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埤卷九

译这是十一月。凭什么证明这一点？《武成》篇记载：“一月壬辰日，旁死魄；第二天癸巳日，周王从周地出发，征伐商朝。”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牧野列阵。一月有两个，孔氏认为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说法是正确的。军队渡过孟津，就是在孟津大举防守。从癸巳日到戊午日共二十六天，都在十一月内。癸亥日则是十二月的第四天。《国语》引用伶州鸠的话说：“武王攻克商朝时，岁星在鹑火，太阳在析木，月亮在天驷，晨星在斗柄，昏星在天鼋。”班固用《三统历》推算：军队刚出发时是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太阳在析木箕宿七度，那天晚上月亮在房宿五度，房宿就是天驷。三天后是正月辛卯朔日，晨星在斗宿前一度，即斗柄。第二天壬辰日，晨星开始显现。戊午日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日是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牵牛直至婺女天鼋之首，到庚申日就是二月初一。癸亥日在牧野列阵，甲子日交战，与《尚书》记载毫无不符，这又是证据。蔡氏又引用《臣工》诗中“暮春来临”的话，认为夏历的月份未曾更改，那么我对此有话说。古代天子受命，凡是改元颁布历法、朝觐会同等重大政事，都以正朔来施行。至于节气早晚、民事早晚所关联的，无不遵循《夏小正》的记载。东莱吕氏所说：“三正通用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正确的。大概史书记载时事则采用周正，月令记载岁功则采用夏正。采用周正的多出于朝廷政令的施设，采用夏正的多出于民间士女的言语。《诗》《书》《三礼》所列举的夏正，难以一一列举。怎么能援引它作为不更改时月的证据呢？如果真像蔡氏所说，那么商周的正朔，名义上更改实际上未更改。孔子何必说“行夏之时”呢？赵汸说：《春秋》所记载的，都依据国史。月份是周月，那么季节也是周季。孔氏说月份更改则春季随之移动，是正确的。《左传》僖公五年春季，记载正月辛亥朔日，冬至。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记载太史说：“这个月太阳刚过分而未至，相当于夏历四月，这是孟夏。”又记载梓慎说：“大火在夏历为三月，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又经书记载“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二月无冰”、“冬十月陨霜杀草”之类，都是记载灾害，季节和月份都更改了，这可以断定了。太史公记载三代革命，在殷朝说“改正朔”，在周朝说“制正朔”，在秦朝说“改年始”。大概“正”指正月，“朔”指朔日。殷周就把所更改的月份作为岁首，所以说“改正朔”、“制正朔”。秦朝以十月为岁首，而另外使用夏历的数月，所以说“改年始”。汉代太初历确立，冬小雪，就说“在夏历为十月，在商历为十一月，在周历为十二月”。唐代大衍历追算《春秋》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说殷周不更改月份呢？黄泽说：《春秋》三传及三家注对于周月没有异议。只有胡文定以夏时冠周月，蔡仲默说商周时月都不更改。现在依据《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更改季节和月份，建子之正，用来布政读法。夏正、夏时称为“正岁”，用来施行民事，起初并不相妨碍。如《孟子》“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十二月舆梁”，赵岐用周正解释，朱熹也遵从，这是不易的说法。王樵说：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哪里在于子不可以作为春天呢？正朔是十二月之首，史官纪年的开始。正月是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的开始。正朔有更改，三代轮流建立三正，以更新百姓的视听。月朔有更改，有不更改，有在上更改在下不更改，顺应民间的便利。如周历七八月是夏历五六月，《孟子》的话与周制相符，而《金縢》说“秋大熟未获”，则又仍是现在的秋季，大概不是酉戌之月，没有看到岁的大熟而未获的。《诗》中“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与《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都是这类情况。至于《春秋》则是史官的书，必定使用周时。周正朔而历法总要不可混乱，季节必定与月份相合，季节月份必定与所记载的事情相合，有人却一定要旁引曲证，认为周朝不更改季节和月份，这也太疏漏且固执了【以上三家都批评蔡氏的错误，与我的说法相互印证，所以全部记录】

译王说

蔡氏认为，“王说”是史臣追述程伯圭的话：“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意民心，如果不称王建国，那就是以臣犯君，名分不正，言语不顺。”《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祭告，在社坛祭祀，到父庙告祭；诸侯将要出行，在社坛祭祀，到父庙告祭。”《汤诰》说：“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说：“向上帝祭告，这是使用天子的礼仪。”《周礼》说：“天子经过大的山川，就在那里举行祭祀。”《武成》说：“告祭皇天后土，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这是使用天子的礼仪。”《周礼》说：“天子有六军。”《泰誓》说“大巡六师”，这是具备天子的六军。史臣记载“王说”，还可以说是追述称呼。至于“有道曾孙周王”及“昭我周王”，乃是记录当时的话语，哪里是史臣追述的呢？

人是万物的灵长

孔颖达疏解《礼运》说：“人，是天地的中心，五行的开端。能够品尝滋味、辨别声音、穿着色彩而生。”意思是人能够兼备这些气性，其他万物则不能。所以《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最尊贵。”

商王受

邹季友说：“孔传说‘受就是纣’，读音混淆。马氏说：‘受读作纣’。郑氏说：‘纣，是帝乙的儿子，帝乙喜爱他想要立他为继承人，号叫受德，当时的人转称为纣。’陆氏于是把《立政》篇中的‘受德’当作纣的字，这却不是《立政》篇本身把桀德与纣德相提并论罢了【我按：《吕氏春秋》说‘纣同母的兄弟三人，长叫防，子启，次叫仲衍，次叫受德’，把‘受德’作为纣的号，大概源于此。然而《吕氏春秋》的话大多不可信】

沉湎酒色 罪人以族 奢侈服饰

孔颖达疏解：“《诗》说：‘天不让你沉湎于酒。’湎，是说酒使面色改变，沉湎的样子整齐划一，不再有平时的容貌。冒色详见《史记》。”

孔氏说：一人有罪，刑罚波及父母兄弟妻子。疏解云：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意思是不仅犯人本人，还要上及父亲，下及儿子，父母是前世，兄弟及妻子是当世，子孙是后世。王樵说：考察历史，秦文公二十年，法律初次有三族之罪。张晏说：父母兄弟妻子。如淳说：父族母族妻族。按照如淳的说法，在父母兄弟妻子之外，还有旁系亲属，秦法就比纣更残酷了。其实不是这样。《刑法志》说：汉朝废除秦的苛法，百姓大喜，但死刑尚有三族之诛。文帝诏令废除收孥相坐律说：犯法者已经论罪，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同产连坐以及收捕，我甚不取。景帝诛杀晁错，父母妻子同产无论老幼都弃市。根据父母妻子同产的记载，那么三族只如张晏所说罢了，如淳的说法不对。

孔颖达疏解：“侈指服饰超过制度，耗费民力财力为奢侈。”

在商观察政事 夷居

孔氏说：指十一年从孟津返回时，陈第说：“孔氏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结合书序与经文来说的。”今天说在商观察政事，说“没有悔改之心”，说“不惩戒他的侮辱”，那么观兵之事，当时确实存在。蔡氏本于程子的说法，认为观兵就是胁迫君主，胁迫君主是不臣。只应一举灭掉他。一天命未绝，就是君臣；一天命绝，就是独夫。所以伐纣是可以的，而胁迫纣是不可以的。然而十三年起兵之初，纣的命尚未绝。他誓师的话说“独夫受”，为什么呢？况且胁迫君主与讨伐君主相比，可讨伐于两年之后，不可胁迫于两年之前，这难道是通论吗？儒者说汤数落桀时恭敬，武王数落纣时傲慢。汤还有惭愧之德的话，武王绝无口实之虑。这都是时势使然，不可怀疑《泰誓》不是真书。有人问：“在商观兵，是想让纣悔改罢了。如果他悔改了，武王应当再北面事奉他吗？”苏子瞻说：“文武受命已经很久了。纣如果改过，不过是保存他的社稷宗庙，而封他在商，让他做二王后。认为武王退而示弱，固然浅陋；而说再北面事奉他，也过分了。”唉！子瞻的话可信。我按《周本纪》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毕地祭祀，向东观兵到达孟津。”《鲁世家》说：“武王九年，专伐到达孟津。”周公辅行，所谓观兵孟津，就是戡黎之役。大概黎在河北，伐黎必渡孟津；伐纣又渡孟津。只是《史记》观兵在九年，而孔氏说十一年，不知哪个正确。

袁黄说：“孔氏说平时无故废除天地百神的祭祀，蔡氏解：‘夷作蹲踞，恐怕不对’”。

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老师

三代以前的君主，都以自身教导天下，这就是所谓做他们的老师。后世君道尚存一二，而师道废弛了。

亿万 有臣三千

邹季友说：“蔡氏说‘百万曰亿’，按《风俗通》‘十万曰亿’，《毛诗》郑笺‘十万曰亿’，孔疏云：‘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是亿为十万。《国语》韦昭注云：”

译“十万称为亿，这是古代的计数法。”秦朝时进行制度变革，才开始以万万称为亿。如今注解《尚书》，应当采用古数“百万称为亿”，却未见其依据。然而《洛诰》中又提到“十万称为亿”，那么在这里就不应该有不同的解释了。难道是抄写时的错误吗？

译按照兵法，一辆战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一千辆战车，合计需要甲士三千人，所以说“有臣三千”。孟子也说：“虎贲之士三千人。”

贯盈

袁黄说：“《尚书正义》说：‘商纣王的罪恶，就像物品穿在绳索上一样。’他的罪恶已经满盈。蔡沈的注解说：‘贯，解释为通。’这种说法不够明白。”

次于河朔

根据《尚书·武成》篇：武王在十一月三日从镐京出发，到戊午日渡过黄河，历时二十八天。孟津距离周都九百里，司马法规定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所以用二十八天渡过黄河。

朕梦协朕卜

王应麟说：“《史记·本纪》记载武王伐纣，占卜龟甲兆象不吉利，群臣都感到恐惧，只有太公望极力劝进。”《尚书正义》引用《太公六韬》说：“占卜战争，龟甲焦裂，蓍草也不吉利。太公说：‘枯骨朽蓍，不能超越人的智慧啊。’武王已经明确说：‘我的梦境与我的占卜相合’，而《六韬》却说占卜不吉利。《六韬》这本书是后人记录的，《史记》采用了它，并非事实。”我认为：“司马迁没有见到古文《泰誓》，所以《史记》有此错误。”

予有乱臣十人

“乱臣十人”，《论语》说其中有妇人。马融认为这位妇人是文母（太姒），我认为：文王担任西伯九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武王即位十三年讨伐商朝，又过了六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攻克商朝时，武王已经八十七岁，文母不应该还活着。即使没有刘侍读“儿子不能称母亲为臣”的说法，也可以知道这位妇人不是文母。刘侍读认为这位妇人是邑姜，旧说邑姜是太公望的女儿，恐怕也不对。古代诸侯不再娶，太公归顺周朝，是在文王担任西伯之后，武王当时已经七十岁了，怎么会在当时再纳太公的女儿为正妻呢？有人说：《论语》中的“妇人”可能是“殷”字的讹误。胶鬲是殷朝人，文王在鱼盐之地举荐了他。《国语》说：“殷辛讨伐有苏氏，有苏氏把妲己献给他。”妲己得宠，于是与胶鬲勾结导致殷朝灭亡。又《吕氏春秋》《帝王世纪》都说：纣王派胶鬲侦察周军，武王让他以甲子日的消息回报纣王。这足以证明胶鬲投奔周朝，曾在武王伐纣时辅佐，当时胶鬲正在军中，因为他本来不是周朝的人才，所以说只有九人罢了。不然的话，妇人参与不了外朝政事，何况在指挥军队、手持兵器的日子，却大肆称赞后宫得贤人，来告诉众人吗？“殷”字演变为“妇”字，怀疑古文蝌蚪书的偏旁有些相近，而汉代儒生没有察觉罢了。这个说法我不敢遵从，暂且记录下来存疑。

西土君子

林之奇说：“君子是统上下而言的，勾践讨伐吴国，用他的私卒君子六千人作为中军，那么士卒也可以称为君子。”

斮朝涉之胫 祝降时丧

孔安国传：“纣王看见冬天涉水的人，认为他们的小腿耐寒，砍断小腿来观察。”李石《博物志》续篇说：“老人早晨渡过朝歌水而害怕寒冷，纣王说：‘老人骨髓不充实，所以早晨怕冷。’于是砍断小腿来观察骨髓。”这个说法与孔传略有不同。

邹季友说：“孔安国说‘祝’是断绝的意思。上天厌恶纣王违背道义，断绝他的命数。陆德明《经典释文》说：‘丁管反。祝解释为断，是断绝的断，读音与短相同；不是断决的断，读音与煆相同。’蔡沈的传既采纳孔传，说祝是断绝；又说‘断然降下’，这是把丧亡读作断决的断，读音成了短音。应当确定采用一种说法，《牧誓》篇如此。”

孔安国说：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

王左杖黄钺

马缟《中华古今注》：“金斧，是黄钺；铁斧，是玄钺。夏商周三代通用，用于斩断。现在用黄钺作为帝王车驾的装饰，玄钺诸侯公可以树立。武王用黄钺斩杀纣王，所以王者以此为戒；太公用玄钺斩杀妲己，所以妇人以此为戒。”

司徒司马司空

蔡沈说：“武王当时还是诸侯，没有完备六卿。程伯圭说：‘前篇说大巡六师，说明已经具备了天子的六卿。这里列举三卿，是列举友邦处理事务的臣子，而且不遗漏卑贱的人而全部告知他们。’首先说西土的人，指的是周朝的臣民；其次说友邦的君主及其处理事务的大小臣子；再次说远方小国，这个次序是理所当然的。”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根据《左传》：楚国饥荒，庸国和百濮讨伐它。庸，是现在的上庸县。濮就是百濮。又楚国讨伐罗国，罗国和卢戎两军对抗，大概是南蛮中属于楚国的部族。蜀地非常广阔，疏证引用大刘说：蜀郡就是现在的成都。《括地志》说：岷、洮等州以西是古羌国，以南是古髳国。《诗经》说：“如蛮如髳”，就是这个意思。彭，苏氏说：属于武阳，是现在的彭县。微国不详。《孔传》说：髳国在巴蜀附近，大概微国靠近髳国。这八个国家都是西南夷。王柏说：牧野一战，诸侯的军队都约定时间前来会合，只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不约定时间而前来会合的。那八个国家都是小国，而且是遥远的夷狄，不责备他们没有按时会合，是周朝的仁德；闻风而来，是八个国家的义气。后世于是说孟津会师的军队有八百国不期而会，大概是因为这个而夸大其词吧。

王父母弟

孔安国说：王父，是祖父的兄弟；母弟，是同母弟；疏证说：《释亲》说：父亲的父亲称为王父，

译抛弃了祖辈的兄弟，那么父辈的兄弟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春秋》的体例是，同母弟称为“弟”，连同母弟都抛弃，那么异母兄弟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陈师凯说：“厥遗王父母弟”这句话，就像《左传》中所说的先君留下的姑母和姐妹一样。

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吕祖谦说：“《司马法》中，伍、两、卒、旅各有其长官，于是停止和整齐都有标准。让各部的长官各自指挥停止，各自指挥整齐，所以作战时井然有序，不丧失纪律，全军就像一个人一样。”王樵说：“六步、七步，不知这是车战的方法呢，还是步战的方法？大概古代步兵夹着战车行进，行动和停止相互配合。用车不胡乱奔驰，步兵不胡乱行动。步战的方法也就是车战的方法。到了春秋时期，古法已经混乱，比如所说的‘车上拖着柴草奔驰’，以及‘看那车辙混乱、望见旗帜倒下’之类，那么古法的混乱，并不在废弃战车、崇尚步兵之后啊。古代的节制，能够成为不败的军队，那么怎么会有大败的战斗呢？到了战国七雄时期，史书常常记载‘某次战斗斩首几万’，这又是春秋时期所没有的。”

《武成》

孔颖达疏：“张霸伪造的书，有《武成》篇。刘歆误以为是古文。郑玄说：《武成》是散佚的尚书，在建武年间亡失，指的是张霸的书。这篇叙述事情多采用王言，少用辞藻，而且首尾不连贯，体裁与其他篇章不同。”如愚说：“《武成》多记载当时的事，与《尧典》《舜典》《顾命》体制大致相同。这篇多有错简，幸好‘日之甲乙’可以考证，附在‘我大邑周’之下，应当有缺漏的文字，那就不可知道了。”方孝孺说：“牧野的战争，不是武王的本意，是圣人的不幸。《武成》记载当时的事，只说‘一次穿上战衣天下就大定’，不及纣王死的情况，是为武王避讳，所以不忍心写。史书说纣王登上鹿台，穿着他的宝玉，自焚而死，意思大概接近。我认为武王看到纣王死，没有跳跃而哭，就命令商朝的群臣以礼安葬他，难道还有余怒加在他已死的身体上，亲自斩下他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吗？这是战国浅薄之人的妄言，司马迁采纳并写下来，是错误的【按：贾谊说：“纣王死在玉门之外，观看的人上前踢他，武王派人用帷帐守护他，由此可知没有斩纣的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孔传：“一月，是周朝的正月【《史记》年表春正月，有的写一月，有的写端月】。旁，是近的意思。月二日死魄。疏说：‘这个月辛卯朔，朔日是死魄，所以月二日近死魄。魄，是月亮轮郭中没有光的地方。朔日后光明产生而魄死，望日后光明死而魄生。’”

予小子既获仁人

孔〇：“仁人，是太公、周公、召公【音邵】等人。愚按《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〇’，尊称他为‘尚父’。大概武王伐纣时，太公年纪已经老了。《宋玉九辨》说：‘太公九十岁才显达。’《荣説苑》说：‘太公七十岁辅佐周，九十岁封齐。’《淮南子》说：‘吕望七十岁开始学兵法，九十岁辅佐武王伐纣。’都可以证明。他遇到文王的年份，经典中没有明文。《荀子》：‘文王从州人那里举用太公，当时他七十二岁。’《周书·雒师谋》注说：‘文王诛杀崇侯后，在磻溪岸边得到吕望，这是在伐崇的年份。’《书大〇》说：‘散宜生、南宫括、闳夭向太公望学习，太公说：‘西伯是贤君。’四人于是去羑里见西伯【陶潜《圣贤羣辅録》同《齐世家》，认为散宜生、闳夭招引吕尚，求美女奇物献给纣王，以赎西伯，与此稍有不同】，这是在文王被囚的年份。《齐世家》说：‘西伯断虞芮之讼，伐崇，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归其二，太公的谋略居多。’那么太公归附周，又在断虞芮之讼之前。”

陈于商郊，俟天休命。血流漂杵，式商容庐。鹿台孔〇，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敌宜速，待天休命。谓夜雨止毕陈，疏云《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是雨止毕陈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韦昭云：「雨者天地人和同之应也。」蔡元度曰：「诗云『肆伐大商，防朝清明』，盖谓雨止清明也。」

蔡清说：朱子孟注“杵是舂米的杵，兵间怎么会有舂米的杵？”说：这正是兵间所应该用的。凡古代行军，每人各携带畚锸、版杵之类，作为营垒壕沟的防备，又有罗锅之类，行进时作为罗防，作为锅孔。疏《帝王世纪》说：“商容和殷民观看周师进入，看见毕公，殷民说：‘这是我们的新君。’商容说：‘不是。’看他的为人，虎踞鹰趾，面对敌人将众，威怒加倍，见到有利就前进，不顾后面。看见周公，殷民说：‘这是我们的新君。’商容说：‘不是。’看他的为人，忻忻休休，志向在于除贼，如果不是天子，就是周的相国。看见武王，殷民说：‘这是我们的新君。’商容说：‘是的。’圣人为海内讨伐恶人，看见恶人不怒，看见善人不喜，脸色相符，因此知道。这是商容的事。按《周本纪》说：‘命令召公释放箕子的囚禁，命令闳夭封比干的墓，命令毕公表彰商容的庐舍。’那么武王亲自式其闾，又表彰它。又按《蔡〇》引《帝

译《王世纪》说：“去世的人尚且还要在他的里巷立碑表彰，何况活着的人呢？”商容不该说“亡”。孔颖达的疏解说，这是指纣王将他贬退，使他退居私室。

译《新序》记载：“鹿台的面积有三里见方，高度达千尺。”《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命令南宫括散发鹿台的钱财。”《帝王世纪》记载：“周武王命令将鹿台的珠玉，以及倾宫中的宫女，分赐给诸侯。”殷朝的百姓都为此感到欢喜。【《括地志》记载：“鹿台位于卫县西南二十二里处。”】

**归马放牛**

周武王把战马放归南山，把牛群放归北野，这与秦始皇销毁兵器、晋武帝废除州郡兵制，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并非如此。古代军队编制隐藏在井田制度中，战阵演练在秋冬狩猎中进行，威严谋略寄托在巡狩视察里，防同这种祭祀中没有士兵，并非没有士兵而是士兵不常备。虽然销毁车甲、收藏兵器，但与后世销毁兵器导致动乱的情况不同。那么，孟子所说的“飞廉五十次（指频繁征伐），国家不崇尚烦扰的军事武力”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当时所处理的事务，只是东方一隅而已，戎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本来就不需要再次驾车出征。苏东坡却认为放马归牛是为了消除天下的疑虑和恐惧，这真是浅薄地看待圣人了。又有人认为武王停止武备太早，所以导致武庚叛乱，这尤其不对。

**大告武成**

孔颖达疏解：“这一年闰二月庚寅日初一，三月庚申日初一，四月己丑日初一。四月望日后，周武王从商都返回，到达丰邑，这是四月初三日。丁未日，是四月十九日；庚戌日，是四月二十二日。正月开始出征，四月宣告成功。史官按顺序记载这些事，显示成功的次序。”

先王建立邦国开拓疆土，公刘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王季勤于王家事务，共九年。

后稷最初被封在邰地。杜预说：“始平郡武功县所管辖的斄城，是古代的邰国。”《诗经》疏解引《世本》说：“有邰氏的女儿叫姜嫄。”由此可知邰是后稷的母家，那个国家应当自有君主，之所以能封给后稷，可能是当时的君主灭绝了，或者是迁往他处了。

《周本纪》记载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刘。这样公刘就是后稷的曾孙。《诗经》疏解按郑玄谱系，认为公刘对应太康时期；韦昭注《国语》，认为不窋对应太康时期。太康是禹的孙子；公刘是不窋的孙子。推算不窋应当对应太康，公刘应在其后。不窋在太康时失去稷官，到公刘时流窜到豳地。他迁往豳地时，不一定就在太康时期。又《外〇》称后稷十五世而兴盛。《周本纪》因此认为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世。计算虞、夏、殷、周，将近一千二百年，每世在位都八十岁左右，儿子必定要年老才生，按常理推算，实在难以相信。太康时期，直到少康即位，将近百年。大概太康开始衰微时，不窋失去官职；少康未即位之前，公刘被驱逐。杨慎说：后稷与契同时受封，契到成汤四百二十多年。《殷本纪》共十四世【《国语〇》记载王季勤商十四世而兴盛】后稷到文王年代加倍而世代减半，为什么后稷的子孙都长寿，而契的子孙都短命呢？没有这样的道理【《路史》说：《夏书》记载帝世系说帝喾生后稷，后稷生台蠒，台蠒生叔均，叔均为田祖。喾是帝喾的名字。后稷之后既有台蠒、叔均，那么不窋就不能是后稷的儿子了。只是世次久远，不能全部看见。《世本》、《史记》所依据的。即使考证《世本》，不窋到季历已有十七世了，怎么能说是十五王呢】

王应麟说：“《周纪》记载，古公有长子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季历。”《左〇》正义说：“如果按照《史记》的文字，似乎王季是别母所生，言语疏远谬误。太伯、虞仲避让季历前往荆蛮。如果有嫡庶之分，就不需要相互避让，可知他们都是同母的。”《孔丛子》子思说：“殷王帝乙时期，王季以九命之礼在西边作伯，受赐圭瓒秬鬯。”《竹书纪年》记载：“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讨伐翳徒之戎，俘获其三大夫，周王赐给他圭瓒秬鬯，作为侯伯。”

孔颖达疏解：“文王裁决虞、芮两国的诉讼，诸侯归附他，改称元年【本《尚书大〇》】到九年去世，所以说‘大业未就’。文王既然没有称王，却能擅自改元，是因为诸侯各自在其国内称元年，这是自己所称，或许中年得改。《汲冢竹书》记载：魏惠王有后元年。汉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这必定有因袭古制的缘故。伏生、司马迁、韩婴等人，没有见到这本书，认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所以郑〇等都依用此说。我按《史记》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称王的开始，这大概是惑于汉儒防纬之说，其诬蔑太严重了。欧阳永叔、苏子由已经辨正。然而文王虽然没有称王之事，但受命改元，则不可说是妄言。《周书【逸书】》说：‘文王受命九年，时为暮春，在镐京。’《召太子发竹书纪年》说：‘殷纣三十三年，王赐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注：‘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大概得专征伐，受命从此年开始。’《帝王世纪》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这些说法都不虚假。永叔斥责西伯受命之年为元年，也属于妄说。那么文王享国五十年，而这里说‘惟九年，大统未集’，应当怎么解释呢？王十朋说：‘文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商。以纣王的猜忌，而能脱羑里之囚’

译纣王将弓矢斧钺赐给他，使他得以专断征伐，于是有了遏密伐崇、戡黎这些事，这就是文王受命的实情。”汉代孔氏说：“所征伐没有敌手，就称为受天命。”这就是“诞膺天命”的说法。邹季友说：“查考《经世书》《纪年》记载：文王在己巳年去世，往前推算九年，那就是辛酉年。而《纪年》记载：辛酉年，纣王囚禁文王；癸亥年才释放他，任命他为西伯。那么到己巳年才七年罢了。应当是辛酉年释放他并任命为西伯，到去世时共九年。然而《左传》又说：羑里被囚七年，这也与《经世书》不相符合。”

译用筐篚盛着玄纁。

邹季友说：“蔡沈认为筐和篚都是盛放玄纁的器具，有人依据《说文解字》：筐是饭器，属于筥类；篚像箱子。引用《尚书》‘将玄纁盛在篚中’，认为两个字兼用是错误的。查考《鹿鸣》诗说：‘捧着筐篚前来’，那么筐和篚兼用也是可以的。”

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教化百姓只有五项。

苏氏说：公侯的封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王制》都这么说，这是周代的制度。左氏记载子产说列国封地都是一同，如今大国方圆数千里，如果没有侵吞小国，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而《周礼》却说公的封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共五等，《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方圆七百里，这些都是荒谬的。先儒认为周朝衰微时诸侯互相兼并，自己因为国家过大违背礼制，于是删改旧文而编造出这种说法。只有郑玄等人认为周初沿袭商代的三等制，后来周公驱逐戎狄，开拓中原，大封诸侯。驱逐戎狄开拓土地，只能扩展边疆罢了，荒服以内的诸侯本来就是这样。周公在边疆得到土地，却在内地增加封地，如果不迁移诸侯的城郭、宗庙、社稷，怎么能增加封地呢？知道郑玄的说法是荒谬的。而近来学者一定要证实《周礼》的话，就解释说公的封地只有百里，五百里是连同附庸一起说的。用五百里的土地，公占其中一份，附庸占四份，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专门根据《尚书》、孟子《王制》以及子产的话来考证，《周礼》不是圣人的全书，是明显的。【此论似乎针对王安石而发，但《周礼》确实不可信】

邹季友说：“查考《舜典》中的‘五典’、‘五品’，《皋陶谟》、《周官》、《君牙》中的‘五典’，蔡氏所解释的都相同，而这里的‘五教’条目中有兄弟却缺少朋友。提到兄弟就可以概括长幼了。”

归氏考定《武成》篇：

只有一月壬辰日，恰逢月末无光。过了第二天癸巳日，周王早晨从周地出发，去征伐商。周王说：“唉，众位诸侯！只有先王建立国家、开拓疆土，公刘能够笃实继承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基业，王季勤劳于王家。我的父亲文王能够继承他的功勋，大大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业尚未完成，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以上告知众诸侯】。追究商的罪过，向皇天后土禀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对商进行大的征讨。如今商王受无道，残害天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人的渊薮。我小子已经得到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来遏制叛乱。华夏蛮貊，没有不听从使唤的。恭敬地承奉天命，所以我东征，安抚那里的士女。那里的士女用筐篚盛着玄纁，显明我周王的天命休美，震动并依附我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以上告知众神，自‘王若曰’‘呜呼’到‘无作神羞’古本相连如此】。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布阵，等待天命的休美。甲子日黎明，受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在牧野布防，没有能抵挡我军队的。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军队向北逃跑，血流漂杵。一次军事行动，天下大大安定。于是废除商政，政令沿袭旧制。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经过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散发鹿台的财宝，发放钜桥的粮食，大大赏赐四海，于是万姓喜悦顺服。四月月初光明，王从商地回来，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事修明文治，把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养在桃林的野外，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的诸侯奔走效劳，捧着豆笾。过了三天庚戌日，柴祭望祭，大大宣告武成。月光明亮，众邦国的君主以及百官在周接受命令。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建立官员只凭贤能，安排事务只凭才能，重视百姓的五项教化，只关心饮食、丧葬、祭祀，敦厚诚信明辨道义，崇尚德行报答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

归有光说：“我所考定的就是这样，只移动了‘厥四月哉生明’到‘受命于周’这一段，文势既顺畅，也没有缺漏的文字了。”汪玉卿曾经怀疑甲子日次序错误，大概先儒根据《汉书·律历志》推算这一年闰月在二月，所以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

《尚书埤传》卷九

<经部,书类,尚书埤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埤传》卷十

吴江县朱鹤龄撰

《洪范》

查考《左传》引用《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以及“沈潜刚克，高明柔克”，都说是《商书》，大概因为箕子不忘殷商。箕子推衍九畴，与文王推演《周易》，都在殷朝末年，大概都是在忧患之余得到的。如果不遇到武王，那么禹的九畴就成为绝学了。所以说：“箕子隐居守道是可以的，出仕则不可以。”

箕子

箕，国名，其地不详。查考《左传》：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注：太原阳邑县有箕城，可能是箕子所封之地。

惟天阴隲下民

陈第说：“孔安国说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蔡沈沿袭他，这样则专门说天，而似乎与君主无关，这难道是武王发问的意思吗？只有王肃认为‘阴隲下民’是天事，‘相协厥居’是君事，符合经文的主旨。”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孔安国说：天给禹洛书，神龟背着文字出来，排列在背上，其数到九，禹因而排列它。疏说：《汉书·五行志》刘歆认为伏羲系天而王，河出图，就是画八卦；禹治