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传卷二

译化育万物，其神灵称为五帝。”然而“昊天上帝”只有一个，怎么会有五个呢？五行之神，辅助上天治理万物，怎么能与上帝并列称呼？汉代人笃信谶纬之学，所以有了五方、五色帝以及五人帝的说法。直到宋代儒者才开始废除这种说法。

译邹季友说：关于“六宗”的解释，汉代和晋代的儒者说法最为繁杂。伏生、马融认为天地四时是六宗；刘歆认为是水、火、雷、风、川、泽；贾逵认为是日、月、星、河、海、岳；郑玄认为是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晋代的司马彪认为六宗不应独立成项，上表驳斥；幽州秀才张髦上疏认为祭祀文祖之庙的六宗是三昭三穆。这十一家的说法都不对，详见《后汉书注》。只有王肃与孔安国的传注相同，孔传认为六宗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这是依据《祭法》而来的，所以蔡沈的传注跟随这一说法。“泰”与“祖”、“昭”与“徃”字形相近，应当跟随王肃将“祖迎徃者”解释为：祖送离去的人，迎接到来的人。“幽宗”、“雩宗”中的“宗”字，应按本字读音，郑玄读作“禜”，这是错误的。《孔丛子》记载宰我与孔子的问答与孔传相同。苏氏传注说：古代郊祭上天必定兼及天地间尊贵的神灵，考察《祭法》，那泰坛祭天就是这类上帝；祭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就是这禋祭六宗；四坎坛祭四方以及山林、川谷、丘陵中能兴云致雨显现怪物的，都称为神，这就是望祭山川和遍祭群神。《祭法》所叙述的，正是《舜典》章句义理疏解的内容。

辑五瑞

陈第说：五瑞以及五礼、三帛、二生之类，汉代儒者全都用周代的制度来对应。虽然他们的意图相差不远，但具体事迹缺乏考证，应当在解释含义中寄托存疑的态度。五瑞则说：就像《周礼》中公爵执桓圭、侯爵执信圭之类；五礼则说：就像《周礼》中的吉、凶、军、宾、嘉五礼。

岁二月，柴望。律度量衡，五玉，五礼，五器，艺祖。

王樵说：“蔡传认为是在巡守之年的二月。巡守应当在何年？我推测一定是摄政的次年。孔传将二月解释为瑞玉颁赐的次月，这是不对的。看经文在二月之上加了‘岁’字，这是另起一头的辞句，不是承袭上月的说法。况且刚在二月方日觐见群臣，哪里有空闲立刻去巡守呢！”

邹季友说：“朱子的语录说：‘注家将‘至于岱宗柴望’连成一句，我认为应当以‘柴望秩于山川’为一句。比如‘柴望大告武城’，现在按上文有‘望于山川’的话，那么‘柴’字自为一句，尤其妥当。《说文》引《书》也是‘柴’字绝句。（按：后汉张纯引《书》说：‘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也是‘柴’字为句。）‘柴’，是说祭天；‘望’，是说祭山川。《武成》篇用这两个字概括两种祭祀，那么又应当两个字各自成句。’”

林之奇说：十二律，又产生于历法的十二个月。班固说：推演历法成就律吕，所以统一律、度、量、衡，必须先协调时、月、正、日。金履祥说：十二律用来配合十二月，大概是因为日月会聚于十二次而向右旋转，圣人制定六吕（阴律）来象征它；斗柄运行于十二辰而向左旋转，圣人制定六律（阳律）来象征它。所以阳律向左旋转以合于阴，阴律向右旋转以合于阳，于是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就产生了。司马迁序《律书》所说的‘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忽’，就是这个意思。方回说：古代的律管使用竹子，又使用玉，汉末用铜制作。吕也称同，所以有六律六同的说法。元间、大吕二间夹钟就是如此。又说：井田制六尺为一步，秦孝公初行赋税，统一斗、桶、权衡、丈尺推行，改变了周代的制度。现在它的分寸无法考证，汉代大体依据秦《律历志》所记载的秬黍之法，这其实是王莽时刘歆的说法。王应麟说：皇祐新乐序说：‘古代黄钟是万事的根本，所以度量权衡都起源于黄钟。’到晋隋之间，累黍为尺并以此制定律管的容量，最终不能吻合。等到平定陈国得到古乐，于是使用它。唐朝兴起沿袭它的声音来制定音乐，它的乐器虽然无法度，但它的声音还没有失去古意。王朴开始用尺来定律，于是乐器和声音都失去了古意。宋太祖嫌它的声音太高，特意降低一律，到这里又降低半律，然而太常乐相比唐代的乐声还高五律，相比现在的燕乐高三律，错误在于用尺来生律。司马光说：胡瑗、李照的律生于尺，房庶的律生于量，都难以断定是非。蔡季通说：律度量衡的话，大概是有顺序的。如果用尺寸来求律，那是律生于度；如果用累黍来制作，那是律生于量，都不对。所以自己制定律管吹奏而得到它的声音。（附考）蔡传：十龠为合。邹季友说：合音閤。蔡西山《燕乐本原·嘉量篇》说：‘合龠为合’，注说：‘两龠也。’又说：‘十合为升’，注说：‘二十龠也。’蔡氏家学相承不应有差异，况且‘合龠为合’是汉《律历志》的原文，龠就是管。黄钟的律管容纳一千二百颗秬黍，称为一龠。合，是合并的意思，取合并两龠的意义来命名。宋皇祐年间制造新乐，阮逸、胡瑗曾经驳斥今文‘十龠为合’的错误，沙随程氏《三器图义》也曾辨析说：‘汉书‘合龠为合’。俗人误将上面的‘合’字当作‘十’字。’这篇集传，经过朱子订定，不应有误，必定是传抄的讹误。五玉，孔传‘五等诸侯执其玉’，疏说即五瑞。蔡传沿袭此说。邹季友说：‘按《周礼·小行人》注：‘五等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

译都有庭实，比如用圭配马、用璋配皮之类的。诸侯互相享礼所用的玉器，大小都各自比其瑞玉低一等。根据这些，那么瑞就是瑞，玉就是玉，五瑞是天子颁发用来册封诸侯的，诸侯拿着它来朝见。五玉是诸侯进献给天子的，朝享时放置在庭院中。《周礼·典瑞》注说：“瑞，是符信。”所以天子接受后归还它，凡是说到“防”，就只是接受罢了。如果五玉就是五瑞，那就是把天子册封的圭璧与三帛、二生、一死都当作“防”了。注家沿袭这个错误已经很久，所以详细辨析它。

译孔颖达疏解《周礼》说：“大宗伯用吉礼来侍奉邦国的鬼神，用凶礼来哀悼邦国的忧患，用宾礼来亲近邦国，用军礼来巩固邦国，用嘉礼来亲近万民的婚姻。”这一篇类似《上帝》篇属于吉礼，比如“丧考妣”属于凶礼，群后四次朝见属于宾礼，《禹谟》中“征伐三苗”属于军礼，《尧典》中“下嫁二女”属于嘉礼。五礼的事情，都记载在经文中，可知与后世没有不同。

五器注疏说用玉制作五器，就是上面提到的五玉。蔡沈传认为“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这九个字是错简【本于吴才老的说法】，并说五器就是五礼的器物【本于朱子的说法】，比如吉礼的器物是簠簋，军旅的器物是干戈之类，这种解释不容易改变。但又说《周礼》中的六器、六贽，就是舜留下的法度。这句话应当删除。《周礼》大宗伯用玉制作六器，用来祭祀天地四方；用禽鸟制作六贽，用来区分诸侯等级。这难道足以概括五礼的器物吗？艺祖孔传认为艺祖就是文祖的庙宇，艺就是文的意思。疏解说此时舜刚开始摄政，没有自立庙宇，所以知道是向尧的文祖祷告。我认为经文只说祖，没有提到祢。蔡传引用《王制》，虽然本于注疏，也可以删除。

孔颖达疏解说：“向南如同去泰山，向西如同当初，向北如同向西，表明四时的礼仪都相同，这是互文以说明罢了。”不巡视中岳，大概是因为靠近京师的地区有事必定能听到，不用担心延误，而且诸侯分配在四方，没有隶属于中岳的，所以不需要巡视它。文中子说：“舜一年巡视五岳，国家不耗费而百姓不劳累，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兵卫少而征求寡罢了。”朱子说：“古代的天子一年不能遍及五岳，那么到达一方边境上会合诸侯，也可以，《周礼》中有这种礼仪。”

五年一次巡视守土，四次朝见，明确地试用以考核功绩。

王樵说：“孔子说：‘舜治理百姓用五年，尧治理百姓用十二年。’意思是尧的时候十二年一次巡视守土，那么五年一次的制度是舜制定的。后来成周又改为十二年一次巡视守土，尧是上古时期事务简单，周代文治天子不能频繁外出。舜五年一次是勤于治理百姓。”

四次朝见，孔传说在四方岳山之下朝见，共有四处。《礼记》疏引郑玄说：“四方诸侯分四年到京师朝见。”蔡传引用它，大概是仿照《周礼》的说法。苏轼说【见文集】自古用人，必须经历试用，虽然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观察积累劳绩的效果。一方面使他们经历变化而知道困难，做事不轻率；一方面等待他们功高而威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

开始划分十二州，疏通河流。

孔颖达疏解说：《周礼》职方氏有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周代设立州名，必定沿袭古代。可知舜的时候应当有幽州、并州。职方氏幽州、并州的山川，在《禹贡》中都是冀州的区域。可知是从冀州划分出来的。《尔雅·释地》九州的名字，没有梁州、青州，而有幽州、营州。孙炎认为《尔雅》的文字与职方氏、《禹贡》都不同，怀疑是殷代的制度。那么营州也有所沿袭。可知舜的时候也有营州。齐地就是营州的土地，可知是从青州划分出来的。刘悳说：“冀州北接沙漠，其地在九州中最大。将冀州划分为幽州、并州，用这两个州抵御北狄，使他们不能内接京城地区，以此来壮大京师的翼卫，抵御外夷的侵凌。”邹季友说：“孔传将青州划分为营州，蔡传也采用他的说法。按辽东与冀州接壤，西到青州，隔着大海，道路遥远。如果归属于青州，就不是所谓以高山大川作为界限的意思了。大概幽州、并州、营州都是从冀州划分出来的土地【顾炎武说：‘幽州在今桑干河以北，到山后诸州，并州在今石岭关以北，到丰、胜二州。营州在今辽东、大宁，并有塞外的土地，其山川都不记载在《禹贡》中，所以无法流传’】”。王樵说：“划分州设置牧守，意在联合附属的诸侯，督察纠正治理的功绩。地方太广就有所不及，这是冀州、青州之所以划分的原因。”又说：“《尔雅》有徐州、幽州、营州，而没有青州、梁州。并州、青州并入徐州，梁州并入雍州，并州并入冀州。这是殷代的制度。职方氏有青州、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营州。大概周代又将从冀州划出的并州分出，并将营州并入幽州，恢复禹的青州，而省去徐州并入青州。”

吕祖谦说：“禹治水，曾经疏通河流。现在水平静了又疏通，是安不忘危。河流不说大小，十二水无论大小，都疏通它。”陈雅言说：“山的标志，不需要过于详细；水的疏导，则不容许有丝毫忽略。”

用象征的刑罚作为常法，流放宽宥五种刑罚，用金属作为赎罪刑罚，依仗罪恶终不悔改的处以贼刑。《汉书·刑法志》说：“世上的说法，认为治理古时无肉刑，有象刑，墨刑黥刑之类，穿草鞋穿赭衣而不纯。这不是真的。所谓象刑，只有明智的人说，是效法天道而制定刑罚，哪有穿草鞋穿赭衣的呢？”程大昌说：“汉文帝废除肉刑诏书说：‘有虞氏画衣冠具章服而民不犯。’现在法律有肉刑三种而奸邪不止，汉武帝防备贤良也是这样。”《白虎通》说：“画象者，其衣服象征五刑。犯墨刑的蒙头巾，犯劓刑的穿赭衣，犯髌刑的【剕，《汉志》改为髌，师古注：髌，去掉膝盖骨】用墨蒙住膝盖并画之，犯宫刑的穿草鞋，犯大辟的穿布衣无领。”

译大概意思是说，用不同的服饰来使罪犯感到羞愧耻辱，从而不至于动用刑罚。”这是远离古代而流传下来的错误说法。经典上说：“依仗顽固、始终不改的，要施以刑罚；故意犯罪的，无论罪行大小都要惩罚。”哪里曾经把刑罚搁置不用呢？况且在象刑之后，刑罚等级逐级降低，才有流放、鞭刑、扑刑、挞刑。如果说象刑仅仅停留在受辱，那么真正适用五刑的人反而可以用异服来抵罪，而罪行尚未达到用刑程度的人却真的被施加流放、鞭刑、扑刑、挞刑，这多么不合情理啊？那么象刑究竟指什么呢？这一定是描绘使用刑罚器具的形象，以此明确地警示百姓，使他们知道羞愧畏惧而不触犯法律。我曾观察《周礼》中颁布刑罚形象的方法，有手持木铎来警示众人的，有召集民众宣读的，还有将五种禁令书写在里巷门间、向各国晓谕刑罪内容的，上下相互承接，极其详尽反复，正是担心不知情的人误触法网。由此说来，借助形象来图示，让人产生羞愧和畏惧，这正是圣人忠厚仁爱的用意。魑魅魍魉，人们固然不愿与它们面对面相遇，但天地间不能没有圣人。范金铸鼎，塑造物象来展示，那么在山中行走、在草丛中歇息的人就会知道畏惧而预先避开。这种通过画象来期望人们不犯罪的用意，与铸鼎描绘物象的用意不正是相同的吗？我认为墨刑见于《太甲》，劓刑和殄灭见于《盘庚》，劓刑和刖刑见于《康诰》，可以证明五刑自古以来就有，帝王不能废除。苗民只是过分残暴地使用罢了。丁谧说肉刑兴起于蚩尤时代，而尧舜用流放来代替，他的用意是对的，但他的说法则是错误的。

译流宥，王肃认为属于八议的范围。八议，就是《周礼》中提到的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朱熹说：“流宥五刑，就像对四凶施加的流放、放逐、诛杀等刑罚一样。如今用舜命令皋陶的话来考察，士官所掌管的只有象刑和流放两种方法，鞭打、扑击以下的刑罚是随事施行的，不归士官统领。所谓‘只有明察才能公允’，那么是用刑还是宽恕，只要恰当就可以了。难道是一味宽恕而没有刑罚吗？现在如果一定说尧舜的时代只有宽恕而没有刑罚，那就是杀人者不处死而伤人者不诛杀。这是圣人心不忍于元恶大憝，反而心忍于含冤负痛的良民。这必定不是事实。刑罚虽然不可依赖它来治理天下，但用刑罚辅助教化，禁止百姓为非作歹，那么伤害肌肤以惩罚恶行，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现在徒刑和流放的刑罚既不足以制止盗窃、淫乱放纵的奸邪行为，而那些刑罚过重的人，又有不该死却死了的情况。如果采纳陈群的提议，一律用宫刑、刖刑来抵当，那么虽然残害他们的肢体，却保全了他们的性命，而且断绝了他们作乱的根本，使后来的人无法肆意妄为，这难道不是上符合先王的心意，下适合当世的时宜吗？有人或许说四凶的罪过不轻于少正卯，舜却不杀而流放他们，以此作为轻刑的证据。不知道共工、兜结党营私，鲧治水无功，他们的罪过本来不至于死；三苗虽然看似可以诛杀，但他们是蛮夷之国，圣人本来就以荒忽不常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么放逐迁徙正得其宜，并非故意这样做来减轻他们的刑罚。至于少正卯的事，经典中没有记载，只有荀况提到过，我又怎么能轻信他的话，就援引它作为判断的依据呢？”我按：朱熹的这个论述，《大全》也引用了。然而肉刑在古代可行而在后世不可行，因为末世案件繁多、官吏浑浊，施行时一旦不当，就只是伤害肌体而恶行得不到惩罚。吕正献公的话说得太对了。

孔颖达疏传认为金是黄金，吕刑传又认为是黄铁，大概古代的金、银、铜、铁总称为金。《考工记》中攻金之工：筑氏制作削刀，冶氏制作杀矢，矢鳬氏制作钟，防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锼凿，桃氏制作剑。他们所制作的，都是铜铁。铜铁都称为金，那么铁的名称也包含铜了。这个传中的“黄金”、《吕刑》中的“黄铁”都是现在的铜。古代赎罪都用铜，汉朝开始改用黄金，只是减少它的斤两，让它与铜的价值相当。我按：《周礼》中“听讼入束矢钧金”，注也把金解释为铜。

陈启源说：“旧注认为贼是杀，怙终的罪过也有差别等级，怎么能一概杀之呢？”《路史》解释说：“依仗他的诈力，遂行恶行而不悔改，贼害于人，这三种罪必定刑罚而不赦免。”文法与《左传》引用《夏书》“昏墨贼杀”相似，这个说法可以采纳。

幽州 崇山 四罪咸服

《括地志》说：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说：舜流放共工到幽州，居住在这座城。

孔颖达疏说：“《禹贡》中没有崇山，不知道它的地方，大概在衡岭之南。”朱熹说：“有人说在澧州慈利县。”

程颐说：“四凶的才能都是可用的。尧的时候，圣人在上，都凭借他们的才能担任大位，而他们不敢显露不善的痕迹。尧并非不知道他们不善，只是罪状尚且潜伏，圣人也不能诛杀他们。等到尧从匹夫之中举荐舜，并把帝位禅让给他，于是这四个人开始怀有愤怨不平之心，而显露他们的恶行，所以舜得以依据他们的迹状而诛杀放逐他们。”苏轼说：“天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以命令的人，这正是圣人所借用来顺从天下人心的。舜诛杀四凶而天下信服，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个家族，是天下的大家族。只有圣人才能打击天下的大家族，以服小民之心，所以他的刑罚到了可以搁置不用的地步。”

林之奇说：“舜诛杀四凶，应当在洪水未平之前。朝巡肇州，应当在禹平定水土之后。史官因为讲述舜的恤刑，于是把四凶的事列在下面罢了。世人只看到四凶得罪不在尧的时代，就认为尧不能去除他们，不知道舜去除四凶是在历试的时候，实际上是接受了尧的命令。就像禹居摄时，也接受命令征讨三苗一样【《史记本纪》：舜回去向帝报告，请求流放共工到幽陵等等】

百姓【至】八音

百姓注疏说百官。朱熹说：“百官如丧考妣，这是本分。”四海渴密，八音。从礼的角度来说，这就过分了。为天子服三年之丧，只是畿内诸侯之国，那么就不一样。礼规定为君为父，都服斩衰。君指天子、诸侯以及有封地的大夫。大夫的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自为自己的君服斩衰。诸侯的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因为礼没有两个斩衰的缘故。百姓则畿内的人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畿外没有服丧。封建的时候，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天子与亲贤共享天下，不私藏自己的尊亲于己，所以畿外没有服丧。三载应当跟随孔传，属下为句。陆德明《释文》：“八音，金指钟，石指磬，丝指琴瑟，竹指篪笛，匏指笙，土指埙，革指鼓，木指柷敔。”

格于文祖

孔传说丧毕的明年告庙即政。邹季友说：“按孟子说尧崩三年丧毕，舜避尧之子，天下

译（舜）回到都城，然后才践履天子的职位。孔安国的传注依据此说，蔡沈的传注说不知道依据什么，难道是他偶然没有思考到吗？」王樵说：「舜服完尧的丧礼后，已经到文祖庙告祭即位，恐怕没有避居南河的事。大概舜虽然不敢推辞天子的重任，情理上也不忍心立即居住在尧的宫殿，逼迫尧的儿子，这就叫做避居。如果说亲自解除政务，逃隐到南河，那是不合情理的。」又说：「查考摄政受命于文祖，巡守归来告祭于艺祖，即位告祭于文祖，这是舜代替尧守护宗庙社稷作为祭祀主祭人的明确记载。尧附祭于宗庙，舜以大义主持祭祀，与臣下共同享受祭品告祭的意义，这是不可改变的礼制。那么如果不是同族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神灵不享用非同类者的祭祀，百姓不祭祀非本族的人。舜与尧虽然不同族，但并非不同类，他们有圣人的德行，有君臣的契合，有禅让继承的统绪，没有比尧和舜更同类的了。庙号神宗，从公天下来看，是万世的宗祖。尧的祭祀如果不是由舜来主持，那由谁来主持呢？」那么对于瞽瞍（舜的父亲）又怎样呢？回答说：「他生前以天下奉养，死后自然成为虞氏的祖先，所以说宗庙享用祭祀，子孙保有祭祀。这与尧将天下相传的意义，本来互不冲突。」禹对于鲧（禹的父亲）也是这样。那么丹朱不祭祀尧吗？回答说：「朱熹认为尧的庙应当立在丹朱的封国，修备礼物，作为王家的宾客。我认为这是商周革命时的礼制，不是舜禹禅让继承的礼制。用经典来考证，祖先神灵降临，虞宾在位，诸侯谦让，这不是舜在宗庙祭祀而丹朱参与祭祀的明显证据吗？祖考下面接着虞宾，那么考就是尧。如果说舜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丹朱在位，那就和殷商的子孙侯服奔走在周朝宗庙里一样，这必定不是这样。」

译咨询四方诸侯之长。

王樵说：《周官》中，朝廷内有百揆、四岳，地方上有州牧、侯伯。百揆统领百官，这是成周时期冢宰的职责。四岳统领四方诸侯之事，这是成周时期二伯的职责【《王制》记载：天子千里以内作为直辖，千里以外设立方伯，二百一十国组成一州，每州有伯，八州有八伯，各有其下属，归属于天子身边的两位老臣，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成周时期的二伯在地方上分领天下，唐虞时期的四岳在朝廷内总领十二牧，十二牧又分领诸侯，所以外部没有偏重一方的势力。我认为：成周时期的二伯也在京师，从周公、召公分别主管陕东、陕西就可以看出，方麓认为他们在地方上，是不对的。

能够亲近（贤人），敦厚德行，诚信善良，排斥奸佞之人。

《朱子语类》说：“‘能迩’的‘能’，是怎么样让他顺服？”我认为：“‘能’的意思是‘耐’。古文中‘能’字与‘耐’字通用，见于《礼运》及《汉书》。荀子说：‘如同驾驭未经调训的马，如同抚养婴儿，如同喂养饥饿的人，顺着他的恐惧，顺着他的忧虑，顺着他的喜悦，顺着他的愤怒，曲折地达到目的。’这就是‘能’的含义。”

德行高尚、诚信善良的人，以质朴简约为治国之道，以淳厚含蓄为功绩。以质朴简约为治国之道，所以政令确立而痕迹不显露；以淳厚含蓄为功绩，所以功业成就而人们不知道。古代的圣人，并非不知道严厉苛刻的官吏可以整顿众人，勇武刚健的人才可以成就事业。忠厚似乎接近迂阔，老成似乎起初迟钝，但最终不拿那些来替换这些，是因为知道那样所得小而所失大。刀笔吏不能做公卿，而房玄龄、杜如晦没有显赫的功绩，懂得这个道理的可以谈论用人了。

孔安国传注说：“‘难’是拒绝，‘任’通‘佞’。”我认为古文中“任”与“壬”相同，所以解释为“佞”。孙炎说：“像是可以信任的奸佞之人。”这个解释更合理。《朱子语类》说：“‘难’读平声；‘任’读本音。意思是不可轻易任用他人。”这是未定的说法，所以仲默不采纳。

伯禹担任司空，稷、契以及臯陶。

孔颖达疏引《国语》有崇伯鲧，尧在羽山诛杀了他。贾逵说：“崇，国名；伯，爵位。”禹代替鲧做崇伯，入朝担任天子司空，因为他的爵位是伯，所以叫伯禹。黄度说：“禹赐姓姒，建国于有夏，就是现在的颍昌阳翟县【今钧州】，难道是从崇地迁徙封地吗？”

《史记·索隐》引谯周说：稷、契生于尧的时代，舜才开始举用他们，他们是帝喾的后代，不是儿子。我认为：这是依据《左传》史克的话，怀疑《史记·本纪》不真实。然而古人年龄大多超过百岁，舜是接受尧的禅让并重新任命，并非尧真的不能用他们，而是等待舜来任用。史克的话或许有夸张【《左传》说：舜举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举用八元，让他们在四方推行五教。《史记·索隐》说：禹做司空，司空主管土地，那么禹在八恺之中；契做司徒，司徒推行教化，那么契在八元之列】。又按：史克所叙述的高阳氏才子中有庭坚，而楚人灭掉六、蓼两国，臧文仲说：臯陶、庭坚不祭祀了。杜预注：庭坚就是臯陶的字，那么臯陶在十六族中无疑了。有人认为臯陶是刑官，所以他的后代不太长久。然而夔是典乐之官，娶妻生子伯封，一代之后就被羿灭掉了【事见《左传》】，这又怎么说呢？

播种各种谷物。

金履祥说：《易大传》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揉曲木头做耒，用来教导天下，那么耕种的制度，由来已久。《尚书》说：“播种各种谷物。”《诗经》说：“降下良种，赠给我们小麦大麦。”那么各种谷物的完备，是从稷开始的。赵过说：“后稷开始开沟作垄【古‘畎’字，赵过推行代田法，一亩三沟，大概是古法】，那么田垄的修整，是从稷开始的。”晋代董史说：“顺应时节成就善事，后稷是辅佐者，那么农时的节律，是从稷开始的。”这就是后稷之所以成为天下英烈的原因。我认为：《国语》说烈山氏拥有天下时，他的儿子叫柱，能种植各种谷物和蔬菜，周弃继承了他，所以祭祀他作为稷。大概播种谷物并非始于后稷，只是洪水之后，种植技术不明，稷重新教导人们，所以上天赐给他小麦大麦【《国语》说稷勤于百谷而死，韦昭注：死于黑水之山。《毛诗传》说】。

蛮夷扰乱华夏，你担任士（司法官），三次就刑，三次居住（流放），公正诚信。

董鼎说：有人说虞舜时兵刑之官合为一，礼乐分为二；成周时礼乐之官合为一，兵刑分为二。所以这里蛮夷扰乱华夏，也用来任命臯陶。然而经文只说五刑五流，未曾说兵事。后来征讨苗族的兵事，实际上是禹掌管，未曾用臯陶，那么兵刑并非兼掌。王樵说：上古没有强大的夷狄，也没有大规模的征伐，所以对外将蛮夷委托给州牧，对内委托给刑官。所说的扰乱华夏，不过像汉人所说的行盗侵掠之类罢了。所以用士师来制约就足够了，大刑甲兵大概未曾使用。军队隐藏于田赋之中，徒众由司徒掌管，兵器由工官制造，战马由虞官提供，那么军队没有专门的官员，自然没有废弛之事。到了成周时期，世道变化日益增多，戎狄势力强盛，内部强横的诸侯时常出现，所以刚灭商就灭掉五十个国家，成王即位又讨伐奄国和淮夷，事情逐渐多了。周公、召公常常以诘戎、张皇六师为言，大概是当时确实适宜这样，并非周德衰败于唐虞，所以详细记载。

译在政令上粗略，而在教化上有所欠缺。黄度说：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中原地区都有戎狄杂居。《左传》记载，周朝分封鲁国和卫国时，以周朝的法规划定疆界；分封唐国时，则以戎狄的习俗划定疆界。用《禹贡》和《职方》来参证，唐尧虞舜所建都的冀州，正是施行戎狄习俗的地方。帝都所在地，而甸服和侯服的一半却是戎狄的区域，这是为什么呢？自远古洪荒以来，天下崇山峻岭、丘陵原野险阻之处，草木茂密遮蔽，狐狸居住，豺狼嚎叫，戎狄生长其间，开垦清除这些险阻，确实依赖他们的力量。分割土地、分封国家，本来应当与他们共享。而且那些地方不能完全实行井田制，戎狄的饮食衣着，又不与华夏相同，所以根据他们现有的条件和能力，让他们进奉职贡。如果他们侵扰中原，就用士师去治理他们，否则就与他们相安无事，大概当时的时势适宜如此。虽然他们凶猛强悍难以驯服，但尧舜盛德如天覆盖，礼乐文明，都顺服于圣人的教化。如果说他们像狼崽一样有野心，留下祸患在身边，就开始区别对待他们，进而排斥驱逐他们，甚至到了诛灭清除的地步，像淮南厉王、贾捐之、虞诩、范晔所担忧的那样，这是后世的事情，不可以用来衡量帝王的圣明。

译孙奕《示儿编》说：“《尔雅》说：‘士，就是明察。’”《周礼》士师的注解说：“士，就是明察。主要职掌是明察狱讼之事。”孔安国说：“士，是治理狱讼的官员。理，大概是狱官，想要得到案件曲直的真理，所以称为理。之所以称为士，则是想要达到明察的目的。”

《鲁语》说：“刑罚只有五种，没有隐蔽不露的。重刑使用甲兵，次一等的刑罚使用斧钺，中等刑罚使用刀锯，再次等的刑罚使用钻笮，轻刑使用鞭扑，以此来威慑百姓。所以重罪在郊野处决，轻罪在市集和朝廷处决。”我按语说：这里所说的五刑，与《吕刑》不同，然而用经文解释经文，应当遵从《吕刑》无疑。原野、市朝，是孔安国传注所依据的，因为朝与市是两个地方，所以将其区分开来视为不同。马融、郑玄、王肃三家认为“三就，是指原野、市朝、甸师氏”。甸师氏见于《周礼》，但唐尧、虞舜时代未曾听说有此官职。

《三居蔡传》引用孔氏的说法，认为未见其所依据的文献，我认为大罪流放四裔，如四凶那样，是在五服之外；次一等则安置在荒服，再次一等则安置在要服，蔡与流就是这种情况。这难道不是确凿的证据吗？

陈氏说：“《易经》中谈到用刑的，如噬嗑卦、贲卦、旅卦，它们的卦象都取自离卦。用刑在于明察，由此可知。不明察不足以穷尽人心，不公允不足以恰当定罪。”

“使我的上下草木鸟兽顺服，益啊。”

张氏说：“圣人将万物视为一体，所以说‘我的草木鸟兽’。先王时代，对山泽设有严厉禁令，獭祭鱼之后，渔夫才进入沼泽设梁捕鱼；昆虫未蛰伏时，不用火焚烧田地之类，都是顺应时宜的举动，所以鸟兽都顺服，因此夏后氏有鹿濯、鱼牣的祥瑞，文王也有类似的祥瑞。然而到了鸟兽繁育之时，则有伯益的功业而焚烧山林，有周公的驱赶而使之远离。大概‘若’的意思是顺服；居住在山泽，是顺服；交往于中原地区，不是顺服。难道仅仅以养育为顺服吗？”

金履祥说：“伯益就是伯翳。秦地语音将入声读作去声，所以称益为翳。字有四种声调，古代多转用，如益变为翳，契变为卨，皋变为咎，君牙变为君雅，就是这样。这是古音的通用现象。有同音而字形不同的，如陶变为繇，垂变为倕，鲧变为鮌，虺变为儡，纣变为受，冏变为臩，就是这样。这是古字的通用现象。太史公看到《尚书》与《孟子》中称益，所以《五帝本纪》从益；看到《秦纪》中称翳，所以《秦本纪》从翳。大概是疑惑而未决断。疑惑而未决断，所以在《陈杞世家》末尾，又说垂、益、夔、龙，不知其所封之地，于是便谬误了。为什么不综合两书来思考呢？《秦纪》未被烧毁，是太史公记载秦事的依据。《秦纪》所谓辅佐禹治水，难道不是《尚书》所说的随山刊木，以及益进献各种新鲜食物吗？所谓驯服鸟兽，难道不是《尚书》所说的益担任我的虞官，使我的上下草木鸟兽顺服吗？字形相同，声音相同，却仅仅因为两书字形不同，就将一人分为两人，可谓错误了。唐尧虞舜的功臣，唯独四岳没有名字，而姜姓在《尚书》《春秋传》中记载得很清楚。其余没有没有名字的。难道另有伯翳，功劳如此之大，而名字反而不见于《尚书》吗？如果伯翳不能是伯益，那么卨不能是契，咎繇不能是皋陶，倕不能是垂，鮌不能是鲧，其他如仲儡不能是仲虺，纣不能是受，臩不能是冏，君雅不能是君牙吗？《史记》本纪、世家及总序中的谬误像这样的很多，不仅仅序益如此。重黎两人合并为一人，那么楚就有两位祖先。四岳是齐世家之祖，而总序说齐人是伯夷之后，那么齐又有两位祖先。这前后必然出自不同史官之手，所以如此矛盾。而罗泌《路史》沿袭此说，真将益、翳视为两人，又将伯翳视为皋陶之子，那么嬴、郾、李三姓就无法分辨了。况且楚人灭六、蓼之时，秦国正在西方兴盛，徐国在东方延续，赵国在晋国奠基，如果伯翳果真是皋陶之子，臧文仲怎能说皋陶没有后代祭祀呢？又将益视为高阳氏才子隤敳，到夏启时已二百多岁了。尧年老而舜摄政，舜年老而推荐禹，难道会有禹年老而推荐二百多岁的益，作为身后的打算吗？都不是事实，不可以不辨明。”我按语说：《郑语》说：“嬴，是伯翳的后代。”韦昭注说：“伯翳，是舜的虞官，少皥的后代伯益。”吉甫的说法本于此。

“掌管我的三礼，伯夷。”

黄度说：“典礼在任命工虞之后，文武小雅以《鱼丽》终篇，而其序说：‘赞美万物盛多，能够完备礼仪。’大概事情顺序如此。”

孔传：“伯夷，姜姓。”王应麟说：“按《郑语》：史伯说：‘姜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能礼敬神灵，辅佐尧。’注解说他是炎帝之后，四岳之族。《大戴礼》《诰志》篇：‘虞史伯夷说：明是孟，幽是幼。’《史记》《历书》引用此语，未称伯夷。”

“命令你掌管音乐，诗表达志向，律调和声音。”

按《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推崇德行以进献上帝，配享祖考。《乐记》说：“夔开始制作音乐，以赏赐诸侯。”

译大概是因为天下安定、功业成就，才用音乐来象征这种盛况。舜任命夔掌管乐官，之所以一定安排在禹、皋陶、稷、契等人之后，是有其缘由的。然而在此之后，便有了谗言盛行、败坏德行的担忧。孔子在观赏《韶》乐时，告诫要警惕奸佞之人，这大概也是从《尚书》中汲取的义理吧？

译朱熹说：“有人认为诗歌原本是为了配乐而创作的，所以学习的人一定要从声音上去探求。如今考察《尚书·虞书》，可知诗歌的创作本是为了表达志向罢了。当它还是诗歌的时候，还没有歌曲；等到有了歌曲的时候，还没有音乐。用声音来配合咏唱，用音律来调和声音，那么音乐才是为诗歌而创作的，并非诗歌为音乐而创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礼乐在朝廷上使用，向下普及到街巷之中，学习的人讽诵诗歌的语言来探求其中的志向，吟咏它的声音，拿着乐器，按照节拍舞蹈，以此来涵养内心，那么声乐对诗歌的辅助作用是很多的。然而仍然说‘兴起于诗歌，完成于音乐’，探求它本来是有顺序的。因此圣贤谈论诗歌，以声音为主的很少，而阐发其义理的很多。孔子的‘思无邪’，孟子的‘以意逆志’，实在是因为诗歌之所以创作，根本在于志向所在。那么志向是诗歌的根本，声乐是它的末节。得到志向而得不到声音的情况是有的，没有得不到志向却能通晓声音的情况。即使得到了，也不过是钟鼓铿锵的声音罢了。何况古代音乐散失灭亡，遗留的声音又没有途径去考证呢？”

顾炎武说：“古人让音乐服从诗歌，后人让诗歌服从音乐。古人必定先有诗歌，然后用音乐来调和它。舜命令夔说：‘诗歌表达志向，歌曲延长语言，声音依据延长，音律调和声音’，因此登堂歌唱在上面，而堂上堂下的音乐相应和，这就叫作让音乐服从诗歌。古代的诗歌，大多出自中原各国，那里的人有先王的遗风，讽诵的教育，他们的心平和，言辞不浮夸，音节往往符合自然的音律。从《楚辞》开始，就已经不必完全和谐了。下到魏晋时期，羌戎杂居，方言逐渐变化，南北各不相同，所以文人的作品大多不能协合于音乐。于是不得不通过音律来校正人声，这就叫作让诗歌服从音乐。《汉书》记载汉武帝举荐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大致论述音律以配合八音，这就是让诗歌服从音乐。后代的乐章都是这样。”又说：“《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上八音成为音乐。从汉代以后，就把所创作的五言诗等称为徒诗，而那些协合于音乐的则称为乐府。宋代以后，所谓的乐府，也只是模拟它的辞藻，与徒诗没有区别了。于是诗歌和音乐，分明成为两回事，不仅是音乐灭亡了，诗歌也灭亡了。”

陈师凯说：黄钟作为宫音，那么某音作为商音，某音作为角音，以及三分损益法，隔八相生，现在用说法来阐明它。阳律生出阴吕，叫作下生，长度增加三分之一然后减去一份；阴吕生出阳律，叫作上生，长度增加三分之一然后加上一份。阳律向左旋转，阴律向右旋转。相隔八个位置而相生。黄钟作为第一宫，它的长度是九寸，相隔八个位置下生出林钟作为徵音，三分减一，它的长度是六寸。林钟相隔八个位置上生出太簇作为商音，三分加一，它的长度是八寸。只有这两个律的长度都是整寸而没有余数，其余的律则余数参差了。太簇下生出南吕作为羽音，南吕上生出姑洗作为角音。林钟作为第二宫，宫生出徵，徵生出商，商生出羽，羽生出角，以下都仿照这个规律，直到仲吕作为第十二宫，上生出黄钟作为徵音，下生出林钟作为商音，上生出太簇作为羽音，下生出南吕作为角音。十二宫各有五声，这是六十个声音宫、徵、商、羽、角隔八相生的顺序。从宫音的浊而长，逐渐到清而短的顺序，就是宫、商、角、徵、羽。假设黄钟作为宫音，那么相隔一个律位太簇作为商音，又相隔一个律位姑洗作为角音，又相隔一个律位林钟作为徵音，又相隔一个律位南吕作为羽音。羽音距离黄钟的宫音，又相隔两个律位。相隔一个律位则音节和谐，相隔两个律位则音节遥远，所以徵音和羽音之间靠近徵音，收取一个声音比徵音稍低作为变徵；羽音和宫音之间靠近宫音，收取一个声音比宫音稍高作为变宫。这是为了齐整五声不足之处。五声对应土、金、木、火、水；五行对应水、火、木、金、土。

朱熹说：黄钟的律管最长，应钟的律管最短。长的声音浊，短的声音清。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宫代表君，商代表臣。音乐中最忌讳臣凌驾于君，所以有四个清声。声音清的，减少正律的一半。比如应钟作为宫音，它的声音最短而清；如果蕤宾作为商音，那么商音高得像宫音，这是臣凌驾于君，不能使用。于是就用蕤宾减半律作为商音来对应它。比如方响铁有十六片，就是在十二律之外添加了四个清声。又说：半律，《通典》称之为子声，这是古法，只是后人失传了，而只保留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个律有四个清声，就是半声。变宫、变徵开始见于《国语》注，后汉《志》则是十二律的本声，从宫音向下第六变、第七变得到的，不是清声。比如黄钟作为宫音，那么第六变得应钟作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作为变徵。比如林钟作为宫音，那么第六变得蕤宾作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作为变徵，就是这样。凡是十二律都有两个变音，一个律位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的音乐都相同，所以有八十四调，是每个律位各添加两个声音而得到的。正声是全律的声音，比如黄钟九寸就是。子声是半律的声音，比如应钟四寸半就是。宫与羽、角与徵相隔最远，所以在它们之间

译【关于变宫、变征两个音】邵宝说：“古代用竹管制作律管来调和声音，这是顺应天道的。王朴制作律准来校准律管【王朴认为十二律管互相吹奏难以得到真正的音准，于是依照京房的方法制作律准，将九尺长的丝弦分为十三段，依据律管的长短分寸设置琴柱，用七声作为均，包括变宫、变征。音乐完成而和谐，见于《五代史》】，这是用丝弦来调和声音，现在使用它更接近人道了。俗话说‘丝不如竹’，古今音乐之所以不同，原因就在这里。”

译陈埴说：“《周礼》中规定，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法则，用来教导国家的子弟。用乐德来教导他们，内容是：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来教导他们，内容是：兴、道、讽、诵、言、语；又用乐舞来教导他们，用音律来统一声音，举行盛大的合乐。这正是后夔的职责。‘直温’以下所说的就是乐德；‘诗言志’以下所说的就是乐语；‘八音和谐，互不扰乱次序’，所说的就是大合乐。”

出纳朕命惟允

黄度说：“帝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与怠忽之间，来传达和接受五言。’又说：‘乐官用来接受言论，适时地宣扬它。’龙与夔联职，他们的事务与音乐相通。”按蔡传将命令、政教、敷奏、复逆，分别对应出纳。新安陈氏【师凯】怀疑“朕命”难以讲通，认为这是要求他们审慎君主的命令是否得当，得当的就传达出去，不当的就接受下来，一定要允当才停止，就像后世批阅敕令、审查回复的官员。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是《益稷》篇中说“出纳五言”，又说“工以纳言”，那么言语本来就是多由下向上陈述的。天下的言论都归属于君主，所以接受言论也称为“朕命”。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北从二人相背，即古背字】

陈大猷说：人情如果太宽纵就会放肆，太严厉就会拘束，所以在三年考核政绩，适时加以警戒敕令以振作他们的懈怠；在九年进行升降黜陟，期望长远以达成他们的成就，不放肆也不拘束，所以为善。成周时期，冢宰在年终接受防弊之职，诏令废置，三年计算治理情况，执行诛赏。世道变迁不同，所以如此。陈雅言说：圣人制定法律，一定要考察其最终结果，稽查其弊端。如果只在三年考核政绩，而不等待九年的升降黜陟，就失之太严，迟钝的人或许不能自我表现。如果只在三考进行升降黜陟，而不先进行三年的考核政绩，就失之太宽，玩弄法度的人或许得以放纵。王安石说：唐虞以三考升降黜陟，而他们所任命的官员，有的终身在一个职位上，那么他们所说的升迁，只是爵位服饰的增加罢了。司马光说：治理之道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而知人连圣贤都感到困难。如果寻求毁誉，那么爱憎就会竞相进献，善恶就会混淆；如果考核功状，那么巧诈就会横生，真伪就会互相冒充。关键在于至公至明罢了。如果不公不明，那么后世的考课之法，正好成为徇私欺罔的资本。有人说：考核政绩的方法，是唐虞所制定的，京房、刘邵只是叙述并修订它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说：唐虞的官员，他们在位时间长，他们受任专一，他们责成久远，所以鲧治水九年，政绩没有成就，然后治他的罪；禹治水，九州得以统一，四方低洼之地都已安居，然后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方法，校核细碎的课绩，责求旦夕的成效。事情本来有名同而实异的，不可不考察。考核政绩并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是因为京房、刘邵不得其根本，而奔趋其末节。

金履祥说：“有苗的始末，说法不一。我曾经考察其实情，《典》《谟》中所称，前面说三苗，后面说有苗，说苗民。书中用词不同，那么事情就有不同了。在尧的时候，将三苗流放到三危，是惩罚他们的首领。在舜的时候，分北三苗，则是削减他们的土地，分散他们的民众，区别他们的部落，离间他们的党类，以此来升降黜陟，也是用来消解他们的势力。到了后来征伐的时候，只说有苗，说苗民，而不再说三苗，大概是在流放之后，分散之余，所剩下的只是其中一种罢了。我按：‘三苗丕叙’，也在尧时，是针对那些被流放到三危的人说的。后来征伐来格，分北，则都是他们的旧都。先儒认为起初只是流放他们的君主，不灭亡他们的国家，还立他们的后代【孔疏说：禹继承鲧为崇伯，三苗未必断绝后代】，再次不顺从教化，于是征伐并分北他们。”

五十载陟方乃死

按舜为尧服丧，注疏不将五十载内的三年之丧计入，二十五个月就结束，其中一年就在三十在位的数目中，所以说舜六十二岁成为天子，寿命一百十二岁。邵雍《皇极经世》记载舜在丙辰年即位，到推荐禹十七年后去世，通算生年为一百十岁。朱熹《中庸》注舜年一百十岁，是与邵雍相同。吴澄说：舜在丧期结束的明年践位，而这五十载却从尧去世的明年开始，为什么呢？尧去世而天下没有君主，舜虽然还没有成为天子，纪年则应当归属于舜，所以从尧去世的明年作为舜元年。就像汉王到五年才兼并项氏得到天下，然而秦灭亡而天下没有君主，那么就将以入关的年纪作为汉朝开始的年份。孔传：舜升道南方巡守，死在苍梧之野而葬在那里。韩愈驳斥他说：地势东南低，不能说陟方。陟，是升，指升天。我按《尚书》中“陟”字有解释为升的，“陟丕厘”、“陟禹迹”是；有解释为升遐的，“礼陟配天”、“惟新陟王”是。升遐可以解释“陟”，而不可以解释“陟方”。如果把“方”乃死作为一句，又不成文。现在认为“陟方”者，是升行方岳，“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这是明证【《家语》：舜陟方岳，死在苍梧之野而葬在那里。左思《吴都赋》：“梁岷岂有陟方之

译“馆，是行宫的基址吗？”用“陟方”来对应“行宫”，正是主张方岳说的依据。孔氏虽然误解了南巡，只是沿袭了《礼记》的错误，但他的意思还比较接近。《孟子》说：舜死在鸣条，鸣条是商汤讨伐夏桀的地方。孔安国的传文说这个地方在安邑的西边。《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说：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南阪口就是古鸣条陌，又名鸣条冈，现在位于解州安邑县北二十里。舜定都蒲坂，距离安邑很近，结合“陟方”的记载，舜必定是因为巡视四方、考察民俗而出行。《祭法》所说的舜勤于民事而在野外去世，就是指此。舜虽然推荐了禹，但自己身为天子，依然遵循唐虞的制度，每五年巡视一次四方，怎么知道不是因为禹周遍巡视四岳时，舜特意到近郊访察民间疾苦，而最终死在那里呢？大概古代天子车辙所到的地方，就可以称为“陟方”，因为他死在行宫之外，所以称之为野死。《尚书》也说：“陟方乃死”，这是为了区别于“徂落”的记载。再考证《竹书纪年》：舜三十二年，命令夏后禹统领军队，巡视方岳；三十五年，命令夏后禹征讨有苗；四十九年，帝住在鸣条；五十年，去世。汲冢书出于战国时期，不能深信。鸣条这一说法与孟子正好吻合，蔡传同时引用苍梧、鸣条两种说法，考证得还不够详尽。黄度说：舜禅让与尧禅让略有不同，舜的时代禹虽然代理大政，但命令仍出自舜，从征讨有苗就可以看出。金履祥说：尧任命舜时说“陟帝位”，舜任命禹时说“总朕师”，最终才“陟帝位”，他们的任命不同，所以代理的方式也不同。那时舜或许是因为巡视方岳而去世，所以《舜典》有“陟方”的记载。我认为文叔的话与我相合，方麓也说舜死在行宫是事实，只是苍梧的说法难以相信。司马光的诗说：“虞帝既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渡湘水。”前贤本来就已经怀疑这件事了。有人用禹葬于会稽来证明苍梧之事，不知道禹虽然向天推荐益，但益只是辅佐而非代理，巡视四方的事情禹本来就已经自己做了，怎么能拿禹的例子来类比舜呢？【附考】蔡传说：“徂乎方。”按扬雄《法言》注说：“方，四方也。”蔡氏引用这个来解释“陟方”，是不恰当的。

译尚书埤传卷二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三

吴江朱鹤龄撰

大禹谟

章如愚说：“尧舜考察他们的行为，大禹、皋陶考察他们的言论，尊卑不同，所以‘典’和‘谟’的名称不同。禹君临天下却称为‘谟’，是因为在舜的时代他还未成为君主。”

能够克服艰难，作为君主。

陈大猷说：“忽视艰难，就会轻慢；畏惧艰难，就会退缩。仅仅认为艰难而不能尽力克服艰难，就会因畏惧而退缩，这与因忽视而轻慢是一样的。所以禹不只说‘艰’，而必定说‘克’。”

警惕戒备没有忧患，任用贤才没有二心，去除奸邪没有迟疑，疑虑的计谋不要成就，各种志向才能兴盛。

王应麟说：“洁斋解释说：太平治世的日子，正是危乱萌芽的时候，比如汉宣帝时匈奴来渭水朝见，当时王政君生下汉成帝，王莽篡汉的征兆已在此时显现。兴衰相互依存转化，确实令人敬畏啊！”

司马光说：“《大禹谟》中有句话：‘任用贤才没有二心，去除奸邪没有迟疑。’君主没有比让贤能的人做事，却又让不贤的人参与谋划更糟糕的了。这就像立起直木却担心它的影子弯曲一样，还有比这更糊涂的吗？凡是忠直的臣子在国家施行其道，必然与天下的奸邪成为仇敌，并不是喜好与他们结怨。如果不与他们结怨，那么君主就不尊贵，国家就不治理，名声就不确立。以一人之身，每天与天下的奸邪为敌，他们轮流在君主面前进谗毁谤，而君主不能决断，兼听双方都认可。像这样，忠直的臣子即使想不陷入危险，也是不可能的。英明的君主知道是这样，审慎地寻求天下的大贤并急切地任用他，专一地信任他，至亲不能改变，至贵不能争夺，大谗不能离间，然后才能让他竭尽心力施展才华。君主端正安坐无所作为而光辉覆盖四海，自身享有荣耀的名声，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王樵说：“《书传》中‘熈’字的惯例解释，广蔡传中的‘光辉明白’等语，应当删去‘广’字。‘对疑’是什么意思呢？道理分歧就疑虑，道理契合就宽广。内心实在不安，却自我欺骗认为可以成功。犹豫不决地处理事务，因此招致失败的人很多啊。梁武帝想要接纳侯景，心意还未决断，曾独自说：‘我国家像金瓯一样，没有一处损伤残缺，现在忽然接受侯景的土地，难道是适宜的事吗？倘若导致纷乱，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正是疑虑的计谋。武帝抵不住贪婪之心，被朱异的谄媚言辞所成就，于是有了台城之祸。”

水、火、金、木、土、谷这六项事务都要修治，九种次序都要歌颂【至】九歌。

孙奕《示儿编》：五行是一回事。《大禹谟》所列的次序与《洪范》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圣经典籍的言论，各有其主旨。《禹谟》所关注的是养育百姓的政治，所以用五行相克来说。克下即为财，所以如此。《洪范》所关注的是自然的数理，所以用五行的生数来说。举出生数，那么成数就可以知道了。

邹季友说：“经文将五行和谷并列为六府，那么五行应当是指实物而言，不应当指气而言。孔颖达疏说：‘府，是储藏财物的地方，六物，是百姓所依赖的。’立言的次序与《洪范》不同，是为了行文方便罢了，意思也是说六物都是百姓所用的，没有轻重之分，不专门取相克的意义。蔡传说：‘五行相克而产生谷’，似乎主张重视谷物的意思。然而四季顺序布列，百谷因此成熟，难道一定要五气相克然后才产生谷物吗？余氏【芑舒】也说：‘六府应当以五材来说，《洪范》中润下作咸等，都是说材罢了。’按蔡传既然说相克，下文又说相助，比如假如火势旺盛则金气衰弱，如果水势泄掉火的势头，那么金气就得到补益了，其余类推【附考】蔡传‘什器’按：《史记·索隐》‘什器’，什，是数目，大概人家常用的器物不止一种，所以用‘什’作为数目，就像现在说的‘什物’一样。

孔颖达疏：晋国郤缺引用这段经文说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颂，称为九歌。比如水能灌溉，火能烹饪，金能断割，木能兴建，土能生殖，谷能养育，见于歌谣吟咏，各自陈述其功绩。就像汉魏以来的乐府歌词。《礼记》疏：歌出于人而又反过来感人，就像雨出于山而又反过来淋山，火出于木而又反过来烧木。朱熹说：九歌现在歌词失传，无法查考。从道理来看，恐怕是君臣相互告诫，像赓歌之类。王应麟说：《书大传》：帝十六年，在宗庙歌颂大化大训，六府九原，于是夏道兴盛。注说：四章都歌颂禹的功绩，所谓的九叙惟歌九德之歌在这里还可以查考。金履祥说：九功之歌由来已久，禹向帝陈述，配合音律制成乐曲，用来劝勉百姓，使他们不疲倦。到这时在宗庙中歌颂它。后来禹拥有天下，大概曾经使用过它，后世沿袭它作为禹乐。《离骚》所说的启九辨与九歌就是它。《周礼》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用来享祭人鬼，大概是兼用虞夏之乐，而解说者认为九歌是韶乐就错了【朱熹说：九歌，是禹乐，所谓的九德之歌；九韶，是舜乐，所谓的九韶之舞。瞽瞍掌管九德之歌，比附于《六诗》，想必其歌词详细，可惜后世没有流传】张氏说：告诫使用休美，就像《周官》大比时兴起贤能，明确有功的人，归属治理土地的人之类；督责使用威严，就像《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谷粟，与乡八刑纠察万民之类；用九歌来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