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卷七

译州、乡的制度，一乡设有一卿，五名中大夫，二十五名下大夫，一百名上士，五百名中士，二千五百名下士。一乡的百姓不超过一万二千五百户，哪里能承受供养这么多官员的俸禄呢？如果总计六乡来看，官员就有六卿，三十名中大夫，一百五十名下大夫，六百名上士，三千名中士，一万五千名下士了。周公设置官职，不应该冗杂滥设到这种地步。前代儒者何氏认为，卿以及下士大夫都是王朝任命的官员，同时兼任比、闾、族的上、中、下士，也就是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担任这些职务。六遂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乡、遂的各种职位唯独不设置府、史、胥、徒，这就是明显的证据。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左传》记载晋侯建立三军，郤縠统领中军，狐偃统领上军，栾枝统领下军，都是正卿。鲁国的三军也是以三位卿作为将兵的主帅，《周官》的遗留制度，由此可以考证。古人文武不分开，兵民合一，自然应当是这样。李氏又怀疑冢宰地位尊贵，不应隶属于司徒，不知道地官职掌中乡老与乡大夫是并列的。乡老是三公，尚且列在地官职掌中，何况冢宰呢？况且乡老既然就是王朝的三公，那么乡大夫难道不是王朝的六卿吗？

译有扈氏，五行，三正

孔颖达疏称，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皇甫谧等人皆言有扈氏与夏朝同姓，这都是依据《世本》的记载。《国语·楚语》中观射父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叔、蔡叔。”这就证明了这一点【左氏注：观国在卫国顿丘】。洪迈说：“孔安国说：‘有扈氏与夏朝同姓，依仗亲属关系而不恭敬’，只是说他的罪过如此罢了。而《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因为行义而灭亡，懂得义却不懂得适宜。’”高诱注释说：“有扈氏是启的庶兄。因为尧、舜禅让给贤人，禹却传位给儿子，所以有扈氏讨伐启。启灭掉了他，这件事在其他书中没有记载，不知道高诱从哪里得知。”〇记载散失，必定是有依据的。

孔颖达疏说：“水、火、金、木、土分别运行于四时，威侮是指违背了生长、收敛、储藏的适宜规律。”王樵说：“有扈氏威侮五行，必定有事实依据，就像隋朝时辽东战役，伐山造船，山林都砍光了。文中子说皇帝巡视他的山林，那么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大概五行是指其在人事上的表现，而不是指运行的五种气。”

蔡沈传认为子、丑、寅的三正，本于马融的说法。《尚书·洪范·稽疑》说：“夏正建寅。”只奉行夏朝的历法就可以了，难道想要连同子、丑的历法都一起遵奉吗？孔安国传认为怠惰荒弃天地人的正道，这才是正确的。林少颖说：“商朝才有改正历法的事，夏朝以前没有听说过。”

左不攻于左

“左”字略作停顿，是呼唤左边的人并告知他。右边和御者也都是这样。按照蔡沈传引用《左传》中楚国挑战的事，完全采用了孔颖达的疏。如果率领兵车，那么御者在左边，勇力之士在右边，将领在中间，主持击鼓。《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晋国讨伐齐国，郤克被箭射伤但没断气，鼓声松懈，解张担任御者，箭射穿手直到肘部，左边的车轮被血染红，这是御者在左边而将领在中间的例证【《左传》中“御而从齐侯”，杜预注“居中代替御者，如果不是元帅，御者都在中间，将领在左边”】。王樵说：甘之战，天子亲自誓师六军，他所告诫的只有三个人而已，就是左、右和御者。大概古代专门用车战，步兵也是为车战服务的【古代车战的方法，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一辆车上有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甲士在车左主射，车右主击刺，中间主御马，步兵跟随。每二十五人为一两，一乡一军则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大概有五百辆战车。卿一人统领，天子六卿则有七万五千人，共有三千辆战车】，不像后世骑兵和步兵不能互相配合使用。所以谈论军事的人都以“乘”来计算，从一乘到万乘都有这三个人，所以告诫左边的士兵，那么全军中左边持弓射箭的人都听从；告诫右边的士兵，那么全军中右边持刀矛的人都听从；告诫御者，那么全军中中间驾车的人都听从。六军的众多士兵，没有遗漏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有节制的军队。

赏祖戮社，孥戮

苏辙传引孔子说：“当七庙、五庙没有空的主位时，军队出行就载着迁移的主位一起走，没有迁移的庙就用币帛代替主位称为‘主命’，所以军队出行有祖庙。”武王讨伐纣王，军队渡过孟津，有宗庙，有将舟，将舟中存有社主，所以军队出行有社【古今考：社主属阴，阴主杀伐。《周礼·小宗伯》：‘如果太师出征，就率领有司设立军社，捧着主位进入军中。’《太祝》：‘大军出征，在社举行宜祭，设立军社。’《春秋》所谓‘军队以师出行，祓除社神，衅染战鼓，祝官捧着主位跟随’。又《大司寇》：‘大军旅出征，在社前执行杀戮’】

按照蔡沈传引用《周礼》“孥男子以为罪”〇现在《周礼》作“奴”。王樵说：“孥戮，是说亲属一同犯罪，也连带治罪，都指在军队前方的人。如果说孥是妻子儿女，难道有在军前获罪而杀戮在家中的妻子儿女的吗【了凡深取此说】《五子之歌》

吕祖谦说：这篇纯粹是诗歌体裁。看舜、皋陶的歌，就能见到《诗经》中的雅、颂；看《五子之歌》，就能见到《诗经》中的变风、变雅。我读《五子之歌》，感叹禹留下的谋划如此完美，却再次〇而中途断绝，为什么呢？我曾经思考：国家赖以建立的，必定在于亲近贤人。在启的时候，八元、八恺这类人，已经没有了。有扈之战，以至于天子亲自站在行列之间，那么人才匮乏就可想而知了。等到太康即位，怀疑辅佐大臣，史册中没有听说过这些人。所以有穷氏发动叛乱，夏朝几乎断绝祭祀。假使当时诸侯中有像皋陶、伯益这样的人，来镇抚其中，羿虽然强大，岂敢轻举妄动呢？商汤只鉴于此，所以急切地寻求贤人，留给后代。大概是深深害怕夏朝因为缺乏辅佐而中途断绝。

太康尸位

孔安国传“尸”是主的意思。我按《书传》中“言尸”都解释为主，本于《尔雅·释诂》“太康尸位”“羲和尸厥官”同此义，大概“尸位”“尸官”不是贬义词，贬义在下文。蔡沈的解释不必从《书序》“康王既尸天子”也可以祭祀的“尸”来解释吗？

有穷后羿

《左传》魏绛说：从前夏朝刚衰落时，后羿从鉏迁到穷石【《史记正义》括地志说：故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晋地记说：河南有穷谷，大概是本有穷氏所迁的地方】，依靠夏朝百姓来取代夏朝政令，依仗他的射箭本领，不修民事，而在原野上沉迷于狩猎，抛弃

译武罗、伯因、熊髠、龙圉等人任用寒浞（注：寒国在北海平源县东，有寒亭）作为自己的宰相。寒浞在内对羿的后宫献媚，在外向羿的臣下行贿，用田猎来使羿游乐，从而夺取了羿的国家，内外都归服了他。羿仍然不知悔改，将从田猎的地方回来，家中的众人杀了他并煮了他，拿他的肉给羿的儿子吃，羿的儿子不忍心吃，在穷门被杀。靡逃奔到有鬲氏（注：靡，是夏朝遗留下来侍奉羿的臣子，鬲国在今平原县）。寒浞占据了羿的家室，生了浇和豷，派浇率领军队灭掉了斟灌和斟鄩氏，于是灭掉了后相（注：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这两个国家是夏朝同姓的诸侯，都是仲康的儿子后相所依靠的）。让浇住在过地，让豷住在戈地（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靡从有鬲氏出发，收集了两个国家的残余力量，来灭掉寒浞并拥立少康（少康，是后相的儿子）。少康在过地灭掉了浇，后杼（少康的儿子）在戈地灭掉了豷，有穷氏从此就灭亡了（注：寒浞占据了羿的家室，所以没有改有穷氏的称号）。邹季友说：计算从太康失去国家，到少康继承国家，中间有一百年的时间，才灭掉有穷氏。根据这篇传文的记载，夏朝的动乱非常严重，而《夏本纪》却说：仲康去世，儿子相即位；相去世，儿子少康即位，都不提及羿、寒浞的事情，这是司马迁的疏漏。

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王樵说：“国家拥有百姓，就像高墙拥有地基一样；如果身居高位却不亲近百姓，那就是自己剥蚀自己的地基。”《易经》说：“山附着于地，这是剥卦的卦象。”居上位者应当厚待下位者，以安定自己的居所。程颐说：“艮卦（山）重于坤卦（地），山附着于地。山高高耸起于地面，却反而依附于地面；身居高位的人观察剥卦的卦象，应当厚待并稳固下位者，以安定自己的居所。下位者是上位者的根本，下位者被剥蚀，上位者就危险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我看待天下，如同驾驭六匹马。

王应麟说：“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叙述大禹的训诫。蔡沈说：‘从“予视天下”以后’，是说这是五子自称。然而“予临兆民”这样的话，恐怕不是五子自称。我认为这一章为了协韵，也可以这样读。”陈第说：“‘下’古读如‘虎’，‘予’古读如‘舞’，‘图’古读如‘赌’，‘马’古读如‘毋’。结尾不押韵。另一种说法是‘下’叶音‘户’，与‘予’同韵；‘明’与‘民’同韵，‘敬’叶平声，也同韵。”林之奇说：“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就像晋人说的危险话语。古代一辆车四匹马，两匹在中间叫服，两匹在两边叫骖。天子的车驾六匹马，在服和骖的旁边再加两匹叫騑。马在车辕中间叫服，在车辕外面叫骖。”

只有那陶唐氏。

赵汸说：左丘明注“陶唐，是尧治理的地方，即现在的太原晋阳县”。查考《史记》，帝尧是陶唐氏，韦昭说：“陶和唐都是国名，就像汤被称为殷商一样。”遍查书籍，没有帝尧居住在陶地而用陶来冠名唐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地名由两个字组成，称呼时有时单称有时复称。张晏说：“尧是唐侯，封国在中山唐县。”那么唐是中山的县名，不是晋阳。尧从唐侯升为天子，号称陶唐，他的治所在晋阳。舜封丹朱为唐国的后裔，仍然称为唐，整个虞朝时期都以陶唐为号。所以范宣子说：“从前我的祖先，从虞朝以上都是陶唐氏。”我查考：尧作为天子，定都平阳，即现在的晋州临汾县。《蔡传》说尧定都陶地，所以叫陶唐，大概是依据《路史》所说：“尧受封于陶，改国号为唐，陶即现在的定陶。”但这未必可信。

关石和钧。

王应麟说：《国语》中单穆公引用《夏书》说：“关石龢钧，王府则有。”韦昭注说：“这是逸书【当时没见到古文，所以说是逸书】。关门，是关卡征收的石量，即现在的斛。意思是说征收赋税调拨均匀，那么天子的府库就常有积蓄。李善引用贾逵对《国语》的注说：“关，通也。”孔颖达疏说：“关通衡石之用，大概采用贾逵的说法。”孔安国说金铁称为石，不详【我查考：《历律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均，四均为石，石是称重中最重的单位。所以传文说：金铁称为石。意思是说丝绵只称到斤两，金铁才称到石，举重而言，那么所称之物都通用。这在孔颖达疏中很明白。王应麟说未详，为什么呢？考】蔡传折阅。查考《荀子》：良贾不为折阅不市。注：“折阅”是说减损所卖物品的价格。〇征。

陈师凯说：看篇中有渠魁、胁从的话，羲和聚党助逆，很明显了。仲康对于后羿，既然不能铲除他的根株，就不能不剪除他的羽翼，所以趁着日食的变化，纠正他昏迷的罪行。名正言顺，后羿也不能庇护他们。如果不是聚党助逆，那么剥夺职务、没收封邑，由司寇执行杀戮，就足够了。何至于劳烦大司马兴师誓众，像面对大敌一样呢？

仲康开始统治四海。

邹季友说：“查考夏朝都城在安邑，在黄河以北。太康在位十九年，被后羿所拒，于是居住在黄河以南的阳夏，即宋开封的太康县。二十九年去世，弟弟仲康即位。五子作歌，仲康应当是其中之一。看“肇位四海”的话，那么诸侯仍然尊崇他为君主。十四年去世，儿子相即位。后羿只占据冀州黄河以北的地方，不臣服于夏朝而已，未必掌握夏朝的政权，所以五子之歌只以冀方为言。后羿也喜欢游猎，他的臣子寒浞杀了他并篡夺了他的位置。等到夏后相从河南迁到河北帝丘，帝丘即宋濮州，在位二十八年，才被寒浞的儿子浇所杀。夏朝于是中断了四十年，少康才复兴。《史记·夏本纪》简略而不记载，所以解释的人都没有详细考据。羲和是否结党后羿，也不可知道。然而〇侯誓师的言辞详细明确、严肃正当，荒淫酗酒、废弃职务，自然应当征讨。”王樵说：“孔传认为仲康是后羿所立，仲康既然在五弟之中，在洛水之滨等待，不在旧都，他不被后羿所立，是明显的。”

遒人摇动木铎，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来进谏。

《周礼》中，武事摇动金铎，文事摇动木铎。孔颖达疏说：“名叫遒人，不知道它的意思。大概遒训为聚，聚集人民并命令他们，所以以此命名。”

官师，孔传认为官众，蔡沈认为官以职位言，师以道义言。我查考汉代贾谊〇：“官师，小吏。”注说：“一官之长。”这个说法是对的。《周礼》中以师命名的官职很多，相规即互相规正。蔡沈引用“胥教诲”，则是针对君主而言。

蔡元定说：“周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泠州鸠进谏说：‘耗费财力，疲敝百姓。’鲁庄公漆柱刻梁，匠庆进谏说：‘无益于

译君主，却废弃了前人的美德。』通过执掌技艺之事进行劝谏，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译日月不在房宿的舍位，乐官击鼓，啬夫奔走，日食发生的时间或早或晚。

孔颖达疏解：“房”有人认为是房星，九月日月在“大火”星次，房星和心星共同组成大火，知道这种说法不对的理由是，因为“集”是止宿的地方，说它不在舍位，所以能够用来表示日食。如果说不在房星，因为太迟或太快，只能看出历法的误差，不能用来表示日食。况且太阳所在的地方，星宿看不见，正好可以通过推算来知道，不能亲眼看见，因此知道一定不是房星。”我按：孔颖达说“房”是日月所舍的星次，本来不是指房星而言，《左传》引用这句话的注解也说“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就会发生日食”。蔡沈说“在房宿被掩蚀”，与古注不符。邹季友说：“蔡沈说仲康即位后的第二年才征讨羲和，而这一章引用《唐志》又说五年才发生日食，然而从经文‘肇位’两个字来看，应当采纳前面的说法。按《经世书》认为仲康征讨羲和是元年之事，那就是即位后的第二年。古代越过一年才改元【王应麟说：‘《大衍历议》说：新历法中仲康五年癸巳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按《皇极经世》仲康元年壬戌年征讨羲和，五年丙寅年与历法不同】

孔颖达疏解：“古代发生日食，天子在社坛击鼓，诸侯在朝廷击鼓。”《周礼》记载救日月时，太仆辅佐王击鼓。郑玄注：“救日的时候，王亲自击鼓，太仆只是辅佐他。”《谷梁传》：“天子救日，设置五种指挥旗，陈列五种兵器，五种鼓所陈列的既多，都由乐人击打。”

《左传》疏解：“郑玄注《觐礼》说：‘啬夫大概是司空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啬夫，掌管币帛的官吏，是庶人之类的。’”

孔颖达疏解“时”指四时节气、望、晦、朔，袁黄说：“推算日食如果应在午时三刻及食的时候，其时刻在前就是先时，在后就是后时。羲和不知道是前，不推算。蔡沈认为是后时的诛罚，恐怕错了。”

威能克服仁爱，确实能成功。

【阙】说：孙武说士兵没有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就不服从；不服从就难以使用。士兵已经亲近依附而惩罚不执行，就不能驱使。所以用文德来号令，用武威来整齐，这就叫做必胜。有人问：“《尚书》说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说的是先威。孙武先爱，为什么呢？回答说：《尚书》所称的，是仁人的军队；孙武所说的，是战国时的军队。王者恩信一向让人信服，百姓已经亲近依附，等到使用他们，只担心威势不够罢了。战国之时，一向没有恩信，民心未附，突然驱使他们，投入战争。如果不先用文德，后用威严继之，恐怕会把国家送给敌人。唐太宗用“《尚书》说【云云】”问李靖，李靖说：“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颠倒。”是对的。《尚书》用谨慎来告诫其终，不是用来在开始时谋划。所以孙武的话，万世不变。陈龙正说：“威克不是把仁放在后面。法制不严，申饬不明，就会玩忽而多犯；多犯就不容，不多杀。威，是有威可畏；可畏就没人敢犯；没人敢犯就可以不杀一人。威之所以预先让人避死，正是仁。”孙武、穰苴还算是懂得了。王式杀戮徐州银刀军，已经是不仁；杨素全部斩杀尝敌退归的士兵，简直是坑杀，哪里是所谓的威克呢？王樵说：“蔡氏把爱解释为姑息，不对。循抚他们，三军之士都像披着棉衣，这难道不是爱的含义吗？如果说姑息，是败坏军队的做法，岂止无功而已。”

商书

汤誓

蔡沈说汤是号，有人说谥号汤名履。顾炎武说：尧舜禹都是名，古代没有号，所以帝王都用名来记载，临文不讳的意义。帝说格汝舜，格汝禹，直呼臣的名。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说话就说帝；禹崩之后，五子之歌就说皇祖，就说先王，没有说尧舜禹的，不敢直呼君主的名。从启到发都是名，夏后氏的末年开始有以十干为号的。桀的癸，商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都是号来代替名。从天乙到辛都是号，商的王着号不著名，而名着于经的有两个：天乙的名履，辛的名受。说汤、说纣，也是号。号是臣子可以称的，所以伊尹说惟尹躬暨汤，商颂说武汤，说成汤，说汤孙。从夏以前纯粹质朴，所以帝王有名而无号；从商以后逐渐文饰，所以有名有号，而十干的名不立。我按《檀弓》说死谥，是周代的制度，谥法到周代才完备，然而商代怀疑已经有了。《仲虺之诰》说成汤，商颂说武汤，汤是号，成与武则都是谥。蔡沈说或曰谥汤，此语当删。王柏说：书序说汤从陑【音而】起兵与桀在鸣条之野作战，作汤誓。现在详细看舍我穑事，及今朕必往，这话不是鸣条决战的誓言，而是亳邑兴师的誓言。亳众不明白吊伐的大义，所以以不恤穑事为疑，等到誓言发出而众心释然，鸣条之役所以不烦再誓。

王说

孔颖达说汤称王则比桀于一夫疏云汤于伐桀

译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称王，《周书·泰誓》中称王也是在讨伐纣王的时候，郑玄认为文王在世时就称王是错误的。蔡沈说“‘王曰’是史官追述的话”，金履祥说：“商汤、周武王起兵之日，张载所说的‘天命未绝时是君臣关系，天命已绝时就是独夫’，大概就是指这个时候吧。既然天命已经转移，军队已经兴起，那么夏桀、商纣就是独夫了，哪里要等到南巢、牧野之战之后，天命才算断绝呢？况且商汤、周武王既然已经起兵，却还自称诸侯来号令众人，那就是以诸侯的身份讨伐天子，名分和实际都不合适。那么称王来誓师，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却一定要说是史官追记，以免有嫌疑，从而为圣人掩饰吗？”

译仲虺的诰命

孟子注解说：“莱朱，是商汤的贤臣。”另一种说法叫仲虺。《左传》中薛宰说：“薛国的始祖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奚仲迁居到邳，仲虺居住在薛，担任商汤的左相。”《国语》注解说：“挚、畴两国，是任姓，是奚仲、仲虺的后代。”《尚书序》说：“商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仲虺作了诰命。”大坰，是地名。孔颖达疏解说：“是从定陶前往亳地的道路。”

将夏桀放逐到南巢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庐州巢县有巢湖，就是成汤讨伐夏桀并将他放逐到南巢的地方。《淮南子》说：商汤在历山打败夏桀，夏桀与妹喜同船浮江，逃奔到南巢山而死。孔颖达疏解说：夏桀定都安邑，商汤从陑地进军，出其不意。陑地在河曲以南，鸣条在安邑以西。疏解说：安邑在亳地以西，商汤应当从东面前往，如今却从陑地进军，升是向上，陑应当是山丘的名字，经历险阻绕远路，是为了出其不意。陑地在河曲以南，大概在今潼关附近，河曲在安邑西南，从陑地向北渡河，然后向东前往安邑，夏桀向西出兵抵抗商汤，所以在鸣条原野交战。夏桀逃奔南巢，商汤放他而不逼迫，所以称为放逐。《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三十一年，商从陑地征讨夏邑，攻克昆吾，遭遇大雷雨，在鸣条交战，夏军大败，夏桀出逃到三朡，在郕地交战，在焦门抓获夏桀，将他放逐到南巢，三年后死在亭山。我认为商汤起兵，本是为百姓请命，原本没有杀害夏桀的意思，当时韦、顾、昆吾都是助桀为虐的国家，它们都在东方，而三朡在今定陶，也一定是夏桀的盟国。从陑地渡河，绕道安邑以西去讨伐，正是要让他向东逃跑，自己寻找生路，夏桀战败，于是从三朡逃窜到南巢，因此将他放逐在这里。疏解说：商汤放他而不逼迫，所以称为放逐，这话是对的。大概商汤放逐夏桀，与周武王讨伐商纣，气象截然不同。如果像孔氏所说，出其不意，那是趁敌人不备以求取胜，圣王以义出兵，怎么会这样做呢？

上天于是赐予君王勇武和智慧，继承你原有的基业，遵循那些常道。

苏辙说：圣人的德行，凡是仁义中和之类，都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只有勇武和智慧，必须上天赐予才能具备。不是上天赐予而想通过学习求得，那么勇武和智慧都是凶险的德行。汉高祖在普通人中识别出三杰，在死后知道周勃、陈平的忠诚，这是上天赐予的智慧。光武帝生平畏惧怯懦，见到强敌却勇敢，这是上天赐予的勇武。难道可以学习吗？像汉武帝、唐德宗这类人，就是古代学习勇武和智慧的人，足以败坏国家，残害百姓罢了。所以上天不赐予这种德行，君子就不敢谈论勇武和智慧。在勇武和智慧方面短浅而在仁德方面深厚，不妨碍他成为有美德的君主。

黄震说：“继承禹的旧业，古注说：‘继承禹的功业，统辖原来的服饰，大概是指辅佐完成五服的服饰，以继承天下。’蔡沈的注解不一定正确。”

陈师凯说：“禹有典章法则，留给子孙。典就是指禹的典章，也通顺。孔颖达说：‘遵循他的典章法度，是祖宗所服行的。’典章被不肖子孙失传，而不同时代的圣贤修复它，往往如此。”

只有君王不接近女色音乐，不积聚财货利益。改正过错不吝惜。

王樵说：“女色音乐，是引诱人的陷阱。所以说：‘不接近财货利益，是侵害德行的杂草。’所以说：‘不积聚。’汉武帝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治理？有人问：‘汉高帝刚进入关中，对妇女没有宠幸，对财宝没有索取，他的气象也与商汤类似吗？’回答说：‘高帝雄才大略，豁达有为，没有本源洁清的学问，怎么能与上天赐予智勇的人相提并论呢？’况且女色音乐使人沉溺，比财货利益更深。高帝对金银财物，随取随弃，曾经捐出数万斤黄金像土块一样。等到他临终时，唯独对戚姬依依不舍而不忍心放手。由此知道商汤不接近女色音乐，更是不可及的。仲虺颂扬商汤不说‘没有过错’而说‘改正过错’，大概过错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没有。现在金子有瑕疵，玉石有斑点，一定显露在外面，所以君子不隐藏自己的短处，不害怕更改。风雨雷电侵蚀，是上天的过错；崩塌塌陷枯竭阻塞，是地面的过错。最终不损害覆盖承载万物的功能，为什么呢？善于恢复常态。商汤不吝惜改正过错，所以能够恢复到没有过错。”

起初征讨从葛国开始

邹季友说：“《汉书·地理志》说葛伯国在陈留郡宁陵县葛乡，唐代称宋州，距离南亳六十里。《经世书·纪年》说：‘商汤戊寅年征讨葛国，过了十八年乙未年讨伐夏桀。’按征讨葛国的事详细记载在《孟子》中，大概孟子时《汤征》等篇尚未散佚。”

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称王，自以为是的人就会渺小

王樵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孔颖达认为是寻求贤圣而侍奉他们，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像魏文侯、鲁缪公对于子夏、子思，固然称他们为师了。然而子夏、子思之所以贤明，两位国君未必知道。宣帝为元帝得到萧望之，可以说得到老师了。然而萧望之之所以贤明，元帝本来不知道。都不是自己得到老师的人。老师在于我，而不在于别人。”欧阳修说：“自古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做明君的，却常常变得昏庸，这是什么缘故呢？弊病在于喜欢猜疑而自以为是。那猜疑

译内心有所触动，视听就会在外被迷惑。视听被迷惑，忠正与邪恶就无法分辨，是非就会错乱。全国的大臣，都变得可疑。既然对大臣全都怀疑，就必然独断专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凭着疑惑错乱的见解而独断专行，就会多有失误。失误多了，那些忠良贤能的大臣必定会依据事理来争辩。如果争辩不够恳切，君主的意图就难以挽回；如果争辩过于激烈，就会激起君主的愤怒，反而使他更加固执己见。于是君臣互相争胜，奸邪谄媚之人便得以乘虚而入。他们只顺从君主所想要的，并加以助长。作为君主，正与大臣争胜，又得到顺从心意之人的帮助，必定忘记他们的奸邪谄媚。于是与他们合力来抗拒忠良贤能之人。君主到了厌恶忠良贤能而喜好奸邪谄媚的地步，天下没有不混乱的。」仲虺告诫商汤说：「独断专行就会变得狭隘。以商汤的聪明，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不至于荒谬悖理。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独断专行，那么自古以来作为君主，只有能够任用他人而不独断专行，这才算是真正的聪明。」

译《汤诰》

孔颖达疏解：“仲虺在途中作诰，这篇诰辞是到了亳都才作的，所以次序排在《仲虺之诰》之后。”

至于亳

王樵说：“亳是商汤的都城，说法各不相同。郑玄认为在河南偃师县，《汉书》音义中臣瓒认为在济阴亳县，杜预认为梁国蒙县北有亳城。皇甫谧认为孟子称商汤居住在亳，与葛国相邻，葛就是现在梁国宁陵的葛乡。如果商汤居住在偃师，距离宁陵八百多里，难道会让百姓为他耕种吗？亳就是现在梁国谷熟县。各种说法不同，注疏家也不能断定。如今根据经文考证，商汤的亳就是盘庚所说的‘迁往山地，用来降低我的凶德’的地方。这只有偃师才是对的，谷熟不是依山而建的城邑。大概因为相土曾经居住在商丘【《左传》记载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相土继承了他，相土是契的孙子】，商丘和谷熟都在梁国，所以后人把谷熟当作亳，是因为商丘的缘故；把宁陵当作葛，是因为谷熟的缘故。凡是地名沿袭，大多不足以作为依据。有的指一个亭、一座城、一个乡作为证据，有的指有古人的坟墓，亳城难道一定是商汤的都城吗？葛乡难道一定是葛国吗？商汤的坟墓、伊尹的坟墓，怎么知道不是箕山许由坟墓之类呢？”我按：孔氏《书序》说：“契的父亲帝喾定都于亳，商汤从商丘迁到那里。亳就是偃师。”皇甫谧以蒙县【北亳】、谷熟【南亳】以及偃师【西亳】为三亳，蔡沈《书集传》跟随他。商汤从商丘迁到偃师，断定应当以孔氏的说法为正确【《史记正义》：亳是偃师城，商丘是宋州。商汤即位定都南亳，后来迁往西亳。《括地志》说：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西十四里，本是帝喾的旧墟，商汤所定都】。然而广泛考证地理志，葛国的遗迹只有宁陵有【《一统志》：宁陵县有葛城，在归德府西六十里，归德是古商丘】，而蒙县、谷熟距离商丘又很近【蒙县在商丘北五十里，谷熟在商丘东南四十五里】。大抵蒙县、谷熟都是因为商丘而讹传罢了。商汤迁往偃师，应当在灭夏之后。

若有恒性

陈师凯说：各家解释“若有恒性”，都归属于下文，认为都是君主的事情；蔡沈独自归属于上文，这一章蔡沈的说法最优。王纲振说：本性万变而不改变，它的善就像水万变而不改变其湿润，所以叫“恒”。当时的解释只说得性相同罢了。

贲若草木

孔颖达说：天下焕然一新都加以修饰，像草木一同开花，百姓信服乐于生存。袁黄说：“比喻在前，正意在后，是倒装句式。如果用草木茂盛来形容天命的不差谬，那么意思就浅短了。”

《伊训》

只有元年十二月，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送嗣王只见他的祖先。按：商汤去世而太甲即位，改换年号，这是古注。蔡沈引用苏氏的说法，认为在君主去世那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然而商人崇尚质朴，怎么见得一定没有【顾氏说殷家还质朴，过了一个月就改换元年，以表明世代不同，不等到正月作为岁首】。欧阳修说：君主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古人不认为它重要。孔子没有修订《春秋》之前，本来已经这样了。凡是记事先后远近，没有不以岁月一二来计数的。把一称为元，也没有特意的意思。后世曲解学问的士人，才开始说孔子书写元年是《春秋》的大法，于是把改元当作重事了。吴莱也说：君王刚开始得到天下，听说改正朔【正指子丑寅月朔月一日，日月相合所以叫合朔。《史历书》注说：子正以夜半为朔，丑正以鸡鸣为朔，寅正以平旦为朔，这是三代改正也改朔】，没听说改元。商朝训辞称元祀，《春秋》书写元年，只是史官记载的常体罢了，将用来记载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不是君王把这事当作重事。据此那么苏轼所说的，不必引用了。十二月，孔氏认为是商王所建子月是对的。《左传》梓慎说：火星在夏朝是三月，在商朝是四月，在周朝是五月，这是确凿的证据。蔡沈说正朔改了而月朔不改，他的说法不对。元人张敷言说：《伊训》的元年十二月，《太甲》的三年十二月，都是建子月，不是正月。有人怀疑嗣王祗见与嗣王奉归，难道可以在正月吗？回答说：后世嗣王冕服考之《顾命》，本来有常仪，何待正月？何况放逐桐宫之举，是人臣的大变，伊尹的心情如何呢？早上自我悔恨，晚上就应当复辟，尤其不需要等到正月。黄度说：嗣王过了一年改元，这十二月乃是商朝的正月。商周改正朔以统一号令，而《诗经》《尚书》记载月份不改夏正，天时不可改变【苏氏说法与此相同】。王樵说：嗣子过了一年即位改元，是古今通行的礼制，《公羊传》说得详细了【《公羊传》：顺着臣民的心，不可一天没有君主，顺着姑且终了的义理，一年不有两个君主】。元年十二月者，是商汤去世过了一年，太甲即位改元的年号。商朝以建丑为正，所以以十二月即位改元。我按：以上说法与注疏不合，根据方麓说，史官纪年则用正朔，历官纪年则用正月。《伊训》【惟元年十二月乙丑】《太甲》【惟三年十二月朔】难道不是史官

译所记载的呢？《公羊传》所说的，是周代的制度，不知道商代的制度如何。然而前面的说法也不能废弃，保留下来以备考证。蔡沈《书传》说伊尹姓尹名挚，陈大猷说：“尹自称曰尹躬，这显然不是字。”孔颖达疏根据《孙子》、《吕览》说：“名挚，或者本来就有两个名字，或者改过名字，都不可知。”《尚书序》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传“汤崩后过了一个月，太甲即位，在灵柩前祭奠并告祭，居位主持丧事”。疏说：“根据经文序言及孔传，太甲本是继承汤之后，而《殷本纪》说：‘汤崩，太子太丁未即位就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的弟弟仲壬，四年崩，伊尹才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与经文不同，那一定是妄说。”刘歆、班固没见到古文，错误地跟随史家的说法。皇甫谧既然得到了这部经，作《帝王世纪》，却叙述司马迁的话，这是他疏忽的地方。又说：“祠于先王，是说祭汤。”元祀是刚开始守丧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建祠庙，况且汤的父亲祖先没有追封为王，所说的先王只有汤罢了。这才知道祠实际上是奠，不是祠宗庙。我认为太甲继承汤，自然应当依据《书序》，程子也主张这个说法。解说的人因为孟子与《史记》相同而怀疑，不知道古人称岁为年，“二年”“四年”都不可立，才立太甲。孟子哪里曾经有误？《史记》大概是因孟子而误罢了【胡五峰宏辩说：“三代王天下，定在立嫡。立嫡是敬宗，敬宗是尊祖，尊祖是用来亲亲的。兄死弟及，不是所谓敬宗尊祖，而且本支混乱而争夺兴起，难道是亲亲的道理吗？成汤伊尹戮力创业，却舍弃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后嗣争夺的端绪吗？公仪仲子舍弃孙子而立儿子，言偃问说：‘合乎礼吗？’孔子说：‘不，立孙。’孔子是殷人，应该知道先王的旧制，却不认为立弟是对的。这是以义理知道它不对的第一点。以殷代考察，自三宗及祖乙、祖甲诸贤君都立儿子，立弟弟的只有盘庚，一定有所不得已。如果立弟是先王的制度，难道圣贤都不遵循，而沃丁、小甲诸君反而能尊崇吗？这是以人情知道它不对的第二点。商自沃丁开始立弟弟，史迁《阳甲纪》说：‘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子，或更相代。’”】立弟九世，混乱考察沃丁至阳甲，立弟弟的九世，那么仲丁的名字错了。沃丁既然因为废嫡立弟而生乱，那么汤未曾立外丙，是明显的。不然，汤首先做乱制的事，又能怪罪沃丁吗？这也是以事实知道它不对的第三点。邵康节极数知来，他作《皇极经世》史，也没有外丙仲壬的名字，这也是以历数知道它不对的第四点。有人说：赵岐注《孟子》，跟随《史记》；程子说古人以岁为年，朱子两存其说。《史记》汤寿一百岁而崩，难道有人年九十余而生子吗？应当从《史记》是对的。我认为耄年生子，古人多有，如武王九十三而崩，成王时方才十三岁，又有弟弟叔虞，这可以证明。况且汤寿百岁，在经中没有考证，史书的话岂足深信】祠于先王，是说祠祭祖庙。《祭法》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七庙的制度，自商代已然。太甲改元，必无不告祖庙的道理。丧三年不祭，所以伊尹摄政而行事。祗见厥祖，方才到成汤。吴氏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过了一个月改元，孔氏以臆解之。商制无可考，既然以先王为祖庙，那么不必从注疏“奠殡而告之”的说法。况且《商颂》说：“〇王桓拨”，〇王，是商太祖契。契称〇王，怎么知道商初没有追王之礼呢？注疏谓先王为汤，已经错了；蔡〇又引吴氏说：“太甲服仲壬丧，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尤其错了。又说：“丧主不离殡侧，何待？”只见曰“只见”，那么汤已祔庙了。这个说法虽然似乎有理，但经云“奉太甲只见”，是主伊尹而言。祠祭有主有尸，曰“只见”则不然。孝子不敢死其先人，所以以“祗见”为文，必不在祔庙之后。王樵说：观“先王厥祖”上下异文，那么“先王”是汤的先庙，“厥祖”是汤可知。况且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为“只见”，祠是祭，“只见”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见厥祖曰奉嗣王，是庙中之祭，摄于伊尹殡前之告，非伊尹所摄也。又说：蔡氏云“先王汤也”，又说“徧祀商之先王”，大概以外丙仲壬为先王，而不知道汤以上尚当有先王也。如其言“先祠丙壬，后见烈祖”，无乃非序乎？若以先王中有汤，则下“祗见”为复矣。既以所居为仲壬之丧，那么仲壬亦未在应祠之内。又说：蔡氏必以太甲为居仲壬之丧，那么王徂桐宫居忧，为居谁之忧乎？依汤之墓，居壬之丧，伊老无乃迂于事乎？况且经文述汤事，一则曰“

译“现在君王继承了他的德行”，一处说“因此嗣王大大地继承了基业”，一处说“现在君王继承了美好的传统”，都明确是太甲继承商汤之后的言辞。如果中间有外丙、仲壬，其文辞必然不会这样。蔡仲默过于不相信《书序》，所以不采用它的说法【方麓的说法与我完全一致，因此一并收录】

译伊尹进攻自鸣条。

孔颖达疏：如今河东安邑还存有鸣条陌、昆吾亭。《左传》认为昆吾与夏桀同在乙邜日灭亡，韦国、顾国也是如此。所以《诗经》说：“韦国顾国既已讨伐，昆吾夏桀（随之灭亡）。”考察昆吾的地望在濮阳，与夏桀所在地不同，不可能同日灭亡。这说明昆吾也前来护卫夏桀，所以同日灭亡。而安邑有昆吾亭。

检束自身唯恐不及。

孔颖达疏：“检，谓自我约束检束。检束告诫自身，不自大以轻视他人，不倚仗年长以凌驾万物。”

三种恶风，其刑罚为墨。

孔颖达疏：“巫师以歌舞侍奉神灵，所以歌舞是巫风。逸乐过度而没有节制，所以称为淫风。爱憎乖谬错乱，政事必定荒废混乱，所以称为乱风。风，如同朱浮所说的：‘伯通中风狂走。’”

孔氏曰：臣子不正，君主服墨刑，凿其额头，涂上墨。愚按：肉刑自古就有，《左传》“昏墨贼杀”，是说有昏、墨、贼三种罪过，都应当处死，这是“墨”作为罪名的说法。这里说其刑为“墨”，是指五刑中“墨”刑的名称。刘侍讲的解说不对。朱熹说：“臣下不匡正君主的刑罚，大概施于邦君、大夫那些丧国亡家的人，君臣一体，不得不如此。如汉废昌邑王贺，就诛杀其群臣；本朝太祖平定岭南，也诛杀其乱臣龚澄枢、李托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

德行无论微小不可忽略，不德无论重大不可宽恕。

德与不德，字应当连读。孔氏曰：“德行没有微小的，为何不德没有重大的？”是说恶行有类别，以同类相招致。疏云：“《晋语》说：‘赵文子行冠礼，见到韩献子，说：要警惕啊，这叫做成人。成人，在于开始。开始与善人交往，善行就增进，不善就无法到来了；开始与不善人交往，不善就增进，善也无法到来了。’”按这就是恶行有类别的说法。

尚书埤传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八

吴江县朱鹤龄撰

太甲

阿衡

阿，孔氏训为倚，疏云：古人读阿、倚同音，所以阿作倚解。王安石说：阿，是大山中有辅助作用的，保护其君主如阿山，平定其国家如衡器。苏氏说：阿衡，是伊尹的尊号，就像太公尊号为师尚父，师是他的官职，尚父是他的尊号。

顾念那天的明命。

《经典稽疑》，顾念那天的明命。孔氏说：恭敬奉行天命，以顺承天地。《读书管见》说：明命只是天的眷顾之命，犹如说畏惧天的威严。《大学》引用此句来解释明德，是断章取义，如同“缉熙敬止”之类。如今解释《尚书》的人，怎能依据《大学》而认为这是我之明德呢？如果认为就是明德，后面说“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将怎么解释呢？

西邑夏，自周有终。

人主所居的地方称为邑，这里说西邑。夏，《武成》说：“大邑周”，就是这样。《诗经》也说：“商邑翼翼。”

忠信为周，蔡氏说，依据孔氏、朱子语录说：“自周二字不可理解，有人说周当作君，篆文相似而误。”此说可取，凡取之。

谨慎你的俭德。

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所以伊尹以俭德作为他的砭石（治病石）。昔人有言：“人君的祸患，不来自外面，常由自身产生。”欲望盛大则花费广，花费广则赋税重，赋税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亡。此论对于继位的君主，尤其切中要害。

省察弓矢的末端，敬慎其止息。

矢括，孔氏说：箭的末端。《说文》：“矢括，筑箭之处。”程泰之说：“箭的尾部分叉而衔住箭羽之处。”

《近思录》说：心有主宰则虚，又说心有主宰则实。有主宰，就是敬。朱熹说：敬则内欲不萌生，外诱不进入。从内欲不萌生来说，称为虚；从外诱不进入来说，称为实。只是一件事【程子说：中心无主宰，如同虚器入水，破屋招寇，所以说有主宰则实。实则外患不能进入】

习染与本性相成。

王樵说：“书中言性，始自成汤，再见伊尹。性字从心从生，六书有本义，有假借。天命之性，这是本义。人之生受于天，而生之理具于心，这叫做性。其动则为情，这是性得名的原因。习与性成，性相近，习相远。尧舜‘性之’，这些并是假借。只取‘生’字为义，若说天所生为性，人所为曰习耳。”孟子道性善，是成汤的意思；夫子言相近，是伊尹的意思【此解本之新安陈氏，见大全】魏太常说：“若说‘性相近’一言，正是论性之所以得名，则荀、扬、韩子三品之说皆不谬于圣人，而孟子所云性善反为一偏之见了。”陈启源说：“方麓辨性义极精，但分为本义、假借，则失六书之旨。按徐锴《说文序》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意。令长是也。’盖令本号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长本长短之长，假借为官长之长，与本字意义无涉，特取其声音相同而用之。今‘性’是本性，保守此性便是性之恒。‘性’之性是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