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卷十二
阳县岐山。文王迁丰，在鄠县东丰水。武王迁镐，在长安西南昆明池，所谓镐池也。岐在邰西北无百里，豳在岐西北四百余里，丰在岐山东南一百余里，镐在丰东二十五里。」朱子曰：「丰镐去洛邑三百余里。」
译阳县的岐山。周文王迁都到丰邑，位于鄠县东面的丰水之滨。周武王迁都到镐京，位于长安西南的昆明池，也就是所谓的镐池。岐邑在邰邑西北不到一百里，豳地在岐邑西北四百多里，丰邑在岐山东南一百多里，镐京在丰邑东面二十五里。朱熹说：“丰邑和镐京距离洛邑三百多里。”
越若来 经营
邹季友曰：蔡▯「越若来」古语辞。按《尧典》篇▯引此「越若来三月」为句，而此乃异释，何也？朱子语录载刘谏议云：「越若」发语辞，「来三月」犹云「明三月」也。又《汉律厯志》引《书·武成》篇云：「越若来三月」，既死霸。虽云伪书，然亦可见古人文法句读皆如此。刘説尤为有证，不当复释为迤逦而来也。《汉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孔疏：「经营」《考工记》所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也。又《周礼》注云：「上公城方九里，则天子城当十二里矣。」孔无明説。
庶殷攻位于洛汭 位成
孔▯以众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
疏云：《汉地理志》河南郡治洛阳县河南城，别为河南县。庄二十九年《▯》云：「凡土功，水昬正而栽，日至而毕。」此以周之三月农时，役众者迁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陈啓源曰：「蔡▯以殷民之迁在作洛以前，非也。周公作洛，先之以卜。若殷民既迁，是后河朔涧瀍，又安用卜为？此时四方民已大和防，岂无殷民在其间？举殷民，则友民可知矣。」
袁黄曰：「蔡传『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位，不及城郭。説者谓城郭非一时可成，故不言。若欲一概成就，即庙社、朝市，岂易断手？但定基址，亦何难耶？」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疏云：「郊特牲及公羊▯皆云养牲必养二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王樵曰：「泰誓蔡▯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云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后不合。」
孔▯共工氏子曰句龙能平水土祀以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谷祀以为稷社稷共牢疏云防誓冢土武成后土传皆训社左传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是也经文有社无稷稷是社类知其同告之【陈祥道曰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谷之神凡祭社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养人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龙稷配以柱商又易柱以弃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王樵曰疏云左▯以社稷惟祭句龙后稷人神而已孔▯从之孝经以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稷为五谷之长】句龙后稷配食郑▯从之今按左氏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本与黎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句龙配社后稷配稷非即祀以为社祀以为稷也武王告皇天后土本不当引此为説不然是共工氏子与皇天并尊矣武成孔氏传云后土社也以后土为地社即祭地却是祭法曰为羣姓立社为大社王自立社为王社张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祗王社祭京师之地祗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别无北郊以祭地也 陈经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国外社在国内故也王氏曰于尊以简为诚于卑以丰为贵故郊用特牲而社稷备牛羊豕【左▯馈七牢焉注牛羊豕各一为一牢】愚按圜丘用冬至日正月祈谷用上辛而召诰用丁祀太社王社皆用甲而召诰用戊者召诰是告祭非常礼也【王炎云周人之郊有二皆无所用卜日至而郊报本也啓蛰而郊祈谷也卜日用辛则鲁礼也合之而紊其时日诸儒之失也此説存之待考】
附北郊辨
胡宏曰：古者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一牛于郊，复用太牢于社也。」《记》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无地祗之祀。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无祭社之説，则以郊对社可知矣。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王炎曰：《周礼》圜丘，《戴记》谓之南郊，又谓泰坛，其名有三，其实一也。《周礼》方丘，古人所谓大社，《诗》《书》谓之冢土，《戴记》谓之泰折，折则方矣，其名有三，其实亦一也。以周人之行事质之，武王东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也；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也。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新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
译越若来，经营
邹季友说：“蔡沈认为‘越若来’是古语助词。查《尧典》篇中引用此句，将‘越若来三月’连读成句，而此处解释不同，为什么呢？朱子语录记载刘谏议说：‘越若’是发语词，‘来三月’就是‘明三月’的意思。又《汉书·律历志》引用《尚书·武成》篇说：‘越若来三月’，既死霸。虽然《武成》篇被认为是伪书，但也可以看出古人的文法句读都是这样的。刘谏议的说法尤其有证据，不应当再解释为‘迤逦而来’。《汉书·律历志》记载‘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孔颖达疏说：‘经营’就是《考工记》所说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又《周礼》注说：‘上公的城方圆九里，那么天子的城应当是十二里了。’孔颖达没有明确解释。”
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
孔安国说：“率领众殷民治理都邑的基址在洛水北岸，即现在的河南城。”
孔颖达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治所在洛阳县河南城，另外设有河南县。《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说：‘凡是土木工程，水昏星正位时开始树立标记，冬至日完工。’这里因为周朝三月是农忙时节，役使众人迁移都城，事情重大，不可以拘泥于常规制度。”
陈启源说：“蔡沈认为殷民迁移是在营建洛邑之前，这是不对的。周公营建洛邑，首先进行占卜。如果殷民已经迁移，那么后来在河朔、涧水、瀍水之间，又何必占卜呢？此时四方民众已经大体和谐安定，难道没有殷民在其中吗？举出殷民，那么其他民众就可以推知了。”
袁黄说：“蔡传所说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方位，没有提到城墙。有人说城墙不是一时能建成的，所以不说。如果想要一概建成，那么宗庙、社稷、朝廷、市场，难道容易停工吗？只是确定基址，又有什么难的呢？”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国说：“郊祭以后稷配享，所以用两头牛。”孔颖达疏说：“《郊特牲》和《公羊传》都说饲养祭牲必须饲养两位帝，如果牛不吉利，就作为稷的祭牛，这是帝和稷各用一头牛，所以是两头牛。”王樵说：“《泰誓》蔡沈传说郊祭天，社祭地，到这里又说郊祭天地，所以用两头牛，前后不一致。”
孔安国说：“共工氏的儿子叫句龙，能平治水土，祭祀他作为社神；周朝的祖先后稷能种植百谷，祭祀他作为稷神。社稷共用牢牲。”孔颖达疏说：“《泰誓》中的‘冢土’，《武成》中的‘后土’，传注都解释为社。《左传》称句龙为后土，后土就是社，这是对的。经文有社没有稷，稷是社的一类，知道是同时告祭的。”【陈祥道说：“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谷之神。凡是祭社必定兼及稷，因为同功均利而养育人民。祭祀必有配享，而社配享句龙，稷配享柱，商朝又用弃代替柱，因为他们的功利足以与社稷相当。”】王樵说：“孔颖达疏说《左传》认为社稷只祭祀句龙、后稷，是人神罢了，孔安国跟随这种说法。《孝经》认为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稷是五谷之长】，句龙、后稷配享，郑玄跟随这种说法。现在查《左传》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本来与黎为祝融等一样，都是五行之官，死后配享五行之神，句龙配社，后稷配稷，并不是直接祭祀他们作为社、作为稷。武王告祭皇天后土，本不应当引用这个作为解释，不然就是共工氏的儿子与皇天并列尊贵了。《武成》孔氏传云：后土就是社，以后土为地，社就是祭地，却是《祭法》说‘为群姓立社为大社，王自立社为王社’，张载说‘大社祭天下之地祗，王社祭京师之地祗’最分明。由此知道天地不合并祭祀，也没有另外在北郊祭地的情况。”陈经说：“郊祭不说是新邑，是因为郊祭在国外，社祭在国内，所以这样。”王氏说：“对于尊贵的以简朴为诚，对于卑下的以丰盛为贵，所以郊祭用特牲，而社稷备齐牛、羊、豕。”【《左传》‘馈七牢焉’注：牛、羊、豕各一头为一牢】我按：圜丘用冬至日，正月祈谷用上辛，而《召诰》用丁日祭祀太社、王社，都用甲日，而《召诰》用戊日，是因为《召诰》是告祭，不是常礼。【王炎说：“周人的郊祭有两种，都不需要占卜，冬至日郊祭是报本，启蛰时郊祭是祈谷。占卜日用辛，那是鲁国的礼仪。合并起来就扰乱了时日，这是诸儒的失误。这个说法保留下来待考。”】
附北郊辨
胡宏说：“古代在社祭地，就像在郊祭天一样。所以《泰誓》说：‘郊社不修’，而周公祭祀新邑，也先在郊用一头牛，又在社用太牢。”《礼记》说：“天子将要出征，向上帝类祭，向社宜祭。”又说：“郊祭所以阐明天道，社祭所以神化地道。”《周礼》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而没有另外祭祀地祇。四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祭天；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祭地；而没有另外祭社的说法，那么以郊对社就可以知道了。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这是错误的。”王炎说：“《周礼》的圜丘，《戴记》称为南郊，又称为泰坛，名字有三个，其实是一个。《周礼》的方丘，古人所谓的大社，《诗经》《尚书》称为冢土，《戴记》称为泰折，折就是方，名字有三个，其实也是一个。用周人的行事来验证，武王东征，告祭皇天后土了。告祭皇天，就是类祭上帝；告祭后土，就是宜祭冢土。这是天地不曾合并祭祀的一点证据。周公在新邑祭祀，丁巳日用牲于郊，戊午日社于新邑，这是天地不曾合并祭祀的……”
尝合祭者二也。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説，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并配之説，则失先王之意益甚矣。又曰：「圜丘谓之南郊，方丘谓之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记》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诸侯既有社矣，谓之祭土，不谓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国、韩婴之言有证矣。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太社，其命诸侯，惟以方色之土与之，使归而立社。是诸侯有社，而无五土之大社，其祭社也，可谓之祭土，不可谓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谓之南郊，其祭地不谓之北郊，皆礼经也。夫子曰：「礼者，义之实也。」祭天于郊，南面，阳也；祭地于社，北面，阴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义也。方回曰：「月令」季冬，命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后稷之飨，又九州之民，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以社稷对皇天上帝，则知社即是祭地祗也。朱文公解《中庸》：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亦主胡五峰之説。葢郊者，祭天之所；社者，祭地之所。先王建国，左宗庙，右社稷。惟天子祭南郊，而社则诸侯以下皆得祀之。此尊天而亲地之义也。谓南郊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北郊祭地于泽中之方丘者，出《周礼·大司乐》。愚尝覈之：圜丘祭天，日月从祀东西；方丘祭地，日月从祀东西。是一岁之内，天地之祭各一，而日月乃两得从祀，可疑一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周礼·圜丘》祭天并不言配稷之位，何也？方丘祭地以夏至，则夏至之地祗无所配乎？可疑二也。周正建子，则子月南郊，午月北郊，于礼无碍。若建夏正，寅月为嵗首，则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后祭天，先母后父，可疑四也。冬至郊天，大裘而冕可也；夏至北郊，溽暑而大裘可乎？可疑五也。旧説周制，宗庙向南，社稷向北。郊特牲祭社之礼，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又《祭法》：王之大社在库门内之右，所谓分五色土以茅苞之封诸侯者，或者祭地祗即于此社之坛欤？北郊之説，惟《周礼》有之，《易》《诗》《书》无一足证。假使有之，后世决不可行也。又曰：以成周之盛，而别无祭地之乐章，何也？五峰谓社即是祭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此亦人主亲祭，《周颂》别无祭地之诗，即知祈报社稷为祭地也【圜丘方丘见《周礼·大司乐·八变章》。方虚谷深辟之，以为刘歆所撰。吴草庐亦议其不经。考《汉志·大司乐》乃汉文帝时魏文侯乐工窦公所献，时年一百八十余矣。此章自是周之遗书，不可谓刘歆伪作。然虚谷所论极为有据，存而考焉，可也】
译曾经将天地合祭的，只有两种情况。到了汉代，匡衡才提出南北郊分别祭祀的说法，这就失去了先王尊崇天、亲近地的本意了。新莽时期才开始有天地合祭、祖先与妣亲共同配享的说法，这就更加背离先王的本意了。又说：“圜丘称为南郊，方丘称为北郊，这是用来确定天地尊卑的。”《礼记》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而《公羊传》也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诸侯既然已经有了社，称之为祭土，而不称之为祭地，这是为什么呢？我在孔安国、韩婴的话中找到了证据。天子用五种颜色的土来建立太社，他分封诸侯时，只给他们一方颜色的土，让他们回去建立社。因此，诸侯有社，却没有包含五种颜色土的太社，他们祭祀社，可以称之为祭土，不可以称之为祭地。而天子祭天，称为南郊，他祭地不称为北郊，这都是礼经的规定。孔子说：“礼，是义的具体体现。”在郊外祭天，面向南方，属于阳；在社祭地，面向北方，属于阴。天尊贵，地卑下，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不敢违背尊卑的大义。方回说：《月令》记载，季冬时节，命令准备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后稷的享祀，又九州的人民，都贡献他们的劳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的祭祀。以社稷与皇天上帝相对，就知道社就是祭祀地祇。朱文公解释《中庸》：郊祭天，社祭地，不说后土，是省略文字。这也主张胡五峰的说法。大概郊是祭天的地方；社是祭地的地方。先王建立国家，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只有天子祭祀南郊，而社则诸侯以下都可以祭祀。这是尊崇天而亲近地的意义。说南郊在陆地上的圜丘祭天，北郊在水泽中的方丘祭地，出自《周礼·大司乐》。我曾经考察过：圜丘祭天，日月在东西两侧从祀；方丘祭地，日月在东西两侧从祀。这是一年之内，天地各自祭祀一次，而日月却两次从祀，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周代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天，而《周礼·圜丘》祭天并不说后稷配享的位置，为什么呢？方丘在夏至祭地，那么夏至时地祇没有配享吗？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周历以子月为正月，那么子月在南郊，午月在北郊，于礼没有妨碍。如果以夏历为正月，寅月为岁首，那么就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后祭天，先祭母后祭父，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冬至在南郊祭天，穿着大裘戴着冕冠是可以的；夏至在北郊，在潮湿炎热的气候下穿着大裘可以吗？这是第五个可疑之处。旧说周代的制度，宗庙向南，社稷向北。《郊特牲》中祭祀社的礼仪，君主在北墙下面向南方，这是回应阴气的意义。又《祭法》说：君王的大社在库门内的右边，所谓用茅草包裹五色土分封诸侯的，或许祭祀地祇就在这社的坛上吧？北郊的说法，只有《周礼》中有，《易》《诗》《书》中没有一点证据。假使有，后世也决不能实行。又说：以成周的兴盛，却另外没有祭祀地的乐章，为什么呢？五峰说社就是祭地，《载芟》是春天籍田而祈求社稷；《良耜》是秋天报答社稷。这也是人君亲自祭祀，《周颂》中没有另外祭祀地的诗，就知道祈求报答社稷就是祭地【圜丘方丘见于《周礼·大司乐·八变章》。方虚谷深入驳斥，认为是刘歆伪造的。吴草庐也议论其不合常理。考察《汉志·大司乐》是汉文帝时魏文侯的乐工窦公所献，当时他已一百八十多岁了。这一章自然是周代的遗书，不能说刘歆伪造。然而虚谷的论述极为有据，保留下来考察，是可以的】
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孔疏：「书赋功属役之书也，邦伯方伯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各命其所部，不徧举五服者，文略耳。」
庶殷丕作
林之奇曰：「召公营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继至，自乙夘至甲子，十日而用。书庶殷丕作，周召之规模，其敏如此，岂后世可及？』」
出取币 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王氏曰：「庶邦冢君诸侯防于洛者，因洛成而献币，所以为礼，且致庆也。币为庭实，故用旅陈【旅陈列也，篇末用币，即此出取之币】
陈啓源曰：「周书御事甚多，召诰亦三见，皆指治事之臣也。蔡▯独解此御事为不敢斥王，犹今人言执事。然则前后皆苴称王，又何説耶？」疏云：「我为言诰，以告庶殷诸侯及汝御事，欲令君臣同听之。此时诸侯皆在，故云。其实戒成王也。」如此解，尽通。
民碞
苏▯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矣。
吕祖谦曰：「地之于车，莫仁于羊肠，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唐，而莫不仁于溪涧。葢戒险则全，玩平则覆也。」
自服土中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古影字】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日景移一寸则差千里】疏云：周公置五表测日景，中表在頴川阳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合置一表，表皆长八尺。凡正日景，必以夏日至，昼漏中，中表之北景长一尺五寸。东表在日之东，昼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昼漏中仍得朝时之景；南表在日之南，昼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昼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孔疏：「周臣恃功，或加凌殷士；殷人失势，或疎忌周臣；新旧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当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协，政乃可一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朱子依孔▯九字作一句，读蔡▯以所字为句。真西山谓蔡説为长，然蔡説实自东莱解「所」，其「无逸」发之。愚谓作「所」与「北辰居其所」之「所」同。朱子不取东莱説，以其伤巧，然巧而不凿。
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
孔疏：「智愚由学习而至，是无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谓年长解习学，非始初生也。」叶梦得曰：「哲命，以明哲为天所命也。」王樵曰：「吕、林二氏皆以哲命为性命，然性命之命，即夀命之命，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长短之命也。人以孔顔之未得报而疑之，乃程子所谓以浅狭之见求之者也。」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孔传「民字为句」云「顺行禹汤所以成功」以功即嗣若功之功也蔡传又「字为句」云「顺导其民则有功」二説皆通
正义云：圣王为政，当使易从而难犯，故令行如流水，民从如顺风。若使设难从之教，为易犯之令，虽迫以严刑，终不用命，此民若有功之説也。
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孔▯解「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作一句读颇难通，蔡▯更之，以「讐民」为殷之顽民，「百君子」为殷御事庶士，「友民」为周民，文较顺矣。但其意以「讐」训怨讐之雠，与「友民」相对。夫二公方以大泽深仁化殷民之梗，岂显然目之为讐耶？周尚不讐殷也，乃忍讐其民耶？愚考「讐」字义，古训为匹、为答、为应当，「此讐民」当从匹言，与周家相俦匹之民也。此时武庚虽亡，而殷民与周民犹名相敌，地相次，即周公亦自居小国，而目之为商王士，此可得俦匹之义矣。谨识之，以质髙明。
洛诰
范浚曰：周有天下，视夏、商最为长乆，卒所以失天下者，无令王兴复周道，故凌迟而遂亡也。或者过周之东迁，谓为失计，是知周自东迁而衰，不知东迁非所以致衰也。周居丰、镐，谓洛邑为东都，葢自武王之迁九鼎，已有意乎经营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土、社壝、宗庙、市朝，无一不备，岂
译于是周公在早晨用文书命令庶殷的诸侯、甸服、男服的邦伯。
孔颖达疏解说：“‘书’是分配劳役的文书，‘邦伯’即方伯。《王制》说：‘千里之外设置方伯，也就是州牧。’周公命令州牧，让各州分别命令其所辖地区，没有遍举五服，只是文辞简略罢了。”
庶殷之人大力劳作。
林之奇说：“召公营建洛邑，从戊申日到甲寅日，七天完成。周公随后到达，从乙卯日到甲子日，十天启用。‘书庶殷丕作’，周公、召公的规模，如此敏捷，哪里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出来取出币帛，告诫庶殷以及你们的办事官员。
王氏说：“各国诸侯在洛邑防守的，因为洛邑建成而献币，这是为了行礼，并且表示庆贺。币帛作为庭实，所以用‘旅’陈列（‘旅’是陈列的意思，篇末的‘用币’，就是这里取出的币帛）。”
陈启源说：“《周书》中‘御事’很多，《召诰》也出现了三次，都指处理政务的臣子。蔡沈唯独解释这里的‘御事’为不敢直呼王，就像今人说的‘执事’。那么前后都尊称王，又怎么解释呢？”疏解说：“我发布诰命，来告诉庶殷诸侯以及你们的办事官员，想让君臣一同听取。此时诸侯都在，所以这样说。其实是在告诫成王。”这样解释，完全通达。
民众危险。
苏辙说：“民众，就像水一样。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没有什么比民众更危险的了。”
吕祖谦说：“地对于车，没有比羊肠小道更仁慈的，也没有比康庄大道更不仁慈的；水对于船，没有比瞿塘峡更仁慈的，也没有比溪涧更不仁慈的。大概是因为警惕危险就能保全，玩忽平坦就会倾覆。”
从位于土地中央的地方。
《周礼·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中心。太阳在南边则影子短，多暑热；太阳在北边则影子长，多寒冷；太阳在东边则傍晚的影子，多风；太阳在西边则早晨的影子，多阴湿。夏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中心（日影移动一寸就相差千里）。疏解说：“周公设置五根表杆测量日影，中表在颍川阳城，距离中表千里之外，四方各设置一根表杆，表杆都长八尺。凡是校正日影，必须在夏至日，白天漏刻正中，中表北面的影子长一尺五寸。东表在太阳的东边，白天漏刻正中已经得到傍晚的影子；西表在太阳的西边，白天漏刻正中仍然得到早晨的影子；南表在太阳的南边，白天漏刻正中表北面的影子只有四寸；北表在太阳的北边，白天漏刻正中表北面的影子一尺六寸。”
王先安抚殷人，办事官员亲近辅助我周的办事官员。
孔颖达疏解说：“周臣倚仗功劳，或许欺凌殷人；殷人失去权势，或许疏远忌惮周臣；新旧不和，政令必然乖戾。所以召公告诫王，应当先治理殷臣，使他们亲近周臣，必定和谐，政令才能统一。”
王恭敬地施行那些不可不恭敬的德行。
朱熹依照孔安国的说法，将九字作为一句读，蔡沈以“所”字断句。真德秀认为蔡沈的说法更好，但蔡沈的说法其实源自吕祖谦解释“所”，在《无逸》中阐发。我认为“所”与“北辰居其所”的“所”相同。朱熹不采纳吕祖谦的说法，认为它过于巧饰，但巧而不凿。
无不在于其初生时自取明智的命运。
孔颖达疏解说：“智愚由学习而达到，是无不在其初生。这初生，指年长后开始学习，不是刚出生。”叶梦得说：“哲命，以明哲为天所命。”王樵说：“吕祖谦、林之奇二人都认为哲命是性命，但性命的命，就是寿命的命，不是既有昏明的命，又有厚薄长短的命。人们因为孔颜没有得到报应而怀疑，这正是程子所说的以浅狭之见去探求。”
也敢于灭绝杀戮来治理民众，如果有功。
孔传以“民”字断句，说“顺行禹汤所以成功”，以功即嗣若功之功。蔡传又以“有”字断句，说“顺导其民则有功”。两种说法都通。
正义说：“圣王为政，应当使容易遵从而难以触犯，所以令行如流水，民众顺从如顺风。如果设立难以遵从的教令，制定容易触犯的禁令，即使迫以严刑，最终也不会服从，这就是‘民若有功’的说法。”
匹敌的民众，百位君子以及友好的民众。
孔颖达将“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作为一句读，很难通顺，蔡沈更改它，以“讐民”为殷的顽民，“百君子”为殷的办事官员和众士，“友民”为周民，文辞较顺。但他的意思以“讐”解释为怨仇的仇，与“友民”相对。两位公正在以大泽深仁教化殷民的梗直，难道显然视之为仇吗？周尚且不仇视殷，难道忍心仇视其民吗？我考证“讐”字的意义，古训为匹、为答、为应当，“此讐民”应当从匹说，是与周家相匹敌的民众。此时武庚虽然灭亡，但殷民与周民仍然名义上相敌，地域上相邻，即使周公也自居小国，而视之为商王士，这可以得到匹敌的意义。谨此记录，以质询高明。
洛诰
范浚说：“周拥有天下，比起夏、商最为长久，最终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没有贤王兴起恢复周道，所以逐渐衰落而灭亡。有人过分指责周的东迁，认为是失策，这是知道周自东迁而衰，不知道东迁不是导致衰落的原因。周居住在丰、镐，称洛邑为东都，大概自武王迁移九鼎，已经有经营的意思了。周公辅佐成王，成就武王的志向，占卜洛邑建城，凡是郊土、社壝、宗庙、市朝，无一不备，岂”
真无意于迁乎哉？借令当时无意乎迁，岂无意乎后世子孙计哉？使成王、周公无意乎迁，又不为后世子孙计，何利而为此纷纷也？以书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为治王，因遂东，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虽不留都，亦既有事于庙祀矣。东迁何尤，而遽以为失计哉？谓洛邑形势不如西周之据崤、函界褒、陇耶？则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豁险要阨，犹足守也。谓洛中土地不如西周之为九州上腴天地奥区耶？则风雨之所防水土之所和，交灌沃衍，犹足富也。谓东迁不足以朝万国耶？则赤芾金舄，宣王固尝防诸侯矣。谓东迁不足以抚四夷耶？则坚车齐马，宣王固尝伐玁狁矣。谓东迁致王室之凌夷耶？则日蹙国百里，周道为已衰。谓东迁致王威之微弱耶？则下堂见诸侯，君尊为已替。谓东迁致霸国之盛强耶？则胶舟不复，甚于问鼎轻重。谓东迁致外侮之凭陵耶？则四夷交侵，甚于戎伐凡伯。然则东迁何尤，而以为失计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荡之后，不待东迁而无周矣。使迁洛而复有宣王，吾知黍离之初，虽移都而周必兴矣。且尧平阳，舜蒲坂，禹安邑，商自契至盘庚屡迁，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汉世祖都洛阳，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阳，太和称治。使建国必于西周，则前乎周者不都丰、镐，何能国乎？使东周必不可都，则后乎周者或都洛邑，何以兴乎？又况周公卜宅土中，诸侯蕃屏乎四面。议者谓平王东迁，其后齐、晋更率诸侯以尊王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乆，然则周迁实资夹辅以永厯年，谓致衰可乎？东莱大事记：娄敬谓周公营洛邑，有徳则易以王，无徳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説。袁黄曰：史载武王谓周公：「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母逺天室，将营周居于洛，则是迁洛者武王之志也。武王何以欲迁洛？曰丰镐非无事之地也。闗中自始皇斥逐匈奴，开榆中地数千里，形胜始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无金城千里之固也。豳岐之间，犬戎居之；洮湟以西，赤白翟居之；而朔方又玁狁窟穴也。长蛇封豕，偪我郊门，势不得与之错处。故武王谓洛为有夏之居，正以丰镐邻于戎狄，去中夏逺耳。若欲更徙而东，则迫近淮夷徐戎，又与商奄犄角为敌仇而贰于我。惟有洛介其中，西不偪戎，东不偪夷，三涂岳鄙大河伊阙之间有险可拒。定鼎于此，借其形胜，为子孙虑逺矣。毕命曰：「慎固封守。」使洛果平易无固，又何以守耶？范文正谓洛阳险固，表里山河，应接东京，属连闗陜，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阳。其果居易无固者耶？▯称周公卜洛而曰：「使后世有徳易以兴，无徳易以亡。」此葢非周公语也。周公营洛邑，迁殷民，身自治之，经画周密，无事不为，亿万年计。卜年卜世，果欲后人易以亡乎？武周而取易亡也，何不为禅让乎？或曰：圣人爱天下而忘其家，此不知尧舜者也。朱均之不肖，若拥大宝而肆其害，必至家灭身殒。尧舜惟欲安之，故俾退而就臣列，受制于人，然后得享其百里之封，世世弗替。是禅让者，尧舜之爱其子以及天下也。武周不为禅让，而置子孙于易亡之地，然则国亡之时，士民有不涂膏衅血而丘墟井社者乎？安在其为爱天下也？周公宅洛，本成武志，而乃为此言，吾不信也。
译真没有迁都的意图吗？假使当时没有迁都的意图，难道就没有为后世子孙考虑吗？假使成王、周公没有迁都的意图，又不为后世子孙考虑，有什么好处要这样纷纷扰扰呢？根据《尚书》考证，周公告诫成王居住在新邑，治理天下，于是向东迁都，所以说：“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举行岁祭。”虽然不留在旧都，也已经在宗庙祭祀了。东迁有什么过错，就急忙认为是失策呢？说洛邑的形势不如西周占据崤山、函谷关，界于褒斜、陇山之间吗？那么逆流洛水，背靠黄河，左有伊水，右有瀍水，开阔险要，足以防守。说洛中的土地不如西周是九州的上等肥沃之地、天地的奥妙区域吗？那么风雨所防、水土所和，交错灌溉，肥沃平坦，足以富足。说东迁不足以朝会万国吗？那么穿着红色蔽膝、金色鞋子，宣王本来曾经防范诸侯。说东迁不足以安抚四方夷狄吗？那么坚固的车子、整齐的马队，宣王本来曾经讨伐玁狁。说东迁导致王室的衰微吗？那么国土每天缩减百里，周道已经衰败。说东迁导致王权的微弱吗？那么走下殿堂会见诸侯，君主的尊严已经废弃。说东迁导致霸国的强盛吗？那么胶船不再修复，比询问鼎的轻重更严重。说东迁导致外侮的侵犯吗？那么四方夷狄交相侵犯，比戎人讨伐凡伯更严重。那么东迁有什么过错，就认为是失策呢？假使西周没有宣王，我知道《板》《荡》之后，不等东迁就没有周朝了。假使迁都洛邑后又出现宣王，我知道《黍离》之初，虽然迁都但周朝必定兴盛。况且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商朝从契到盘庚屡次迁都，唐、虞、夏、商的都城，没有固定的止境。汉光武帝都洛阳，延续国祚二百年；魏孝文帝也居住洛阳，太和年间称治。假使建国必须在西周，那么周朝之前的君主不都丰、镐，怎么能建国呢？假使东周绝对不能都洛邑，那么周朝之后的君主有的都洛邑，为什么能兴盛呢？又何况周公占卜宅基在土中，诸侯在四面作为屏障。议论的人说平王东迁，其后齐、晋更率领诸侯尊崇王室，所以周朝在三代中最长久，那么周朝迁都实际上依靠夹辅来永远延长国祚，说导致衰败可以吗？《东莱大事记》：娄敬说周公营建洛邑，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这是战国时期浅陋儒生的说法。袁黄说：史书记载武王对周公说：“从洛水入河处延伸到伊水入河处，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屏障。”那是夏朝的居所，我南望三涂山，北望岳鄙，回望有黄河，远望伊洛，不远离天室，将要营建周朝的居处在洛邑，那么迁都洛邑是武王的志向。武王为什么想迁都洛邑？说丰镐不是无事之地。关中自从秦始皇驱逐匈奴，开辟榆中数千里土地，形胜才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没有金城千里的坚固。豳岐之间，犬戎居住；洮湟以西，赤白翟居住；而朔方又是玁狁的巢穴。长蛇大猪，逼近我的郊门，形势不能与他们交错居住。所以武王说洛邑是夏朝的居所，正因为丰镐邻近戎狄，远离中原。如果想要再向东迁徙，那么迫近淮夷徐戎，又与商奄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仇而背叛我。只有洛邑在中间，西不逼近戎狄，东不逼近夷狄，三涂山、岳鄙、大河、伊阙之间有险可拒。定鼎于此，借助其形胜，为子孙长远考虑。《毕命》说：“谨慎坚固封疆守卫。”假使洛邑果然平坦容易没有坚固，又怎么防守呢？范文正说洛阳险固，表里山河，应接东京，属连关陕，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阳。它果真是平坦容易没有坚固吗？〇称周公占卜洛邑而说：“假使后世有德行容易兴盛，无德行容易灭亡。”这大概不是周公的话。周公营建洛邑，迁徙殷民，亲自治理，规划周密，无事不为，为亿万年考虑。占卜年数占卜世数，果真想要后人容易灭亡吗？武周而取容易灭亡，为什么不禅让呢？有人说：圣人爱天下而忘记自己的家，这是不了解尧舜。朱均的不肖，如果拥有大宝而放纵其害，必定导致家灭身殒。尧舜只想要安定他们，所以让他们退居臣列，受制于人，然后得以享受百里封地，世世不废。那么禅让是尧舜爱他们的儿子以及天下。武周不禅让，而把子孙置于容易灭亡之地，那么国家灭亡之时，士民有不涂膏衅血而成为丘墟井社的吗？哪里在于爱天下呢？周公宅洛，本完成武王志向，却这样说，我不相信。
朕复子明辟
叶梦得曰：「复如孟子有复于王之复，自孔氏以复子明辟。谓周公摄而归政，古今儒者从之，独王氏以为不然。余考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初无经见，惟《明堂位》云尔。《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葢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此礼之常，摄其政非摄其位也。王应麟曰：「周公得卜复命成王，此荆公説也，一洗汉儒居摄还政之陋。」愚考《曾子问》礼本有摄主之名，《春秋传》鲁隠公不书即位，摄也；又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鲁隠、宋穆并君位摄之，而周公止摄其政事，以此不同。谓周公未尝摄者，此又非通论也。特此篇不及还政，观下文云：「伻来以图及献卜」，则荆公之説为不易矣。」
我卜河朔，黎水【至】亦惟洛食。
吕祖谦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黎水即黎阳】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并列二説，以听于天。卜黎水在先者，先人后已之心也。」史渐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涧实周流于其间。天子南面，则涧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于涧瀍之中，▯兆告吉，遂为王城，是为郏鄏，今之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水之东，▯复告吉，遂营下都，名曰成周，又曰东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阳是也。二城相距，葢十有八里【疏云：洛阳即成周，敬王自王城迁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邵宝云：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营也，一则借平王之迁，一则借敬王之入，葢东而又东也】邹季友曰：「召公先营王城，已于戊申得卜，乙卯周公至洛，则攻位已成，不应再卜，専为定下都耳。若卜王城，则不应以河朔为先。郑注谓黎水近纣都，为殷民懐土重迁，故先卜近以悦之，是也。葢周公迁殷民，初欲处之河北，而卜黎水不吉，又欲处之涧瀍之地，而卜涧瀍又不吉，惟卜洛为吉，又卜瀍水东则去河朔亦不逺，而瀍水东又不吉，亦惟卜洛为吉，遂定下都于洛阳。经文周公云「我卜」，而孔▯云「使人卜」，强欲牵合傅防，召公之卜为周公之卜，而以涧东瀍西为卜王城，于经文殊不顺。葢黎水、涧瀍皆周公卜而不吉之地，此其谬误之根，而错乱经防之尤者也。」按《禹贡》蔡传引地志云：「瀍涧二水皆在王城之西，东南流入洛，涧水出黾池县至新安县入洛，则全在汉▯农郡界中，瀍水出谷城县至偃师县入洛，则在河南郡界中，是王城去瀍水为稍近，去涧水为甚逺。周公卜涧东瀍西，乃黾池、谷城二县之间，在河南县之西北，卜瀍水东乃偃师县之东境，既非河南王城，亦非洛阳下都也。」又按《寰宇记》云：「《水经》谓瀍水出谷城县北。」今验瀍水西，从新安县东入河南县界，在河南县治西北六十里，经河南县北境，东入偃师县界而入洛。涧水则又在瀍水之西，其去河南县尤逺，可知矣。故《召诰》但言攻位于洛汭，不言涧瀍也。《召诰》篇首専记召公营王城之事，《洛诰》篇首専记周公营下都之事【谓脱简在《康诰》四十八字】经文本自明白，而孔氏乱之，竞未有能辨者，敢详言之以袪千载之惑【陈经曰：《召诰》言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则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谋，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愚按：召公卜于戊申，周公卜于乙夘，二人各卜，安得强合为一？当从邹晋昭説无疑】王城与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逺，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阳。西汉为洛阳县，河南郡治焉。东汉、魏、晋、后魏皆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为河南县。至隋大业中，迁都城于河南，并迁洛阳县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阳旧县遂废。愚按：髙诱《国防注》：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今洛阳。《史记·索隐》又云：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索隠非与《国防注》异，葢唐之巩县即汉之洛阳尔。
匹休 共贞
吕祖谦曰：「巩洛实配宗周，匹者对宗周之辞。」王十朋曰：「镐京兴王之地，既休矣；作洛以宅中图治，为匹。其休诗作
译我使成王恢复其君位。
叶梦得说：“‘复’字如同《孟子》中‘复于王’的‘复’，自孔子以来，人们用‘复子明辟’来解释，认为这是周公摄政后归还政权，古今儒者都遵循此说，唯独王安石认为不是这样。我考证周公践履天子之位以治理天下，起初并没有经典记载，只有《明堂位》这样说。但《明堂位》并非出自孔子。大概武王去世后，周公以冢宰的身份摄行朝政，这是礼制的常规，他摄行的是政务，并非摄行君位。王应麟说：‘周公得到占卜结果后复命成王，这是王安石的说法，彻底洗刷了汉代儒者关于居摄还政的浅陋见解。’我考证《曾子问》中礼制本就有‘摄主’的名称，《春秋传》中鲁隐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他是摄政；又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是摄政。’鲁隐公、宋穆公都是摄行君位，而周公只摄行政务，因此有所不同。说周公未曾摄政的，这又不是通达的论断。只是这篇经文没有提到归还政权，看下文说‘派人来谋划并献上占卜结果’，那么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不可更改的了。”
我在河朔、黎水进行占卜，最终只有洛邑的占卜结果是吉利的。
吕祖谦说：“占卜建都的意图，主要在于商朝遗民，先占卜河朔黎水（黎水即黎阳）的地方，是因为那里本来是他们安居之所。意在近地，是商民的心愿；意在地中，是周公的心愿。并列两种说法，以听从天意。先占卜黎水，体现了先人后己的心意。”史渐说：“洛邑位于天下之中，伊水、洛水、瀍水、涧水确实环绕流动其间。天子南面而坐，则涧水在洛水之右，瀍水在洛水之左。周公在涧水、瀍水之间，占卜得到吉兆，于是建立王城，这就是郏鄏，即今天的河南。又沿着左边越过瀍水之东，再次占卜得到吉兆，于是营建下都，名叫成周，又叫东郊，用来安置殷商遗民，即今天的洛阳。两城相距，大概十八里（疏文说：洛阳就是成周，周敬王从王城迁都于此，《春秋》昭公三十二年筑成周城就是此事。邵宝说：王城、下都都是周公所营建的，一个借平王东迁而定，一个借敬王入城而定，大概是向东又向东）。邹季友说：“召公先营建王城，已在戊申日得到占卜结果，乙卯日周公到达洛邑，那么王城的位置已经确定，不应再占卜，专门是为了确定下都罢了。如果占卜王城，就不应以河朔为先。郑玄注解说黎水靠近纣王都城，因为殷商遗民怀念故土、不愿迁徙，所以先占卜近处以取悦他们，这是对的。大概周公迁徙殷商遗民，起初想安置他们在河北，但占卜黎水不吉利，又想安置在涧水、瀍水之地，但占卜涧水、瀍水也不吉利，只有占卜洛邑吉利，又占卜瀍水之东，那里离河朔也不远，但瀍水之东也不吉利，也只有占卜洛邑吉利，于是确定下都在洛阳。经文中周公说‘我卜’，而孔颖达说‘派人占卜’，强行想要牵合附会，把召公的占卜说成是周公的占卜，并以涧水东、瀍水西作为占卜王城，这与经文很不顺畅。大概黎水、涧水、瀍水都是周公占卜而不吉利的地方，这是其谬误的根源，也是错乱经文大义最严重的地方。”据《禹贡》蔡沈传引用地志说：“瀍水、涧水都在王城之西，向东南流入洛水，涧水出自黾池县，到新安县流入洛水，则全在汉弘农郡界中，瀍水出自谷城县，到偃师县流入洛水，则在河南郡界中，所以王城离瀍水稍近，离涧水很远。周公占卜涧水东、瀍水西，是在黾池、谷城二县之间，在河南县的西北，占卜瀍水东则是在偃师县的东境，既不是河南的王城，也不是洛阳的下都。”又据《寰宇记》说：“《水经》说瀍水出自谷城县北。”现在验证瀍水之西，从新安县东进入河南县界，在河南县治西北六十里，经过河南县北境，向东进入偃师县界而流入洛水。涧水则在瀍水之西，它离河南县尤其远，可以知道了。所以《召诰》只说在洛水弯曲处确定位置，不说涧水、瀍水。《召诰》篇首专门记载召公营建王城的事，《洛诰》篇首专门记载周公营建下都的事（据说脱简在《康诰》四十八字中），经文本来自明，而孔氏扰乱了它，竟然没有能辨明的人，我敢详细陈述以消除千载的疑惑（陈经说：《召诰》说大保早晨到达洛邑占卜宅址，那么占卜是召公占卜的。现在《周公》说‘我卜’，是二公同心同谋，召公的占卜就是周公的占卜。我按：召公在戊申日占卜，周公在乙卯日占卜，两人各自占卜，怎么能强行合为一？应当从邹晋昭的说法无疑）。王城与下都都在黄河之南，洛水之北，离洛水近而离黄河远，下都尤其靠近洛水，所以叫洛阳。西汉时为洛阳县，河南郡治所设在此。东汉、魏、晋、后魏都作为帝都，而王城历代只是河南县。到隋大业年间，迁都城到河南，并把洛阳县迁到都城中，唐、宋沿袭之，而洛阳旧县于是废除。我按：高诱《战国策注》：西周王城即今河南，东周成周即今洛阳。《史记·索隐》又说：西周是河南，东周是巩。索隐并非与《战国策注》不同，大概唐代的巩县就是汉代的洛阳罢了。
匹休 共贞
吕祖谦说：“巩洛确实与宗周相配，‘匹’是对宗周而言的词。”王十朋说：“镐京是兴起王业的地方，已经美好；建造洛邑以居中图治，与之相匹。其美好，诗作
按：贞，训正而固也。尽人事之正，以固天命，是之谓贞。马融云：「贞，当也。」蔡传从之，未合。
殷礼 咸秩无文
【附考】蔡▯五年再殷祭，见《公羊▯》注云：「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胞翟见《祭綂》注云：「胞，肉吏之贱者也。」翟，乐吏之贱者也。
王纲振曰：观下“惇宗将礼”与“咸秩无文”连説，知此句为记功功载张本。当时宗礼未定，功载尚虚，大小未授秩次，故曰无文。所以教王咸秩之即命，以风厉之。无文乃祀典所未载，非不载者，不得全谓是鬼神也。若鬼神无文，自属淫祀，何为咸秩？或疑“咸秩”句注言“叙而祭之”，与下记功无异。不知当时笃弼诸臣，如十乱辈，有存有亡，亡者秩而祀，存者秩而记，秩祀记功，自不相妨【此亦一説】
功宗元祀
功宗非指作洛，谓平时辅弼王室之功也。吕祖谦曰：「论功莫先于宗，言宗则凡功臣可得而推矣；报功莫重于祀，言祀则凡庆赏可得而推矣。」
丕视功载【视，古与示通，《汉书·示例》作视】
陈师凯曰：「功作元祀，所以报功臣于既往；丕视功载，所以劝功臣于方来。载之今日，又当祀之后日也。」
孺子其朋
孔▯戒成王慎其朋党，朋党败俗，所以禁絶。疏云：火燃焰焰，喻朋党之起，以渐益大。羣党既成，不可复禁止。林之奇曰：如汉之朋党，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党，始于牛李。其终，缙绅受祸，宗社倾危。
惟不役志于享
苏▯小人贿以悦人，必简于礼。公戒王责诸侯以礼，不以币，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乎礼，则诸侯慢而王室轻矣。此治乱之本，故公特言之。左▯赵文子为政，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国之卿，轻币重礼，犹足弭兵。王而贿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卿相皆可以贿取，方镇争贡羡余，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致于亡。周公之戒，王至矣。
颁朕不暇 正父 明农
王樵曰：「孔▯当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説文》：颁，分也。周公尝不暇于先矣，王亲政而继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若作『颁布我所不暇』，则非告君之体。」
或曰：武王拨乱反正，故称「正父」。蔡▯引先正未的，孔▯我其退老，明教农人以义。疏引伏生《大传》：「礼，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朝夕坐于门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农人以义也。」
陈师凯曰：「自肇称殷礼，至此章乃周公在镐，请成王往洛举祀礼，朝诸侯，抚万民，证之《召诰》。公至洛定宅，即还镐京，观召公锡公币，由公达王，此可见矣。自三月至十一月，王必当亲往新邑举行大祀诸礼，特简编脱漏耳。况『梓材』『庶邦享』『庶邦丕享』等话，其为敬识百辟享之，上下文脱简尤为显然【此説本之叶石林、吴才老】
居师
朱子曰：「居师营洛邑，定民居也。」愚按：「此语从四方民大和防来言，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师也。」
即辟于周【辟音璧】 命公后
王樵曰：「就君于周，周镐京也。」蔡氏谓周公本欲成王迁洛，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则未欲舍镐京而废祖宗之旧。今考经文，初曰「自服土中」，曰「宅新邑」，后止曰「来相宅而已」，是有此意。但成王意不果迁，必与周、召议之已定，然后命公畱后，而经不详矣。及观汉《地理志》，宗周与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闗中为根本。营洛之初，意亦未尝舍镐京也。是二都并建，非至后代始有。
朱子曰：史丞相【浩】説书却好。如命公后，众説皆云命伯禽为周公之后。史云成王归镐，命周公在后。观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见愚。按蔡氏据《鲁世家》，伯禽征淮徐，在周公东征时，以为周公营洛，伯禽就国已乆。然考文王世子，周公践阼，抗世子法于伯禽，则摄政时伯禽尚在周也。又《鲁颂》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可证封伯禽是成王，但未审在何年。孔氏以「命公后」为「命立公后」，于经文前后
译按：贞，解释为端正而坚定。竭尽人事的端正，以巩固天命，这就叫做贞。马融说：“贞，是应当的意思。”蔡传的解说跟随马融，并不恰当。
殷礼 咸秩无文
【附考】蔡邕说：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见《公羊传》注说：“殷，是盛大的意思。”指的是三年一次的祫祭，五年一次的禘祭。胞翟见《祭统》注说：“胞，是掌管肉食的卑贱官吏。”翟，是掌管音乐的卑贱官吏。
王纲振说：看下文“惇宗将礼”与“咸秩无文”连在一起说，知道这句话是为记载功绩做铺垫。当时宗庙礼仪尚未确定，功绩记载尚且空缺，大小官员尚未授予秩次，所以说无文。因此教导成王全面授予秩次并立即任命，以激励他们。无文是祀典中尚未记载的，并非不记载的，不能完全说是鬼神。如果鬼神没有记载，自然属于淫祀，为什么要全面授予秩次呢？有人怀疑“咸秩”句注解说“按次序祭祀”，与下文记载功绩没有区别。不知道当时笃行辅佐的各位大臣，如十乱那样的人，有的活着有的已死，死去的按次序祭祀，活着的按次序记载，祭祀和记载功绩，自然互不妨碍【这也是一种说法】
功宗元祀
功宗不是指建造洛邑，而是指平时辅佐王室的功效。吕祖谦说：“论功绩没有比宗庙更先的，说到宗庙，那么所有的功臣都可以推知了；报答功绩没有比祭祀更重的，说到祭祀，那么所有的庆赏都可以推知了。”
丕视功载【视，古与示通，《汉书·示例》作视】
陈师凯说：“功作元祀，是为了报答过去的功臣；丕视功载，是为了劝勉未来的功臣。记载在今天，又应当在祭祀之后的日子。”
孺子其朋
孔安国告诫成王谨慎对待他的朋党，朋党败坏风俗，所以要禁止断绝。疏说：火燃烧得旺盛，比喻朋党的兴起，逐渐变大。群党一旦形成，就不能再禁止了。林之奇说：如汉朝的朋党，始于甘陵南北；唐朝的朋党，始于牛李。最终，士大夫遭受祸患，国家倾覆危险。
惟不役志于享
苏氏说：小人用贿赂取悦于人，必然在礼仪上简慢。周公告诫成王以礼仪责求诸侯，不以财物，恐怕他们心志被物欲役使，而不被礼仪役使，那么诸侯就会轻慢而王室就轻视了。这是治乱的根本，所以周公特别提到。左氏说：赵文子执政，轻视诸侯的财物而重视他们的礼仪。穆叔说：“从今以后，战争大概会稍微平息了。”凭借列国的大夫，轻视财物重视礼仪，尚且足以平息战争。君王如果用贿赂招致祸患，是必然的。唐朝的衰败，卿相都可以用贿赂取得，藩镇争相进贡盈余，行贿而天子开始失去政令，以至于灭亡。周公的告诫，对君王来说太重要了。
颁朕不暇 正父 明农
王樵说：“孔安国应当分取我不暇而行之。按《说文》：颁，是分的意思。周公曾经对先王不暇，成王亲政而继承实行，是分取周公所不暇的。如果作‘颁布我所不暇’，就不是告诫君王的体统。”
有人说：武王拨乱反正，所以称“正父”。蔡邕引用先正未的，孔安国说我退老，明确教导农人以义。疏引用伏生《大传》：“礼，致仕的臣子在州里教导，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早晚坐在门塾教导出入的子弟，这是教导农人以义。”
陈师凯说：“从肇称殷礼，到这一章是周公在镐京，请成王前往洛邑举行祀礼，朝见诸侯，安抚万民，印证《召诰》。周公到洛邑定宅，就回到镐京，看召公赐给周公币帛，由周公传达给成王，这就可以看到了。从三月到十一月，成王必定亲自前往新邑举行大祀等礼仪，只是简编脱漏罢了。况且‘梓材’‘庶邦享’‘庶邦丕享’等话，其为敬识百辟享之，上下文脱简尤为明显【此说本之叶石林、吴才老】
居师
朱熹说：“居师营建洛邑，安定民居。”我按：这句话是从四方民大和防来说的，和合四方之民居住在这洛师。
即辟于周【辟音璧】 命公后
王樵说：“就君于周，周是镐京。”蔡氏说周公本想让成王迁都洛邑，以居天下之中，成王则不想舍弃镐京而废弃祖宗的旧都。现在考察经文，起初说“自服土中”，说“宅新邑”，后来只说“来相宅而已”，是有这个意思。但成王心意不果决迁都，必定与周、召商议已定，然后命令周公留守后方，而经文不详了。等到看汉《地理志》，宗周与洛邑通封畿，才知道都洛的必定以关中为根本。营建洛邑之初，意思也未尝舍弃镐京。这是两都并建，不是到后代才有的。
朱熹说：史丞相【浩】解说书却好。如命公后，众说都说命伯禽为周公之后。史说成王回镐京，命周公在后。看下文“公定予往矣”一句话，便可见我的愚昧。按蔡氏据《鲁世家》，伯禽征讨淮徐，在周公东征时，以为周公营建洛邑，伯禽就国已久。但考察文王世子，周公践阼，抗世子法于伯禽，那么摄政时伯禽尚在周。又《鲁颂》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可证封伯禽是成王，但未审在何年。孔氏以“命公后”为“命立公后”，于经文前后
四辅
孔疏引《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朱子曰：“四辅犹四邻也。”愚谓四辅主洛邑，言即后世畿辅之辅耳。或曰主镐京，言豳、岐、丰皆先王之旧都，与洛为四辅。
无斁其康事
陈师凯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辞，葢不许王畱后之请也。上言「予冲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许畱；至此曰「我无厌于安民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于公，宜公下章幡然许畱也。
秬鬯二卣 明禋休享
邹季友曰：蔡▯一稃二米，稃方无反谷皮也。按《尔雅》：秬，黑黍；秠，亦黑黍，一稃二米。毛氏《诗传》同。钱氏《诗诂》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则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説文》及蔡▯皆言秬一稃二米，未知是否【按《诗▯》云：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尔雅》注同。邢疏又以一稃二米之黑黍亦可名为秬，葢本《説文》、蔡▯从之】蔡▯谓和气所生，若果尔，则非常有之物，安得以常供酿哉？鬯，郁金。按《周礼》：鬯人掌供秬鬯，注：秬鬯不和郁者。又《郁人》和郁鬯以实彜，注云：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是郁为草名，而秬鬯、郁鬯皆酒名。鬯者，以其条畅也。此经文但言秬鬯，则是未和郁者。蔡▯失考【陈啓源曰：郁金之气芬芳条达，亦名鬯草。鬯之为义，原因郁得名。故《文侯之命》及《左僖二十八年▯》皆止言秬鬯，而注疏皆以郁金释之，不必遇为分别】卣中尊。《尔雅》孙菼注云：尊以彜为上，罍为下，卣为中。郭璞云：在罍彜之间，即牺、象、壶、着、大山等六尊是也。未祭则秬鬯盛于卣，及祭则郁鬯实于彜。孔疏：《诗·大雅·江汉》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赐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按，明禋者，明洁以禋祀，与下禋于文武，皆祭名。葢营洛既成，成王遣使绥寜，周公特以秬鬯之酒，命公告于文武，故卣用二焉。休享谓以太平之美享祭也。蔡氏谓事公如神明，又引享宾之礼以证其説，恐不然。
予不敢宿
邹季友曰：「蔡▯『宿』与《顾命》『三宿』之『宿』同。按《顾命》释『宿』为进爵于神前，非谓自饮而进爵也。从孔传『不经宿』为优。」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嵗。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太室祼。
愚按：戊辰乃十二月戊辰日，自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至此章所以终七年一嵗之事也。烝祭即于戊辰日举之，经文甚明。孔▯谓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洛，明月夏正仲冬，始于新洛烝祭。孔疏又以算术推之，是年闰九月，十二月己亥朔，大至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周礼》四时之祭举于仲月，烝祭应在周正月，故▯以为在明月。明月己巳日即改嵗矣，其説虽似有据，但如此则祭歳作册，又是后一年事，末章不当结以惟七年矣。况是年闰在九月，则十二月内已是夏正仲冬节气，不必又改明月也，从蔡▯为长【释文云：马、孔「王在新邑」絶句，郑读「王在新邑烝」，是蔡説本之郑也】邹季友曰：蔡▯逸史佚也。《汲冢周书·克殷》篇云：「王即位，尹逸防曰：『殷之末孙受徳【云云】又云：「乃命南宫伯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按此则尹逸、史佚是两人，此或是尹逸也。读册告神谓之祝祭，綂祭之日一献，君降立阼阶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执册命之，葢即此礼也。
按孔▯以此为成王封伯禽于鲁，疏又引《左定四年》命以伯禽，谓即史逸所告之册，恐属傅防。此其后即上文「命公后」之后也，自应从蔡解。但蔡以畱守其后为言，则不类。畱守、畱后起于唐之中叶，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时耶？
方回曰：「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川，灌用秬鬯，不用郁鬯。惟宗庙用郁鬯以祼。诗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是也。」邹季友曰：「孔疏以圭瓒酌郁鬯之酒以献尸，尸受命而灌之于地，因奠不饮，谓之祼。按秬米为酒，名秬鬯。祭则煮郁和之，名郁
译四辅
孔颖达疏引《文王世子》中关于设置四辅及三公的记载。朱熹说：“四辅就如同四邻一样。”我认为四辅主管洛邑，所说的就是后世畿辅中的“辅”罢了。有人说四辅主管镐京，意思是豳、岐、丰都是先王的旧都，与洛邑共同构成四辅。
无斁其康事
陈师凯说：这一章之上，必定有周公回答成王的言辞，大概是不允许成王留下周公的请求。上文说“我年幼无知，日夜小心祭祀”，成王完全倚重周公，所以周公起初不应允留下；到这里说“我对安民之事没有厌倦”，这是成王能够以安定天下为己任，而不完全倚赖周公，所以周公在下章才改变态度，应允留下。
秬鬯二卣 明禋休享
邹季友说：蔡沈说：“秠是一壳两米，壳方没有反卷的谷皮。”查《尔雅》：秬，黑黍；秠，也是黑黍，一壳两米。毛亨《诗传》相同。钱澄之《诗诂》说：秬是黑黍的总称，秠则是黑黍中一壳两米的那种。《说文》及蔡沈都说秬是一壳两米，不知是否正确【查《诗经》说：秬，黑黍；秠，一壳两米。《尔雅》注相同。邢昺疏又说一壳两米的黑黍也可以叫秬，大概是依据《说文》、蔡沈的说法】蔡沈说这是和气所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非常之物，怎么能常用来酿酒呢？鬯，郁金。查《周礼》：鬯人掌管供给秬鬯，注解说：秬鬯是不和郁金的。又《郁人》调和郁鬯来装满彝，注解说：捣碎郁金煮它来调和鬯酒。可见郁是草名，而秬鬯、郁鬯都是酒名。鬯，是因为它条畅的意思。这段经文只说秬鬯，那就是未和郁金的。蔡沈考证有误【陈启源说：郁金的气味芬芳条达，也叫鬯草。鬯这个字义，原本是因为郁而得名。所以《文侯之命》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都只说秬鬯，而注疏都用郁金来解释，不必强行分别】卣是中等尊。《尔雅》孙炎注说：尊以彝为上，罍为下，卣为中。郭璞说：在罍和彝之间，就是牺、象、壶、着、大山等六尊。未祭祀时秬鬯盛在卣中，祭祀时郁鬯装在彝里。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江汉》及《文侯之命》都说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那里是一卣，这里是二卣，因为这里是一告文王，一告武王，那里是王赐臣下让他告其太祖，所以只有一卣罢了。
查，明禋，是明洁地禋祀，与下文“禋于文武”，都是祭名。大概营建洛邑既成，成王派遣使者去安抚宁静，周公特意用秬鬯之酒，命令使者告于文武，所以用两个卣。休享是说以太平之美来享祭。蔡氏说事奉周公如神明，又引用享宾之礼来证明他的说法，恐怕不对。
予不敢宿
邹季友说：“蔡沈说‘宿’与《顾命》‘三宿’的‘宿’相同。查《顾命》解释‘宿’为进爵于神前，不是说自饮而进爵。遵从孔传‘不经宿’的说法更好。”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太室祼。
我认为：戊辰是十二月戊辰日，从《召诰》二月既望，过了六天乙未，到这一章所以终结七年一岁之事。烝祭就在戊辰日举行，经文很明白。孔颖达说王在十二月戊辰晦日到达洛邑，下个月夏正仲冬，开始在新洛举行烝祭。孔疏又用算术推算，这一年闰九月，十二月己亥朔，大月三十天戊辰晦，周十二月，是夏正十月。《周礼》四时之祭在仲月举行，烝祭应在周正月，所以孔认为在下个月。下个月己巳日就改岁矣，他的说法虽然似乎有据，但这样的话，祭岁作册，又是后一年的事，末章不应当以“惟七年”来结尾了。况且这一年闰在九月，那么十二月内已经是夏正仲冬节气，不必又改到下个月，遵从蔡沈的说法更好【《释文》说：马融、孔安国在“王在新邑”处断句，郑玄读“王在新邑烝”，这是蔡说本于郑玄】邹季友说：蔡沈说逸是史佚。《汲冢周书·克殷》篇说：“王即位，尹逸防说：‘殷之末孙受德【云云】又说：‘于是命令南宫伯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查此则尹逸、史佚是两人，这里可能是尹逸。读册告神叫做祝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阼阶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执册命之，大概就是这个礼仪。
查孔颖达认为这是成王封伯禽于鲁，疏又引《左传·定公四年》命以伯禽，说就是史逸所告之册，恐怕属于附会。这里的“其后”就是上文“命公后”的后，自然应该遵从蔡沈的解释。但蔡沈以留守其后为言，则不恰当。留守、留后起于唐之中叶，怎么能用来类比成周盛世呢？
方回说：“天地大神不灌的，不用降神。祭社稷山川，灌用秬鬯，不用郁鬯。只有宗庙用郁鬯来祼。《诗》说：‘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就是这个意思。”邹季友说：“孔疏以圭瓒酌郁鬯之酒以献尸，尸受命而灌之于地，因奠不饮，叫做祼。查秬米为酒，名秬鬯。祭则煮郁和之，名郁
鬯。祼必用郁鬯，取其芳香旁达以降神。《郊特牲》：『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是也。」蔡▯言秬鬯灌地，非是。
译鬯酒。祼礼必定使用郁鬯，是取其芳香四溢以招降神灵。《礼记·郊特牲》说：“郁金与鬯酒混合，其香气能通达于深渊泉水之中。”正是这个道理。蔡邕说秬鬯是用来灌地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作册逸诰
孔疏：「祭于神，谓之祝；于人，谓之诰。」袁黄曰：「此作册，与上不同，上告神，此告周公也。」上记日，此记月，互见也。
惟七年
按七年乃成王即位之七年，非谓周公治洛有七年也。蔡▯畱后七年而薨，此不知何本。《明堂位》云：“周公七年致政于成王。”孔疏引王肃注云：“成王七年营洛邑，作《召诰》、《洛诰》，致政成王，当据之【朱子▯《清庙》诗曰：“书称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实摄政之七年，亦用古説】舜牧曰：“命公留洛，本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事。”乃戊辰记于烝祭之始，十有二月记于《逸诰》之时，惟七年记于诞保受命之后，是古文错综之法。
多士
吕祖谦曰：「迁洛之事，召诰经营之，洛诰考成之，多士则慰安之也。」王氏曰：「篇名《多士》，《书》序以为顽民，何也？士者，在官之总号，此书称士，皆其在官者也，非民也。且周公于《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未始以殷民为顽，成王命君陈，始有「无忿疾于顽」之语。夫殷民不附周，谓之顽可也，不忘殷，谓之顽可乎？」此篇称《多士》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天邑商，曰我小国，所以待之者甚重且厚矣。非此，何以服其心而驯其气乎？」
用告商王士
谢枋得曰：「武王、太公既杀纣，心焦然不宁。君臣合谋，惟有兴灭继絶，以谢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于殷，尽有畿内之地，姑命三叔以监之。其王者位号，尚与周并立。至三监挟淮夷叛，始杀武庚，始降王为公，黜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孔子序《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又证之周公之诰殷民曰：『用告商王士。』可见前此殷命未絶，殷王如故【此説先儒未道。王鲁斋解：『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与此合】
弗吊
吕祖谦曰：「述殷丧亡，亦曰弗吊，此圣人公天下之心。」
降格
吕祖谦曰：「天人之际，惟极乃通。治极则通，格于皇天是也。乱极亦通，惟帝降格是也。」董子曰：「天心仁爱，人君必出灾异以警戒之，降格之谓也。」自絶于天天，亦絶之耳。
四国 宗多逊
孔疏「四国管蔡商奄【与诗▯合】陈大猷曰：「周公东征，一举而诛四国，独言来自奄者，伐奄在后，诛奄即归也。」按：比事「臣我宗多逊」，言「亲比我事我臣我」，以「宗法我周臣多逊之美【本陈氏説】即《召诰》「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意也。蔡▯训「宗」为「宗周」，虽本古注，文义不合。
宅尔邑
周礼》大司徒：九丘为井，四井为邑。注：四井方三里也。
尚书埤▯卷十二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卷十三
吴江朱鹤龄撰
无逸
吕祖谦曰：「逸者，祸乱之原；三年东征，治外也；无逸，陈戒，治源也。此葢作于作洛之后，成王即政之初。」
先知稼穯之艰难
先儒有言：「民生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成周之后，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为生者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为生者皆数也。三代之时，岂无水旱蝗螟？民生常如有年者，惟有道以济数之穷也。人主深居九重，轻民事而一委民命于适然之数，岂天所以立君之意哉？」《周公七月》之诗，陈王业艰难，皆述农桑之候，与《无逸》此章正相表里。
殷王中宗
王应麟曰：「史本纪太戊为太甲之孙，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则亦是沃丁弟，太甲子。」书正义谓：「本纪世表必有一误【孔▯同本纪，蔡用之】吕祖谦曰：「中宗惟敬故夀，主静则渊凝悠裕，自强则坚实清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固而不浮。」自此至文王，其夀莫非此理。后世人主乃有慕神仙之术以求长生者，岂非大愚！
爰暨小人
孔疏：「使与小民同劳，其时葢未为太子也。殷道虽质，不可既为太子，更与小人杂居也。」王樵曰：「爰暨小人，如汉宣帝旧为小人，如汉光武。」
译作册逸诰
孔颖达疏解：“祭祀神灵，称为祝；告谕众人，称为诰。”袁黄说：“这里的作册，与上文不同，上文是告神，这里是告周公。”上文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月份，这是互相补充的写法。
惟七年
按：七年是成王即位的第七年，并非说周公治理洛邑有七年。蔡沈说周公留守洛邑七年才去世，这不知依据什么版本。《明堂位》记载：“周公在第七年将政权交还成王。”孔颖达疏引王肃注说：“成王七年营建洛邑，作《召诰》、《洛诰》，将政权交还成王，应当依据这个说法。”朱熹说：“《清庙》诗中说：‘史书记载王在新邑举行岁祭，用文王的一头红牛，武王的一头红牛。’这实际上是摄政的第七年，也采用了古说。”舜牧说：“命令周公留守洛邑，本是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的事。”戊辰日记载在岁祭开始之时，十二月记载在《逸诰》之时，惟七年记载在诞生保佑受命之后，这是古文错综安排的笔法。
多士
吕祖谦说：“迁都洛邑之事，《召诰》负责经营，《洛诰》负责考成，《多士》则是为了慰安他们。”王氏说：“篇名《多士》，《尚书》序言认为是顽民，为什么呢？士，是在职官员的总称，本书中称为士的，都是在职官员，并非百姓。况且周公在《洛诰》《多士》《多方》等篇中，从未把殷民称为顽民，直到成王命令君陈，才有‘不要怨恨厌恶顽民’的话。殷民不依附周朝，称之为顽民可以，但不忘记殷朝，称之为顽民可以吗？”这篇称为《多士》说：“商王的士，称为殷多士，称为天邑商，称为我国小国，所以对待他们非常尊重且优厚。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并驯服他们的意气呢？”
用告商王士
谢枋得说：“武王、太公既已杀死纣王，心中焦灼不安。君臣共同谋划，只有兴起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来谢罪于天下，以服人心。所以立武庚于殷，拥有京畿内的土地，暂且命令三叔去监视他。其王者的位号，尚且与周朝并立。直到三监勾结淮夷叛乱，才杀死武庚，才将王降为公，废除殷朝的国命，而封微子于宋。所以孔子序《微子之命》说：‘成王既已废除殷朝的国命，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朝。’又用周公告谕殷民的话来证明：‘用告商王士。’可见此前殷朝的国命未绝，殷王依旧。”这种说法先儒未曾道出。王鲁斋解释：“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与此相合。
弗吊
吕祖谦说：“叙述殷朝丧亡，也说弗吊，这是圣人公天下的胸怀。”
降格
吕祖谦说：“天人之间，只有达到极点才能相通。治理达到极点则相通，格于皇天就是这样。混乱达到极点也相通，惟帝降格就是这样。”董仲舒说：“天心仁爱，人君必定通过灾异来警戒他，降格说的就是这个。”自己断绝于天，天也就断绝他罢了。
四国 宗多逊
孔颖达疏解：“四国指管、蔡、商、奄。”与《诗经》相合。陈大猷说：“周公东征，一举诛灭四国，唯独说来自奄的，是因为讨伐奄在后，诛灭奄就回来了。”按：比附此事，“臣我宗多逊”，意思是“亲附我、比附我、事奉我、臣服我”，以“宗法我周臣多逊之美”为本，采用陈氏的说法，即《召诰》“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的意思。蔡沈将“宗”训为“宗周”，虽然本于古注，但文义不合。
宅尔邑
《周礼》大司徒：九丘为井，四井为邑。注：四井方圆三里。
尚书埤传卷十二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十三
吴江朱鹤龄撰
无逸
吕祖谦说：“逸，是祸乱的根源；三年东征，是治理外部；无逸，陈述警戒，是治理根源。这大概作于作洛之后，成王即位之初。”
先知稼穑之艰难
先儒有言：“百姓生活在成周之前，他们的命运由君主主宰；百姓生活在成周之后，他们的命运由天主宰。命运由君主主宰，凡是用来维持生存的，都是道；命运由天主宰，凡是用来维持生存的，都是数。三代之时，难道没有水旱蝗灾吗？百姓生活常常像丰收之年一样，只是因为有道来救济数的穷尽。君主深居九重，轻视民事而将百姓的命运完全托付给偶然的数，这难道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吗？”《周公七月》之诗，陈述王业艰难，都叙述农桑的时节，与《无逸》这一章正相表里。
殷王中宗
王应麟说：“《史记》本纪说太戊是太甲的孙子，《三代世表》说太戊是小甲的弟弟，那么也就是沃丁的弟弟，太甲的儿子。”《尚书》正义认为：“本纪和世表必有一个错误。”孔颖达同本纪，蔡沈用之。吕祖谦说：“中宗因为恭敬所以长寿，主静则深沉凝聚悠长宽裕，自强则坚实清明，操持存养则血气遵循轨道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固而不浮躁。”自此到文王，他们的长寿莫非都是这个道理。后世人君竟然有羡慕神仙之术以求长生的，岂不是大愚昧！
爰暨小人
孔颖达疏解：“使与小民同劳，那时大概还未成为太子。殷道虽然质朴，不可既已成为太子，再与小民杂居。”王樵说：“爰暨小人，就像汉宣帝旧时是小人，像汉光武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