作为君主、长官，应当敬奉天地、祖宗、鬼神；作为各级官员，应当敬事君主和长官。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舍弃这一点就会违逆，就会不顺。如今有人说：“没有天地鬼神，没有君主、长辈和父兄，只尊重我自己罢了。”即使竭力自我尊贵，最终也必定败亡，因为没有任凭你自尊的道理。祖宗以来传承到你这里，必定有祖先神灵在上，怎么能任凭你自我尊贵？比如三家僭越礼制，当时这样自我尊贵，不久便被家臣控制，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君主和父亲难道可以不尊敬吗？公室难道可以削弱吗？公室削弱，就没有凭借来保存自己，那是极其不智的。不智便是不仁，便会没有君父、没有长上；自我尊贵，最终就会败亡。明道的诗说：“四时佳兴与人同。”意思是，四时运行，都在兴致和情趣浓厚的地方运行。将要离去时，人厌恶寒冷，便想到温暖的地方去。无论是要使万物生长，要使庄稼收成，要使万物闭藏，还是要使万物发达，都在兴致和情趣浓厚之处运行。四时的景色也是如此。人在四时的气候中，兴致和情趣也自然日日更新，更新而没有穷尽。它的意味确实令人喜悦。而且这并不是圣贤把快乐据为己有，圣贤所处的快乐也是如此。世俗有“名利”的说法。子路把车马、轻暖的皮衣同朋友共享，这是轻视利益；颜子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夸大自己的功劳，是不追求名声。晦翁说，“施劳”就是夸大自己的功劳。这样看来，这两个人难道是名利所能动摇的吗？志趣不同，就不能共同谋划。如今同贪图名利的人交往，却说“我并不好名利”，怎么能够同他们相处呢？这就会和世俗疏远了。先生修建房屋时，有人看着服役的人说：“一个人的身体，却要具备百工所做的一切，这样繁杂劳苦。”于是谈到老氏崇尚简朴清静，也正是厌恶繁文末节过多。平日观察周家的制度，为什么如此琐碎？先生说：“不这样，《易》的卦象就会恒常杂陈而令人厌倦。正因为各种事务杂然陈列在眼前，所以才不会厌弃。古人过于简略古朴，也无法实行。八索、九邱之类，也都是黄帝以来无法实行的东西。比如老氏所谓清静无欲，说百姓自然会正、自然会被教化；从今天看来，连自己的一张嘴都管不好，还谈什么治理天下呢？设置官府，有掌握统属权力的，有负责聚敛的，有负责施行设置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体条目。所谓清静无欲，已经自行不通了。至于隐居山林、形容枯槁的人，难道也能长久停留在那种状态吗？天地的阴阳二气相互推移变迁，所以能够恒久。到了今天，随时变化而顺从天道，也是这个道理。” 羊肉是美味，却不能单独食用，必须掺杂蔬菜、盐、酪，才可以长久食用。古今恒久的道理，只是这样；不这样，都是偏执滞碍的。读伊川《恒卦》的注脚，看来也渐渐没有着落了。凡是事物兴盛的时候，都是下面的人拥护，内部的人和睦，相互推重尊敬，所以才兴盛。如今他在下面渐渐没有人尊敬信服，内部的人自己也不相信彼此，不相互推让，这就是衰败的景象。《易》卦的下卦属于内，凡是在下的事物都属于内。每一件兴建事业、创造成就的事情，都是从下层兴起，由内部顺应而来，这个道理都是如此。韩文公《原鬼》一文，虽然义理并不完全恰当，但也看得出他不受神怪迷惑，远远高出众人。世间哪里有所谓仙人？武帝的诏书中自己悔恨狂妄悖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人寄居在天地之间，常常有生死变化；比较大的事故便把它看作异常，其实归根到底也是寻常之事。一消一息，常理就是如此。不知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善于写文章的人，必定会遮蔽那一方面的道理。他们把天地间的文理都在纸上铺排成文章，那么事物本来应有的文理，所缺少的就很多了。甚至连父子之间的亲情也不认识，愚蠢荒谬，数说不尽。天地间的文理，每一件事物都有；这一方面多了，那一方面就少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译唐、宋的科举科目很多，词赋这一科是为擅长四六文的人设置的，因为经学之士大多不能写这种文章，所以设置了这一科。考中之后，便掌管诰命，进入金马玉堂，于是人们因此互相尊崇推尚，焚香礼拜进士，撤下帷幕迎接经生。天下人欣然归向这一科，后来从这一科选取人才，人才大多成为将相。这是因为四六文把人带入富贵尊荣，士人多用心于此，所以这一科越来越兴盛。《系辞》说：“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句话未必一定指格言至论，只是说如果同那个人同心，那么他说话的香气便如兰花一般。圣人没有比尧、舜、周公、孔子更高明的了，然而他们的话很难向庸常的人、愚昧的孩子讲明；即使是讥笑、鄙薄、戏弄、轻慢的话，甚至市井俗语，只要同心，也一定会觉得合意、听来入耳。天下的言语没有绝对的美丑，只要这人的心同那人的心相投，话的香气便如兰花。不合道的人，彼此就不能共同谋划。《尧典》一篇只讲四件事：一是彰明德性，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任用人才，四是处理变故。从“考察古代的帝尧”到“使百姓变得和善”，都是彰明德性的事情；从“于是任命羲和”以下，都是慎重地向百姓授予农时的事情。授予农时不能迟缓，这是爱护百姓最深厚的感情。先儒只讲天象，并不是圣人编定此书的本意。彰明德性、爱护百姓，是君道的大纲。比如《四时纂要》，只是顺应时令来养育万物罢了；“任命羲和”也只是这个意思。“四岳”称说“让丹朱开启明智”，帝尧却说他“顽固好争”，这可以吗？又如“共工正在聚集众人、显耀功绩”，帝尧却说他“花言巧语，表面顺从而实际违背，外表恭敬而傲慢无边”，这就是尧认识人、任用人的地方。丹朱一定能言善辩，共工一定有才干。平常人评论人物，所看见的只是能言善辩、有才干，便以为是人才。尧却不这样，而只从言语和行为上考察；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这就是圣人取用人才的方法。杨国忠处理财赋，别人十天也不能完成，他一天就办完了，可见他的才干怎样？然而他给天下造成大祸，恰恰就在这里。尧因为自己的儿子不肖，所以寻求天下的贤人圣人，把天位禅让给他，把天下百姓托付给他；这哪里是常人能做到的，而尧能够做到，这就是他成为大圣人的原因。事情到了行不通的地方，必须看道理是否顺合天命。常人便使用智谋和力量，圣人则只是一味顺从天命。比如霜降时所说的“天道二气”：这一种气消退收缩，那一种气便发达；这一种气到来，那一种气必定离去，没有两种气同时离去、同时发生的道理。阴气正在增长，阳气便潜伏；又降下严霜来使万物肃杀，使阳气必定潜伏。“元，是善的首长。”先儒把它训释为“大”。仔细想来，意味深长。因为不广大，便会受到藩篱限制；隔着一层薄膜之外，便视为胡地、越地，彼此乖离分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为什么呢？所谓善的广大，就是把天下看成一家，一视同仁，无论到哪里都不做不善之事。两个小孩同有父母兄弟，却有时因为小事互相憎恨辱骂，甚至诅咒对方的父母去死，不知道对方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愚蠢竟到如此地步，这同世人有什么不同？世人只顾自己是否得便宜，不顾别人；别人即使遭逢死亡、丧失和患难，也不去理会。只要自己安稳就够了，哪里知道“大”这个字所说的道理？他自己得到好处就算了，也希望别人得到好处。有人说，有一个士兵众辱他的尉官，尉官想发怒，一个老吏立即劝止他说：“这一定有缘故，尉官应当自己想一想。”尉官的怒气当即消解。凡是一个人无缘无故被别人侮辱，一定是自己有可以被人利用的空隙；如果自己没有过失，别人就不敢轻视。君子总是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金国想反悔同宋朝的和约，派使者以必死的决心侮辱宋高宗，宋高宗不为所动。他从容拒绝那个使者说：“听说您是北方的名门之后，何必竟然这样呢？”神色声气都没有改变。金国正是设下圈套，要使我一定踏进去，而高宗能够这样处置，远远超过常人。才干是不可以没有的。有人送来一只活雁，它长声鸣叫，想要飞却飞不起来，就是因为有志向而没有才干。圣人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人贵在有才干。为什么恶人想要伤害善人？只是因为善人憎恶恶人，所以导致这种结果。圣人说不应这样，所以说：“憎恶得太过分，就会造成祸乱。”又说：“用善来养育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服从。” 天地不过是一颗生养万物的心，圣人不过是一颗爱护万物的心。与天地之心相似，各方面用心都只是如此。礼乐、刑法、政令也都是这样。刑法家只从刑法来谈就不是这样了，于是失去了圣人的本心，便同事物成为敌对关系。一切都用法来治理，就不再有仁爱恩惠。后世臣子向君主谋划事情，只说利害。如果总是用利害来恐吓、震动君主，那么利害之事有时不应验，君主就全都不相信了。有人在君主面前说：“旱灾可怕，赋税使百姓受害，危害不小。”后来却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下一次再有这样的事情便难以进言。后来即使因此败坏了天下，也说不出来了。唐懿宗因为谏阻骊山之事，说：“那些叩头的人，有什么值得相信的？”这就是验证。人只应当依据义理判断事情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比如天道福善祸淫，有时也会出现差错，那么祸福也不值得完全相信。颜回贫穷，盗跖却富有长寿，难道人可以因为盗跖的恶行而去做恶吗？难道可以因为颜回贫穷，就使自己丧失行善的本心吗？哭悼死者而悲哀，并不是为了活着的人。人只需合乎义理罢了，利害一概不必顾虑。两个刚强的东西相遇，谁也不能向谁低下；两个柔弱的东西相遇，谁也不能互相补济，事物的道理如此，阴阳也是如此。事情开始时，有智慧和勇气的人互相结合、互相资助；事情确定之后，便互相猜忌。后来，勇者同怯者结合，智者同愚者结合。两个雄强的人难以并存，相处久了便互相猜忌。卓茂担任太傅，按道理就应当如此。功臣大多难以保全，是因为不懂得时势。孔子对着子路微笑。子路说治理国家要用礼，但他的话没有谦让。大体说来，礼并不是强行制造出来束缚人的东西，只是把天理本来应有的行为实行出来。后世所谓的礼，接近于用法令束缚和禁忌限制，使人无法安然行事，并不是圣人所说的礼。子路没有顺应人情中本来固有的道理，便想硬行其事。尧、舜治理天下，只是顺应人情，并没有另行造作什么。三代以后，人才多是勉强造作而成，像诸葛孔明也不能完全避免。圣人不是这样。只有仁德的人适合处在高位。治理政事必须依靠德。仁是人心的德性，是说这种天理已经获得于心中。后世让凭借智谋权术、文章才华的人来统治国家、治理百姓，这种人哪里可以处在君主、长官的位置上？即使文章像苏轼、黄庭坚那样出色，也不能使人真正服从和明白道理。人有德，万人都会服从；这是万人共同尊敬他，并不是靠一技一能使同类服从。

译两个事物相互依附，必定要有一个作为支柱。一个主动，一个静止；圣人以中正仁义来确定二者，并以静为主，以静作为根本。内外、上下、本末，都是如此。没有事物不是相互依附的；辨明方向、端正位置，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就是端正外在来端正内在。如今席子不正便不坐，侍奉贤能的大夫，同仁德的士人交友，从外在约束自己，使自己不至于不正，这是由外而达到内。也有从内在来端正外在的，如内心端正然后自身修养，自身修养然后家庭整齐，这是内外相互培育，也必须相互辅助以成就德性。但一定要以内心为主。奉养老人，必须给他精美的酒食。老人适合少吃精细纯粹的食物，不适合多吃粗糙的饭食，因为气力衰弱，不能消化粗食。古人对于饮食必定谨慎，因为身体气血都在其中，不能不谨慎。食物吃不饱，气就不充足；气不充足，身体就会因此衰弱。古人把奉养老人当作大事。“教”这个字，是随着人伦而产生的，就像“本”“末”二字随着树木而设，“源”“流”二字随着水而设，后来都通行使用。“教”这个字也是如此。求学的人应当知道教化从何而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立学习，就会产生偏差，哪里只是相差千里呢？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这是用来观察他是否做好儿子的道理。大意是说，父亲的道有缺失，做儿子的应当始终恭敬谨慎。“三年不改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了。在服丧三年期间，正以悲恸哀慕为心，没有空暇去改它。这是以“仁”字为主。三年丧期结束后，看父亲所欠缺的地方，慢慢地加以纠正，使之合乎义，这是以“义”字为主。天地间的事情，如四时、五行，各有一项作为主导，其他各项相互辅助而运行。每件事都须看处在什么时机，然后应当以其中一项为主。作文题目也是如此。又说：德性发挥作用时，自然所施行的就合乎节度，并不是预先安排、造作出来的。私欲发挥作用时，就会应当悲哀却不悲哀，应当改正却不改正。求学的人只应当杜绝私心蒙蔽，不妨害德性，那么所处置的事情都会合宜。德行是学问中的大节目，不可以片刻离开。圣人的言论，句句都是尊崇德性；一旦有所失坠，万事都会毁坏。比如讲治理拥有千乘之国的方法，便不先说制度如何，只说敬慎地办事而取得信任，节省费用而爱护百姓，按照农时役使百姓。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项。《洪范》九畴中，第一项是五行，第二项是敬慎地运用五事。五事之下就有“敬”字，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考，次于五行，再往后才是数字七等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与天道的关系，也由此知道大节目同天地一起流行。颜渊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只告诉他视、听、言、动罢了。凡人做事，大的违逆、大的和合、利害得失、成败兴亡，无不表现在气概和容色之间。在这里稍有忽略，灾祸就有说不尽的。朱子说，修身的要领、治理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有人说，讨论本性不是急务，这是不明白的人。后世把“文”字专指词章为文，却不知道天地万物的文理灿然明备而不可混乱。孔子称“斯文”，难道只是词章吗？三代圣人立言垂训，都是在扶持这种文理。君臣、父子等五种教化，是人文中最大的。下至各种事物也都有文理，人做事有不顺的，就说“错了”。既然说错了，就是文理有差错。文理既然有差错，事情就不能成功。先天图中的卦都彼此相对，六十四卦就是三十二对，如乾与坤就是一对。三百八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对，如“潜”与“亢”相对，“见”与“飞”相对，“夕惕”与“或跃”相对。“夕惕”是忧惧危险，“或跃”是勇敢奋进。又如“栋桡”与“栋隆”，“老夫女妻”与“老妇士夫”；借用白茅，是极其谨慎；过河而灭顶，是极其不谨慎。“甘节”“苦节”“不节若”，以及“嗟若”“安节”等，都是这个道理。世间只有一个感应，大事小事，即使细如秋毫，也没有不相对的。人做不善之事，便有凶祸与之相对。德性不会孤立，必定有同类相邻。处理事情、接待人物，只要从德性上发出，不要让气血意气作为主导。既然从德性上发出，就没有不善的；这一方既善，那一方也会向善回应，所到之处没有不是善的，德性就不会孤立。一旦从气血意气上发出不善，那一方也会发动气血意气，以不善来回应，彼此沉沦于凶祸而不自知。没有我行善而别人必以不善回报我的道理，感应的道理就是这样。先生说，德性发挥作用，物欲就不能流行；能够随时变易而合乎道。在楚汉时期，便能施展子房的才略；处在孝文帝的地位上，自然会寒心消志，恭敬节俭而深沉默然，几乎使刑罚废置不用。上天赋予人德性，父母生下人的身体，毛发和百骸都完整具备，万物的道理也都具备于其中。如今却任意暴弃自身，就是不肖、违背天命、逆反天理到了极点。现在如果尊长有所赐予，人会心怀敬意地接受，珍爱地收藏；即使是果肉，也不敢把果核和骨头丢弃。如此看来，人从天地和父母那里接受的东西，极其尊贵、极其灵妙，有无法形容的价值，反而轻慢它、轻易对待它，不知道爱护珍惜，这是什么心肠呢？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孟子说：“保存本心，养育本性，这就是侍奉上天。”又说：“侍奉什么最重要？侍奉父母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最重要。”这就是孝子仁人的心。人应当知道根本所在，应当知道什么值得尊敬。有的文章先讲前代因失败而成功的事情，又讲前代因为获胜便轻视敌人而导致败亡的事情；文章写得雄健丰赡，读者称赞感叹，便把成败的道理说成必然如此。其实不知道，几千年中也只有这几件事罢了。大体说来，都是获胜而成功、失败而灭亡的。自成汤、周武王以来都是如此。读者不探究其中所以然，便以为事情真是如此。苻坚一败涂地，因失败而灭亡的事例都是如此。都应当探究其中的道理，不要被一时的文章迷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许世子的事情，欧阳公认为只是执掌法律的官吏判处断手，并不是圣人的本意。他又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信；否则，这件事或许就没有依据。如果像传文所说的那样，是圣人把它记载下来，为万世着想。防止细微错误发展、杜绝弊端蔓延，对后世的功劳很大。孟子说：“第一个制作木偶来殉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就是担心它流传下去所造成的弊害，危害整个社会。应当探求圣人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作为君主，应当止于仁。天地的本心，不过就是仁。麒麟、凤凰分别是羽类、毛类、鳞类、介类中的首长；不论中原还是夷狄，不论君子还是小人，都要使他们各得其所。隋炀帝从辽东回来，看见市场上的人还很多，竟对此感到惊讶，这哪里像统治人民的君主？所以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愿。

译尧、舜、文王、武王侍奉上天、侍奉祖宗、侍奉父母，礼仪和文饰都严肃恭敬；并不是圣人勉强造作出来的，而是按道理本来就应当这样。凡是在上面的清明，在下面的混浊；天气清明，日月星辰灿然，文理和光彩都显现出来；人的面目清明，也都集中体现于此。又因为天天洗涤，人处在万物之上，所以灵秀明智。鸟兽便显得污浊。这并不是圣人任意想要这样整肃天地人事，而是本来就应当如此。大人君子自然应当严肃恭敬，难道可以像小人那样轻慢亵渎吗？《春秋》所说的大一统，在天下尊崇王，在国家尊崇君，在家庭尊崇父。这三件事一旦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这三处一旦失去应有的位置，天下就会混乱。在人的自身，尊崇德性；德性发挥作用，便能治理好自身，才性发挥作用，便会混乱。圣人急切地讲忠信、孝悌、仁义，只是为了说明这几个方面。所说的知命，不是术数家的说法。命也不是佛、道二教所说的福祸之命，而是上天所赋予的命分。人只管尽力去做，至于生死、祸福、贫富、寿夭，都交给上天罢了。事情可以做时就做，事情不可以做时就停止，不必去问今年如何、明年如何。假如今年命运顺利，却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又应当怎么办呢？《鲁斋遗书》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遗书》卷三；元代许衡撰《小学大义》。古代，人民生下来八岁，从王公到庶人的子弟，都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了十五岁，从天子的长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普通百姓中资质优秀的人，都进入大学，教给他们穷究义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就是小学、大学之所以有区别。人在年幼时，如果不先在小学学习这些，就无法收回放纵的心，培养自己的德性；到了年长时，如果不进入大学，就无法考察义理，把它施行于事业。先学习小学，是为了建立大学的基础；进而学习大学，是为了收获小学教育的成果。夏、商、周三代兴盛时，贤能人才接连出现，风俗淳厚，大概就是由于完全实行了这套道理。自秦始皇焚书以后，圣人的经典不完整，无法考察古人求学的次第。班孟坚的《汉史》虽然大略说到小学、大学的规模，但也看不见其中条目的详细内容。一千多年间，学者各自凭自己的意思求学，见识高的陷入空虚，见识低的流于功利；即使苦心竭力、博闻强识，总的说来不违背古人的很少。直到唐代韩文公才引用大学的条目，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次序。到了北宋伊洛诸先生，又表彰阐发《大学》一篇，说明古代大学教人的方法。近世新安朱文公根据孔门圣贤设置教育、教人求学的遗意，参照《曲礼》《少仪》《弟子职》等篇，编纂成《小学》四卷，其纲目有三项：立教、明伦、敬身。立教，是说明三代圣王用来教人的方法。人的良心本来没有不善，只是自从出生以后，受到气禀的拘束，被物欲蒙蔽，私意妄自发动，才有了不善。圣人设置教化，使人养护良心本来的善，去除私意造成的不善；上等的人可以进入圣人境界，次等的人可以成为贤人，再次等的人也不会失去做善人的资格。这就是先王时代百姓和睦、上下没有怨恨、家家都可以受封为善的原因。然而所谓教化，并不是出于先王的私意；而是上天有这样的道理，先王使人顺从这个道理；上天有这样的道路，先王使人实行这条道路。依循天命的自然，把它作为人事的当然，这才叫作教化。所以引用《中庸》的几句话来说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概说来，施行教化而不以道为根本，就不是教化；求学而不以道为根本，就不是求学。道是什么？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也是人应行的道路。知道这一点，做老师的就知道用什么道理教人，做弟子的就知道用什么方法进学了。明伦，“明”就是使它明白；“伦”就是伦理。人从上天接受禀赋，没有谁不各自具有本来应当遵循的准则。如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夫妇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这就是所谓天伦。三代圣王设置庠、序、学校来教天下人，没有别的事情，只是使人明白这些伦理罢了。人如果不能明白人的伦理，那么尊卑、上下、轻重、厚薄就会混乱而无法统理。严重的甚至会变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夫妇、长幼、朋友各自都不能处在相应的身份中。这样难道只是混乱而无法统理吗？将会看见祸乱接连发生，最后沉沦为禽兽才停止。这就是古代的教化一定以明伦为内容，求学的人一定以明伦为学习目标的原因。《敬身序》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没有什么不敬，敬重自身是最大的。”自身，是父母的枝干，怎么敢不敬重呢？不能敬重自身，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根本；伤害根本，枝干也会随之灭亡。圣人把这件事留下来作为戒诫，就知道凡是做人，不能有一天离开敬。何况人的这一身体，实在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在这里有了差错，万事万物也会随之出差错，怎么可以不敬呢？敬身的条目有四项：心术、威仪、衣服、饮食。心术在内端正，威仪在外端正，敬身的大体就具备了。衣服、饮食二者，是用来奉养身体的；如果不以义来制约、不以礼来节制，就会看见原本用来养人的东西反而害人。分别来说，心术、威仪是修德的事情；衣服、饮食是克制自己的事情。总的说来，都属于敬身的要领。正因为敬重自身，所以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没有什么行为不可以施行。这就是古人修身必定以敬为根本。《稽古录》记载，三代时期圣人、贤人已经实行过的事迹，其纲目也有三项：立教、明伦、敬身。用这些事迹来充实前面所说的话。它的外篇记载嘉言善行，都是汉代以来贤人所说的美善言论、所实行的善行。它的纲目也各有三项：立教、明伦、敬身。这就是外篇。推演内篇的话来同外篇相合，就知道外篇是《小学》的支流；约取外篇的话来同内篇相合，就知道内篇是《小学》的本源。把内篇、外篇合起来从两方面观察，那么《小学》的规模、条目就没有不完备的了。朱文公编集《小学》一书，大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